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根本的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里，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是有可能找到好工作、养家糊口并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这在今天则困难得多。在过去40年里，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距（经济学家称之为“大学溢价”）整整翻了一番。1979年，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大约40%，到2000年，他们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80%。[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p.51.See also 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p.60;Oren Cass,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New York:Encounter Books,2018),pp.103–4.]

尽管全球化时代给那些拥有名牌大学文凭的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在大多数普通工人看来，全球化并未带来任何好处。1979—2016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50万下降到1200万。[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161;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p.86.]生产力提高了，工人们从他们生产的产品中获得的收益却越来越少，高管和股东们所占的收益份额却越来越大[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pp.140–41;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152.]。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主流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比普通工人的多30倍；到2014年，他们的收入比普通工人的多300倍。[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p.141.]

我们还可以看到，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男性收入的中位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尽管1979年以来，美国人均收入增长了85%，然而没有大学本科文凭的白人男性现在的实际收入是比那时候少的。[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7;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p.19.]

损害工作的尊严

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工人很不高兴，这并不奇怪。然而经济上的困难并不是他们痛苦的唯一来源。优绩至上时代还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更为隐蔽的伤害：优绩制正在损害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对那些能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大脑”进行估价，这台强调优绩至上的分类机器会直接贬损那些没有精英资格证书的人。这台机器会告诉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相比那些拿着高薪的专业人员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所做的工作更不受市场重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更小，因此不值得社会认可和尊重。并且，这台机器让市场给予优胜者丰厚的奖励，而把给予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微薄工资正当化了。

但这种关于谁应该得到什么的思维方式，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基于我们在前面（第5章）探讨过的原因，一份工作在市场上的价值不应该成为衡量其对公共利益贡献大小的标准。（回想一下大把捞金的冰毒贩子和收入微薄的高中老师吧。）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所赚的钱反映了我们对社会贡献的价值”这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且仍在整个公共文化中不断产生回响。

精英分类制度也帮助巩固了这一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右翼和中左翼的主流政党所拥护的新自由主义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亦是如此。正当全球化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的时候，优绩至上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却极大地削弱了人们抵制全球化的理论支持。并且，这两种观念损害了人们工作的尊严，激起了人们对精英的怨恨，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对抗。

2016年以来，一些权威人士和学者已就民粹主义不满的根源展开了辩论。这种不满源于失业、工资增长停滞还是文化置换？不过这种区分或许太过直接。工作既是经济来源，也包含文化属性。工作是人们谋生的方式，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源泉。

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让人们变得如此愤怒与怨恨的原因。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不仅仅是在其他人收获颇丰的时候还在苦苦挣扎，同时，他们还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再是帮助他们获得社会尊重的源泉。在全社会的眼中，也许还包括在他们自己的眼中，他们的工作已经不再代表他们对公共利益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在大选中，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工薪阶层男性投票支持了唐纳德·特朗普，形成了压倒性优势。特朗普充满怨恨的政治政策吸引了他们，这表明困扰他们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困难。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的几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采取实际行动抗议优绩至上主义：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面临的处境愈加艰难，越来越多的适龄男性彻底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然而对于整个社会，这样的一种抗议方式却几乎毫无效果。

1971年，93%的工薪阶层白人男性都有一份工作。然而到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80%。在那20%没有工作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还在寻找工作。这些没有工作的人，劳动力市场对他们拥有的技能毫不在意，这无异于对人的羞辱，于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干脆放弃了。对于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这样的情况尤为严重。2017年，在最高学历为高中文凭的美国人中，大约只有68%找到了工作。[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p.18;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51.See also Nicholas Eberstadt,Men Without Work:America’s Invisible Crisis(West Conshohocken,PA:Templeton Press,2016).]

绝望而死

然而，放弃工作并不是美国工人阶级士气受损最严重的表现，许多人甚至为此放弃了生命本身。这就是最为悲惨的现状——“绝望而死”，并且这种情况日益频繁地出现。这一术语最初是由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提出来的，并且就在最近，这两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又发现了令人不安的情况。在整个20世纪，随着现代医学对疾病的控制，人们的预期寿命实现了稳步增长。但2014—2017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停止增长，甚至有所下降。这是近100年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首次连续三年下降。[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p.2,37–46;Associated Press,“For 1st Time in 4 Years,U.S.Life Expectancy Rises—a Little,”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30,2020]

而这并不是因为医学没有发现新的疾病治疗方法。凯斯和迪顿发现，死于自杀、吸毒过量和酒精性肝病的人数在急速增加，死亡率也在飞速增长。他们称这种现象为“绝望而死”，因为在不同程度上，这类死亡都是由死者自己造成的。[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这类死亡近十多年也一直在增加，并且在中年白人中尤为常见。1990—2017年，在45～54岁的白人男女中，“死于绝望”的人数增加了3倍[Ibid.,pp.40,45.]。并且，截至2014年，在这一群体中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死于心脏病的人数。[Ibid.,p.143.]

那些居住地与工人阶级社区相距甚远的人，一开始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场危机，公众关注的缺乏也直接导致最初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有多大。然而，截至2016年，每年因药物过量而死亡的美国人比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死亡的美国人还要多[在越南战争中，有58220名美国人丧生，参见“Vietnam War U.S.Military Fatal Casualty Statistics,National Archives”]。《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提供了另一个鲜明的对比：现在，每两个星期“死于绝望”的美国人比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18年间死亡的美国人还要多。[Nicholas Kristof,“The Hidden Depression Trump Isn’t Helping,”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8,2020]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可怕的“流行病”？或许我们可以从那些最易受影响的人的教育背景中找到有说服力的线索。凯斯和迪顿发现：“新增的因绝望而死的人几乎都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那些拥有四年制学士学位的人则大多平安无事。因此，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面临的风险是最大的。”[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3.]

在过去20年里，中年（45～54岁）白人男性和女性的总体死亡率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在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间，死亡率的差异很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死亡率下降了40%。然而，在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当中，死亡率却上升了25%。所以，学历高的人还有另一个优势：如果你有大学文凭，你中年死亡的风险大约只有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1/4。[Ibid.,p.57.]

上文提到的“绝望而死”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比起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确更有可能死于酒精、毒品或自杀。但在死亡问题上，文凭鸿沟已变得再明显不过了。截至2017年，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绝望而死”的概率竟比普通大学毕业生高3倍。[Ibid.,pp.57–58.]

人们可能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贫穷带来的痛苦。而教育的差异之所以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只是因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也很可能是穷人。凯斯和迪顿考虑了这种可能性，但却发现这种看法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1999—2017年，绝望导致的死亡人数的急剧增加与贫困人口的增加并不相符。他们还对各州进行了调查，发现自杀、吸毒过量和酗酒导致的死亡与不断上升的贫困水平之间没有令人信服的相关性。

除了物质的匮乏，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让人们绝望：在优绩至上的社会里，人们苦苦挣扎，想要出人头地，却因没有获得大学文凭而被排除在外。凯斯和迪顿总结说：“‘绝望而死’反映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薪阶层白人正逐渐丧失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Ibid.,pp.133,146.]

有学位的人和没有学位的人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死亡上，还体现在生活质量上。那些没有学位的人，他们正面临更深的痛苦、更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更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的工作和社交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在收入、家庭稳定性和社区和谐方面，这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是否拥有四年制大学文凭已经成为社会地位的关键标志，这就好像要求非大学毕业生佩戴一枚圆形的猩红色徽章，上面用一条红色斜线把字母BA[BA是below verge的首字母缩写，意为低于平均水平。——译者注]画了出来。[Ibid.,p.3.]

不幸的是，给这种情况证实了迈克尔·扬的观点，即“在一个如此看重优绩的社会中，给评判为一无是处就会处境艰难。从来没有哪个下层阶级像这样在道德评价上被置于如此赤身裸体、无所遮蔽的境地”。[Michael Young,“Down with Meritocracy,”The Guardian,June 28,2001]

这也让人毛骨悚然地想起约翰·加德纳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卓越”和教育分类的论点。在承认英才统治体制的弊端时，他比他自己知道的更有先见之明。加德纳写道：“有些人看到了这个体制的美妙之处，在这个体制中，每个年轻人都能尽其所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抱负，却也因此很容易忽视那些缺乏必要能力的人承受的痛苦。然而，痛苦是存在的，痛苦也必须存在。”[John W.Gardner,Excellence:Can We Be Equal and Excellent Too?,p.66.]

两代人之后，当奥施康定成为减轻痛苦的药物时，一浪高过一浪的死亡浪潮揭示了“精英分类”的黑暗后果——这个工作世界不会给予那些被筛选掉的人丝毫尊严。

怨恨的根源

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当时与当权派竞争的反建制派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绝望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支持率最高。一项逐县进行的选举分析发现，即使控制收入变量，中年白人群体的死亡率也与特朗普的支持率密切相关。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亦是如此。[Jeff Guo,“Death Predicts Whether People Vote for Donald Trump,”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4,2016]

主流专家和政界人士完全想不到特朗普会当选，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精英高高在上的文化视而不见（在某些情况下还参与其中）。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精英分类和市场驱动的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但这种文化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电视情景喜剧中的工人阶级父亲，比如《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 ）中的阿奇·邦克和《辛普森一家》中的霍默·辛普森，大都是受人嘲弄的小丑。研究媒体的学者发现，电视上的蓝领爸爸们常常被描绘成无能、愚蠢的人，并且会成为大家的笑柄，而管束他们的妻子往往更能干、更聪慧。相比之下，那些来自中上阶层和专业技术群体的父亲的形象就给编剧描绘得更为美好。[Richard Butsch,“Ralph,Fred,Archie and Homer:Why Television Keeps Re creating the White Male Working Class Buffoon,”in Gail Dines and Jean Humez,eds.,Gender,Race and Class in Media:A Text-Reader,2nd ed.(Thousand Oaks,CA:Sage,2003),pp.575–85;Jessica Troilo,“Stay Tuned:Portrayals of Fatherhood to Come,”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6,no.1(2017),pp.82–94;Erica Scharrer,“From Wise to Foolish:The Portrayal of the Sitcom Father,1950s–1990s,”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5,no.1(2001),pp.23–40.]

精英阶层对工人阶级的贬低随处可见。来自旧金山黑斯廷斯法学院的教授琼·威廉姆斯曾据此批评进步人士的“阶级无知”。[Joan C.Williams,White Working Class:Overcoming Class Cluelessness in America(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7)]

在其他上流社会中，精英阶层（包括进步人士）常常会不自觉地贬低工薪阶层的白人。我们会听到“飞越州”[原文为flyover sttes，指的是那些中上阶层的白人男性精英群体在美国东西两岸间往返时，透过飞机窗口才会远远看上一眼而没有兴趣降落在那里亲身感受一下的中部州，这一称呼带有贬义色彩。——译者注]“住活动房屋的废物”[原文为trailer trash，指地位低下的贫困白人。——译者注]被“露沟子的管道工”[原文为plumber’s butt，指管道工穿低腰牛仔裤时，会露出自己的臀部，表示贬义。——译者注]折磨的说法——这种公开的阶级侮辱却通常被认为是机灵的说法。而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也影响着政治运动，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关于“一篮子烂菜”的评论，以及巴拉克·奥巴马对那些“紧握枪支或依附于宗教”的人的看法。[Joan C.Williams,“The Dumb Politics of Elite Condescension,”The New York Times,May 27,2017]

威廉姆斯承认：“经济上的怨恨加剧了种族焦虑，在支持特朗普的人（以及特朗普本人）身上，这种焦虑演变成了公开的种族主义。但是，把工薪阶层白人的愤怒仅仅看作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安慰、自我麻痹，这很危险。”[Joan C.Williams,“What So Many People Don’t Get About the U.S.Working Class,”Harvard Business Review,November 10,2016]

芭芭拉·艾伦瑞克是一位描述工作和阶级之间关系的记者，她也有类似的观察。她引用了W.E.B.杜波依斯在1935年写的一段话：“我们必须牢记，尽管白人劳动群体的工资很低，但在社会上，相比其他族群，他们有着社会和心理上的优势，并能以此得到补偿。”与非裔美国人不同，工薪阶层白人公民“可以自由地与各阶层的白人一起进入公共场所、公园和最好的公立学校”。[Barbara Ehrenreich,“Dead,White,and Blue,”TomDispatch.com,December 1,2015]这种“社会和心理上的优势”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白人特权”。

艾伦瑞克认为，在民权运动之后，支持这种违反常情的“心理上的工资补贴”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被废除，这让贫穷白人无法再得到“知道有人比自己更糟糕、更受鄙视的安慰”。那些“因对下层白人的种族主义感到厌恶而自视正义”的自由派精英对种族主义的谴责是正确的[Barbara Ehrenreich,“Dead,White,and Blue.”]。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把“白人特权”归咎于被剥夺了权力的工薪阶层白人是多么令人感到屈辱；这种说法忽视了他们在优绩至上的社会秩序中为赢得荣誉和认可而进行的斗争，而这种秩序对他们赖以维生的技能缺乏应有的尊重。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家凯瑟琳·J.克拉默花了五年采访了威斯康星州各地乡村的民众，并且把他们对政治的怨恨描述得细致入微[Katherine J.Cramer,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Rural Consciousness in Wisconsin and the Rise of Scott Walk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这些乡村居民认为，太多的税金和政府的关注都给了不值得被给予的人。克拉默写道：“像这样不配得到福利的人包括那些领着福利的少数族裔，当然也包括像我这样懒惰的在城里工作的人，我们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搞些虚头巴脑、不着边际的东西。”她解释说，种族主义只是他们怨恨的一部分，但种族主义与更基本的问题——“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他们这样的地方，遭人忽视，得不到尊重”——交织在一起。[Katherine J.Cramer,“For Years,I’ve Been Watching Anti-Elite Fury Build in Wisconsin.Then Came Trump,”Vox,November 16,2016]

在一部描述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编年史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走入路易斯安那州的河口乡村，想去了解这些不满出现的原因，这也让该书成为当下最令人信服的编年史。在与保守的南方劳动人民的餐桌谈话中，她想要去理解为什么那些迫切需要政府帮助的人，尤其是那些与给社区带来环境灾难的石油和化工公司做斗争的人仍然鄙视和不信任联邦政府。她写了一个故事，重新诠释了她所了解到的东西，描述了“那些与她交谈的人生活中的希望、恐惧、骄傲、羞愧、怨恨和焦虑”。[Arlie Russell Hochschild,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New York:The New Press,2016),p.135.]

在她阐述的故事里，经济匮乏和文化错位交织在一起。对少数精英来说，经济发展变得更加艰难。而对底层的那90%的人来说，“因为自动化、离岸建厂及跨国公司相对于劳动力正飞速增长的力量”，美国这台造梦机器“已经停止运转。与此同时，在这90%的人里，白人男性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竞争加剧，无论是在工作机会、社会认可上还是在政府资助上”[Ibid.,p.141.]。更糟糕的是，那些认为自己一直在耐心排队等待实现自己“美国梦”的机会的人发现，其他人——黑人、女性、移民和难民——正在插队到他们前面。他们憎恨那些被他们认为插队的人（例如平权法案的受益人），并对能看到这些却对此无动于衷的政治领导人感到愤怒。[Ibid.,pp.136–40.]

当那些排队的人抱怨有人插队时，精英们却用种族主义者、“乡巴佬”、“白人垃圾”和其他带有侮辱性的名字称呼他们。霍克希尔德以同情的口吻描述了她“四面楚歌”的工人阶级房东面临的困境：

你在你自己的土地上是个陌生人。你无法从别人对你的看法中认出你自己。这是一场希望得到关注、希望得到尊重的斗争。而要感到被尊重，你就必须感觉到自己在向前迈进，也要感到他人看到你在向前迈进。但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过错，而是出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你其实正在倒退。[Ibid.,p.144.]

任何对工人阶级挫败感的严肃回应，都必须与精英的居高临下和已经在公共文化中盛行的文凭偏见开展斗争。要严肃对待工人阶级的困境，还要求把工作的尊严放在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但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对一个社会来说，尊重工作的尊严意味着什么？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此会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在全球化与技术变化看起来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损害工作尊严的时候。但是，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深入思考工作的意义会迫使我们直面我们原本尽力回避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潜伏在我们当前不满的表面之下，并且没有得到解决：什么才算是对公共利益的有价值的贡献？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应该做些什么？

恢复工作的尊严

近年来，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以及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一些政治家以谈论“工作的尊严”作为回应。比尔·克林顿使用这个短语的次数比历任总统都多，唐纳德·特朗普也经常提及这个短语[作者在美国总统项目在线档案中检索“dignity of labor”（工作的尊严）]。尽管主要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熟悉的政治立场，但对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政客，这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带有修辞含义的政治说辞[Jenna Johnson,“The Trailer:Why Democrats Are Preaching About‘the Dignity of Work,’”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1,2019]。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削减福利是对工作尊严的尊重，因为这会让游手好闲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并让他们摆脱对政府的依赖。特朗普政府的农业部长声称，减少食品券的发放“让相当一部分人恢复了工作的尊严”。同时，在为2017年的一项给企业减税并主要让富人受益的法案辩护时，特朗普表示，他的目标是“让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工作的尊严、工资的骄傲”。[农业部长桑尼·珀杜的话引自Johnson,“Why Democrats Are Preaching about‘The Dignity of Work’”;Donald J.Trump,“Remarks on Tax Reform Legislation,”December 13,2017]

而对自由派而言，他们有时会呼吁大家重视工作的尊严，以此来完善保障体系，提高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提高最低工资，提供医疗保健、探亲假和儿童保育政策，以及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减免政策。但是这种有着大量配套实质性政策支持的论调，却未能解决工人阶级的愤怒和不满，而这也直接促成了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胜利。许多自由派人士对此感到困惑。这么多从这些措施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人怎么会投票给一个反对这些措施的候选人呢？

最常见的解释是，工薪阶层白人选民被“文化置换”的恐惧左右，忽略了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像一些评论员说的那样——“用中指投出了票”。但这个解释太过仓促，在经济利益和文化地位之间划出的界限过于鲜明。我们知道，经济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人口袋里有多少钱，还关系到一个人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影响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那些被40年的全球化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抛在后面的人遭受的不仅仅是工资增长停滞，他们也正在经历他们担心的被淘汰的问题。他们生活的社会似乎不再需要他们提供的技能。

1968年正在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罗伯特·F.肯尼迪明白这一点。失业的痛苦不仅仅在于失业者没有收入，还在于他们被剥夺了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机会。他解释道：“失业意味着无所事事——这意味着失业者与其他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工作，对自己的同胞没有用处，实际上就是拉尔夫·埃利森笔下的那个隐形人。[Robert F.Kennedy,Press Release,Los Angeles,May 19,1968,in Edwin O.Guthman and C.Richard Allen,eds.,RFK:Collected Speeches(New York:Viking,1993),p.385.]”肯尼迪从那个时代的不满中窥见的，正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满的理解中遗漏的东西。他们一直在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提供更大程度的分配正义——更公平、更充分地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殊不知，这些选民更想要的是更大程度的贡献正义，即他们需要赢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机会，而这种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是伴随着创造其他人的需求和价值而来的。

自由主义强调分配正义，是想要平衡一股脑儿追求GDP最大化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源于相信，公正的社会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繁荣水平，而且致力于寻求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根据这一观点，只有在赢家补偿输家的情况下，那些预计能够增加GDP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协定，或者鼓励企业把工作外包给低收入国家的政策）才能得到辩护。例如，可以对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公司和个人所获得的利润增益征税，以加强社会的保障体系，并为失业的工人提供收入支持或职业再培训。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做法为美国和欧洲主流中左翼（以及一些中右翼）政党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希望拥抱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日益繁荣，并用获得的收益弥补国内工人因此遭受的损失。而来自民粹主义者的抗议让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案。回首其残骸，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这一方案失败的原因。

首先，这一方案从未真正得到实施。经济增长确实发生了，但赢家并没有补偿输家。相反，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有增无减。几乎所有经济增长产生的收益都流向了那些最富有的人，而大多数劳动人民几乎没有看到改善，甚至在扣税后依然如此。至于该计划中提及的经济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也被搁置一旁，部分是由于金钱在政治中日益增长的权力，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对民主机构的“寡头俘获”。

除此之外，在这当中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把关注点放在GDP最大化上，即使是对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提供帮助，也只是把重点放在消费而不是生产上。这种做法更让我们把自己视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当然，在实践中，我们两者都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用我们的金钱得到最大的收益，尽可能以便宜的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无论这些产品和服务是由低薪的海外工人还是高薪的美国工人制造的。作为生产者，我们想要令人满意且报酬丰厚的工作。

究竟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生产者，其中的问题需要政治来调和。但是，全球化方案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却很少考虑到外包、移民和金融化对生产者福祉的影响。主持全球化的精英阶层不仅未能解决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问题，也未能意识到全球化对工作尊严的损害。

为认可而工作

采取提高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家庭购买力的方式来弥补不平等的政策建议，或者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对解决目前已经根深蒂固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是因为他们愤怒的根源在于他们失去了认可和尊重。购买力的下降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激起劳动人民愤怒之情的最深伤害是他们渐渐失去了作为生产者的地位。这种伤害是优绩至上主义和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只有重启承认这种伤害并恢复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的政治议程，才能有效地解决如今针对政治的不满情绪。这样的政治议程必须兼顾贡献正义和分配正义[对分配正义的讨论，参见Paul Gomberg,“Why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Impossible but Contributive Justice Would Work,”Science & Society 80,no.1(January 2016),pp.31–55。Andrew Sayer,“Contributive Justice and Meaningful Work,”Res Publica 15,2009,pp.1–16;Cristian Timmermann,“Contributive Justice:An Exploration of a Wider Provision of Meaningful Work,”Social Justice Research 31,no.1,pp.85–111;and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Economic Justice for All:Pastoral Letter on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and the U.S.Economy,”1986,p.17]。这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大规模蔓延的愤怒情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源自身份认可的危机。只有作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我们才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此而赢得认可。

并且，消费者身份和生产者身份之间的差异指向了对公共利益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比较熟悉的一种方法是，把公共利益定义为每个人的偏好和利益的总和。根据这种说法，我们可以通过最大化消费者的福利，特别是采取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方式来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如果公共利益仅仅是满足消费者偏好的问题，那么市场工资就是衡量谁贡献了多少的恰当标准。依靠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那些赚钱最多的人大概已经为公共利益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

第二种方法则摒弃了这种以消费主义为主的公共利益的概念，转而支持所谓的公民概念。根据公民的理想，公共利益不应只是简单地汇总偏好或最大化消费者的福利。实现公共利益需要相关人士批判性地反思我们的偏好，最理想的是提升和改进我们的偏好，让我们能够过上有价值的、充实的生活。因此，这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活动来实现，还需要相关人士与市民共同商议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美好的社会。在其中，公民美德得以培养，并且我们能够共同思考我们的政治社会应有的目标。[对公民政治观与消费主义政治观的更详细对比，参见Sandel,Democracy’s Discontent,pp.4–7,124–67,201–49;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pp.192–99。]

公共利益的公民观需要某种政治，一种能为公共协商提供场所和场合的政治。但公共利益的公民观也暗示了特定的思考工作的方式。从公民概念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经济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并非消费者，而是生产者。因为正是作为生产者，我们才能够提高和锻炼自身能力去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同胞的需求，并赢得社会尊严。正如经济学家、哲学家弗兰克·奈特指出的（见第5章），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由我们所得的工资来衡量，因为工资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偶然性。相反，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取决于我们努力服务的目标在道德和公民角度的重要性。

经济政策根本上是为了消费，这种见解如今根深蒂固，我们已经很难不这样去思考。“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宣称，“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被加以注意。[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Book IV,Chapter 8(1776;reprint,New York:Modern Library,1994),p.715.]”凯恩斯回应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他宣称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1936;reprint,London:Macmillan,St.Martin’s Press,1973),p.104.]，并且大多数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也同意此观点。一种古老的道德和政治思想传统却持相反看法，亚里士多德坚决主张要培养和锻炼自身能力并以此展现我们的本性，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繁荣。美国共和党的传统让人们认识到，特定的职业（首先是农业，其次是手工业，最后是普遍理解的自由劳动）培养了公民自治的美德。[Sandel,Democracy’s Discontent,pp.124–200.]

在20世纪，共和主义传统的生产者伦理逐渐让步于消费主义的自由观和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我描述了这一转变，ibid.,pp.250–315。]。但是，即便是在复杂的社会中，“工作会通过贡献和相互认可的机制将公民聚集在一起”这种观念也还没有完全消失。有时，这种观念也能以鼓舞人心的方式被表达出来。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前夕向田纳西州孟菲斯罢工的清洁工人发表演讲时，把清洁工人的尊严和他们对公共产品的贡献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的社会要维持下去，总有一天它要改变到尊重清洁工人，因为那些替我们捡起垃圾的人归根结底和物理学家是一样重要的。如果清洁工人不干活儿了，疾病就会蔓延。所有劳动都是有尊严的。[Martin Luther King,Jr.,March 18,1968,Memphis,Tennessee]

在1981年的教皇通谕“论人的工作”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说，是工作让人“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成就感，让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像一个人’”。他也认为工作与社会密不可分。“工作让人把自己最深的人类身份和国家的成员身份联系起来，并想要把自己的工作用来促进公共利益，与同胞携手发展。”[John Paul II,On Human Work(Encyclical Laborem Exercens),September 14,1981]

几年后，美国全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发布了主教教书，详细阐述了天主教对经济的社会训导，并给出了“贡献”正义的明确定义。所有人“都有义务做社会生活中积极的、有生产力的参与者”，而政府“有责任组织经济和社会机构，以便人们以尊重自由和劳动尊严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Economic Justice for All:Pastoral Letter on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and the U.S.Economy,”1986,p.17]

一些世俗的哲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德国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主张，当代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争执最好可以理解为认可和尊重的争执[Axel Honneth,“Recognition or Redistribution?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the Moral Order of Society,”Theory,Culture & Society 18,issue 2–3(2001),pp.43–55.]。尽管他把这个观点追溯到黑格尔哲学（众所周知，黑格尔的思想艰深晦涩），但是对于那些密切注意高薪运动员的薪资纠纷的体育迷，这一观点从直觉上看貌似可信。当体育迷们抱怨一个选手已经赚了几百万美元但还坚持要赚更多时，他总是会回应道：“这和钱没关系，这是关于尊重的事。”

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为认可而斗争。据他所说，劳动力市场不仅仅是有效满足需求的体制，还是获得认可的体制。劳动力市场不仅以收入作为工作报酬，而且公开承认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市场本身不向工人提供技能或给予认可，所以黑格尔提议成立一个类似于贸易协会或行会的机构，确保工人的技能足够用来做出值得社会尊重的贡献。简而言之，黑格尔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出现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在道德上被证明是正当的，霍耐特做了简要总结：“第一，劳动组织必须提供最低工资；第二，劳动组织必须赋予所有工作活动特定性质，表明这些工作对公共利益有贡献。”[Axel Honneth,“Work and Recognition:A Redefinition,”in Hans-Christoph Schmidt am Busch and Christopher F.Zurn,eds.,The Philosophy of Recognition: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0),pp.229–33.For the relevant passages in Hegel,see G.W.F.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edited by Allen W.Wood,translated by H.B.Nisb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aragraphs 199–201,207,235–56(Wood edition,pp.233–34,238–39,261–74).See also Nicholas H.Smith and Jean-Philippe Deranty,eds.,New Philosophies of Labour:Work and the Social Bond(Leiden,NL:Brill,2012),and Adam Adatto Sandel,“Putting Work in Its Place,”American Affairs 1,no.1(Spring 2017),pp.152–62,americanaffairsjournal.org/2017/02/putting-work–place.我对黑格尔的工作概念的理解得益于与亚当·桑德尔的讨论。]

80年后，法国社会理论家埃米尔·涂尔干在黑格尔对工作的解释的基础上提出，假如每个人都能以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来获得报酬，那社会分工就可以成为社会团结的源泉[Axel Honneth,“Work and Recognition,”pp.234–36.See Émile 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1902),edited by Steven Lukes,translated by W.D.Halls(New York:Free Press,2014).]。不同于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当代经济学家，黑格尔和涂尔干不认为工作主要是达到消费目的的手段。相反，他们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是社会融合的活动，是认同的舞台，是履行义务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方式。

贡献正义

在我们这个两极分化严重的时代，许多劳动人民感觉遭到忽视以及得不到尊重，我们迫切需要社会凝聚力和团结之源，这些关于工作尊严的更强势的见解可能就会进入主流政党的争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呢？为什么现任政府的政治议程抵制贡献方面的正义，并抵制作为其基础的以生产者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呢？

答案似乎仅仅在于我们对消费的热爱，以及对经济增长会带来更丰富的消费品的信念。但是这从深层次来看可能存在问题。除了有希望带来物质利益，把经济增长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对我们这种充满分歧的多元社会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这样做似乎能让我们避免淹没于有关道德问题的无休止争论。

人们对什么是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持有不同看法，对何为繁荣幸福的生活也各执己见。作为消费者，我们的偏好和需求各不相同。面对这些差异，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似乎是经济政策中不涉及价值判断的目标。如果以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尽管我们偏好不同，但是多总是比少好。对于如何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因此需要对分配正义展开讨论。但所有人都同意，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的：做大经济蛋糕比缩小好。

相比之下，贡献正义对于人类的繁荣或最佳生活方式并不是中立的。从亚里士多德到美国共和主义传统，从黑格尔到天主教社会训导，贡献正义的理论教导我们，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根据这个传统，人类的根本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如果这才是过上美好生活的真正含义，那么把消费认为是经济活动的唯一根本目的就是错误的。

只关心GDP规模和分配的政治经济会逐渐损害工作的尊严，导致公民生活贫困。罗伯特·F.肯尼迪明白这一点：“团体、社群、共有的爱国主义，我们文明的这些核心价值观不是来自大家一起购买和消费商品。”相反，它们来自“有尊严的、收入可观的工作，这种工作让一个人能对他的社群、家庭、国家，最重要的是对他自己说‘我为建设这个国家出了力，我参与了这个国家伟大的公共事业’”。[Robert F.Kennedy,Press Release,Los Angeles,May 19,1968,in Guthman and Allen,eds.,RFK:Collected Speeches,pp.385–86.]

现在很少有政治家这么说。在罗伯特·F.肯尼迪之后的几十年里，大多数进步人士放弃了社群政治、爱国主义和工作的尊严，反而去追求花言巧语。对于那些担心工作不稳定、业务外包、不平等以及担心移民与机器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的人，统治精英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建议：去上大学，用知识武装自己，以便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并获胜。你赚多少钱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如果你努力了，你就能成功。

这是一种适应全球化、英才统治、市场驱动时代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取悦了赢家，损害了输家。到2016年，这种理想退潮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党在欧洲的崛起，都宣告了该方案的失败。现在的问题是，可选的政治方案是什么？

讨论工作尊严

工作尊严是一个好的切入点。表面上看，这样的理想几乎没有争议。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拒绝重建工作尊严。但是严肃对待工作——把工作视为获得认可的舞台——的政治议程会给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带来令人不安的问题。这是因为重建工作尊严会挑战那些基于市场的全球化的支持者普遍赞同的观点——市场结果反映人们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真正社会价值。

一想到工资，大多数人就会同意，人们在这份或那份工作中赚的钱总是高于或低于他们所做工作的真正社会价值。只有狂热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会坚持认为富有的赌场巨头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儿科医生价值的1000倍。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许多人反思，至少短暂思考了杂货店店员、送货员和家庭护理员等必要但收入微薄的工人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在市场化社会中，我们很容易把赚的钱与对社会做的贡献混淆，这种倾向很难避免。

这种混淆不仅仅是粗心思考的结果。把赚钱与贡献混淆，不会因哲学辩论揭露了其缺点而停止。它反映了精英阶层希望世界的安排方式是让我们得到的与我们应得的达到一致。正是这种希望推动了宿命论者从《旧约》到如今对“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言论的思考。

在市场驱动的社会中，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冲动，即想要把物质上的成功解释为道德应得性的标志。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种诱惑。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辩论清楚并制订措施，这些措施会促使我们慎重地、民主地反省什么是对公共利益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以及市场结论在何处错过了目标。

指望这样一场辩论就能让人们达成一致显然不现实，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存在争议。但关于工作尊严的新一轮辩论会打破各党派的自以为是，在道德上激励我们的公共话语，并让我们超越40年来市场信仰和优绩至上的傲慢遗留下来的两极政治。

作为例证，我们可以考虑两个版本的政治议程，二者都关注工作的尊严，以及挑战市场结果以确认关注工作尊严的必要性。一个版本来自保守方向，另一个来自进步方向。

“开放议程”的傲慢

第一个版本来自一位年轻的保守派思想家奥伦·卡斯，他曾经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政策顾问。在见解深刻的《过去和未来的工人》（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 ）一书中，奥伦·卡斯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来解决特朗普引发但未化解的不满情绪。卡斯认为，美国工作的革新要求共和党人放弃拥护自由市场的传统。共和党人不应指望通过推动企业减税和加强自由贸易来增加GDP，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能让工人找到工资足够高的工作的政策上，以支持强大的家庭和社区。卡斯主张，对一个好的社会来说，这比经济增长更重要。[Oren Cass,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A Vision for the Renewal of Work in America(New York:Encounter Books,2018).]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一项政策，就是给低收入工人发工资补贴——这不是共和党人的行事标准。这个想法是，政府根据目标时薪，给低收入工人每小时的工作提供补充工资。工资补贴在某种程度上与所得税相反。政府不但不会扣除工人的所得，还会给每个工人支付一定的工资补贴，希望让低收入工人即使缺乏能获得可观工资的技能，也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Ibid.,pp.161–74.关于工资补贴的想法，也可参见Daniel Markovits,The Meritocracy Trap,pp.282–83。]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了各国经济发展，许多欧洲国家颁布了引人注目的工资补贴方案。没有像美国政府那样为在疫情中失去工作的工作者提供失业保险，英国、丹麦和荷兰替没有裁员的公司支付了75%～90%的工资。工资补贴的好处就是让老板在紧急情况下以工资留住员工，而不是解雇他们，迫使他们依赖失业保险过活。相比之下，美国的方法虽弥补了职工的工资损失，但没能通过让职工保住工作来肯定工作的尊严。[Peter S.Goodman,“The Nordic Way to Economic Rescue,”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8,2020]

卡斯提出的其他建议对保守派更有吸引力，比如减少影响制造业和采矿业就业的环境法规[Oren Cass,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pp.79–99.]。就移民和自由贸易这些令人担忧的主题，卡斯敦促从工人的角度而不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待。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低的消费者价格，那么自由贸易、外包和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就是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最关心的是创造劳动力市场，让美国的中低技术工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抚养子女，建立社区，那么对贸易、外包和移民的一些限制就是正当的。[Ibid.,pp.115–39.]

无论卡斯的具体建议有什么优点，其方案的有趣之处在于，这样就把我们的焦点从GDP最大化转移到了创造有利于工作尊严和社会凝聚力的劳动力市场。在此过程中，他对全球化支持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全球化支持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坚持认为关键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翼和右翼，而是开放和封闭。卡斯准确地指出，构建全球化争论的这种方式，把“高技能、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经济赢家”认定为思想开放的，给批评他们的人贴上思想闭塞的标签，仿佛质疑商品资本、人口的跨国流动是一种偏执一样。对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居高临下、更盛气凌人的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辩护的方式。[Ibid.,pp.25–28,210–12.]

支持“开放议程”的人坚持认为，对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来说，应对方法是更好的教育。“开放议程的愿景应该很有吸引力，人们可以得到提升，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卡斯写道，“但开放议程的真正含义可能没有这么高尚。如果经济不再为普通员工服务，那么需要转型来适应经济发展的就是普通员工。”他总结道：“在多数人发现自己被甩在后面的民主政体中，开放议程不可持续，其主张缺乏力量。”卡斯引用“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的危险性，指出“问题不在于开放议程是否会失败，而在于开放议程会输给什么”。[Ibid.,pp.26,211–12.]

金融、投机和公共利益

第二种恢复工作尊严的方法更可能引起政治进步人士的共鸣，这会突出全球化议程中往往遭到主流政党忽视的方面——金融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金融业受到了公众的格外关注，引发的争论主要关于纳税人紧急救助的条款，以及如何改革华尔街以降低未来发生危机的风险。

公众极少注意到金融业在近几十年如何重塑经济，以及如何巧妙改变了精英与成功的含义。这种转变深深影响了工作尊严。相比金融业，贸易与移民在民粹主义抵制全球化中的作用更显著，对工人阶级的工作和地位的影响显而易见且更为直接。但是，经济的金融化对工作尊严的损害可能更严重，而且更令人泄气。这是因为经济金融化或许提供了现代经济中最清楚的案例，说明了市场回报与真正为公共利益做出的贡献之间的差距。

在过去几十年里，金融业发展迅猛，如今在发达经济体中显得尤为突出。在美国，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自20世纪50年代起增长了近两倍，到2008年，金融业占有超过30%的企业利润。金融业的雇员比其他行业同等资质的员工多赚70%。[Robin Greenwood and David Scharfstein,“The Growth of Financ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no.2(Spring 2013),pp.3–5]

如果金融活动是有生产力的，如果金融活动提高了经济体生产有价值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就不是问题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金融本身也是没有生产力的。金融的作用是通过分配资本来促进经济活动以达到对社会有用的目标——新的企业、工厂、道路、机场、学校、医院、家庭。但近几十年来，随着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爆炸式增长，金融业越来越少地涉及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越来越多的事件涉及复杂的金融工程，这些金融工程为参与各方带来了巨额利润，却无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率。[Rana Foroohar,Makers and Takers:The Rise of Finance and the Fall of American Business(New York:Crown Business,2016);Adair Turner,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Objectives and Means(Cambridge,MA:MIT Press,2012),pp.35–55;J.Bradford Delong,“Starving the Squid,”Project Syndicate,June 28,2013]

正如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阿代尔·特纳所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过去二三十年，在富有的发达国家中，金融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或增强了其稳定性，而且金融活动有可能是从实体经济中提取租金（不正当的暴利），而非实现经济价值。”[Adair Turner,“What Do Banks Do?Why Do Credit Booms and Busts Occur and What Can Public Policy Do About It?”in The Future of Finance:The LSE Report,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2010)]

这一慎重的判断是对克林顿政府及英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放宽金融业管制的传统观点的毁灭性裁决。简单来说，这意味着近几十年，由华尔街设计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对经济的伤害其实大于帮助。

考虑一个具体的事例。迈克尔·刘易斯在其《高频交易员》（Flash Boys ）一书中讲述了一家公司的故事，这家公司铺设了一条连接芝加哥期货交易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光缆，这根光缆把五花肉期货和其他投机的交易速度提高了几毫秒。这极小的优势在高频交易员眼中价值数亿美元[Michael Lewis,Flash Boys:A Wall Street Revolt(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5),pp.7–22.]。但很难断言，把交易速度从一眨眼增加到更快，能对经济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高频交易并不是经济价值可疑的唯一一项金融创新；让投机者在不投资任何生产活动的情况下为未来的价格下赌注的信用违约互换，很难与赌场赌博区分开来。一方会赢，另一方会输，钱被转手，但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投资。当公司用利润来回购股票，而不是投资于研发或新设备时，股东从中获利，但公司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提升。

1984年，当经济金融化开始成功时，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对“金融市场的赌场外表”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了警告。他担心“我们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我们青春的精华，投入远离产品和服务生产的金融活动，以及能带来与其社会生产力不成比例的高额私人回报的活动。”[James Tobin,“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Lloyds Bank Review,July 1984,p.14,cited in Foroohar,Makers and Takers,pp.53–54.]

很难确切地知道，金融活动的什么部分提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什么部分为金融业本身带来了非生产性的意外之财。但是可靠的权威人士阿代尔·特纳估计，在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5%的资金流入了新的生产企业，其他都流入对现有资产或复杂金融衍生品的投机活动[Foroohar,Makers and Takers,p.7.]。即使金融的生产力方面给低估了一半，这仍然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数字。金融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道德上和政治上。

在经济上，这表明许多金融活动阻碍了经济增长，而不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这些估算揭露了市场给金融的报酬与其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和那些参与投机活动者享有的不成比例的威望一起，嘲弄了那些在实体经济中生产实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的尊严。

担心现代金融的负面经济影响的人提出了多种改革方法。然而，我关心的是现代金融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一项认可工作尊严的政治议程会利用税收制度，阻止投机行为并尊重生产性劳动，以此重新配置经济体系中的尊重（哪些行业与哪些活动更受尊重）。

一般而言，这意味着税收负担从工作转向消费和投机。彻底的做法是降低甚至取消工资税，反过来采取对消费、财富和金融业务征税的方式来提高税收。朝此方向的一小步是降低工资税（工资税导致雇主和雇员的工作成本都很高），并对高频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来弥补税收的损失，这些高频交易对实体经济贡献很小。

这些及其他把税收负担从劳动转变到消费和投机的措施，可以让税收制度比现在更有效，对富人收更多税。但是这些考虑因素无论多么重要，都并非唯一要紧的因素。我们也应该考虑税收的表达意义。在此我指的是对成功和失败、荣誉和认可的态度，这些态度根植于我们对公共生活投资的方式。税收不仅是提高收入的方式，也是表达社会判断——什么是对公共利益有价值的贡献——的方式。

生产者和索取者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税收政策的道德方面很熟悉。我们常常争论税收制度的公平性——这个税或那个税会更多地落在富人还是穷人身上。但是对税收公平与否的表达维度超越了对公平本身的争论，达到了社会所做的道德判断的维度，即哪些活动值得尊敬和认可、哪些活动应该受到劝阻。有时候，这些判断是明确的。对烟草、酒精和赌场征的税叫作“罪恶税”，因为这种税收是为了阻止被视为有害的或不良的活动（吸烟、喝酒、赌博）。这种税提高从事这些活动的成本，以此表达社会对这些活动的反对。提议对含糖汽水（以防止肥胖）和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征税同样也是力图改变和塑造行为方式。

并不是所有的税都有这个目的。我们对收入征税不是为了反对有偿工作，也不是阻止人们从事有偿工作。正常的消费税也不是为了遏制购买东西，这些税仅仅是提高税收的手段。

然而，道德判断总是蕴含在看似价值中立的政策中。当税收涉及工作及人们赚钱的各种方式时，尤其如此。例如，为什么对资本利得征税的税率要低于劳动收入的？当沃伦·巴菲特指出作为亿万投资者，他纳税的税率低于他的秘书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Warren E.Buffett,“Stop Coddling the Super-Rich,”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4,2011]

有些人争辩道，对投资的征税力度小于对工作的征税力度，能鼓励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争辩纯粹是实用性的，或者说是功利的；这样征税是为了增加GDP，而不是为了奖赏那些获得资本利得的富有投资者。但从政治上看，这种看似实际的主张是从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道德假设（关于才能的争论）之中获得部分说服力的。这种假设就是投资者是“就业创造者”，他们应当得到“更低税率”作为回报。

共和党国会议员保罗·瑞安提出了这一论点的一个鲜明版本，他是美国众议院前任议长，也是自由派作家艾恩·兰德的崇拜者。瑞安是福利制度的批评者，他区别了生产者（对经济贡献最大的人）和索取者（领取福利大于纳税的人）。他担心，随着福利制度的发展，所谓的索取者会变得比生产者多。[瑞安后来修正了他的陈述。See Paul Ryan,“A Better Way Up from Poverty,”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15,2014]

有些人反对瑞安谈论经济贡献的高度道德化方式。有些人接受了瑞安对生产者和索取者的区分，但认为瑞安没有准确认出这两类人。拉娜·弗洛哈尔是《金融时报》和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商业专栏作家，她在一本很有洞察力的书中提供了第二种观点的有力例子，这本书叫《生产者和索取者：金融的兴起和美国商业的衰落》（Makers and Takers ：The Rise of Finance and the Fall of American Business ）。弗洛哈尔引用了阿代尔·特纳和沃伦·巴菲特等批评非生产性金融化的人士的话，认为当今经济中的主要索取者是那些从事投机活动的金融行业人士，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意外之财，却没有对实体经济做出贡献：

所有这些金融手段都没有让我们更加繁荣。相反，这些金融手段加剧了不平等，并且引发了更多的金融危机，危机每次发生都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金融对我们的经济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成了一种威胁。更多的金融活动不是在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而是在减缓经济增长。[Rona Foroohar,Makers and Takers,p.13.]

弗洛哈尔总结道，所谓的“生产者”是那些“在社会中获取最多的人：从占收入比例来看，他们缴纳着最少的税，攫取与贡献不成比例的经济蛋糕份额，推进经常与增长背道而驰的商业模式”。但她认为，真正的“生产者”是那些在实体经济中劳动以提供实用产品和服务的人，以及那些投资于生产性活动的人。[Ibid.,p.277.]

关于当今经济中谁是生产者、谁是索取者的争论，根本上关于贡献正义，关于什么经济角色值得尊敬和认可。要想清楚这个，就需要公开讨论什么是对公共利益的珍贵贡献。我提议向对实体经济没有帮助的赌场式投机行为征收金融交易税——一种“罪恶税”，用这类税来代替部分或全部的工资税。此提议是构建这个辩论的一种方式，毫无疑问还有其他方式，我认为，重塑工作的尊严要求我们面对经济安排背后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被近几十年来的技术官僚政治掩盖了。

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认可和尊重，另一个是我们作为公民对彼此肩负什么义务。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如果不一起思考我们共同生活的目的，我们就无法确定什么算是值得肯定的贡献。如果没有归属感，不把自己看成互相亏欠的社会成员，我们就不能思考共同的目标。只有当我们依赖他人，并认识到自己的依赖性时，我们才有理由感谢他们为我们的集体福祉做出的贡献。这需要足够强的团体意识，让公民能说出来并相信“我们都在一起”——不是作为危机时期的仪式性咒语，而是作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可信描述。

在过去40年里，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和精英的成功观共同作用，解开了这些道德上的联系。全球供应链、资本流动及二者催生的世界性的身份认同，导致我们不再那么依赖我们的同胞，不再那么感激他们做的工作，不太愿意接受团结的诉求。优绩至上制度的分类告诉我们，我们的成功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因此削弱了我们的亏欠感。如今我们正处于这场分裂产生的愤怒旋风中。为了恢复工作的尊严，我们必须修复在优绩至上时代已经瓦解的社会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