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的民众数以万计。他们身穿白衣，挥舞着写有宣示效忠真主的阿拉伯文黑色旗帜，要求逮捕备受欢迎的雅加达民选市长钟万学，他是华裔基督徒。这起在2016年11月初将我困在雅加达市区的抗议行动，因为人称“阿学”的市长而起，据说他称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支持非穆斯林的领袖。抗议的主要策划者是据称由政治人士与维安部队资助的军事施压团体“伊斯兰防卫者阵线”，他们指控阿学亵渎伊斯兰教。“伊斯兰防卫者阵线”动员了至少15万人走上街头。在幕后主使示威运动的政治人物，可能以为自己能控制这些刻意动员的暴民，据估计，这起雅加达的抗议集会花了近百万美元。但是，到场的好战强硬分子烧毁警车，不断冲撞保护总统府的警方封锁线，表现对于低收入、物价上涨与政府驱逐人民的满腔愤怒与挫败。2016年10月，世界银行针对低得吓人的印度尼西亚平均家庭所得统计数字表示：“目前在印度尼西亚的消费市场中，富含蛋白质与微量营养素的食物售价非常高，大部分的蔬果与家禽也是如此……这些营养更丰富的食物在印度尼西亚的价格，相较于欠缺农业且几乎所有食物都仰赖进口的新加坡，要高出许多。”除了食物通胀之外，那天的抗议也显现出，民怨与社会不满是多么容易演变成种族与宗教仇恨。我看着穿着白衣的抗议人士排成好几列长排队伍，挥动着貌似有关“伊斯兰国”的旗帜时，深感震撼，因为他们象征了分裂社会刚获得的权利与自由所带来的承诺与威胁。

这场突如其来的抗议运动所引发的政治回响，持续了一段时间。一方面，11月4日的抗议与12月2日更大规模的示威，肇因都在于雅加达首长选举中关于2019总统大选的政治操作。相互竞争的数名候选人，亟欲削弱阿学清廉高效的形象，也决心破坏支持率在当选两年后仍有60%的民选总统的地位。在现代印度尼西亚，以种族与宗教为由攻击经正当程序当选的领袖，是卑劣却有效的政治操控手段，可以省去高成本宣传的需求与利用政见或实际政绩说服人们的挑战。这反映出政治竞选活动非常容易牵扯种族与宗教。但这么做的同时，印度尼西亚也面临令人困扰的现实。尽管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和包容性的印度尼西亚认同，但过去几年来，偏见的丑陋面浮现（虽然是出于政治动机），持续侵蚀作为印度尼西亚人认同核心的宽容、多元主义与多样性。

这次短暂接触政治策动的憎恨，深刻地提醒我这个国家长久以来的脆弱。尽管民主多元主义（二十年漫长过渡期的果实）带来了契机，在此情况下，得来不易的自由却被公然用于引发种族与宗教偏见以满足政治利益。这些议题轻易便被带上街头并转成暴力，也说明了本书一再传达的担忧：体制缺乏整合与发展，或是不够尊重法律。为什么政党没有促进宽容与平等价值观的责任？为何国会议员不能以更理性的态度去讨论这个议题？抗议爆发的那天，总统人在哪里？显然，他选择去视察市郊的铁路工程。之后他的幕僚告诉我，有人给了他不当的建议。在那天，他的领导能力令人失望地消失了。在东南亚地区历史悠久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维护着非穆斯林的权利；愤怒的暴民却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践踏这些权利。

这次抗议事件后，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的声势摇摇欲坠。我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依旧乐观地相信，民主制度的力量将能自我修正，而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温和核心必能抵抗憎恨与偏执的浪潮。我不像他这么肯定。两周后，在穆斯林民族主义人士的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伊娃·桑达利（Eva Sundari）说得很好：“我们的宽容原则正受到威胁与考验。”她沉痛地指出，温和的“沉默多数”依然保持沉默。

鉴于我在本书中描述的变迁与退化，未来（以2050年为例）东南亚在另一个世代空间会是什么样子？东南亚人虽然活在当下，容易遗忘过去，却也关心着未来，因为那关系到他们的家族财富与命运。“过去是痛苦的，现在是轻松的，”马来西亚小说家欧大旭写道，“这是实际的问题：他们只想好好过生活。”然而，我有许多东南亚朋友对未来感到忧心。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对比，乐天的西方人全都期待东南亚区域的绚烂与成长，看好它的耀眼未来，而焦虑的东南亚人，无论富有或贫穷，都担心着潜伏的灾难。

泰国与缅甸的人们尤其迷信未来的命定，经常向算命师与灵媒求神问卜。其中最有名的占卜师去世之前住在仰光，人称ET。这位残障的中年妇女因为外形长得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phen Spielberg）电影里的友善外星人，而有此称号。她曾替许多信徒指点迷津，其中包含缅甸前军事独裁者丹瑞将军（General Than Shwe）及前泰国总理他信。据说她靠预言赚了数百万美元，由于失聪与口齿不清，她的预言都由姐姐翻译。如果她还在世，可能永远都不需要退休。东南亚尽管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与现代世界关系良好，却深受源自人类愚行与贪婪而骤降的灾难所苦。东南亚的人们的确应该担心。

在窥视个中奥秘之前，让我先简述本书探讨的主题。第一，根据我四十年来的经历，有一件事亘久不变，那就是东南亚的精英分子始终自私自利，他们会为了自身的财富与权力而任意牺牲人民的权利。政治的激烈动荡、长期未解的社会冲突因素、惊人的财富差距，以及长久以来因犯罪免责所造成的司法不公和人命损失，已经清楚反映了这个现象。尽管东南亚国家比今日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更常宣称自己坚守多数的民主政府原则，也具备可坚守这些原则的足够的国内生产总值，长久以来却未能实现人民主权的承诺。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最新世界自由调查报告显示，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二者皆为半民主政体，只有部分自由。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民主缺陷，无法如同非洲与中东地区，以长期战乱与相关社会问题来作为借口。相反地，过去四十年来，东南亚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而且，每年都有6%到8%的稳定经济增长率。

第二，支持着东南亚社会稳定的宽容与包容的关系逐渐淡化，认同政治正在崛起。顺应全球潮流，宗教正统性的成长让不同宗教族群更加壁垒分明，造成严重的偏执与排斥，日益加深暴力冲突。退化的多元主义为暴力极端主义创造了适合生长的环境。环视东南亚地区，我们会发现，导致紧张与暴力的种族与宗教偏执态势高涨，为极端主义活动提供了空间。此外，大批跨越边界寻求庇护与经济机会的人，让这里成为易受暴力极端主义危害的区域。同时，社会环境因令人担忧的收入不均而劣化，使得许多青年难逃暴力意识形态的影响。

东南亚政府并未利用支持宽容传统的政策来面对这项挑战，反而变得容易受到以权力为目标的保守动机影响。在马来西亚，穆斯林宗教领袖可以宣告宽容派穆斯林是异类，并判处质疑伊斯兰律法的非穆斯林华人死刑；近来，某位印度尼西亚安全事务高层官员表示，同性恋者威胁到国家安全。在来自沙特阿拉伯、更偏向教权主义的声明中，马来西亚伊斯兰宗教事务部部长在2016年3月向国会宣布，非法的自由信念包含：“坚守多元主义的概念、相信人心可以带来启示、怀疑《古兰经》的真实性、质疑《古兰经》与《圣训》（Hadith）[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由后人所编。《圣训》形成于8至9世纪，其主要内容是穆罕默德对教义、律例、制度、礼仪及日常生活各种问题的意见主张。]的解释、迫切要求崇拜信仰的新阐释、质疑先知的道德训谕，以及擅自解读伊斯兰教法学（Fiqh）[伊斯兰教的法学，是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延伸，以教法学家的释法（Usul al-fiqh）和伊斯兰教令（Fatwa）补足伊斯兰教法。]惩罚。”这些政策，加上长期的次国家冲突导致的疏离与脆弱，以及滥用权力与践踏人权的免责，无怪乎东南亚易于成为助长社会分歧与不满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港湾。

第三，影响东南亚的外在环境发生变化：保守伊斯兰教义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受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竞争所推动，以及中国以经济与军事力量崛起，是东南亚自太平洋战争及20世纪中期殖民时代结束以来，经历的两个重大发展。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似乎一心想加剧控制穆斯林世界的斗争，而这只会导致散播保守教义的宗教学校继续受到资助，进而替强势的极端主义思想创造有利的孵化环境。假使政府努力通过去极端化政策阻止暴力极端主义蔓延，同时却坐视宽容政策因沙特阿拉伯与什叶派伊朗展开存亡之争而逐渐遭到侵蚀，这就只是浪费时间而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对这两个国家的任一方，只有些微或丝毫没有影响力，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穆斯林目前都在亚洲，它们应该要能发挥更大的牵制作用才对。但是，假如社会上没有捍卫宪法权利与自由的政治意志，反而操纵种族与宗教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行为愈发常见，那么将会不断有人受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吸引。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为了平衡与调节中国迅速发展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正导致地缘政治的摩擦，并且使得东南亚变成强国角力的熔炉。而且，即使中国的成长放缓或者遭遇灾难性的内部崩解——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先例，东南亚仍会因为华人极可能移民到此而受影响，如同他们在17世纪明朝灭亡之际的迁徙，以及19世纪末清朝瓦解时更大规模的移民。那么，根据这三项发现，又不想花大钱听信ET的预言，我们能对眼前的未来有什么展望呢？

我们可以将印度尼西亚视为政治的风向标。这个在理想派民族主义革命的炮火下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也采用了一些“普世”的指导原则，其中包含多样性与民主制度。每年的8月17日，印度尼西亚总统府会举行正式典礼，升上图样简单的红白国旗，庆祝国家独立。从来未曾与任何特定国家建立爱国情感的我，在见证这个简单的典礼时，发现自己竟然产生一丝情感，一种归属于这个雄心勃勃而又有些不可思议的国家的愿望。虽然印度尼西亚一路走来阻碍重重，多次遭遇悲惨、未能和解的挫败，但它终于步上了真正民主体制的轨道。之后的四次选举中，人民自由选举至多可连任一次的总统，法院也针对贪腐罪行判处包含部长在内的高层官员长期徒刑。然而，在自由与开放政府方面的种种进展，为政治人物与失职官员的怠惰所危害。他们采取徇租与裙带资本主义的手段，固守限制性的贸易政策，进而抬高物价与财富，以致贫穷的印度尼西亚人连营养均衡的一餐都吃不起，还有近40%的5岁以下孩童发育不良。如前所述，这些政客与官员似乎乐于为了短期政治利益，挑战维护种族与宗教和谐的法律与制度。不久后的未来，野心勃勃的政治人士利用伊斯兰教义与偏见的力量来满足私利，很有可能也同时大幅削弱印度尼西亚的多元基础，让这个国家逐渐走向如同中东地区的种族与宗教冲突。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强势的领袖坚持印度尼西亚的建国愿景，致力于民族的多元性，并改革官僚政治、建立维护多元主义的司法制度；可惜，目前这些仍无处可寻。

缅甸与马来西亚则介于中间。在这些国家里，殖民者策动多元民族主义的遗风，后来长期阻碍了有效的建国与民主进程。在过去三十年持续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机会培植宽容国家认同的马来西亚，这种情况特别严重。我拜访马来西亚朋友，看到他们沮丧地感叹多元种族协议正缓慢破裂时，感到非常悲痛。更令人不安的是，大多数的马来文化逐渐消逝，这些文化如今位处宽容与源自7世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义、极度保守的概念化之间。“你不会相信，”一名商界出身的激进女士告诉我，“我收到信息，建议我不要用马来语说‘谢谢’，而是像虔诚的穆斯林一样说阿拉伯语的‘shukran’。”在我看来，马来人的文化和语言根植于融合印度教与佛教的世界，是可以促成宗教和谐与宽容的。但是，伊斯兰愿景者的单调衣着正逐渐取代马来文化所体现的多彩轻盈装束。因此，我有许多马来西亚朋友（一些是马来人，一些是穆斯林）怀着沉重的心情计划定居海外，也鼓励孩子到其他地方找工作。

缅甸在不久后将会面临以真正联邦制融合多元少数族群的挑战，会因少数族群的和平进展缓慢，而持续阻碍国家发展。过去几年与民族武装团体成员合作的过程中，我对他们为了努力建立持久和平而与政府交涉的意愿印象深刻。但他们也向我透露，他们害怕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国家（尤其是军方）依赖分而治之策略以强化对巴玛族（Bamar）多数主义统治的倾向。结束缅甸的诸多内战（其中有些是当代历史上为时最久的内战）必将是标志性的成就，但是在2015年11月让昂山素季掌权的选举之后，这个愿景不会如众人期盼地那么快就实现。即使她希望与武装民族团体展开宽容的政治对话，也将因民族军与缅甸军队之间多年累积的不信任而窒碍难行，这样的敌意仍长久为发生在美丽却偏远、无人管辖边境的山林里的持续冲突所加深。

另一方面，泰国是一个极度过时的国家，利用强大、至高无上的官僚政治与军事力量，抑制日益增长的人民主权要求，来维护少数宫廷精英的势力与特权。1932年，民主政体表面上取代了绝对君主制度，过了大约八十年后，君主制依旧是权力的支柱，受极端保守的法官与盲目效忠、捍卫弄臣特权网络的士兵们所保护。普密蓬国王2016年10月的逝世，预示皇室权力可能大幅衰退。然而，在我写作本书的同时，也是新国王登基的几周后，泰国人依然为君主制的权力与影响所震慑，因为新国王让人猜不透他喜欢哪些人，以及他是否支持民主选举与遏制军队势力。他上任后首批举措，其一是拔擢一群强硬派的军队将领担任枢密院（Privy Council）[泰国枢密院是由国王任命的咨询机关，通常由已卸任的泰国总理和退役将领组成。根据泰国宪法，枢密院可以在国王缺席时代理国家元首职权。]要员，并下令修改宪法增强国王权力。同一时间，几乎没有任何军方愿意放弃权力的迹象。政府官员感觉被边缘化而痛苦万分，知道自己必须为民主的灭亡负起部分责任。他们允许内部的纷争引发街头暴力冲突，让军方有干政的借口，进而获得一些人民的接纳与支持，这些人不完全是因为受压制才屈服的。2016年8月的民调发现，70%的民众对两年前在军事政变中夺权的总理巴育（Prayuth Chan-ocha）抱持信心。即使许多人相信选举最终举办时，可以重拾主权在民，主权在民本身却迫使军方尽可能地推迟民主进程。

令人遗憾地，柬埔寨也正朝同一个方向前进。这个国家尽管从1970年代中期越战衍生的种族屠杀黑暗时期中惊人地复苏了，稳定政局的却是一位强人领袖，类似于古高棉文明的神王，他将自己与自己的生存视为国家的体现。2018年的大选逐渐逼近，许多人害怕，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总理洪森率领的柬埔寨人民党（Cambodian People’s Party）将会利用各种不民主甚至暴力的手段维护权力。直到不久前，仍由流亡政治人物桑兰西（Sam Rainsy）所带领的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Cambodian National Rescue Party），也未能引起民众多少期待。借助高棉流亡分子在欧洲与美国拥有的广泛支持，反对党倾向渲染危险的种族主义与高度民族主义情绪，来激起人民对洪森及其盟友的憎恨。在金边，一位位高权重的政府外交顾问对我说：“他们完全不在乎是否会爆发内战。”

人口超过9000万的菲律宾与越南，拥有庞大的社会经济潜力，却受压抑的政治文化所限制。菲律宾被寡头政治囚禁；领导家族全权控制着全国上下的政府体制，阻挡有意义的社会与经济改革，致使边境地区盛行武装共产叛乱。即便新任总统杜特尔特等局外人趁着抵制权力垄断的民意而上位，马尼拉帝国总能削弱这些叛变争权者的基础，不是弹劾，就是动用武力。

不按常理出牌、言语粗俗的杜特尔特，在2016年年中展开六年任期之后，似乎热衷于破坏现状。一开始，他针对前殖民势力美国开炮。前任总统为了抵制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主张，加强了与华盛顿的安全关系，但杜特尔特全面颠覆这项政策，暗地里向中国释出对话与和解的善意。科拉松之子阿基诺三世带领的前任政府已与华盛顿签订新协议，同意让美国军方偶尔巡防菲律宾周围的战略据点。出乎意料的是，杜特尔特辱骂奥巴马总统是婊子养的，还宣布取消计划已久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国内，他实现了扫毒的承诺。本书创作之际，在数批蒙面枪手进入市区贫民窟四处搜寻官方嫌疑毒贩的新毒品战争中，超过7000人遭到杀害，其中多数都是穷困且住在市区贫民窟的人。许多受害者只是吸毒的失业人口。他们的尸体遭到遗弃的照片——有些人被吊在招牌上，有些人遭到强力胶带蒙面封口——震惊了人权团体与国际社会，而杜特尔特对他们的响应是：“我一点也不在乎。”

这位直到最后才决定参选总统的前达沃市长，下令的首次行动即造成混乱并引人注目，注定让菲律宾当局心神不宁，他们认为杜特尔特个性反复无常又自恋，决心要废除他们的财富与特权。或许最令寡头政体与军方难堪的，是杜特尔特愿意通过谈判来终止共产分子叛乱。他一开始即表明意图，任命四名共产党支持者为内阁成员。之后，他在就任几周内很快地重启十年来停滞不前、毫无进展的和平进程。2016年末，我访问全国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成员，他们似乎对一年内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若要结束武装抗争，他们提出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全面改革社会、经济与政治；很难想象如此野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具体划分大范围的土地资产以供重新分配）能比谈判桌上的讨论获致更多的成果，更别说是付诸实行了。除非，杜特尔特令对手极度恐惧的真正用意，是借支持来拖延这些人要求改革的激进议程。

到了2016年底，据说当局已开始设法罢免杜特尔特这个独行侠。尽管他的声势不坠，仍然有人担心动荡循环再起、政治进展逆转。2017年初，一名参议员因为批评反毒战争而被捕，副总统也被逐出内阁。当初的担忧者也未能预料到，杜特尔特的初期政绩会是安葬早已过世的独裁君主马科斯。马科斯死于1989年流亡期间，但菲律宾政府拒绝在国内举行合乎体制的葬礼。这位独裁者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就这样摆在他的家乡北伊罗戈省的玻璃棺木里将近三十年，直到2016年11月，杜特尔特在一片抗议声浪中，于马尼拉国家英雄公墓（Heroes’ cemetery）为马科斯举行正式丧礼。在理应早已摆脱独裁统治、过去三十年来持续发展生气蓬勃、委任分权的民主政体国家里，弥漫着悲痛的氛围。“三十年过去了，许多菲律宾人感觉自己依旧停在原地，”杰出的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如此评论，“寡头执政者依然掌控着所有事情，保有既得利益。”

东南亚其他国家近年来政治动荡期间，越南因为引人注目的稳定与长期的经济成长，得以安然无恙。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在2016年初低调表示：“过去三十年中，越南从贫穷国家之列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发展成功的案例。有赖接近7%的平均增长率与目标明确的政策，数千万人脱离了极端贫穷的处境。”然而，其出众的稳定与成长掩盖了共产党的影响力，他们持续通过一向强悍、不见阻扰革命迹象的压制手段来垄断权力。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指出，越南当局在2016年“限制基本权利，包含言论、舆论、结社与集会自由。所有宗教团体皆必须向政府注册登记，运作也受到监视。博主与社运人士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警察骚扰与威胁，被蛮横地监禁在家、行动受限且遭肢体攻击”。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6年出访河内时，越南政府拘留了试图与奥巴马见面的异议分子，而这趟刻意安排的访问中最自然的一幕，或许是奥巴马在路边摊与美国名厨一起吃面的时候了。

新加坡拘谨、小心节制的代议制政府，由于受到良好的国家财政与总理李显龙身旁格外团结的治理精英支持，出乎意料地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许多方面，与邻国马来西亚不同，新加坡的稳定一直因为精英内部未见明显斗争与冲突而得到保障。尽管存在着移民压力，支持新加坡发展良好的社会服务成本也逐渐增加，这个岛国的社会与政治稳定似乎并未面临任何威胁。社会以见招拆招的方式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恫吓，不过新加坡政府仍警告人民小心恐怖攻击。新加坡没有一味依赖变化无常的高科技制造业，而是将自己打造为亚洲首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警告同为货物集散地的中国香港避免与中国内地冲突，同时伺机从这个前英国统治的地区的不安中获利。然而，到了2016年，经济不安全感（economic insecurity）[指个人或家户因为某些突发状况而落入贫穷的概率。经济不安全感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各种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二是个人或家庭可以自行吸收或对抗这些风险的能力。]却盘旋在这个岛国闪耀的天际线。虽然银行业释出诱因，为了升级服务与为大量专业利基提供有利环境做了许多努力，但强大的全球经济逆势仍旧无法逃避。2016年底，新加坡高端房地产与零售服务的需求下跌，景气指数降至十年内最低点，出现衰退即将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未来，这可能会导致民众要求一个更贴近人民需求政府的压力——过去的两次选举结果显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有时难以维持坚守的人民意向。

议会制民主在东南亚立基不深；普遍的半民主体制既未建立保护权利与自由的有效体制，也没能创造确定性或稳定。我在1970年代晚期第一次到东南亚时，人民对政治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怀抱高度期望。在将近四十年后的2016年，马来西亚反对党国会议员与人权倡议者查尔斯·圣地亚哥（Charles Santiago）写道：“我们正在见证不断恶化的区域人权状况，因为政府——无论民选或非民选——压制评论者、反对派人士与独立公民社会。旨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国家体制，正受到强人的威胁且被迫屈从执政党命令。”这个对人民表达担忧或寻求正义的限制，正使得民众越来越疏远这个强盛的中央国家。精英不顾民主政府的特质，未能提供大众福祉与幸福，已经造成令人忧心的财富差距。我相信，逐渐扩大的社会隔阂，加上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及之前所述日趋顽强的族群与宗教藩篱，终将驱使各群体采取行动。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述，历史上，东南亚人民借由逃离与迁居边缘地带，来回避恶劣或暴虐的政府或统治者。这个方法如今不再适用，即便是在曾经提供庇护的高地也一样。斯科特写道：“在当代世界里，我们的自由未来在于完成驯服利维坦（Leviathan）[原为英国17世纪著名作家霍布斯论国家组织的书名，后来代称权力集中的（君主）国家。]的艰困任务，而不是逃避它。”

幸好，作为相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半民主政体，一定程度的赋权缓慢地改变着权力分配，影响国家的面貌与地缘政治的局势。在国家层级上，准自由的状态让东南亚人民得以认同与联合民族或宗教团体以挑战国家权力，或是与这些团体一同致力于透明度与善政的议题，譬如马来西亚人称之“净选盟”的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尽管严格的安全法规要求所有集会都须经过警方核准，净选盟自2007年以来已成功动员数万名抗议民众，不顾强力水柱与催泪瓦斯的驱赶，示威要求公平选举与反对政府贪腐。面对2011年的净选盟示威活动，政府被迫成立议会选举委员会，推动选举改革。在印度尼西亚，各式各样的公民社会联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目的是监督本地发展，特别是解决贪腐问题。当然，当前的局势造成了两面的发展：好战偏执的伊斯兰防卫者阵线可以，也确实迫使印度尼西亚限制信仰自由与非穆斯林的各种自由权；同时，在社会基层，公民社会展现韧性并在地区层级中促成改变。

在泰国，虽然政府强制实行军事统治，小型激进团体仍可成功防止不负责任的法人或国有企业强占土地与资源。这正是清迈大学泰国学者阿塔克·沙塔亚努拉克（Attachak Sattayanurak）所称的行进中的民主，是关联更紧密的社会的产物。我在清迈的一位出版商与企业家朋友曾经参加示威行动，抗议她就读的贵族女子学校隔壁、作为重大进步指标的土地开发项目；而后来，这项属于富有房地产开发商的工程被叫停了。2016年中，当军队镇压言论自由与政治动员、关闭1000个网站并威胁窃听有关国家安全的通话时，政府向社会团体低头以终止金矿开采执照与强占私有土地的经济特区开发许可的纠纷。另一名泰国学者他内·乍伦孟（Thanet Charoenmuang）向我透露，这是“你吃得到的民主”（democracy you can eat）[指民主政治不是光有政策，而是能确实满足人民的生存需求。语出刚果驻美大使蒙布利（Serge Mombouli）的谈话：“我们不能光谈论民主、透明和善政，而一天结束之际，人民却没有食物可以吃，没有水可以喝，夜晚没有电，没有工作。我们两者都需要。人民不吃民主。（People do not eat democracy.）”]；越过了无法兑现承诺的政党，忽略了规定，主张人民意志。

注意，民主化理论认为，经济成长与繁荣会赋予都市中产阶级力量以对抗自私的独裁者，如典型的结构主义名言所说“没有小资，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ie, no democracy），然而松动东南亚国家及其所属机构的角色和权力的却不是这股力量。相反地，在东南亚，都市精英长期独占权力与资源的现象，一直支撑着强大的独裁主义政府。而由于人民需求不能以广泛包容的方式被满足，人们被迫诉诸战争。这正是有害的破坏性冲突与腐蚀性的社会分歧引发极端主义观点的原因。当权者没有建立更加开放、公平的政府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利用这些危险的社会裂痕来防止自身权力流失。

因此，为了平等与自由的长期抗争，看来将会是东南亚近期的未来。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显示，即使现代通信科技与媒体更加普及，这些抗争仍不一定会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权者掌握所有的军事力量并控制司法裁判。因此当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逃避策略不再是选项，不难预料，人民唯一所剩的方法是抛弃国家，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发动抗争要求独立。政府对于民怨的迟缓响应与试图削弱反对势力的分而治之策略，将迫使族群与团体追求自身利益与反抗权力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否决人民主权现象最剧的泰国，已经呈现这种发展迹象。

2016年8月泰国公投的结果，清楚显示了这个国家的分裂。62%的泰国选民投票支持不民主的宪法，以及总理有可能不是人民选出的现象，并不令人意外；但假如仔细分区域检视，便会发现这个国家一如往常地分崩离析。泰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与北部多数区域（反体制红衫军的阵营）在两个议题上都投了反对票，引起骚动。受军方严密监视的著名泰北激进人士表示：“这场投票显示人们渴望民主。”他在清迈的咖啡厅里一边紧张地环顾四周，一边对我说：“强制实行裹着糖衣的半民主政体暂时抑制了抗争，但它们已准备好随时崭露头角，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南部地区的马来穆斯林也反对宪章，当地的叛乱分子在公投前夕进行地毯式轰炸，以强调他们的感受。

“两个泰国”（Two Thailands）的问题，即曼谷及其周围地区和极端势力的较量，已存在数十年。泰国是东南亚中央集权最严重的国家，中央指派的政府官员遍及社会各阶层。当代分析家将这种分歧描绘成社会经济歧视与不平等。根据泰国学者维拉尤斯·坎裘查特（Veerayoth Kanchoochat），人口仅占全国17%的曼谷享有72%的政府预算；而人口占34%的东北部地区只获得6%的公共预算。

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这些显著的不平等，可能会滋生主张收复国土的情绪，并促使北部及东北部地区要求更多的自治独立，就如同泰国南部区域。泰国的团结与统一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2016年8月公投的结果明显画出了危险分裂的轮廓。

在邻近的缅甸，将超过20支民族军拉上谈判桌的努力正缓慢地进展。这些装备齐全的团体不信任政府，也不认为放弃抗争能得到多少好处。缅甸政府呼吁全国停火，但是军方仍然持续攻打丛林密布的山丘地带以夺回领土，抗争也似乎没有尽头，尤其是在克钦邦，截至2016年底，当地已有10万人逃到邻近的中国。在泰国与缅甸，人们可以主张以平等的条件进行融合，将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到目前为止，高度中央集权的强权政府，希望不必允许太多的平等，就能得到民族融合与国家整合的所有利益。对于东南亚最靠近中国的两个国家——缅甸与泰国——显而易见的国家分裂的可能，我们应该感到忧心。

虽然我照理应该避免对在每个历史转折点总有意外发展的区域做预测，但鉴于我在之前章节中陈述的所有潮流，以展望可能的社会与国家面貌作结，还是有其优点。这一切会如何发展？东南亚人民如何解决长期低劣的治理与持续的不平等？去中心化与地方分权主义是否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结构？我们将从这里进入未知领域，由自愿表达忠诚，并借商贸加以巩固然又宽松联合的东南亚前殖民区域传统，或许是我们的最佳向导。

到了2050年，东南亚可能会更像其在欧洲列强于16世纪入侵之前的状态。这里会更加分权，并以少数得来不易的自治权为特色。这个向后退的转变，也受环境变迁的驱使。许多自殖民时代便一直作为国家权力行政与政治核心的大都市中心，坐落于沿岸地区与可供海上贸易的河口。但随着海平面上升，这些拥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口的城市，将开始面临气候变迁所直接导致的剧烈问题。目前，曼谷与雅加达的地势已在明显下沉中。土壤盐碱化使当地越来越缺乏淡水资源。浸满水分的地基带来安全上的威胁。2015年泰国政府发出严重警告，表示曼谷到2025年可能会有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因应这个危机，有一项建议方案是兴建费用可能高达150亿美元的高防波堤。同时，雅加达也在几年前便开始建造防波堤，以加强抵御海水。环绕可望成为淡水海湾的巨型防波堤，在2014年进入建设的第一阶段，估计成本为20亿美元。这项建设有部分目的是防止2013年雅加达市区街道遭海水淹没达六英尺深的事件重演。中央政府被迫耗资建造防波堤，加上基于政治因素而关注日渐紧缩的资产，因而更容易在偏远、激进的边境地区问题上妥协。

具有强烈凝聚力的国家抱负未能呼应人民主权的需求，意味着政府必须有所让步。如同欧盟与俄罗斯在21世纪初面临国土复归运动的挑战（同样见于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及高加索地区），人民主权最终战胜了国家主权。除此之外，不同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于1648年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立约国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法兰西王国、瑞典帝国及荷兰共和国等。]国家，套用斯科特的说法，东南亚拥有新近抵抗政府的显著群体记忆，以及自给自足的悠久地区传统，最终，这些特质可以让这种过渡变得顺利许多。

根据这些赤裸的现实，到了2050年，东南亚很有可能将失去东盟成员国地位最基本的贸易与安全利益。东盟的十个成员国，在地理与经济依赖（以中国为主）的基础上将会更加一致。受到美国政府的唆使，印度与日本最近都变得比以往强硬，在东南亚更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与双边互动。不过，任一方都难以提供充分的战略力量，因为两者都相对狭隘，而且缺乏民族与经济优势。2016年8月，昂山素季当上外交部部长与国务资政后，首度正式访问中国，却让形式上的总统（ceremonial president）拜访印度。期待美国出钱出力抵抗东南亚不受中国影响，并不实际。经过西亚与中亚二十年徒劳无功的战争，美国政治的当前立场又回到以国内为主的心态，特朗普之前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在竞选演说中强调了这点，表示盟友们若想得到保护，就得付出更多。当时，特朗普的幕僚首度对中美关系所作的评论并不令人意外：“这么一来，将出现重大妥协，美国会接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并保证不通过任何方式干预，以换取中国不挑战亚洲现状的承诺。这也许不会是口头约定，但会是引导未来双方关系的默契。”

多数的东南亚政府察觉美国不愿意激怒中国的态度，如今不再指望美国国防会采取超越象征性的军事行动，也不再期待神盾（Aegis）驱逐舰或尼米兹级（Nimitz-class）航空母舰会不定期地演习示威。

中国地理与文化相近性的优势，将因为东南亚集权强国的衰弱，以及经济仰赖中国且由中国建造的道路与铁路连通的小型自治实体的崛起，而逐渐扩大。然而，就像中国历史所提示的，繁荣与稳定周期性地受到血腥政治变迁的威胁，东南亚总是深受其害，却也从中获利。

随着西方对东南亚持续六百年的影响力慢慢消退，某种明显具有亚洲风格的势力又取而代之，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早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东南亚便已经从其与印度和中国的邻近地理优势中获取重要物资及文化食粮。因此，这个现象将再度上演；与之前不同的是，现代科技互动对身份认同与主权带来更大的风险。我不敢说未来各国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利用残存的西方引力来削弱亚洲强权的锋芒。之后的发展，端视西方各国共同决定除了投入资本，是否也协助促进人类安全（包括硬安全与软安全[硬安全主要指军事对抗的措施；软安全指涉制度与规范方面的保障。]）而定。

2016年某天，我在曼谷同前泰国外交部部长与驻美大使甲西·披龙耶（Kasit Piromya）共进晚餐，他感叹，美国国务院因为泰国军政府而疏远两国的关系。甲西虽然可说是保守派的盟友，但彬彬有礼、受西方教育的他，也是军事苛政的激进批评者。在他看来，泰国与美国最终都是输家，中国通过把潜艇等更多的军事装备卖给泰国军队得到好处，并且谈定了获得大型中泰企业集团资助、利润丰厚的基础建设交易。西方国家会发现，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纷争不断的情况下，放弃与东南亚的紧密关系比以往更困难。欧洲政府在安置数以万计的叙利亚与伊拉克难民，以及处理以“伊斯兰国”名义发动的随机恐怖袭击的同时，必然无力主张维持东南亚的战略平衡。如果东南亚政府不尊重日益扩大援助条件的规范与价值，这些努力会变得更艰难。这说明为何了解东南亚权力与冲突的动态有其必要。

写作本书期间，我苦思良久，是什么让东南亚无法达到以其经济优势与成就而言应该要有的社会与政治发展。我在前面强调过权势精英的自私，以及人民对安全感的追求，削弱了他们对贪婪及其所滋长的暴政的反抗。这或许解释了，泰国人民为何会推翻政治人物与投票赞成独裁主义宪法。东南亚的现代领袖也在民粹主义中发现，具吸引力与解放的元素可作为越来越有效的夺权手段。因此，可靠的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在2016年12月进行的调查显示，10个菲律宾人中有8个对生活感到恐惧，但同样地，有90%的受访者依然支持杜特尔特总统的反毒战争。无论如何，人们不会受煽动主义愚弄太久；他们终究会挺身挣脱暴政的枷锁。东南亚拥有人民起义与抗争的漫长历史，原因就在这里。

时近2016年末，本书快要完稿的那段时间，我找了一天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壮丽的滨江区散步（金边位于巴塞河［Bassac］、湄公河与洞里萨河［Tonle Sap］汇流处）。当时正值雨季之初，洞里萨河河水呈带泥的红色，拍打着城市的岸边。几世纪以来，柬埔寨人仰赖洞里萨河高涨的河水，才能利用雨季末期独一无二的逆转水流，淹没大片陆地区域，以提供渔获与丰沛的灌溉用水。基于这个原因，洞里萨河可谓生命之河。那是周日的下午，微微冷风拂过水面，柬埔寨的男女老少涌进面貌一新的滨河大道。有些人围绕在算命师身边，其他人带着鲜花到面朝河滨的旗杆神庙（Preah Ang Dongker）敬拜。男孩们将钓竿悬在河边，滑着手上的智能手机；旁边情窦初开的女孩们则精心自拍。年轻的妇女们将襁褓中的孩子搁在铁栏杆上欣赏河岸风景，身穿T恤与运动鞋的老伯们沿着河岸气喘吁吁地慢跑。

这幅市民知足常乐的生动情景，让我短暂地振奋起来。因为这个在1979年（我第一次到东南亚的那一年）满目疮痍的国家，在同一个世代的今日，竟能如此生气蓬勃与平静祥和。柬埔寨基本上是因国际间的大力支持而获得解救的，尽管派系斗争伴随战争余波而来，民主的种子仍旧播下，而且似乎顺利地开花结果，促成经济的繁荣发展——至少外界看来是如此。然而，总理洪森权威传记的作者塞巴斯蒂安·斯特兰焦（Sebastian Strangio）形容得好，处于民主时代的柬埔寨，是“外界眼中的墓园”。那个周日下午的散步固然令人感到平和与宁静，表面下却蕴藏着怒火沸腾的情绪，人们谈到未来也怀抱恐惧。此外，数万人跟随、备受爱戴的政治评论家甘磊（Kem Lay）在2016年7月10日遭到枪杀，他的送葬队伍绵延40公里，充分显露出民众压抑愤怒已久。一名政府高层表示：“我知道他们愤怒，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当权者认为自己有权获得绝大部分的资源，向来都如此。”柬埔寨的顽固总理洪森如此，1980与199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同时期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以及之后泰国的他信也是如此；这些领袖全都承诺带给人民幸福与繁荣，最终却让社会分裂，并且剥夺了人民的权利。他们高举明智、恢宏的领导旗帜，却图利家族与扫除异己。他们在走过之处，留下了愤恨与冲突。

柬埔寨不再是东南亚最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如今拥有的却是区域中最腐败国家的头衔。这是东南亚的命运吗——困在残暴悲剧的循环中，一部分好不容易复苏了，又再度堕落？那天早上，我逛完河岸之后，与一位高层官员共进早餐，他对我说：“柬埔寨有句谚语，‘河水高涨时，鱼吃蚂蚁；低潮时，蚂蚁吃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