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现在”的时候，时间已经流逝；所以我们说“现在”时，实际上是“稍后”。这就是“现在”的含义。在本书的剩余部分，我想和大家一起更具体地聚焦于无聊文本或无聊分类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叔本华认为，无聊描绘了一个人真正绝望的面貌；另一方面，阿多诺则坚持认为，无聊的结构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社会层面的。我的目标是描绘出结构性绝望的景象——其中的个人无聊体验和希望通过技术来获得缓解的迫切状态是其主要的症状，但它们又不仅仅是症状，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我们当下严重腐坏的生活方式中这两个日常空虚的阶段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2017年秋季，我参加了在渥太华举办的加拿大科学政策会议（Canadian Science Policy Conference）。这是一年一度的学术盛会，定期在各国首都和世界各地的会议中心举办。其主要思想是讨论影响公共政策领域的科学研究的本质。不出所料，与会者都是些公务员、非政府组织人员、研究生、政策专家，当然，还有科学工作者。因为当时新上任的渥太华自由党政府发誓要扭转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的保守党政府对科学家的钳制情形——对于哈珀来说，科学必然是某种仅限于临床上的、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活动。我有预感在这次会议上，科学成果的守护者们可能会稍稍施展拳脚。这一预感还真的成真了。

新任命的加拿大总督——代表英国女王的加拿大议会民主体系中的名义国家元首——朱莉·帕耶特（Julie Payette）发表了主题演讲。她是一名前宇航员，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女性。她抓住这次机会，攻击了她眼中的社会和政治中的蒙昧力量，因为科学必须与之斗争。在一次主题跨度颇广的演讲中，她抨击了否认气候变化的人、神创论者、占星术的拥趸，以及各种虚假新闻和平行事实的提供者。帕耶特因为被认为违反协议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显然，许多人认为，总督和其他有名无实的官员就应该剪剪彩、混混社交圈得了。上帝禁止他们持有任何自己的意见和论点（包括他们认为不存在上帝来指手画脚这一观点）。一种（我也支持的）少数派观点认为，帕耶特应该像其他任何公众人物一样，自由发表她的意见，前提是这些意见不会明显影响她履行职务的能力。鬼知道这有什么不行的！（当然鬼也是不存在的。）

而我本人则参加了一场关于“后真相时代的信任与专业知识”的会议。准确来说，这与本次的争论几乎毫无关系，因为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为2016年年度词汇的“后真相”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后真相”的使用热度由此也可见一斑。在这次会议上，人们注意到了一些意料之中的坏消息。例如，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对假新闻的相互指责，许多传统的权威信息渠道——政府、主流媒体——现在都不断受到质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失去了影响力。高薪的公司主管不可信，连学术人员也不可信。（多么可悲！）与此同时，相比有资历的陌生人，人们更愿意相信同龄人。

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年度报告对这些发现进行了量化，从数据上为我们大多数人已心有疑窦的事提供了证据。不过，有一个发现让我觉得十分古怪：在经济中，最受信任的行业是科技行业，远高于食品服务行业（66％）、消费品行业（63％）以及备受鄙视的金融行业（54％），76％的受访者相信科技能“做正确的事”。

我们必须承认，最后一个结果从客观上来看很奇怪。自封为硅谷之神的那些人毫不掩饰对民主约束的蔑视。他们可能会将公众视为宝贵的潜在消费者，是下一次热火朝天地发布新产品时要拿下的一块块市场份额——在这里，人被简化为便利的现金节点，而不是权利的拥有者或值得尊重的个体。没错，科技界的“超人”（übermenschlich）自由主义者被奉若神明，比如反妇女参政论者彼得·泰尔（Peter Thiel）和晦涩语言大师蒂姆·奥赖利（Tim O'Reilly），尽管事实昭然若揭：他们的技术乌托邦式未来主义具有社会排他性，由男性主导，并且对其自身的环境和政治代价视而不见。毫无疑问，如果你身处其中，会觉得世界如此美好，但对全球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基于无约束“创新”的后国家体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监管俘获和对税收负担的逃避，是一场活生生的噩梦。这并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当下的现实。

这些超人类理念的传教者向少数幸运儿许诺永生，却用分散人类注意力的手机应用程序敷衍着其他人。他们为何会拥有如此高的信任率？这其实是对奥莱利所称的“神奇的用户体验”和人们梦寐以求的奢华之道的一种强烈好奇。如此一来，我们无视其虐待劳工和性骚扰的问题，因为那些徒有其表的产品承诺正是建立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无聊的概念所描述的正是这种刺激与自愿轻信的交织状态。安抚刺激的镇痛软膏唾手可得，何苦再对你选择的设备或平台的来源和代价进行严格评估呢？因为这些产品毕竟是为我们服务的。它们承诺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帮助我们摆脱日常生活中的ennui。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去世时，苹果门店外堆满了悼念的鲜花，对科技信任的感染力可见一斑，简言之，这是对设备带来的舒适便捷的一种世俗信仰。但是舒适总要付出代价，把这些代价隐藏在屏幕光亮的背后并不能改变这一现实。技术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部门，不如说是一种大环境——它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包罗万象。借用“绝地武士”欧比旺·肯诺比（Obi-Wan Kenobi）大约在1977年说过的话，它（原力）围绕着我们，渗透了我们。然而，与《星球大战》中的原力不同的是，技术的实现主要依赖需要不断升级的专有格式和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它们看上去开诚布公，但实际上是供养着一群虎视眈眈的股东的私人企业。

等等，有人要说：我要玩具！我要玩具！你拿着的是糖果乐园！谁会不喜欢它呢？事实上，不喜欢的人还真不少。然而，他们往往因头脑清醒、与社会格格不入而被忽视。他们意识到：社交媒体那种表面上的民主化会带来虚假的意识，而手机延伸意识的释放则会造成软奴役。并非只有卢德派才认为我们不该相信那些为我们搭建僵尸社区的人，而应该直接给予他们最尖锐的批评；有人甚至会准备酝酿一番决心，索性去做一名新卢德主义者——但他最终只会意识到这只是为幸运儿们准备的选项。硅谷狡猾的蛊惑掩盖了社会上仍存在压迫和特权这一悲观的现实。这是一个不会被轻易揭穿的漫长骗局。在科技革命的早期，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和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等真正的远见者向众人展现了一个分配不均的未来。在那时，贫穷和苦难不是错觉，也不是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小故障，而是其固有逻辑的一部分。现在的政府和媒体也许并不是完美的，但至少他们声称为民众服务。而自视甚高的技术“神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耗费时间，甚至付出自己的金钱和忠诚呢？相信我，抵抗不是徒劳的。情况会变得更好，要相信你自己。

从第一部分所阐述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这个问题与当前研究的相关性，不过还是让我举一个近期具体的例子来详细解释一番。科技行业既是界面的分发者，亦是捍卫者；他们依靠我们对科技上瘾式的依赖维持生计，支持其对伟大前景的勃勃野心。如果屏幕产品的市场不存在，或是不这样以升级焦虑的形式受制于更新，那么这一领域也就无法获得财富聚集，企业家们也就无须将目光投向国外，寻找这笔财富可靠的安放之地。作为财富所带来的地位，自我扩张和领袖地位的新特征紧随其后：这是我们常见的用一方面的优势为另一方面的优势提供支持的循环（不过，是以可怕而无效的方式）。这是过度权力诉求这一混乱现象的常见形式的变体。在这种情况下（打个比方），家族财产似乎会神奇地让财产的受益人觉得自己的政治或美学观点应该受到格外尊重。“挣来的”而非“继承来的”财富的狡猾之处在于，它往往会掩盖使其产生的市场基础——那些自己创造财富的人认为，和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却以为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所致的人相比，他们所赚得的财富要名正言顺得多。安·兰德（Ayn Rand）理解的特权是：如果你真的经过努力获得了成功，那么你所赚得的所有利益都是你应得的，除非没有顾客埋单，那自然就没有回报了。同样，没有屏幕前那转动的眼球和滑动的手指，这些发明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界面经济的基础其实并不是设备，甚至也不是驱动它们的欲望。尽管广告和产品发布的叙事都强调功能和效率，仿佛新款手机能与新款玛莎拉蒂、新款劳力士相提并论一样，但事实上，将手机与其他高端产品类比本身就是错误的。一件实物奢侈品只能为一个产品做宣传：它自己。（更准确地说，它是在为你做广告，告诉别人你能买得起那种好东西。）一个界面驱动的商品会假意不追求奢侈品的地位，因此其奖励和吸引力似乎都大众化了，但其隐藏的动力可能是无限的：平台所能显示的所有广告；以及更重要的，平台可以提供给第三方的所有客户数据。

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我就不再赘述。《社交网络》就是一部关于脸书的电影，这部刺激的电影票房大卖、无人不知。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网站是如何从一个大学约会网站发展到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在线新闻订阅、好友网络和全球通信装置综合体的。平心而论，现实生活中的马克·扎克伯格似乎更像是卡通人物，他远没有电影中夸张化的杰西·艾森伯格（Jesse Eisenberg）那么可恶。（尽管他确实在2018年说过，他不会从脸书网站上删除那些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帖子，“因为我认为，世人都会犯错”。许多批评人士因此认为他对于言论自由概念的理解太过宽松了[Matthew Field，“Facebook Will Not Ban Holocaust Denial‘Because People Get Things Wrong，’Says Mark Zuckerberg”，Telegraph，2018年7月18日]。）脸书曾巧妙地推迟了上市时间，以提升价值、吊足胃口。2012年上市之后，该公司的市值涨至5000亿美元，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下跌的迹象——直到一个重要的漏洞出现，披露了脸书与英国数据挖掘公司剑桥分析公司合作，用87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影响选举。由于该平台是供用户免费使用的，所以脸书迅速膨胀的早期价值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可当我们知道了真正让这家公司的价值迅速膨胀的是其他机构带给该公司的收益，一切就都说得通了。这些机构的意图是利用脸书收集客户个人数据的惊人能力。除了卑鄙地参与了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外，脸书对其忠实用户（事实上是上瘾用户）的权益表现出了惊人的漠视，着实令人窒息。有一类政治组织会利用人类的无聊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同时破坏民主，而这种看似无害的新闻来源和网络设备，实际上就是这种政治组织最为险恶的一个特征。2018年7月，脸书公司的股票严重下跌，2个小时的交易使其市值缩水了23％，价值约1200亿美元，这也是其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Sheera Frenkel，“Facebook Starts Paying a Price for Scandals”，New York Times，2018年7月25日]。这个巨大的泡沫终于要破裂了吗？

在那之前，让我们再想想每天使用脸书的现实，这分明是一种极其有害的依赖。遗憾的是，大多数用户尽管知道选举丑闻，但和脸书一样，大家似乎并不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该公司前平台开发人员桑迪·帕拉吉拉斯（Sandy Parakilas）在脸书上市前就在解决隐私问题。“我从公司内部看到的是：公司把收集用户数据看得比保护用户数据避免被滥用更重要。”帕拉吉拉斯在2017年写道[Sandy Parakilas，“We Can't Trust Facebook to Regulate Itself”，New York Times，2017年11月19日]。“脸书知道你的外貌、你的地理位置、你的朋友是谁、你的兴趣爱好、你是否在恋爱，以及你在网上浏览哪些网页。”这些提供给广告商的数据库，每天可以锁定超过10亿的脸书用户。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针对这种状况的外部监管，目前也没有可以约束其近乎垄断地持有这些信息的外部力量，脸书公司完全没有扭转其固有的市场驱动的价值排序和保护客户的动因。“脸书几乎可以对你的个人信息为所欲为，”帕拉吉拉斯继续说道，“而且它不需要设置安全措施。”但事实上，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段，要求制定脸书“章程”的呼声已经变得越来越实际了。科技作家马克斯·里德（Max Read）认为，该网站“对定性判断真伪有一种哲学和制度上的过敏性反应……你无意间发现，它的地位已经变得如一个国家的地位一样高，它对媒体和公民的注意力拥有近乎至高无上的权力”[Max Read，“Does Facebook Need a Constitution?”New York Magazine，2018年7月18日]。这种不受约束的主权要么必须变得更加自由民主，制定有利于用户的规章制度；要么在现有的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下被收归国有。还有第三个选择，一个更可怕的选择：脸书以一种明确的方式确定其作为国家权力的地位，让其用户成为“公民”，或者实际上的被强制进食的奴隶[2015年的一篇讽刺文章已经设想过，一旦脸书完全控制了信息流，“新闻”会变成什么样子：昨日，伟大的马克·扎克伯格以高贵的姿态开启了新的一天，随后按照日程接受了关于公司最新的新闻计划的采访，胸有成竹地认为自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而脸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发明。扎克伯格先生一如既往地英俊，他有着像阿多尼斯一样的体格，以对同胞无私的关心开始了自己的每一天。他从未想过要从针对性投放的公寓清洁广告和为大学毕业生打折的优惠活动中获利，更没有想通过技术奴役被其麻醉的民众，以实现统治全球的计划，因为民众仅仅是经历了一些强制性的点击、滑屏和被动“点赞”。这份声明强烈建议，任何被此类莫名其妙的理论所误导的支持者都应被判死刑。 Teddy Wayne，“Facebook Is the Best”，New Yorker，2015年5月21日，]。“出台脸书章程能‘解决’信息战问题吗？”里德疑惑道，“如果存在一个周到的章程，既能平衡公共领域、个人自由和公民健康的矛盾需求，又可以让人们对平台所做的决定有发言权并能给予理解，我们才能尽可能地解决这一问题。”

但在这样一个章程出现之前，解决之道仍在于政府监管。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监管者会付出实际代价。一以贯之的方式最能激励人们遵从。但即使有严格的监管，仍会潜伏着监管扭曲的风险，因为有人认为，游说和选择性诉讼的成本低于遵从成本。与此同时，该平台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运营，贩卖关注度和个人信息以换取广告收入。帕拉吉拉斯特别指责的是一系列“令人上瘾的游戏”，这些游戏的“免费使用”，实际上是以允许游戏开发公司免费访问玩家个人数据为代价的。“不幸的是，对于这些游戏的用户来说，他们通过脸书传递给外部开发者的个人数据并没有受到保护。一旦游戏开发者获得这些数据，那么脸书也不能阻止其对用户数据的滥用。”这可能包括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收集到的孩子们的数据建立档案，或者通过一款游戏请求获取你所有的照片和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与游戏或应用软件本身并无关系。帕拉吉拉斯指出，针对此类信息泄露案件的调查受到了干扰，并且有关这种做法的负面报道也都受到了压制。

说到这儿，人们很容易把这看作一个噩梦般的科幻场景——外星人借着某种极其容易上瘾的游戏的掩护，实施精神控制计划（《星际迷航：下一代》重启版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此处的外星人只是你的朋友和邻居，并且他们的行为也符合标准的市场规范。他们的精神控制借力于我们对无聊的倾向以及恐惧：毕竟，如果一款游戏被称作是“高度上瘾”，也就意味着它短期内会一再延缓人们抗拒沉迷和刺激的理智心态。这是新自由主义无聊的核心，它所诱导和加剧的症状正是原先它承诺要缓解的症状。我们完全出于自愿，甚至热情参与其中。

据估计，脸书的操控，影响了1.26亿的美国选民（或者潜在的选民，前提是他们长时间不接触脸书的话）。这种显而易见的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完全是由于该平台及其随附的界面不受监管造成的。对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来说，长期侵犯个人主权的商业行为同样具有争议性，但其引发的愤怒完全无法等量齐观。在这里，我再次引用帕拉吉拉斯的话：“这家公司的影响力每天都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聚合了有史以来最详细的个人数据集，却无意防止数据滥用。”结论是：它必须受到严格监管，或者打破它对数据的垄断。这个问题的现实前景一定会远超我们的想象。脸书一马当先地证明了网络化界面支配系统的存在。它利用我们的欲望和恐惧来对付我们。这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批判：我们可能会因为急于继续打游戏或滚动鼠标翻页而错过更深层次的哲学见解；这是政治和经济体制对涉及自我的生产和消费的积极煽动（没有其他更好的措辞，暂作此记），使得许多人愉快、圆滑、幸福地参与其中。不要责怪广告商：他们只是在遵循系统的逻辑。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

等一下，我们确实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绝望的结构性方面，不是吗？我们回到第一部分中的一个观点：谈及上瘾欲望的循环，归咎于受害者并不是一个有效的争论策略，甚至不是一种修辞策略。但并非所有的监管都是好的监管，也并非所有的矫正架都符合其主体的利益。我们可以在这里援引“助推”（nudging）的概念，以及它在政策和公众领域引发的辩论。

我们都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像它的主题一样，一直备受争议。在这里，你不会看到人们激烈争论鲍勃·迪伦是否算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但许多获奖者毁誉参半，例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经济学家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为针尖上容得下多少天使跳舞这样的问题而绞尽脑汁。2017年的获奖者，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与同事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一位著作丰富的法学家，前白宫监管一霸，一起推广了“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的概念，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助推”。从他们一系列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政府有责任建立让公民可以做出更好选择的机制。

这里的动机已经很明显了：无论是出于无聊、懒惰，还是纯粹的愚蠢，我们人类都不擅长做选择，即使是涉及自己利益的选择。例如，许多人由于疏忽或困惑，把他们的退休存款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因此，应该有强制性的计划缴款，并附有“选择退出”条款。同样，现行的司机器官捐赠计划的规范应该反向执行：你必须主动选择不捐赠。更多常见的例子包括手机自动更正功能的日常趣事，或者针对速食餐厅里暴饮暴食者的措施：撤掉这些餐馆里的食物托盘，既会减少浪费也可以缩小腰围。大家共赢！

当然，“助推”并不总是让个体和国家变得更好。汉堡连锁店的超大份套餐或电影院里坐地起价的软饮料，也都是“选择架构”的例子。信用卡、公用事业费的负账单计费模式和有线电视的捆绑销售也是如此。批评家们发现，赞成福利主义的观点恰恰是在助推家长式作风，实际上，这种观点已经被称为“自由家长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这是政府对许多人眼中的基本政治自由的监管，即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的能力，哪怕是对我有害，甚至对世界有害的东西。

当然，就像不存在不受监管的市场一样，不存在非结构性选择。问题始终在于，是谁从既定的架构或监管体制中受益。泰勒和桑斯坦认为，好的架构意味着惠及所有人的更好的福利，而当人们几乎要陷入旧式的大国精英主义时，或是要求更老到的选择者帮助那些不那么精明的人时，他们永远都有“选择退出”条款这个退路。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政治哲学家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对他口中的“助推世界”概念发表了一个更为透彻的批评，认为它不仅破坏了选择的自由，也损害了自主性和尊严。即使我们知道选择是被精心安排的，无论安排者是善意的政府机构还是贪婪的营销公司（比如那些反对超大杯软饮料的所谓“大杯禁令”的公司），我们仍然认为自由的体验是自我的基础。（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对软饮料分量的限制对公共健康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参见Matteo Galizzi和Goerge Lowenstein的“The Soda Tax as a Measure for Sustained Change in Vonsumption”，Vox，2016年6月14日]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像老鼠一样，被社会迷宫里的福利奶酪诱惑着前进，日益衰弱。在所有对功利主义的社会安排的控诉中，“助推”是比较微妙的一种，它没有体现对人的尊重。这很有道理，但仍然没有切中要害。我们需要外部安排来使事物运转起来，不仅因为我们的选择经常是非理性的，还因为我们常常主动作恶。坚持毫无约束的选择就像是说，我们都应该在狂欢节上玩碰碰车，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限速和交通法规。这是我灵光一现想到的关于当前言论自由“争论”的贴切比喻。

所以，无论我们对“助推”多么厌恶，它都会存在。它就像易货交易一样古老，像统计学或卡牌游戏一样狡猾。该同情的是人类社会本身。也许我们应该立志成为更好的选择者，但这需要大量的努力。只要我“感到”了自由，为什么不找个政策专家的选择架构来替我做思考？最后，“助推”突出了我们内心关于对欲望的渴望的纠结。我们或许希望实现更好、更自主、更有尊严的自我，但也许不是今天。今天，选择架构师们，我只想把餐盘装满！

社交媒体和更加广义的网络可以被视为所有速食餐厅的“母舰”。你不仅会得到一个托盘，你还会得到一个又一个托盘，想堆多少食物就堆多少。平行的立场很快就出现了：一些人认为，这是自由选择的高度；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通过其他（自我强加的）方式实行的监禁。关于网络中立性的辩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焦点，因为它涉及我们目前对机构、成瘾和自我的关注。

2017年秋末，作为特朗普政府立法议程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将针对一项废除网络中立性的提案进行听证。其相关背景如下：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持所有互联网内容和内容提供者都是平等（或者至少他们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的原则。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们不可以区别对待不同的信息来源，即便这样做有利可图。如果允许他们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选择性定价和双层服务的情况，而一些大型内容供应商——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他们是谁——就能以更快更可靠的方式获得用户。而小型供应商、局外人，也许还包括政治边缘群体，将被迫转入慢车道，甚至可能完全被拒绝提供服务。他们在技术层面上仍然存在于网络世界，但无法进入潜在受众的视野。

现在，联邦通信委员会——自2013年起由曾是无线和有线行业说客的汤姆·惠勒（Tom Wheeler）担任主席——决定放弃中立立场，寻求互联网内容供应的彻底改革。大多数人在选择内容供应商方面受到严格限制，这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截至2017年年末，美国9450万互联网用户中，76％的用户订阅了四大有线电视公司——康卡斯特（Comcast）、威瑞森（Verizon）、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 T）和特许（Charter）通信公司。约96％的用户在选择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时，只有两种或更少的选择（也就是说，只有一种选择）。这些公司签订了各种竞业禁止协议来瓜分市场，而这些协议很可能违反了反垄断法，并形成了联合垄断和不同形式的价格操纵。这样一来，这些公司就把潜在的交易双方都吃透了：它们一方面可以决定消费者看到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向那些希望吸引这些消费者的公司索取更高的费用。即使仅仅基于市场的角度，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从政治的大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意味着民主的失败——当然，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网络的潜力和角色。

对批评者来说，废除网络中立就等于是对言论自由的专制镇压。以下是政治评论员萨拉·肯德齐奥（Sarah Kendzior）对第45任总统就职期间的利害分析和对其不懈的社会扰乱计划所做的评论：

近一年来，美国一直站在受损的民主和蓬勃发展的独裁统治的岔路口。如果网络中立被摧毁，我们将毫无悬念地进入后者——独裁统治，而且没有回头路。对网络中立性的威胁更加凸显了社交媒体和独立媒体在数字时代的政治组织中的重要性。如果网络中立性被废除，这些途径很可能会被禁止向大部分公众开放，或者由于收益受损而被挤出市场。如果没有网上自由言论的途径，公民将很难做出挑战政府权威的事。[Sarah Kendzior，“Gutting Net Neutrality Is a Death Knell for the Resistance”，Globe and Mail，2017年11月26日]

好吧，说得也有道理。当然，如果你接受肯德齐奥的基本前提，即互联网对政治抗争至关重要，并且这正是当前政权想要限制互联网的原因，那么非常糟糕的事情似乎就要发生。另一种观点没有这样引人注目，但或许更有可能，即一个非中立性的网络会扩大现有的数字鸿沟，当特权公民的屏幕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时，某些人群（例如农村居民）想要看到同样丰富的选择或是想要将商品贩卖到千里之外，就更加困难了。这是阻断而不是助推。

这是一场关于公平的辩论，但不一定是关于民主的。互联网真的看起来如此有利于民主吗？肯德齐奥等人参与了各种基层活动（包括揭露谎言和对不公正改划选区与剥夺公民权利的国家行为进行基础研究），她坚称：“废除网络中立将阻止信息的流动，让选民受压制的情况更加无迹可寻。”我无意冒犯，但想对此提出两点直接反对理由：第一，这种信息流充其量只是网络流量中的沧海一粟，并被淹没在洪流般的谎话、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等网络内容中难觅踪迹，再加上色情内容、愚蠢的网络段子和纯粹的鸡毛蒜皮，那就更不用说了；第二，网络实际上不是进行政治抗争的必要条件，旧式媒体仍然能促成至少绝大多数政治行动。即使是沟通和组织，这两个被反复追捧为网络优势的政治抗争重点因素，在没有屏幕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有“双轨制”互联网就更没问题了。为了进行政治抗争，准激进分子可能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办公室，但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除了以上两个观点，还有第三个观点，但与其说这是个反对意见，不如说是在另一种前提的驱使下得出的结论：互联网实际上对公众无益，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互联网从来不是非竞争性的、非排他性的；无论是访问还是影响互联网，都会有相关的成本。它充其量只是一种高度结构化和规范化的通信媒介，支持各种私营企业，而其中有一些企业是营利性的，另一些则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很难明确地说，它对民主纯粹是有益的，除非我们指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幻想和谴责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过度纵欲。民主并不意味着，而且也不应该意味着平等进入市场的机会和所有欲望的平等地位。

简言之，仅凭对任何选择不假思索的执念，以及无限制的言论自由，会让一个人把民主这一合法化的理想状态和纯粹不受限制的选择混为一谈。这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消费者的选择更多的是关于日常现实，而不是关于政治决策——而后者往往本身也成了一种消费者选择。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选择从来不是未经安排的，当然它确实不是，那么同样，言论也从不是自由的——因为总有约束和利益在其中发挥作用，还有连公然自称绝对论者的人也不会逾越的规则和门槛。事实上，正如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这已经成为所谓另类右翼的讽刺笑话，他们搬出了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等着那些敢于批评他们的人出现。对这些可恨观点的反对被荒谬地解释为审查制度（然而反对他们的不是国家）、压制多样性（同样没有针对性的机制），或是“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灌输问题。（还是那个问题，既然所有信息的自由交换理应是最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这个谴责又是怎么出现的？）

一如既往，问题还是：何人得益（cui bono）？当然，就像很多人会花几个小时打“服务”热线，或者从中午等到下午6点，只为等技术人员的到来，我几乎本能地感受到了有线电视公司想得到的一切我都不想要。［顺便说一句，在科技信任方面，这些公司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接受调查的受访者对康卡斯特和威瑞森的支持率低于美国银行、通用汽车和塔卡钟连锁餐饮（Taco Bell）。］康卡斯特等公司毫不掩饰他们支持废除网络中立的期望。在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他们投资了约400万美元游说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国会，2013年更是斥巨资1880万美元，仅次于国防承包商诺思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这些动作并未见报于康卡斯特旗下的新闻部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只能解释为他们在为未来潜在的利润服务，隐藏生硬的立法“改革”这个卑鄙动机。讽刺的是，鉴于我们目前的担忧，一位评论家说：“有线电视公司已经弄清了美国的重大真相。如果你想做一些坏事，那就把它藏在什么无聊的东西里。苹果可以在iTunes用户协议中加上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全部内容，而你只会不停地同意、同意、同意，这是什么？同意、同意。”[此外还有John Oliver在2014年6月的HBO节目Last Week Tonight上的言论。参见Kendzior，“Gutting Net Neutrality”。在该期节目的前半部分，Oliver说了这样一句话：“网络是中立的。在英语中，只有两个词能让人觉得比这更无聊——‘featuring Sting’。”]

与此同时，网络中立性遭到的这些联合威胁，使得草根与网飞、脸书、谷歌这样的大型供应商结成了奇怪的政治盟友。一方是因为害怕失去网络通道的权利，另一方则是担心失去潜在的客户。但这些供应商已经对我们如何自我娱乐、如何相互交流、如何获得知识以及如何购物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我并不太担心他们的利益，因为我知道，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快速通道”——或者，如一位油嘴滑舌的律师所言，进入“超高速通道”，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快速通道”。做得不错，双层就是双层，即使其中一层被认为是聊胜于无。

与此同时，政府对科技巨头的监管进度缓慢，甚至索性放任自流。政府在监管措施方面表现出的犹豫或毫不掩饰的敌意，显然与更深层次的背景意识形态和政治承诺有部分关系。2018年7月，欧盟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因谷歌违反欧盟市场竞争规则对其处以50亿美元的罚款，这是前所未有的。据估计，全球85％的手机安装了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谷歌利用其推土机式的影响力，迫使手机制造商预装谷歌搜索引擎及其开发的Chrome浏览器，这同时侵犯了消费者和竞争对手的利益。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表示：“谷歌的这种行为是将安卓作为巩固其搜索引擎支配地位的工具。”维斯特格还从她的职务出发，说了一些为罚款辩护的话。她的观点主要是从竞争和创新受阻的角度出发，但我们可以为那些不幸的手机用户想想，不管喜欢与否，他们都不得不面对谷歌和Chrome浏览器，并且可能最终还是会使用它们，毕竟这样最省事了。欧盟在数据保护和隐私方面比美国强硬得多：其2016年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将明确同意和对数据访问者的知情权这类问题，与常规法律措施结合起来，从而保护人权。比如，脸书估计这项规定使得100万的用户脱离了它的控制。

不出所料，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愤怒地斥责了欧盟胆敢对谷歌采取监管措施，彼时他正和除俄罗斯以外的几乎所有美国之外的国家打贸易战，忙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恶战中采取第一轮行动。“我早就警告过你们了！”特朗普用其特有的风格写道，“欧盟刚刚把一张50亿美元的罚单甩在谷歌脸上——这可是我们最伟大的企业之一。这的确让我们吃了点儿亏，但这样的局面绝不会持续太久！”二者其实早有旧怨，欧洲监管机构过去就对美国的数家科技公司处以了重罚。此前，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处以27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他们断定该搜索引擎赋予了自家购物工具优先权，以打压其对手网络公司所使用的购物工具。（谷歌对第一笔罚款提出了异议，并打算对第二笔罚款提出上诉。）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政界人士都认为，欧洲这是在从一个其企业无法充分竞争的行业中寻求财务利益。政治评论员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写道：“认为欧盟出于利己目的而对美国企业进行制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更准确地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滥用其垄断势力，同时这些涉嫌滥用行为的受害者，包括许多美国公司在内，不得不跨洋申诉。[John Cassidy，“Why Di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ine Google Five Billion Dollars?”New Yorker，2018年7月20日]”在美国国内寻求监管的尝试大多遭到了阻挠。2012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官员在一份165页的内部报告总结中称，谷歌的行为“已经、同时未来也将对消费者以及在线搜索和广告市场的创新造成真正的伤害”。他们建议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原因是它的限制性合同及对应用程序强制性捆绑销售的行为[Brody Mullins、Rolfe Winkler和Brent Kendall，“Inside the U.S. Antitrust Probe of Google”，Wall Street Journal，2015年3月19日]。但是在2013年1月，联邦贸易委员会的5名政治任命的委员否决了他们自己的同僚，并以5票对0票通过了不对谷歌采取任何法律行动的提议。

界面不是技术，是社会和政治影响的方方面面使技术在注意力经济中得以实现。正如往常一样，使用这些技术的我们才是真正的输家，尤其是当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这些巨头的竞争对手身上时——他们有着与巨头相同的计划，但缺乏支撑其垄断野心的市场份额。用户被指责使用市场主导的工具是因为懒惰，但要避开这些工具是极其困难的。他们还因为没有更加勇敢地通过删除账户或自愿戒断媒体这样的行为抵制这些科技巨头而受到批评。然而，当提供的选项只有“全有”或“全无”时（比如捆绑销售或搭配的狡猾逻辑），唯一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有丢掉手机和电脑——使用者其实没办法通过约束自己而赢得这场争斗。在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成本效益分析中，可怜的日常用户不知为何，“总是已经有错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