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当与不请自来，正是我在1979年初抵东南亚的心情。泰国国际航空DC-10飞机降落在曼谷廊曼机场（Don Muang Airport），我走出机门，一阵刺鼻的有机气味与潮湿的热气迎面而来，感觉就像在高温的厨房里被人拿湿毛巾狠甩一巴掌。这场知觉的震撼洗礼，把我瞬间从西方拉到了东方世界。我坐在坚固的丰田卡罗拉后座，准备从机场前往市区，车子一路疾驶，快速经过一片又一片的稻田与好几座装饰华丽的寺庙，寺庙的雕花玻璃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不久后，车子开进市区，街道旁脏乱的混凝土店面林立，空中交杂垂挂着无数电缆。这幅景象颇具后工业风，令人失望，有点像丑版的洛杉矶。第一个晚上，我下榻拉玛四世路（Rama IV Road）上的马来西亚旅馆（Malaysia Hotel），这是背包客口耳相传的著名旅店。进到房间，只见床垫软塌凹陷，床单上沾有污渍。我闲晃到旅馆附近一间印象中名为蓝狐（Blue Fox）的酒吧，看了店家以录像带播放的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回到旅馆，我听着窗边的老旧空调嘎嘎作响，彻夜难眠。

那一年，我初次见到的东南亚，深陷冷战所遗留的创伤中。美军于1975年从越南仓皇撤退，人民一片恐慌，害怕越南军队的坦克突破泰国边境不到48小时，便会攻进曼谷市区的素坤逸路。红色高棉凶残激进的手段撼动了柬埔寨，这个残暴的政权极力消灭知识分子，净空城市，并且逼迫幸存的人民耕植稻米。大多数的邻国受专制军政府统治，这些政府不是由西方摆布，就是受它们支持以制衡共产势力，进而压制共产分子在丛林边界发起的暴动。东南亚尽管笼罩在战争与对共产分子的恐惧中，仍怀有迈向繁荣稳定新时代的一丝希望。

大众观光业与廉价航空还未盛行的年代里，外国旅客很少涉足大城市与海滩度假胜地以外的地方。我不是观光客，而是在伦敦大学主修东南亚语言与历史的大二学生。那年夏天，我迫不及待地想尽可能探索这个我选择研究却从未到过的地区，因此一到泰国，我立刻往南边的印度尼西亚前进。我飞到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顶端的棉兰市（Medan），好不容易熬过当地48小时的颠簸车程，横越苏门答腊，探访老家在西苏门答腊武吉丁宜（Bukit Tinggi）郊区某个村落的大学同学黛维·福图纳·安瓦尔（Dewi Fortuna Anwar）。司机没有见过西方人，坚持要我坐在摇摇晃晃的梅赛德斯（Mercedes）巴士前座。前排座位前是一大片布满苍蝇的挡风玻璃，我胆战心惊地看着司机把车开在陡峭断崖旁，沿着崎岖山路蜿蜒而上。沿途多是翠绿的稻田，在雨水的拍打下闪闪发亮，红土田埂错落其间，犹如大地的伤口。在这段可怕的旅程中，我爱上了名为“Kretek”的甜味丁香烟；也是在西苏门答腊停留的那个星期里，我第一次见识到广泛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这是东南亚社会必要的基础。

数周后，我回到武吉丁宜以北数千公里的泰国，与当地导游在热得发烫的红土路上走了好几公里，穿越茂密丛林，来到小镇迈萨良（Mae Sariang）西边。过了几个小时，我们抵达克伦族（Karen）的山地部落。一名脸上满是皱纹的和善长者站在茅屋外的拼竹台阶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盯着我们看，喊道：“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后来我才知道，尽管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这个小村落的欧洲人，但克伦族的古老传说早已预示，知识之书将由白面之人带来，原因是，当初造物主在人类诞生之际散布这本书，但克伦族人太懒惰，以致错过了领书的机会。我帮那位长者照了张相，却忘了他的名字。当然，他以为我别有意图。当时，我正经历一段终生难忘的旅程。

我对东南亚的第一印象充满了炙热的热带阳光与强烈的气味，让人只能隐约瞥见这个懵懂拥抱现代世界，却又受到古代传统与习俗局限的复杂社会。1979年的新加坡，独立尚未满二十年。比起印度尼西亚与泰国，这个国家的市容较为整齐干净，许多街道上两层楼的住家式店铺林立，飘散出浓浓的肉桂与豆蔻气味。环绕名为“政府大厦大草场”（the Padang）的旧时殖民中心，草地修剪齐整，建筑洁白纯净，从至今犹存的板球俱乐部（Cricket Club）白漆灰泥墙往下俯瞰，一览无遗。相反，曼谷则是建筑外墙长满霉斑的水泥丛林，外围筑有热带庭园的精致木造宅邸零星分布其中，贵族出身的政府官员早上会在庭园里用剩饭喂食池中的锦鲤，再将碎屑赏给忠心的侍仆。

旅游几周后，我与同样来自伦敦的学生们待在泰国北部首府清迈（Chiang Mai）。这是一个极富田园风情的城市，每逢温暖多雾的早晨，或是落日将整片天空抹上淡粉色的黄昏时分，我总会想，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堂。当地人优雅有礼，市区斑驳的城墙内矗立着近百座佛寺。骑单车绕城一圈，让人想起17世纪初法国耶稣会探险家在暹罗（Siamese）[泰国旧称。]旧都阿育陀耶（Ayutthaya，又名大城）留下的雕刻。这座城市平易近人的魅力与喧嚣，让我开始了解东南亚社会的基本词源学。

清迈固然魅力十足，但我向往印度尼西亚，深深为它那糅杂了胜利与悲剧的国族理想所吸引，沉醉在铜锣与铙钹不和谐的敲击声中，在那里，没有一件事是表里如一的。大学毕业后回到伦敦，我申请继续进行包含印度尼西亚田野调查的博士研究。探究印度尼西亚奥秘的过程中，出身地中海东部、懂得多国语言的我，可以利用自己矛盾又复杂的西方移民身份。我写大学历史论文时以苏加诺（Sukarno）[1901—1970，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袖与第一任总统。印度尼西亚人一般只有名字没有姓氏，甚至也可以为自己取名字，后来因为与其他国家人士通婚，有些人开始采用姓氏。所以文中会看到有些印度尼西亚名字似乎有两个以上，但实际上未必是其姓氏。穆斯林的情况又不相同。——编者注]为题，因而我对他的生平了如指掌。我想起希腊籍姑妈1960年代初在罗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秘书时，曾见过这位前印度尼西亚总统，还拿到一张他的签名照。潜意识里有股奇特的力量，使我对印度尼西亚深感着迷。

但我没能如愿到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至少当时还是如此。上一代的学者，尤其是已故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试图揭发苏哈托（Suharto）[1921—2008，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执政超过三十二年。]在1965年所谓的共产政变后趁乱上位、谋杀约五十万名共产党可疑成员与支持者的黑暗内幕，之后，独裁的苏哈托政权几乎禁止所有外国研究生入境。我转而加入一群社会科学硕士生的行列，他们在比较开放却并未更民主的泰国，费尽千辛万苦才敲开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大门。我花了50美元申请研究许可，而名义上研究清迈种族渊源的论文提案，让我在1982年初再度回到这座有如宝石般坐落于泰北群山间的魔幻城市。

研究期间，我接触到东南亚处理对立与冲突的特殊方式：一味避免。在泰国文化中，“面子”代表一切，是人类基本尊严的表现。在西方，一般人们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灵魂；而在亚洲，人们以更具体的方式展现自我。一旦丢了脸，自尊就会受到打击，以致突如其来的暴力反应不仅理所当然，也是意料中事。因此，泰国社会与其他东南亚文化一样，也发展出复杂的冲突避免机制，包含说话拐弯抹角以免冒犯他人的病态倾向，以及在外人看来是展现高度文明礼仪，其实是用来包装失去颜面的各种行为举止。我从教训中学到，以侵犯或使他人蒙羞的方式揭露真相与现实，必然会引起不理性的极端反应。某天，在清迈大学的一场公开讲座中，我讲述了不肖人士贩卖泰国身份证给非法缅甸移民的知名诈骗案件。这个揭露真相的行为令当地军队指挥官大为恼火，朋友还要我小心会有生命危险。为了赔罪，我到一间佛寺，向住持捐献一笔为数不少的钱。如同古代天主教会贩卖赎罪券以拯救灵魂，丢失的颜面也可以透过物质的交换挽回。这次的经验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用无穷。

1980年代中期是东南亚政治的转折点。一切始于菲律宾，年迈的独裁者马科斯紧握权力不放。但是，这位因妻子嗜高跟鞋成痴而出名的专制君主，在1983年下令当众刺杀反对党领袖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点燃了大众的愤懑怒火。当时，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BBC World Service）位于伦敦布什大厦（Bush House）的狭小摄影棚里，报道刺杀事件后随即爆发的人民力量示威运动。我毕业后进入BBC工作，曾经在这个摄影棚里担任名称乏味的新闻时事节目《24小时》（24 Hours）的实习制作人。菲律宾多数的头条新闻都发生在一夜之间，正是我值班制作新闻界所谓的“晨报”（晨间新闻）的时候。

那是有线电视刚开始全年无休的时期。马尼拉爆发的刺杀事件与示威游行，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的第一则国际新闻。当时是深夜，我正窝在布什大厦深处一间阴暗的摄影棚内，距离那些现场一万多公里远。我看到这则新闻时难掩兴奋，连忙联络相关人士准备直播采访，并借用了CNN报道的重要片段。紧接在世界新闻快报后15分钟的晨间节目，几乎都在谈论人民力量的革命。我迅速联络到人在家中的美国众议员史蒂夫·索拉兹（Steve Solarz）[1940—2010，美国前众议员，曾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主席。]，通过信号不稳的电话问他能否联机。“好啊，”他说，“但我正在上厕所。”人人都期盼马尼拉的人民力量革命能够唤起雅加达及仰光等地的政治解放意识。媒体大肆渲染马尼拉的事件，急迫地推断这是亚洲历史的终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受公司指派为印度尼西亚通讯记者之后，才开始真正接触东南亚政治。1987年5月，我再度从伦敦搭上长途班机，飞抵雅加达时，又被湿气甩了一巴掌，迎面而来的气味比上次更呛鼻。我身上带着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核发的记者签证、高阶的索尼磁带卡式录音机与一对破旧的BBC罐头（BBC cans，那个年代都如此称呼头戴式耳机）。我传回伦敦的第一则外电是印度尼西亚发射通信卫星的报道。

就这样，我告别朝气蓬勃的1980年代，挥别伦敦奇西克（Chiswick）与切尔西（Chelsea）香醇的白酒与鸡尾酒，展开东南亚驻外记者的生涯。但是，我对印度尼西亚的了解有多少？

并不多。我花了几个月学习基础印度尼西亚语，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阅读康奈尔大学知名东南亚政治与历史学者安德森与鲁思·麦克维伊（Ruth McVey）的著作；为了研读有关失落文化的隐讳文章，转而参考说教意味浓厚、书页发霉的合订版《皇家亚洲文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看了好几遍《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研究SOHO区脏乱的贵都（Equatorial）酒楼里用来装沙嗲（satay）或印度尼西亚色拉加多加多（gado-gado）的特殊餐盘。如此浅薄表面的知识与经验，几乎不够我应付排山倒海而来的都市事件与感官刺激，以及1987年雅加达盛行的诡密阴谋与官僚乱政。

“独裁主义”与“镇压”听起来像是专有名词：无情、遥远又模糊，它们无法传达专制政权受害者遭遇的肉体疼痛与心灵磨难。斯拉梅·布拉塔纳塔（Slamet Bratanata）[1928—1975，前印度尼西亚内阁阁员与部长。]是我在印度尼西亚第一个真正的熟人。有人说我必须见这位反政府人士一面。地下组织的领袖都四处躲藏、行踪不定，我猜想要找他应该很困难。因此，当走在门腾（Menteng）[雅加达地名。始于1910年代，是当时荷兰人和高级官员的住宅区，也是殖民地巴达维亚第一个经过规划的花园郊区。]高级住宅区里某条邻近圣特蕾莎（Saint Teresa）教堂、满地落叶的街道上，来到一栋外墙斑驳的荷兰式别墅时，我有些失望。这位试图将透明度与负责制纳入招标过程而遭到解职的前矿业部长，在阳台看到我的时候，笑容满面。他用代尔夫特（Delft）[荷兰地名，蓝瓷重镇。]出产的瓷杯斟茶给我，以粗犷的荷兰口音轻柔地说着英语。斯拉梅的外表，并不如警告我不要接近他的信息部官员所形容的那样有威胁性。

尽管如此，斯拉梅并不是个低调的人。在我们往来期间，他总是直言不讳地谈论前总统苏哈托专制政权的不公不义及印度尼西亚的悲惨历史。他身为反对团体五十人请愿团（The Petition of 50）的发言人，写过多篇批判政府的社论与文章。谈话中，他生动描述扰乱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众多冲突事件，指明历次屠杀的确切年代。在他牵线下，我认识了阿卜杜勒·哈里斯·纳苏蒂安（Abdul Haris Nasution）[1918—2000，曾任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是印度尼西亚实际的最高军权掌控者。九三〇事件后失势。]将军。在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统治的短暂独立战争中，他负责策动印度尼西亚军队的游击战略，而后在1965年9月30日[九三〇事件，简称G-30-S或Gestok。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加诺因为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被时为少将的苏哈托推翻；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杀害之外，也造成大规模的排华浪潮。]那个命运性的夜晚，他带着妻子翻越官邸后院以躲避反政府皇室卫兵的追缉。这两个男人说出了毫无发言权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的尊严遭到践踏，必须压抑对种种事件的回忆，假装这些事件全是外国来的不速之客与狂热分子的夸张妄想。我不是狂热分子，但显而易见地我具有“侵犯性”。在我发表了一篇明显左翼倾向的文章后，信息部立刻传唤我，要我解释清楚。之后他们问我：“你是美国中情局的人？”

初到东南亚的那几年，我不断修正自己在伦敦学到的历史，同时努力安抚亲友们无声的恐惧与担忧。有太多太多事情不如我们想象。斯拉梅可以在客厅为我倒一杯以镶有银饰与水晶的荷兰瓷器装的热茶，却无法开立银行账户或离开这个国家；纳苏蒂安或许在争取国家自由的道路上贡献良多，却遭政府流放至坐落于绿树成荫街道上的破旧房舍，他在那儿默默无闻，也不曾受邀出席任何官方场合。如同马尔克斯笔下落魄卸职的陆军将领，遭放逐的纳苏蒂安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当初为了争取独立而号召成立的军队也早已解散。“军队就像棋盘上的棋子，”1990年12月某个炎热午后，这位老将军以深沉粗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们不再渴求团结，而是互相对立。”我从这里学到了东南亚人互动的另一个特点：一如我在泰国所发现的，问题不只是为了避免冲突以保留颜面，更在于利用恐惧与胁迫来抑制冲突。

之后五年，我走遍印度尼西亚各地，从巴布亚省（Papua）蚊虫猖獗的马老奇市（Merauke）到亚齐省（Aceh）的沙璜（Sabang）深水港。苏哈托政权的发展计划引发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处处可见，譬如，几乎每个村庄都设有发放基本用药与避孕药的小诊所。苏哈托体型肥胖，有着一头灰发和粗短双手，经常可以看到他与戴着简朴草帽、笑得合不拢嘴的农夫说话，考察以他名义创建的基金会是否确实发放补助给农民。当时，我也听过人们抱怨生活受到禁锢、喘不过气，因为他们不可以表达心声。军方势力无孔不入。在军队所谓的“双重功能”下，所有政府部门的在职官员都是国会成员，作为中央到地方的强大行政支柱。行事正直的地方官员可能会因为民服务而备受爱戴，这种人大多在军人同侪中显得廉洁，且遵循一丝不苟的王室纪律。他的官邸一尘不染，庭院的草木修剪齐整，制服烫得笔挺，每天早晨都行升旗礼。实际上，他可能是怠惰的陆军上校，因为犯了错而被调到脏乱的落后地区，在当地施行暴政。远在苏希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于2004年当上印度尼西亚第一届民选总统之前，我便造访过他在雅加达市芝朗卡普（Cilangkap）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司令部的办公室。当时苏希洛隶属军队信息部门，他的办公室空无摆设，而他的脸庞光滑圆润。大部分时候他都拿着各种颜色的马克笔在白板上写字空谈，描述他所谓的印度尼西亚人心态。

的确，军队无所不在，但坦白说，我很少看到军事行动。我为了寻找战争的踪迹，多次走访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却只见到板着脸的士兵埋伏在空荡街道的咖啡厅里。战争在暗处开打，以小规模冲突的形式展现，或发生在战士的灵魂里。一支亚齐反抗军自1976年以来为了脱离印度尼西亚不断奋战。政府军队被控滥杀数万名无辜的亚齐平民，根据亚齐解放运动（Free Aceh Movement）组织编写的可疑暴行黑皮书，有些士兵还开坦克直接辗死百姓。同一时间，亚齐反抗军领袖流亡瑞典，从事邮差或市书记官等低阶公职来获取社会安全保障。反政府组织火力薄弱，也没有任何领地，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政府军队残虐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

这个事实我在东帝汶（East Timor）看得最透彻。1975年，印度尼西亚入侵这块不受重视的前葡萄牙殖民地，这片夹在印度尼西亚东部其他偏远与落后岛屿间的蕞尔之地，原本可以花数十年的时间被开发成栽种咖啡豆的观光胜地，却被决定作为战俘集中营及贸易与咖啡的出口据点。198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出访其首都帝力市（Dili）之际，我来到此地。这位波兰籍教皇巡视完广阔的市郊地带后乘白色座车归来时，数千名群众哭天喊地，举着旗帜要求独立。之后，我在时任陆军中校的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苏哈托的二女婿。]邻近该地的宅邸中，见到憔悴消瘦、害怕得发抖的东帝汶囚犯，普拉博沃不久后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指挥官，并于2014年竞选总统。普拉博沃要囚犯们替我倒茶，骄傲吹嘘着他们受到多好的待遇。然而，茶洒得整桌都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颤抖的双手。我永远记得那些囚犯用力眨着血丝满布的眼睛，无声地向我暗示自己的悲惨处境。

我在印度尼西亚当了五年记者，其中四年担任《远东经济评论》雅加达地区总编辑。这家新闻杂志社作为亚洲新闻来源而声望崇高，总部设在香港。我求学时常看这本杂志，后来看准机会加入他们的记者行列，当中有多位记者在亚洲地区颇负盛名。这份工作使我得以更深入地探究自己报道的故事，最终促使当局采取激烈手段，注销我的记者签证并将我驱逐出境。我想这跟我的报道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因为我在当地待得太久，知道太多内幕。我向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及我熟识的很有影响力的国防部长本尼·穆达尼（Benny Murdani）将军投诉。一天，我参加一场外交酒会，这种场合在当时与今日的社交媒体功用相同：查明事实的唯一方法是到使节宴会上的自助区晃晃。我拿了生菜色拉与一杯红酒，遇到穆达尼与外交部部长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我向他们抱怨：“他们怎么可以赶我走？今年不是‘印度尼西亚观光年’吗？”幸好，他们听懂了我的言下之意，协助撤销了驱逐令，不过作为回报，我承诺会离开印度尼西亚。

之后，我被派驻到马来西亚。表面上看来，这个国家拥有诞生自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平整草皮与黑白平房，比印度尼西亚更加都市化且稳定的早期现代化雏形。雪兰莪俱乐部（Selangor Club）[1884年由英国殖民者创建的社交俱乐部，位于吉隆坡独立广场，至今仍是社会精英聚会地点。此处也举办国际板球比赛。]与现为未来主义派建筑双子塔（Petronas Twin Towers）所在地的赛马场，构筑了我对吉隆坡的第一印象。英国人在1957年8月30日午夜撤离马来半岛之前，留下了所有现代司法体制与政治参与的外在标志：高等法院、审判席上戴假发的法官、西敏寺式（Westminster-style）的国会大厦，以及令人肃然起敬的议长与令牌。雪兰莪俱乐部的长形酒吧里不停转动、灰尘结块的风扇底下，顶着伦敦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律师执照的达罗毗荼（Dravidian）[分布于印度南方的原住民。]裔高等法院法官们，大口啜饮威士忌苏打，一边观看板球比赛，一边以牛津口音争论不休。如此热络交际的场面掩饰了他们心中的深沉不安；因为英国殖民者也在这里建立了深受制度化种族主义所苦的不公社会，埋下了永久冲突的种子。

马来西亚是种族大熔炉，融合了马来人、中国人与印度人。英国殖民者于1957年离开前将政治主权授予马来民族，使得占该国33%人口的华人与10%的印度人明显处于弱势。简单来说，务农为主的多数马来族群，害怕被教育程度较高、住在都市的少数华人族群推翻。为了巩固政权，马来人制定了一套粗糙的官僚系统，确保自己能握有大部分的经济势力及至高政治权力。泰米尔族（Tamil）出身的马来西亚小说家马粘（K. S. Maniam），在他发人深省的小说《一个遥远的国度》（In a Far Country）中写道：“以前有一个国家，现在，那个国家里有好多个国家。”

东南亚境内的所有殖民贻害之中，没有一个比英国人创立、再经荷兰人仿效的印度尼西亚劳动力种族化制度，更具挑拨性与破坏性。这项制度有效率得残忍，专注于如何控制劳力成本，同时避免当地人民掌权；答案是，从他国输入劳动人口，依照种族来判定专业能力与地位阶层，并加以控制，以便限制社会垂直与水平流动的程度。派驻缅甸的英国殖民官约翰·西德纳姆·弗尼瓦尔（John Sydenham Furnivall）在1948年英军撤离缅甸时出版的开创性著作《殖民政策与实务》（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中，完整描述了这个概念。我在进行关于清迈种族的硕士研究时，第一次接触到弗尼瓦尔的著作。他阐述“多元社会”概念，主张人们“来往但不融合”，拥有的各自宗教信仰与语言文化且只在市集交谈，解释了当地经济体易受分裂与权力机制所支配的被动性。

不幸地，同样的机制传到了新兴独立国家马来西亚与缅甸；人们或许将国家主权地位与独立的理想奉为圭臬，但事实上，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法律与传统依旧维持且强化着种族的藩篱。最重要的是，社会的众多分歧提供了政治权宜；在马来西亚居多数的马来人与缅甸境内的缅族利用这些分歧，在其他种族与语言族群——如中国人与印度人及缅甸掸族（Shan）和克伦族等高地少数民族——仍占多数人口的多元社会中，合理化自身的优越地位。这样的行为引发了慢性的社会分歧与紧张，以及暴力冲突。

我到当时独立已近半世纪的马来西亚时，那里的马来族知识分子依然对中国人怀抱恐惧与憎恨。一名印度裔的资深记者告诉我，他听过马来西亚第一任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Tunku Abdul Rahman）如此谈论中国人：“他们每个人撒一泡尿，这个国家就沉了。”这股恐惧转而驱使马来社会遵循伊斯兰教义，强调极度保守的习俗以固守种族与宗教的分界。法律禁止马来人改信其他宗教及违反宗教传统，例如，有人在斋月（Ramadan）进食期间破戒，便须缴纳高额罚款。当地严格执行穆斯林戒律，宗教事务局（Religious Affairs Department）为此派人巡视公共场所，逮捕并惩罚当众牵手的情侣或违反禁食规定的人。这清楚示范了，虔诚奉行教规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被当成界限的标记。如同我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对于维系东南亚社会的包容与多样性的长期危害，快速取代了身份认同上的短期进展。

马来西亚社会的分歧力量不容小觑，当地罕见跨族群通婚，政治立场更是依照种族来区分，种种现象从我在1990年代中期旅居该国之后便持续恶化。历代政府总是夸耀自己在促进多元种族和谐上的政绩，却也加深种族间的分歧且漠视荒谬的冲突事件，例如禁止穆斯林摸狗，或是控告冰激凌公司疑似使用非清真认证的食材。近期的荒诞事例，则是指控基督教徒利用圣诞节让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我在1991年抵达马来西亚，不久后改宗伊斯兰教的华裔马来西亚将军约翰·休（Johan Hew）对我形容，他的祖国好比“运转效能只有六成的内燃机”。虽然我喜爱马来西亚的许多事物，但那里潜在的种族分歧氛围令人窒息，我直到1994年末搬回至少表面上社会比较和谐的泰国，才松了一口气。

传统与文化的连续性常被视为社会稳定的要素。这种观念在英格兰的中学历史课程中，几乎是众所皆知的中心思想，掩盖大英帝国荫庇下英国人遭遇的所有不幸事件，强调君权与国会的传承。泰国也受同样的表象所苦。我结束求学生涯后第一次回到泰国，心中有种莫名的矛盾感。就某个层面而言，社会为了避免冲突而不断调和与包容，表示它已经完全准备好迎接现代化，但同时又顽强抵抗现代习俗与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动。在1980年代早期求学所结交的朋友之中，我感受到一股莫名对外面世界漠不关心的氛围。也许我参不透佛教的无常观，但我察觉到某种更为阴沉、险恶，建构于无知与对现代价值观的冥顽抵抗之上的气氛。

1990年代中期以特派记者身份回到曼谷，我发现自己几乎认不得这个城市，它变成了一个充斥新兴繁荣市场、毫无限度的发展与奢侈消费的地方。让我在1970年代末第一次来访时感到沮丧的发霉灰泥门廊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宣传昂贵品牌的彩色抛光玻璃板与招牌。当地人购买体积一代比一代惊人的奢华房车高调炫富，再开着它挤在严重阻塞的道路上，吸着废气缓慢地荼毒自己。父母们开着有空调的车子接送孩子上下学，精疲力竭的孩子只能把握时间在车上吃饭睡觉，有时一天甚至超过6个小时都待在车里，这实在有违人道。我自己的两个小孩也不例外。他们早上5点醒来，开始无止境塞车的漫长上学旅程。我们的生活围绕着交通打转：应付它、避开它，常常干脆就坐在闷热的车里，任由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泰国人过着仿佛没有明天的生活：赚钱很容易，还能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以宽松的条件向仰赖大量股市外汇的银行借贷更多资金；城市各处相继涌现资金匮乏与贱价出售的公寓群；大楼建筑规模雄伟，采用科林斯式的灰泥圆柱与要价不菲的大理石材。人们的习惯变了，抛弃泰国传统的文化精髓，改为崇尚西方消费主义自以为是的价值观。他们脱下丝质“摩霍”（mor hom）服饰与狩猎装，改穿做工细致的杰尼亚（Zegna）海军蓝西装与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的精品狩猎装；手里拿着的不是装有米酿的湄公河牌威士忌（Mekhong Whisky）[泰国国内生产的蒸馏酒，虽然称为威士忌，实际上更近似朗姆酒。]的玻璃杯，而是斟着典藏法国红酒的高脚杯；意大利餐厅一家接着一家开，带来一大群逃离萧条经济的欧洲厨师。一切感觉就像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描述的殖民地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只是，好景不长。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放手让货币贬值，造成泰铢重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出手介入[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于1997年7月至10月间。事源于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暴降17%，使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家财万贯的富翁顿时一贫如洗。泰国的货币风暴扩大为全东南亚的危机，不久后，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泰国境内银行与企业相继倒闭，股票的价值连印刷股票的纸都不如；在高楼大厦上班的大批工作者消失无踪，只留下腐锈的水泥与钢筋；几星期前还富可敌国的人们，摆摊卖起三明治或开起低价抛售奢侈品的二手商店。这不仅是经济荣景的崩塌，泰国赖以隔绝外在世界的坚硬外壳也破碎了。

金融风暴唤醒了东南亚，这个地区过去深陷于外国投资客与创投业者所打造的虚幻世界，其中相对年轻的国家从贫困的农业经济体瞬间转变成时髦现代、以消费为导向的“老虎经济体”。这场金融危机令素来稳居优势的精英顿时失去合法地位，也猛然危害了社会的团结与稳定。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西方时事评论家指称这是民主“普世”价值的胜利。相较于冷战时期为了防止共产势力扩张而对独裁领袖的过度纵容，西方世界在一度稳定的亲西方政府面对改革声浪而摇摇欲坠时高声欢呼。印度尼西亚三十年的极权统治在雅加达多起暴动与叛乱中宣告瓦解。

1998年5月，我与一小群记者站在雅加达市中心一条空荡荡的大道上，一边是一整排配备自动步枪的军队，另一边是对士兵叫嚣、高喊民主的学生暴民。学生们义愤填膺，军队高度戒备；突然间子弹开始从我们头上“嗖嗖”飞过，有记者说那一定是橡皮子弹。这是肯定的。我后来得知，那些士兵以橡皮与传统弹药装匣，而且这场冲突是因苏哈托而起，虽然他本人不愿承认。苏哈托政府前部长、我的密友萨尔沃诺·库苏马阿马查（Sarwono Kusumaatmadja）曾在一个月前告诉我：“总统脱离了现实，就像达利画里融化的时钟。”墙头草的精英分子一见风向转变就背弃苏哈托，一夕之间变成民主发展与改革的追随者。

然而我感觉，还有更深刻、与人类生存有关的变化正在发酵。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的前两年，我撰写报道时曾揣想，大多由西方资本与科技助长的繁荣与发展，能否作为革新的有效媒介。但是，我看见上位者采用并改造现代的治理形式。我写下，“传统的权力与权威模式已经被复原或加以改造，以支持强势的政府权威与领导”，预料东南亚的政治文化正朝可能背离社会主流趋势并引发冲突的方向演变。确实，在急遽现代化及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下，许多社会已失去稳定的根基，在混乱情势中随波逐流。极富远见的美国人类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著作中提到，通常夹带着叛乱与盗匪流窜的大规模人口外移，是东南亚社会响应灾难的一贯方式。但在都市化的现代环境中，人们无处可逃，必须在惩罚的威胁下承受苦难。他们既不屈服，也不反抗这种倾向。

或许正是这种倾向，导致雅加达于1998年5月4日爆发了多起暴动、洗劫与谋杀事件。引爆点是苏哈托总统调升石油价格70%的政策，尽管在此之前，金融风暴造成的经济困境，已让社会的紧张情势酝酿了好几个月。政府军队开火后，学生的抗议情绪更加高涨，几小时内，雅加达大片北部区域（华人族群据点）遭到焚毁，任何看似华人面孔者均遭到暴民袭击与私刑。我加入为了采访有如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重演的事件而涌入雅加达的外籍记者，被CNN与BBC实时转播的镜头吓得胆战心惊。终于，暴动在军队进驻市区之后落幕，但前几天的事件已为苏哈托的下台做好准备。我与同事约翰·麦克贝恩（John McBeth）连夜在雅加达市区安塔拉大厦（Antara Building）十一楼的狭小办公室里，轮流在计算机前赶稿，努力将这些事件浓缩成精辟的分析报道，以便从周刊上如洪流般的每日新闻中脱颖而出。我望着窗外的市景，街上空无一人，只见突兀的军用车辆严阵戒备，这个国家的未来想必混沌不明，但我同时也抱持最好的希望。

事实上，这次的排华暴动几乎标志了印度尼西亚民主变迁的起点，却也为往后的暴力动乱揭开序幕。接下来十年的大部分日子，冲突开始浮上台面，一些是政治精英为了争权而挑动的，一些则源自边陲地区潜伏的分离运动的，或是有心人士在利用宗教教义控制不满的社会力量，以训练并解放武装暴力与极端主义。

东南亚拥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也是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小乘佛教）的摇篮，以及人数众多的印度教与基督教信徒的所在地。大致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一直以来都在彼此人口互占多数或少数的环境下和谐共存。穆斯林与东南亚的快速发展携手并进，接纳先进的想法，并为多元化的观念辟径。1990年代中期，原为在德国工作的特立独行的工程师、后于苏哈托执政时期担任科技部部长的哈比比（B. J. Habibie，在苏哈托下台后继任总统）与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Anwar Ibrahim）联手，为现代穆斯林推行一个全新的智慧平台。我参加了几场演讲与研讨会，在这些场合中，将信仰导向科学与科技的想法——也就是建立新的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受到热烈讨论。安瓦尔滔滔不绝地谈论包容性与多元文化，呼吁在共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重建东南亚的和谐社会，倡导自由价值及人权的推动。他还赞助举办关于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何塞·黎刹（José Rizal）与孟加拉国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研讨会。这是他推动的亚洲文艺复兴。此外，安瓦尔也相当擅长以传统伊斯兰式的辩才鼓动群众情绪。1993年某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在马来西亚东部吉兰丹州（Kelantan）的选举造势活动中向大批支持者疾呼：“平凡人或许不懂重要的议题，但他们懂得欣赏会说阿拉伯语的人。”我原本对安瓦尔在学生时期的宗教激进主义倾向[安瓦尔在1968年至1971年间，是马来西亚全国穆斯林学生联盟主席；1971年至1979年间，安瓦尔曾经是立场鲜明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及伊斯兰复兴主义者。]有所疑虑，但在他宣称现代穆斯林是善于包容、开着宝马轿车的极致唯美主义者，而非笃信《古兰经》、决不饶恕通奸者与身穿飘逸长袍的虔诚教徒之后，我的态度就软化了。可惜的是，以我对东南亚的看法，他的观点与强烈野心只会加深敌人的妒忌与猜疑，最后让自己因贪腐罪名遭到起诉与监禁。亚洲“圣战”充满仇恨的尖刻言论，还是取代了亚洲文艺复兴优雅华美的词藻。

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变令我困惑。前一刻，东南亚穆斯林还在仿效西班牙摩尔人（Moors）于科学与社会方面的成就，下一刻却试图在新兴亚洲伊斯兰范畴内建立7世纪的阿拉伯帝国。2001年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与纽约的“9·11事件”，诱发了一连串狡诈煽动与引导的暴力行动。社会边缘人以绵薄财力资助这些行动，利用贫困乡村年轻男子对伊斯兰经典的错误理解，来控制自尊低落、奄奄一息的他们。在经历数十年财富与福利分配不均而高度发展的动乱社会中，这是引爆冲突的最佳策略之一。

起初，既有的小型区域冲突地区出现致命的聚合。甚至早在全球“圣战”随着纽约世贸双子大楼遭到恐怖袭击而爆发前，菲律宾的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就已密谋在十一趟横越太平洋飞往美国的班机上同时引爆炸弹，假使这个计划成功，就会有四千人丧命。在菲律宾与泰国，次国家冲突包含了穆斯林少数族群为了脱离非穆斯林统治者而发起的抗争。东南亚最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分子之一汉巴利（Hambali），在2003年遭到逮捕并监禁于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他策划恐怖主义运动，希望借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贫困与边陲地区穆斯林青年的不满，以建立一个涵盖东南亚所有穆斯林分布区域的哈里发国（caliphate）。当时，我已经离开东南亚，并受上级指派为《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辑。移居香港的安排，让我来到亚洲最完善的记者网络中心，能够仔细钻研经验丰富且满腔热忱的记者们每周所呈交的新闻，真是莫大的荣幸。伯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约翰·麦克贝恩、纳特·塞耶（Nate Thayer）、玛戈·科恩（Margot Cohen）及默里·希伯特（Murray Hiebert）等记者，都为东南亚事件做了最好的见证与分析。2001年9月11日，两架飞机撞毁距离《远东经济评论》所属公司道·琼斯（Dow Jones）办公室不远的纽约双子大楼后，也为杂志社带来致命冲击，虽然我当时并不知情；这一撞，终结了西方自大与狂妄的时代，使得道·琼斯公司不得不将目光与资金转移至别处。

同时，我的世界也改变了。我原本坚定相信具备社会与经济手段以避免卷入中东的憎恨与暴力浪潮的东南亚，如今深陷巨大的混乱旋涡中。我错估了局势。

过去十年调停武装冲突的经历，构成我的东南亚之旅的最后一段路途与时光。2004年，纽约总部高层决定让我效力的区域新闻杂志社关门大吉，之后，我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建议我与一个致力于与武装团体协商签署和平协议的瑞士组织的执行董事见面。尽管我觉得这项事业的可行性不高，但依旧很感兴趣，加上我失业赋闲，因此欣然接受这个提议。几周后，我搬到新加坡，在那里为日内瓦人道对话中心（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HDC）成立了区域办事处。

虽然这么做看似冒险，但目的是寻求调停东南亚武装冲突的机会，无论如何都没有坏处。1999年，继作风大胆却古怪的前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同意与亚齐解放运动组织展开对话后，人道对话中心在亚齐省首度发起私人调解会谈。与会者包括被迫参与、猜忌多疑的外交部官员，以及亚齐解放运动的流放成员，双方初步同意，在一个由东盟率领的观察小组监督下进行人道的或短暂的停火。（这的确是个突破，但势力庞大的印度尼西亚军方联合雅加达的政治保守势力削弱了这些努力，不久后会谈中止，亚齐省宣布戒严。）

过去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全是边缘人与禁地、长久蒙受暴力与苦难的世界里。当我彻底挥别在东南亚各地报道人们力图改革与进步的记者生活后，直接面对以种族与宗教偏见为基础的社会的巨大分歧。我了解到，人们无论多有责任感，仍会坚守一己之利而不会屏除分歧以追求共同发展。追溯暴力的起源及试图劝说人们和平共处的作为，驱使我从更实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区域。这个地区的政治实务及其伴随的危害，均带有残酷的实用主义。政府的声明或访谈将动机归因于崇高理想或政策目标，借此掩饰个人利益。顾全颜面的意图使许多人固守决不动摇的极端立场。暴力随之而来。

漫长东南亚旅程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尽管这个地区的社会物质水平大幅提升，但我发现了其中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令人沮丧地，这里的人可以为了俗事与私利，不计社会代价，让冲突长久地持续下去。无论是单纯为了保住面子，或是某些人际之间的权力斗争，险恶暴力冲突的风气几乎不曾缓和。政治仇恨加深了人们的对立，演变到最后无法化解，让后续的世代打从心底感到不满。暴力留下了一群从未受到指认或弥补的受害者。无论政治或经济的前景有多看好，似乎都没有人致力于寻求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在我常驻东南亚期间，日益分歧与长久存在的精英派别支配着当地政府，不让现代体制的发展促进开放与透明的治理。接下来的章节，我将试着解释个中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