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0日，我接到罗德尼·沃德打来的电话。沃德是瑞士银行亚太区的董事长，英国人，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脸慈祥。他是我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虽然电话里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但我可以想象出他经常挂在脸上的微笑。

他直奔主题：他是代表渣打银行打电话来，渣打银行表示有兴趣收购韩国第一银行。

渣打银行的两位高管几个月前曾经暗示对韩国第一银行有兴趣，但没有说破。此时与我们正式接触，时机恰好，因为我们给汇丰银行的排他期刚刚过期。我希望再有一个买家，如果和汇丰银行谈不成，还有其他的选择。

尽管如此，我对沃德打来电话还是感到有点意外。渣打银行的首席财务官桑兹和负责并购业务的斯戴曼与我都熟悉，可以直接找我，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投行的高管呢？我想可能是对方想认真谈，认为通过中介更方便。我想如果渣打银行聘请了瑞士银行，那么一定是非常认真的，这是个好兆头。

但我很快就失望了。我问沃德，渣打银行到底有多大兴趣。他回答：“我认为渣打银行不太可能确认收购的兴趣，也不大可能提出报盘。”

这就怪了，好像是在说，“我们有兴趣，但我们的兴趣不太可能是认真的”。为何传递如此莫名其妙的信息？目的何在？放下电话，我略加思考，懂了。渣打银行并没有为韩国第一银行的事专门聘请瑞士银行。瑞士银行一定是渣打银行的长期顾问，所以请瑞士银行传达信息是顺理成章的，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依沃德本人的判断，他的客户不可能收购韩国第一银行。他知道渣打银行内部要取得最高层和董事会批准做这么大的一笔收购可能性不大。他和我是朋友，不想误导我，让我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一方面传递信息，另一方面给我打预防针，让我不要期待过高。

尽管如此，既然渣打银行已经正式表示了兴趣，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此前，我们已经把韩国第一银行的大批资料和数据运送到香港，以备汇丰银行尽职调查所需。现在正好，也可以提供给渣打银行。我们和渣打银行签署了保密协议后，就向其开放了数据库。我在2004年11月16日的内部备忘录中报告了这个新的进展。

雏菊项目

我忘记了谁给渣打银行起的代号，大概不是我，我不会把雏菊和渣打银行联想到一起去。很可能是潘德邦，但是他为什么起了这个代号，我不得而知。狮子和雏菊毫无共性，一个是强壮的山林之王，另一个是脆弱的原野小花，但是我们居然希望它们能够相互竞争！

渣打银行负责并购业务的斯戴曼是一位身材高大、举止优雅的英国绅士。我对他很有好感，他的“女王英语”口音很悦耳，使我想起学英语时听过的“灵格风英语”录音，我也欣赏他的机智、幽默和谦恭。他的上司桑兹是渣打银行的首席财务官，后于2006年升任首席执行官。桑兹不苟言笑，说话拐弯抹角。相比之下，斯戴曼坦率随和。

渣打银行香港总部是一座瘦窄的米黄色高楼，比紧邻的汇丰银行大厦稍高，但宽度不及汇丰银行大厦的一半。渣打银行大厦落成的时间比汇丰银行大厦晚几年，但外观朴实。汇丰银行大厦像是一艘战舰，而渣打银行大厦像是一艘单桅帆船。楼前有一段很长的石阶，石阶之上是沉重的大门，给人以旧式的感觉。

11月22日（周一），我和潘德邦应邀前往渣打银行大厦，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见到了桑兹、斯戴曼以及南希·黄。隔着会议室的窗子，可以看到德辅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

虽然大家都知道开会的目的是渣打银行的高管交给我们一份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建议书，但是桑兹并没有直奔主题，而是拐弯抹角提问题，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就这样谈了半小时。我觉得这样谈下去不得要领，所以就客气地告诉他，没有必要继续这种抽象的讨论，你们到底有什么想法。听我这么一说，桑兹才拿出建议书。

我没有当场阅读。潘德邦要回办公室，把建议书带走了。我留下来继续谈。我告诉他们，下午晚些时候，韩国第一银行会发一个公告，宣布新桥正在与潜在的买家做初步讨论。一听此言，桑兹勃然变色，要求马上把建议书收回来。我很惊讶对一件我认为无关痛痒的事情，他的反应如此强烈。他认为我们做此公告是因为已经和汇丰银行达成了协议，和渣打银行谈只是想利用他们给汇丰银行施加压力，迫其抬价而已。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当垫脚石。

我向他解释，他的想象不是我们的用意。之所以要公告，一是因为消息已经走漏，我们如果不澄清，就会造成很多猜测和谣言，扰乱人心；二是因为收购方都要做现场尽职调查，因此无法保密了，与其偷偷摸摸，不如光明正大。我向他保证，我们待人以诚，不会仅仅是利用他们。

但他听不进去，坚持要收回建议书。我无奈，赶紧给潘德邦打电话，让他把建议书送还。

* * *

11月25日（周四）是美国的感恩节。这一天并非香港假期，但我们全家在美国住过十几年，所以习惯在感恩节那天和孩子们一起吃火鸡。晚饭当中，电话响了。来电的是瑞士银行的沃德。他说要为他的客户的“古怪行为”道歉。他指的是桑兹提交了建议书又马上收回的事情。其实我并不介意，因为我理解他的猜疑和不安，所以我说大可不必，我理解他的疑虑。虽然道了歉，但他还是说他不认为渣打银行有能力收购韩国第一银行。

刚刚放下一个电话，电话铃又响了。来电的是斯戴曼。他说渣打银行的执行董事们就是否应该争取买韩国第一银行辩论了很久，没有结论。有些人担心我们要利用渣打银行与汇丰银行谈条件。一般来说，董事会有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执行董事都是公司的高管，真正管理公司的人。渣打银行也不例外。此类决策，执行董事达成一致意见了，才提交全体董事会审议。大的战略举措都是执行董事尤其是首席执行官提出的。

就在执行董事尚未打定主意的时候，渣打银行的一位顾问接到了汇丰银行一位高管的电话，警告称如果渣打银行想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是“不明智”之举。这个警告的效果适得其反。本来渣打银行的人还在犹豫，听到威胁，立刻下决心和汇丰银行竞争。斯戴曼说，渣打银行要参加竞标，请我们配合。

我心想，这个突变也太戏剧性、太有讽刺意味了。要想激怒对手，莫过于对他表示轻蔑。哪有用激将之法让对方退避三舍的呢？这就好像劝情敌识相一些，靠边站，任何血气方刚的人都要拔剑而起。

此时，斯戴曼和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默文·戴维斯正准备去见董事长，请他批准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项目。他会再来电话，告诉我董事长是否批准了。

我闻讯大喜，也很感激斯戴曼如此坦诚。我告诉他新桥方面一定全力配合，对两个竞标者不偏不倚，利用一方压另一方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们讲的是专业诚信，绝不会搞小动作。我还说，我们会马上准备好数据库供他们使用，并且在周一之前传过去买卖合同草案。

这通电话让我很高兴，知道韩国第一银行的出售万无一失了。双雄相争会使银行价值最大化。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去朋友家吃火鸡。9点左右，晚饭还在进行中，斯戴曼又来电了。他说，好消息，董事长批准了，渣打银行的团队将从周一开始做尽职调查。渣打银行的动作非常快，潘德邦在白天告诉我渣打银行团队通知他，准备开始做尽职调查了，我就猜想他们下了决心，果不其然。

此时，渣打银行还没有正式提出报盘或任何细节。我们也不着急。我的想法就是把渣打银行吸引到竞标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尽职调查了解了韩国第一银行的情况，一定会更有兴趣。

* * *

2004年冬季，香港异常温暖。到了12月12日，中国北方已是寒风刺骨，但香港的气温居然高达31℃。

渣打银行方面提出，其首席执行官默文·戴维斯和庞德曼通个电话。当天晚上，我给庞德曼写了一份备忘录，简要报告了和渣打银行往来的情况，帮助他做好准备与戴维斯通电话。我对庞德曼说，我们对待渣打银行的方式要不同于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问题是缺乏自信，知道自己晚了汇丰银行一步，生怕被我们用来当垫脚石，而汇丰银行的问题是过于自信，认为没有竞争对手，因此不紧不慢。因此，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尽量鼓励渣打银行，给他们以信心，把他们拉进来。

在现场尽职调查过程中，汇丰银行的信心十足和渣打银行的犹豫不决形成鲜明的反差。潘德邦负责关照两个团队，报告说，“汇丰银行派来了二十几个人，来自不同的部门，由审计部门的负责人牵头，还有咨询顾问”，相比之下，“渣打银行只有三个人露面”。

12月18日（周六）早上，布朗姆打电话给我，说他和汇丰银行董事长邦德通了电话。他们俩很熟。我听了不喜反忧。因为竞标还没有完成，我生怕汇丰银行通过这个关系抢在渣打银行前面。如果我们厚此薄彼，对渣打银行不公平，而且有失信用，因为我和庞德曼都向渣打银行做过保证，对所有买家一视同仁。布朗姆说，邦德重复了汇丰银行的报价，30亿美元。

我和钱德拉在旧的中国银行大厦顶楼的中国会一起吃午饭。中国会是个私人会所，占据大楼最高的三层楼。大楼共17层，20世纪50年代建成，现在已经老旧。中国银行的办公地点已经搬到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大厦，旧楼出租给商户。

中国会的创办人是社会名流、古董收藏家徐展堂。徐先生曾经请我到他家做客，靠墙一排玻璃柜，装满古董。一按电钮，玻璃柜缓缓移动，最终显露出一个内室，里面珍藏的更是稀世珍宝。我也参观过他设在皇后大道中一座楼里的私人博物馆，里面同样是琳琅满目的古物。

中国会的设计风格类似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茶舍，墙上挂满了中国当代和古典艺术品，不少是经典之作，也有令人莞尔的幽默或讽刺作品。比如有一幅深色油画，好像古董，画的都是穿着马褂、顶着花翎的清朝官吏，但抵近观看，你会发现官吏中站着一个人，戴着西式的高帽，穿着西式礼服，系领结，竟然是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再仔细看，发现徐展堂也身着清朝官吏的服装站在人群中。

钱德拉迟到了，见了面先道歉，说因为邦德要求汇丰银行的团队在午饭的时候交给我们正式的收购建议书，他忙了一整夜。我不知道为什么邦德那么急，也许他和布朗姆的通话给了他可以抢先和我们敲定交易的印象。汇丰银行报的价格仍然是30亿美元。他告诉我，希望我们在周一中午之前做出是否接受的决定。竞标的规则包括一个固定的时间表，两个竞标方都需在同一时间交标。他们抢先一步，想强使我们置另一方于不顾，我认为不合理。

虽然我对汇丰银行的策略不以为然，但我们还是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钱德拉再次说，汇丰银行团队对于韩国第一银行在新桥治下所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

下午，我和斯戴曼通了个电话。接通电话的时候，他正要出门去打野鸡。射猎野鸡是英国绅士的一项娱乐活动，大概很有历史了，他们居然认为这也是体育活动。早些时候他曾发来一个报价，但不是一个数，而是一个区间。他在电话中匆忙地说，渣打银行最终的出价或等于或高于区间的高端。我知道他在探我的虚实，想告诉他，即便在区间的高端也不够，但我还来不及张口，他已经挂断了电话。

当晚11点半，我打通了庞德曼的电话。他在飞机上，飞机正要起飞。我简单报告了与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两家最近交流的情况，告诉他既然汇丰银行已经出价，当务之急就是鼓励渣打银行报价。渣打银行的董事长是布赖恩·桑德森。我建议庞德曼给桑德森打个电话，争取渣打银行尽快动作。

次晨，像往常一样，我到宝云道跑步，一边跑，一边思考如何与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分别谈判。

宝云道是个独特的去处。离金融中心（中环）步行的距离不过10分钟，但位于半山区，沿着山体环绕，一边依山，另一边傍谷。谷底是中环、湾仔闹区，伸展到维多利亚港湾，对面的九龙和群山都历历在目。由于距离足够远，可以远眺，但听不到闹市的喧嚣，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整个宝云道全长4千米，且每500米有一个路标。虽然只有一车之宽，但足够三四人并行，且一路平坦。道旁矗立着一个界碑，上刻“1903年，市区边界”，可见百年前这里就是郊野了。雨后，空气清新，沁人心肺，峰回路转，瀑布飞溅而下，直落山涧。水声逝去，我已经到了路口。

中环和半山隔着香港公园，从宝云道上可以一览无遗。有很多白色的鹦鹉成群结队，从一个树端飞到另一个树端。我有一次跑步，突然发现路边的围栏上站着一只，全身雪白，顶着黄色长冠。跑到跟前，它也不飞走，只是好奇地盯着我。我想它大概受伤了，我脱下运动衫，将它兜头罩住。它大声喊叫，惊天动地。轻轻拿回家，仔细检查，并无伤痕，给它瓜子谷物，来者不拒，吃喝正常。几天后，我打开阳台的门，它来回踟蹰徘徊，过了半天，才展翅而去。

道两边各种植被、灌木乔木夹杂，郁郁葱葱，深不可测，藏着不少野生动物。飞鸟翕忽，鸣声上下自不必说，还时常有野猪、刺猬出入。野猪不怕人，时而当道，有时全家出动，小猪跟着大猪，哼哼唧唧，旁若无人。极偶然的时候，还有蛇行于此。有一次，我跑步时突然看到脚下有一根翠绿的竹子，已经来不及换步，也不以为意，一脚踩下去，感觉软绵绵的，回头一看，竟是一条蛇——竹叶青，惊出我一身冷汗。幸亏我跑的速度比较快，蛇没有来得及转头咬我一口，只是身体扭动了几下，滑入山谷之中。

跑步回来，我打电话给庞德曼。他已经和渣打银行的董事长桑德森通过电话了，桑德森说渣打银行考虑的正式报价是在之前指示性报价区间的顶端，也就是3.1万亿韩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这个价格略低于汇丰银行报的30亿美元，但是渣打银行的报价是以韩元为单位的，而韩元正在升值，所以和汇丰银行的报价不好直接比较。

那天是周日。我记起钱德拉要求我们在周一中午之前回复汇丰银行的报价。渣打银行董事长的话并非正式报价，但来自最高层，应该是靠得住的。这给我足够的底气不接受汇丰银行的报价，而且不必要等到周一再答复汇丰银行。我打电话给钱德拉，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汇丰银行的报价缺乏竞争力。这句话翻成中文有点别扭，但是用英文表达恰到好处，我不能说他的价格不够高，因为他会问要多高，我也不能说他的价格太低，因为并不比别人低。说他的价格没有竞争力，就是委婉地说我们不满意，如何让我们满意，由他自己去掂量。

钱德拉并没有表示惊讶。他应该知道有别家参与竞争了。之前斯戴曼说渣打银行收到来自汇丰银行的警告，结果反而刺激渣打银行参与竞争。据此可知，汇丰银行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家，此时也应该知道渣打银行并没有放弃。正因如此，汇丰银行才采取了抢先一步的策略。我猜测，他们盘算即便有第三方参与竞争，也不可能动作太快，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没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可能完成尽职调查，不可能拿出确定报价，如果汇丰银行现在就逼我们做决策，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否则拒绝了汇丰银行，又没有垫底的报盘，就要冒蛋打鸡飞的风险。他没有料到的是，竞争对手动作如此神速，显然已经报价，而汇丰银行走到这一步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下午5点，斯戴曼打来电话，告诉我渣打银行的报价将从3.1万亿韩元提高到不低于3.25万亿韩元。我估计渣打银行之所以提价，是因为在通话时，庞德曼对渣打银行董事长所说的价格反应平淡，据此董事长判断3.1万亿韩元不够有竞争力，所以又向前迈了一步。同样地，我听了斯戴曼的话之后未做任何评论，但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渣打银行3.25万亿韩元的新报价相当于30.8亿美元，比汇丰银行的高出8000万美元。我知道，现在才进入两雄相争的局面。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最有利的。

斯戴曼说，晚些时候桑德森和首席执行官戴维斯还会给庞德曼打电话，那时会提出正式报价。我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绕圈子，先是由斯戴曼给我打电话做个表示，然后由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两个人向庞德曼传递正式报盘。我猜想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其决策不是轻易做出的，而是由最高层亲自参与的，因此我们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需要新桥的大老板亲自参与。

我立即给庞德曼写了一份备忘录，告诉他与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谈判的最新情况，也告诉他渣打银行的两个最高决策人会给他打电话。我知道他看到备忘录，就心里有底了。他去谈判，我一百个放心。

周一上午，庞德曼告诉我已经和渣打银行的戴维斯谈了。也许有别的事情，渣打银行董事长并没有上线。戴维斯的正式报价是3.3万亿韩元，按照那天的汇率，比汇丰银行的价格高出1.28亿美元。戴维斯还说，书面报盘将在伦敦时间下午5点前送达。

我本来约好上午11点和钱德拉见面，但一早就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说汇丰银行信守承诺的报价，希望新桥在中午之前签字接受，否则过期作废。史密斯也单独给我发来邮件，说的是同样的内容。他们的言外之意是，他们信守承诺，我们也应该信守承诺，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承诺，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报价。我们当初很明确地表示，如果他们不能给我们正式报盘，我们不能延长排他期。他们则表示愿意参加竞标。现在他们想逼迫我们接受的，仍然是一个不实的报盘，因为不具法律约束力，是可以更改的。而且，直到此时，他们也没有积极谈判买卖合同，所以合同还没有落实。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报价，等于自我束缚，任凭他们规定交易条件。没有一个交易对手会接受这种安排。汇丰银行是个庞大的机构，大概习惯指挥谈判对手了。所幸我们有选择，否则真是进退两难呢。

不过，手中有牌，心里不慌。汇丰银行的策略让我感到的不是压力，而是有点逗趣。我头一天已经告诉过钱德拉，不能在他们的限期前做出决定。我们当然不想失去汇丰银行这个竞购方，但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不过是在诈唬而已。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他们投入了那么多资源，怎么可能轻言放弃呢？向我们施压，不过暴露了他们自己的焦虑。

我心里很踏实，知道即便汇丰银行跑了，还有渣打银行，而且价格比汇丰银行的好。当然渣打银行的报价也缺乏细节的支撑，双方尚未议定合同，但是我也不担心。汇丰银行的风格是让对方捉摸不定，要捆住对方，却不肯束缚自己。汇丰银行答应了很多事情，无论是见面的时间，还是如何聘任审计师，抑或是确定净资产的方式，但没有一次说话算数。就连说加入竞标，现在也想先发制人。渣打银行则直来直去，从来就没有留一手，因此我感觉渣打银行比汇丰银行靠谱。

11点，我按时去见钱德拉，只字未提限期的事情，只是讨论汇丰银行报盘中的问题。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午时的限期过去了。我告诉他，我们手头上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报盘。我还说，我们需要汇丰银行以韩元而不是以美元计价的报盘。我解释道，这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韩元在升值，如果以美元计价，我们当然要吃亏。第二个原因更重要，那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是韩国第一银行的股东，是韩国政府，政府当然希望以本国的货币计价。

我原以为，作为一家全球性银行，汇丰银行以韩元报价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担心汇率波动风险，他们可以轻松地做个对冲——譬如搞个远期换汇的合同，或者和需要美元的韩国客户做个货币交换，但不知为何，汇丰银行坚决不同意以韩元报价。我只能得出结论，汇丰银行想把汇率变化的风险转嫁到卖方（新桥和韩国政府）头上。那么我们凭什么接受呢？所以谈不拢。我道别的时候正好12点半，已经过了汇丰限期半小时，但谁也没有再提限期的事。

渣打银行聘请的律师是总部在伦敦的安理律师事务所。安理在香港的律师人数众多，在商业界非常活跃。它的香港总部和新桥在同一个办公楼里。下午，我和同事潘德邦、陈悦去安理的办公室，与渣打银行的一位代表和几名律师谈判买卖合同。

渣打银行关注的东西和汇丰银行不同。与汇丰银行最纠结的一个问题是他们要从支付款中扣除他们认为需要替新桥代缴的税款，遭到我们拒绝。在韩国从来没有买方代卖方扣缴税款的先例，汇丰银行的律师大概想把其他市场的做法硬搬到韩国，但并无法律依据。我担心渣打银行也会有同样的要求。结果渣打银行根本没提这回事。本来不是个问题了，但金张的律师们要我们主动把这个问题在会上提出来，要求渣打银行用白纸黑字写清楚，不会提出与汇丰银行同样的要求。我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本来没欠债，但你硬要一个人给你写个文字证明你不欠他债，他要不是认为你有病，就是怀疑你真欠了他的债。何必多此一举呢？

金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认为如果不这么做，我们要承担一个风险，法律名词叫作“不当得利”。这个概念是，应当告知对方的而不告知，对方虽然在契约中没有权利，但仍然可以追讨我们的责任。既然汇丰银行曾经提出过代扣代缴，我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问题了，知道了就不能不说。为了防止这个风险，现在就应该挑明了，使得对方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放弃追讨的权利。这个逻辑让我挠头。别人无理取闹，后来停止了，我们就有责任告知第三方曾经有人无理取闹过，明确告诉第三方他以什么理由无理取闹的，要第三方也承认这是无理的。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逻辑？我不同意。我认为律师往往想象出世界上最不可能发生、常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在合同中用大量篇幅规定一旦此类事情发生应该如何处理。极而言之，有点像“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双方就应……”，所以法律文本往往十分冗长。

既然我不同意，律师们只好想别的方法解决他们认为存在的方法。潘德邦很聪明，善于思考，他和佳利的律师李荣国（韩国人，虽然此名是典型的中国名字）商量了一下，建议在合同文本中加入一些词句，大意说任何潜在的财务责任都由买方承担。我也不同意这个建议，因为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并说服对方接受这么笼统的承担风险的条款？换位思考，我也不会接受。如果对方不接受，怎么办？

和自己的律师谈判往往比和对方谈判还难，但好在可以直言不讳，不必委婉。一般合同中都有一个标准条款，叫作“无追究”。代表渣打银行的律师同意修改，本来渣打银行就是在尽职调查完成的基础上收购的，也没有打算再追究卖方的任何责任。

汇丰银行曾经提出在收购后由卖方支付高管遣散费，我们不同意。在与渣打银行谈判时，我们特别提出高管的遣散是银行的责任，不是卖方的责任。安理的律师不能确定如果遣散费过高，会不会触发法律问题。我方的理由很简单，虽然高管是新桥控制的董事会任命的，但聘请他们的是韩国第一银行，他们服务的对象也是韩国第一银行，没有股东额外支付薪酬或遣散费的道理。如果渣打银行将来任命新的管理层，支付薪酬的也是韩国第一银行，不是渣打银行，让渣打银行承担额外责任也没有道理。渣打银行方面接受了这个逻辑。到会议结束时，双方对合同中的所有关键问题都达成了一致。这样，渣打银行就跑到了汇丰银行的前面，剩下的只有价格问题，一旦价格谈妥，双方可以马上签约，而汇丰银行还迟迟没有和我们敲定合同条款。

晚上7点20分，庞德曼打来电话。我报告了最新情况，告诉他，我还没有收到斯戴曼说要发过来的正式报价。

就在此时，另一位新桥联席主席布朗姆有些着急了。他很想把韩国第一银行卖给汇丰银行，因为他和汇丰银行的董事长邦德熟悉，愿意做个人情。我有些担忧，如果汇丰银行出的不是最高的价格，卖给汇丰银行对于卖方和渣打银行都不公平，而且汇丰银行的态度并不明朗，合同文本尚未敲定。

知道了渣打银行的报价超过汇丰银行，布朗姆不喜反忧。他担心汇丰银行会失去机会。他问我，如果他去和邦德谈，让他出价31亿美元，给他两个小时做决定，如何？我心里不赞成，仍然觉得这样做对渣打银行不公平，而我之前已经承诺对渣打银行会公平对待。我认为做人必须一诺千金。

另外，还有一层的考虑。虽然渣打银行出价高，但其报盘是有条件的。渣打银行的账面上并没有这么多现金完成交易，所以需要筹资，这就产生不确定性，而这个交易规模对汇丰银行来说并不是很大，它手头上应该有足够现金成交。对于卖方，交易的确定性几乎比什么都重要，谁都不愿冒交易失败的风险。

按照当时的汇率，渣打银行的报价等于31.28亿美元。我想如果汇丰银行愿意出31亿美元，汇丰银行的确定性可以抵消渣打银行0.28亿美元的差价。所以我答应了布朗姆，说好，如果邦德肯出31亿美元，我们就卖给汇丰银行。

2004年12月21日清晨，一觉醒来，我接到唐开罗的电话。他说布朗姆与邦德达成协议，将韩国第一银行以30.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汇丰银行。我大吃一惊，心中暗暗叫苦。我们本来说好31亿美元，怎么少了5000万美元还同意卖给他？

我看到渣打银行也在昨夜发来传真，确认报价3.3万亿韩元，相当于31.28亿美元，比汇丰银行的报价高出7800万美元。但是，渣打银行的报盘仍是有条件的。首要的条件是能够筹集到所需资金。其次，如果渣打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跌破每股900便士，它就有权退出交易，但愿意支付5000万美元的“分手费”。另外，由于渣打银行在香港和伦敦两地上市，它需要两地股东的批准。在我看来，这些条件都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不应承担任何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