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理位置而言，东南亚就像亚洲大陆的庞大附属品，西临印度洋，东毗太平洋。东南亚大陆由伊洛瓦底江、湄南河（Chao Phraya，也称昭披耶河）与湄公河等三大主要河流的三角洲所组成，这些多泥的河道都各自滋养富饶的冲积平原，一千多年来供养着缅甸、泰国、柬埔寨与越南的米食社会。除了丰沛水量与肥沃泥沙之外，广袤的森林区域也孕育着丰富的热带林木与动植物生态。再往南走，群岛像串珠般悬挂在长形半岛的尾端，深入安达曼海（Andaman Sea）的温暖水域。暖洋环绕，加上受到温煦的东、西信风所眷顾，这些沿海地区支托着日益受到东、西方物质与文化影响的贸易中心。在规模上，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多比（E. H. G. Dobby）在1950年所说，东南亚含括的区域范围，足以“媲美全欧洲乃至非洲海岸线以北的海域”。

“东南亚”一词乃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同盟国指挥官们为此地区所取的军事代称，当时同盟国基地设于入侵日军势力无法企及的锡兰（Ceylon，现称斯里兰卡）。19世纪的欧洲学者将此区称为远印度（Farther India，相对于西方殖民母国的中心）；远印度的内陆地区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因此被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中南半岛）；其半岛与岛屿名为“东、西印度群岛”（Indies），反映印度对该区域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前现代统治阶层的文化与信仰方面。古代航海家将东南亚喻为“季风吹拂的土地”（Land Below the Winds）：位处热带季风之下、台风带之上，航行更安全，温暖碧绿的洋流也比较容易预测。

有利的综合环境因素，使东南亚成为印度与中国之间天然的贸易通道，预示了文化与技术影响的融合，将把此区域锻造成世界史上又一重要国际熔炉。全球共有六千支种族语言群体，其中六分之一便分布于东南亚；此区原已是世界上种族多元之地，而贸易更为此地带来印度与中国的民族。地中海人民拥抱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时，东南亚已受到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多种宗教浸染。早期，多元宗教的集合，反映在人口的多元性上。研究东南亚叙事史学的20世纪英裔爱尔兰作家莫里斯·科利斯（Maurice Collis），曾描述毗邻现代泰国（当时称为暹罗）、缅甸西岸的丹老（Mergui）商港，他对于当地在17世纪时可能会有的情景有非常精确的想象：

……港口里最多的不是缅甸人或暹罗人……而是大多来自印度的穆斯林，他们支配了贸易局势。如果印度商行代表当地的命脉，那么蒙古住民就是其主调。印度支那人与佛教徒就是整体的氛围，朝气蓬勃却彬彬有礼；人们的衣着光鲜亮丽；缅甸与暹罗男子成天无所事事地闲晃；健美结实、性格率直的女人负责管理市场；阴沉易怒的马来人手抚蛇形匕首快速行经；行事谨慎、笑脸迎人的中国人忙着牟利。

如此丰富的多元性意味着此地进出容易、高度开放，而且与外围世界紧密联结，赋予“国际性”一词新的意义。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才闻名欧洲的古代中国与印度哲学家，还在世传授学问之时，几乎同时参与了东南亚的知识与精神讲演。外貌不同于16世纪威尼斯人的阿拉伯、印度与中国商人，在三百年前就已遍布东南亚，在各个商港与首府建立聚落。早在欧洲各国占领东南亚之前，这里便已遍布由贸易与人员流动交织成的网络。菲律宾中部宿务市（Cebu City）的一间博物馆里，积满灰尘的架上摆着宋朝陶器，也展示着来自印度的刀剑。这些古董，可能是菲律宾的部族战士所有，用在抵御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于1521年率领三艘破旧小船与一群坏血病缠身的船员登陆时。10世纪时，中国商人定居在今日称作柬埔寨的高棉（Khmer）首都吴哥（Angkor），那时当地一度拥有逼近百万的人口，而伦敦人口还未达3.5万人。从印度沿岸启航的阿拉伯商人，来到印度尼西亚群岛远东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n islands），比16世纪造访的欧洲人早了一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来此，控制所有丰饶物产，中饱私囊。如伏尔泰所述，“往东航行的欧洲王侯与商人，一直以来寻觅的不是智慧，而是财富”。

如今，东南亚就像数千年前那样地容易到达与善于包容。各个城市成为东方与西方的交会处、文化与物质交流的大市场——女人仍然负责管理一切，而“行事谨慎、笑脸迎人”的中国人依旧汲汲营营地做生意。曼谷、吉隆坡与新加坡等城市里，占地广大、光彩夺目的购物商场弥漫着香料的辛辣气味，以折扣价格贩卖国际品牌商品（并非全为正货），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消费者。自新加坡机场入境的旅客会看到“新加坡大甩卖”（The Great Singapore Sale）广告牌；同样的活动在曼谷则称为“午夜拍卖”（The Midnight Sale）。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意指市场的“pasar”是从古波斯语的“bazaar”演变而来。

然而，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多元族群得以借助外在影响发展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架构，却也同时引来侵略与征服的浪潮。美国历史学者伦纳德·安达亚（Leonard Andaya）认为，正是贸易与外国商人和旅客的出现，刺激了东南亚早期的国家形成——建构了“当地住民与群体的强烈自我意识”。他主张，面对来自先进社会的商人，当地人需要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的方法是与其他人结盟，形成更大量且更为广泛的网络，进而得到一定的保护，也使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尽管如此，原本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干旱平原与山麓的人口，经由苍茂的山谷自然地移居到沿岸地区，招致蒙古人入侵缅甸与越南。长久以来，人们将东南亚视为文化根植于南亚及东北亚的地理区域。印度教与佛教均从印度传入，影响当地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结构。在英语广泛使用之前的数百年，梵语代表着权势与优越。不久后，伊斯兰教从商港传到印度沿岸；基督教随着荷兰与葡萄牙人东征的刀剑来此。中国是瓷器等物质、科学技术及商业与贸易用品的源头。泰语数字的发音基本上与粤语相同，反映东南亚与中国南岸历史悠久的贸易关系；现代印度尼西亚文中，许多指涉日常用品的词汇（如桌子与窗户）均源自葡萄牙文；马来文则充满了阿拉伯文的外来语。东南亚的文化基础全都与其他地方有所关联。如同拉丁语与希腊语为大部分欧洲语言的根源，在东南亚地区，梵语、汉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及后期传入的英语，也全都影响了此地各种语言的现今用法。

经由东南亚熙来攘往的沿岸贸易中心，西方世界得以在冷冻技术问世前几世纪，取得异国香料以腌渍肉品。这使得马鲁古海（Molucca Sea）种植香料的数座小岛拥作物自重，令初期的欧洲贸易势力为了争夺此地而发生冲突。1664年，英国人在一场知名交易中，将长约3公里、宽不到1公里的弹丸之地伦岛（Run），跟荷兰换取曼哈顿岛。伦岛盛产肉豆蔻树，这种香料的价值在17世纪一度几与黄金相等。

在东南亚各地，接二连三的侵略所雕塑的古代文化综合体，留下了多彩多姿与创新的持久多元性。其实，世界上没有几个区域能与东南亚分庭抗礼。今日，阿拉伯半岛的海湾六国[此六国为：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由四通八达的现代航空旅游业（或许可说体现了季风吹拂的土地之名），而拥有古代东南亚贸易中心的中枢性，但其人口及社会的富庶程度无法与曼谷、吉隆坡或新加坡等城市匹敌。

马六甲海峡绵延700公里，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狭长通道，可通往中国与欧洲之间大部分国际货运必经的南海，至今或许依旧是世界上最具战略利益的天然海上航道。每年往来此地的贸易值约达6兆美元，海运石油量占全球总额1/4。再往南走，水域更深的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是大型船舰（更别说是核动力潜艇）在南海以外的替代路径。地理位置优越的东南亚招致多种现代形式的入侵势力，例如作为该区多国经济支柱的观光业与国际金融业。2015年，造访泰国的观光客达3200万人。有200家银行设立在面积狭小的新加坡，资产额高达2兆美元，一些大型瑞士银行也将国际部门迁往当地。

矛盾的是，尽管东南亚从过去以来便展现国际的开放性，却仍然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当地人民尽管组成非常多元，仍显保守封闭。数百年来对外贸易与探险的国家实施周期性锁国，试图与外界隔绝。东南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与排斥力，胆小怯懦者勿近。

我从西方来到东南亚最先接触的国家，是以蜿蜒林丘毗邻印度边界的缅甸（Burma，今英文正式名称为Myanmar）。缅甸有一段漫长而辉煌的前殖民历史，这段历史乃是由贡献非凡与成就不算伟大的战士君王交织而成，他们替自己冠上“生命仲裁者”与“旭日之王”等谦逊头衔。这些国王致力以军权统一国家，约在11世纪达成目标后，便开始掠夺与征战他处，逮捕及奴役反抗的百姓。有段时间，他们屈服于13世纪一举攻下缅甸、在当地大肆劫掠的忽必烈蒙古大军。然而，到了16世纪，莽应龙国王（King Bayinnaung）统治的领土，从印度东北部的边陲高地横越缅甸北部的掸邦，以至中国边界，还包含今日泰国的大部分区域。泰国北部古城清迈的原始泥墙，据说正是以入侵缅甸军队被杀士兵的骨骸堆建而成。

同样地，配备后膛式自动步枪与精准火炮的英国军队，在1885年只花了两个星期便征服缅甸末代王朝曼德勒（Mandalay），并且用牛车将当时未满30岁的末代国王载离有护城河的壮丽宫殿，流放印度，这是令缅甸人倍感屈辱的一刻。

新殖民地缅甸由英属印度的行政中心加尔各答（Calcutta）所管辖，并发展成东南亚主要稻米出口国。首都仰光蜕变为繁华的都市中心，可见电车及以红砖与灰泥砌成、侧边建有圆柱的宏伟建筑，其中有许多矗立至今，日渐破损，长满青苔。1920年代中期任职印度皇家警局（Indian Imperial Police）低阶警官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所写的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中，巧妙捕捉了隐藏在雄伟帝国背后种族歧视与恐怖统治的丑陋面。在令人信服的《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一文中，奥威尔如此描述他所谓的“大英帝国的丑陋行径”：“可怜的囚犯蜷缩在上了锁的恶臭笼子里，长期遭受监禁，面容灰暗绝望；臀部遭竹棍鞭抽而伤痕累累——种种情景都带给我无可承受的罪恶感。”

缅甸人的个性比邻近的泰国人或南方的马来西亚人与爪哇人还要直率。正如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1908—2003，英国记者与旅行文学作家。]所述，这或许说明了缅甸人为何利用真人般大小的木偶，而不是类似印度尼西亚哇扬（Wayang）的皮影戏来传承神话。此外，缅甸人虽然可能相当偏执，却热衷行善，也许因为他们每个人一生都必须到寺庙习佛很长一段时间。

现代缅甸史（该国军事统治者于1989年将英文国名改为Myanmar）是从民主走向暴政的悲剧轨迹，紧接在后的是为期数十年且经常激烈的民主抗争。日本占领缅甸期间，一场由学运人士昂山（Aung San）[1915—1947，缅甸国父，昂山素季的父亲。缅甸有90%以上的人没有姓氏，但有部分人士会采用英式取名方式，加上父母名字，变成有姓氏的样子，昂山素季就是如此，并非其家族姓昂山。——编者注]率领的民族主义运动声势如日中天，迫使英国同意缅甸独立。然而，1947年的内阁会议上，昂山遭到枪杀，这几乎可以确定是某些未经伦敦高层许可而自作主张的英国军官政敌所策动的阴谋。1949年缅甸正式独立后，多位宅心仁厚、受过良好教育、立意良善却力不从心的政治人物率领的无能暴戾政府，相继掌权。然而，面临边境少数民族与日俱增的挑战及强势的共产党暴动，不久后，军队变成了统一社会的力量。1962年，以奈温（Ne Win）[1911—2002，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与独裁者。]将军为首的政变揭开军事统治的高压时期，直到今日，缅甸还未能完全从中脱离。

相较之下，邻境的泰国人适应力强且深谙变通。缅甸人喜欢用不道德及毫无原则来形容他们的宿敌泰国人；泰国人则强调，他们正是因为懂得屈就与设法避免承诺，才能免受殖民的枷锁。泰族是极为独立的民族，原本居住在中国南部区域，当地至今仍有泰语人口。早期泰国社会以村落为单位，围绕稻米的耕植而发展，人们的血缘关系则以地方酋长或“领主”（Chao）为中心。随着时间进展，中国王权扩张，泰族南迁并占领可种植稻米、组织更多劳力与建立大型政治实体的低地区。在锡兰岛僧伽传入的独特佛教信仰帮助下，泰族逐渐握有主权。

泰国成功脱离东方一度强盛的高棉帝国，在13世纪以理论上统一的王国崭露头角。暹罗王国（Kingdom of Siam）起初以泰国中部平原区的素可泰（Sukhothai）为据点，后来南迁至阿育陀耶的湄南河流域，发展兴旺，利用组织良好的劳役人力种植稻米，实行同样管理完善的商业制度，并以帆船出口稻米与硬木，贸易范围最远至中国与日本。

自由是当时新兴泰国政体的关键面向。一块在素可泰出土、据说是兰坎亨国王（King Ramkhamhaeng）[1239—1298，素可泰王朝第三位国王，泰国知名的五大帝之一。]所颁令的13世纪晚期石碑上铭刻着：“水中有鱼，田中有米。国王不向他的子民征收过路税。人们买卖牛畜或马匹，大象也是交易的品项……”事实上，人民可自由种植稻米与买卖家畜，但是必须把赚来的利润献给朝廷，而朝廷订定了垄断贸易与管理劳力（规定所有体格健全的男人都须服役）的精细制度。无怪乎17世纪中期一名造访阿育陀耶的荷兰人形容，巴沙通国王（King Prasat Thong）[1630—1655年在位，泰国巴沙通王朝的开创者，原是素可泰王朝的国防大臣（Kalahom），篡位另立王朝。]是“亚洲最富有的王侯之一”。

欧洲人自16世纪初陆续来到东南亚，最终占领缅甸、马来西亚及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其间屡次尝试征服暹罗王国。早期欧洲入侵东南亚的势力，由一小群冒险犯难的商人作为先锋，他们搭乘身体恶臭且营养不良的船员所驾驶的老旧船只前来。这些商人没有大型军队和军舰作为后盾，他们凭借扩展贸易的无畏精神与传教热忱，在各王室首都的泥泞郊区建立据点，例如暹罗王国所在的阿育陀耶。不过，无论是不平等贸易条款的实施，或是游说当地人改信基督教的尝试，皆徒劳无功。泰国人依然固执地过着自由的生活。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看法前卫、倾向左派的泰国学者通猜·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主张，泰国的经济受限于19世纪控制其邻近国土的英法势力，并未彻底摆脱被殖民的命运。无论如何，泰国国王们建立了一套专属的内部殖民形式，利用20世纪初引进的欧式官僚改革来确保集权政府能控制人民，这项制度在当时被视为既现代且先进，是现代国家的标记。

1941年日本侵略泰国时，泰国利用托词同时阻挡了同盟国与轴心国势力；日本对美国宣战的要求，由于泰国驻美大使拒绝转达而从未如愿。因此，英国在日本战败后要占领泰国时，美国政府出面捍卫泰国主权。泰国的历史延续性一直是上天的恩惠与诅咒，其孕育丰富文化与特有风貌的同时，也阻碍了国家的社会变革。人民对位居政府体制之巅的国王的敬畏，构筑了宏伟神秘的权势高塔，并养成了阻挠权力与自治权下放平民的保守心态。现代马来西亚实行联邦制度，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将政权下放民选官员治理的各个省份与行政区，但泰国总共约90个省份的首长却是由内政部一一指派。人们屡屡试着挑战这股根深蒂固的保守力量，不但遭遇顽强抵抗，还引发过去二十年来国家一直无法摆脱的政治危机。这种紧握权力不放的可畏决心，解释了为何军方历经17次政变后，依然稳居政治核心。

从泰国往东横跨辽阔壮美的湄公河，现代柬埔寨、老挝与越南的区域即为旧称印度支那的土地。古代越南在中国军队与欧洲探险商人强势掠夺的夹缝中勉力求生，最终屈服于法国统治，法国还西进到高棉与老挝，通过同时剥削与教养当地人的矛盾政权，将殖民地治理得井然有序。文明教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的概念暗示着殖民统治必须有利可图且符合文明标准，因此，他们鼓励印度支那的人民学习法语、穿着法式服饰与皈依基督教。与此同时，平民做任何事情都得缴税，被迫将土地让渡给法属庄园并成为契约劳工。

太平洋战争落幕，受苏联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启蒙的民族主义开始萌芽。胡志明（Ho Chi Minh）是越南地方官员之子，他利用当地法语中学的学历取得前往欧洲的机会，先是担任厨师助手，后来成为糕点师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法国工作的他，起初受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连任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威尔逊亲自主导对德交涉和协议停火，并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阐述他所认为的能避免世界再遭战火的新世界秩序。1919年赴巴黎筹建国际联盟与拟订《凡尔赛条约》，后于1920年因为创建国联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宣示自主的高尚言论吸引，后来甚至试图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来巴黎签订《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时寻求见面机会。胡志明向西方求助遭到断然拒绝，失望之余，受到社会主义激励，加入苏联第三国际（Comintern）[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在列宁领导下创立，总部设于莫斯科。后于1943年解散。]势力，并在苏联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宣传训练，后来受派至中国。他在中国召集流亡的越南人士，替共产党及旗下黑衫军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所发起的武装运动奠定基础，该运动最终在对抗法国的独立战争中赢得胜利。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s）将越南一分为二，不久后，意图统一分裂共产党的北方共产势力向西方支持的南方反共傀儡政府发动攻击。随之而来的抗争又开启了二十年的战争岁月，不仅牵连老挝与柬埔寨，还将法国与美国陆续卷入，其间牺牲了约一百五十万条人命。这场战争随着越南人民军在1975年攻下西贡而落幕，至此越南统一。

柬埔寨是唯一在后殖民时代经外来势力有效拯救与重建的东南亚国家。从某些角度看来，这是一种轮回。法国于1840年代拯救了濒临灭国的柬埔寨，之后殖民了将近一个世纪。1950年代，在作风高调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King Norodom Sihanouk）的带领下，这个刚独立不久的国家步入全新的后殖民时期。受法国教育熏陶同时具备高棉人感性特质的西哈努克，既是个西方式的公子，又是信奉印度佛教的神圣国王，令人捉摸不定。多起政变与反政变接踵而至，使国家动荡不安且陷入中南半岛的冲突之中。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起初作为越共分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际崛起，后发展成极端共产运动，预示了将近五年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包括下令疏散各大城市，并为了打造无阶级社会而屠杀知识分子，造成近两百万人身亡。然而，这么多的死亡与毁灭所遗留的影响却意外地平和。1991年签署的《巴黎和平协定》（Paris Peace Accords）确立由联合国指挥的复苏与重建行动，引领柬埔寨重拾名义上的民主政府。

尽管越南内战带来的创伤似乎已经褪去，但无可估计的伤亡人数仍在持续增加。自战争结束以来，已有4.2万人死于散布境内的地雷。在柬埔寨，联合国法庭花费超过十年的时间替受害者寻求正义。至今，只有几名年迈的红色高棉（柬共）领袖遭到起诉；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Pol Pot）还未被逮捕和起诉，就已在1998年去世。每年5月，柬埔寨政府举办“愤怒日”（Day of Anger）纪念活动，暗指柬共的恐怖政权直到越南入侵才结束的事实。柬埔寨现任总理洪森（Hun Sen）出身寒微农家，先后经历过越南战争与柬埔寨内战的洗练。他加入柬共政权后一路晋升高职，之后为了躲避政权内部清算而投靠越南。洪森自1985年三十多岁上任后便不曾卸职，如今是东南亚在位期间最久的总理。

狭长的马来半岛从泰国延伸到接近苏门答腊岛底端，数百年来一直扮演着各种类型的触角角色，接收与传送所有顺风飘荡而来的外在影响。8至9世纪，印度教与上座部佛教先后经由马来半岛传入，不久伊斯兰教也跟上脚步。1511年占领马来半岛西岸马六甲的葡萄牙人，为第一批定居于此的欧洲人。马六甲曾经受改信伊斯兰教的马来苏丹王统治，某段时间一直是发展兴盛的贸易帝国，早期欧洲探险家也描述这里是无数语言流通的繁荣交易中心。一名葡萄牙访客曾写道，马六甲是“季风带的末端与其他风带的开端……各方势力必会集结于此”。

19世纪早期，英军先占领了战略航点槟榔屿（Penang）[马来西亚领地，位于马来半岛西岸，面向安达曼海的一个离岛。]，然后是新加坡（坐落在马来半岛南端的泥泞岛屿）。英国人将岛上蚊虫滋生的低地沼泽改建成获利甚丰、人称“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贸易中心。为了集结劳力，英国殖民者引进数万名印度与中国的契约劳工，将他们安置于怡保（Ipoh）、太平（Taiping）及丰盛港（Mersing）等马来半岛上挖掘锡矿与生产橡胶的城镇。到了19世纪末，复杂的多元社会逐渐形成，其中的每个民族相互认同且尊重彼此依殖民顺位排序的空间与角色。与此同时，头戴遮阳帽、身穿卡其短裤、在酒吧里豪饮威士忌或威士忌苏打的英国人，从这个毫无共同国家意识的社会中牟取私利。盛行于其他国家的暴动，从未在英属殖民地的马来亚出现，与印度形成强烈对比。

就马来亚而言，殖民帝国的灭亡相对平和。一如当初从印度撤军的情况，英军在约定日的午夜悄悄撤退，留下基本上无异于英国议会的政府形式，掌权人士也与身着毛呢套装与软帽的英国上流阶层如出一辙。慈眉善目、钟爱威士忌的马来西亚国父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是接受英国教育、领导风格温和的马来贵族。他的手下互闹不和，而国内政治尽管浸濡温文尔雅的英式作风，最终仍流于丑恶。独立早期，针对华人族群的强势共产暴动扰乱了社会安宁，当局在英军协助下进行暴力镇压，整起事件才在1960年落幕。名称奇特的“紧急状态”（The Emergency），让政府自此以后拥有可遏制异议的恶意内部安全法规。马来西亚共产党成员多为华人，加深了占当地人口多数的马来穆斯林的恐惧，最终导致以华人为主要居民的新加坡于1965年宣告脱离联邦独立。因此，1969年种族暴动事件之后，种族与宗教成为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此后的马来西亚政府只会空谈种族融合与“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实际上却将国家带往分裂更严重、种族界线更加分明的未来。

马六甲海峡的另一端，荷属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es）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殖民企业之一。其原本为私人企业，17世纪初在遥远的马鲁古群岛靠着香料贸易起家。公司的早期商业领袖扬·彼得松·库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强硬垄断香料群岛绝大部分的贸易时，如此描述自己的使命：“勿绝望，勿饶恕你的敌人，因神与我们同在。”库恩是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铲除了所有反对他的人；某个时期，因为盛产肉豆蔻的班达岛（Banda Island）居民与英国人交易香料，便将他们屠杀殆尽。如今，班达内拉岛（Bandaneira）上还可见库恩下令建造的大量商馆遗址，而荷兰政府并未积极维护，即便如此，他的家乡荷兰霍伦（Hoorn）仍立有他的雕像。这些群岛独有且盛产的肉豆蔻香料注定可以产生庞大利润。假使欧洲人不需要这些热带香料以掩盖未冷冻肉品腐烂的刺鼻气味，东南亚历史也许就会大不一样。

到了19世纪末，荷兰人以自认仁慈与父权的方式统治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却让人民陷入暴力与艰难处境。数万名印度尼西亚人因铺路及收割稻米与蔗糖过劳而死，但荷兰统治者似乎不以为意，只顾眼前的大把钞票，甚至就连1941年日军入侵时，也不考虑寻求当地人的协助。日本曾正式承诺让印度尼西亚独立，如同对待缅甸与马来亚的做法，同时又利用殖民行政体制治理国家，强迫数百万名百姓从事劳动，其中许多人因为替日本打仗而战死海外。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短暂且零碎。起初，一群仓乱结党的民族主义领袖在雅加达中部的狭小租屋处率先发起运动，由富有群众魅力、受荷兰教育的工程师苏加诺起草仅有四行文字的简要独立声明。苏加诺除了宣称脱离荷兰统治外，另外补缀了“将尽快审慎执行与权力移交等相关的事务”的礼貌言词，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有一位日本军官在场。四年后，独立运动告捷。荷兰人一开始激烈抵抗，经常采取强硬手段镇压印度尼西亚的自由斗士，而反抗军的指挥官首创突击战略，之后当地的其他暴民也采取这种策略。日军投降后，荷兰向英军求助以有效入侵殖民属地。羽翼初丰的印度尼西亚军队由一群受过日军训练的义勇军、热血学生与本地盗匪组成，指挥官苏迪尔曼将军（General Sudirman）是位冷静沉着、患有肺结核的爪哇教师，至今仍是个神秘人物。在雅加达市区，有一座雕像刻画他瘦弱的身躯披着在热带气候下显得突兀的厚重长大衣，为以其为名的大道增添了几分优雅气息。起初，英军帮助荷兰作战，但随着后殖民时代即将到来，英军当中的印度部队不愿打击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在印度与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介入并说服荷兰默许现状。印度尼西亚于焉诞生。

如同缅甸，印度尼西亚建国早期的特征也是反叛与动乱。印度尼西亚原本就是大型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他们早在独立革命成功之前就已起而反抗，并在1948年遭到无情镇压。荷兰人带来了联邦政府制度，印度尼西亚建国者怀疑这是他们意图分化与统治这个新国家的手段，而这个国家不可思议地含括了幅员辽阔、文化及语言迥异的众多岛屿。统一的共和国就这样建立了。然而，爪哇本岛以外的一些区域与国内某些偏向伊斯兰国家形态的族群一样，都不满中央集权式的政府体制。随之而来的区域抗争，促使印度尼西亚长期关注统一并畏惧离心势力，让政府即使在1998年之后的改革时期，仍难以容许自治的要求。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头十年遵循多元民主的体制，但地方抗争与乖戾政治驱使建国总统苏加诺实行所谓的“指导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同时，由于他热爱群众动员政治，共产主义者获得了大批支持者。到了1960年代初，拥有三百万名成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PKI）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眼见中国与苏联支持印度支那及马来亚地区的人民革命，西方担忧将再一次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几乎确定受到西方情报单位怂恿而挑战苏加诺的军方势力，在这个时期益趋不安，想出一个干预政治的理由：“双重功能”（Dual Function）。关于因此产生的极度贫穷与社会紧张的僵局，澳大利亚作家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Koch）的小说《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有透彻的描述。对立局势在1965年达到高峰，9月30日凌晨，起因至今未明的失败政变中有六位陆军将领遭杀害。发起政变的可疑人士（其中一些人经指认为总统卫兵）据称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关。如已故印度尼西亚研究专家本·安德森在其与鲁思·麦克维伊合著并于1971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中所主张的，这更有可能是政府军队以共产主义之名掩盖争权意图的政变。

随后抵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行动，导致最终夺走近五十万条人命的狂乱屠杀，确切死亡人数不明，幕后主使者至今尚未水落石出。因此，这起亚洲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依旧披着神秘色彩。体弱多病且失势的苏加诺苦守衰微政权三年后，一位处事圆融、脸颊圆胖的无名将军，在国会刻意操作的投票下，于1968年登上总统宝座。此后三十年，苏哈托总统以军方支持的专制政权统治印度尼西亚，直到1998年下台为止，统治期间促成稻米自足与高识字率的国家发展，但也压制了言论自由与人民主权。

印度尼西亚往北的苏禄海（Sulu Sea）彼端为菲律宾群岛，是另一处在16世纪遭到外力掠夺与殖民的列岛，差别在于入侵的是西班牙。不同于东南亚其他国家，菲律宾面向太平洋，而其与欧洲的关系是经由墨西哥（当时称为“新西班牙”）管理，并被殖民到1821年为止。以大帆船为交通工具的西班牙贸易，构筑于“新世界”（New World）出土的银矿所铸造的钱币之上，并利用这些银币购买产自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瓷器、香料与奇木，再以帆船经由墨西哥载运至欧洲。这是一门利润丰厚的垄断生意，持续了三百年之久。蓬勃成长的西班牙裔族群，很快便使菲律宾本地人口改信天主教，教堂一座接一座建成，信徒人数攀升，教会也因为实行允许西班牙修士提高税赋的行政制度而变得十分富有。

尽管西班牙殖民政府将部分政权移转给当地人，许多菲律宾人也因通婚或信奉天主教得以接受教育，进而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但这项制度本质上仍以剥削为目的。一群出身于经历过19世纪欧洲战争与革命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菲裔知识分子，逐渐展现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其中一位是才华洋溢的眼科医生何塞·黎刹。身为天赋异禀且言之有物的散文家、诗人与小说家，黎刹多在国外借由写作发起如滚雪球般扩大成抗争的改革运动。他诗意而有时梦幻的文章，词句简单，却能渲染情绪：“人生而平等、赤裸且没有枷锁。上帝造人，不是为了奴役之用。”这个观点虽看似简单，但对于许多受教会教育而视天主教教会为唯一仲裁者的菲律宾人而言，肯定是个意想不到的启示。黎刹的言论激怒了教会与西班牙殖民政府（其实内部有许多改革派人士表示同情），他们在1892年逮捕了他，并于几个月后以叛乱为由将他处死。

可惜，就在菲律宾共和国宣布成立之际，1898年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爆发，美国从西班牙手中买下菲律宾。美国脱离英国统治还不到一个世纪，就毫不迟疑地买下一处新殖民地，并且摧毁了羽翼初丰的菲律宾共和国，为当代美—菲之间长久敏感且矛盾的关系埋下了种子。宿务市（因为西班牙航海探险家麦哲伦与莱加斯皮［Legazpi］而闻名[麦哲伦于1521年4月7日登陆宿务，受到胡玛邦酋长及其妻子和八百名原住民的欢迎，后来这些原住民受洗，成为菲律宾首批天主教徒。莱加斯皮于1565年4月27日登陆宿务，并将其从圣米格尔（San Miguel）改名为圣名耶稣市（Villa del Santíssimo Nombre de Jesús）。]）那座前身为监狱的博物馆中，罩着玻璃盖的盒子里摆着一面破旧的西班牙旗帜，周围展示着几张公共建筑的旧照。建筑物两侧的齐整草皮上，星条旗飞扬，令人想起美国这个自称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不那么久以前才在殖民地践踏了当初建国的自由精神。直到1935年，菲律宾群岛才获得美国授予自由邦协的地位，但仅仅过了十年，又遭到日本占领。

长期以来对自由的渴望，使菲律宾人具有强烈的国家归属感，这种观念有时透过热血的拉丁狂热展露无遗。尽管如此，大众舆论与独裁专政不到二十年就取代了仿效美国的民主体制。马科斯来自菲律宾北伊罗戈（Ilocos Norte），原本是小镇的律师与议员，智识出众，性格好胜，总是利用武力为所欲为。他在1965年当选总统，后来与爱鞋成痴的妻子伊梅尔达（Imelda）一同被控贪污。马科斯为保有权势，于1972年宣布戒严，最后在1986年警方与军队的叛变中下台，这次事件也是菲律宾的第一次人民力量革命。当几十万人沿着马尼拉主干道桑托斯大道（EDSA）游行时，人民也许说出了心声，但军队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往后几年里，不满政府的军官屡次发起政变但未能成功。其中一个团体甚至在2007年占据奢华的半岛酒店（Peninsula Hotel），让政府军队别无选择，只能派遣装甲车攻陷酒店。

马科斯否认侵占公帑，声称在1986年选举中针对他的贪污指控，是反对党策谋的抹黑攻击。四年后，美国法院裁定他的妻子伊梅尔达无罪，并未盗用公款在美从事投资。不过，菲律宾政府仍然冻结了马科斯在瑞士银行账户内约6.3亿美元的财产，之后起诉伊梅尔达，控告她在菲律宾境内贪污。至今，菲律宾总统府委员会仍在寻找据称遭贪污资产的下落。

菲律宾人是东南亚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人才最多且技能最多元的族群。他们从小学开始接受正规英语教育，因而能在国内欠缺发展机会时出走外地，有近1200万人在海外工作。据统计，2014年从国外汇入菲律宾的存款高达240亿美元，几乎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5%。

东南亚概论经常忽略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Borneo），那里有隶属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位处偏远的省州，而伊斯兰苏丹国文莱（Brunei）则夹在其中。这个坐拥海上石油与天然气矿藏的蕞尔小国，由一名因年事渐高及宗教罪恶感而逐渐戒除豪奢生活的马来苏丹所统治。过去两年来，文莱施行伊斯兰律法（Shariah），禁止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婆罗洲则一直到近年都是东南亚最落后与原始的地区。虽然岛上因为房地产开发与棕榈油出口而大规模垦伐，但其1.4亿年历史的热带雨林仍是地球上重要的绿肺（green lungs）地带。人们对主要资源的仰赖造成婆罗洲原始部落的过度开垦与边陲化，因此，除非这个地区获得实质的自治权，否则将是21世纪下半叶最可能发生动乱的区域。

到了20世纪末，相较于非洲，东南亚十个国家大多已达到令人惊艳的发展与稳定程度。1957年加纳与马来西亚双双独立时，两国的开发程度相等；它们都继承了一样的英国法律与行政制度，并倚赖橡胶与棕榈油等主要出口资源。过了半世纪，马来西亚大幅超越加纳，国内生产总值约达3000亿美元，而加纳只有400亿美元；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以1.8万美元领先加纳的3500美元。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强烈对比，是东南亚相对开放、教育程度高及稳定的社会，吸引了庞大外资之故。

今日，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3000美元，位居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东南亚人民居住在享有社会服务的城市——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有50%的人口分布于都市。这些国家中，务农人口低于40%，而且1/3的人口一日可支配收入介于16至100美元。

然而，东南亚出众的经济成长与显著进步的社会指标，却几乎未反映在政治的大幅进度上（广义上指多元民主政府），此时期平均不变、整整达10%的经济增长率，大多也不代表更平均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事实上，尽管东南亚整体贫困率不断下降，贫富差距与金字塔顶端收入的比例却也同时以惊人速度扩大。主要原因是，所有助长经济发展的投资皆有利资方而非劳工。一直以来，资方的收益丰厚，劳工薪资却始终被压低以极大化营业利润。不出所料，这造成了纷乱的抗争与动荡。我从1970年代晚期接触东南亚以来，当地局势长期混乱，人民普遍处境艰困。

可观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现代商业和工业的基础建设，掩盖了四成印度尼西亚人都处于一天收入仅约2美元贫穷线的黑暗面。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调查指出，印度尼西亚十五年来持续的经济成长，已使得贫穷人数减少、中产阶级人口上升。然而，过去十年来的发展主要仅有最富裕的20%人口受惠，其余80%的人口（约2.05亿人）在收入上远远落后。过去五年内，泰国整体贫困率已从14%降至10%，但显著的收入不均使其成为东南亚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不到20%的泰国人收入高占国内的60%。这种现象在来自邻国缅甸约500万名流动就业族群中更为严重，他们领取的工资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薪资。

本书探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此大量的资本与产值，为何始终无法促进社会或经济平等、正义与自由。我将在后续章节里剖析其中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