杜湘东破天荒回了趟办公室，只做一件事，就是给当年的同学打电话。失联已久，许多人早就搬家了，更有些人连工作单位都挪地儿了。他只能通过找得到的询问找不到的，顺藤摸瓜地逐个儿串联起来。幸亏上学时人缘不错，同学们还愿意记得他：

“你真是杜湘东吗？”

“杜湘东，你可算冒头儿啦。”

“他妈的老杜，这些年死哪儿去了？”

面对杜湘东提出的“聚聚”，有人痛快答应，有人吞吞吐吐地搪塞，还有人表露出了情有可原的谨慎。毕竟大家都忙，更毕竟一些人已经坐上了相当敏感的位子，别说多年不见的同学了，就连他亲舅舅找上门来都得防着一手。令人欣慰，当他赶到上学时常去打牙祭的那家小饭馆，就见门口停了好几个警种的车辆。最威风的当然是刑警支队长的“大切诺基”，经侦总队副政委的那辆“霸道”也不错，车里还候着个司机。在走进包间的客人里，杜湘东的模样无疑是最寒酸的，甚而带了三分滑稽。他歪戴着帽子，裤腿一高一低，后襟上沾了一块来路不明的油斑，怀里鼓出个包，居然是个蝈蝈罐子。他也纳闷为什么要带着蝈蝈进城，于是出门找了块草地，把那小虫放生了。

再折回去，推门进屋，一群警官正在热闹，拍着桌子互相说“老了老了。”看见杜湘东，齐声欢呼，“老了老了”更加不绝于耳。这才是同学聚会的气氛，谁也别挑剔地方，谁也别找理由挡酒，谁也别因为肩章上比人家多了一颗星一条杠就装大尾巴狼。干了？走着。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酒量可以啊老杜，以前可没见你能喝。也是锻炼的结果，你们拿茅台练我拿二锅头练。说这个就没劲了啊。我没劲，我自罚。

桌上的酒瓶都见了底儿，恰好一个小高潮结束，场面陡然静了下来。有人脸红，有人脸白，所有人都垂了脸，用近乎慈祥的眼神看着杜湘东。

“有事儿就说吧，老杜。”开口的是刑警支队长。

杜湘东没言语，再次举杯，手一抖，洒了大半。

“大伙儿都不是闲人，今儿是为你来的，你就甭卖关子了。”其他人也道。

“那我就直说。”杜湘东把酒杯往桌上一顿，“你们帮我查个人吧。”

“查谁？”

“许文革。”

场面更静了。片刻，还是刑警支队长说：“这些年你的那些事儿，不光我知道，哥儿几个也听说了。大伙儿都想劝你一句，人不能跟自个儿过不去。”

“可我觉得事儿还没完。”

“法院都判了，你还想怎么着？”

“别跟我讲法，我他妈也是警察。但法律是法律，道理是道理。”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是都像你一样，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要是都像他许文革一样，那才乱套了呢。”

“老杜，你这就有点儿轴了。人轴不完全是坏事儿，但要在不该轴的地方轴，那就真是坏事儿了。说句不该说的，我们也都觉得你挺可惜的，不过——”

“不可惜，谁也别替我可惜。我早想明白了，混得不好是我活该。你们是干大事儿的人，我就配当个臭管教，而且连个管教都当不好。我给咱们这帮同学丢人了，我都没脸来麻烦哥儿几个。但我心里憋得慌，那感觉比坐牢还难受……我没本事，我就是一废物，要没你们帮忙，我是真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说着，杜湘东就“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他的嘴里和鼻子里流出了混杂的汁液，拉着丝儿吹着泡儿，汩汩地淌进了脖领子。他兀自口齿不清，喃喃不止。他进而又左右开弓地抽着自己的嘴巴，噼啪作响，转眼让脸肿得像个猪头。同学们都来拉扯他，劝他“别介呀别介呀”，人堆儿底部的猪头却突然变成了一只鲸鱼，哇的一声，天女散花，酒精度数极高的呕吐物喷了众人一身。

这也是那天晚上定格在杜湘东眼前的最后一幕。次日在学校招待所醒来，他已经全然记不得头天说了些什么。然而没过多久，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就陆续汇聚了起来。他相当于用鼻涕眼泪把在京公安系统粘黏在一块儿，展开了一次联合调查。用刑警支队长的话说：“我们这些人，大枪顶脑门子上都不怕，就怕自己兄弟耍苦肉计。”

而他的同学不是领导也是老油条，都明白这样的调查应该被控制在怎样一个“度”里。一言以蔽之：违反纪律的事儿不能干，授人以柄的事儿不能干。但他们也告诉杜湘东，所谓的“度”往往又是微妙的，含混的，打打擦边球也不是不可以。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大家心知肚明。杜湘东先到刑警支队长那儿报了个案，说姚斌彬他妈失踪了。失踪了自然要查，尽管没过几天就得知崔丽珍住在城北的养老院，但养老院是许文革授意安排的，而许文革又正处于服刑的特殊阶段，那么就势查一查这个人，也是有其必要性的了。

更得感谢这些年的技术进步，群众雪亮的眼睛早已进化成了由芯片、二极管和数据库组成的庞大的复眼结构，一个人再怎么隐姓埋名，只要还和社会有接触，他所留下的痕迹都会记录在案。信息汇总到杜湘东这里，又可以拼凑成一部许文革的发迹史。

大致分为如下两部分：

首先是在逃期间。当年许文革离开矿山，立刻南下广东。他先后使用多个化名，在各式各样的民营工厂干过活儿，但都不甚得志，最多也就干到了“拉长”。转机出现在跳槽到汽修行业之后。他本就是一名娴熟的技术工人，又对机械极感兴趣，刚一入行就显现出了过人的本领。什么车他都敢上手，什么车他一上手就能转，渐渐就在汕头一带闯出了名气，乃至于深圳、广州都有人专门请他去维修一些走私的豪华车。有老板想替他出资，怂恿他单干，但许文革都没答应，直到遇上了刘秋谷。

当时刘秋谷拖着一条腿，也来沿海地区讨生活，原打算用他哥的抚恤金做点儿生意，结果被人骗得精光，沦落在夜市里乞讨。许文革把他捡了回去，提议俩人合伙干，本钱自己出，却让刘秋谷出任法人。这么安排，当然有其目的，但刘秋谷一来走投无路，二来把许文革视为救命恩人，因此甘当逃犯的傀儡。此后，许文革展示了一个商人的才能和胆识。他跳出家用车市场，转而盯上了爆发式增长的物流业——几乎所有南方工厂的货物都得用大卡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港口，但卡车一旦坏在路上，厂家的售后网点又辐射不到，常常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耽搁许多天。许文革的“点子”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也不租门店，用全部积蓄招聘工人、租赁面包车，再加上言传身教，很快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维修队伍。他们像工蚁一样沿着货运线路游走，只要有卡车“趴窝”，一个电话就能迅速赶到，该修的修，修不好的拖到汽修厂，转手又能挣一笔介绍费。这种经营模式胜在机动性强、成本低廉，在那个年代绝对属于“一招鲜”，刚一试水就赢得了极好的口碑，进而说动了几个原先认识的老板入股投资。此后的几年，许文革几乎是在夜以继日地劳心劳力：发展加盟的维修站点，和卡车制造商洽谈专修授权，遇上特别重大或者特别棘手的情况还得亲自“出现场”……公司的规模也像滚雪球一样膨胀起来，业务扩展到了广东全境。

自然，无论是融资还是合作，抛头露面的都是刘秋谷，许文革只在背后操纵。

其次就是入狱以后。许文革的逃犯身份公之于众，股东们果然被吓了一跳，不过很快明白他自首是为了洗白，所以非但没有撤股，反而纷纷帮他介绍律师、疏通门路。生意人考虑的是钱，只要许文革能替他们盈利，那些人才不管他有没有前科。而许文革身在监狱，胸怀天下，又开始着眼于一个新的商机。这两年，随着山西、内蒙古遍地开花的挖矿运动，西北方向已经取代南方沿海，成了中国最为繁忙的交通运输线路，但山区地形陡峭，路况拥堵，卡车走走停停，刹车系统不堪重负，往往会酿成恶性事故。针对这种情况，许文革斥资买下了几项增强卡车制动力的专利技术，比如更换耐高温的陶瓷刹车片、加装稳定可靠的气动总泵等等，并且决定在北京设厂，建立起集制造、销售到改装、维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他也明白，要实现这个目的，最可行的方法就是与国企合资，如此一来，既能利用对方的土地和厂房，同时也能获得政府的支持。于是他委托金融顾问与咨询机构，专程对一家经营不善的本地工厂进行了评估，据说即将进入实质性的洽谈阶段。

“哪家厂子？”听到这里，杜湘东问。

“第六机械厂。”负责转述消息的刑警支队长说。

杜湘东一阵发蒙。原来刘秋谷出现在六机厂，可不仅仅是为了安顿姚斌彬他妈。而急于“腾笼换鸟”的工厂在北京还有很多，许文革偏偏挑中了这一家。正在恍惚，刑警支队长又抛出了一个更加令他发蒙的消息：入狱不到一年之后，许文革即将保外就医。理由是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至于病因，可能是他曾经在井下干过重活儿，但也和长期以来的昼夜操劳、精神紧张不无关系。

好一会儿，杜湘东才接话：“病情属实吗？”

刑警支队长道：“许文革也算个名人了，就算想瞒骗，也没人敢给他行方便。”

“那他的生意呢，也没违过法？”

“经侦的兄弟看过他公司的纳税记录和财务报表，起码账面上没毛病。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国家的生意人，就算发家靠的是脑子和力气，屁股上真能一清二白的也不多。尤其是许文革这个行当，水太深也太浑了，做大之前得跟人斗狠、斗心眼儿，否则随便哪个村支书和流氓团伙都能砸了他的摊子；做大之后又免不了和各式各样的头头脑脑‘勾兑’，铺路全得用钱……就拿跟六机厂和合作来说吧，短短几个月就把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搞定了，你以为那些大红章是白盖的？谁的眼睛也不瞎，都能猜出是怎么回事儿。”

杜湘东的口气便兴奋了起来：“经济犯罪也是犯罪。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取证？”

刑警支队长却叹了一声，腔调衰颓了下去：“杜湘东，你也是一把岁数的人了，怎么头脑还是这么简单。且不说许文革都在幕后主使，真查出什么端倪也未见得会落到他头上，就算坐实了他那个公司行贿、漏税、搞权钱交易，涉及的也不仅仅是经济犯罪的问题了。跟他接触的还有领导呢，跟领导接触的还有更大的领导呢，那些当官儿的我们‘办’得了吗？况且盘活老旧企业，减轻财政负担，这是现如今的国家政策，许文革是顺势而为，我们要动他就是跟政策对着干，你以为上面会答应？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不怕你不高兴，再从旁观者的角度议论两句吧……你觉得警察是干嘛的？有恶必惩那是理想状态，用这个标准要求谁，谁都没法儿活。许文革再怎么让人看不惯，毕竟还没伤天害理吧？说到底也是环境使然，如果只揪着他一个人不放，那不公平。”

杜湘东的声音低了下去：“你真这么想？”

“想不通也只能这么想。”刑警支队长凝视他半晌，又道：“大伙儿帮你帮到这个份儿上，算是仁至义尽了。你不是说自己憋得慌吗？现在知道了吧，许文革也憋得慌。假如你觉得法律对他的惩罚还不够，那他病成这样，你也该解气了吧？”

杜湘东不语。同学突然揽住他的肩膀，和他脑门儿顶着脑门儿，用力晃了一晃。警察的性格都硬，刑警更硬，能有这么个举动，就说明真把杜湘东当成了兄弟。再想想以前和同学的较劲，想想经由同学介绍才认识的老徐，杜湘东也动了感情。然而即使鼻子已经酸了，喉头一哽一哽，他却还是想对同学说：兄弟，对不住，我辜负你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盯梢是从许文革出狱的当天开始的。

监狱也在南郊，但比看守所更靠近城里。那天上午，当铁门打开，杜湘东就站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树后。绕过树干，他目睹许文革蹒跚着缓缓移动，脖子像沉到水底的鹅一样尽力伸长，又被胸膛的剧烈起伏扯得一晃三颤。才坐了一年牢，许文革的腰背更加佝偻了，连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都干瘪了下去，还氤氲着一团黑气，远看好像一根被晒蔫儿了的茄子。可见监狱的确是个折磨人的地方。奔驰车就停在街边，迎出来的还是一瘸一拐的刘秋谷，律师却不见了。两人略说几句，许文革从怀里掏出一只药瓶，往嗓子里喷了喷，上车。

杜湘东也动身。他的交通工具是一台带铁棚的三蹦子，棚上贴满了“开锁换锁”和“包小姐”之类的字样。这玩意儿是他托人买的城管罚没品，冒黑烟，颠屁股，随时还有再次遭到罚没的危险，不过已经比自行车能跑多了。又幸亏北京正在翻来覆去地“摊大饼”，原先的乡下地方也开始堵车，甚至比城里更加交通不畅，所以奔驰车一路且行且停，竟然没把他甩掉。在跟踪期间，杜湘东需要留心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不要离目标太近，以免被发现，二是别在溜边插缝的时候碰了人或者剐了车——他赔不起。

如此亦步亦趋，并不很久，便到达了目的地。那是一幢四层小楼，外立面贴满了瓷砖，如果不是围着院子，远看倒像个巨大的厕所。这种建筑在郊区随处可见，多半属于乡镇企业或农民个人，常年都在招租但却常年空着，因此只能顶着个“写字楼”的招牌静候拆迁。奔驰车开进院门，还没停稳，楼里的人已经拥出来了，高高矮矮七八个，都是身穿灰褐色工装制服的精壮小伙子。院儿外是条市场街，像所有城乡结合部一样嘈杂、污浊，杜湘东就把车停在几个摊位之间，灭了火，聆听那些手下对许文革进行汇报。他们不叫许文革“老板”，而是和刘秋谷一样称他为“许哥”：许哥，一楼的房间给您收拾好了；许哥，设备正在路上，明后天就到；许哥，金融公司的人又来了，说等着和您当面谈。许文革却未做答复，或者他说话了但却说得虚弱乏力，因此一墙之隔的杜湘东无法听到。又过了片刻，院儿门口响起一阵鞭炮声，大概是兄弟们要给许哥“冲冲喜”，但许文革反而被硝烟味儿呛得一边大喘，一边铿锵地咳嗽起来。听那歇斯底里的架势，恨不得肝儿都快从嘴里吐出来了。于是刘秋谷就骂人，接着铁门一关，院儿里诡异地安静下来。

其实从同学那里得知，刘秋谷还在城区东三环租下了一套正经八百的商用房，专供公司的财务部门以及一个高薪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团队”使用，但杜湘东预感，许文革出狱以后不会去那里。现在看来，他的直觉无比准确。而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偏僻、简陋的地方落脚，原因恐怕只有一个：第六机械厂就在附近。顺着柏油马路面朝东，透过新世纪以来越发浓郁的雾霾，隐约就能望到厂区破败的主楼了。苏联式样的尖顶如同鬼船的桅杆，无根无据地悬浮在半空之中。杜湘东还记得，曾经有女工在那栋楼里合唱《山楂树》：

“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

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

现在俩人一个死了，一个回来了。

从这天起，杜湘东的生活只剩下一项内容，就是窥探许文革。每天天不亮，他便会驾驶着突突乱响的三蹦子长途跋涉，来到那栋小楼的院儿外。国营工厂早已一蹶不振，它的周边地带却呈现出了野蛮生长的繁荣。搞货运的，批发钢材电线的，出租工程车辆的，由此又带动了饭馆、旅社和百十块钱就能“爽一把”的小发廊。这种环境很利于隐蔽，当他把车往路边一靠，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摩的”司机。出于谨慎，他又买了一顶能遮住下巴、只露双眼的毛线帽，干脆连面目也藏了起来。但这种形象又带来了一些小麻烦，常有人过来问他“走不走”，甚至连问都不问，径直往铁棚里一钻就不下去了。杜湘东本想拒绝，又一转念，开了这么一辆车却不载客，成天往院儿门口一杵，瞎子不都能看出自己正在干嘛吗？于是只好就范。好在路程都不远，不是去车站就是去镇上，顶多半个小时就能打个来回。回来以后，他继续发痴似的盯着那栋小楼。

如此持续了半年，但却成效甚微。这期间的几乎每一天，杜湘东都会把许文革的动态记录下来，写在一个空白本子上。那些内容是如此单调、简略而重复，诸如：

许文革没出门。刘秋谷买菜做饭。

许文革没出门。医生上门为他治疗哮喘。

许文革乘车，没上高速，前往当地派出所备案。

许文革乘车，上高速往北，应为探望崔丽珍。

许文革没出门。有访客两名，大概是商业伙伴。

……

假如一定要就此做出分析，那么结论是：除去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以及去养老院看望姚斌彬他妈，许文革保持着深居简出，连生意都完全在那栋小楼里进行遥控。相应于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也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

这份记录还有第二个人看过，是刑警支队长。那年春节，同学又来找过他一趟，名为拜年，实则是放心不下。俩人坐在车里，自然说起了“调查”的进展。杜湘东知道瞒不过去，便把本子掏出来，递了过去。刚开始，同学还一篇一篇地翻着看，到后来就唰唰一扫而过。他评价了一句“精神可嘉”，然后直言相告，就算许文革果真隐藏了什么犯罪行为，凭杜湘东也休想发现，更别提把他再次投进监狱了。原因很简单：杜湘东的调查手段太低级、太小儿科了。靠人力去盯梢，蹲点儿，这都是上个时代的套路，而现在甭管是侦察技术还是反侦察技术，都日新月异到什么地步了？就拿这满满一大本记录来说，还不如随便哪个电线杆子上的监控摄像头提供的信息更多。

“我也没觉得自己能逮着他。”杜湘东回答。

同学就问：“那你图什么呀？”

杜湘东反问：“许文革这种人，难道不应该有人看着他吗？”

同学沉默半晌，说：“我看你是魔怔了。”

杜湘东表示赞同：“我还真是魔怔了。”

而在监视以外，也有意外收获。每次坐车的人给了钱，他都看也不看，顺手往随身带的挎包里一塞。等过完年，就觉得那包鼓鼓囊囊的挺碍事儿，打开一看，乱七八糟撑满了零钱。于是他拎过刘芬芳摆摊儿收钱用的纸箱子，打开挎包，让那些散票儿纷纷落落地倾泻出来，把他的收成和她的收成混在一处。他们这对穷人夫妻居然也拥有满满的一箱子钱了。

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安抚刘芬芳。自从杜湘东早出晚归，她对他的声讨也到达了一个新的高潮——有本事的人才不着家呢，你也配？什么活儿都丢给老婆，成天出去躲清闲，这还叫男人吗？不会挣钱，花钱倒挺在行，自行车换成了三蹦子，这样就能到更远的地方“浪”去了吧？而见到杜湘东的举动，刘芬芳便一愣，进而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她问：“谁给你出的主意？”

杜湘东说：“什么主意？”

刘芬芳踹了一脚纸箱子，惊得两张毛票儿翻腾而起：“拉活儿呀。”

杜湘东搪塞：“也没谁。好多人不都这么干么。”

刘芬芳说：“可你是警察呀。”

杜湘东笑了：“我都快忘了，你倒想起我是警察了。”

刘芬芳突然眼圈儿一红。她这人就是这样，平时老觉得自己被亏欠，但只要想起杜湘东也在承受委屈，哪怕他的委屈其实和她无关，她也会立刻翻转过来，觉得自己才是亏欠了杜湘东。这是刘芬芳性格上的软肋，使得她既后悔不迭又心甘情愿地跟他过了这许多年。想到这里，杜湘东便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刘芬芳的脸——那张脸的正面已经和红苹果毫无相像之处，侧面也看不出半点儿吉永小百合的影子了。这个举动很突兀，所以刘芬芳下意识地一躲，但她随即又把脸凑了上来。老夫老妻含羞一笑，决定晚上再炖一锅猪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