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

美国民主已屡陷危机！排外情绪日益高涨，独裁式政客威胁到民主规范的极限，公众却支持此类人物，在诸如此类的现象中，危险已清晰可见。这些趋势本身就令人不安，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主流政党和政治家几乎没有表现出他们对搅动世界各地政治的不满情绪的理解。

一些人谴责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高涨，认为这不过是针对移民和多元文化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反应。另一些人则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看，认为这是在抗议全球贸易和新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

但只看到民粹主义抗议中的偏执，或只把这些视为经济层面的怨恨，都是不对的。就像英国脱欧得到民众支持一样，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体现了对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全球化的愤怒声讨。这种全球化让顶层人士受益，但让普通公民感到自身权力遭受了剥夺。这也是对技术官僚治国方法的谴责，那些感到经济和文化的列车已经把自己抛下的人在高声呼喊，而技术官僚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

残酷的现实是，特朗普是凭借挖掘焦虑、沮丧和合理不满的源泉当选的，而主流政党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能让人信服。类似的困境也困扰着欧洲各民主国家。在对再次赢得公众支持重燃希望之前，这些政党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使命和目的。要做到这一点，主流政党应该从民粹主义对他们的抗议中吸取教训：不是去复制其仇外心理和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而是要认真对待与这些丑陋情绪纠缠在一起的怨恨。

思考应该从此开始：认识到这些不满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道德和文化上的；这些不满不仅关乎薪水和工作，也关乎社会尊严。

主流政党和执政精英发现自己成了民粹主义者抗议的目标，他们很难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通常从两个角度诊断这些怨恨情绪：这些怨恨要么是针对移民、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的敌意，要么是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焦虑。但这两种诊断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诊断民粹主义的怨恨

第一种诊断认为，民粹主义者对精英的愤怒主要是对日益增长的种族、民族和性别多元化的反击。习惯于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特朗普，他们预感他们将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群体、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陌生人，这一发展趋势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他们觉得自己比妇女或少数种族更容易成为被歧视的受害者，他们感受到了“政治正确”公共话语的压迫。这种对社会地位受损的诊断，凸显了民粹主义情绪的丑陋特征——特朗普和其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所表达的排外主义、厌女症和种族主义。

第二种诊断将工人阶级的怨恨归因于全球化和科技的快速变化所造成的困惑和混乱。在新的经济秩序中，工作与终身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已经过时，现在重要的是创新、灵活性、创业精神和不断学习新技能的意愿。但是根据这一解读，许多工人对重塑自我的要求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曾经从事的工作被外包给了低工资国家或被分配给了机器人。他们似乎梦想回到过去稳定的社区和事业。面对全球化和技术的无情力量，这些工人感到无所适从，他们猛烈抨击移民、自由贸易和统治精英。这些工人的愤怒给人误导了，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对抗像天气一样不可改变的力量。他们的焦虑最好通过职业培训计划和其他措施来消除，以帮助他们适应全球和技术变革的需要。

两种诊断都包含了真实的元素，但两者都没有给民粹主义应有的地位。将民粹主义抗议解释为恶意的或错误的，就免除了统治精英的责任——他们创造了侵蚀工作尊严的条件，让许多人感到不受尊重并认为自身权力遭受了剥夺。近几十年来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文化地位的下降并不是不可阻挡的力量的结果，而是主流政党和精英统治方式的结果。

特朗普和民粹主义者支持的其他独裁者对民主规范构成威胁，那些精英现在对此感到震惊，也理应感到震惊。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激起民愤、导致民粹主义反弹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正在目睹的动荡是对历史性政治失败的政治反应。

技术官僚治国与亲市场的全球化

这一失败的核心是主流政党在过去40年中构想和实施全球化的方式。全球化的实施在两个方面助长了民粹主义者的抗议：一是构想公共利益的技术官僚方式，二是用优绩至上的方式界定赢家和输家。

技术官僚对政治的理解与对市场的信仰紧密相连——后者倒不一定是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即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样思考政治的方式是技术官僚的，因为这种思考方式把公共话语争论中的实质性道德内涵掏空了，把意识形态上有争议的问题当作技术专家处理范围内的经济效率问题来对待。

不难看出技术官僚对市场的信仰是如何为民粹主义者的不满搭建舞台的。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模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还贬低了国家身份和政治忠诚的价值。随着商品和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那些站在全球经济之上的人将世界主义身份视为进步、开明的选择，以替代狭隘的保护主义、部落主义和冲突。他们认为，真正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派对右派，而是开放对封闭的。这意味着对外包、自由贸易协定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的批评是封闭的心态而不是开放的，是部落式的心态而不是面向全球的。[《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就是这一观点的例证。参见“Drawbridges Up:The New Divide in Rich Countries Is Not Between Left and Right but Between Open and Closed,”The Economist,July 30,2016]

与此同时，技术官僚的治理方法将许多公共问题视为普通公民无法触及的技术专业知识问题。这缩小了民主辩论的范围，掏空了公共话语的内涵，并让普通公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被剥夺权力之感。

左翼和右翼的主流政党都接受了有利于市场运作的、受技术官僚影响的全球化概念。事实表明，对于全球化本身及随之而来的民粹主义抗议，最重要的是中左翼政党对市场思维和市场价值观的接受。到特朗普当选总统时，民主党已经成为技术官僚自由主义的政党，更适合专业人士阶层，而不再是原来以蓝领和中产阶级选民为基础的政党。英国脱欧时期的工党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

这一转变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本节本段及随后几段，来自Michael Sandel,“Right-Wing Populism Is Rising as Progressive Politics Fails—Is It Too Late to Save Democracy?,”New Statesman,May 21,2018]。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辩称，政府才是问题所在，而市场是解决方案。当他们离开政治舞台时，接替他们的中左翼政治家——美国的比尔·克林顿、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对市场的信仰虽然温和了一些，却更牢固了。他们软化了不受约束的市场的严酷刀刃，但没有挑战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核心预设——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本着这一信念，他们接受了有利于市场动作的全球化，并欢迎经济的日益金融化。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与共和党联手推动全球贸易协定，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这些政策的好处大多流向了顶层人士，不平等日益加剧，金钱的力量在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但民主党人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上几乎都无所作为。自由主义已经偏离其传统使命，不再驯服资本主义，不再让经济权力掌握在民主力量手中，失去了鼓舞人心的能力。

当巴拉克·奥巴马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一切似乎都改变了。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他说出了一套激动人心的话语来取代技术官僚的管理语言，后者当时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公共话语的典范。他证明了进步政治可以说出一种表达道德和精神目的的语言。

但奥巴马作为总统候选人所激发的道德能量和公民理想主义并没有延伸到他的总统任期。奥巴马在金融危机期间就职，他任命了若干经济顾问，这些人曾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推动放松金融管制。在这些经济顾问的鼓励下，奥巴马对银行予以纾困，但既没有让银行对它们导致危机的行为负责，也没有为那些失去家园的人提供多少帮助。

奥巴马的道德声音减弱了，他尽力平息了公众对华尔街的愤怒，而没有在政治上更明确地表达这种愤怒。对银行救助计划挥之不去的愤怒，给奥巴马的总统任期蒙上了一层阴影，并最终激发了民粹主义者的抗议情绪。这种抗议情绪波及了各个政治派别——在左翼表现为占领运动和伯尼·桑德斯出来竞选总统，在右翼表现为茶党运动和特朗普当选。

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民粹主义的崛起是针对精英阶层的强烈反抗，但最引人注目的抵制针对的是自由派和中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2017年的联邦选举中，他们的得票率创下历史新低）、意大利民主党（得票率跌至20%以下）与法国社会党（其总统候选人在2017年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仅获得6%的选票）。

在对再次赢得公众支持重燃希望之前，这些政党需要重新考虑其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官僚执政方式。他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更微妙但同样重要的东西——近几十年来伴随不平等的加剧产生的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他们需要问一问：为什么那些在新时代经济中遭受损害的人会觉得胜利者在蔑视他们？

阶层跃升的话语

那么，是什么激起了许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对精英阶层的怨恨呢？答案始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但并不止于此。广泛的怨恨，本质上与社会认可和尊重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有关。

至少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回报很不均衡。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按实际价值计算，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36000美元，低于40年前的水平。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其收入比收入居于后50%的人的收入总和还要多。[在美国，198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0%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了121%；几乎没有流向后半部分人口，他们在2014年的平均收入（约1.6万美元）与1980年的实际收入大致相同。对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来说，2014年的收入中位数与1964年一样，约为3.5万美元。半个多世纪以来，男性工人的收入中位数一直没有增长。Thomas Piketty,Emmauel Saez,and Gabriel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issue 2(May 2018),pp.557,578,592–93.Facundo Alvaredo,Lucas Chancel,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and Gabriel Zucman,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3,83–84.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收入分配数据可以在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网站wid.world中找到。也可参见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297,皮凯蒂在其中指出，1977—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吸收了美国整个经济增长额的四分之三。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获得了全国收入的20.2%，而收入最低的那一半人口获得了12.5%。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获得了近一半（47%）的国民收入，而西欧为37%，中国为41%，巴西和印度为55%。参见Piketty,Saez,and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p.575.Alvaredo,Chancel,Piketty,Saez,and Zucman,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pp.3,83–84。]

但即使是这种不平等的爆发，也不是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基于这一信念，主流政党和政治家以呼吁更大的机会平等来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对因全球化和技术更替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进行再培训，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消除种族、民族和性别障碍。这些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可以被总结为这样一句口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能够“尽其所能”向社会上游前进。

近几年来，两党的政客都反复强调这一口号，简直到了念咒的地步。共和党人中的罗纳德·里根、乔治·W.布什（小布什）和马尔科·鲁比奥，以及民主党人中的比尔·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援引了这一口号。奥巴马特别喜欢这一口号的变体，这一口号取材于一首流行歌曲：“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在演讲和公开声明中运用这句话超过140次。[作者在美国总统项目中搜索了美国总统演讲和公开论文的在线存档，U.C.Santa Barbara]

现在，阶层跃升的话语听起来很空洞。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实现阶层跃升并不容易。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在成年后往往会一直贫穷。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5%的人能够进入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大多数人甚至成为中产阶级都做不到[根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一项研究，在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美国人中，有4%的人在成年后升至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30%的人升至收入居前60%或前40%的人口，43%的人仍停留在收入最低的那20%。“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Economic 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Pew Charitable Trusts,July 2012,p.6,Figure 3.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哈吉·柴提及其同事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7.5%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美国人升至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38%升至收入居前60%或前40%的人口，34%仍停留在收入最底层。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Patrick Kline,and Emmanuel Saez,“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no.4(2014),pp.1553–623(mobility figures at p.16 and Table II).根据阿奇布里奇研究所的斯科特·温希普的一项研究，在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孩子中，只有3%的孩子成为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只有26%的孩子进入了收入居前60%或前40%的人口，46%的人仍停留在底部。Scott Winship,“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Archbridge Institute,March 2017,p.18]。在加拿大、德国、丹麦和欧洲其他国家，摆脱贫困比在美国更容易。[Miles Corak,“Income Inequality,Equality of Opportunity,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no.3(Summer 2013),pp.79–102(see Figure 1,p.82).Miles Corak,“Do Poor Children Become Poor Adults?Lessons from a Cross Country Comparison of 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IZA Discussion Paper No.1993,March 2006(see Table 1,p.42),at ftp.iza.org/dp1993.pdf;A Broken Social Elevator?How to Promote Social Mobility(Paris:OECD Publishing,201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显示的结果与克拉克的结论相似，除了德国的数据。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德国的流动性不如美国。See country comparisons in Figure 4.8,p.195.]

这与长期以来认为流动性是美国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的信念不一致。美国人告诉自己，美国可以比欧洲国家的阶级社会更少地担心不平等，因为向上流动在这里是可能的。70%的美国人相信穷人可以靠自己摆脱贫困，而只有35%的欧洲人这样认为。这种对流动性的信念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大多数欧洲国家慷慨。[Stefanie Stantcheva,“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Project Syndicate,February 22,2018]

如今，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往往也是最平等的国家。向上流动的能力似乎更多地取决于获得教育、医疗和其他资源，而不是来自贫困的鞭策，这些资源让人们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的激增并没有加快向上流动的速度，相反，不平等加剧让那些处于顶端的人能够巩固自己的优势，并将这些优势传给子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名牌大学消除了种族、宗教、性别和民族的入学障碍，此前，这些名牌大学只限于特权阶层的子弟入学。SAT的诞生源于这样一种承诺，即根据学业成绩而不是阶级和家庭出身来录取学生。但今天的优绩至上几乎已经变成了世袭贵族垄断。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3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那10%的家庭。尽管有慷慨的经济援助政策，但只有不到4%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0%的家庭。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常春藤联盟高校，来自收入最高的那1%家庭（年收入超过63万美元）的学生比来自收入最低的那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要多。[Raj Chetty,John Friedman,Emmanuel Saez,Nicholas Turner,and Danny Yagan,“Mobility Report Cards: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NBER Working Paper No.23618,Revised Version,July 2017]

美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发挥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这种信念已不再符合现实。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不像过去那样鼓舞人心。流动性不再能补偿不平等。任何对贫富差距的严肃回应都必须直接考虑到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不是满足于设计方案帮助人们爬上梯级间隔越来越大的梯子。

优绩至上的道德准则

优绩至上的问题不仅在于实践达不到理想。如果问题所在是实践未能达到理想，那么解决办法就在于实现机会的完全平等，在于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无论人们生活的起点多么低，他们都可以向上流动到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即使优绩至上的原则得到完满的实现，这样的社会在道德上或政治上是否令人满意，也值得怀疑。

市场驱动的社会会慷慨地给予成功人士巨额报酬，从道德上讲，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有才能的人理应得到这么多报酬。优绩至上伦理的核心问题是这样一种理念：我们不应基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得到奖励或受到阻碍（滞留底层）。但拥有（或缺乏）某些天赋真的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因为自己的天赋而上升的人，应该得到比那些同样努力工作却没有市场社会所奖励的天赋的人更多的报酬。

那些颂扬优绩至上理念并将其作为核心政治方案的人忽视了这个道德问题，也忽略了一些更具政治影响力的东西：优绩至上的准则所产生的情感，无论在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中，在道德上都不受欢迎。在成功者中，优绩至上催生了狂妄自大；在失败者中，优绩至上带来了屈辱和怨恨。这些道德情感位于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暴动的核心。比起对移民和外包的抗议，民粹主义者做得更多的是控诉优绩至上的暴政。控诉者是有理由的。

不断强调要建立公平的优绩至上社会，社会地位要反映努力和天赋，这对我们解释人们何以成功（或不成功）的方式具有腐蚀性的影响。制度奖赏天赋及努力工作这一观念，鼓励赢家将他们的成功都视为靠自己取得的，把成功与否视为衡量优点的标准——而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技术官僚治国的道德伴生物。

强烈感觉到我们的命运具有偶然性，有助于产生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者命运的安排，我也会遭受如此厄运。”但完全遵照优绩至上原则，会让人丧失对上天眷顾和恩宠的感受力。优绩至上观念削弱了我们将所有人视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同伴的能力。当我们思考自己的天赋和财富的偶然性时，我们能感受到与同伴休戚与共，但优绩至上的原则几乎没有为休戚与共的意识留下任何空间。这就是优绩至上成了一种暴政或不公正统治的原因。

羞辱政治

从下往上看，精英们的傲慢令人难堪。没有人喜欢被人瞧不起，优绩至上的信念却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这类箴言是双刃剑，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人心，另一方面却令人反感。优绩至上的观念祝贺成功者，却诋毁失败者，即使在失败者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摆脱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他们纯粹是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

在这方面，羞辱政治不同于非正义政治。对不公正的抗议是朝外的，是指控制度被操纵，赢家以欺骗或操纵手段登上了顶峰。对羞辱的抗议在心理上更沉重，它混合了对胜利者的怨恨和挥之不去的自我怀疑：也许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值得拥有；也许失败者是他们自身不幸的同谋。

羞辱政治的这一特点导致羞辱比其他政治情绪更具可燃性。这是激起民粹主义者抗议的愤怒和怨恨这些不稳定因素中的强力成分。尽管特朗普自己就是亿万富翁，但他还是理解并利用了这种怨恨。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经常大谈“机会”，与他们不同，特朗普很少提这个词。相反，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赢家和输家（有趣的是，社会民主民粹主义者伯尼·桑德斯也很少谈机会和流动性，而是高度关注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

精英们如此看重大学文凭（大学文凭既是取得进步的途径，也是获得社会尊重的基础），以至于他们很难理解优绩至上制度所能产生的傲慢，以及它给予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的刻薄评价。这种态度是民粹主义反弹和特朗普获胜的核心。

当今美国政治中最深刻的政治分歧之一是，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分歧。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2/3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选民的支持，而希拉里·克林顿在拥有高学历的选民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英国脱欧公投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压倒性地投票支持英国脱欧，而绝大多数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投票反对脱欧。

一年半后回顾2016年总统竞选，可以发现，希拉里·克林顿表现的优绩至上的傲慢是她失败的重要原因。“我赢得了代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3的人的选票，”2018年，她在印度孟买的一次会议上说，“所以我赢得的是乐观、多元化、充满活力、不断前进的地方的支持。”相比之下，特朗普得到的是那些“不喜欢黑人获得权利，也不喜欢女人……得到工作”的人的支持。希拉里赢得了全球化赢家的选票，而特朗普赢得了全球化输家的选票。[Aaron Blake,“Hillary Clinton Takes Her‘Deplorables’Argument for Another Spin,”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13,2018.特朗普在高收入选民中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希拉里。但他在来自农村地区和小城市的选民（62%比34%）、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选民（67%比28%）以及认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带走了而不是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的选民（65%比31%）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参见“Election 2016:Exit Poll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8,2016]

民主党曾经代表农民和劳动人民反对特权阶层。现在，在这个优绩至上的时代，民主党失败的旗手却夸口说，这个国家繁荣、开明的地区投票支持自己。

唐纳德·特朗普对羞辱政治非常敏感。从经济公平的角度看，他的民粹主义是假的，实质上是一种财阀民粹主义。他提出了一项医疗计划，该计划将削减那些支持他的工人阶级的医疗保健支出，他还颁布了一项税收法案，该法案对富人大幅度减税。但只关注虚伪就没有抓住重点。

当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特朗普辩称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就业。但他做此决定的真正意义，即其政治理由，包含在这句看似离经叛道的话中：“美国在什么时候被人瞧不起了？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嘲笑我们这个国家的？……我们不希望其他领导人和其他国家再嘲笑我们。”[Donald J.Trump,“Remarks Announcing United States Withdrawal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Paris Agreement,”June 1,2017,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的所谓负担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真正为了就业或全球变暖。在特朗普的政治想象中，这是为了避免羞辱。这引起了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的共鸣，甚至包括那些关心气候变化的人。

技术官僚眼中的优绩与道德判断

就其本身而言，英才治国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在古代中国，孔子教导说应该由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执政。在古希腊，柏拉图想象中的最好的社会是由哲人国王领导，并由具有公共精神的卫士阶级支持的。亚里士多德不认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国王，但他也认为英才应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对他来说，与治国相关的优点不是财富或高贵的出身，而是公民美德和对公共利益进行理性思考的卓越的实践智慧。[对儒家政治的优绩至上论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参见Daniel A.Bell and Chenyang Li,eds.,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Democracy:Political Meritocra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关于柏拉图的优绩至上论，参见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by Allan Bloom(New York:Basic Books,1968),Book VI;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优绩至上论，参见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translated by Ernest Bark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Book III,and The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translated by Sir David Ros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Books I and VI。]

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称自己为“卓越的人”，并希望像他们这样有道德、有知识的人能当选总统。他们反对世袭贵族，但并不热衷直接民主，他们担心这会让煽动者上台。他们想要设计若干制度，比如美国参议院和总统的间接选举，这能让有才干的人执政。托马斯·杰斐逊支持建立在“美德和才能”基础上的“自然贵族”，而不是“建立在财富和出身基础上的人造贵族”。“这种形式的政府最好，”他写道，“有利于把这些天生的亚里士多德选进政府机关。”[Joseph F.Kett,Merit:The History of a Founding Idea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the 21st Centu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pp.1–10,33–44.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Adams,October 28,1813,in Lester J.Cappon,ed.,The Adams Jefferson Letters: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Abigail and John Adam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959),vol.2,pp.387–92.]

尽管这些传统的政治精英统治论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各种不同版本（从儒家学说到柏拉图主义到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先贤的理念）都认为治国所需要的才干包括道德和公民美德，因为所有人都同意公共利益至少部分在于公民的道德教育。

美国英才治国的技术官僚版本[桑德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才治国是技术官僚治国。——译者注]切断了英才和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在经济领域，技术管理简单地假设公共利益是由GDP定义的，而人们贡献的价值在于他们出售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值。在政府领域，技术管理认为精英意味着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

这一点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来：经济学家作为政策顾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日益依赖市场机制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以及公共话语未能面对本应成为政治辩论中心的重大道德和公民问题。第三个方面所说的问题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国界的道德意义是什么？是什么造就了工作的尊严？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亏欠了什么？

在道德上狭隘地考虑价值和公共利益的方式在几个方面削弱了民主社会。第一个是最明显的：在过去的40年里，精英们统治得并不是很好，1940—1980年统治美国的精英们成功得多。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帮助重建了欧洲和日本，巩固了福利制度，消除了种族隔离，富人和穷人都受益的经济增长持续了超过40年。相比之下，在那以后执政的精英们给美国带来了40年来大多数工人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伊拉克战争、长达19年的阿富汗战争、放松金融管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衰败的基础设施、世界上最高的监禁率，以及竞选资金制度和不公正划分国会选区的制度——该制度是对民主的嘲弄。

技术官僚治国不仅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失败了，而且压缩了公民项目的存在空间。当今，人们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公共利益。这些官僚根本不考虑培养公民之间的团结、加深公民关系，只是一门心思想要满足以GDP衡量的消费者偏好，这导致了公共话语的贫乏。

如今，政治争论的内容要么是无聊的、管理学的、技术官僚的话语，鼓舞不了任何人；要么是争相大喊大叫，对立党派各执一词，无人倾听。各政治派系的公民都发现这种空洞的政治话语让人难受，让人无劲可使。他们准确地意识到缺乏强有力的公共辩论并不意味着没有政策正在制定，只是意味着政策是在其他地方做的决定，而不是在公众视野中——政策由行政机构（通常由行政机构监管的行业控制）决定，或者由中央银行和债券市场决定，或者由公司说客决定，他们以竞选捐款换取了对政府官员的影响力。

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掏空公共话语的内涵，技术官僚眼中的优绩提升了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阶层的声望，贬低了大多数工人的贡献，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还以这些方式重新界定了获得社会认可的条件。正是技术官僚治国的这一面最直接地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的两极分化、愤怒对抗。

民粹主义者的反抗

60年前，一位名叫迈克尔·扬的英国社会学家就预见了优绩至上原则带来的傲慢和怨恨。其实是他创造了meritocracy这个词。在出版于1958年的《优绩至上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一书中，他问道：如果有一天，阶级壁垒被消除，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实现向上流动，将会发生什么？[Michael Young,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8).]

一方面，这会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工人阶级的孩子最终会与特权阶层的孩子并肩公平竞争。但是，迈克尔·扬认为，这场胜利会有副作用，因为这场胜利注定会助长胜利者的狂妄自大和失败者的屈辱。赢家会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自己不可否认的成就的回报”，因此会看轻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那些失利的人会觉得他们只能怪自己。[Ibid.,p.106.]

在扬看来，优绩至上的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它一定会走向不和谐。几十年前，扬瞥见了如今毒害我们的政治、激起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严酷的优绩至上逻辑。对那些对优绩的暴政感到愤恨的人来说，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仅在于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还在于社会尊严的丧失。

技术和外包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与社会对工人阶级所做工作的尊重程度降低相伴而生。随着经济活动从制造转向管理金钱，随着社会给予对冲基金经理巨额报酬，对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专业人士来说，传统意义上对工作的尊重已经变得脆弱且不确定。

主流政党和精英们忽略了政治的这一层面。他们认为市场驱动的全球化的问题仅仅是分配正义的问题，那些从全球贸易、新技术和经济金融化中获益的人并没有充分补偿那些失败的人。

但这误解了民粹主义者的控诉，也反映了技术官僚治理方式的缺陷。在进行我们的公共讨论时，似乎可以把道德和政治判断外包给市场或专家和技术官僚，这让民主辩论失去了意义和目的。这种公共意义的真空总是被严厉的、专制的身份认同和归属形式——无论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还是刺耳的民族主义——填补。

这就是我们今天目睹的情况。40年来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掏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内涵，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并引发了民粹主义的反弹，民粹主义试图给空旷的公共广场披上一层不宽容的、报复性的民族主义外衣。

为了给民主政治注入新的活力，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在道德上更具活力的公共话语，认真对待优绩至上原则对构成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纽带的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