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开封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心理上的威慑不一样，太原承受的，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压力。粘罕不用像斡离不那样担心勤王军队的合围，他已经扫清了太原周边的县城，把守住了几个重要关隘，现在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赴攻下太原。

粘罕采用的攻城方式叫“锁城法”，也就是在守军的弓箭和炮石射程之外的地方筑墙，用来隔断城内和城外的联络，避免援军、物资送进城内，也避免城内的守军偷袭大本营。

一切布置好之后，粘罕拿出了金军作战十多年来积攒下的所有攻城经验，开始强力攻城。

金军攻城并不是简单地派人扛着云梯往城墙边上冲。他们先在城外摆放了三十座炮车，攻城之前，鼓声一响，众炮齐发，斗大的石头直奔城墙而来，用来防御的木制楼橹碰上就得散架。但是王禀事先在城墙上布置了栅栏和绳网作为缓冲，又在楼橹上堆放了很多糠布袋，大大降低了炮石的破坏性，即便稍有损伤也能迅速修复。

炮石轰过之后，便是士兵冲城墙的阶段。最首要的一步就是先填平护城河，方便攻城人员和器械尽可能接近城墙。填河也是一项要命的任务，因为护城河的位置距离城墙很近，完全避不开城墙上的弓矢、炮石。粘罕采用的器具是“洞子”，这种器具用木头做成尖顶房屋状，然后上方依次铺有生牛皮和铁皮，底座安有车轮。几十辆“洞子”连在一起，士兵在里面推着前进，其内部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这样的形状和防御不仅能够抵挡城楼上射下来的箭，就连滚木、礌石也能抵御，城墙上往下扔燃烧物的时候，其顶上的铁皮也能进行有效防护。金军就通过这样的隧道将木材和泥土送到护城河边，先用木材将河道填上，然后再在上面铺木板和泥土，相当于在护城河上架起了一座一座的简易桥。

王禀对这样的方法也非常熟悉，他先是让士兵在金军填河的那一段城墙上开一个洞，在城内的洞口摆放一台用牛皮做的人力鼓风机。等河里的木材填得差不多了以后，他就通过水门将一盏一盏的河灯放到河里去。河灯顺水漂到木材下方，很快就会把木材点燃，等火焰渐渐起来的时候，立刻利用城内的鼓风机给火堆送风助燃，顿时烈焰腾空而起，不但能烧坏金军架设的简易桥，还能有效杀伤“洞子”及其内部的金军。

然而，这样依然有数量不少的“洞子”突击到了城墙下，金军开始破坏城墙或者挖掘地道。太原的城墙是土墙包砖，一旦攻城人员将外面的包砖破坏，就能直接在城墙上挖洞，后果非常严重。王禀让城墙上的宋军把铁钩子系在长绳上吊下去，扯掉“洞子”上的铁皮，然后用滚烫的油往下泼，先烫伤攻城的金军，再用火把引燃浸油的牛皮和木材，将“洞子”烧毁。

“洞子”进攻受阻以后，金军又推出了鹅车。鹅车的设计原理有点像现在的消防云梯，其底座是一辆用生铁皮严密包裹的大车，车上立着一根长长的柱子，顶端挂着一个吊斗，里面装载金军。攻城的时候，成百上千个金军推着鹅车前进，吊斗里的金军就和城墙里的宋军齐平，甚至高过城墙，这样就避免了仰攻的巨大劣势，可以跟守军用弓箭对射。等鹅车推到城墙边的时候，吊斗里的士兵便跳上城墙，跟守城的士兵肉搏。

王禀在城内也制作了同样形状的跳楼，让宋兵也站到吊斗里面去跟金军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战斗。与此同时，他还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招数：用绳子系上很大的石头，利用炮车将石头扔到金军鹅车的吊斗里，然后城内的人拉动绳子，将金军的鹅车拉倒。[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三收录的《封氏编年》。]

可以说，在太原的整个防守体系中，张孝纯负责管理和调动所有资源，王禀负责一线指挥，两个人的配合堪称如鱼得水，硬是将所向披靡的金军牢牢地挡在了城外。

南宋学者的笔记中，还记载了一个我们无法判别真伪的小细节：攻守战斗进行到非常惨烈的阶段时，张孝纯动过开门投降的念头。正是王禀带着五百刀手列于张孝纯堂下，以“不管是谁，投降就杀”的态度，逼迫张孝纯坚持了下去。如果这段记载是真实的，那么王禀在这场保卫战中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一号首长张孝纯。

尽管如此，太原城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粮。虽然张孝纯在战前就已经把周边各县的粮食都运回了太原，但是这些粮食的总数也并不太多。究其原因，一共有三个。

第一，宣和六年（1124年）的光景不太好。这一年，京师、河东、陕西等地频繁发生地震，开封的宫殿门都被震得吱嘎作响[《宋史·五行志》。]，随后河东、河北、京东、京西、浙西发大水，粮食歉收。这一系列的天灾又引发了人祸，河北、山东群盗蜂起，宋徽宗紧急安排内侍梁方平去平盗。赈灾需要粮食，平盗也需要粮食，这让本就歉收的粮仓更加雪上加霜，太原及其周边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储存足够的食物。

第二，北宋朝廷最初得到金军备战情报的时候，本来有一个时间足够充裕的备战期，是可以大量储备粮食和武器的，从江南、荆湖和四川调粮也来得及。但当时宋徽宗被隐瞒不知情，童贯知情却不相信，导致河东和河北错过了这个宝贵的备战期。

第三，在当时北宋朝廷的战略构想里，燕山有郭药师的常胜军，河北、河东有谭稹的义胜军，他们是扼守边防和重要关隘的绝对保障。太原虽然在河东尤其重要，但身处内地，并不属于边境上的要塞，所以军粮分配都在朝着边境和要塞上的州军倾斜，向着驻防在谭稹的义胜军倾斜，太原周边没有太多的存粮可以调动。

因此，尽管张孝纯和王禀早早地就把太原城内的粮食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但的确是在咬着牙苦苦坚持。要么粘罕失去耐心撤军，要么开封腾出手来救援，否则这里早晚会是一个死局。

张孝纯的困境也被粘罕看在眼里，但他也知道如果持续强攻的话，金军大量伤亡的代价是自己承受不住的。他决定暂时放弃强攻，先用时间消耗太原城内的物资，等时机成熟以后再对张孝纯手下的强弩之末发起最后的攻击。

围而不攻，这是粘罕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也是让张孝纯最无奈的办法。

粘罕在太原骑虎难下的时候，收到了斡离不抵达开封城下的消息，这更是让他心急如焚。他担心的问题，并不是不能达成和斡离不形成两路夹攻的军事目标，而是斡离不到了北宋的都城之下，有极大的概率能拿到金额庞大的犒师费。很显然，斡离不是不会分给他的。粘罕的部队出来这么久了，只攻下了几个小小的州县，连太原都没攻破，收获远远不能满足大家的心理预期。

一直到了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十九日，也就是开封被围的时候，转机出现在了太原南面三百多里的平阳府（治今山西临汾）。

粘罕在进入河东的前期势如破竹，义胜军的叛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也引起了太原府内包括张孝纯、王禀在内的官员们的不满，他们开始认真审视这些投附大宋的辽国汉人的忠诚度。可能有人发牢骚或者提建议的时候说了一句，要“尽杀投附人”，结果这句话被一个裨将听到了。粘罕围城之前，这个裨将趁乱逃到了平阳，然后跟当地的将士聊天的时候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引发了义胜军的极大不安。

平阳义胜军有四千人，首领叫刘嗣初，也是一个投附之人。他对平阳的富庶早就起了觊觎之心，听说太原被围之后，心里就有了想法。平阳知府为了防备义胜军，都把他们安排在城外驻扎，不让他们和州县来往。刘嗣初正好抓住这个机会，悄悄在军营里打造兵器、编制铠甲、购买装备，准备寻机起事。

正月十八日，刘嗣初和义胜军的行动被他雇来当佣人的一个叫王存的百姓发现了。王存立刻到城里向平阳府的王通判汇报了该情况。义胜军叛乱的事情已经在河东发生过很多起，王通判自觉手中的兵马无法与刘嗣初的义胜军抗衡，准备麻痹一下刘嗣初，顺便拖一拖时间，于是将王存打了一顿，然后派人去通知刘嗣初说：“有人诬告你谋反，已经被我处分了。”

然而刘嗣初并没有上当，他听说了折可求营救太原失利的消息，担心太原沦陷之后，金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平阳，到时候满城财富就归金军所有了。既然现在事情已经泄露，干脆提前行动，于是他在正月十九日黎明率领义胜军夺取了城楼，然后冲入城中纵火杀掠。王通判抵挡不住，带着州县官员出逃。刘嗣初接管平阳府之后，纵兵抢劫了十天，将满城的年轻人和牲畜尽数杀死做成肉干，将收集来的粮食做成干粮，然后带着自己的人马北上太原，归顺了粘罕。

而逃走的王通判在逃亡途中意外遇上了被他责罚的王存，王存指着王通判大骂道：“你当初不信我的话，反而打了我一百杖，结果害了一城百姓的性命，偿命吧！”随后鼓动周围的难民将王通判全家尽数杀死。[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

平阳府义胜军的投降给了粘罕极大的信心，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池那么简单。平阳府下辖的灵石县境内，有两处连接太原盆地和临汾盆地的关隘，一处是位于今天灵石县南关镇的南关，一处是位于今天灵石县冷泉村的北关。这两处关隘合称“南北关”，是从太原南下直达黄河北岸的交通要道。粘罕之所以一直跟太原纠缠，就是因为始终没有足够的胆量分出另外一支军队来强攻南北关，担心被张孝纯包了饺子。现在南北关被刘嗣初拱手相送，粘罕顿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分兵南下，直逼黄河，目标开封。

粘罕留下一半的兵马交给手下的宗室大将完颜银术可继续围困太原，自己带着剩余的兵马南下，越过南北关。过关之时，粘罕看着险峻的关隘，仰天长叹说：“关隘如此险峻，却让我这么轻松就通过了，南朝确实没什么人了。”[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关险如此而使我过之，南朝为无人也哉。”]

过了南北关以后，粘罕东向通过灵沁古道前往威胜军（治今山西沁县）。二月十九日，威胜军守将杀死知军詹丕远之后不战而降，粘罕非常满意，没有进城杀掠，而是驻兵城外，再继续进攻隆德府。

隆德府的义胜军叛逃之后，兵力本来就不足，守臣张确听说金军正在围攻太原，以为一时半会儿不会南下，根本没有做什么额外的准备。二月二十日，金军一到，张确只能依赖城墙勉强防守，坚守两天之后城破，张确和副手赵伯臻被杀。二月二十二日，粘罕继续南下进攻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听说城里早有准备，不太敢强攻，便停驻在泽州境内休整，并派出先头部队去阳城附近试探。

太原没有攻下，粘罕分兵一半围城，就是担心被太原的宋军抄了后路。这一招已经非常凶险了，因为这样算起来，太原城外的金军数量已经远小于城内的宋军了。如果宋军敢于出城作战，金军并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泽州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假如再分兵一半，那他手里就只有一万出头的兵马了。还敢不敢继续南下进逼黄河？这是对粘罕的一个极大的考验。

粘罕正在犹豫间，二月二十六日，宋钦宗派去割让太原的路允迪来了。粘罕大喜过望，当即收兵，让路允迪抓紧时间去太原交接好所有的事情，他一回师之后就能接收城池。

路允迪带着随从来到太原，随即派人进城去向张孝纯传达当前的局势，出示了宋钦宗割让太原的诏书，说：“这是朝廷的命令，你们开门让金军入城，然后办理移交手续吧。”结果张孝纯的态度让路允迪大吃一惊：“朝廷派你来交割，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回去禀报朝廷，说我们不奉诏。”[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三收录的《宣和录》。]随后，张孝纯和王禀送走路允迪，继续紧闭城门，固守待援。

张孝纯不愿意开门交割，并不是出于一时之间的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们在介绍张孝纯婚姻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是个“一根筋”的人，承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当初童贯不听他劝阻执意逃走的时候，他非常悲愤地对自己儿子张浃说：“我们自家父子来死守太原吧。”既然说过了要死守，那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中途放弃，这不是张孝纯的风格。

而且，从现在的局势来分析，战事也是对太原有利的。张孝纯判断，割让以太原为首的三镇极有可能是宋钦宗在兵临城下时的权宜之计，只不过是想要换取斡离不解除对开封的威胁而已。所谓兵不厌诈，既然现在斡离不退师了，那么缓过气来的北宋朝廷自然会想办法来解太原之围。

勤王大军齐聚开封城下而不敢跟金军面对面硬拼，那是因为皇室都在城里，大家投鼠忌器，万一金军发狠猛攻冲进开封伤到陛下，那就是千刀万剐之罪了。而太原不一样，一旦有援军能给城里送来粮食，他手下的士兵很快就能恢复野战能力，到时候里应外合冲杀金军，根本不会有任何顾忌。现在天气已经转热，金军很难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全甲攻城和作战，极有可能会撤军，至少粘罕等主要将领会撤回北方避暑。届时，宋军获胜的机会更大。

当然，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担心粘罕报复。

此前两军对垒的过程中，双方不遗余力地杀得你死我活，粘罕心中肯定有怨恨之情。宋钦宗的诏书里要求的固然是和平移交，但是按照金国此前在燕京、大同等地的操作方式，军队的结局普遍是不太好的，运气好的话会被解散建制之后填充到各个部队里面去，运气不好的话金军可能找个机会直接就杀掉了。而城里的富户和绝大部分官员是肯定要被强行搬迁到北方的，财富和地位都将清零，只有仰仗金人的鼻息才能活下来。与其被送到金国当奴隶，不如再坚持一下。因此，张孝纯决定一边坚守，一边不停派人去给开封送信，希望宋钦宗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思，早点派兵过来解围。

事实证明，张孝纯的分析是正确的。粘罕赶到以后发现交接无法进行，勃然大怒。想不到张孝纯连自家皇帝的命令都不听，但是粘罕又无可奈何。想要攻城吧，现在天气已经开始转热，金军穿铠甲都已经穿不住了。每天的饭点，士兵们都是三五成群地坐在树林背阴的地方吃饭，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去作战是不太现实的。

按照往年的传统，粘罕及手下的金军要去山后草地避暑，等到入秋以后天气转凉，战马养肥了，再重新南下。但是他不甘心放弃已经围了两个多月的太原，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三月十七日，清明已过，暑气渐至，他留下银术可带着主力部队继续围太原，自己带一部分兵马北上去山后避暑，一旦太原遇到银术可无法应对的紧急情况，他再从大同带兵过来增援。

走之前，粘罕命令手下制作了一大批像鹿角一样的树枝，专业术语叫“鹿角木”，密密麻麻地插到太原城外的空地上，厚达几里，中间留出小路供军犬来回巡逻，防止城内的宋军出城偷袭。同时，他还在太原城外重新筑了一座城，将其命名为“元帅府”[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然后将周边各县的粮草全部运过来，只等天气转凉之后自己再来亲自坐镇攻下太原。

粘罕撤军的时候，依然对自己没能到开封城下去收一笔犒师费而遗憾不已。他派赵轮[“赵轮”在部分史料中被误写为“赵伦”。]等人南下渡河去开封，以太原为筹码找宋钦宗要犒师费。至于能要多少，这并不重要，有总比没有强。

而宋钦宗的态度果然跟张孝纯预计的一样，金军一走就开始变得强硬起来。有人向宋钦宗提出建议，说现在大宋勤王兵马已经齐聚京城，强盛如此，完全可以跟金军抗衡了。既然金军把肃王当成人质带过了黄河，出于对等原则，大宋也可以把金国的使者扣为人质，等肃王回来之后再放回去[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八收录的《宣和录》。]。宋钦宗同意了，粘罕的使者就这样被软禁在开封，要钱要不到，想走走不掉。

由此可见，张孝纯预想的情况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宋钦宗正在从金军围城的惊恐情绪中慢慢缓过神来，一旦他恢复到正常思维的状态，就必然会把营救太原放到最重要的日程安排上。

因此张孝纯还需要等，节衣缩食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