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在等待大学申请的录取结果时，联邦检察官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联邦检察官指控33名富有的父母参与了精心策划的作弊方案，以让他们的孩子被名牌大学录取，这些大学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敦大学和南加州大学。[Jennifer Medina,Katie Benner,and Kate Taylor,“Actresses,Business Leaders and Other Wealthy Parents Charged in U.S.College Entry Fraud,”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2,2019]

这场骗局的核心人物是无良的大学入学咨询顾问威廉·辛格，他开办了一家专门为焦虑且富有的父母提供服务的公司。辛格的公司专门利用竞争激烈的大学招生制度赢利，因为近几十年来，就读精英大学已成为通往成功和声望的主要途径。对于渴望拥有顶尖大学所需的亮眼的学业证书的学生，辛格设计了不道德的变通办法——付钱给SAT（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等标准化考试的监考人员，以修改考生答题卡的方式提高成绩，或者贿赂高校教练，让教练把申请人指定为学校招募的运动员，即使这些学生并不从事这项运动。辛格甚至伪造运动员证书，用修图工具把申请人的脸修到真实运动员的照片上。

辛格的非法招生服务并不便宜。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为他的女儿支付了75000美元，让她去一家考试中心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辛格付钱给这场考试的监考员，确保该生获得她需要的分数。有个家庭向辛格支付了120万美元，以使耶鲁大学以足球专业新生的名义录取他们的女儿，尽管她并不踢足球。辛格用其中40万美元贿赂了愿意配合的耶鲁大学足球教练，而后者也遭到起诉。一位电视女演员和她身为时装设计师的丈夫支付给辛格50万美元，让他们的两个女儿作为虚假招募的皮划艇队队员进入南加州大学。另一位涉案的名人是因出演电视剧《绝望主妇》而出名的女演员菲丽西提·霍夫曼，不知何故，她得到了大幅优惠，辛格只向她收取了1.5万美元，就搞定了她女儿的SAT。[Ibid.See also“Here’s How the F.B.I.Says Parents Cheated to Get Their Kids into Elite Colleges,”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2,2019]

在8年的大学招生舞弊中，辛格总共获利2500万美元。

招生丑闻引发了广泛的愤怒情绪。在这个两极分化的时代，美国人几乎很难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但招生丑闻引发的愤怒跨越了政治派系，同时得到了各方大量报道，遭到广泛谴责——从福克斯新闻到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从《华尔街日报》到《纽约时报》，所有人都认为用行贿和作弊的手段获得名牌大学的录取资格应该受到谴责。但公众表达的愤怒不仅限于对享有特权的父母采取非法手段帮助孩子进入名牌大学这一件事，还有更深的指向。这桩标志性的丑闻，以人们难以言明的方式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即谁会成功，以及为什么会成功。

愤怒的表达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特朗普的代理人在推特和福克斯新闻上嘲讽陷入这个骗局的好莱坞自由主义者。“看看这些人是谁。”总统的儿媳劳拉·特朗普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好莱坞的精英、自由派的精英总是在谈论人人平等，以及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而到头来最大的伪善竟是：他们填写支票，弄虚作假，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这些学校——这些名额其实应该给那些真正有能力得到它们的孩子。”[Lara Trump on Fox News at Night,March 12,2019]

就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认可这一骗局剥夺了有资格的孩子应得的位置，但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一丑闻是关于更普遍的不公正的公开例证：财富和特权在大学录取中有着重要作用，即使这不涉及非法行为。在宣布起诉时，联邦检察官宣布了他所认可的原则：“不能有专为富人而设的大学招生制度。[Andrew Lelling,U.S.Attorney,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March 12,2019,CNN transcript of statement]”但社论和发布评论的人很快指出，在大学招生录取中，金钱通常都在起作用，最明显的是，许多美国大学对校友和大额捐赠人的子女给予特别考虑。

特朗普的支持者想要把招生丑闻归咎于自由派精英，自由主义者则援引公开报道反击：总统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尽管成绩平平，但仍被哈佛大学录取，因为他的父亲——一位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向哈佛大学捐赠了250万美元。据报道，特朗普本人在他的孩子小唐纳德和伊万卡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期间，向该校捐赠了150万美元。[Frank Bruni,“Bribes to Get into Yale and Stanford?What Else Is New?,”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2,2019]

大学招生录取的道德准则

辛格是这个招生骗局的主谋，他承认一份大礼有时会让勉强合格的申请人走通“后门”。他还钻营出了被他称为“侧门”的技巧，“侧门”方案性价比更高。他告诉客户，标准的“后门”手段与他的舞弊方案相比要多花10倍的钱，录取的把握还没有那么大。给大学一份大礼并不能确保录取，他采用贿赂和伪造考试成绩的旁门左道却可以。“我的客户想要得到保证。”他解释说。[引自辛格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誓言的书面陈述，March 11,2019,U.S.Department of Justice]

尽管“后门”和“侧门”的录取通知都可以用金钱买到，但这两种入校模式在道德上迥然有别。一方面，后门是合法的，而侧门不合法。联邦检察官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在谈论捐赠一栋建筑，这样学校更有可能接收你的子女；我们谈论的是欺骗和舞弊、伪造考试成绩、伪造体育证书、伪造照片、贿赂大学行政人员。”[Andrew Lelling,U.S.Attorney,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March 12,2019,CNN transcript of statement]

在起诉辛格、他的客户和受贿的教练时，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宣称大学不能出售新生的名额，他们只是在打击舞弊案件。撇开合法与否不谈，“后门”和“侧门”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同：当家长依靠大笔捐款买下孩子的入学资格时，这笔钱就会进入大学，大学可以用它改善为所有学生提供的教育。在辛格的案件中，资金流向了第三方，因此对大学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至少辛格贿赂的教练之一——斯坦福大学的帆船教练，显然在用贿赂支持帆船项目。其他人则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然而，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后门”和“侧门”很难区分。这两种方式都给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优势，他们得以录取，取代了更优秀的申请人。这两种方式都允许金钱凌驾于成绩之上。

基于成绩的录取决定了“前门”的门槛。正如辛格所说：“‘前门’意味着你要自己进去。”这种录取模式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公正模式，申请人是否被录取应取决于自己的成绩，而不是父母的钱。

当然，在实践中，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金钱不仅悬停在“后门”门口，也盘旋在“前门”之上。衡量成绩的标准很难与经济优势分开。像SAT这样的标准化考试本身就是为了衡量成绩，有利于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展示自己的智力潜能。但实际上，SAT分数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学生的家庭越富裕，他可能得到的分数就越高。[Andre Perry,“Students Need a Boost in Wealth More Than a Boost in SAT Scores,”The Hechinger Report,May 17,2019]

富有的父母不仅让自己的孩子参加SAT预备课程，还聘请私人招生顾问为他们的大学申请书润色，让他们参加舞蹈课和音乐课，并让他们练习击剑、壁球、高尔夫、网球、赛艇、长曲棍球和帆船等精英体育项目，以便他们更容易获得加入大学运动队的资格。这些都是富有、勤勉的父母用来为自己的子女争取入学资格的昂贵手段。

然后还有学费。除了少数几所富裕到可以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而录取学生的大学，与那些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相比，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更有可能被录取。[Ron Lieber,“One More College Edge,”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6,2019;Paul 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How College Makes or Breaks Us(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9),pp.153–67.]

考虑到这一切，常春藤联盟高校超过2/3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来自全美国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比来自收入居于全美国后60%的家庭的学生还多[“Some Colleges Have More Students from the Top 1 Percent Than the Bottom 60,”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2017]。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机会不平等，一部分是由于余荫录取[优先录取直系家族成员是校友的申请人，这项政策就叫余荫录取。——译者注]和大额捐赠人的赞助（“后门”），另一部分是由于富裕家庭在推动孩子通过“前门”方面有优势。

批评人士指出，这类不平等表明高等教育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秉承优绩至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招生丑闻是更广泛的、普遍不公平的令人震惊的实例，大学招生录取制度阻碍了高等教育践行自己所宣称的优绩至上原则。

那些认为作弊丑闻极大地背离了招生准则的人，与那些认为这种背离在大学招生中已经无处不在的人，尽管存在分歧，但都认可同一个前提：大学招生录取应该依据学生的能力和天赋，而不是基于与学生能力和天赋无关的因素。换句话说，他们一致认同录取应该以成绩为基础。他们也同意——至少是默认，那些凭成绩被录取的人是堂堂正正地赢得录取资格的，因此理应得到录取所带来的好处。

如果这种熟悉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优绩至上的问题不在于原则，而在于我们没有遵守原则。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政治争论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公共辩论不是关于优绩至上本身，而是关于如何实现优绩至上。例如，保守派认为，把种族或民族作为录取因素的平权法案[平权法案最早出现在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签署的行政命令中，本来是为了禁止政府在招聘和政策的执行中针对特定种族与某些信仰等的歧视行为，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在教育、就业、住房事务上给予历史上受到歧视的种族优待的政策。——译者注]政策是对择优录取的背叛；自由派则为平权法案辩护，认为这是纠正持续存在的不公平的方式，并认为只有在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之间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实现真正的优绩至上。

但这场辩论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优绩至上的问题存在于更深层次。

再想想招生丑闻，大多数人的愤怒集中在作弊和不公平上，然而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促成作弊行为的心态。在这桩丑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假设——就读精英大学是备受追捧的奖励。对于这一假设，现在人们已经觉得理所当然，几乎没有人再去留心。这桩丑闻如此引人注目，不仅因为丑闻牵涉名人和私募股权巨头，还因为他们想要买通的渠道存在广泛的需求，是人们狂热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权有势的父母会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而大肆造假？或者，在没有欺诈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父母会花费数万美元聘请私人招生顾问，让孩子参加考试辅导课程，以增加孩子的机会，把孩子的高中时光变成充满压力的AP课程（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简历建设和奋斗？为什么精英大学的录取在我们的社会中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联邦调查局会投入大量执法资源追查这场骗局，以至于从起诉到对罪犯的判决，有关这起案件的新闻会占据数月的新闻头条和吸引公众关注？

这种对名牌大学录取的痴迷源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种痴迷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谁进入哪里利害攸关。当最富有的10%的人与其他人的差距越拉越大时，进入名牌大学的利益就增加了。50年前，申请上大学并不像现在这样令人焦虑。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上了四年制大学，而那些上了四年制大学的人往往选择的是离家近的学校。大学排名也不像今天这么重要。[Caroline M.Hoxby,“The Changing Selectivity of American Colleg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no.4(Fall 2009),pp.95–118.]

但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选择上哪所大学也是如此。如今，学生们通常会选择自己可能录取得上的招生最严格的大学[Ibid.,pp.95–100;Paul 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p.39.]。父母的养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专业人士阶层。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地位阶层下滑的恐惧也在加剧。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父母们开始高度介入孩子们的生活——规划他们的时间，监督他们的成绩确保不落下，指导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发展特长，为他们申请大学所需要的各种素养、资格做筹划。[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Love,Money & Parenting: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pp.8–11,51–84.]

这种专横的直升机式育儿并非从天而降。这种反应是对不平等加剧的焦虑，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富有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后代免受中产阶级生活不稳定的影响。名牌大学的学位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阶层上升的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工具，也是那些希望留在舒适阶层的人防止向下流动的最可靠的堡垒。正是这种心态，导致惊慌失措、地位优越的父母参与大学招生骗局。

但经济焦虑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不仅仅是要对冲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辛格的客户还买了别的东西——不那么容易看见但更有价值的东西：让他们的孩子在名校里获得一席之地，也是在为孩子购买名校精英的光环。

为成功竞价

在不平等的社会里，顶层的人愿意相信自己的成功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在优绩至上的社会里，这意味着成功者必须相信他们的成功全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得来的。

矛盾的是，这正是作弊的父母想要给孩子的礼物。如果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富足的生活，那他们只需要给孩子设立信托基金就可以了，但他们想要的是别的东西——名牌大学录取所带来的精英声望。

当辛格解释说“前门”意味着“你自己凭能力进去”时，他明白这一点。他的作弊方案是退而求其次。当然，依靠SAT作弊或体育特长证书造假得以录取并不是“你自己有能耐”。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父母对他们的孩子隐瞒自己的阴谋诡计。只有在非法进入方式没有给人发现的情况下，从“侧门”进入与从“前门”进入才享有同样的荣誉。没有人会骄傲地宣布：“我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因为我的父母贿赂了帆船教练。”

这与靠成绩录取之间的反差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以合法的身份被录取的人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并认为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进入大学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导，因为虽然被知名大学录取反映了他们的全身心投入和勤奋努力，但并不能说这完全归功于他们自己，那些帮助过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呢？那些并非完全由他们造就的天赋和才能呢？在培养和奖励他们碰巧拥有的才能的社会中生活的好运呢？

那些靠努力和天赋在竞争激烈的优绩至上社会中获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所亏欠，这种亏欠给竞争遮蔽了。随着优绩至上原则的强化，奋斗如此吸引我们，以至于这种亏欠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即使是公正的优绩至上的社会，没有舞弊、没有贿赂、没有富人拥有特权，也会给人错误的印象——我们是靠自己取得成功的。精英大学的申请人需要付出多年的艰苦努力，这几乎让他们完全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劳，如果他们达不到要求，那他们只能怪自己。

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也是对公民情感的腐蚀。因为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而没有感恩和谦卑，我们就很难关心公共利益。

大学招生录取并不是人们争论的唯一事项。在当代政治中，关于谁应该得到什么的辩论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这些辩论关乎公平：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去竞争理想的商品和社会地位吗？

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和输——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什么态度。这些都是会引发强烈情感反应的问题，我们想要避免这些问题，直到我们不得不直面它们。

要想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两极分化政治，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优绩”。在最近几十年里，优绩的含义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优绩的新含义侵蚀了工作的尊严，让许多人觉得精英瞧不起自己。全球化的赢家是否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获得了成功，因此这份成功是他们应得的？或者，这是精英阶层存在的自高自大的问题吗？

在对精英的愤怒把民主推向悬崖边缘的时候，关于优绩的问题具有特殊的紧迫性。我们需要问一问，修复脆弱的政治的办法是更坚定地按照优绩至上的原则生活，还是应该在把人按才能分类及拼命奋斗谋生之外寻求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