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且先把《金瓶梅》的缺点提出来，说清楚了，做一些心理上的准备。

书的文字不很匀一，并不是每章都好。开头和结尾比中间差得多。小说是从《水浒传》中潘金莲和西门庆私通的故事衍生出来的，开始时整段整段地袭用《水浒传》，写起来并不比《水浒传》高明。（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潘金莲的故事是《水浒传》中了不起的艺术成就。）西门庆娶孟玉楼比较有趣，领一群帮闲嫖客上李桂姐的院子也有趣，但是潘金莲私通仆僮，以及西门庆勾上李瓶儿，都缺乏写实的力量。小说要到第二十回前后才好起来，从这里直到八十回前后，是小说的精华所在[夏志清觉得小说的精华部分始于第九章，终于第七十九章（即西门庆的死期）。见所著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Chin Ping Mei”,pp.169-170（此书中译本名《中国古典小说》）。我的印象是，小说在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已与《水浒传》的味道很不同，因为一种很突出的讽刺文体已经出来了。（甚至早在西门庆潘金莲入马通奸时，“竹坡本”的叙述已比《水浒传》进了—步，但“词话本”则依随《水浒传》。）但那种在别的旧小说中罕见的真实生活的感觉，却要到廿回上下才浓郁起来，而第一个深刻的故事是廿二回出场的宋惠莲。西门庆在七十九回死后，小说就松懈了。但正如徐梦湘（《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1952，183页）指出，作者并不是无意写完陈经济和春梅等故事的。潘金莲的死写得很有力，春梅的“重会月娘”“游旧家池馆”“淫乱丧生”等也很有意思，大概都是原先构想通的项目，只是动笔写时已没有劲了。陈经济则不知何故，从头到尾都得不到作者同情，所以一直没有一点深度。作者后来为什么没有劲了，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不是不能想象。创作的冲动是个神秘难解的问题，作者写完一个角色或一个阶段后疲乏起来，这是很可能的事。]。但是到西门庆死了，作者便好像泄了气，到潘金莲再死了，下面虽还有许多字数，但更没有劲了。以后的章回，由一些“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之类的故事改写成，究竟是作者胡乱凑成一百回，还是他人续貂，我们都无法知道。无论如何，要评《金瓶梅》的艺术，最好还是以中间那六十多回为主要根据。

小说另一个缺点，来自作者劝善的作风。作者讲故事中间，常要对“看官”讲些道理，进些忠言。当今的读者会不高兴作者这样闯进故事里来，又会疑心这些忠言是作者写淫书时的伪善姿态。其实“作者闯进故事中”是旧日文学的惯事，中外皆然，我们也不必太生气；淫书作者虚伪地劝善惩淫固然是常见，但我们细读完《金瓶梅》，都会相信这作者倒是一点儿也不虚伪，他若不诚恳，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金瓶梅》中劝善说理之为缺点，只是由于这使作者心中存了先入的成见，因而窒碍了他的艺术。作者的观察和感受的能力是一流的，有时我们发觉他的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十九都是由于他要劝善，要说理，据着抽象的概念来创作，犯了作家的大忌。潘金莲可能是个好例子：这个女人占了书中很多篇幅，也着实花了作者不少精神，然而她的真实感来得很晚，读者看了半本书，仍然感觉好像只是听见人家说这女人怎样怎样，不像看见她的真身，原因也许就是作者心中早存成见，要写一个害人的淫妇。

《金瓶梅》在文字与情节上错误多得不得了，在未有完善的校本之前，读者要是不肯海量包涵，这小说就无法欣赏。但读者应该包涵，因为错误尽管多，作者的责任却未必很多。拿文字上的错误来说，那些在历次传抄、合法与不合法刻板翻印中各种“手民之误”，实不应算到作者账上。当今出版机构有完善的编校制度，即使作者写错了字也能校正，“手民之误”当然是少之又少，古人没有这种福气，从前的文学作品常常都是疮痍满目的。

至于情节上的错误，又要分开故事各部不相符与故事和历史不相符两类来说。不符史实的情形，不外是拿了作者当代明朝的事实来叙述书中宋朝的故事。清人常常据此来嘲笑作者浅陋，又因而断定此书不会是博雅的王世贞的手笔。其实，与史实不符的文字，出于史家便是错误，出于文学家却未必是错误。莎士比亚剧中这种例子可说是车载斗量，而现代学者编注这些剧本之时，只把事实注出来就算了，并不觉得需要嘲笑莎翁一番。像莎氏乐府与《金瓶梅》这样以今日的事情来讲先朝故事，其实有一种特别的艺术作用，就是令当时的读者观众倍觉亲切与刺激。《金瓶梅》里面的太监和理刑官，当然是明代而不是宋代的作风，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金瓶梅》又不是史书，甚而不是严格的历史小说，而只是沿用《水浒传》的时代来说人生，这样，说到官场，扛出当代的理刑和太监，内容更丰富了，艺术上的真实又不损，为什么不可以？作者肯定是思索过这些道理的，浅陋的是那些嘲笑他浅陋的人。

故事本身的谬误就不免影响我们阅读的乐趣了。谬误的主要来源，是故事中大量夹进的曲子与其他描述性的韵文[当然还有别的谬误，如夏志清所指出的孝哥出家的年纪、西门托生的事（还有李瓶儿托生的事），但这些还不算太多。]。拿万历年间的“词话本”来说，曲子与韵文之中，许多都是可以删除而于故事无妨的（事实上崇祯年间的《金瓶梅》已经删除了很多），更有不少是由于具有谐谑嘲讥的本质而会破坏故事的写实风格的，比如裁缝、医生、稳婆等人的嘲谑性自述，戏子在官员宴会中大唱嘲骂贪官的戏，西门庆死后妻妾上坟唱的悼念曲子，等等。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把这些戏曲的来历找出了不少[见所著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N.S.10.I（1963）。]，但戏曲都是《金瓶梅》的作者抄进书中去的呢，抑或其中有些是书商附加以广招徕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晚明曲子盛行，书商可能想讨好读者，加以《金瓶梅》又是本受不到保护的书，那些令版本学者皱眉的“闽贾”及别的书商可以为所欲为。所有这些谬误，将来出一本好的校本[《金瓶梅》的版本问题，可参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长泽规矩也（《金瓶梅の版本》，附于东京东方书局所出《金瓶梅》日译本内）、韩南（P. Hanan, Texts 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N.S.9.I, 1962）等学者著述。至于校本，我的管见以为应该以崇祯或康熙本为基础，因为这两个差不多的版本文字比较好。（比方李瓶儿死前，潘道士来作法，万历“词话本”让读者觉得他真有超自然法力，但康熙“竹坡本”的叙述则表示他的法力是真假之间，而只用人的心理便能解释那些现象了。）1932年山西发现万历本时，学者以为这是原刻本或早期刻本，并以为崇祯本源出于此，但后来韩南研究版本与任希之研究句法（James L.Wrenn, Textual Method in Chinese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清华学报》新六卷，1967），都以为万历本和崇祯、康熙本分属两枝，而不是一脉相承的。]，便可消除，但在未有这校本之前，读者只好忍耐一点。

但这书的错谬无论怎样多，终是瑕不掩瑜。我们即使拿着最差的版本，只要不存成见，有耐心地看下去，必定会看出这是天才之作。这书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相似的地方很不少，我们提到两者都爱以今说古，此外两者都爱说笑话，都不避忌情欲，而致让人诉为淫猥，但最要紧的是，两者都是有很多瑕疵的、不以谨慎见长的天才之作。这样的作品，要吹毛求疵是最容易不过的。但是，为什么不看它们的优点与成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