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书名中的“梅”字来自庞春梅，由此可见她是书中重要人物。她出场很早，但她的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是她贵为守备夫人以及与陈经济离离合合的经过，都发生在书的末尾。这时西门庆已经身亡家败，作者也显出兴致阑珊的模样——他对生活的爱恋已表达过了，对西门糟蹋人生机会也惋惜过了。他写春梅和陈经济时，好像没有了原先写作的热情。

本来，在作者的构想中，庞春梅一定是一位很突出的女性。她有一种自然的尊贵，作者曾用很清晰利落的几笔，把她的特色很有力地勾画出来。她不是书中最美或最聪敏的一个——在这些方面她未必及宋惠莲。可是惠莲不珍惜羽毛，心中虽有节操，日常的行为太随便了；她正相反，生下来就有傲气与身价。那时她在西门府里的地位，与玉箫、迎春、兰香相等，四人是挑出来一起学弹唱的，但她总是鹤立鸡群，瞧那三人不起，骂她们贪吃爱玩，也骂她们好与僮仆狎混。她自己并不贪吃玩，有一回嫌没有好衣服，像“烧煳卷子”似的，就不肯出门。至于男女之事，虽然她先后也失身于西门庆与陈经济两翁婿（都是潘金莲命令的），但是教弹唱的李铭在第廿二回想动她脑筋，她马上疾言厉色相向，使李铭十分狼狈。大抵就是这样与生俱来的身价感，使吴神仙来西门宅看相之时，从一群淫贱的媵妾之间，认出这婢女长着个贵相。

由于傲，春梅相当残酷。她除了使李铭难堪，又曾因为申二姐不肯快快地为她唱曲子而把那盲女子臭骂了一顿，骂得非常恶毒（第七十五回）。另一方面，她对故主始终保持尊卑的关系。吴月娘在八十五回嫌她与潘金莲狼狈为奸，叫薛嫂领她出去卖了，出门之时她却依足礼法到月娘处拜别，因为最初她本是月娘房中的丫头。后来她贵为周守备的夫人了，在永福寺重遇月娘，月娘慌忙想逃跑，怕她羞辱报仇，没料到她不废旧礼，拜见月娘，并送金饰给孝哥为礼物。这表示什么呢？是她的奴性不改吗？大概不是的，因为她不是个胆怯、保守的人，她的行为反映出很高的自尊心。平庸的仆婢发了达而重见破落的故主时，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把持的。

作者对春梅有很特别的爱惜，爱惜到偏颇的地步。他在前面大半本书中，完全不写出她的淫行，虽然明白说出她失过身。在《红楼梦》中“送宫花贾琏戏熙凤”章里，“脂评”说若是王熙凤白昼宣淫明写出来，就会“唐突”了“阿凤”；现在我们的作者好像也不愿要春梅公开出丑。这样的偏颇在本书之中是很罕见的，作者对书中人物虽然很同情，但写他们做坏事、傻事以及见不得人的事，却丝毫不留余地。

春梅起初既这样受重视与珍爱，在末尾几章中的描述自难免教人失望。她之贵为夫人，重会吴月娘，重见旧家池馆，尤其是最后纵欲亡身，这些项目料想是作者心中早已定了的，而且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可是写得实在缺乏深度，而归根到底是缺乏热情。《金瓶梅》中人物死亡的情景，向来是很动人的，像宋惠莲、李瓶儿、潘金莲的死，我们都细论过，西门庆的死与死前那段日子里迹近疯狂的自戕行为，也用了万钧之力，现在春梅在全书完结最末一章中死去，死的经过仅用百数十字叙述，实在太草草。所以我们要猜想，作者写完西门的故事后，已经兴致阑珊了。

但是且不管这些吧，我们面前还有个关系到作者的态度与全书意义的问题未答，那就是，这本书为什么要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来命名呢[《金瓶梅》之名，依王贞作书报父仇之说，是王氏见金瓶供梅花而随便编造的（见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报父仇之说既属无稽，这故事也不必当真。]？这三人有什么特质而得以名列众人之前呢？若说小说的主题是西门庆的身死与家败，事情也不是与这三个妇人都有密切关系而与别的书中人无关：我们说潘金莲害死西门庆是可以的，但李瓶儿和庞春梅就没有什么责任——起码不会比郑爱月、林太太那些人的责任大。那么，这三人是最什么呢？最坏？显然不是。最美？也不见得，后来令西门庆欲心大炽的何千户娘子和王三官妻子，大抵都比她们更美。《红楼梦》中那一群年轻女子列在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副册上，次序大抵是依据才、貌、社会地位、与男主角接近的程度这几项而定的，但金莲三人在这几方面都不能超逾别人。

分析起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这三个，她们所共有的特质，其实只是强烈的情欲。情欲本是人的通性，《金瓶梅》中有淫行的人不知凡几，可是真正无法应付自己情欲的重要角色，除了男主角西门庆，就数这三个妇女。她们生活在情欲里，走情欲驱策的路，最后都惨死在情欲之手。

作者拿三个大淫妇来命名小说，是什么意思呢？是警世惩淫吗？作者对三人的品行当然是不恭维，我们看着她们把生活弄糟了，最后遇到了“艺术中的公道”，死得很苦。但作者贬责之时，仍有很深的慈悲。许多人认为《金瓶梅》的警世态度伪善得很，因为书中写了许多淫行，而那些苟合的男女虽谓不得善终，却没有受到很明确的谴责。有些批评家嫌李瓶儿表现出来的温良不合理，又嫌西门庆比《水浒传》中的原身改良得太多[李希凡便持这种看法，见所著《〈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收在《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金瓶梅》写性事，我们下面再论；但是嫌作者对罪人诛伐得不够，即是嫌他慈悲。李希凡明言觉得《水浒传》对待坏人的无情态度才是合理的[李希凡便持这种看法，见所著《〈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收在《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水浒传》的作者与读者面对犯过的人，有一种很原始的、得来轻易的优越感；《金瓶梅》并不给我们这种优越感。我们想鄙视眼前这三淫妇，他就说，瓶儿很仁厚，对西门庆的真情至死不渝；春梅天生尊贵，当年也曾鄙视贪吃爱玩的同伴；即使是金莲，她的聪明与精力，未必输给你和我。作者的态度，与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近。在卡家兄弟中，那个神父向卡家的老大深深鞠一个躬，不是因为老大的德行好，而是因为他的情与欲很强，人生的道路会是很苦的。神父的慈悲是基督教的慈悲，《金瓶梅》里的慈悲则来自佛教，来源虽异，性质与表现却很相像。我们的三大淫妇都走很凶险的路，吃大苦头，死得凄惨，作者以之命名小说，也是向人生的苦致意。

但三个“淫妇”虽说并非不值得同情，却也不会使读者觉得需要为她们的下场抱不平。她们都可说是罪有应得。李瓶儿自知罪孽深重，所以印许多佛经来赎愆，又请人替她念经消灾；潘金莲和庞春梅即使没有这种自知，但也总了解到自己走的是什么路，而这路是她们自动走上的，不是人家迫上去的。这“罪有应得”之感是很重要的，这感觉加上前述的慈悲与同情，构成了本书的一点特色。若说只是让读者觉得罪有应得之人物，中国文学中也很多，诸如长篇小说戏曲中的奸佞反贼，公案故事中的盗匪，以及行为苟且的狗男女，这些人落得个不好下场时，读者拍手称快，不会同情或怜惜。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品极得读者同情的，如《窦娥冤》与《红楼梦》，读者见主角受到那些无辜之苦，不禁为之抱屈，眼中含着热泪，心里充满怨愤。不过，怨愤不平，并不是净化了的情感——把《窦娥冤》和《红楼梦》称为伟大悲剧的人都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读毕《金瓶梅》的心境却是比较净化了的，怨愤不平固然没有，轻佻的优越感大抵也不会多，有的是那种看到了人生尽头的难过，而且多少有些好像什么话也不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