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某一天，我在曼谷与受害者家属齐聚一堂，他们的亲人在这座城市爆发的流血冲突中丧生，对立的双方分别是支持流亡总理他信的红衫军，以及拥护保守君主势力的黄衫军。泰国在过去十年之所以会出现以颜色为标志的示威运动，是因为人民对于民选政府的支持，与保守派担心他信执意扭转社会秩序并以人民专政取代君主制度的恐惧，产生分歧。而这场会议的目的，是让对立双方的政治人士（包含副总理在内）与暴力受害者们面对面谈判。

妮查（Nicha）的先生是2010年4月10日在暴动中丧生的高阶军官，她表示，这是她从丈夫死后三年来，第一次能当面向政府要求解释，此举令官方大为震惊。受害者家属起初态度谨慎，到后来情绪溃堤，把顾虑一一摊开来说清楚。当时以他信的妹妹英拉为首的政府，在庞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内政部福利署与总理办公室的官员准备不足，什么承诺都给不了，甚至连一句慰问也没有。某个时间点，一名内政部官员能言善道地向他们表示，可以上政府网站查询申请补偿的详细信息。会议中最令人悲痛的时刻，应该是好几位家属恳求政府，不要让暴力冲突再度发生。帕窈（Phayao）代表受害者家属致辞，她的女儿在2010年于抗议地点附近的佛寺里照顾受害者时中弹身亡。她直视着副总理说：“感觉就像受到二度伤害。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需要知道真相。”

对我来说，这场特别会议有点像是天启。虽然我近距离观察东南亚政治已数十年，却一直希望在历史上规律出现且令人忧心的暴力与动乱中（我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其中），会有好事发生。四十年来，我一直住在东南亚地区，这里几乎每年都笼罩在政治暴力的阴影下。当中，领袖一位接着一位掌权，不是倚赖武力，就是操纵选举。1980年代中期以来，泰国已发生三起军事政变，缅甸与柬埔寨政府动用军事武力镇压抗议群众，印度尼西亚爆发社会动荡与宗教或种族暴力，马来西亚有反对派人士遭到拘留与逮捕，新加坡有政治评论家遭到起诉，菲律宾则发生两起人民示威运动及多次失败的军事政变。对于近三十年来拥有五亿人口的地区而言，这样的动乱次数可说十分惊人。

这些事件中，政治暴力受害者通常是最不为人知的一群。缅甸在2015年大选后进入民主过渡期之际，社会上很少人意识到，1988年5月暴动中死亡的数千名学生及其他人士，宣告了三十年黑暗时代的来临，更遑论为此负责了。事实上，认为国家在步入过渡期时应该回归并致力于全民政治的部分异议分子发现，自己正被那股同志们为其壮烈牺牲的自由民主力量所摒弃。在邻近的泰国，缅怀1992年五月事件中（军队强行镇压抗议军政府的示威学生）五十名受害者的纪念碑，直到2014年才终于在曼谷竖起，这在一个仍由军队统治的国家里，无论如何都极其讽刺。在印度尼西亚，没有任何事物用来纪念1960年代中期在反共产主义屠杀运动中遇害的五十多万人。尽管过去十年来，上任的民选政府承诺会考虑展开过渡性司法程序，最后还是等到印度尼西亚公民社会在2015年于海牙召集人民法庭，非正式的评判委员会才做出种族屠杀确实曾发生的无约束力判决。而缅甸政府又是依据哪一项人类尊严的标准，决定不给予西部若开邦[若开邦是缅甸全国穆斯林（罗兴亚族居多）最多的地区。基于历史和宗教因素，当地的罗兴亚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曾爆发两次大规模冲突。]130万名穆斯林居民以公民身份与基本安全保障？

有时候，你会听到人们把过错都归咎于殖民历史：因为殖民者的心血来潮，产生了悬而未决或不必要的身份认同与融合问题。尽管逃过了殖民统治的掠夺，并避开了迈向独立时的剧烈动荡，泰国仍有一段漫长的政治暴力史。1973年与1976年的学生示威运动遭到无情镇压。从1976年10月军队在曼谷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镇压抗议学生的新闻画面中，可以看到士兵与警察以自动武器与火箭炮无情扫射校园里的人群。其中一位学生维尼察古尔多年后回想，自己当时蜷缩在舞台后面，大叫“没有武器，没有武器……不要开枪”，却一点用也没有。我一直努力相信，经常在东南亚首都街道上演、反抗军事力量的运动有其意义，因为在此之后，促进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措施必会随之而来。但是，2013年的那天，当我看着受害者妮查和帕窈伤心哭诉，而桌子的另一端，身穿暗色西装、一本正经的官员们（他们是西方民主国家为了对付有军队作为后盾的保守君主主义者而捧红的政治演员），正不安地拨弄名贵的瑞士手表时，我意识到：其实这一切毫无意义。东南亚有太多的政治暴力肇因于精英的权力斗争，这些精英有如大象，朝目标前进时不惜践踏路上的长草。

这些精英完全不在乎每次发生内部斗争时，有多少民众受苦或死亡。2010年，支持前泰国总理他信的红衫军，与阿披实·维乍集瓦（Abhisit Vejjajiva）率领的非民选君主政府，在曼谷中部爆发冲突，情势达到高峰时，我通过电话联系到总理阿披实，恳请他下令停火，避免民众伤亡。显然，一旦军队进驻并突破竹子与旧轮胎制成的路障，必定会发生流血暴动。基于人道立场，我主张双方应该暂时休兵。但是，阿披实在电话的另一端只说，一切为时已晚。他的声音听来紧张而冷漠。同时，安于流放现状的他信也不愿意涉入谈判。在当时，边缘政策主导着一切。隔天，当我看着装甲吉普车碾过路障，突然间意识到：也许没有人会为了大众利益而奋斗，只有少数不择手段以维持地位与保有权力的人在互相争夺。会议桌彼端冷酷且无情的政治演员，毫不在乎他们一路走来所践踏的生命。即使在正迈向民主过渡期的印度尼西亚，情况也相同。1998年11月，苏哈托下台后，我目睹士兵们开枪射杀据称对后权威时代的早期改革表达失望的学生。我知道几位主要的改革派国会议员在附近一家旅馆聚会，于是离开触目惊心的现场赶了过去。“他们对学生开枪，”我对一群在休息室里悠闲喝着咖啡的官员说道，“你们难道不能去那里做些什么吗？”他们压根儿没想到要这么做。

即便是在相对平和的日子里，普通平民也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国家权力的危害。试想，如果你有一位近亲就这么消失了，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怎么能接受，自己的亲人或爱人可能在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中丧生，而你不知道意外是在何时、何地或以何种方式发生，也没有任何法律途径可查明真相？如果你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问问宋巴·颂蓬（Sombath Somphone）、颂猜·尼拉派吉（Somchai Neelapaijit）或波·乍·利·拉琼查隆（Por Cha Lee Rakchongcharoen）的家属。这三名老挝与泰国公民曾试图参与活动以争取自身或他人的权利，通过最平凡的方式来改变社会。以宋巴来说，他争取的是永续发展，并因此获得菲律宾颁发享有盛誉的麦格赛赛奖（Magsaysay Prize）[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颂猜则是人权律师，奋力保护被拘禁在冲突不断的泰国南部地区的囚犯；波·乍·利（又名“比利”［Billy］）则是在泰缅边境工作的环保斗士。在东南亚地区，他们只是过去三十年来因工作触怒当局后凭空消失（应是遭到谋杀）的数千人之中的三名受害者。根据监督人权的非营利组织“保护国际”（Protection International）指出，过去十年内，光是泰国就有大约五十名土地与环境保护人士遇害。

东南亚各国里，没有名声或地位的平民早已放弃争取正义与自由的生活。他们的家人无法诉诸司法途径，受害者通常就这样暗中遭到冷血谋杀，尸体像垃圾般被丢弃。当地人经常打的一个比喻是：“看到大象打架时，你最好离长草远一点。”这句话贴切喻指政治精英互斗，将人民的苦痛与悲剧抛在脑后的社会现状。不幸的是，那些受到践踏的，是百姓，是无名小卒，如同泰国政治暴力的受害者，或是1960年代中期在爪哇与巴厘岛境内无意义的反共产暴动中，失去父母、手足、朋友与亲属的无数受害者。

这些人大多为肤浅、空洞与不切实际的对未来的美好承诺所激励，因而投入抗议运动。他们起身阻止暴政与特权蔓延，进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希望总是破灭，被捣成惨不忍睹的烂泥，遭弃置于正义无可伸张的路旁：这是无止境暴力的悲剧曼陀罗。而且，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在死伤与损失厘清、战火终止之后，大家就会学到教训，社会将迎来和平。真相绝对不是如此。在东南亚，政治通常是残酷不仁的下流龌龊勾当，是冲突的主要肇因。

无所不在的政治，可说是抱持狭隘利益的人对权力的追逐。东南亚政局长期动荡，是因为当地为了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持续奋斗一直未能成功。在我报道这里政治发展的三十年间，此区不但经济有所成长，教育和其他社会指标也大幅进步，曼谷、新加坡与吉隆坡等城市更成为世界上全球化、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然而，这些由玻璃与钢筋所建构的时髦都市，暗藏着民怨长期鼎沸的弱点，原因是公众理想被少数特权阶层的有效集权所压迫而未能实现。人民越繁荣进步，越能领悟到他们的领袖有多失职。举例来说，贪腐与滥权曾因为受到秘密与无知的掩护而猖獗，如今一家小型的英国在线新闻网成功揭露马来西亚史上最大宗的贪污丑闻，总理纳吉布的个人账户有一笔近七亿美元的账款汇入，他宣称这些钱是来自一位匿名捐献者，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

掌权者如此狂妄的自私与寻租（rent-seeking）[意为寻求经济租金，指的是为了取得与维持垄断地位，进而获得垄断利润，而进行的一种非生产性谋利行为。]行为（以及随之产生的失望与紧张），不断出现在我的东南亚旅程中。这种行为主导了我与当地人的互动，是我所有人际关系的共同线索，也是我目睹的惊人动乱的根本原因。我所知道的东南亚国家，没有一个曾在自由与正义的奋战中获得全面胜利，或顺其自然地达成国家抱负与认同。我将在本章试着解开东南亚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探讨它们阻碍自由、扼杀众多自由倡议人士，以及致使永久的和平与真正的民主无法蓬勃发展的缘由。

基于前述章节提过的历史原因，东南亚政治的特色是派系与小圈子令人困惑的交互作用。在缅甸攻读政治行为学的美国民族学者卢西恩·梅森·汉克斯（Lucien Mason Hanks）于1960年代率先观察到这个现象。人们一般都倾向依照年龄、阶级与经验分成不同族群，但在东南亚，这种作用会受到由研究该区的杰出英国学者O. W.沃尔特斯（O. W. Wolters）所称的“重视个人与成就、不看重群体与世袭地位的文化”减弱。这点似乎出人意料，因为现代西方认为，亚洲社会缺乏对个人权力与成就的尊重，而西方社会已发展出合理限制个人行为的规范与体制。然而在东南亚的背景下，并不是如此。相反地，重点在于以成就者为中心的群体管理，以及从个人地位而非从种姓、血统或任何已实际定义的专业所获得的权力。这代表两件事：第一，管理政治活动的正规体制，无论是政党或国会、内阁或部会，都不遵守以抽象公众利益为基础的运作原则或总体目标。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倾向不服从统治或规定，除非这些原则符合个人利益，因而孕育了贪腐风气与裙带关系盛行的环境。第二，赡徇制压倒了精英领导制度。为了获得成功，人们奉献于所属派系或圈子的首领，而不是广泛的国家或人民利益。这种独特的人本政治行为模式容易阻碍对现代制度的信任，并加深前一章阐述过的传统观念。这些模式相对稳固、基础狭隘且排外，因此当权者试图集中与扩散己身权力，而非依据下位者的意见和要求转移或修正权力。

这凸显了东南亚治国的根本弱点之一：制度欠缺实质效力。掌权人士操纵权力主要是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而非大众福祉。任何试图挑战当权者的人都会被视为犯法，因此这些人即便遭到虐待，也可以合理解释成是因为他们叛国。这些挑战者抗议不公，引述自由、正义与人权等放诸四海皆准的规范与价值。之后，一旦情势逆转，这群人就会将曾经秉持的原则忘得一干二净，变得跟掌权者一样专制。这种现象渐渐使得社会大众害怕或蔑视执政者，倾向认为他们腐败且追逐私利。

虽说看似不可思议，但这个一成不变的恶性争权模式使得许多东南亚人的物质生活日渐富足，并让东南亚国家比非洲或中东的许多国家更接近发达国家的收入标准。21世纪初的十多年中，当地十个国家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达5.1%，同期美国与英国的增长率还不到2%。尽管高经济增长率提升了人民的收入与生活质量，东南亚政治却鲜少不受自私、基础狭隘的个人或家族利益影响，因此人们通常会通过武力或暴力手段，毫不留情地夺取这些利益——这说明为何掌权者往往是仰赖军队或警察支持的精英，以及大规模屠杀与失踪案件的策动者总是免受制裁。为何东南亚如此迥异于世界上其他区域？而了解其中的原因又为何如此重要？

首先必须知道的是，东南亚地区的许多行为都受到个人自私的冲动支配，不受任何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强制力所拘束。不同于东亚，东南亚没有儒家孝道所灌输的至高纪律思想，或是朝廷或宗族社会制度强加的服从态度。服从是历史上中国政治行为的严厉一面，尽管王朝统治者无法满足人民的渴望或需求，他们却依然能长期确保控制。中国无疑存在党派之争，但学者们认为，党派也并未抵过无条件服从的风气。韩国表面上是自由社会，政治行为受儒家顺从与集体责任的价值观所影响，因此当领袖失能，他或她会公开认错以示谦卑，并低声下气地道歉，这在东南亚精英眼里肯定再奇怪不过了。例如，2015年，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塞蒂亚·诺万托（Setya Novanto）遭到揭发，指称他向大型外资矿产企业要求20%的公司股份作为核准营业权更新的条件，而他非但未引咎辞职，还对媒体说那只是在开玩笑。他的政治盟友表示，应该以诽谤罪起诉录音者（某位情报官员）。诺万托最终被迫辞去议长职位，但他所属的政党要求政府给予特权：将诺万托的过失变成可交易的商品。结果，诺万托不但没因丑闻淡出政坛，反而在2016年当选从业集团党（Golkar Party）党魁。领袖地位建立在激化赡徇制的慷慨赠予而非激发大众真诚支持的理想时，羞耻心是不存在的。“我们是如此习惯容忍领袖的非凡财富，”马来西亚最成功的总理马哈蒂尔之女、作家与社运人士玛丽娜（Marina Mahathir）如此评论，“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照顾人民，理应享有这些财富。”她本身是精英分子，所以这段话或许是在解释，也可说是在合理化这些行为。

施以道德约束或预防措施如何？东南亚不像西方世界，人们在追求个人或家族野心时不会感到罪恶或羞愧。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传入此地已有数世纪之久，但是，任何宗教信仰提供的道德指引，对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影响甚微。宗教经典中的道德教条，反而被用来强制社会底层的人民遵守纪律与服从指挥，让精英享有特权。在东南亚各地，精英的政治行为不受共同的文化约束与宗教教义的限制。真是无奇不有。

近年来，罪罚免责的现象逐渐加剧，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2009年残害58人的屠杀事件，其中包含34名记者与媒体工作者，事发地点在菲律宾南部民答那峨岛马京达瑙省（Maguindanao）的荒凉道路上。受害者当时全都在一名省长候选人的随从车队中，一行人正在前往向当地选举委员会递交参选表格的路途中。身为候选人的布卢安市（Buluan）副市长埃斯梅尔·曼古达达图（Esmael Mangudadatu）认为，与拿督恩赛市（Datu Unsay）现任市长安达尔·安帕图安（Andal Ampatuan，该省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之子）竞争省长宝座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安帕图安威胁他，如果他申请参选，就将他大卸八块。因此，副市长请来媒体见证随行家人代他递交参选表的过程，以为这样可以吓阻对手。结果，参选车队还未抵达小镇，就遭到约百名武装分子拦下，所有人惨遭杀害。行凶手段残暴野蛮得难以言喻：他们强暴女性后射击她们的下体；利用路旁的挖土机草率挖出一个大坑弃置受害者尸体，其中有些人可能遭到活埋。之后，数名安帕图安家族人士遭警方逮捕，但审判因司法程序延宕而迟迟未竟，没有任何嫌犯遭到定罪。后续章节会继续深入探讨免责这项政治行为的特色，这里关注的是，司法漠视那些因为精英利益而无端牺牲的人命——人们普遍认为，假如将安帕图安家族定罪，可能会危及马尼拉政客赢得马京达瑙省选举所需的赡徇关系。

赡徇关系的优越地位及其提供的保护，源自东南亚地区普遍依赖人际网络，而非制度（这些受规范的制度具有可预测或客观的行为准则）的现实。个人主张赡徇权利的现象益趋严重，与旧时为了避免冲突与确保有效人力管理而演变成阶级式社会的互惠义务有关。在传统社会里，这些义务存在于权势者与其追随者之间：首领与其男性亲属，贵族与其侍从，一路向上到国王与朝臣。现代背景下，这些古代的赡徇关系渗透到所有制度，取代用以治理、实际上却显得脆弱与约束力不彰的正式规范或律法。因此，人民有问题的时候，不找警察或诉诸法律，而是先透过关系动用权力。最安全的关系往往是家族，这也是东南亚充斥着党派王朝与长期裙带关系的原因：当选的议员替配偶与子女安插职位，以便下台后有人接替；官员提携家族成员，而在商场上，除了家人，还有谁能信任？菲律宾南部民选的苏禄省省长（Governor of Sulu）在两届任期将满时直接操纵选举，让儿子当选省长，并自任为副省长。悲惨的是，这些观念尽管陈腐过时且论证充分（从回溯1950年代的东南亚学术研究归结而出），到今日依然引人注目。

背景如此灰暗，我注定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追随东南亚曲折的政治发展。虽然过程从不乏味，而且充满了群众示威与伟大人物，但是，千篇一律的演变掩盖了领导人一再令人失望的事实，他们最终背离了表面上基于理想的全面承诺，总是图利、心胸狭隘且自私的精英。有鉴于现代东南亚民族主义根植于后殖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Socialist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这个现象似乎出人意料。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越南的胡志明、缅甸的吴努（U Nu）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全是伟大的早期民族主义者，他们心怀让所有人民拥抱自由与繁荣的愿景。这促成了新西兰学者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所称的，后殖民时期的高度现代主义：领导者将国家的奋斗投射为全民的社会革命，动员大众，并下令开展重大的公共工程。

在作为东南亚记者的职业生涯初期，我遇到一些已届晚年的“现代”理想主义者。例如，之前提过的斯拉梅·布拉塔纳塔，他原本是在荷兰受训、于雅加达工作的工程师，后来当上部长却因拒绝收贿而遭到罢黜；以及印度尼西亚备受敬重的两位革命英雄——纳苏蒂安与西马图庞将军（T. B. Simatupang），他们认为军队独占政权是根本的错误，但军队捍卫革命的价值仍是对的。尽管苏丹·夏赫里尔（Sutan Sjajrir）在我去印度尼西亚的二十年前早已离世，但我早年在那里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对这位在荷兰求学、于1945年受命为印度尼西亚首位总理的律师赞誉有加。夏赫里尔是社会主义联盟领袖，先后在阿姆斯特丹与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受训。回到印度尼西亚后，他对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与偏见感到震惊，认为人民的本土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呼吁人们坚守原则，其中多为社会主义理念。他在开创性的宣传手册《我们的挣扎》（Our Struggle）中写道：“国家革命只是民主改革的结果，民主应该先于民族主义。”

之后，我在马来西亚遇到资深记者菲拉辛加姆·库卡瑟斯（Veerasingam Kukathas，较为人所知的名字是K.达斯［K. Das］），他秉持着略显费边式（Fabian）[重在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旨在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自由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这位身材高瘦、不断抽着“Kent”香烟的泰米尔人而言，所有种族都是马来西亚人，共同致力于现代民族主义的理想，建立人民共有的马来西亚。他们上同样的俱乐部，一起喝着相同的威士忌，不分信仰或种族。与达斯同个世代的马来西亚人都尊崇国父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这位穆斯林继承了王权，且因为终生饮酒赌博而闻名。东古接受达斯访问时表示，他的主要信仰是追求幸福，而他身为国家领袖的义务是让人民幸福（或许与东南亚诸侯的传统意识形态没那么不同，东古也曾是诸侯，他们的正统性真正仰赖的不是种族平等，而是人民幸福与否）。他在1990年（可惜我来年才搬到马来西亚）去世前，经常表现出对国家逐渐显露伊斯兰国家雏形的鄙视。“怎么会这样？”他不可置信地说，“人民必须是在自愿的情况成为穆斯林，而不是受国家主导……只有人民才有决定的权利。”

以我在这个时期的观察，我感觉得到，早期民族主义人士的理想主义乃推动建国的动力，并且为现代进步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太晚到戏院而错过主要情节的人。不幸地，这些早期民族主义领袖对于人民主权的理想，以及有关行政权制衡原则的“现代”价值观，在继位者接掌政权后，被顽强寻求执政正统性与少数集权的做法所取代。等我站稳旁观者立场，那些拥护由共同掌权的民选议员所建立的旧政府模式的人们多已辞世。同样一去不复返的是他们的民主仁政理念，他们是在遥远的西方大学里，或在抽着烟斗与头戴英式遮阳帽盔、地位优越的殖民行政官员跟前，搜集到这些观念与思想的。正当人民开始有所寄望，东南亚的经济也逐渐起飞时，政治文化反而倒退，并且利用前殖民时代的权力模式作为庇护。对我而言，这个转变在1980年代十分明显，抱持“现代”治理观的上一代民族主义领袖，将政权交接给不熟悉民主政府、人权与言论自由等普遍观念的新一代领袖。研究显示，在今日的雅加达，本地大学毕业生的受教育程度，只相当于希腊或丹麦的初中毕业生。因此，不同于1950年代率先建国的世代，当前的领导人眼界较为狭隘，仅能在资金匮乏的学校与大学习得有限的知识。

由于世代交替失衡，领导阶层和精英的组成无法符合受到数十年来物质进步所驱动的人民的期望。这凸显了东方学者的困境或陷阱。我们能否假设，旧有制度迟早会崩坏，并且被真正的人民主权所取代？这是勇敢的东南亚人权斗士一再提出的愿景：未来会有希望。但是，过去三十年的纪录看起来并不乐观；暴力压迫无止境地循环，中间有时出现稳定的良性专制政府，它们在使人民享有合理财富与满足的同时，也限制群众行动并掩盖人民的挫折感。事实上，独立早期的高度现代主义已被传统的社会与文化行为所取代，这些行为更多深植于前殖民时期的印度教与佛教思想。

这是我从自己在1990年代中期所做的早期东南亚政治研究中所观察到的趋势。探究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新加坡的李光耀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当代集权领袖，如何在表面民主的背景下合法化强人统治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这些领导人倾向恢复前殖民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传统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权利与责任被置于牵涉义务与无条件服从的更加死板与阶级化的框架中。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1994年向《外交事务》季刊（Foreign Affairs）表示：“在东方，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好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多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有秩序的状态，而不是充满争执与混乱的自然状态。”我在这里看见了对神圣王权传统模式（包含严谨、不带批判的忠诚）的调整，以作为象征性且通常自视良好的政绩的回报，而不是迈向更加开放民主且负责任的政府的趋势。权力基础非但未向外扩展，反而变得更加狭窄，这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挑战会遭到武力反制与削弱。当时，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在柏林墙倒塌与冷战结束之后倾泻而出的乐观主义——尽管言之过早，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滔滔雄辩地将前述两大事件描述为“历史终结”时刻。

很久以后，东南亚仿佛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系列更符合以“普世”人权与人类安全标准为基础的新兴全球规范价值观。2005年，一群多为前任领袖且恰巧全是男性的杰出人士齐聚一堂，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起草宪章。东盟成立于冷战高峰时期的1967年，主要是作为安全机制，让五个创始成员国有一个商议平台，可在区域内冲突发生前先发制人，并提高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有段时间，东盟相当于非正式的清谈组织，主要功能在于平衡东南亚地区的各种势力与处理悬而未解的猜疑（大多在高尔夫球场上的谈笑风生中得到解决）。但是，东盟不久后有了常设机构：位于雅加达的秘书处，以及一个勉强能用以消除贸易壁垒的架构。世界大国极力劝说东盟制定安全措施，因此协会成立了讨论安全议题的区域论坛。不过，还有更大的问题：目前包含东南亚全部十个国家的东盟，代表着哪一种群体与社会？最终，2008年由十国领袖协议与签署的东盟宪章，严谨保护着国家的完整、定义主权与不干预的原则，在提倡个人权利方面却草率了事。根据宪章第一条第七项，其目的之一是“巩固民主、促进良好的治理与法规，提倡并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兼顾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自始至终，重点都落在成员国而非区域个别公民的权利上，而宪章制定的人权条款，至今未对遭到国家暴力与迫害的受害者做出任何贡献。

在这段东南亚的旅程中，我一直为棘手的两难处境所困扰。由自私精英长期维护的绝对权力所衍生的破坏性文化，展现了旧有体制的延续，尽管在无能领袖的统治下，东南亚人民仍有显著进步，并且学会了对抗时代错误加诸人民主权的限制。就物质层面来说，人均所得让人们有办法买房与养家活口，在公民服务与设施水平足以媲美发达国家许多城市的大型现代都市中心，可观的中产阶级人口逐渐增加。东南亚的乡村地区普遍识字率高，享有基础医疗服务，虽然仍有少部分地区相对贫困，却没有真正的穷人。虽然社会与物质水平明显进步，但还是存在一种虚幻的现实：国家认为人民须为集权政府强加的规范所控制，这些规范明定学校教育可以包含多大尺度的真相、个人可以拥有多少土地，或是报纸可以刊登哪些内容。互联网的应用与社交媒体的高度普及，尚且无法克服这些约束；泰国一项严厉的计算机犯罪法案，允许警察以脸书或推特发文为罪名将人移送法办；马来西亚警察多次拘捕在社交媒体上张贴有意冒犯君主的信息与文章的人；而在印度尼西亚，一对同性恋情侣因为在脸书上发文互相示爱而遭逮捕。有鉴于种种限制，民主的确很难有太多进展。东南亚人民的主要挑战是难以公开表达关切：言论自由与人民主权依然受到束缚与限制。

不过，民众并不愚昧。他们设法活在平行世界里，在这里，他们可以努力工作，逃离统治者的愚行，有时还能克服长期困扰东南亚的不平等处境。他们凭借冒险精神所换来的成果，是看着下一代摆脱自给农业的苦活，在城市里闯出一片天地。这些贫穷农人的儿女可以选择为了更好的生活独力打拼，而有相对较多的自主权，或是追求更高的教育程度，以无形的方式贡献社会。人们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企图心既活跃又健全，并在惊人的程度上，自外于不良政府令人窒息的颓败与倍受媒体关注的精英内斗。那些强制灌输东方主义思维、鼓吹人民永久从属于旧有权力与社会秩序模式的人，应该谨慎一些，以免忽视东南亚充满生机与坚定自信的公民（civitas）本质。问题在于，国家既有愿望也有能力去遏制这些革新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还可以倚赖财富与机会严重不均的现象来设限权力范围。虽然社交媒体广泛呼吁改变与问责，这些要求仍如强弩之末，无力抗拒强大且过度集权的国家为现代民主规范所套上的沉重枷锁。社会上也存在压力警戒区，威胁、抑制或侵害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苦难与暴力。

那么，为何这些传统的权力模式至今依然存在？为何泰国是军人当政，而在缅甸这种情况又为何更加严重？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人民不能通过司法或民意来谴责他们的领袖？为何在菲律宾，有半数财富进了20%人口的口袋，同时，真正的政权落在少数家族手中？回顾这些国家尚未独立的时期，一个关键因素是，原有的权力与政府模式符合欧洲殖民者的需求，因此受到殖民行政官的维护与改制。他们发现，既有统治者的正统性与社会的严格分化（譬如平民与贵族间的区别），是实用与有效的治理手段。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1925—2006，著有《万园之子》（Anak semua bangsa）、《人世间》（Bumi manusia）等。]曾写道，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成功事迹是，“他们与势力强大的爪哇封建领主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前荷兰官员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Eduard Douwes Dekker），在1860年以笔名穆尔塔图利（Multatuli，拉丁文，意指“我受尽折磨”）出版的著名小说《马克斯·哈韦拉尔》（Max Havelaar）中详细解释了这个体系。书中描述了荷兰人借由当地爪哇贵族的权势强迫爪哇农夫耕种作物的制度。这些低阶贵族被授予“驻区长”（Resident）的头衔，大多从属于更年轻资浅、获授“副驻区长”厚颜头衔的荷兰官员。德克尔直言不讳地写道：“这一切造成了低阶官员指挥高阶官员的诡异情况。”此情形令19世纪中期的读者大感吃惊。应荷兰人要求，强迫农民种植烟草、甘蔗或稻米，“一项再简单不过的政策就够了。农民服从他的首领；因此只需要说服这些首领、承诺给他们部分的收益……而这个策略完全成功了。”德克尔也是如此。他的小说引起轰动，并迫使荷兰人考虑改革这项种植系统。爪哇等地对当地首领或封建领主始终存有义务感，这种情感在国家独立后延续下来，也是令普拉姆迪亚如此愤怒的原因。很久之后的1970年代，在荷兰殖民时代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阿拉伯裔马来西亚社会科学家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发表一项突破性研究，揭穿殖民者认为当地农民懒惰成性的真相。他暗示，殖民势力对于当地人游手好闲、工作效率低落的固有看法，之后转移到后殖民国家，让政府鄙视贫困的人民，认为有必要不断指导与鞭策他们。

当地人好逸恶劳的迷思，也源自政府对愤怒、意图谋反的农民的恐惧。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淘汰他们。随着殖民地缅甸与马来亚引进印度与中国劳工，当地的歧视现状与阶级制度，也自然成为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在缺乏人力或未能劝诱掌权精英及其从属农民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殖民主义者进口大批契约劳工，进而形成了如今依然存在的制度化种族主义与歧视。在殖民地缅甸，1940年的仰光有多达半数人口都是印度人。从19世纪中期开始，成千上万名广东人、福建人与客家人，搭上每月抵达的轮船逃离中国沿岸穷困地区，途经新加坡及曼谷港口，来到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今日，新加坡依然是华人为主要族群的城市国家。到了20世纪早期，曼谷有半数人口为华裔。在1957年独立的马来西亚，马来亚地区的印度与中国移民人口总计近全国人口的半数。

众多外地人涌入当地，进入特定职场（如房地产从业人员与销售员），或许是欧洲在东南亚殖民统治最不为人知的社会遗产，促成一种严格界定、名为多元主义的世界主义形式。现今，多元主义意指一种健康的多元化形式，拥有不同血统、信仰或政治观的人们得以融洽相处。其原始定义衍生自驻缅甸英国殖民官员弗尼瓦尔的著作。他在当地观察到不同族群的成员因为殖民经济而聚集在一起，他们虽然会在仰光与雅加达的市场里“共处，但并未融合”。“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自己的想法与方式，”他写道，“他们虽然会见面，但这样的关系只发生在到市场买卖东西时。这是一个多元社会，社群里的各个族群在同一个政治体中共享生活空间。”殖民势力利用精确的种族分隔界线控制当地人口，使东南亚区域在建立现代国家时继承了分裂的社会。

现代马来西亚与缅甸仍然受多元主义陋习所禁锢，这也解释了当代的一些社会弊病及其成因。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穆斯林超过一百万人，构成相当大的少数民族，其中大部分为贫困的渔夫与农民。而这个缅甸境内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毗邻孟加拉国的若开邦，大多数人为佛教徒。他们引用英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引进孟加拉国劳工的纪录，拒绝承认罗兴亚人是本地民族。即便今日政府向所有罗兴亚人担保，他们都有资格享有某种形式的公民身份，但官方繁复的身份审核程序让他们迟迟无法取得国籍。由于权利遭到剥削，罗兴亚人被迫流亡到脏乱营地，或搭上破旧小船远走他乡，因此发生武装抗争运动也不足为奇。2016年年末，若开邦北部爆发冲突，引起一些情报单位推论，罗兴亚人的武装抗争已经与巴基斯坦的宗教恐怖组织挂钩。罗兴亚人的悲惨处境鲜明地呈现出过去殖民历史遗留的族群分化与管理问题，至今犹存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各个国家通过不同方式来处理这个复杂的社会弊病。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社会曾经存在着异族通婚与一定程度的文化同化。但在缅甸与马来亚地区，英国统治者极力加深劳工间的种族分化，使得种族偏见与政治冲突根植于社会。数以万计的印度人公民身份遭到否认，并于1947年缅甸独立后被迫离境，至于那些仍旧留在缅甸的人，则被贬抑泛称为“卡喇”（Kalar）。

在现代马来西亚，主要来自南印的印度社群不但贫穷，政治上也屈居弱势；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的华人族群虽然生活富裕，却饱受歧视。马来西亚为了提供马来人国家补助，在1970年代制定充满歧视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会有这项政策，是因为华人拥有国家绝大部分的财富。在新经济政策下，政府将有利可图的合约授予马来人，所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高阶行政职员都必须包含马来人。因此，许多华人移居国外，大部分在以华人居多数的新加坡定居。社会与政治的长期不平等加深了剥削与贪腐，富有的华人企业为了生存，只能贿赂马来人为主的政治势力。

东南亚的政治发展充满矛盾。面对过时的权力与赡徇结构，以及巩固这些架构的殖民剥削模式，在21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东南亚所有国家争取独立的奋斗都涉及现代性的呼吁，不是来自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自由与自主原则，就是借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席卷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捕捉到现代民族主义渐起的东南亚作品之中，或许就属普拉姆迪亚的四部曲小说《人世间》（This Earth of Mankind）最为重要。其中两本为普拉姆迪亚在1960年代中期以政治犯身份待在偏远的布鲁岛（Buru Island）时口述而成，书中追溯出身贵族的爪哇青年明克（Minke）政治意识觉醒的过程。如同2006年去世之前曾与我会面的普拉姆迪亚，明克也受社会主义者的平等理念吸引，同时，他也非常关注亚洲意识的复兴，以及争相角逐大位的政治文化。

我第一次与普拉姆迪亚见面，是在苏哈托当政后期，当时他正被软禁于雅加达郊区一间小房子里。当局起初监禁他，然后将他流放国内，最后允许他在“限制居住”（city arrest）的条件下生活。这个男人有着令人卸下心防的谦卑外表。他喜欢抽丁香烟，我也是。抽烟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联结；我们帮彼此点烟，因而建立起情谊。普拉姆迪亚的笑声深具感染力，个性十分开朗；瘦削的双手相当有力，加上他因为半聋，会用手势与表情来帮助表达；双眼炯炯有神。我比一些人幸运，能让自己的声音穿透普拉姆迪亚受损的耳膜，与他促膝长谈。他在有限条件下探索丰富印度尼西亚语言的方式，鼓励了像我这样印度尼西亚语不甚流利的人。普拉姆迪亚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典型印度尼西亚文化大师或文化学者（budayawan），他不会发表自以为是或空泛概括的意见。

普拉姆迪亚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性人物，替这个世界大国长达半世纪壮志未酬的失望与绝望发声，是我心目中最顶尖的当代文学家之一。可惜的是，他在世人或者应该说只有一些印度尼西亚同胞彻底意识到这点之前，便已驾鹤西归。我喜欢普拉姆迪亚写作的短篇故事，其中一篇名为《甘比尔》（“Gambir”），主角是两个住在雅加达甘比尔车站外铁轨旁的穷苦工人。当中没有太过深奥的内容，也没有重大象征或深刻寓意。然而，普拉姆迪亚巧妙揭露了国家的阴暗面，暗指政府从未成功促进数百万名生活在贫穷与绝望中的人民的福祉。故事里，出身低微的站员风餐露宿，不断与感冒和胃痛缠斗。他们醒来的时候，“揉掉眼屎，忍不住一直咳嗽，吐掉喉咙里一再积生的痰，还不时抓遍全身上下的痒。”

这些《来自雅加达的故事》（Tales from Djakarta）写于1950年代，但你同样可以在今日的城市街道旁看到处境相同的人们。他们也受相同的疾病所苦，鲜少或根本没有途径寻求现代医疗服务。2005年，雅加达小报刊登了苏普利欧诺（Supriono）的故事，苏普利欧诺是个贫困的清道夫，被人发现带着女儿的尸体待在甘比尔车站。如同无数个生活边缘人，苏普利欧诺唯一真正的财产是他用5美元买来的夹板推车，用途是捡拾回收的塑料瓶和纸板。3岁大的女儿努尔（Nur）罹患肠胃炎时，他彷徨无措。他能做什么？他每天的平均工资只有一块多美元；去当地诊所看一次病就要50美分。他一贫如洗、目不识丁，不知道需要替因拉肚子而脱水的孩子补充什么，也没钱再带孩子上诊所看病。他用肮脏的推车载着全身发烫的女儿四处奔走，最后，努尔死了。

苏普利欧诺欲埋葬女儿，但是没钱请救护车把她载到附近的墓地，于是决定拉着推车徒步走数公里将她带到市区的火车站，买了便宜车票搭到邻近的茂物市（Bogor）。那里有朋友可以帮忙。正当他在等车时——身旁推车上躺着用衣布遮盖的女儿的尸体，而他全身上下依旧只剩不到1美元——路边摊贩察觉有异而报警，才让这件事情曝光。苏普利欧诺的悲剧不过是雅加达每天都在上演的悲剧之一，在这座有120万人口的城市里，林荫大道上开着全新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的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全然不知城市里大约有8000名孩子深受营养不良所苦。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有将近150万名儿童营养不良，婴儿及产妇死亡率也位居东南亚之冠。

对普拉姆迪亚而言，印度尼西亚历史一再令人失望；他会说，如今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苦力的国家”。起初受荷兰统治，后为国家独立后掌权的爪哇封建精英所奴役，他坚决主张，正是爪哇传统（Javanism）使印度尼西亚一再受人奴役。普拉姆迪亚在1825年出生于东爪哇的布洛拉（Blora）。他的父亲是教师与民族主义者；母亲是作风强势的爪哇女族长，赋予他对神秘世界的敏锐度与对女性的温柔信念。不同于许多当代人物，普拉姆迪亚并未被送到荷兰求学。他成年前的经验，都来自且根植于爪哇本地。在所有爪哇文化的转译者当中，普拉姆迪亚是唯一脚踏实地的人。他有点像顽固守旧的左派分子与隐蔽的革命者，而在2003年出席香港文学节时，他被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时代的旧识们簇拥着，其中大多是流亡中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他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于五星级饭店举办的午餐会上，向与会的银行家与股票经纪人发表演讲，怒斥资本主义的罪恶：

我不喜欢美国的政治家。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仗着犯罪免责为所欲为。这让身为印度尼西亚人的我，想起了令人痛苦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与1950年代，因为美国协助击败了他们认为是共产分子的苏加诺总统。这是场悲剧，因为从那之后，印度尼西亚一直没有出现真正的国家领袖。

这是一场真诚质朴却未能逢时的动人演说。如果他还在世，便可以指着现代印度尼西亚及其一切弊病质疑：“这与过去有任何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