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浓缩了我在东南亚生活与工作近四十年的想法与经验。除了亏欠朋友与许多东南亚受访者不少人情债之外，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善意与无私，其中包含各行各业的人，他们让我与家人感到宾至如归，而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关于东南亚的知识。与世界上这样一群分外大方、宽容与克制的人们一起生活，我深感荣幸。假如我对他们受到统治与虐待的方式表现出过于严厉及批判的态度，也是出于对他们的敬重与情感。

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特别感谢比尔·塔兰特（Bill Tarrant）、拉尔夫·博伊斯、马汀·格里菲思（Martin Griffiths）、通猜·维尼察古、廖振扬、普丽西拉·海纳（Priscilla Hayner）、盖萨·春哈旺（Kraisak Choonhavan）、卡利穆拉·哈桑、大卫·哈兰（David Harland）及里奥·海尔米（Rio Helmi），在成书期间，他们都是同意协助我检阅本书所有或部分章节的好友与同事。

从事研究、报道与专业调停多年，我十分依赖来自各种背景的东南亚人士所提供的建议与支持。如果一一列出，谢词的篇幅恐怕会变成一本小型电话簿。其中一些人如果身份曝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特别感谢几位备受尊崇的东南亚长辈，尽管他们已辞世，却仍旧长存我心中：印度尼西亚的阿里·阿拉塔斯、阿卜杜勒·哈里斯·纳苏蒂安、王福涵、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L. B.穆尔达尼（L. B. Moerdani）、普拉姆迪亚·阿南塔·图尔、穆赫塔尔·卢比斯及斯拉梅·布拉塔纳塔；马来西亚的詹德兰·叶舒仑（Chandran Jeshurun）与K．达斯；以及缅甸的赵赞永贵。

身为记者，即使我与同事们通常都在互相较劲，隐瞒的事情并不少于彼此分享的消息，我依然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我很幸运能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旅居东南亚的一些优秀记者共事，他们大多曾替《远东经济评论》工作或撰文。要特别感谢的人有：菲利浦·鲍林（Philip Bowring）、纳扬·昌达（Nayan Chanda）、大卫·詹金斯（David Jenkins）、哈米什·麦克唐纳（Hamish MacDonald）、默里·希伯特、伯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迈克尔·海斯（Michael Hayes）、林赛·默多克（Lindsay Murdoch）、基思·里奇伯格（Keith Richburg）、玛格·科恩、玛格丽特·斯科特（Margaret Scott）、大卫·墨菲（David Murphy）、肖恩·克里斯平、大卫·普洛特（David Plott）与亚当·施瓦茨（Adam Schwarz）。已故的德里克·戴维斯（Derek Davies）与罗德尼·塔斯克是我的导师，如果没有他们，我的东南亚旅程可能在到达当地不久后就结束了。

停留东南亚期间，我替日内瓦人道对话中心工作了几年，我要感谢马汀·格里菲思给我机会，让我能在结束愉快的记者生涯后展开新事业。其间，我的同事，尤其是大卫·戈尔曼（David Gorman）、希拉达·索发冯恩（Theerada Suphaphong）、詹姆斯·比恩（James Bean）、亚当·库珀（Adam Cooper）、夏妮·安赫利塔（Shienny Angelita）、凯蒂娅·帕帕吉亚尼（Katia Pappagiani）与大卫·哈兰，在东南亚迈向和平的漫长曲折道路上，总是陪伴并激励着我。我也深深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南亚方向的历史教授们所给予的学术指导，包含默尔·里克莱夫斯及拉尔夫·史密斯（Ralph Smith）。无论他们多么教导有方，本书仍可能有谬误之处，而我会为此负起全责。

感谢韦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Weidenfeld and Nicholson）的艾伦·萨姆森（Alan Samson）及他的团队赋予本书生命。如果没有经纪人凯莉·福尔克纳（Kelly Falconer）的大力协助与持续鼓励，我也许就不会构思或完成这本书了。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雅尼克（Janick）、克洛艾（Chloe）与斯特凡（Stefan）。他们的爱与情感始终带给我力量与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