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近况如何呀？能请你喝杯咖啡聊聊吗？”

熟悉的声音带着一丝印度口音。这是汇丰银行钱德拉的声音。我在2004年9月17日接到他的电话。上次他找我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多前，那次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汇丰银行有兴趣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我表示可以谈，但谈了几个月之后就不了了之，给我留下了一个不靠谱的印象。怎么现在又有兴趣了呢？

钱德拉负责汇丰银行的公司战略和发展业务，其实就是管战略收购。他是印度人，中等身材，25岁加入汇丰银行，一干就是26年。他牵头完成了多项重大收购，包括入资中国的交通银行和平安保险集团，为汇丰银行赚了不少钱，称得上经验丰富、精明能干。

我知道他无事不登三宝殿，就问他要谈什么事。

“单，我们想再次和你谈谈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事。我们非常感兴趣。”

“约翰·邦德不是不感兴趣吗？”我问他，约翰·邦德爵士是汇丰银行的董事长，“是他授权你和我联系的吗？”

上次他来找我，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安排我见了刚刚走马上任的汇丰银行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迈克·史密斯。那时史密斯刚从汇丰银行阿根廷分行调到中国香港，也对发展韩国的业务有兴趣，认为韩国第一银行是很好的收购对象。他对新桥收购和改造韩国第一银行的成就很赞赏，时而感叹汇丰银行在2000年的时候没有像新桥一样用同样的交易架构和条件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或者汉城银行。

钱德拉上次找我是2003年。我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与史密斯和钱德拉谈判收购条件——汇丰银行从新桥手中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新桥联席主席布朗姆和汇丰银行董事长邦德是老相识。有一天布朗姆和邦德通电话，提起汇丰银行有兴趣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事情，但显然邦德并不知情，以为我们是在求他，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要卖的话，我们不是买家。”此言一出，两边都没有了回旋余地，谈判由此告终。

有了前车之鉴，我很谨慎，但钱德拉向我保证，此次他获得充分授权，而且汇丰银行对收购韩国第一银行非常有兴趣，想见面详谈。

在新桥的控制下，韩国第一银行成功改造所取得的成绩引人瞩目。早在1998年，汇丰银行就有兴趣收购它，但新桥捷足先登，使其失之交臂。此时韩国经济已经全面复苏，韩国的银行成了诱人的战略目标。就在不久之前，花旗银行收购了韩美银行。几个月前，渣打银行首席财务官彼得·桑兹和战略与企业发展部主管（负责并购业务）大卫·斯戴曼曾邀请我共进午餐，拐弯抹角地打听韩国第一银行的情况，不过他们并没有明确表示有兴趣收购。

此时，我们控制韩国第一银行已经快5年了，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果价格好，我们会考虑卖，但我们也不着急，因为我们知道银行还可以进一步增长，完全可以待价而沽。现在钱德拉说汇丰银行董事长给他授权了，汇丰银行是个全球性的大银行，我自然乐于和他谈。

任何企业收购，最难确定的是价格。双方谈妥了价格，其他问题一般都可以解决。以我看来，作价没有什么好谈的，因为市场上恰巧有个最近的先例可以参照，那就是花旗银行收购韩美银行，出价大约两倍于其净资产值。任何有兴趣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人都知道出价的倍数不能低于韩美银行。

然而，确定双方都认可的净资产值并不简单。韩国第一银行的财务报表每年都经过审计，而且向市场披露。一般来说，没有公众股东且股票不在市场上交易的企业财务报表无须披露，但是我们在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时候，李宪宰主席要求我们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披露，原因是韩国第一银行接受那么多政府的援助和注资，公众有权知道它的表现。我们欣然从命。

但审计的净资产值并非银行买家都可以接受的。净资产的计算很复杂，如果不良贷款准备金不足，净资产不能算是“净”；如果净资产里包括无形资产——譬如商誉或所谓品牌价值，买家也可能不接受。我们收购银行，要看实打实的“调整后”的“有形”净资产。

净资产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都需要比较主观的判断。这就像当初我们收购的时候，和金监会谈价格谈了几个月。如果资产没有得到政府的完全担保，可能永远谈不下来。这是因为贷款的分类和准备金所需金额的大小是需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判断的，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标准都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如何使双方达成一致呢？

我提出了一个建议，钱德拉欣然接受。我的建议是双方联合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一家来做估值，估值的结果双方必须接受。这样做当然公平，不取决于任何一方的好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毕马威、德勤、普华永道及安永。毕马威已经是汇丰银行的审计师，而安永是韩国第一银行的审计师，所以这两家排除在外，以避免利益冲突。审计师只能在剩下的两家（德勤和普华永道）中选择。新桥方面没有偏好，我们对韩国第一银行的资产质量很有信心，所以由哪家评估我们都无所谓。

韩国第一银行董事会每年举行4次会议，开会的地点在韩国某地或旧金山交替。2004年9月23日，董事会会议在旧金山召开。我在董事会会议上并没有透露开始和汇丰银行谈判出售的事情，因为我认为为时太早，八字还没有一撇，但是我趁此机会和新桥的同事一起商量了与汇丰银行谈判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是个机会，同意和对方继续推进。

庞德曼建议请一家投行做我们的顾问。我认为不必，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做，而且圈子越小，越有利于保密。恰巧，我在旧金山时收到了钱德拉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建议快速完成交易。我心想，正合吾意。

两周后，也就是10月6日，钱德拉告诉我，汇丰银行愿意出价30亿美元。我大感意外，因为双方之前已经说好了，由第三方审计师确定净资产，用韩美银行收购的净资产倍数乘以净资产而得出收购价，但此时汇丰银行想免去评估程序，直接给了一个报价。

我问钱德拉，汇丰银行是根据什么报出30亿美元的价格的。他只是耸耸肩，并不解释。我猜测汇丰银行看到韩元对美元的汇率正在走强，想用美元锁定一个价格，这样韩元升值的话他们不必支付更多的美元。

不过，汇丰银行的报价只是口头的，并没有形成文字。谈判了几周，他们也没有提供任何书面的报价。我猜测他们不想把自己锁定在一个价格上，但希望我们接受这个报价，然后他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调整。当然，他们只可能往下而不可能往上调整。这种做法当然很聪明，但是我们也不傻，我对他们的报价不置可否，因为这种口头的报价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回复，但我们同意汇丰银行开始对韩国第一银行展开尽职调查。

我们最担心的是泄密。韩国第一银行在韩国家喻户晓，一旦消息走漏，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如果最终不能达成交易，就会对银行和员工士气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使其他有兴趣的收购方认为银行有问题而裹足不前。汇丰银行同样担心泄密，也是因为在此时谁也不知道交易是否会达成。但是，如果汇丰银行开始展开尽职调查，其人员需要与管理层面谈，出入韩国第一银行，就难保不该知情的人看到，很难保守秘密。

我们决定将管理团队请到香港与汇丰银行的团队见面。同时，我们还把很多资料和文件从汉城运到香港，以供汇丰银行查阅。我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远离韩国，泄密的可能性就降至最低。当然，把高管人员和资料都搬运到香港，花费不菲。

汇丰银行方面要求享有一个月的排他期。在此期间，我们承诺不与任何第三方接触。一般来说，除非双方已经书面达成了意向才会有排他期的安排，否则限制了卖方的选择，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和任何其他方谈判，只有汇丰银行这一家，而且他们表现得很真诚，所以我就同意了。双方对于排他期的共识，也是口头的。汇丰银行知道我们会信守承诺的。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意向做书面表达，因此也无法要求我们以书面的形式同意排他期。排他期从2004年10月6日算起，为期一个月。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尽职调查完成后，汇丰银行将向新桥提出明确且具有约束力的报盘。当然，如果汇丰银行调查完成后对结果不满意，也不必报。报盘所包括的不光是价格，还有其他交易条件。

但很快，汇丰银行要求改变双方议定的游戏规则。本来说好是在够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中用抽签的方式选定一家，做独立的净资产评估。现在汇丰银行则提出要指定普华永道。我心想这不是明摆着要影响审计师的独立性吗？我们在内部讨论了一下，觉得既然我们对韩国第一银行财务报表中报告的净资产很有信心，就没有必要担心哪家会计师事务所去审计，因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很专业的。虽然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有时候审计师会受到客户的影响。当初谈判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时候，代表双方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无法达成一致，但是现在是双方共同聘请，所以可以信赖普华永道的专业性。所以，我同意了汇丰银行的选择。

不料，过了几天，钱德拉又来说，汇丰银行改变主意了，不能接受独立评估的结果，而要求自行聘请审计师，不再是双方共同聘请。汇丰银行如此反复，让我想起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渔夫的要求一步一步加码，直到金鱼忍无可忍。我心说自己聘请审计师，不是相当于打官司自己聘请法官，或者赛球自己带裁判来吗？我告诉钱德拉，他们的要求有违与我们达成的一致，但是他耸耸肩，说汇丰银行必须做自己的评估。

我想好吧，反正你们折腾到最后，给我一个报盘，我满意了就和你做，不满意就拉倒，对我们来说并无风险。既然他们坚持，我就同意了，但是我有言在先，如果他们审计评估的结果和韩国第一银行报表显示的净资产额相差超过5%，我们保留不卖的权利。其实我的保留声明并不是必需的，因为我们之间并无协议，也无共识，至今为止，只是他们做了一个指示性的报价，我们也没有回复，所以我们完全有权利卖或不卖。不过，我觉得有必要把话说在前面，明确底线，以免他们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

汇丰银行是全球最大的银行之一。公司一大，官僚体系就复杂，做决策就困难，任何外人说服这样的机构改变主意更是难上加难，和你打交道的人授权有限，所以说服他也用处不大。只要没有越过我们的底线，我们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虽然在最关键的价格问题上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双方都已经聘请了律师开始起草买卖合同。合同谈判也不大顺利，对方总是想把交易的风险全部转给卖方，凡是不符合市场惯例的，我们都不接受。譬如，对方提出，收购之后就会解聘现有的管理团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股东，尤其是个大银行，当然要把高管换成自己的人，但是他们要求卖方支付遣散费，这就完全不合理了。这笔费用应该是银行出的，怎么可以是股东出呢？

我对钱德拉和他的团队说，在遣散费上斤斤计较实在没有必要。在过去的一个月中，韩元升值，如果我们之前同意30亿美元的价格，汇丰银行已经从韩元升值中占了大便宜，超过1亿美元的价值。这么大的一笔交易，何必纠结小钱呢？

在汇丰银行尽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严守秘密，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1月11日，我接到科昂的电话。“大事不好，消息走漏了。《韩国经济日报》刚刚刊登了一篇关于韩国第一银行出售给汇丰银行的报道，”他说，“汉城这边乱成一锅粥了。”

果不其然，他刚挂断，我的电话又响了。这次是韩国存款保险公司的金钟泰打来的，问我报道是否属实。我向他介绍了与汇丰银行谈判的情况，并且告诉他，我们和汇丰银行没有签任何书面的东西。

根据新桥和韩国政府的合同，新桥对于政府持有的韩国第一银行股票有拖售权，也就是说，我们有权将银行100%出售给第三方买家，其中包括政府持有的股权。虽然没有合同要求，但是作为合作伙伴，我们还是应该让他们知道出售的情况。只是现在仍然为时过早，与汇丰银行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完全没有确定性，所以没有必要通知政府方。既然报纸都披露了，我决定马上飞去汉城，当面向存款保险公司的总裁报告谈判的情况。

我也给钱德拉打了电话，告诉他消息走漏了。他说，汇丰银行的一贯政策是，如果媒体询问，就说“对传闻不予置评”。我说新桥也会如此答复媒体的。

韩国第一银行可能是西方媒体最关注、报道最多的韩国银行。《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西方主流报纸很快转载了《韩国经济日报》的消息，甚至没有向新桥或是汇丰银行证实。国际媒体的报道都很正面，说汇丰银行很聪明，“抢了竞争对手的先机”。

汇丰银行的竞争对手当然也看到了这些报道。

* * *

汇丰银行错过了好几个原来说好的期限，也多次改变了达成的共识，但钱德拉告诉我，他们看到审计结果之后非常满意，到目前为止，尽职调查也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他们赞扬韩国第一银行的管理团队优秀，既专业又能干，他们了解了新桥和韩国政府的协议内容，赞叹交易结构对投资者十分有利。这让我们感到很欣慰，但是钱德拉又说，他们没有在排他期内完成尽职调查，要求展期。

此外，汇丰银行要求和我们签一个协议，内容包括我方接受他们的报价，但他们是否确定报价还要取决于尽职调查的结果。这个建议的意思是说，我方需要承诺以他们的报价将银行卖给他们，但他们未必保证买或按这个价格买。这个建议实在有失公平，太一边倒了，属于机关算尽太聪明一类，只有傻瓜才会上当。我拒绝了。

我们也拒绝延长排他期。到此时，我已经不担心汇丰银行会放弃，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对韩国第一银行的财务和管理都很满意，即便我们不给他们排他期，我想他们也不会尽弃前功。反之，如果给了他们排他期，我们就会很被动，因为他们处于独家谈判的地位，可以无所顾忌地要求最好的条件。

我向钱德拉提出两个不同建议，请他选择。一是双方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汇丰银行发现其调查的结果和我方提供的数字有重大出入，价格可以由第三方评估师加以调整。二是汇丰银行可以继续做工作，但是没有排他期，新桥可以和任何第三方接触。不言而喻的是，即便有第三方报价，如果汇丰银行的最终报价最高，我们也会把银行卖给它。

11月12日，排他期已经过了一周。就在头一天，新桥与汇丰银行谈判的消息曝光。此时，钱德拉打来电话，约我去见汇丰银行亚太区首席执行官史密斯。他事先警告我，史密斯对新桥很恼火，对我提出的由独立第三方评估师最终裁决价格的建议很不满意，也不愿意在进一步尽职调查之前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由于我拒绝延长排他期，他反复问我：“你打算搞个小竞标吗？”

他所谓的“小竞标”，是知道我们不会大张旗鼓地公开拍卖韩国第一银行，但是我们可能找几个有兴趣的战略投资者，请他们竞标。汇丰银行当然不希望任何人与其竞争。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引用了英文中的一句谚语：“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丛。”我说：“钱德拉，我一再强调我们需要确定性。我们宁愿一鸟在手，但是如果这只鸟不肯落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总不能把树丛中所有的鸟都赶走吧？”他无言以对。

我不知道汇丰银行做何打算，但我之所以立场很坚决，是基于对对手的判断。如果他们因为不延长排他期而退出，那只能说明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过。在我看来，这不大可能。再一种可能性是大机构比较傲慢，不愿做出任何让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更大。由于汇丰银行不肯做出任何承诺，我们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且，事已至此，报纸上都说我们在出售韩国第一银行，我们已经欲罢不能，只能对其他有兴趣的买方敞开大门，但对于是否还有其他买家出现，我们完全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考虑招标，因为毕竟卖这家银行在韩国很敏感，我们不愿意大张旗鼓。

11月15日（周一）上午，我如约去拜会史密斯和钱德拉。

汇丰银行的总部大楼是香港中环的地标。这座大厦高44层，看起来像是一个由玻璃和钢制的乐高积木垒起来的未来派工厂，整个建筑内外没有使用钢筋混凝土的痕迹。建筑的设计师是诺曼·福斯特，据说很有名。1985年建成时，这座大厦被认为是全世界造价最高昂的建筑，使用的大量预制件从英国运到中国香港。这座大厦也代表了英国殖民香港的特权。

一般而言，香港的土地只能租赁，不能完全私有。因为在英国统治时期，土地在理论上为英王所拥有，由香港政府租赁给私人。几乎所有租期都是99年。中英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谈判香港1997年的回归，就是因为大量的租约即将到期，没有中国政府的同意不能再延期99年。汇丰银行大厦的租约则是999年，体现了这家英属银行的特权。

汇丰银行大厦东侧，隔着一条狭窄的小巷是旧的中国银行大楼，而斜对面约200米开外则是贝聿铭设计的72层的中国银行大厦。

在汇丰银行大厦的屋顶上，有两台起重机，用来搬运家具一类的物件。起重机设计成大炮的样子，直指中国银行大厦。香港人讲究风水，很多人认为中国银行大厦的造型像是一把刀柄向上的菜刀，杀气腾腾，所以要抵御它的坏风水。汇丰银行大厦的方式就是用两门炮对冲中国银行大厦的邪气。和中国银行大厦隔一个广场相对的是花旗银行大厦，建成一个盾牌的形状，据说也是用来挡风水的。你还别说，香港人特别信这套，甚至影响一些“鬼佬”也相信风水。

我走进史密斯宽敞的办公室。他和钱德拉已经在等候了。寒暄之后，大家坐定。史密斯先发制人，宣称他非常失望，非常不安，继而指责新桥的行为有违诚信。

“我的律师说，你们对买卖合同草本的修改很苛刻，”他说，“我们出的价已经是足额了。如果你们要搞竞标，我们也会参加，但是出价会低得多。”

“迈克，我们从来都是诚信的。”我说，“我们对你们团队的一些做法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我们也不想抱怨。如果双方对于合同的任何条款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见面谈判解决，我们不会说你方‘苛刻’。我们认为汇丰银行是韩国第一银行最合适的买家，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一周多了，我们一直要求双方的团队加上律师会面商谈，但你的团队不肯配合。我们每次都按照约定的时间把该做的事情完成了，而你的团队一次也没做到。”

听到这话，他平静了下来，然后盯着我严肃地问：“你相信罗贝尔吗？”显然，他怀疑韩国第一银行的行长罗贝尔·科昂有意向媒体透露了消息。

“绝对相信，”我说，“泄密对我们的伤害要比对你们的大得多。”

突然话锋一转，他提起扣缴税款的问题。汇丰银行方面要求在支付款中扣除新桥可能需要缴纳的资本利得税，由汇丰银行代缴，但是我方律师不同意。“纳税是你们的事。”史密斯强调。

我说，没错，纳税确实是我们的事。但汇丰银行凭什么要替我们代缴？韩国的税务机关从未就卖方所欠税款去向买方追缴，而且韩国与新桥的投资者所在的许多司法管辖区签订了避免双重税收协定，所以新桥必须与税务机关配合来确定应缴的税款。我们不能允许汇丰银行越俎代庖，替我们决定该缴多少税。

“如果允许你们代缴，”我说，“那么就成了韩国历史上的先例。”我给他们举了一些例子，包括花旗银行最近收购韩美银行的案例，说明买方从来没有扣缴税款的责任，税务机关追究买方的风险为零。

“如果允许你们代扣税款，我们要支付给你们的金额会远远大于你们可能会承担代缴责任的风险，一边倒地对汇丰银行有利。”我说，“另外，在过去一两个月，韩元升值了不少，根据我的计算，你们在汇率上的获利已经超过1.2亿美元。”我的意思是，你们已经占了大便宜，还要因为不存在的风险与我纠缠几个小钱。

史密斯知道，新桥可能需要缴纳的税金与韩元升值给汇丰银行带来的好处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其实我当天没有查汇率，后来坐在飞机上一算才知道，按照汇丰银行30亿美元的报价，在一个多月中，韩元升值带给汇丰银行的好处已经高达1.7亿美元。而且，由于汇丰银行可能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消息泄露，市场看好其前景，它的股价在过去两个交易日上涨了3%左右，市值增加了近60亿美元。从整体看，他们抱了西瓜还在抢芝麻。

我拿出一份文件，是金张律师事务所起草的关于税务问题的法律意见书，完全支持我所说的道理。

史密斯边读边嘟囔：“该死的金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我猜想他的意思是金张律师事务所在其他交易上给汇丰银行的意见是不同的。我估计是他自己找台阶下。看了之后，他不再争了。

他又提到尽职调查，但并不知道双方争执的是什么，说：“你们有什么可隐瞒的吗？”

这个问题可谓咄咄逼人，我知道他是有意刺激我，但我不上钩，回答：“你们愿意怎么调查都悉听尊便，但是双方议定的期限你们应该遵守。而且，双方本来商定请审计师独立审计，结果对双方都有效，这样才客观嘛，但你方变卦了。”

“还有一个办法，”我接着说，“再给你们三周，你们爱怎么调查都可以，之后告诉我们你们的打算，但是你不能单方面约束我。如果你们调查之后给我报盘，我们有权接受或不接受。”

“这很公平。”史密斯答道。

其实他的团队就曾提出不公平的建议，让我们单方面接受他们的指示性报价，但自己不受约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然后钱德拉解释，他们对使用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改变了主意。他说当初双方约定除非审计调查的结果与韩国第一银行的财务报表有实质性的差别，双方都必须接受审计的结果，但汇丰银行的律师不同意，声称从来没有听说过“实质性”这个概念。

“实质性”是在合同中常用的概念。如果汇丰银行的律师真的没有听说过，只能说明他们无知或无能，应该解聘。不过，我没有说话，我想他不过是拿律师当个挡箭牌而已。

下一步怎么走呢？钱德拉说再有三周还不够完成尽职调查，因为调查结束后，还需要7~10天来准备报告。

我提醒他，延长三周是双方共同议定的，不能超时。

此时，史密斯转身问钱德拉：“你们为什么不能在两周半内完成尽职调查，用三天时间准备报告？”

看起来，史密斯并不在意我们是否同意延长排他期。他知道，没有排他期意味着我们可以和任何第三方有兴趣的买家接触，但他一定估计，没有任何买家可以追上汇丰银行的步伐。因为汇丰银行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工作，再有一个月应该可以完工。即便冒出来一个竞争对手，哪个大机构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后来居上呢？

我拒绝延长排他期，原意是多少给他们一点心理压力，其实我也无法想象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捷足先登。

* * *

汇丰银行的会一结束，我就直奔机场，乘坐下午2点的国泰航班飞往汉城。我要去拜访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与他们沟通情况。飞机上，我给同事们写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与史密斯和钱德拉会面的情况。

“依我的观察，迈克·史密斯这个人是讲道理、讲公平原则的，”我在备忘录中说，“今天至少有机会让他当面了解我们的观点。他说要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今晚再给我回复。”但是，我补充了一句：“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信守任何承诺的限期和时间，所以我也不指望今晚能听到他的回复。”果不其然，当天我再也没有听到汇丰银行那边的消息。

我在备忘录中还指出，韩元这段时间已经大幅升值。一个月前，30亿美元的报价相当于韩国第一银行净资产的1.92倍，但现在按韩元计算只有1.82倍，对汇丰银行来说便宜了约1.7亿美元。所以，韩国存款保险公司可能会有意见，因为这意味着韩国第一银行的作价低于韩美银行。当然，我们从未同意以何种货币计价，也没有接受过汇丰银行的口头报价。这些都是需要谈判的。

到了11月中旬，香港仍然气候温暖，平均温度大约25℃，可汉城已经相当寒冷。到达后的次日是11月16日，当天的最高气温只有7℃。

早上跑步回来，我接到钱德拉的电话。史密斯请他转告，扣缴税款的事就先不提了。如果汇丰银行的尽职调查不产生意外的话，他们不会因为这点税款而影响交易。再者，如果新桥要搞竞标，汇丰银行愿意参与。钱德拉同意提交一份意向书，但其中不会包括报价，虽然汇丰银行愿意本着诚意谈判。

他还向我保证，尽职调查将在三周内完成，不过此后他们需要再花4天时间才能提交有法律约束力的报价。他希望双方律师继续起草买卖合同，当汇丰银行报价的时候可以连同合同一起提交。

那晚，我收到了汇丰银行的意向书。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唯一一份书面材料。”我当晚写备忘录通报同事们。

我们在内部通信中给汇丰银行起的代号是“狮子”。这个名字源自香港中环德辅道上守在汇丰银行总部门口的那两座铜狮子。

“狮子希望尽快与我们签署意向书，并在签署之后立即公告。”我写道。这是因为史密斯和钱德拉认为反正纸包不住火，早晚要露馅。此外，他们希望能够与韩国存款保险公司和韩国第一银行工会对话。这么多的人参与进来就无密可保了。“我想大概要到下周一才能签字，但同时我已要求罗贝尔开始为现场尽职调查做准备。”

到目前为止，汇丰银行的尽职调查都是在香港做的，如果他们进入现场，当然就无法保密了。

* * *

11月16日当天，我拜会了存款保险公司和金监会的负责人，向他们通报了与汇丰银行会谈的情况。为了避免引起猜测，我没有去韩国第一银行。

我在存款保险公司新任董事长李仁远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在座的还有金钟泰和另一位高管。我告诉他们，汇丰银行有意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新桥还在考虑是否搞一个小范围的竞标，恐怕要经过4~6周，结果才能水落石出。李仁远说，存款保险公司认为汇丰银行很合适，因为它是全球性的大银行，而且在韩国设有办事机构。只要买家是金融机构，韩国存款保险公司都没有意见。

我们讨论了新桥的拖售权。我说按照常规，行使拖售权是新桥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后给存款保险公司发一个通知，但是这么做公众形象不好，好像强迫政府卖股，不如到时候我们一同签署买卖合同。他们欣然同意。

根据韩国法律，韩国存款保险公司出售资产需要得到公共基金监督委员会的批准。李宪宰现在是财政经济部部长，但兼任该委员会的联席主席。存款保险公司的官员们认为这只是个程序。因为新桥有拖售权，所以该委员会必须批准。在他们看来，新桥出售韩国第一银行在韩国方面没有任何障碍。

从存款保险公司出来，我去了金监会。银行是个被严格监管的行业。在任何国家，任何人要收购银行的控制权，都必须经过监管部门的批准。金监会是审批单位。我报告情况之后，金监会的官员说，此类收购的审批流程一般需要三个月，但汇丰银行最终获得批准应该没有问题。他们的看法和存款保险公司一样，认为汇丰银行进入韩国金融市场值得欢迎。他们说，如果收购方是个非金融机构，那么门槛就要高得多了。从政府的角度看，任何外资银行作为收购方都应该受到欢迎。

根据韩国的法律，在一般情况下，非金融机构或者私市股权投资公司是不能控制银行的。新桥之所以能够，是因为当时韩国深陷金融危机之中，而且韩国第一银行已经破产而被收归国有。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才给了新桥机会。现在时过境迁，这样的机会不再了。

当晚，科昂和他的太太安妮邀请我去吃饭。他们家的装饰可谓东西合璧，有韩国的家具和绘画，也有从纽约搬来的西式家具和艺术品。客厅里有一幅朝鲜画，画的是一棵大柿子树，树枝上结满了鲜艳的橘红色的柿子。韩国多产柿子，此时正当时令。我觉得这幅画代表了我们此刻的经历：我们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韩国第一银行已经被改造成机体健康、经营良好的银行。收获季节到了，我们可以期盼一个大丰收。

安妮烹饪的是法国菜，非常可口。虽然银行还没有出售，但是前景可期，所以晚宴带着一丝欢庆气氛。科昂夫妇当然很清楚，一旦新桥卖了韩国第一银行，他们在韩国的使命也就随之结束，很快会回到纽约的家。

* * *

新桥香港总部位于国际金融中心，那是毗邻维多利亚港的一个大型综合中心，有购物中心，也有两栋办公楼。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已近尾声，超现代化的37层国际金融中心一期办公楼落成，新桥就从皇后大道中的旧址搬进了这座楼。4年后，我们又搬进了二期办公楼。这座大厦高达88层，当时是香港最高的建筑。我的办公室在57楼，窗外可见维多利亚港的全景，港湾里船只来回游弋，如过江之鲫。对岸是九龙，高楼大厦栉比鳞次。

2004年11月22日是周一。我从自己的办公室步行10分钟来到了汇丰银行大厦。中环的许多建筑都有封闭或露天的人行道或走廊相连接，无论烈日炎炎还是狂风暴雨，上班族都可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从中环的一处走到另一处。

到了汇丰银行，我又去了史密斯的办公室。这次，他心情很好。大概在中午时分，我和他签署了汇丰银行的意向书。这个意向书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但是有些象征意义，其中没有提到收购价格，只不过表达了汇丰银行对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确实有兴趣，而具体条款有待商讨。

签字完毕，我们坐下来聊天。我说：“听说你在阿根廷当分行行长的时候曾被追杀，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确有其事。他发现有个员工吃回扣，给予惩处，结果遭到报复。他打开抽屉，拿出照片，画面里是他的座车，车身上布满了弹孔，座位上还有血迹。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

我想他没有丧命也是幸运。我从未想到银行业会是一个高危行业。他在向我叙述的时候，绘声绘色，好像讲特工007的故事。照片中的血迹斑斑提醒我，他差点就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