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小屋

对可心来说，天津是一股臭气，和一个庞大怵目的垃圾堆。

臭气开始似乎是香的，“像烤地瓜”，闻久了才觉得臭，来自附近的一家油漆厂。垃圾堆则在租屋附近的十字路口，吸纳了全村的产出。每天清晨，可心坐在妈妈的电动车后座上出门，去“小饭桌”，迎面就是那个大垃圾堆。

臭气和垃圾堆都从不掩饰，毫不避讳，大约由于这是天津远郊，任何市容整治和人居环境的需求，都不必拓展到这里。至于城中心，可心从没去过，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天津。

妈妈把可心搁在“小饭桌”，自己赶五十里路回车辆配件厂上班。天上还缀着疏星，可心只能在“小饭桌”待上一个多小时，等待幼儿园开门。傍晚工厂总是加班到出天星，可心又需要在“小饭桌”独自吃饭，待上两个钟头，等待妈妈接回住处。

在“小饭桌”，可心并不只是吃饭。主人收了妈妈的饭钱，仍旧派给五岁的她一宗活计：照看比她更小的两三岁孩子，以此抵消她在这里多待的时间。这个过程从幼儿园持续到小学。到了暑假，幼儿园关门，可心更要整天待在这里，另出钱主人还是不高兴。

回到“家”，已经黑定了，倒头就睡。

除了睡，小屋里也不能做什么，即使是最小屏幕的黑白电视也没有。冬天没有暖气，一块板的墙壁挡不住寒冷，更是只有立刻上床，母女抱紧来储存体温。但这却是爸爸妈妈的婚房。爸爸妈妈在工厂相识，由工厂老板主持结婚，腾出这间员工宿舍，一间石棉瓦顶的板屋。

以前，小屋里有爸爸的声音和气息，但在六岁那年消逝了。年纪并不大的爸爸，肝却硬化了，拖了三年后去世。三年之中，本来瘠薄的家底也像他躺在床上的身体一样干枯了，在娘家村庄里买个路边房的想法落空，还“摆了几万块账”。妈妈想要加班多挣钱，只能把可心送回老家，孤身在天津打工。

犹嫌不足，一年之后，疾病的阴影又来到了可心身上。妈妈从天津回内蒙古给爸爸做周年祭，从天津登车，可心在外公家里忽然倒地了。抽搐，口吐白沫，眼睛歪斜。民间称作“羊癫疯”的症状，就这样找到了这个小女孩，吓坏了刚刚松开她的外公，二姥姥过来拿缝衣针扎虎口脚心。此前她只是有点单薄、敏感，每到阴雨天气，想念爸爸妈妈会哭，有时显得过于懂事，有时又有些不懂事。这自然也是经历造成的。谁知道这和癫痫的因子有关呢？

就像门前杨树下面，平时只是腐殖质的一块草地，阴雨天气过后，就生出蘑菇来。蘑菇长出之前，谁能在土里辨出征兆？

连续十分钟的抽搐过后，世界改变了。虽然这个过程，她自己完全不记得。在女儿身上，开始了和父亲一样冗长的治疗过程，比起父亲的来日无多，女儿的疗程看不到终点。

电击成了这个小女孩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独自承受的过程，没有妈妈陪伴，只有瀑布一样的泪水，清洗大脑皮层接上电极的记忆。事后她也只能用一个字描述：疼。

另外是背部——针刀闭合性手术，打麻醉药后，扎入蚊香粗的针头，向神经丛注入药物，四十个创可贴蒙上针眼，像课桌那样排列，让人难于面对这个完全没有发育的背部；带着旬月的疼痛，不能触碰和沾水，甚至出汗也成了禁忌，只有压抑住的哭泣，是略微被容许的身体反应。

定期来往于大城市的奔波，可心仍旧没看到过城市究竟是什么样，或许只不过一座大医院。回到内蒙古老家，她才觉得安心，“这边有爷爷姥姥。那边的小朋友说话，有时听不懂”。

候鸟家庭

古碑村是接近牧区的地带，村民没有草场，但空旷的土地，吸引了上两代汉人移民。可心的曾祖父来自辽宁东港，从海边到这里，“走了两千里路”。

见到母亲刘云的时候，我感到在这处北风冷硬的旷野上，她的身体和女儿一样，显得过于单薄了。似乎正是为此，她的肩背上经了过多的事。初中毕业后，回家干了四年后，好容易得到机会当了代课老师，却因为一些不太能说清楚的原因，放弃了进修以后考公办教师的机会，给本身是老教师、一心想女承父业的可心爷爷留下了很大遗憾。“她的课我去听过，感觉还可以，思维比较清晰。”

刘云二十岁那年结婚，在村里开店，丈夫是个跑车的司机。这段婚姻却只维持了五年，她自己不愿提及，是可心的姥爷和姨姥姥透露的。这段婚姻给可心留下了一个哥哥，爷爷说，那边的继母对孩子“不是一般的不好”，好在孩子成年当兵了，一年会来玩一次。

婚姻结束后，刘云1994年出外打工。最初在辽宁跟着二姨干零活，后来到了天津的液化气罐厂，再后来到村办汽车配件厂，先做面包车，后来转产做品牌汽车的冲压件，遇到了在车间带班的可心爸爸，也是在天津打工的内蒙古人，从小失去母亲，父亲也过世了，“没有房，没有地，只是一个人，春节都来我家过”。对于两人的恋爱，家里人不太赞成，刘云还是在二十九岁那年第二次结婚，在四年后有了可心。

两人结婚时在影楼照的是最便宜一档的婚纱照，花了398元，当年拿回来，一直挂在老家的墙上。照片上的爸爸很清瘦，有那种身世贫寒的人脸上常见的过于严肃的内秀，左手大拇指少了一截，被冲床的牙齿带走了。

四十岁这年，刘云又成了单身母亲，不同的是这一次，一个有癫痫的小女孩，成了她终生的担负和依靠。

因为爸爸那边没有后方，可心和父母的轨迹分分合合，像一只翅膀未长成的候鸟，往返于天津和内蒙古。可心出生在姥姥姥爷家，六个月大时妈妈和姥姥一起抱着可心上天津，姥姥带了四个月，一边做着七个工人的饭，没法打工挣钱。到了十个月，妈妈自己带可心，一直到十七个月断奶，送回内蒙古，交给姥姥姥爷，只能过年见到爸爸妈妈。

爸爸患病后回到了古碑村养病，去世前一段想回长年待惯了的厂里看看，一家三口就回了天津，可心在那边幼儿园待了几个月，爸爸病情实在严重了又回来。这时爸爸鼓起的肚子已经消下去，神志模糊，进入肝昏迷期，两个月后就去世了。

“头七”之后，妈妈仍旧出外打工，直到六岁可心发病，妈妈又带着她上天津，待了一年半，定期去北京治病，在天津上了半年小学。工厂搬了地方，离能上小学的地方实在太远，坚持不下去了，才回到姥姥姥爷这里来。

可心喜欢姥爷。晚上要揪着姥爷的奶头睡觉，放学回家，也要先摸两把姥爷的奶，才肯去玩耍。除了功课，姥爷也教可心怎么做人，怎么在学校和同学相处。

姥爷是民办教师出身，在村里教了四十年书，他的退休工资是全家开销的重要来源。受姥爷的影响，可心的理想是长大了当教师。可心的舅舅两口子在外打工，和妈妈在一个厂里，家里的地每年一千块包给别人了。可心生病后，妈妈借了舅舅四万元。

今年舅舅想在家买一群羊，和人合股包牧区蒙古族人的草场来放，因为本钱少没有谈成。舅舅身上有过敏性红斑，是十几年前在一家粘面板打工时得的，那里需要用高温压木板，冒的烟有毒，经常咳嗽，去小诊所输液，又染上了这个病。一瓶擦痒的膏药百来块，只能管几天，有些抹不起了。

舅舅有一个孩子，有时表兄妹吵架，表哥说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走。可心就哭起来，又说“等我妈以后盖了新屋，不让你去玩”。

眼下姥爷的身体不大好了。坐在炕上，以往的吹拉弹唱也无心理弄，他忧虑的似乎不是自己的脑血栓，倒是眼前的女儿和外孙女。妈妈等不到姥爷过生日，就要回天津打工，可心不想妈妈这么快走，但她知道，“不走不行，不然没钱”。

可心不愿听人提起爸爸。姥姥提了名字，她赶忙去捂嘴。她也没对妈妈说过想爸爸。但表哥说，可心告诉过他，做梦梦见爸爸站在屋门口，喊她出去玩。她一答应，爸爸却消失了，弄得在以后的梦里，她不敢应声，却又害怕爸爸伤心。

爸爸在医院里去世，可心没有在场。上山时舅舅抱着她，最后看见的，是封住了爸爸的大棺材。

我们和表兄妹出去玩，来到附近杨树林中。雨后覆盖树叶的泥土散发腐殖质的气息，像是一转眼工夫就长出了蘑菇，植株大小和形态各异，有的像是刚刚脱离腐殖质，还没有转变好，却都可以采摘食用。可心开始胆怯，担心有长虫，后来终究和我们一起，采摘星星点点的萌芽。这在她是难得的娱乐，姥姥说她小时候“不玩”。即使是在天津，她也从未去过公园，看过电影之类。

我们又去姨姥姥家摘沙果。姨姥姥家的院门锁着，翻越石墙进去的时候，可心吓得哭了起来，但仍旧在我的扶持下翻了进去。院里两树沙果累累低垂，颜色鲜红，只是终究酸涩有余，甜香不足，像这旷野上出产的滋味。小女孩攥着袋子捡拾。

姨姥姥回家，告诉我们妈妈临产是她陪伴去的医院，新生儿从产房抱出来，眼睛瞪得溜圆，自认粗通相术的她发现可心耳后一边有个梅花烙，现在成了一个点儿，“不是两边，两边有就好，是真花姐，长得好命也能好。一边是假花姐，长得好，命不成”。姨姥姥又说，可心是忙碌命，从小啥都懂，唠嗑像大人。“有福的孩子不拿事，像这么大，要里外不拿事，只知道玩，就有福。”

可心以后的发病，似乎印证了姨姥姥的判断。发病之初每个月都会抽搐，治了一年多，药物控制住了，最近一年只抽搐过一次，第一次做脑电图时，“大脑五个地方放电”，2015年8月减到了一个地方放电，但仍旧需要长期药物控制，前期的治疗花掉了十四五万，现在每个月的花销都在一千多元，问题是癫痫病的治疗没有明确的期限，一眼望不到头。四十岁的母亲，觉得走起来太累了，但“还不能死，还能去奔，为疼你、爱你的人减点负担”。

一个人太艰难，父母曾经跟她商量过再婚的事，妈妈回答“想再挺两年看看”。

冲床下的生计

一年多之后，我从天津刘园坐两个半小时公交，去可心母亲工作的韩家墅村。半年以前，她离开武清的厂子，转到了这里。

以前的厂效益不好，总是拖工资，干了十二年的刘云不得已离开。老板说：“你们都走吧，看着我死。”这句话让刘云莫名想起丈夫去世的情形，当时她在家里侍候了大半年，两手空空，会想到不如早些出门打工。

这年5月，我接到刘云的短信，说姥爷半月前去世了。“虽然心里有太多的舍不得和不愿意，但是没办法，生活就是这么残酷”，短信散发出少有的叹息，我似乎看到了那头无力的情形。办完了丧事，眼下她需要再次出门打工挣钱，“因为小可心暑假还得上北京”，眼下可心在家只有跟着姥姥了。

这里仍旧是一家汽车配件厂，厂房不起眼地隐没在村子里，铁栅门里边有一个院子，一边是厂房，充斥着冲压床隆隆的轰鸣，带着间歇的节奏；另一边是库房，零散地堆放一些部件，显得有些空荡。刘云的住处就在库房空荡的一角，没有隔墙，刘云说：“白天跟件儿打交道，晚上还是跟件儿打交道。”

和这些库房的部件不只是做伴而已，夏天潮湿，部件生锈得快，到了八月要除锈，用百洁布擦，锈蚀严重的手持砂轮打磨，这项活计比通常的操作冲床重得多，手上酸痛不说，铁锈呛人，戴着的口罩，半天就变成黑黄，无法洗净。

住处只是一张铺着油布的床，和一张摆零碎用品的桌子。铺油布是因为工友和弟弟会来坐坐，他们穿的是带油污的工作服。桌上有两包五块钱的将军烟，“白天抽三四根，晚上抽得多，十根八根”。这是丈夫去世后学会的。烟丝是节约的选择，桌上还有装烟丝的盒子和卷烟丝的小条纸，五十块买一包能吸半年。烟丝的纹路，似乎已经融进额头，微笑时也难以化开。桌上最显眼的，是《伊索寓言》和《唐宋诗词》两本书，这是可心暑假在这里的读物。

前一阵过中秋，老板感谢她天天加班，发了五百块购物卡，她全给可心买书寄回内蒙古了，让她别弄丢了，“看够了还能卖钱”。上次期末考试可心考了班上第一，不放心还自己到隔壁班去查，确认是全年级两个班第一，不去查的话，“假如别班的倒数第一比这班还高，那我排第几？”

坐在油布上，刘云讲述了姥爷的过世。以前担心的是脑血栓，谁知道落在食道癌上，发现时已是晚期。做了三次化疗，回家后第四天凌晨去世。姥爷去世时说，自己对人世没什么愧疚和留恋，“只是没亲眼看着可心把病治好了”。可心哭得谁也哄不好，当时担心她发病，还好没事。今年忌日时，可心又哭得不可收拾，大人哄不住也陪着哭，直到哭睡着了。

可心姥爷的去世，让刘云感觉天又塌下来一方，只剩下自己这一角了。奇怪的是，看起来黎黑消瘦的刘云，四年来从未生过病，或许因为不敢生，“心里有个信念，不能倒下，倒下了闺女怎么办”。还好这一年多来，可心在药物控制下没有再发病。

没有了姥爷的退休金帮衬，看病压力更大了，这次上京又花了三万块，因为挂不上正规大医院的号，只能在一家民营医院，又不是在科右前旗本地，报销历尽周折。还好家乡上学不要钱，学校管一顿饭，还联系了一个公益组织每月补助可心200元钱。

妈妈对可心说：“你现在不用我养了，我给你吃药就行了。”但药钱远比饭钱贵，刘云为了多挣点，每天在入库的活干完后，下车间加班，这样可以将原本2700元的工资提到3600元。可心在这里玩时，伙食跟着工人吃，早餐刘云总是自己买一个韭菜饼，给可心买烧饼夹里脊，两人同喝一杯豆浆，一共五元钱。

车间入口有一间小办公室，是刘云上班的地方。她在这里的工作，不是坐办公室那么简单。

工作内容仍旧是那些部件。从打电话订购、接收，到拿进办公室暂时堆放、清点登记，再拿去相邻的库房上架保存，一件件都要亲自过手。部件装在纸板的小盒子里，看上去和快件的小包裹差不多，区别在于，它们很沉。拿到手里，重量几乎猝不及防。刘云已经习惯。有些部件似乎不可能由一双女人的手，尤其是像刘云这样瘦弱的手放到三层货架上去，它们和一个婴儿那样沉。但这是她日常的工作，并不会喊车间的师傅帮忙，在账目上也不会出错。

可心夏天大部分时间在这间办公室里玩或者做作业。当办公室清闲，妈妈下相邻的车间干计件活路的时候，她也不能跨越界限，走进车间的大门。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虽然有操作的人，冲床却是统治者。

庞大的冲床，每架都有两层楼高，悬在人们头顶，液压和气动的连轴带动冲锤上下，反复把塞入车床的钢板轧成汽车底盘的模具，胃口永不餍足，操作的人则是喂食者。液压的冲床每次上下需要有一次停顿，由一个专人操作电钮，气动的冲床则无需停顿，但仍需要一个专人在旁，手按在制动按钮上，随时防止出现意外。

冲床吃下一个人的手指、手臂乃至性命，都不是稀罕事，到了晚上精神疲倦时更易发生，可心爸爸的大拇指就是在喂件时工友错按了电钮，来不及收手失去了。

车间里只有刘云一个女人，开头时候看到机器就想跑，不敢伸手。但后来她成了熟练工，在从前的工厂里当过带班工长。

只有中午休息的时候，可心会到车间里来，她在机器中间留下了一张照片，黑暗闷热的空间里，剪着短头发的她，感觉浑身汗透发黑，衣服粘在了身上。没有风扇或空调，那些机器投下庞大晦暗的阴影，也像是在窒息的暑热中汗透，凋谢了。一切鲜亮柔和的颜色都已褪尽，略去了必需之外的感官需求，剩下生存本身。

这是可心的天津，一张洗不透亮的底片。她没有想过去寻找更好的背景。连村子里那条到了晚上热闹起来的小街，母女也从来没去逛过或“打牙祭”。

好在古碑村把母女纳入了贫困户安置房计划，“房子在你们采蘑菇的杨树林边上”，盖了一半。“除了我们娘儿俩，其他都是五保、孤寡。”说到这里，刘云黎黑的脸上初次有了光，显出这并不是她本身的肤色，“你再去的话，村子翻新，刷白漆，装了路灯，晚上走路都亮了”。

在这个堆满小件重物的车间办公室里，她身上还有一点点的教师影子，隐约得看不出来，却又并非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