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高等教育变成一场竞争激烈的分类竞赛，对民主和教育都是不健康的。

如果优绩至上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根据裙带关系或各种偏见而不是员工的工作能力来雇用他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常春藤联盟高校招收享有特权的白人、新教教徒、上层阶级家庭的子女而不考虑其学业潜力的时代？不。克服优绩至上的暴政并不意味着优绩不应该在工作和社会角色的分配中发挥作用。

相反，这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看待成功的方式，质疑精英的自命不凡，质疑那些处于顶端的人是完全靠自己取得成功的。这意味着挑战财富和尊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以优绩至上的名义得到捍卫，却助长了怨恨，毒化了政治，并让我们分裂。这种反思应该集中在生活的两个领域——教育领域和工作领域，优绩至上的成功观念在这两个领域最为关键。

在下一章，我会展示优绩的暴政是如何损害工作的尊严的，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恢复工作的尊严。在这一章，我展示了高等教育是如何成为分类机器的，它的宗旨本来是以成绩为基础提高社会流动性，结果却巩固了特权，并促成了意想不到的格局，全社会面对成功的态度侵蚀了民主所需要的共性。

高等院校主导着现代社会分配机会的体系。高校授予的证书决定了能否获得高薪工作和有声望的职位。对高等教育来说，这一角色喜忧参半。高等院校成了精英抱负得以实现的中心，这赋予高等院校巨大的文化权威和声望。被名牌大学录取成为人们热切追求的目标，许多美国大学因此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捐赠收入。但是，把这些机构转变为英才统治秩序的堡垒可能不利于民主，也不利于竞争入学的学生，甚至对高校本身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詹姆斯·科南特的优绩至上政变

竞争激烈的大学招生是通向机会的大门，对这一观念，现在世人都已习以为常，人们很容易忽略其实（从历史上看）这是非常新鲜的事情。美国高等教育在招生时按照成绩录取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20世纪上半叶，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这三所影响力很大的常春藤联盟高校的入学资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上过一所私立寄宿高中，而这些私立高中为新教精英的上层家庭提供服务。学业能力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拥有合适的社会背景且负担得起学费。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入学考试，但这些考试管理灵活，许多学生不及格却仍然被录取了。女性还不在考虑范围内，普林斯顿大学不招收黑人学生，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黑人学生也很少，犹太人的入学人数受到正式或非正式配额的限制。[Jerome Karabel,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Yale,and Princeton(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5),pp.21–23,39–76,232–36.]

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提出新的观念，那就是精英大学作为精英教育机构，目的是招收和培养最有才华的学生，学生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能成为社会领袖，这一观念影响深远。科南特是一名化学家，曾在二战期间担任曼哈顿计划的科学顾问，他对哈佛大学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上层阶级隐隐显现的世袭迹象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样的精英阶层有悖于美国的民主理想，不适合在国家前所未有地需要智慧和科技实力的时候手握管理权。

尼古拉斯·莱曼是一部美国高等教育能力倾向测试启示史的作者，他描述了科南特所到的问题。在哈佛等一流大学，“这些富有而轻浮的年轻人带着仆人，他们的大学生活不是以学习为中心，而是围绕着聚会和运动，这些年轻人为大学生活定下了基调”。这些人后来控制了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华尔街银行、外交部门、研究型医院和大学院系。[Nicholas Lemann,The Big Test: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erit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p.7.]

所有的好地方都是为某个团体的成员保留的……全是男性、东部人、新教教徒，接受过私立教育……不允许有天主教教徒或犹太人，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但那也需要他们仔细去除任何口音或其他明显的外来文化表达。有色人种与精英阶层的成员圈不够接近，就会被排除在外。即使是当时最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也没有想到要建议女性常规性地参与国家管理。[Ibid.,p.8.]

科南特的抱负是颠覆这种世袭精英，代之以优绩至上。莱曼写道，他的目标是：

推翻现有的、不民主的美国精英，代之以新的精英，新的精英由来自各个阶层和各种背景的聪明、训练有素、有公德心的人组成。要由这些人（实际上是男人）领导这个国家。他们将管理大型技术组织——这些组织会成为20世纪末美国的支柱——并首次创建一个有组织的系统，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机会。[Ibid.,pp.5–6.]

用莱曼的话说：“这项计划很大胆，旨在改变国家的领导层和社会结构——是一种安静的、有计划的政变。”[Ibid.]

为了实现这一优绩至上政变，科南特需要找到方法来识别最有前途的高中生（不管他们的家庭背景多么普通）并招募他们接受精英大学教育。科南特首先为中西部公立学校的天才学生设立了哈佛奖学金，根据智力测试来遴选这些学生。在委托开展这项测试时，科南特坚持认为智力测试衡量的是天生的智商，而不是对学科知识的掌握，以避免让那些上过特权中学的人获得优势。他为此选择的测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使用的智商测试版本，它被称为SAT。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南特的奖学金计划扩大到全美国范围的学生。被他用来选拔学生的SAT，最终被用来决定全美国高校的招生录取。正如莱曼所观察到的，SAT“不仅仅会是哈佛大学颁发奖学金的考查方式，也将是对美国人口进行分类的基本机制”。[Ibid.,p.28.]

科南特想要把哈佛大学转变为精英教育机构，这是他按照精英教育原则重塑美国社会的宏大抱负的一部分。1940年，他在加州大学发表了题为“无阶级社会的教育”（Education for a Classless Society）的演讲，并在《大西洋月刊》上刊出，阐述了自己的愿景。科南特希望为美国社会恢复机会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现在受到了“财富世袭贵族日益昌盛”的威胁。他引用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观点，特纳认为，西部边境开垦完毕，切断了美国机会的传统途径——向西迁移、耕种土地、通过努力和创造力崛起的能力，不受阶层的束缚。特纳曾写道：“美国民主早期最独特的事实是，个人在社会流动的状况下有阶层上升的自由。”

19世纪末的特纳或许是第一个使用社会流动性一词的人[关于特纳是第一个使用“社会流动性”这一术语的人，参见Christopher Lasch,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New York:W.W.Norton,1995),p.73。也可见Lemann,The Big Test,p.48.查尔斯·W.艾略特于1869—190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在1897年的论文“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中使用了“社会流动性”这一术语，这一点引自Karabel,The Chosen,p.41。]。科南特称这一概念为“我论点的核心”，并用高社会流动性来定义他理想中的无阶级社会。

高度的社会流动性是美国无阶级社会理想的精髓。一方面，如果无论父母的经济状况如何，大量年轻人都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那么社会流动性就会很高。另一方面，如果年轻人的未来几乎完全取决于继承什么特权或继承不到什么东西，那么社会流动性就不存在了。[Conant,“Education for a Classless Society.”]

科南特解释说，如果社会流动性很强，那么“子女必须也能够寻求自己的社会层级，获得自己的经济回报，从事任何职业，无论他们的父母可能做过什么”。[Ibid.]

但是，在阶级界限没有开放的情况下，什么可以作为流动的、无阶级的社会所需要的流动性工具呢？科南特的答案是教育。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进入高中，中学教育系统正在成为“巨大的引擎”，如果运作得当，中学教育“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夺回……机会，以前边疆拓展给我们带来过这样的礼物[“礼物”指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译者注]”。

然而，根据科南特的设想，广泛的高中入学所带来的机会并不在于其所提供的教育，而在于由此提供的把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候选人进行分类和筛选的机会。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能力必须得到评估，才能必须得到开发，抱负必须得到引导。这是公立学校的任务”。[Ibid.]

尽管科南特认为教育所有未来的公民成为政治民主社会的成员很重要，但公立学校的这一公民教育目的相对于分类功能来说还是次要的。比教育年轻人成为公民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踏上最合适的机会阶梯的第一级”。科南特承认，这种分类角色“似乎给我们的教育系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他希望公立学校能够“为这一特定目的而重建”[Ibid.]。公立学校为依据优绩至上原则产生新的精英提供了广阔的遴选平台。

为了支持自己从每一代人中挑选出最适合接受高等教育和担负公共领导责任的人的理念，科南特征募了一位强大的盟友——托马斯·杰斐逊。像科南特一样，杰斐逊反对凭借财富和家庭出身来获取地位的贵族，而想用凭借美德和才能获取地位的贵族取而代之。杰斐逊还认为，精心设计的教育体系可以成为“从穷人阶层中选拔天才青年的机制”。大自然并没有把天分排他地赋予富人，而是用“平等的手把智力分散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找到高智商的人并对其加以培养，以便最有才能和最有道德的人能够接受教育并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Ibid.Conant quoting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4),edited by William Pede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4),Queries 14 and 19.]

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州设想了一套公共教育体系，宗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那些在免费小学表现最好的学生会“被挑选到地区学校接受高一个层次的公费教育”。在那里表现优异的学生会获得奖学金，进入威廉与玛丽学院，成为社会领袖。“因此，要从每一种生活境况中把有价值的人和天才寻找出来，经过教育，使他们做好充分准备以战胜那些凭借财富和出身来获得地位的人，赢得公众信任来承担领导责任。”[Ibid.]

杰斐逊的计划没有得到采纳，但在科南特看来，这为他所看好的基于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高等教育遴选制度提供了令人向往的先例。杰斐逊没有使用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他写道，他希望基于才能和美德的“自然贵族”能战胜“建立在财富和出身基础上的人造贵族”[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Adams,October 28,1813,in Lester J.Cappon,ed.,The Adams Jefferson Letters: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Abigail and John Adam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9).]。他还用如果放在科南特所在的更民主的时代会显得不明智的语言，描述了他的竞争性奖学金计划：“每年从‘垃圾’中筛选出20名最优秀的天才，并由政府出资进行指导。”[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4).]

优绩暴政的预兆

回过头来看，杰斐逊粗俗的语言突出了精英教育体系两个潜在的令人反感的特征，而我们关于社会流动性和平等机会的语言掩盖了这两个特征。首先，尽管与世袭等级制度对立，但这是基于能力而流动的社会。流动并不是不平等的对立面；相反，社会流动让因才能而不是出身而产生的不平等正当化。其次，颂扬和奖赏“最好的天才”的制度，很容易把其他人贬低为“垃圾”，不管这种贬低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即使杰斐逊提出了一个奖学金丰厚的计划，他的计划也提供了早期的例证：我们自己尊崇“聪明”而羞辱“傻瓜”的优绩至上倾向。

科南特谈到了这两个对英才统治秩序的潜在反对意见，第一个比第二个更直接。关于不平等，他坦率地承认，他理想中的无阶级社会并不以更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为目标。他追求的是流动性更高的社会，而不是更平等的社会。重要的不是缩小贫富差距，而是确保人们在经济等级中的位置从一代传承到另一代时，一些人基于父辈的地位上升，另一些人基于父辈的地位下降。“至少在一代人中，也许在两代人中，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异及就业的极端差异可能会存在，但并不会形成固定的阶级。”权力和特权可能是不平等的，因为它们“会在每一代结束时自动重新分配”。[Ibid.]

至于从“垃圾”中找出天才这样令人不快的描述，科南特并不认为他提出的分类会让那些被筛选出来的人受到尊崇，或者让那些给筛选掉的人受到诋毁。他写道：“我们必须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不存在教育特权，即使在最高等的教育水平上也是如此。任何一条渠道都不应该有高于其他渠道的社会地位。”[Conant quoted in Lemann,The Big Test,p.47.莱曼引用了一本未出版的书中的话，这本书是科南特在20世纪40年代初写的：James Bryant Conant,What We Are Fighting to Defend,unpublished manuscript,in the papers of James B.Conant,Box 30,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事实证明，科南特在这两方面都过于乐观。精英教育并没有带来无阶级的社会，也没有避免贬低那些因缺乏天分而被排除在外的人。有人会说，这些发展只是反映了优绩至上的理想未能得到实现。但正如科南特所承认的，选拔人才和寻求平等是两个不同的规划。

科南特的精英教育愿景是平等主义的，他希望把哈佛大学和其他精英大学开放给美国最有才华的学生，无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如何。在常春藤联盟高校被拥有特权的家庭控制的时代，这是高尚的抱负。但科南特并不关心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不想增加上大学的学生人数，他只是想确保那些参加的人是真正最有才能的人。他在1938年写道：“如果现在进入高等大学学习的人当中至少有1/4或者1/2被淘汰，让其他更有才华的人取而代之，那么国家会从中受益。”根据这一观点，他反对1944年由罗斯福总统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该法案为退伍老兵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科南特认为，国家不需要更多的学生上大学，国家需要的是更好的人才上大学。[Karabel,The Chosen,p.152;Lemann,The Big Test,p.59.]

在科南特担任校长的20年里，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没有实现他所倡导的优绩至上理想。到20世纪50年代初他的任期结束时，哈佛大学仍然很少拒绝校友子弟，在申请的校友子弟中，超过87%被录取[Karabel,The Chosen,pp.174,189.]。哈佛大学还是继续青睐来自新英格兰寄宿学校的申请人，这些申请人大多数得以录取，而来自公立学校的入学申请则要求达到更高的学术标准。这部分是因为预科学校的学生是不需要经济资助的“付费客人”，也是因为他们的“上流社会血统”带来了常春藤联盟高校仍然珍视的文化声望[Ibid.,p.188.]。对招收犹太学生的限制也悄悄地放宽了，但并没有取消，这反映了持续存在的担忧，即犹太人太多“会赶走哈佛最希望招收的上层阶级新教男生”[Ibid.,pp.172,193–97.]。招收女生和尝试招收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的学生还需留待将来。

科南特优绩至上理想的遗产

尽管科南特那个时代的哈佛大学并没有完全实施他所宣称的优绩至上理念，但这些理念已经开始决定美国高等教育的自我定位。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高等院校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的论点，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智慧。这些理念不再有什么争议，已经转化为大学校长的毕业典礼演讲和公开声明中的例行修辞：最理想的高等教育应该向所有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有才华的学生开放，完全不用考虑学生的支付能力。尽管只有最富有的大学才负担得起不考虑学生的支付能力来录取，以及为需要的学生提供经济资助，但人们普遍认为录取的依据应该是成绩而不是财富。虽然大多数大学根据一系列因素来评估申请人，包括学术潜力、性格、体育实力和课外活动，但学业成绩主要是由高中成绩和SAT分数来衡量的，SAT就是科南特倡导的智力能力标准化测试。

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优绩的含义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例如，在关于平权法案的辩论中，一些人认为把种族和民族作为录取因素违反了成绩标准；另一些人则回答说，能够为课堂和更广泛的社会带来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视角，是与大学使命相关的一项优点。但其实我们关于大学录取的辩论通常是关于优绩的争论，这证明优绩至上的理念得到了支持。

科南特的理念中最根深蒂固的也许是：高等教育是通往机会的主要途径，是阶层跃升的源泉，它通过为所有学生提供机会，无论他们的社会或经济背景如何，让他们的才能带他们走得更远，来保持社会的流动性。基于这一理念，大学校长们习惯性地提醒我们，卓越和机遇是相辅相成的。上大学的社会和经济障碍越少，大学就越有能力招收最优秀的学生，并帮助他们取得成功。每一位新生在走进校园参加入学培训时，都会因其优秀和独特性，以及为争取被录取所付出的才华和努力而受到赞扬。[Andrew H.Delbanco,“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lleges:Thoughts on the New Meritocracy,”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56,no.3(September 2012),pp.306–7.]

无论在修辞上还是在哲学上，科南特优绩至上的理念都赢得了胜利。但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他预期的方式发展。

SAT成绩随财富增长

首先，事实证明，SAT并不能独立于社会和教育背景来衡量学术才能或天生的智力。相反，SAT成绩与财富高度相关。你的家庭收入越高，你的SAT分数就越高。在收入阶梯的每一个层级上，SAT平均分都会增加[Andre M.Perry,“Students Need More Than an SAT Adversity Score,They Need a Boost in Wealth,”The Hechinger Report,May 17,2019]。在竞争最激烈的大学入学申请中，SAT分数差距尤其明显。如果你来自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那么你得分超过1400分（满分1600分）的概率是20%；如果你来自贫困家庭（年收入不到2万美元），那么你的这一机会是2%[Paul 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How College Makes or Breaks Us(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9),p.171,其中引用了导师、考试顾问兼作家詹姆斯·墨菲对2017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数据的未发表分析。]。绝大多数得分高的人的父母也有大学文凭。[Daniel Markovits,The Meritocracy Trap(New York:Penguin Press,2019),p.133,其中引用了Charles Murray,Coming Apart(New York:Crown Forum,2012),p.60,后者称，在2010年参加SAT的即将上大学的高三学生中，87%的数学和语文考试成绩超过700分的学生，其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拥有本科学历，56%的学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拥有研究生学历。默里（在该书第363页）说，这些百分比是大学理事会提供给他的未公布的数据。安东尼·P.卡内瓦莱和斯蒂芬·J.罗斯利用1988年至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发现，在所有SAT分数超过1300分的学生（前8%）中，66%的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那25%），只有3%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最低的那25%）。Carnevale and Rose,“Socioeconomic Status,Race/Ethnicity,and Selective College Admission,”in Richard B.Kahlenberg,ed.,America’s Untapped Resource:Low Incom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New York:Century Foundation,2004),p.130,Table 3.14.]

除了富裕家庭可以提供的一般教育优势，凭借参加私人备考课程和聘请辅导老师，特权阶层的SAT成绩也能得到提高。在曼哈顿等地，一对一指导的收费高达每小时1000美元。近几十年来，随着大学录取的竞争加剧，辅导和备考已经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Douglas Belkin,“The Legitimate World of High-End College Admissions,”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13,2019]。多年来，负责管理SAT的美国大学理事会坚持认为，该考试衡量的是能力，其成绩不受辅导的影响。美国大学理事会最近放弃了这个借口，并与可汗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所有考生提供免费的在线SAT练习。尽管这项事业很有价值，但这并没有像理事会官员所希望和声称的那样，为备考赛场铺平道路。也许并不令人意外，来自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更多地利用了在线帮助，导致来自特权家庭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之间的得分差距更大。[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pp.86–92.]

在科南特看来，能力或智商测试有望成为衡量学术能力的民主标准，不受教育劣势和高中成绩游移不定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了SAT来遴选能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要是他知道，在确定哪些低收入学生有可能在大学取得成功方面，高中成绩比SAT分数更可靠，他一定会很惊讶。

比较SAT分数和高中学业成绩，看哪一个能更好预测学术能力，这是相当复杂的事情。对2/3的学生来说，他们或多或少是一致的。但对那些SAT分数和高中成绩不一致的人来说，SAT帮助了特权阶层，伤害了弱势群体。[Ibid.,pp.172–82.]

高中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与家庭收入相关，SAT成绩更是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考试行业的一贯主张相反，SAT是可以辅导的。私人教学有所帮助，一个向高中生传授可以提高成绩的花招和技巧的有利可图的行业已经出现。[Ibid.]

优绩至上固化不平等

其次，科南特提倡的英才录取制度并没有带来他所希望产生的无阶级社会。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而科南特所认为的可以补救分层社会的社会流动性并没有出现。从一代到下一代，富人和穷人并没有互换位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穷人的孩子很少会富有起来，而富人的孩子也很少会跌到中上阶层水平之下。尽管有从贫穷到富有的美国梦，但与许多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向上流动并不普遍，而且近几十年来没有改善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优绩至上时代的高等教育并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引擎；相反，高等教育强化了享有特权的父母赋予子女的优势。当然，20世纪40年代以来，精英大学校园里学生的人口统计分布和学术状况已经改善。科南特想要取代的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教徒的财富为基础的世袭贵族，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女性与男性在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录取，大学积极招收种族和民族多元化的学生，今天大约50%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学生认为自己是有色人种[例如，在普林斯顿大学，2023届有56%的学生自认为是有色人种。见Princeton University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Princeton Is Pleased to Offer Admission to 1,895 Students for Class of 2023]。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限制犹太人入学的配额和非正式做法已经消失。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长期以来对来自上流寄宿学校的年轻人的偏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减弱。常春藤联盟高校录取任何不合格校友子弟的程序也同样如此。学业水平提高了，SAT分数中位数增大了。捐赠收入最多的高校采取了不考虑支付能力的招生政策和慷慨的经济资助政策，为收入一般而有前途的学生消除了主要的财务障碍。

这些成就都不可否认。然而，高等教育的优绩至上革命并没有带来其早期支持者所期望的社会流动性和广泛的机会，也没有带来教育领袖和政治家持续承诺的社会流动性和广泛的机会。美国严格遴选优秀学生的高等院校驱逐了自鸣得意、自命不凡的世袭精英，这些世袭精英当时让科南特忧心忡忡。但这种继承特权的贵族统治已经让位于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阶层，他们现在享有的特权和地位与他们所取代的精英阶层一样根深蒂固。

尽管在性别、种族和民族方面更具包容性，但这种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并没有创造不断流动的社会。相反，今天有文凭的专业人士阶层已经找到把特权传给他们的孩子的办法，不是靠给子女留下大庄园的方式，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拥有在优绩至上社会中能够成功的优势。

尽管高等教育作为机会的仲裁者和向上流动的引擎扮演了新的角色，但它并没有为近期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提供有力的制衡。想想当今高等教育的阶级构成，尤其是在下列重点领域：

大多数重点院校的学生都来自英语流利的家庭，很少有人来自低收入家庭。在美国100多所最具竞争力的大学中，超过70%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那25%的家庭，只有3%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5%的家庭。[一项针对146所顶尖大学的研究发现，74%的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排名前25%的家庭。]

大学入学的贫富差距在顶层最为严重。在常春藤联盟高校、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和其他著名学府，来自最富有的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全美国收入居于后50%的家庭的学生还多。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每50名学生中只有一名来自贫困家庭（底层20%）。[Raj Chetty,John N.Friedman,Emmanuel Saez,Nicholas Turner,and Danny Yagan,“Mobility Report Cards: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NBER Working Paper No.23618,July 2017,p.1]

如果你来自富裕家庭（前1%），你进入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机会是来自贫困家庭（后20%）的学生的78倍。大多数来自收入水平居于后50%的家庭的年轻人要么上两年制学院，要么根本不上大学。[Chetty et al.,“Mobility Report Card,”p.1.按收入状况列出的大学招生百分比]

在过去的20年里，私立精英大学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经济资助，联邦政府也增加了大学拨款以资助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例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现在为家庭年收入低于65000美元的学生免除学费，并免费提供食宿。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2000年以来，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所下降。如今哈佛大学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的比例并不比1960年的高。杰罗姆·卡拉贝尔是一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招生政策史的作者，他总结道：“今天，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不太可能进入三大顶尖高校（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就像他们在1954年也不太可能一样。”[Jerome Karabel,The Chosen,p.547.]

为什么精英大学不是社会流动的引擎

美国一流大学的学术声誉、科学贡献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受到全世界的赞赏，但这些机构并不是向上流动的有效引擎。最近，经济学家哈吉·柴提和一组同事对大学在促进代际流动方面的作用开展了全面研究，他们考察了1999—2013年3000万名大学生的经济轨迹。对于美国的每一所大学，他们计算了其学生从收入阶梯的最底层上升到顶端的比例（即从收入最低的20%上升到收入最高的20%）。换句话说，他们问的是，在每所大学里，有多大比例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但最终收入足以进入前20%。他们的发现是：如今的高等教育在促进阶层跃升方面的作用小得惊人。[Chetty et al.,“Mobility Report Cards,”and“Mobility Report Cards,”Executive Summary]

私立精英大学的情况尤其如此。尽管进哈佛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地方确实给了穷孩子很好的上升机会，但这些地方招收的穷孩子太少了，他们的流动率很低。只有1.8%的哈佛学生（普林斯顿只有1.3%）从收入的底层上升到顶层。[Ibid.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社会流动率]

人们可能认为主要的公立大学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这些高校也招收了太多已经很富有的学生，结果这些高校对向上流动的贡献也很小。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社会流动率仅为1.5%。该校阶级偏离的情况与哈佛大学类似：2/3的学生来自富裕家庭（收入居于前20%）。安娜堡的穷孩子甚至比哈佛的更少（不到4%）。弗吉尼亚大学也是如此，学生的社会流动率仅为1.5%，这主要是因为该校只有不到3%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Ibid.密歇根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社会流动率]

柴提和他的团队确实发现了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公立大学和州立学院，这些学校的学生的社会流动率更高。这些学校既适合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也能成功地帮助他们实现阶层跃升。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让近10%的学生从底层升到了顶层，这大约是常春藤联盟高校和最挑剔的公立大学的流动率的5倍。[Chetty et al.,“Mobility Report Cards,”Table IV;Chetty et al.,“Mobility Report Cards,”Executive Summary]

但这些大学是例外。综合来看，柴提研究的1800所大学（私立和公立，重点和非重点）只有不到2%的学生从收入最低的20%升到了收入最高的20%[Chetty et al.,“Mobility Report Cards,”Table II.]。有些人可能会问，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把学生从收入最低的那20%的家庭（家庭收入为2万美元或以下）推到收入最高的那20%的家庭（家庭收入为11万美元或以上），对社会流动性的测试是否过于苛刻。但即使是更温和的攀登也相对罕见。在私立精英大学，只有大约10%的学生能够在收入阶梯上上升两个梯级（40%）。[《纽约时报》在线互动专栏根据柴提等人提供的数据，列出了每所大学中经济地位至少上升40%的学生比例。例如，在哈佛大学，11%的学生上升了40%；在耶鲁大学，该数字为10%；普林斯顿大学为8.7%]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高等院校很少能让学生实现阶层跃升，尽管进入这些地方确实能优化一个人的经济前景。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来自名校的大学毕业生，在找到高薪工作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优势。但这些学校对向上流动的影响不大，因为名校的大部分学生本来就很富有。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像一座大楼里的电梯，大多数人都是从顶层进入的。

在实践中，大多数高校做得更多的是巩固特权，而不是扩大机会。对那些把高等教育视为机会的主要载体的人来说，这则消息发人深省。这质疑了当代政治中的重要信念：解决不平等加剧的办法是提高流动性，而提高流动性的方法是让更多的人上大学。

尽管高等教育提高社会流动机会的愿景被各种意识形态的政客援引，但这种愿景明显不符合许多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但仍然渴望拥有有尊严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人。这是合理的渴望，优绩至上社会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带来危险。有大学文凭的人很容易忘记，他们的大多数同胞都没有大学文凭。不断地告诫他们，去拿大学文凭来改善自己的状况（你赚什么取决于你学到了什么），这带来的可能更多是侮辱而不是激励。

那么，高等教育该怎么办？高校是否应该保留其目前作为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大学招生录取本身已经成为精英遴选竞赛，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认为机会在于平等进入大学？有人说是的，只要我们能提高比赛的公平性。他们主张，高等院校里低收入学生的缺乏并不是精英录取制度的缺陷，而是因为未能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些制度。根据这种观点，解决优绩至上社会弊病的办法是更彻底地实施优绩至上原则，让有才华的学生无论其社会和经济背景如何，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大学。

让优绩至上更为公平

表面上看，这一主张颇为合理。增加贫穷但有天赋的学生的受教育机会毫无疑问是件好事。近几十年来，大学在招收非裔美国学生和拉丁裔学生方面进展显著，但在提高低收入学生的比例方面做得很少。其实，当公众对维护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的平权法案产生激烈辩论时，大学已经悄悄地为富人采取了相当于平权法案的措施。

例如，许多招生非常挑剔的高校会优先录取校友的子女（他们被称为余荫），理由是录取他们可以培养社群精神，并为大学基金增添新的捐赠收入。在精英大学，校友子弟获得录取的可能性是其他申请人的7倍。总体而言，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为5%。但当申请人是校友子弟时，其录取率是1/3。[有关余荫录取的一般讨论，见William G.Bowen,Martin A.Kurzweil,and Eugene M.Tobin,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5),pp.103–8,167–71;Karabel,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Yale,and Princeton,pp.266–72,283,359–63,506,550–51;Daniel Golden,The Price of Admission(New York:Broadway Books,2006),pp.117–44。对“6倍”的估计出自Daniel Golden,“How Wealthy Families Manipulate Admissions at Elite Universities,”Town&Country,November 21,2016]

一些学校还放宽了学业标准，允许非校友的富有捐赠人的子女入学，理由是接受一些不那么优秀的学生也值得，这样可以换取新的图书馆或奖学金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筹款活动中，杜克大学每年为富有捐赠人的子女提供约100个入学名额，否则这些孩子可能没有机会得到录取。尽管一些教员担心这会损害学术标准，但该政策帮助杜克大学的捐赠基金得到大幅扩充，由此提升了杜克的竞争排名[Daniel Golden,“Many Colleges Bend Rules to Admit Rich Applicants,”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20,2003]。最近一起有关哈佛大学招生政策的法庭案件的文件显示，近10%的学生是在捐赠关系的帮助下得到录取的。[2018年，针对哈佛大学按平权法案录取发起了诉讼，该诉讼相关文件显示，哈佛大学的2019届学生中有超过10%是从哈佛大学管理人员维护的捐赠关系申请人名单中录取的。从2014届到2019届的六年间，被录取的学生中有9.34%来自捐赠者附属名单。在这些学生中，有42%被录取，这大约是这一时期哈佛大学整体录取率的7倍。Delano R.Franklin and Samuel W.Zwickel,“In Admissions,Harvard Favors Those Who Fund It,Internal Emails Show,”The Harvard Crimson,October 18,2018]

对录取运动员的偏爱，对富家子弟申请人是另一大福利。人们有时认为，降低运动员的学业标准，尤其是足球和篮球等备受瞩目的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有助于招收来自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但总体而言，在受益于运动员偏好的申请人中，富人和白人所占比例高得不成比例。这是因为精英大学招收的大多数体育项目主要是富家子弟所热衷的壁球、曲棍球、帆船、赛艇、高尔夫球、水球、击剑甚至骑马。[Golden,The Price of Admission,pp.147–76.]

优先录取运动员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像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这样的足球强校，这些学校的橄榄球队也挤满了大型体育场。威廉姆斯学院是新英格兰地区一所规模不大但享有盛誉的文理学院，30%的学生都是运动员[David Leonhardt,“The Admissions Scandal Is Really a Sports Scandal,”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3,2019]。这些学生运动员中很少有来自弱势阶层的。普林斯顿大学前任校长与人合著的一份针对19所重点院校的研究报告发现，录取的运动员比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或校友子弟享有更大的录取优势，而且他们中只有5%来自收入水平最低的那25%的家庭。[Bowen,Kurzweil,and Tobin,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pp.105–6(Table 5.1).]

大学可以尝试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种不公平。他们可以按届采取平权法案，给予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与校友子弟、捐赠人子女和录取的运动员相同的照顾。或者，他们可以采取完全取消这些照顾来减少他们给予富家子弟申请人的优势。此外，高校也可以像芝加哥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最近所做的那样，不再要求学生参加这些标准化考试，从而抵消富家子弟申请人因私人辅导和备考而SAT分数虚高所带来的优势。研究表明，作为学业表现的预测指标，SAT成绩比高中成绩更有可能受社会经济背景扭曲。减少对SAT等标准化考试的依赖，会让大学能够招收更多中低收入的学生，而学业成功率几乎没有任何损失。[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pp.172–82.]

这些都是大学可以自己采取的措施。政府也可以干预，让大学招生不那么偏向特权阶层。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本人也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他曾经提议，要求私立大学公布校友子弟的录取率，并报告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也严厉批评英才统治下的不平等，他的想法更往前推了一步。马科维茨提议，除非私立大学录取至少一半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3的家庭的学生，否则就不给予私立大学免税地位，理想的做法是扩大招生。[Daniel Golden,“Bill Would Make Colleges Report Legacies and Early Admissions,”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9,2003]

这些措施，无论是由大学本身还是由政府强制实施的，都能缓解不平等，而不平等加剧会导致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力量减弱。这些措施能改善普通家庭子女的录取状况，有望减少体制的不公平。这些理由都迫使人们考虑采取相应措施。

但是，只关注当前体制的不公平，就会在科南特优绩至上革命的核心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高校是否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职能，即依据才能来对人们做出分类，以决定谁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至少有两个理由怀疑高校是否应该这样做。第一个理由是，这种分类对那些被筛选掉的人意味着令人反感的判断，以及对共同的公民生活造成了破坏性后果。第二个理由是，精英筛选过程中的斗争会对那些被选上的人造成伤害，以及分类任务变得极为耗费精力，结果淡化了高校本该承担的教育使命。

简而言之，把高等教育变成一场竞争激烈的分类竞赛，对民主和教育都是不健康的。下面依次来探讨这些风险。

分类与社会尊严的分配

科南特意识到把大学转变为分类机器可能会有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风险，但他认为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他的目标是利用测试和跟踪来指导每个人扮演最能发挥其才能的社会角色（他仍然认为只有男性的才能需要测试和跟踪），在此过程中并不暗示最有才能的人比其他人更有价值。他不相信教育分类会像可以继承特权的旧制度那样产生对社会优越性或声望的评判。[见Lemann,The Big Test,p.47,以及上文引自科南特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写的一本未出版的书的段落（注18）：James Bryant Conant,What We Are Fighting to Defend,未出版手稿，被收入James B.Conant,Box 30,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科南特的信念是，在不评判他人价值的情况下对人进行分类是有可能的，但这忽略了他帮助建立的精英制度的道德逻辑和心理诉求。支持精英统治而不是世袭贵族统治的主要论据之一是，那些因自身才能而崛起的人已经获得了成功，他们理应得到其才能所带来的回报。按照优绩至上的原则把人分类，与依靠才能赚多少及应该得到什么的判断紧密相关。谁的才华和成就更值得尊崇和认可，都是不可避免的公共判断。

科南特坚信，高等教育应该把权力从世袭的上层阶级转移出去，寻找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这不仅是填补社会必要角色的方式，也是关于现代的、技术先进的社会应该尊崇与奖赏什么样的智力和性格品质的主张。因此，要否认新的分类制度也是分配社会地位和尊重的新基础，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迈克尔·扬《优绩至上的崛起》一书的观点，该书出版于科南特卸任哈佛大学校长几年之后。扬看到了科南特没有看到或拒绝看到的东西，即新的优绩至上为判断谁值得、谁不值得提供了严格的新基础。

那些追随科南特的人，他们帮助实施了高等教育的优绩至上原则，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分类和评判之间的联系。约翰·W.加德纳是某基金会主席，后来在林登·约翰逊政府中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他在1961年出版的《卓越》（Excellence ）一书中表达了新英才统治时代的精神。“我们正在见证，社会对能力强、受过高级培训的男女的态度发生变革。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男性和女性在极其广阔的领域深受欢迎。”不像以前的社会，由少数人管理，因此可以浪费人才，由复杂组织管理的现代技术社会需要不懈地寻找人才，无论这种人才在什么地方都要找到他们。这场“伟大的人才搜寻”的当务之急现在为教育设定了任务——成为“严格的分类过程”。[John W.Gardner,Excellence:Can We Be Equal and Excellent Too?(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61),pp.33,35–36.]

与科南特不同的是，加德纳承认按照优绩至上原则实施的分类有其苛刻之处。“随着教育越来越有效地把聪明的年轻人拉到顶端，对于每个相关的人，这都变成了越来越艰难的筛选过程……对有能力的年轻人来说，学校是机会的黄金大道。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是能力较弱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局限性的舞台。”这就是机会均等的负面影响。高等教育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在没有金钱、社会地位、宗教或种族障碍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抱负走得更远”。但“对那些缺乏必要能力的人来说，这让人痛苦”。[Ibid.,pp.65–66.]

加德纳认为，这种痛苦无法避免，考虑到挑选和培养人才的迫切需要，这种代价也值得付出。他承认，由于一些学生有资格上大学，而另一些学生达不到标准，这种痛苦变得尤为严重。“如果社会根据人们的天赋，有效而公平地对他们进行分类，那么失败者会知道他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是他没有能力做得更好。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剂苦药。”[Ibid.,pp.71–72.]

在扬眼中，洞察到此类负面作用是他反对英才统治的核心理由。但在加德纳眼中，这只是不幸的副作用。“因为大学获得了非凡的声望，”他承认，上大学已经达到决定人生是否成功的程度，“今天，在世人的眼中，上大学实际上已成为取得更高成就的先决条件，因此，在我们创造的虚假价值框架中，上大学成了通往有意义生活的唯一通行证。”加德纳勇敢地指出，“成就不应与人的价值混为一谈”，无论人们的个人成就如何，他们都值得尊重。但他似乎明白，在他帮助建立的英才统治社会中，很少有区分教育成就和社会尊重的空间。[Ibid.,pp.80–81.]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公众心目中，大学教育与个人进步、社会地位上升、市场价值和自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有足够多的美国人认为，一个人必须上大学才能得到尊重和信任，那么完全一致的意见就让这一原则成了现实。[Ibid.,p.82.]

几年后，耶鲁大学校长小金曼·布鲁斯特也承认，按照成绩对学生进行分类与把大学录取变成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标志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布鲁斯特把耶鲁大学带入了实施优绩至上原则的时代，他想要把录取标准调整到更少取决于家族遗产，更多取决于学术才华，但遭到了董事会中重要成员的抵制。到1966年，耶鲁大学采用了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的招生方式，这意味着在录取学生时不考虑他们的财务状况，并且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布鲁斯特敏锐而富有洞察力地指出，新政策不仅能让耶鲁大学吸引来自普通家庭的优秀学生，也会增加耶鲁大学对富家子弟的吸引力，一所大学因按照学生的成绩而不是他们的财富来录取学生而闻名，这样的大学对富家子弟会有更大的吸引力。他写道：“现在录取不再与钱包相关，感觉到大学是按照才能而不是根据某种含糊不清的所谓‘背景’做出决定的，这会让被录取的富家子弟感到更自豪。”[Brewster quoted in Geoffrey Kabaservice,“The Birth of a New Institution,”Yale Alumni Magazine,December 1999]

过去，人们以把孩子送到能与上流社会的贵族交往的地方为荣；现在，人们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象征他们有卓越才能的地方为荣。

向择优录取的转变提高了能够吸引最优秀学生的大学的声望。声望通常是由被大学录取的学生的SAT平均成绩来衡量的，而且反常的是，也是由它们能够拒绝的申请人数量来衡量的。大学排名越来越多地依据其淘汰申请者的比例，而录取难度越高，学生反而越踊跃地申请。

20世纪60年代以前，准备上大学的学生通常在离家近的地方注册入学。因此，学术能力出色的学生广泛分布在各地高校中。但随着优绩至上原则重新塑造了高等教育，大学的选择变得更具战略性。学生们，尤其是那些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开始挑选可能录取自己的录取难度最高的大学。[Caroline M.Hoxby,“The Changing Selectivity of American Colleg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no.4(Fall 2009),pp.95–118.]

研究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家卡罗琳·M.霍克斯比把这一趋势称为高等教育的重新分类。录取难度高的大学与录取难度低的大学之间的差距扩大了。SAT分数高的学生与其他高分学生一起挤着要进少数几所大学，大学录取变成了一场赢家通吃的竞争。尽管许多人认为如今进入大学比过去更难，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大多数高校录取申请学生的比例很高，大多数申请人都能被录取。[Ibid.关于大多数大学的高录取率，见Drew Desilver,“A Majority of U.S.Colleges Admit Most Students Who Apply,”Pew Research Center,April 9,2019]

近几十年来，只有一小部分名牌大学的录取率大幅下降。这些高校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位置，并引发了入学狂潮，这一狂潮让来自富裕家庭的即将上大学的孩子们在青少年时期备受摧残。1972年，重新分类的招生录取规则已经在实施中，斯坦福大学录取了1/3的申请人。如今，这一比例还不到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988年接受了大多数（54%）人的申请，现在只接受了9%。芝加哥大学的录取率急剧下降，从1993年的77%降至2019年的6%。[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录取率为32%。Doyle McManus,“Report Shows Admission Preference,”Stanford Daily,October 23,1973]

46所高校现在的录取率不到20%，这些学校中有几所是那些父母卷入2019年大学招生丑闻的学生的理想就读地。只有4%的美国本科生就读于这些对学生极其挑剔的大学。超过80%的学生就读的学校录取学生的比例在一半以上。[Drew Desilver,“A Majority of U.S.Colleges Admit Most Students Who Apply,”Pew Research Center.]

在过去50年里，高分学生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录取难度高的大学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重新分类？霍克斯比给出了经济学上的解释：较低的交通成本让学生们更容易前往离家较远的大学，而较低的信息成本让学生们更容易了解自己的SAT成绩与其他学生相比如何。此外，最著名的大学在每个学生的教育上花费更多，所以对于那些能够进入的人，在这样的地方上学是对个人“人力资本”的可靠投资，甚至考虑到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大学基金的预期捐赠，也是如此。[Hoxby,“The Changing Selectivity of American Colleges.”]

但是，这种重新分类与高等教育的优绩至上转型同时发生，这一事实表明了存在进一步的解释：录取难度高的大学之所以变得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因为名校站在了新兴的精英等级制度的顶端。在父母的鼓励下，雄心勃勃、家境殷实的学生们纷纷涌入名校校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想和有学术天赋的学生一起学习，也是因为这些大学赋予了精英教育最大的声望。上一所录取难度高的大学所带来的荣誉不仅仅是炫耀的资本，还会在毕业后带来就业机会。这主要不是因为雇主认为学生在名牌大学学到的东西比在录取难度不那么高的学校多，而是因为雇主相信这些大学的分类功能，并重视其授予的精英荣誉。[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pp.138–42,drawing upon Lauren A.Rivera,Pedigree: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受伤的赢家

高等教育实施赢家通吃的重新分类实不可取，原因有二。首先，高等教育加剧了不平等，因为在赢家通吃的选拔竞赛中表现最好的大学通常是那些富有学生比例最高的大学。其次，这对获胜者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不像过去的世袭精英，他们在没有碰到太多麻烦的情况下就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新的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是经过艰苦努力才赢得自己的位置的。

尽管新的精英阶层现在已经呈现世袭的一面，但并不能保证英才统治特权一定能够传承下去。能否传承下去的关键在于能否“走进大学校园”。这让优绩至上原则的成功在道德心理上陷入了自相矛盾。考虑到富家子弟在精英校园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历史来看，分类的结果几乎都是注定的。但对于那些在入学奋斗中处于高度竞争状态的人，除了个人努力和成就，不可能把成功看作其他任何东西。这是一种立场，分类机制让胜利者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凭努力获得的，是靠自己争取的。可以批评这种信念为优绩至上的傲慢，优绩至上观念过度地把成果归因于个人的努力，而忽略了把努力转化为成功的各种有利条件。但这种信念也有辛酸之处，因为精英是在痛苦中锻造而成的——精英遴选的奋斗对年轻人施加的严格要求是对灵魂的摧残。

富有的父母能够给他们的孩子有力的推动，以争取使其进入名牌大学，但代价往往是把他们的高中时光变成充满压力和焦虑、让他们睡眠不足的大学预修课程、备考辅导、体育训练、舞蹈和音乐课，以及大量的课外活动和公共服务活动，这些活动往往是在私人招生顾问的建议和指导下开展的，这些顾问的费用可能超过耶鲁大学四年的学费。一些顾问还会建议父母为孩子找人开具残疾诊断证明，以让孩子在标准化考试中获得额外的加时。（在康涅狄格州郊外的一个富人区，18%的学生得到患有残疾的诊断，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6倍多。）另有一些顾问专门设计定制的暑期国外旅行计划，旨在为大学申请论文提供令人信服的素材。[Dana Goldstein and Jugal K.Patel,“Extra Time on Tests?It Helps to Have Cash,”The New York Times,July 30,2019]

优绩至上教育的军备竞赛让竞争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并让富有的父母能够把他们的特权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种传递特权的方式更加令人反感。对于那些缺乏有利条件的人，这显然不公平；对于因装备不足而被绊住的孩子，这更形同压迫。精英教育的遴选斗争催生了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文化，这种教育文化以追求成就为导向，一意孤行地全方位挤压。直升机式育儿的兴起与优绩至上教育竞争加剧的几十年相伴而行。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parent”（父母）作为动词使用就变得普遍起来，当时，让孩子为学业成功做好准备的需要被视为父母的紧迫责任。[“parent,v.”OED Onl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cember 2019]

1976—2012年，美国父母花在辅导孩子功课上的时间增加了5倍多[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Love,Money & Parenting: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p.57.]。随着精英大学录取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充满焦虑的、侵入性的养育方式成了常见的痛苦。2009年《时代周刊》的一篇封面故事敲响了警钟：“反对过度养育的理由：为什么是时候让妈妈和爸爸放弃控制了。”《时代周刊》指出，人们变得“对孩子的成功如此着迷，以至于养育子女已经变成产品开发”。管理童年的征程现在很早就开始了。“在6～8岁的孩子中，自由的游戏时间从1981年到1997年减少了25%，而家庭作业增加了不止一倍。” [Nancy Gibbs,“Can These Parents Be Saved?,”Time,November 10,2009.]

在一项有趣的研究中，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为直升机式育儿的兴起做出了经济学上的解释，他们把“直升机式育儿”界定为“在过去30年里变得普遍的高度参与、时间密集、全程控制的育儿方法”。他们认为，这样的养育方式是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教育回报增加的理性回应。尽管近几十年来，在许多社会中，高强度育儿的现象有所增加，但在美国和韩国等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地方，这种现象最为明显，而在瑞典和日本等不平等现象不那么严重的国家，这种现象则不那么普遍。[Doepke and Zilibotti,Love,Money & Parenting,pp.51,54–58,67–104.]

尽管这可能是可以理解的，但父母为了追求精英竞赛上的成功，急于全面掌管孩子的生活，已经对孩子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尤其是对上大学前的孩子。21世纪初，在加州旧金山郊外的一个富人区马林县治疗年轻人的心理学家马德琳·莱文注意到，许多来自富裕家庭、表面上很成功的青少年其实非常不快乐，与外界脱节，缺乏独立性。“拂开表面，他们中的许多人……沮丧、焦虑、愤怒……他们过度依赖父母、老师、教练和同伴的意见，并且经常依赖他人——不仅要给困难的任务铺平道路，还要使日常生活顺利进行。”莱文开始意识到，富裕家庭除了让这些年轻人远离生活中的困难，家境富裕和父母高度参与反过来也是造成他们不快乐和陷于脆弱的原因。[Madeline Levine,The Price of Privilege:How Parental Pressure and Material Advantage Are Creating a Generation of Disconnected and Unhappy Kids(New York:HarperCollins,2006),pp.5–7.]

在《特权的代价》（The Price of Privilege ）一书中，莱文描述了她看到的“特权青年心理健康流行病”。传统上，心理学家认为城市中心的弱势阶层孩子是“高危”青少年，他们“在严酷无情的环境中成长”[Ibid.,pp.16–17.]。莱文并不否认这些青少年的困境，但她观察到，美国新的风险群体是来自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的青少年。

尽管他们拥有经济和社会优势，但在美国所有的青少年群体中，他们患抑郁症、滥用药物、患焦虑症、患躯体疾病和感到不快乐的比例最高。当研究人员对比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孩子时，他们发现最有问题的青少年通常来自富裕家庭。[Ibid.，引用了苏尼娅·S.卢瑟的研究。]

莱文引用了苏尼娅·S.卢瑟的研究，卢瑟在该研究中记录道，“中上阶层的青少年在通往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和高薪职业的道路上”，比其他青少年遭受情绪困扰的比例更高，这种模式在他们进入大学后仍在继续。与普通人群相比，全日制大学生达到药物滥用或药物依赖诊断标准的可能性高约1.5倍（23%vs 9%），而且有一半的全日制大学生表明自己有酗酒及滥用非法药物或滥用处方药物的行为。[Suniya S.Luthar,Samuel H.Barkin,and Elizabeth J.Crossman,“‘I Can,Therefore I Must’:Fragility in the Upper Middle Classes,”Development & Psychopathology 25,November 2013,pp.1529–49]

是什么导致了富裕家庭的年轻人遭受过度的情绪困扰？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与优绩至上竞争的逼迫——马上执行、取得成绩、追求成功的无情压力——有关。卢瑟写道：“对于孩子和父母，几乎不可能忽视从他们早年开始就无处不在的信息：通往终极幸福——拥有金钱——的道路只有一条，而这条路就始于进入名牌大学。”[Ibid.,see also Levine,The Price of Privilege,pp.21,28–29.]

那些在精英遴选的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人，虽然得胜了，但也受到了打击。我在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跳钢圈的习惯很难改掉。许多人仍然觉得自己很有动力去奋斗，结果他们发现很难利用大学时光去思考、探索和批判性地反思自己是谁，什么是值得关心的。与心理健康问题做斗争的人数量惊人。遭受精英教育考验的心理代价并不局限于常春藤联盟高校。近期对美国100多所大学的67000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学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包括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的上升。在过去一年里，每五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有自杀的念头，每四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或接受过治疗。[Laura Krantz,“1-in-5 College Students Say They Thought of Suicide,”The Boston Globe,September 7,2018,报告结果来自Cindy H.Liu,Courtney Stevens,Sylvia H.M.Wong,Miwa Yasui,and Justin A.Chen,“The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Mental Health Diagnoses and Suicide Among U.S.College Students:Implications for Addressing Disparities in Service Use,”Depression & Anxiety,September 6,2018]2000—2017年，年轻人（20～24岁）的自杀率上升了36%。现在死于自杀的人比死于他杀的人多。[Sally C.Curtin and Melonie Heron,“Death Rates Due to Suicide and Homicide Among Persons Aged 10–24:United States,2000–2017,”NCHS Data Brief,No.352,October 2019]

除了这些临床症状，心理学家还发现了困扰这一代大学生的不易察觉的苦恼：“隐秘的完美主义流行病。”多年来的焦虑奋斗让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感变得脆弱，为成绩所左右，容易受到父母、老师、招生委员会，最终是他们自己的严格评判。该研究的作者托马斯·柯伦和安德鲁·P.希尔写道：“在用表现、地位和形象来定义一个人的用处和价值的世界里，完美自我的理想尽管是非理性的，却已经变成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甚至是必要的东西。”在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4万多名大学生的调查中，作者报告称，1989—2016年，完美主义急剧增强，其中与社会和父母期望有关的完美主义态度增加了32%[Thomas Curran and Andrew P.Hill,“Perfectionism Is Increasing Over Time:A MetaAnalysis of Birth Cohort Differences from 1989 to 2016,”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5(2019),pp.410–29]。完美主义是伴随优绩至上而生的典型弊病。在年轻人“受到学校、大学和工作场所的无情分类、筛选和排名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优绩制把对奋斗、表现和成就的强烈需求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Curran and Hill,“Perfectionism Is Increasing Over Time,”p.413.]。达到有所成就这一目标的成败，逐渐被用来界定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与优劣。

那些管理精英筛选机器的杠杆和滑轮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机制的人力成本。哈佛大学的招生人员在一篇诚实而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谈到了职业倦怠的风险，他们担心，那些在高中和大学里取得了亮眼成绩的人，最终会成为“集中训练营里浑浑噩噩的幸存者”。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2000年，作为警示，至今仍被挂在哈佛大学的招生网站上。

继续跳钢圈

精英大学的入学政策助长和奖赏了其对成绩的狂热，以至于当学生进入校园时，他们几乎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扭转这种狂热。分类和竞争的本能侵入了大学生活，学生们重新演绎了接受和拒绝的仪式。有个例子：哈佛大学有400多个课外俱乐部和组织。有些社团，如管弦乐队和大学足球队，需要特定能力，因此实施选拔就很正当。但今天，“比拼”或竞争加入学生组织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无论这些社团是否需要特殊技能。比拼文化日益极端，结果一些学生在大一的时候就要去修读“遭拒101次”（Rejection 101）课程，这门课程专门讲授如何应对比赛未能晋级的失望。[Lucy Wang,“Comping Harvard,”The Harvard Crimson,November 2,2017]

就像大学本身一样，学生组织也在吹嘘它们的低录取率。哈佛学院咨询小组（Harvard College Consulting Group）自称哈佛校园里最挑剔的职前学生组织，录取率低于12%。组织新生迎新周和举办校园巡游的深红钥匙社（Crimson Key Society）也宣传其申请难度高，只有11.5%的申请人能通过选拔。“我们不想随便让某个人来到游客面前。”该社团的负责人解释说。但对人才的需求似乎不如再现精英竞争中的冲刺与受创的冲动那么迫切。一名一年级学生告诉《哈佛深红报》：“你跳过了进入哈佛的大钢圈，然后你只想跳过更多，让肾上腺素水平再次上升。”[Wang,“Comping Harvard.”]

比拼文化的兴起，说明了大学教育正在转变为一种为培养具有竞争力的精英而进行的基础培训，变成了“自我包装”和申请职位的教育。这反过来又反映了高等院校的角色发生了更广泛的转变：高校的资格认证功能开始膨胀，甚至要压倒其教育功能。分类和争先，挤走了教和学。大学院长和校长助长了这种倾向，他们似乎很谦虚地说，学生们在课外学到的东西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多。这可能意味着（也许过去就意味着）学生是通过对课程和阅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持续的讨论，从同学那里学习知识的。但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指建立人际关系网。

与比拼和关系网络密切相关的是对分数的痴迷。尽管我无法证明，近几十年来学生对分数的痴迷有所加剧，但感觉确实如此。2012年，在人们记忆中最大的常春藤联盟高校作弊丑闻中，大约70名学生因在课后考试中作弊而被迫从哈佛大学退学[Richard Pérez-Peña,“Students Disciplined in Harvard Scandal,”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2013]。2017年，哈佛学院的荣誉委员会办公室摆满了学术不端的案卷，因为60多名“计算机科学导论”课程的学生受到可能作弊的指控[Hannah Natanson,“More Than 60 Fall CS50 Enrollees Faced Academic Dishonesty Charges,”The Harvard Crimson,May 3,2017]。但作弊并不是分数强迫症的唯一表现。在一所知名的法学院，教师们接到通知，不要告诉学生上一学期的成绩何时公布，因为经验表明提前通知这一重大事件会引起太多的焦虑。现在，分数发布时间也要精心安排，以方便苦恼的学生寻求咨询服务的帮助。

傲慢与羞辱

当科南特把哈佛大学和高等院校的任务设定为对美国人进行测试和分类时，我怀疑他没有想到这个项目会引发无情的精英竞争。今天，高等院校作为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已经根深蒂固，在人们心目中很难想象还有其他选择。但现在是想一想的时候了。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修复特权阶层受损的心理，也是为了修复精英分类所产生的两极分化的公民生活。

要想拆除科南特启动的分类机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优绩至上的社会制度同时在两个方向上施加其暴政。在那些处于顶端的人中，分类机制会引发焦虑、让人身心俱疲的完美主义及优绩至上的傲慢，这种傲慢努力地掩盖脆弱的自尊。在分类机器筛选掉的那些人中，这又强加了令人沮丧甚至具有羞辱性的失败感。

这两个方向的暴政有共同的道德来源——始终不渝的优绩至上信念，即我们作为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部责任：如果我们成功了，那要归功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失败了，那我们只能怪自己。尽管看起来鼓舞人心，但这种关于个人责任的强烈观念，导致我们很难唤起团结和对彼此负有义务的意识，而这种意识让我们有能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如果认为高等教育是造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收入和社会尊重不平等的唯一原因，那就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当代政治的技术官僚转向及民主制度的寡头垄断都是同谋。在第7章中，我会转向探讨全球化经济中的工作这一棘手问题，在此之前，值得考虑的是，可以做些什么来减轻精英分类的严酷影响，而且是从两个方向来做：既关心精英分类给那些被筛选为胜利者的人造成的创伤，也关心精英分类给那些被标记为失败者的人带来的羞辱感。

首先考虑一下改革大学录取制度的温和建议，哪怕只是为了说明我们可以如何开始缓解分类和拼命奋斗的恶性循环。

合格人员抽签

有个改革方法，就是减少对SAT的依赖，取消对校友子弟、运动员和捐赠人子女的照顾，从而增加普通人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2014年取消了余荫录取。Ronald J.Daniels,“Why We Ended Legacy Admissions at Johns Hopkins,”The Atlantic,January 18,2020]。尽管这样的改革会让制度变得不那么不公平，但此类改革并没有想要改变高等院校作为分类机器的定位，即其作用是寻找人才，并把机会和奖励分配给那些拥有才能的人。但分类机制本身就是问题。让英才统治变得更真实，就会让它变得更根深蒂固。

因此，不妨考虑一下：每年有4万多名学生申请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提供的大约2000个名额。招生人员告诉我们，很多申请人都有资格在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学习，而且会学得很好。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几十所优秀的高等院校，这些大学吸引了比他们所能接收的多得多的合格申请人。（2017年，美国87所高校的录取率不到30%。）[据以计算的数据来源是Desilver,“A Majority of U.S.Colleges Admit Most Students Who Apply,”Pew Research Center。]早在1960年，当申请人数不那么令人望而生畏时，耶鲁大学招生委员会的一位资深委员就说过：“你有时会有种心烦的感觉，觉得自己可以接受所有的申请……你可以把这些申请文件扔下楼，随便拿起一千份，然后产生一届和委员会会议上产生的一样好的学生。”[Katharine T.Kinkead,How an Ivy League College Decides on Admissions(New York:W.W.Norton,1961),p.69.]

我的提案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在4万多名申请人中，淘汰那些不可能在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茁壮成长、没有资格表现出色并为同学的教育做出贡献的人。这会给招生委员会留下比如30000名合格的竞争者，或25000名，抑或是20000名。这样做不是想要预测这些人中谁最值得奖赏，这是极其困难和不确定的任务，而是采取抽签的办法选择哪些人最后入选。换句话说，就是把合格申请人的文件夹扔下楼，拿起2000个，然后就此打住。[近几十年来，许多人提出了招生抽签的建议。其中一位是罗伯特·保罗·沃尔夫，他在1964年提出将高中生随机分配到大学。Wolff,“The College as Rat-Race:Admissions and Anxieties,”Dissent,Winter 1964;Barry Schwartz,“Top Colleges Should Select Randomly from a Pool of‘Good Enough,’”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February 25,2005;Peter Stone,“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by the Luck of the Draw,”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7,August 2013;Lani Guinier,“Admissions Rituals as Political Acts:Guardians at the Gates of Our Democratic Ideals,”Harvard Law Review 117(November 2003),pp.218–19.有关随机选择的讨论，我受益于Charles Petersen,“Meritocracy in America,1930–2000”(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2020)。]

这项建议并没有完全忽视成绩：只有那些合格的人才能被录取。这项建议把成绩视为门槛资格，而不是达到最大化的理想[关于将成绩作为资格门槛的概念，我要感谢在我的本科生研讨会“优绩至上论及其批评者”上与丹尼尔·马科维茨和学生们的一次谈话。]。首先，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更明智。即使是最聪明的招生人员也无法精确地评估18岁的学生最终会做出哪些真正杰出的贡献，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尽管我们重视人才，但在大学招生的背景下，这个概念相当模糊而空泛。也许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发现一个数学天才，但一般来说，甄别天赋是更复杂、更难以预测的事情。

想一想，要评估越发严格界定的才能和技能是多么困难。诺兰·莱恩是棒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投手之一，保持着最多的三振出局纪录，并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入选棒球名人堂。他在18岁的时候参加棒球选秀，直到第12轮才有球队签下他。在球队选中他之前，球队选择了其他294名看起来更有前途的球员[Andrew Simon,“These Are the Best Late-Round Picks in Draft History,”MLB News,June 8,2016]。汤姆·布雷迪是橄榄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之一，到第199顺位才有球队选他[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draft,2000]。即使是像投棒球或橄榄球这样的有限天赋也很难准确预测，该有多么愚蠢才会认为可以很好地预测对社会或未来某个领域产生广泛而重大影响的能力，才会认为足以证明对前程远大的高中三年级学生做精细排名很合理。

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对有资格的人进行抽签，是为了打击优绩的专横。设置资格门槛，让机会来决定其余的人，这会让高中时代恢复一些理智，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生们所处的困境，学生们追求完美、填塞简历的经历已经成为扼杀灵魂的梦魇。这样做还能削弱精英阶层的傲慢，因为这清楚地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那些登上顶峰的人都不是靠自己，而应把好运归功于家庭环境和天赋，这在道德上类似于抽签的运气。

我可以想象至少有四种反对意见。

1.学业质量会变成什么样？

这取决于设置正确的阈值。我有预感，至少对于排名前六十或八十的高校，课堂讨论的质量和学业表现不会有明显的不同。我的预感可能是错的，但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找到答案。从一个实验开始：采用现有的制度录取一半的学生，采取抽签的方式录取另一半合格的学生，然后比较他们在毕业时的学习成绩（以及几年后的职业成就）。实际上，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差点儿尝试了这项实验，但由于招生办主任反对，该计划被取消了。[Petersen的“Meritocracy in America,1930–2000”在档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斯坦福实验的建议。]

2.多样性怎么办？

原则上，可以对抽签做出调整，以确保学校认为具有吸引力的任何特定方面的多样性，方法是为每个符合特定要求的学生分配两张或三张彩票。这可以在不放弃机会的情况下产生所需的多样性。还值得考虑的变化有：为了抵消目前实行的精英录取制度的世代传递倾向，大学可以在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申请人中首先录取一定数量的合格申请人，然后再抽签。

3.校友子弟和捐赠人子女怎么办？

理想的情况是，大学应该停止优先录取校友子弟。但对于希望继续这样做的大学，如果学校认为有必要，他们可以给每位校友子弟两张或者更多彩票，而不是一张（与上述多样性类别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达到目前的余荫录取率，一些学校会不得不给每位校友子弟签发五张或六张彩票。这至少会让他们赋予有特权孩子的优势变得生动起来，或许还会引发关于这种照顾是否应该继续的辩论。

对非校友大额捐赠人子女的偏袒也应消除。但是，如果大学不能拒绝出售一些入学名额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可以简单地留出一些名额进行拍卖或直接出售。这是更诚实的方式，承认一些大学目前在成绩的掩护下做出的妥协。正如现行制度一样，接受买位人士的身份不会公开，但最少他们不会再购买虚假的卓越才能光环。

4.抽签录取会让选拔变得不那么有意义，从而削弱顶尖高校的声望吗？

是的，很可能。但这真的能作为反对的理由吗？除非你相信近几十年来由声望驱动的高等院校重新分类已经提高了教育和学习的质量。但这非常值得怀疑。把全美范围更多大学中的高分学生吸引到更小的过度选拔名额的圈子中，加剧了不平等，但对改善教育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英才选拔分类所带来的焦虑奋斗和比拼跳钢圈，导致学生更难接纳人文教育的探索特征。选拔分类及声望宣传的缩减是抽签制度的优点，而不是缺点。

如果相当数量的精英大学开始采取抽签方式录取合格的学生，他们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高中阶段的压力。即将上大学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会意识到，除了展现在大学水平的课程中表现出色的能力，学生们不再需要把他们的青春期投入旨在给招生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活动和成绩的军备竞赛。直升机式育儿可能会减少，这对父母和孩子的情感健康都有好处。如果没有功名战场的伤痕，年轻人在进入大学后可能不那么容易去处处比拼，而更愿意进行个人的和智力上的探索。

这些变化会减轻优绩暴政对获胜者造成的损害。但对其他人呢？只有大约20%的高中毕业生卷入进入名牌大学的狂热。80%的人上的是竞争力较弱的大学，或者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或者根本不上大学。在他们眼中，优绩暴政并不是一场扼杀灵魂的入学竞争，而是令人沮丧的工作世界，优绩至上为那些缺乏精英证书的人提供的仅仅是微薄的经济回报和极少的社会尊重。

拆掉分类机器

充分的应对措施需要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应该通过降低高分院校录取的风险，来削弱精英分类机器。更广泛地说，我们应该弄清楚如何让生活中的成功更少依赖于拥有大学文凭。

尊重工作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从认真对待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培训开始，这些学习和培训为人们从事工作做好了准备。这意味着要扭转公立高等教育的衰退，克服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忽视，打破四年制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资金和声望方面的“陡峭”区别。

在高等教育中减少精英选拔分类有一大障碍：至少在美国，大部分高等教育是由私立大学提供的。然而，这些机构尽管是私立的，却依赖于大量的联邦资金，特别是对学生的经济资助和对研究项目的资助。有些私立大学获得了金额巨大的捐赠，这些捐赠收入传统上是免税的。（2017年通过的共和党税收法案对少数富裕大学的捐赠收入开始征税。）[Sarah Waldeck,“A New Tax on Bi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ndowments Is Sending Higher Education a Message,”The Conversation,August 27,2019,theconversation.com/a-new-tax-on-big-college-and-university-endowments-is-sending-higher education-a-message-120063.]原则上，联邦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杠杆要求私立大学扩大招生，录取更多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甚至采用我们提议的某种形式的抽签方式招生。[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丹尼尔·马科维茨建议，私立大学捐赠收入的免税地位应以增加学生群体的阶级多样性为条件，理想的做法是扩大招生。Markovits,The Meritocracy Trap(New York:Penguin Press,2019),pp.277–78.]

然而，这些措施本身不太可能降低进入任何一所重点大学的难度。更重要的措施是扩大进入四年制公立大学的机会，并加大对社区学院、技术和职业教育以及职业培训的支持力度。毕竟，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在这些教育环境中学习体面生活所需的技能的。

近几十年来，政府对州立大学的拨款减少了，学费却增加了，结果这些机构的公共性质遭到了质疑[Michael Mitchell,Michael Leachman,and Matt Saenz,“Stat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uts Have Pushed Costs to Students,Worsened Inequality,”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October 24,2019]。1987年，公立大学从每个学生那里获得的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是学费收入的3倍。但随着政府资助减少，学费上涨了。到2013年，公立高等院校从学费中获得的收入与从国家和地方支持中获得的收入变得一样多。[Jillian Berman,“State Colleges Receive the Same Amount of Funding from Tuition as from State Governments,”MarketWatch,March 25,2017,引用了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彼得·辛里奇斯的分析]

许多排名靠前的公立大学现在只是名义上属于公立[Andrew Delbanco,College:What It Was,Is,and Should B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114.]。例如，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只有14%的预算来自州政府拨款[Budget in Brief,Budget Report 2018–2019,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p.3]。在弗吉尼亚大学，州政府拨款仅占其预算的10%[“The State of the University:Q&A with President Teresa Sullivan,”Virginia,Summer 2011]。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州政府拨款占其预算的47%；现在，这一数字只有11%。同时，来自学费的份额增加了4倍多。[这些数字不包括来自产生石油和天然气营收的捐赠基金的收入。学杂费所占比例从1984—1985年的5%上升到2018—2019年的22%。]

随着财政支持的减少和学费的上涨，学生的债务飙升。今天这一代学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在过去的15年里，学生贷款债务总额增加了5倍多。到2020年，这一数额超过了1.5万亿美元。[Nigel Chiwaya,“The Five Charts Show How Bad the Student Loan Debt Situation Is,”NBC News,April 24,2019]

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与对技术和职业培训的支持之间的差距，是大学财政向精英倾斜的最明显迹象。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展示了这种惊人的差异：

把花在就业和培训上的少量资金与以助学金、贷款和税收抵免形式花在高等教育上的资金进行对比，在2014—2015学年，总计1620亿美元用于帮助人们上大学。同时，教育部每年在职业和技术教育上花费约11亿美元。[Isabel 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An Economic Agenda for a Divided Na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p.114.]

索希尔补充说，即使把职业和技术教育基金与帮助失业工人找到新工作的支出结合起来，“我们每年在这些与工作相关的项目上的联邦支出也只有200亿美元”。[Ibid.]

美国在工人培训或再培训上的花费，不仅仅与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花费相比显得很少，与其他国家的同类支出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经济学家们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描述政府帮助工人掌握就业市场所需技能的计划。这样的政策回应了劳动力市场自身运转不畅的事实，通常需要培训和安置计划来帮助工人找到适合他们技能的工作。索希尔指出，经济发达国家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项目上平均花费GDP的0.5%。法国、芬兰、瑞典和丹麦在这些项目上的花费超过GDP的1%，美国只花了大约0.1%——比它花在监狱上的钱还少。[Ibid.,pp.111–113.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美国人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漠不关心可能反映了市场的信念，即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供给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力而言）会自动保持平衡。但这也反映了精英教育的理念，即高等教育是获得机会的主要途径。“美国忽视了就业和培训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索希尔写道，“重点一直放在资助高等教育上。这似乎基于每个人都需要上大学的假设。”[Ibid.,p.113.]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大约1/3的美国人获得了学士学位。对其他人来说，获得薪水可观的工作主要靠我们不幸忽视的教育和培训形式。尽管四年制大学文凭极具吸引力，但优绩至上信念坚持认为这样的学历是通往成功的大门，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导致我们无法认真对待大多数人的教育需求。这种忽视不仅损害了经济，也体现了对工人阶级所做工作的不尊重。

社会尊重的等级阶梯

修复分类机器造成的损坏，不仅需要增加就业培训的资金，也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可以考虑的办法是开始打破社会尊重的等级阶梯，这种制度赋予名牌大学的学生比社区学院或技术和职业培训项目的学生更高的荣誉和声望。学习成为水管工、电工或牙科保健员，也应该被视为对公共利益的宝贵贡献，而不是对那些SAT分数不够或经济能力不足而无法进入常春藤联盟高校的人发放的安慰奖。

高等教育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开宣称的更高目标：不仅让学生为工作世界做好准备，而且让他们成为具备道德反思能力的人和务实的民主社会公民，能够思考公共利益。我在大学教授道德和政治哲学，我当然相信道德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要假设四年制大学已经或应该垄断这一使命呢？教育公民践行民主这样更宽广的教育观念可以防止把公民教育隔离在大学之内。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精英大学在这项任务上做得并不好[虽然这是个人的、印象主义的观察，但我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参见Delbanco,College:What It Was,Is,and Should Be;Anthony T.Kronman,Education’s End: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William Deresiewicz,Excellent Sheep: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New York:Free Press,2014)。]。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很少把课程重点放在道德和公民教育上，或者放在历史研究上，这类课程本来可以培养学生在充分了解后对公共事务做出务实判断的能力。据说是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地位日增，加上狭窄的、高度专业化的课程涌现，那些让学生接触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大问题，并引导他们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的课程几乎没有立足的空间。

当然也有例外，许多大学要求学生学习一些涉及伦理或公民主题的课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一流高校更擅长灌输技术官僚化的技能和导向，而不是推理和思考基本道德和公民问题的能力。这种对技术官僚化的技能与导向的强调可能导致了过去两代统治精英的失败，也导致了公共话语的道德贫乏。

但是，即使我对精英大学的道德和公民教育状况的评价过于苛刻，也没有理由认为四年制大学应该是道德推理和公民辩论课程的唯一设置。可以说，大学之外的公民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

存在令人向往的先例：美国最早的重要工会劳动骑士团要求在工厂设立阅览室，以便工人能够了解公共事务。这一要求源于共和主义传统，该传统认为公民学习应植根于工作世界。[Michael J.Sandel,Democracy’s Discontent: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68–200.]

正如文化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所观察到的，19世纪访问美国的外国游客对美国广泛的平等境况大感意外。他们的意思既不是财富的平等分配，也不是晋升的机会，而是思想和判断的独立，让所有公民处于大致平等的地位：

公民身份似乎让社会中地位较低的人也能接触到其他地方为特权阶层保留的知识和文化……劳动对总体福祉的贡献既体现在精神上，也体现在肌肉上。据说，美国机械师“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而是开明的、善于思考的人，他们不仅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双手，而且熟悉机械原理”。机械学杂志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个主题。[Christopher Lasch,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5),pp.59–60.]

拉什提出了更广泛的观点：19世纪美国社会的平等主义特征与其说是社会流动性，不如说是智力和学习在所有阶层和职业中的普遍传播[Ibid.,pp.55–79.]。这就是精英分类所破坏的那种平等。精英分类想要把智力和学习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堡垒中，并保证开展公平竞争让人进入堡垒。但是，这种分配学习机会的方式损害了劳动者的尊严，破坏了公共利益。公民教育可以在社区学院、职业培训场所、工会大厅及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校园里蓬勃发展。没有理由认为有抱负的护士和管道工比有抱负的管理顾问更不适合民主辩论的艺术。

矫正精英的傲慢

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理应获得我们得到的东西，这种观念最有力的对手是认为我们的命运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无论是我们的成功还是挫折都源自上帝的恩典，或命运的变幻莫测，或抽签的运气。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看到的，清教徒发现，彻底的恩典伦理几乎不可能维持。生活在这样一种信念中，即我们无法决定我们是否会在来世得救或在今生成功，这与自由的理念和我们得到自己应得的这一信念是难以调和的。这就是为什么才能往往会驱逐恩典；或早或晚，成功人士都会断言，并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的功劳，而那些失败的人不如他们有价值。

但即使是在胜利的时候，精英信念也没有带来其所承诺的自我掌控，也不能提供团结的基础。对失败者吝啬，对成功者进行压迫，优绩至上变成了暴政。当优绩至上变成了暴政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其老对手来予以控制。这就是在生活的一个小领域里，招生抽签想要做的事情：召唤机会来矫正精英的傲慢。

当我反思优绩至上对争强好胜的富家子弟施加的暴政时，我想起了自己十几岁时的两次经历。

20世纪60年代末，在加州宝马山花园我上过的公立初中和高中里，学校逐渐热衷于把学生分类并实施跟踪管理。学校实施的跟踪管理非常严格，尽管在我所就读的高中大约有2300名学生，但我发现自己始终与排名靠前的三四十名学生为伍（一起学习）。我读八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把跟踪管理做到了极致。这门课可能是代数或几何，我记不清了，但我至今记得座位的安排。六排中有三排是所谓的优等生排，学生们按照平均成绩的精确顺序就座，这意味着座位分配随着每次考试或测验而改变。更具戏剧性的是，老师会在发回每个评分练习之前宣布新的座位安排。我的数学成绩很好，但不是最好的。我通常在第二个座位和第四个或第五个座位之间移动。一名叫凯伊的女孩是个数学天才，几乎总是坐在第一个座位上。

当时，作为14岁的孩子，我认为这就是学校的运作方式。你学得越好，你的排名就越靠前。每个人都知道谁是数学最好的学生，谁在这个或那个测验中获胜或失败。虽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优绩至上管理。

当我们升到十年级的时候，跟踪管理和排名已经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大多数成绩优秀的学生都对成绩着迷，不仅是对自己的成绩，对他人的成绩也是如此。我们竞争激烈，结果我们对分数的全神贯注差点儿淹没我们的求知欲。

我读十年级时的生物老师法纳姆先生是个打着领结的怪人，常常可以在他的教室里看到蛇、蝾螈、鱼、老鼠或其他有趣的野生动物，他发觉了这种困扰。有一天，他给我们做了个小测验，让我们拿出一张纸，写下数字1～15，然后回答对或错。当学生抱怨他没有给我们任何问题时，他告诉我们为每个问题想一则陈述，并写下这个问题是真的还是假的。学生们焦急地询问，这种随意的测验是否会被评分，是否算数。“是的，当然要算。”他说。

当时，我发现这是个有趣也或许有些古怪的课堂玩笑。但回想起来，我看到法纳姆先生正想要以他的方式抵制优绩至上的暴政。他想让我们在学校的分类管理和拼命竞争中退后一步，让我们赞叹“蝾螈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