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一种环境，就像空气或自然环境一样理所当然。事实上，我们的存在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没有自然的（区别于人造的）现实领域。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是完全由人类造就的现实，即经过“人类世”改造的世界。这对一些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具有争议的。但想一想这一状态持续了多久，又有多少人加入到这一讨论中。举个俗套的例子：人们常说，是特纳“发明”了日落，决定性地将我们对每天发生的天文事件的体验置于各种中介层之中，使得我们看到的日落永远覆盖着一层视觉和其他（如浪漫、死亡、怀旧）含义。就当下的目的而言，海德格尔的提醒更一针见血：科技不是一种工具或工具的集合，也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的方式。科技以“座架”（Ge-stell）的形式，展示了它创造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意味着它能让所有东西变得可获取并且可任意处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储备资源”的森林被视为潜在的木材，瀑布被视为潜在的水力发电的资源。

但是我们绝不能认为座架效应，即将世界重新定位为一种储备资源，并不会涉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是一种资源，可以作为更大规模的可处理的元素来生产和消费。我们是用来工作的商品，就像“人力资源”这个用语所传达的，这些工作环境声称会在难以察觉的商品化迹象下保护我们。更严重的是，我们是满足自己欲望和愉悦的消耗品，让“自我”这个概念变成了一种可以像电子游戏或网飞视频一样被获取的产品。事实上，由于我们自身的人格存在常常缺乏与商业产品相关的结构，因此我们甚至可能渴望达到这种被描述为经典的产品所呈现的“连贯性”水平。我们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制作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东西一样得到精心策划并被分享，好让某位无聊的观众在随意浏览各种信息时能看到。

这种自我消费会产生一些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借由界面的机制实现运行和支配。当我们滑动屏幕的时候，当我们为了寻求连接或启发而将我们的意识转移到平台上时，我们就是在自我消费。当我们屈服于永恒的“现在”（过去和真正的未来都不存在的购物的现在、漫游网络的“现在”）的世俗诱惑时，我们就是在自我消费。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析是最近关于“现在主义”诱惑的警告，提供了非常合适的历史环境。或者，也许更恰当的是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极端措辞，这位也许是对科技和时间最有见地的哲学家说道：“这太棒了。时间的收缩、领土空间的消失，还有随之而来的防御工事中的城市和军械库的消失，导致‘之前’和‘之后’的概念以战争的形式仅仅指明未来和过去，因为‘现在’已经在决定战争的瞬间消失了。”[Paul Virilio，Speed and Politics，Mark Polizzotti译[New York：Semiotext（e），2006]，156-7。]

界面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一种永恒的致幻剂，一种永无止境的瘾症，它无关于真实的过去和未来，更无关于我们或许仍可以大胆称为真实目的的东西。让我们来看一个与此相关的虚构故事：在安娜莉·内维茨（Annalee Newitz）2018年的科幻小说《自治》（Autonomous）中，有一个无良药品开发商，他发布了一种提高劳动效率的药物的假冒版[Annalee Newitz，Autonomous：A Novel（New York：Tor，2018）。]。这种药品是按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制药公司Zaxy新推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品Zacuity仿制的。“Zacuity可以减少中脑和前额皮质的神经元上多巴胺受体的数量，”书中一个人物解释道，“这样做会干扰大脑做出的决策，并且极易导致上瘾。人们一旦失去越来越多的这种受体，就会对服用药物时所做的事情更加上瘾。”专利盗版者发现了这一药品在资本家身上的商机。“可以获准使用Zaxy公司的这一药品，对这些企业来说是个好消息，”他指出，“因为你可以一夜之间收获一群沉迷于上班和完成项目的员工。”[Annalee Newitz，Autonomous：A Novel（New York：Tor，2018），116。]

但是盗版的Zacuity非常容易让人上瘾。人们会变得痴迷于粉刷墙壁、做甜甜圈、在转接系统中执行决策——更有甚者，“校准”了保护纽约市免遭大西洋地下洪流淹没的系统，造成了巨大灾难。他们并非死于药物本身，而是死于脱水、免疫系统衰竭等副作用。他们的工作如此卖力、工作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完全没法顾及自己。这些就是在精神药物的刺激下丧失理智的工作狂。懊悔的药品盗版商试图阻止这种效应，他借助于一家野路子独立实验室里的基因设计师和逆向工程师们，尝试通过制造记忆缺失来打破成瘾的循环。如果能让那些服用了Zacuity而神经错乱的实验对象忘记多巴胺兴奋的循环（这是导致“工作直到死亡”的连锁反应的原因），也许就可以拯救他们，尽管他们会丧失短期记忆。

不幸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他们停止服用这种温和的假药，换成正版Zacuity，就会变成一无是处的员工。小说里写道：“忽然之间，那些员工想骑自行车、想陪孩子玩耍、想看视频，或者打算为个人项目开发软件了。”除此之外，停药后的戒断反应也很是让人头疼。“服用了盗版Zacuity的员工恢复得很快，但服用正版药物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多了几个月摸不着头脑的记忆，无法重新振作起来。也许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了。”[Annalee Newitz，Autonomous：A Novel（New York：Tor，2018），263。]

我们或许不必将这本书看作一本科幻小说，而可以将其看作是对人类与技术、工作投入之间痛苦关系的揶揄。这或许是“万物皆可商品化”的资本主义内在逻辑最明显的一种新特征。所有技术都旨在实现任务的专一性。在我看来，在这种驱动下，人们对自我的消费比其他科幻噩梦的制造者所推崇的休闲故事更为彻底。“我当时正在做决定！”一位对Zacuity上瘾的受害者哀号道，尽管她的决定最终使两辆地铁撞到了一起。目标感比单纯的愉悦感要更为强烈，而且——用戏剧性的语气来说——界面知道这一点。界面能蓬勃发展正是有赖于决定，哪怕是无意义、令人上瘾甚至有害的决定。这就是界面与无聊之间关系的本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或是画画、烤甜甜圈的时候，或是做任何Zacuity促使我们想做个不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觉得无聊。相反，因为我们可以构想人生，畅想未来，比如《机器人总动员》（WALL·E）中看不到尽头的生命之舟。所以，当我们只能体验到快乐时，我们就会感到无聊。

经验表明，我们以许多潜在的方式消耗着自我，其中也包括对自我的厌恶。我认为，我们对自我最彻底的消耗方式是对（我们想象中的）目的的追求。因为自我和它所相信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总是借由科技的助推，并且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很难厘清这些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普通的技术条件促成的。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当面对似乎不可避免的现实时，我们究竟能集中多少政治资源和个人资源。

当然，一如既往的是，技术意识形态中最为阴险的方面恰恰在于，我们所隔离的破坏行为是在所难免的。海德格尔对这个关键之处有所暗示，尽管其后的思想家——埃吕尔（Ellul）和麦克卢汉（McLuhan）——将这一点表达得更为清楚。但是，在这个由界面统治的世界里，个人自由的代价是永远保持警惕。没有什么本就如此，而是需要我们自己改造；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逆来顺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