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价值取决于加害者之权力的国家里，谋杀不值得严加惩罚。旅居东南亚期间，我一直无法理解弱势者在偶然且人人避而不谈的情况下丧命的现象：无论是在东帝汶、巴布亚省及亚齐省等争议地区，印度尼西亚士兵以残酷手段先折磨、再杀害可疑的分离主义分子；人权激进分子在泰国遭暗杀；或是众多要求改革的平民在柬埔寨、老挝与缅甸凭空消失。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便有人犯下夺走人命的暴力犯罪，当权者或权贵人士竟能完全无视所有形式的正义，并且毫不予以惩罚。当我意识到，那些双手沾染鲜血的掌权者，利用前人庞大而粗糙的可耻法令来遮掩其罪行，并借由免罚特权继续度日与往上爬，非常轻易地就遗忘了过去的时候，我再想起自己与他们握手的次数，便感到不寒而栗。

我们的年代充满了强制性的“普世”规范与价值观。过去七十年来，这些价值观持续受到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与近期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等国际性组织与机构的强化和落实。近年来，人道主义的集体行动与国际法的正当程序大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即使罪犯很少在起诉后遭到定罪，但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Herzegovina）、肯尼亚与苏丹的人民而言，至少还有一丝希望与交代。然而，我接触东南亚的四十年里，从最初柬共（我在1979年首度来到东南亚时，其在柬埔寨的恐怖统治刚结束）发动残害近200万人的大规模屠杀，到如今无法还给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与泰国的政治暴力受害者应得正义的失败，为了实践这些“普世”规范和价值观与主持正义所做的努力，几乎全部白费。

本章中，我将聚焦东南亚所面临的、最不被承认但影响层面最广的社会与政治挑战，以及冲突的关键肇因。犯罪免责在东南亚地区比较像是慢性传染病，它让宿主表面看来健康却抑制了许多重要的生理功能，并且导致了不公平与冲突未获解决的长期瘫痪。《远东经济评论》的同事纳特·塞耶在1997年访问恶名昭彰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时，该则新闻被誉为全球独家内幕。这位在法国受教育的前革命分子即将走到生命尽头，身体虚弱、器官衰败，但他没有任何遗憾。“你要知道，我来，是为了参与革命，而不是屠杀柬埔寨人民。”他在位于偏远丛林的藏身处对塞耶如此表示。“你看看我。你觉得……我是个暴戾之徒吗？我不是。”

长久以来，我一直为这种厚颜掩藏真相（压抑住人类在杀害同胞时必须要面对的良知）的动机感到困惑。经常有人说，教人接受自身命运的佛法教义使人们变得消极，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但是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另一个因素是，人们盲目服从萌生自印度教种姓制度遗风的权力。然而，这其实不足以解释，那些有权压制异议的人士夸耀自身成就的任性行为。一位新任缅甸议员在2016年初召开议会选举一位总统与两位副总统时，权大势大的军方提名了2012年发生血腥镇压抗议学生事件时在职的前军方安全事务长与仰光行政首长敏瑞（Myint Swe）。联合国支持的一项起诉控告威兰多（Wiranto）危害人类罪，因为1999年印度尼西亚军队撤出东帝汶、造成约1400人丧命的行动，正是由他担任指挥官，但是，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显然没有因指派这位前国军总司令担任掌管安全事务的高级内阁而感到良心不安。我在雅加达的一位同事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是时候该向前看了。”威兰多否认指控，而那之后，他曾先后参选总统与副总统，印度尼西亚一直未对他做任何制裁。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虽然之前大肆吹嘘执法成效，但是在东南亚的存在感十分薄弱。在此情况下，主权充当起有效的防护罩。曼谷是联合国亚洲区总部所在地，但泰国连同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却都迟迟未批准如今成为国际法惯例、主掌难民人道待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 Refugee Convention）。自2006年起，由联合国共同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尚存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袖进行审判。至今，审判已耗费2.6亿美元，在柬埔寨政府渐次衰微的支持下，只完成了一起定罪。联合国在东南亚地区基础单薄，政治部门极少参与当地事务。红十字会或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负责实行国际人道安全规范的国际机构，在当地的运作范围远远不如在非洲，得到的授权也更有限。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Rome Statute）在亚洲不够有代表性；泰国是缔约国，但尚未签署，而马来西亚最近才表态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对亚洲地区的任何人道侵害案件，均尚未展开调查或起诉。

或许有更深刻的历史因素可以解释，东南亚人民为何如此擅长掩藏所有不好的回忆。对于那些从数世纪殖民统治中崛起的国家而言，利用暴力来控制人民，已成为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层面。荷兰人于19世纪中在印度尼西亚实行“耕种制”（cultuurstelsel），强迫农夫耕植利润高的经济作物而不种稻米，导致许多地区爆发饥荒，以及荷兰人指定的中间人发起暴力抗争。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补救措施。重点是，掌权者表面上是欧洲殖民官员，他们大多未遭起诉——这项特权传承给了掌权的民族主义后继者们。东南亚多数国家都建立了人权委员会，但这些机构权责薄弱，而法院也不愿意惩处当权者。结构松散的东盟聚集东南亚全部十个国家，拥有跨政府的人权机构，但由于不干涉的文化根深蒂固，以致在高官滥权这方面，东盟各国几乎都是自扫门前雪。本章大部分篇幅将会聚焦于犯罪免罚纪录惊人的印度尼西亚。虽然如此，东南亚其他地区同样可见泛滥的免责现象。

普拉姆迪亚最不知名的作品，也许就属他晚年书写的关于修建贯通爪哇东西岸的大驿路（Great Post Road）的文章。这条超过1000公里长的道路，在19世纪早期兴建时，牺牲了大约1.2万名无薪工人的生命。普拉姆迪亚去世两年前的某天，我去拜访他，他给了我这篇文章的复本。“读读这篇文章，”他说，“这可能是我最好的作品。”我感到困惑。这是写了好几本出色亚洲民族主义小说的男人粗率的谦虚表现吗？深思之后，我觉得不是：对普拉姆迪亚而言，那些死于过劳与病痛的筑路工人长久被世人遗忘的悲剧，象征着印度尼西亚从殖民苦役走向独立的漫长道路中充斥着死亡与压迫。下令兴建大驿路的荷兰籍总督赫尔曼·威廉·丹德尔斯（Herman Willem Daendels）不发薪水、强迫工人劳动的做法也许无耻，但真正令普拉姆迪亚感到愤怒的是现代的印度尼西亚领袖，正是他们对众多惨遭杀害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苦难视若无睹。

1940年代晚期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之际，受害人数就开始累积；1948年，5000名共产分子在中爪哇茉莉芬（Madiun）附近遭到杀害；1950年代，约3万名叛乱的伊斯兰斗士在苏门答腊边远省份战死；接着，在1960年代中期，大约50万名乡镇人口（主要在爪哇和巴厘岛）在好几波反共产屠杀中牺牲（之前曾提过无确切死亡人数，50万人应为正确数目）。当时为全球最大党派之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控幕后主导1965年9月30日晚上爆发的政变，造成包含六位将军在内的七名官员死亡。这起所谓的政变阴谋在几小时内便遭到压制，虽然从未证明有政变正在酝酿，但有些人怀疑，军官遭到杀害，刚好可作为夺权与发动反共政变的借口。来自中爪哇、寡言爱笑的将军苏哈托位处高阶指挥链之中，但共产政变嫌犯在深夜围捕其他将军时，却不知为何没找上他，事后看来，他是这起事件的最大受惠者。在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中，苏哈托获得政权，继续有效掌握传承自苏加诺总统的权力。上位后，苏哈托在1965年末下令军队全面压制共产党。

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屠杀事件也延续到了现代：1976年之后，亚齐省的反暴动行动至少造成3万人丧生；1975年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后，约有2万人遇害。1962年，荷兰将西巴布亚的主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1969年，据称约有3万人在参加联合国支持的西巴布亚独立公投（印度尼西亚当局安排1025人投下反对票）时遭到杀害。此后，据信至少有1.8万人死于维安部队手里，尽管人权运动人士普遍引述的死亡人数远远高出这个数据。自1949年起，印度尼西亚各地总计至少有60万人丧命；若按年度折算，理论上每年有1万人死于暴力事件。普拉姆迪亚出于羞愧与困窘，总是将印度尼西亚称作“夹在多个国家之中的小孩”。2006年，他怀着悲愤离世，不看好这种杀戮文化在可见的未来里会有尽头。

年复一年，关于暴力的回忆宛如旧照片褪色般益趋黯淡。如今，距离反抗军在雅加达残杀七名印度尼西亚军官、引发爪哇与巴厘岛多数地区组织性狂暴杀戮的那个9月夜晚，已经过了漫长的五十年。爪哇与巴厘岛各地乡镇的人民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在深夜遭到残忍杀害，被以棍棒打死或以绳索勒毙，只因为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些许赞同。多数人或许曾参与共产党发起的活动，毕竟拥有300万名党员的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政党，而且也获得国父苏加诺总统的默许支持。一般认为，知识分子倾向支持共产主义，这也表示其中有许多受害者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某些地区的人只是戴着眼镜，就遭到残杀。

漫长的三十年里，受害者默默承受折磨，甚至还有一整排说谎的官员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每一年，为了纪念九三〇事件，苏哈托政权的“新秩序”（New Order）政策巧妙渲染那个命运性夜晚发生的事件，将遭到谋杀的将军塑造成英雄，指称谋反的共产分子为残酷杀手，对那之后的屠杀事件保持沉默。

1998年后，印度尼西亚挣脱独裁主义的枷锁，终于能拥抱建国者预见的民主制度，燃起了过去的希望。然而事实证明，在这个国家，自由民主不论在司法或调解上，都是作用薄弱的工具。媒体记录这个国家悲惨的历史，并未促成建立真相或追究责任的集体承诺。受害者反而遭受更多磨难，政府承诺提出国家道歉声明，结果他们却辗转得知，激进的保守势力认定当年的屠杀事件正当无罪，在共产主义退潮三十年后，仍继续支持着反共的理念。

苏希洛在位时（他在2004年成为人民直选总统，直到2014年第二任期满才卸任），替国家人权委员会调查屠杀的一份报告背书。这份篇幅冗长的报告提出补偿受害者的方案，苏希洛也考虑进行国家道歉，但遭到军方与发动多起屠杀的伊斯兰团体激烈反对。事实上，在屠杀事件发生当时，苏希洛的岳父萨尔沃·埃迪（Sarwo Edhie）正是下令镇压共产主义人士及其追随者的特种部队将军。在任期届满前夕，苏希洛提议将萨尔沃·埃迪塑造为国家英雄。

受害者并没有遭到遗忘。问题在于，几乎没人准备好迎接追究责任的这一天。外界期待他们往前看，不再回忆过去。如同我们在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深刻的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中所看到的，那些在1960年代中期展开屠杀的人们以展现杀戮本领为乐。影片引述二度上任、现为印度尼西亚副总统的尤素夫·卡拉（Jusuf Kalla）所说的话：“我们需要流氓才能做事。”Tempo新闻周刊因应奥本海默的惊人之作推出特辑，当中表示：“刽子手无所不在，他们挥舞镰刀，为了个人复仇、宗教信仰或对国家的使命感，进行杀戮。他们杀害任何一个明显或疑似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成员，将受害者尸体弃置深谷、河流与洞穴。这些刽子手是否曾经为自己的骇人作为感到悔恨或罪恶？”

对于过去三十年来持续研究印度尼西亚与旅居当地的我而言，尽管我对这个国家感情深厚，沉重的问题仍时常萦绕在我心中。在我的黎凡特（Levantine）混血背景下的遗传记忆里，某种东西让我理解人们在长期的区域紧张中继续前进的观念——即便途中伴随着长久不满与仇恨的阴影。我在雅典的希腊亲戚会彼此低声谈论希腊内战（Greek Civil War）遗留的影响，在战争期间，相邻的国家为了旧账横越大小城镇互相发动攻击。由于我的亲戚们在巴勒斯坦出生长大，因此我从小便清晰地记得，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永无止境的谋杀争斗。印度尼西亚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国家是由自由理想铸造而成，受平等与正义的“普世”原则所支持。然而，他们很难解释潜伏于每个历史转折的无谓杀戮。

时任总统的苏希洛在2012年提出为1965年屠杀进行国家道歉的想法，让我有机会探究这个悬而未解的民怨问题。在此之前，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表了长达850页的报告，不出所料地，他们判定有系统地处决可疑共产分子的行为违反人权，提议展开正式调查以起诉应负起责任的罪犯。负责汇整报告的调查小组组长强调：“许多受害者与共产党或其部属并没有关系。军队官员刻意让那些人看起来与共产党有关联。”这份报告清楚说明了，1966年屠杀事件落幕后，迫害依旧存在，因为任何疑似与共产分子来往的人士都不得担任公职。那些在拘禁后幸存的人们，身份证会加上特殊注记，使他们几乎无法找到工作，直到1980年代为止：

1965到1966年间的暴力事件构成了一出人道悲剧，是印度尼西亚国史上黯淡的一章。这些事件因歼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及追随者的国家政策而起……（这项）国家政策利用极端且残忍的暴力手段……造成死伤……侵犯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人权……包含谋杀、灭绝、奴役、强迫免职、剥夺自由／无理由拘禁、折磨、强暴、迫害及被迫失踪。此外，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理受创，进而在公民权利、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遭到歧视。

人权委员会的调查，是官方组织承认这出悲剧的规模，并指出政府官员应负起责任的第一份报告。当中包含将近400位受害者与生还亲属的证词，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发言权。即使1998年独裁主义时期结束后已放宽言论自由，遭到迫害、亲人失踪或就业受阻的受害者，依旧难以发声。譬如，在居住于巴厘岛的知名医生杰兰提克（Djelantik）的回忆录中，有段值得注意的叙述，他提到当地约有4万人遭到杀害。他写道：“光是出于好意供应节日的灯笼，或替共产党地方分支举办集会，就足以被人怀疑是党员或至少是追随者，进而有生命危险。”他也观察其他人对于爪哇的看法，发现许多受害者沉默地向命运屈服。他的亲侄，也是亲共信息部的官员，遭屠杀部队掳走，在被斩首前，他冷静地脱下手表、摘掉婚戒。在戒慎恐惧的社会里以直言作风闻名的杰兰提克写道，“巴厘岛人相信，这些恐怖杀戮是净化的行为”：

某些情况下，比如在苏卡瓦地（Sukawati）及其他村落中，共产分子会穿上白色衣裤前往警局，自愿当场受死。杀人者与被杀者都认为，这些事件会展现不凡的影响力。

鉴于罪行免责的沉重负担，我认为参加在总统官邸进行、研讨国家道歉提案的密室商谈于事无补。身为中立的局外人，我应邀替会议致开幕词，概略谈论了真相与正义，以及它们的疗愈性质。与会者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代表。知名的印度尼西亚籍转型正义专家加卢·万迪塔（Galuh Wandita）替受害者发声；另外还有退休陆军中将的儿子阿古斯·维杰约（Agus Wijoyo），他的父亲是九三〇事件中据称遭共产分子杀害的六名将军之一。会议很快便出现激烈争论。加卢激动地要求军方举行司法审判及纪念活动，以供世人追悼与谨记那些无辜牺牲的生命。然而，阿古斯对于只有单方面人士受害的假设感到愤怒。他反问：“那六位将军呢？他们难道不是受害者吗？”坚持反对道歉行动的论点或许是出自哈里·詹（Hari Tjan），他是信奉天主教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也是在1968年协助推翻亲共的苏加诺政权并拥护苏哈托上位的学生领袖之一。“我们都逐渐忘了，共产分子是为了土地改革而奋战。”他压抑情绪，颤抖着低声表示，“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实行过土地改革吗？”众人一片沉默。他接着说：“那么，何必再打开这个充满蛀虫的罐子呢？”房间里的灯光仿佛全都熄灭了。

国家人权委员会报告发表的三个月后，检察总长表示，搜集到的证据“不足以作为展开官方正式调查的正当理由”。苏希洛总统麾下的政治、法律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佐科·苏扬托（Djoko Suyanto），驳斥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正是当初的屠杀事件，才使国家免受共产主义荼害，政府不需要做任何道歉。这项议题看似就此终结。《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引述苏扬托的话：“我们必须全方位来看待这个事件。共产分子意图谋反，政府需要采取实时行动以保护国家不受威胁。不要逼迫政府道歉。”报道还提到：“要是屠杀没有发生，这个国家就不会有今天。”

尽管如此，大众依然期待2014年就任民选总统、与旧时保守势力没有关联的佐科·维多多，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考虑为侵犯人权事件道歉，是他上位之后所做的许多空泛承诺之一。他甚至还想办法会见1965年大屠杀的一些受害者。然而，随着事件即将届满五十周年，他的幕僚声明，总统有更急迫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要处理。其实，这应该是他在保守派参谋人士的建议下，暂时搁置的诸多承诺之一，这些人士包括领导1960年代反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天主教与激进华人，以及帮助他上位的军官。实际上，军方仍然是政府体制的重要支柱，而且似乎不愿意弥补血腥的过往。的确，军方至今仍对那六位将军之死遭指与共产主义有关怀有余怒。而被控发起屠杀的宗教组织，也不希望军队的地位因为任何的道歉举动而有所提升。佐科与印度尼西亚第二大伊斯兰组织穆哈玛迪亚（Muhammadiya）会面后，政府决定不公开道歉的新闻紧接着曝光。

在种种借口、失望与未能处理国际视角中已遭遗忘的种族屠杀背后，潜伏着对未来的深层恐惧。一个饱受不公不义所苦的社会对于社会变革的恐惧，或许解释了为何每当政治领袖考虑响应大规模屠杀事件时，就会爆发反共抗议运动。过去15年来，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率或许下降了一半，但财富分配变得更加两极化：该国2.5亿人口中，约有40%的人一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

社会凝聚力面临的威胁，也是阻碍究责的因素。1965年的爪哇社会由人数比例较为平衡的基督教与伊斯兰群体所组成；共产党获得许多基督教徒的支持（令梵蒂冈深感震惊），反共势力则在穆斯林中立稳根基。大家都知道，多数的杀戮行动其实是受军队鼓动的穆斯林少年匪徒与民兵所执行的。之后，许多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以逃避猜疑与更多的骚扰。自此，伊斯兰化加速所带来的影响，削弱了不同信仰之间维持和谐的传统文化机制，宗教冲突因而在印度尼西亚越演越烈。

可以肯定的是，揭露历史上的这些杀戮时刻，会导致微妙平衡的多元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报复浪潮。1965年事件中，大多数的激进杀手，尤其在东爪哇地区，都是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穆斯林组织宗教学者复兴会（Nahdlatul Ulama）有关的准军事部队成员。而在柬埔寨，当你处于不顺从红色高棉暴政就有可能遭活埋的情况下，你要费尽多大的努力才能根除那些犯下暴行的恶徒？如今有三分之二的柬埔寨人在红色高棉时代结束后才出生，埋葬历史，把过错推给实际上协助终结了红色高棉恐怖统治的越南等外在敌人，变得轻而易举。泰国的策略是让反叛者完全恢复正常生活，以及抹除暴动的记忆。1980年代，所有逃到丛林加入激进共产势力的人都得到特赦。

无论受害的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或是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民众，人们对于那些遭到当权者谋杀的受害者，似乎都出乎意料地缺乏怜悯。这种长期的免责倾向，是无力和解的永久冲突的潜在肇因之一。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以来，不满的情绪持续恶化。虽然这五十年里，南非与智利等地的政府确实试图调解与弥补暴力的过去，东南亚却甚少设法解决不公，或是还原平民的人权受侵犯、资产遭摧毁、生计受影响以及生命被剥夺的真相。以国家名义犯下暴力罪行而入狱的人少之又少。

问题在于，在一个倾向通过抚慰人心或英勇果敢的神话与传说来解读过去，而不是记录真实事件的地区，历史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在那里，生存经常是忍受困境与不敢奢望复仇的受害者的首要考虑。此外，人们也对过去感到羞耻。熟悉东西方情感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欧大旭（Tash Aw）主张，所有破碎的历史都必须留在过去。“既然我们现在生活富裕，就不要谈论过去；研究历史等于回头看，现在只要在乎未来。”的确，大家常说东南亚人记性不好；否则，印度尼西亚人要如何面对1960年代的大屠杀，许多受害者被乱棍打死、斩首，尸体被丢入悬崖旁的大海或河川，十几天血流成河的过去？柬埔寨人要如何带着1970年代中期夺走200万条人命的骇人种族屠杀的记忆度日？1975年4月，红色高棉攻入柬埔寨首都金边，发动残酷野蛮、净空城市的社会重整行动，并杀害受过教育的民众。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法庭只对一名如今还在世的红色高棉领袖判处终身监禁。尽管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仍有多名低阶官员屡次顺利逃过起诉，他们或许“只是尽忠职守”，但真正的作为就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的“平庸之恶”[意指人们集体不思考，最终将把整个社会推向极致的犯罪。]。柬埔寨政府冷淡地支持整起审判，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最后关头才倒戈的前红色高棉官员被定罪。总理洪森在叛逃到越南之前，原本效力于红色高棉政权。

不过，容我解释清楚：倘若认为东南亚人民对失落、受害无感，那你就错了。怎么会有人能够克服至亲遭暴行杀害，甚至亲眼看见这个过程的悲痛？面对这种遭遇，人的本能是寻求救济、正义甚至赔偿金，以真相作为慰藉，查明屠杀的原因与目的，帮助受害者及他们的家人试着去理解这般的暴戾。

罪行究责虽然罕见，却仍旧存在：近期的两起案件中，英国与荷兰法院所做的裁决或表现的态度，都有利于殖民时期的屠杀受害者。1948年，当时马来殖民地的一次反共行动中，英国士兵杀害了巴冬加里村（Batang Kali）24名手无寸铁的种植橡胶的农民。尽管事后展开多项调查，但英军并未受到任何指控。直到后来受害者家属上诉英国高等法院，才获得官方正式道歉，但之后英国最高法院裁定，英国政府没有义务进行公开调查。而直到2011年，荷兰法院才对上世纪南苏拉威西岛（Sulawesi）的拉瓦格德村（Rawagede）惨案做出判决，因为声名狼藉的船长雷蒙德·韦斯特林（Raymond Westerling）的命令而惨遭杀害的431位受害者，其家属将获得赔偿金。

这些判决可能太过轻微，也来得太晚，而东南亚执行“转型正义”的过程中也鲜少揭露埋藏在这些分裂社会里的不满与不信任是多么深刻。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反共产主义依然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官方立场。共产党在当地遭禁，学校里的历史教科书仍旧以经过修饰的官方版本，描写1965年的屠杀事件，并把重点放在六名将军据说遭到亲共谋反人士杀害的悲剧上。2015年，印度尼西亚屠杀事件满五十年的纪念活动，不是遭到禁止，就是被迫在海外举行。同年，非正规的人民法庭在海牙成立，策划者是公民社会运动人士。2016年，法官听取证词，非正式地裁决印度尼西亚政府应该为违反人权的罪行负起责任，另外，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也是共犯。即使法官的判决不具法律效力，海牙法庭的发起人仍希望借此推波助澜，驱使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这起案件。

如果我们认为（我想我们必须如此），表面上的消极不代表遗忘或原谅这些暴行与罪恶，那么我们也可以假设，导致这些暴行的冲突，依然存在后续的世代里，并以全新且多为致命的形式不断往复循环。分析家质疑，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如此受“9·11”事件所掀起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所残害？实情是，许多加入伊斯兰组织（Jemaah Islamiyya，基地组织［Al Qaeda］的印度尼西亚分支）的热血新兵，由于亲人涉及伊斯兰之家起义（Darul Islam，狂热宗教领袖为了将印度尼西亚塑造为伊斯兰国家，而在1940至1960年代之间所发起的行动）后遭到不仁对待，而心怀不满。军队与反抗军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岛与西爪哇部分地区的离岛作战时，数千名伊斯兰组织的支持者，不是丧命，就是遭到监禁。这起运动的领袖卡尔托苏维里约（Sekarmadji Kartosuwiryo），1962年在一座偏远岛屿上被行刑队处死。

我们看到同样的未平冤屈一代传一代，引发东南亚其他区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在泰国。自2005年以来的十年，泰国之所以频繁出现暴力的政治动荡与冲突，是因为当代的对立，对立双方分别是希望保有财富与特权的自私保守势力，与居住于泰国北部与东北部、冀望拥有更多选举权、要求更多财富的农民。如此的地理分歧有其历史缘由，但支持着对抗保守精英的知识信念，来自一小群前左派学生领袖，他们对于1970年代中期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一事依然感到怨愤。

紧接在1970年代中期学运潮之后的，是由军方主导、在曼谷对可疑共产分子或左翼支持者进行的暴力镇压。1976年，曼谷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爆发屠杀事件，警察与士兵枪杀抗议学生，并在激进右翼暴徒对毫无防备的学生动用私刑时袖手旁观，当时，外国与当地记者捕捉并见证了种种暴行。新闻画面令观众震惊，他们讶于居然会发生如此残忍的杀戮及狂妄的暴行，以及当局不在意的作为。幸存者从内陆逃往丛林。在1980年代屈服与重新安置之后，一些学生以大学学者身份回到社会，一些则加入政党。他信在任职内政部重整单位的警官期间，认识了多位叛乱者，之后于1990年代中期踏入政治圈时，他聘请其中少数人担任国是顾问，包含担任他信政党秘书长的普坦·威查亚猜（Phumtham Wechayachai）。这些人受到理想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也或许是出于更重要的动机——对抗杀害亲人的稳固保守势力，因此帮助这位抱负远大的政治家拟定平民主义政策，并在2001年及2005年连续赢得两届选举。他们在1970年代是血气方刚的激进学生领袖，疾呼平等；而现在有权有势了，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理想。总理办公室设置了请愿匦。内阁会议在偏远乡村地区举行，在那里，他信与部会首长们表面上“倾听”人民的需求，然后配发补助与小额贷款。他们也推行多项政策，例如，让每个泰国人民都能以约一美元的代价享受医疗服务的革命性的卫生保健计划。看来，旧时泰国共产党的社会平等理念似乎已经实现。

不出所料，害怕被篡位的极端守旧保皇主义势力，深知这些计划主导者的用意，进而将种种平民主义政策视为威胁。单单是古代为暹罗国王独有的请愿匦的象征主义，便足以引起怀疑。到了2005年，保守派针对他信及其左派幕僚发动破坏性的街头抗争，有效地使政府运作陷入瘫痪，最终引发2006年的军事政变。这次，平民主义分子没有丛林叛乱势力可以投靠，于是他们坚守立场，在曼谷市中心筑起屏障，破坏市区的零售与商业区。2010年5月13日，意图结束这场僵局的谈判失败，装甲车与武装军队冲破屏障，造成90人死亡。这些激进分子在慷慨激昂的演说与文章中，表达对致力推翻人民主权的保皇派军方人士与官员掌控局势的愤恨。对此，当局实行严格的《冒犯君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作为响应，此后，这项条款便一直遭政府滥用，以将异议分子送入监牢。

由毕业学生组成的左翼团体中，有一位比这群平民主义分子更有话直说的代表人物，就是不久前还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历史的通猜·维尼察古。关于泰国民族主义的起源，通猜的论述极具说服力。1996年，我和他一同观看记录1976年校园攻击事件的低分辨率黑白短片。他难过地哭了。同样为影片画面动容的我意识到，这段时期正是我在伦敦安稳无忧地就读大学的那几年。多年后，通猜小心翼翼地描述他称之为自创文化的泰国至高君主制：

我在极端保皇主义的环境中成长的同时，人们对君主政体的狂热逐渐加剧，1973年10月14日之后，这股热潮越发不可收拾，直到攀上过去十五至二十年的巅峰。实际上，人们保卫君主制，只是为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着想。施行《冒犯君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同时，他们也提倡被视为可保护君主制度的习俗与传统，以防堵对君主制的批评与负面看法。

过去十年来不断折磨泰国的，而且自2000年以来造成200人死亡的两极冲突的核心，根植于失落的1970与1980年代对不公不义的深刻怨恨，这是一种从未觅得出路的怨恨。

无论一个人为了遗忘过去而找借口扭曲多少事实，犯罪免责的严重不公依然存在。1999年，在公投结果揭晓绝大多数帝汶人倾向独立后，全世界胆战心惊地看着印度尼西亚军队帮助与教唆帝汶暴民在东帝汶街头叛乱横行。据联合国估计，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牺牲了约1400条人命，直到印度尼西亚同意撤军并允许国际维和部队进驻，冲突场面才得以平息。时任国军总司令威兰多否认在公投后下令执行焦土政策。在后续由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究责请求中，他是关键犯罪嫌疑人，而且被控违反人道罪。2002年印度尼西亚联合东帝汶成立的真相调解委员会评断，印度尼西亚必须为侵犯人权负责，当时的总理苏希洛也在2008年发布官方道歉，但这个举动并未促成对军方人士的任何起诉。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尼西亚人为祖国军队辩驳的方式。一年后，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可谓最为开明、心胸最开放且热情的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他成立的民主论坛（Democracy Forum），为反对独裁政治及新的改革与民主时代奠定了根基。经过国民大会一系列的政治操作，以及多数议员的提名与选举，他在1999年当上总统。鉴于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我问他对威兰多有何看法。“人们对威兰多将军有错误的印象，”他说，“这源自一概而论的想法——我们归纳自己对军方的看法，认为他们嗜血，经常发动政变。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忠心耿耿，对国家的人力资源有很大的贡献。”他还说，他正尽力阻止国际法庭传唤威兰多与其同僚。

洞察如此根深蒂固的健忘背后的文化驱动因素，一直是我在东南亚持续追求的目标。我曾遇到最激励人心的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之一，苏查特莫科（Soedjatmoko Mangoendiningrat），他是已经退休的外交官，在1989年去世前受任位于东京的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校长。我在他去世前不久采访过他，询问他如何看待爪哇同胞对不公与压迫抱持的被动态度。他语调沉稳、不带任何情绪地回答：“只要能保留文化背景，爪哇精英并不真的在乎受到什么压迫。”苏查特莫科具有典型的消极冷静特质，而爪哇精英文化将这种性格视为美德。他告诉我，他们生存的唯一办法，是“不去质疑权力结构，而是学习如何顺应其运作。这是对于压制与迫害所做的深刻文化调整”。

然而，透过文化来检视苦难是极为主观的。苏查特莫科的女儿加卢·万迪塔已成为印度尼西亚最顶尖的转型正义专家。加卢非常关注历史的受害者，她在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期间目睹了暴力事件。2015年，她安排1965年屠杀事件中的一些年长受害者参加巴厘岛文学节，而政府禁止巴厘岛出现任何有关屠杀的讨论。看到这些在五十年前那段黑暗时期失去手足与父母、身体虚弱却仍保有尊严的妇女泰然自持，实在令人感动。更令我动容的，是一名聆听朗读、自称受害者的三十多岁女性。她说，屠杀发生时，她还没出生，却已经失去了亲人，她想要知道他们的死因。不知道真相所受的痛苦戕害了她的心灵。“为什么我不能知道亲人的死因？为什么？”她啜泣道。

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反驳，揭露这些旧伤疤只会凸显现代的不公，并加深早已频繁导致冲突的社会分歧。因此，何必破坏现状呢？旧照片会褪色，如此大规模的杀戮与磨难几乎全都消失了，只剩留存于印度尼西亚人心中的社会集体创伤。这些创伤可见于现代作家的创作，也在约书亚·奥本海默执导的纪录片[除了2012年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奥本海默还于2014年拍了续作《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中历历可见，当中一些演员本身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从照片里看不到的是人们的感受。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在内心深处，对那段无法抹去的历史感到羞愧。这个过去的污点遮蔽了他们对未来的想象。

最残酷的现实，或许是在政治环境下，人们不计一切代价保有权力，而冒着失去声望与地位的风险去回忆过往与补偿受害者并不值得。何必开启挑战既有现状的大道呢？在泰国，涉嫌证据充足的违反人权罪行与擅自对平民动武行为的维安部队，至今没有一个人遭到起诉。一直以来都有调查展开，但大部分都是过于理想化的律师与公民社会激进分子，在维安部队不配合的情况下草率进行。如果发现任何有罪情节，究责通常也止于下级，不会向上追溯到指挥阶层。真正的结果不是遭到埋藏，就是为了政治考虑加以粉饰。有一份官方报告，内容是关于1991年泰国军队在军事政变后射杀抗议学生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据称已经遗失。我问负责调查的律师是否有备份，他说他的那份复本也弄丢了。犯罪免责的特权扩及普通士兵，涵盖人脉广阔的精英家族成员。2013年，一支特种部队小组闯入爪哇中部的监狱，处决涉嫌谋杀其战友的四名囚犯。这些士兵被捕后被判短期徒刑。十年前，前总统苏哈托的小儿子被控下令谋杀判他贪腐的法官，结果他只蹲了四年的牢狱。在一个自建国及之前数世纪以来众多人命莫名遇害的国家里，死亡毫无意义。以这个角度而言，普拉姆迪亚对其同胞的看法是对的。但更准确地说，对生命的无情漠视，才是冲突不断的历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