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有发烧[原文“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fever.”模仿《圣经》中“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太初有道）。]，有血尿，有颤抖的一串串肉从皮肤内被卷出，有人被蚊虫叮咬后在沉睡中死去。

数千年前，人类就知道寄生虫的存在，或至少是知道它们造成的结果，很久以后希腊人才创造出寄生虫（parasite）这个名词。parasitos一词的原意是“在食物旁”，希腊人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完全不是现在的意义，它原本指的是在神庙盛宴上服务的职员。然而发展到某个时期，这个词挣脱了它的语源学缰绳，开始指代随从，这些人通过溜须拍马、传达消息和做其他工作讨好贵族，从而偶尔得到一顿饭吃。后来，寄生虫变成了希腊喜剧中的一个标准角色[后来，寄生虫变成了希腊喜剧中的一个标准角色，Damon，1997。]，拥有自己的面具。许多个世纪之后，这个词才进入生物学，用来定义从内部消耗其他生命的生命。不过希腊人已经知道寄生虫这种生物的存在。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识别出依靠猪舌生活的生物[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识别出依靠猪舌生活的生物，Grove，1990。]，它们被包裹在像冰雹一样坚硬的包囊之中。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也知道寄生虫的存在。古埃及人和中国人使用各种植物来消灭生活在肠道中的蠕虫。《古兰经》告诫读者要远离猪和死水，两者都是寄生虫的重要来源。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古人的认知仅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痕迹。颤抖的一串串肉——现在人们称之为麦地那龙线虫——也许就是《圣经》里沙漠中侵扰以色列人的火蛇。它们确实侵袭了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你不能一下子把它们拔出来，否则它们会断成两截，留在体内的部分死去后会造成致命感染。对于麦地那龙线虫，通常的疗法是静养一周，慢慢地把龙线虫一圈一圈绕在棍子上，让它活着从体内爬出来。有人想出了这个疗法，这个人已经被遗忘了数千年，但他的发明也许在医学的象征中被铭记，那就是“蛇杖”[原文“The caduceus”（双蛇杖），是两条蛇缠绕在一根权杖上，并带有一双翅膀。在美国，人们普遍使用双蛇杖作为医疗象征来自对蛇杖的误用，主要是因为1912年美国陆军医务部搞错了医疗用的是单蛇杖而不是双蛇杖，从此美国人民将错就错，现在双蛇杖作为医学标志用于美国76%商业有关的医疗机构，而单蛇杖用于62%的专业医学机构。但双蛇杖一般象征商业，也称商神权杖，中国海关的标志就是由商神手杖与金色钥匙交叉组成的。]：一条蛇缠绕在一根权杖上。

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医生还普遍认为麦地那龙线虫之类的寄生虫并不会让人生病。他们认为疾病是身体本身由于冷或热或其他力量失去平衡而导致的结果。比方说，呼吸糟糕的空气会使人患上名为疟疾的热病。疾病会造成各种症状：比如让人咳嗽，腹部皮肤出现斑点，长出寄生虫。麦地那龙线虫是体内酸质过多的产物，它们其实并不是虫子，而是患者身体制造出来的东西：也许是腐坏的神经、黑色的胆汁、拉长的血管。毕竟人们很难相信像麦地那龙线虫这么怪诞的东西可能是某种生物。直到1824年，怀疑论者依然有所保留：“我们讨论的这种物质不可能是蠕虫。[“我们讨论的这种物质不可能是蠕虫。”，Grove，1990：121。]”孟买的一名外科主任断言道：“因为它的出现位置、功能和特性都与淋巴管完全相同，因此说它是一种动物简直荒谬。”

其他种类的寄生虫肯定是生物。举例来说，人类和动物的肠道内生活着细长的蛇形蠕虫，它们后来被命名为蛔虫；还有绦虫——扁平而狭窄的带状生物，能够一直长到60英尺（约18米）。生病绵羊的肝脏里栖息着如树叶状的寄生虫，它们被命名为吸虫（fluke），因为形状酷似比目鱼（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是floc）。然而，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即便寄生虫真的是生物，也必定是身体本身的产物。携带绦虫的人会惊恐地发现绦虫的节片会随着肠道蠕动被排出身体，但没人见过绦虫一寸一寸地爬进患者的嘴巴。亚里士多德在猪舌上见到过蜷缩在包囊里状如蠕虫的小生命体，但这些无法自立的动物甚至连性器官都没有。过去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寄生虫肯定是身体内自发产生的，就像尸体上自发出现的蛆虫，干草垛上自发出现的真菌，树干里自发出现的昆虫。

1673年，肉眼可见的寄生虫又多了一大批肉眼不可见的同伴。荷兰代尔夫特市的一名店主把几滴雨水放在他亲手制作的显微镜底下，看到了里面爬来爬去的球状生物，有些长着粗大的尾巴，有些长着爪子。这名店主名叫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尽管在他那个年代，科学家只把他当作一名业余爱好者，但他是第一个亲眼见到细菌和细胞的人。他把手边的东西全都放在显微镜底下。在牙垢里，他发现了长杆形状的生物，一口热咖啡就能杀死它们。吃过一顿令人肠胃不适的热熏牛肉或火腿后，他会把自己的稀软粪便放在显微镜底下，在粪便中见到了更多的小生命：长着腿状附肢的小球像潮虫似的爬行，鳗鱼状的生命体像鱼在水里那样游动。他意识到，他的身体是无数微观寄生生物的家园。

其他生物学家后来发现有几百种不同类型的微观生物生活在其他动物体内，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家并没有将它们和体形更大的寄生虫区分开来。这些新发现的小小蠕虫有着诸多形态，有的像蛙类，有的像蝎子，有的像蜥蜴。1699年，一名生物学家写道：“它们有的长着向前的长角，有的长着分叉的尾巴，有的长着家禽般的鸟喙，有的身披毛发，也有的外表粗糙，还有一些身披鳞片，形如毒蛇。”[“它们有的长着向前的长角……”，Wilson，1995：160。]另一方面，其他生物学家鉴别出了几百种肉眼可见的寄生虫、吸虫、蠕虫、甲壳类以及其他生物，它们生活在鱼类、鸟类和被解剖的各种动物体内。大多数科学家坚持认为寄生虫无论大小都是由其宿主自发产生的，它们仅是对疾病的被动反应。这样的观点一直持续到18世纪，即便有一些科学家做实验检验了自发产生的设想，发现它其实站不住脚。这些怀疑论者展示了出现在蛇尸体上的蛆虫来自蝇卵，蛆虫长大后会变成蝇虫。

也许蛆虫确实不是自发产生的，但寄生虫是另一码事。它们完全不可能从外部进入身体，因此必定是在身体内部产生的。科学家没有在动物或人类的身体之外见过它们。你能在幼小的动物体内找到它们，甚至流产的胚胎体内也有。你会在肠道中找到某些种类的寄生虫，它们和被消化液摧毁的其他生物体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你也会发现其他种类的寄生虫堵塞了心脏和肝脏，但你想象不出它们能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这两个器官。它们有钩爪、吸盘和其他装备，能够在动物体内自由活动，然而一旦它们来到外部世界便不可能存活。换言之，寄生虫显然是按照在其他动物体内（甚至在特定的器官内）度过一生的样子来设计的。

就手头的证据而言，自发产生是对于寄生虫的最佳解释。然而这也是极其明显的异端邪说。《圣经》教导我们，生命是上帝创世第一周创造出来的，每一种生物都反映了上帝的设计和上帝的仁慈。今天所存在的一切生物必定是那些原始造物的后代，经过父与子的链条一代代繁衍而来——不可能有任何东西由于某种与生命相关的野性力量而自行突然出现。假如我们的血液能够自发产生生命，那么在创世纪的时代，还需要上帝做什么呢？

寄生虫的神秘特性制造出了一套怪异的、令人不安的教理问答[寄生虫的神秘特性制造出了……，Farley，1972。]。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寄生虫？为了提醒我们，我们仅是尘土，从而不让我们过于骄傲。寄生虫是如何进入我们的身体的？肯定是上帝放进去的，因为它们显然没有办法自己进去。也许寄生虫是一代又一代从我们的身体传到孩子的身体里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亚当这个纯洁无瑕的造物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身体里就已经有寄生虫了呢？也许寄生虫是他堕落后在他身体里被创造出来的。但那岂不是第二次造物了吗？也就是第一周之外的第8天——“在第二个星期一，上帝创造了寄生虫”？呃，好吧，也许亚当被创造的时候身体里就有了寄生虫，然而在伊甸园，寄生虫是他的好帮手。它们吃掉他无法完全消化的食物，舔净他身体内部的伤口。然而亚当在被创造时不但纯洁无瑕而且完美无缺，他为什么需要帮手呢？说到这儿，问答终于进行不下去了。

寄生虫之所以会带来如此之多的烦恼，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不同于人类见过的任何动物。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父母在我们这个年龄时的身体是一样的，鲑鱼、麝鼠和蜘蛛也一样。但寄生虫能够打破这个规则。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丹麦动物学家约翰·斯滕斯特鲁普。19世纪30年代，他开始思考吸虫的奥秘，寄生虫学家在羊的肝脏、鱼的大脑、鸟的肠道内，无论在解剖什么动物都能找到吸虫树叶状的身影。吸虫会产卵，然而在斯滕斯特鲁普的时代，没人在吸虫宿主体内发现过吸虫的幼虫。

但他们也发现了另一些看上去非常像吸虫的生物。在沟渠、池塘或溪流里，只要这些地方有某些特定种类的螺，寄生虫学家就会发现一些能够自由游动的动物，它们看上去很像缩小的吸虫，只是身体后半截多了个巨大的尾部。这些动物被称为尾蚴（cercariae），它们甩着尾巴在水里疯狂游动。斯滕斯特鲁普从沟渠里采集带有螺和尾蚴的水样，把水样保存在温暖的房间里。他发现尾蚴会穿透螺身体和外壳上的黏液层，脱去尾部，形成一个坚硬的包囊，他说：“包囊覆盖在尾蚴身上，就像一个小小的封闭表壳。[“包囊覆盖在尾蚴身上……”，Steenstrup，1845：57-58。]”斯滕斯特鲁普把尾蚴从这样的庇护所里拽出来，发现它们已经变成了吸虫。

生物学家知道螺类身上还栖息着其他种类的寄生虫。其中有一种看上去像个不成形的袋子，被他们称之为金氏黄虫的小生物：这种动物身体柔软，生活在螺类的消化腺内，体内携带着状如尾蚴的生物，这些生物在它体内蠕动，就像麻袋里的一只猫。斯滕斯特鲁普还发现了另一种能自由游动的状如吸虫的生物，但这种生物游动时靠的不是导弹状的尾巴，而是覆盖全身的数百根纤毛。

这些生物体中的大多数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拉丁文物种名称了，但斯滕斯特鲁普看着它们在水里游动，在螺的身体里活动，产生了一个离奇的想法：这些动物全都是一种动物，只是不同世代或处在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成年个体产卵，卵离开宿主的身体，落入水中，孵化成浑身纤毛的形态；浑身纤毛的个体在水中游动，寻找螺，找到螺并穿透螺的体表之后，这种寄生虫变形成为不成形的袋状；不成形的袋状个体逐渐膨胀，里面是下一代吸虫的胚胎。然而新生的吸虫与羊肝内的叶状形态毫无相似之处，也和进入螺身体的毛蚴形态不同。它们是金氏黄虫。它们在螺的体内活动，进食并繁育再下一代的吸虫，也就是有着导弹状尾巴的尾蚴。尾蚴离开螺的身体，在螺的外壳上形成包囊。接下来它们以某种方式进入羊或其他最终宿主的身体，脱去外壳后变为成熟的吸虫。

通过史无前例的方法，寄生虫进入了我们的身体：“一种动物产下的幼体与它们的上一代毫无相似之处[“一种动物产下的幼体……”，Steenstrup，1845：132。]，这些后代生出新一代，新一代或新一代的后代再恢复这种动物的原有形态。”斯滕斯特鲁普说，科学家早已见过了这些前例，只是无法相信它们实际上都属于同一个物种。

斯滕斯特鲁普的想法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许多种寄生虫会在生命周期中从一个宿主向另一个宿主迁移，许多种类会在当前一代和下一代之间转变形态。多亏了他的洞察力，寄生虫自发产生的一个最佳证据就此灰飞烟灭。斯滕斯特鲁普将注意力从吸虫转向亚里士多德在猪舌上观察到的包囊。这种寄生虫当时被称为囊尾蚴（bladder worm），能够在哺乳动物的任何肌肉中存活。斯滕斯特鲁普认为，囊尾蚴其实是另一种尚未发现的寄生虫的早期一代。

其他科学家注意到囊尾蚴看上去有点像绦虫。你切掉绦虫的大部分长带状身体，把头部和前几个节片塞进硬壳，得到的就是一只囊尾蚴。也许囊尾蚴和绦虫其实是同一种生物。也许囊尾蚴其实是绦虫卵进入了错误的宿主之后的产物。虫卵在不利于其生长的环境中孵化，绦虫无法按正常的方式发育，而是长成了发育不良的畸形怪物，在还没成熟前就死去了。

19世纪40年代，一名虔诚的德国医生听说了这个理论感到义愤填膺。弗雷德里希·屈兴迈斯特在德累斯顿开设了一家小诊所，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有关圣经生物学的书籍并在当地经营一家名叫“骨灰瓮”（Die Urne）的火葬场。屈兴迈斯特认为囊尾蚴实际上就是绦虫的想法虽然避开了自发产生的异端深渊，但又掉进了另一个充满罪恶的陷阱，也就是说上帝会允许他的一种造物落入如此怪诞的死胡同。屈兴迈斯特声称“它违背了大自然的睿智设计，因为大自然安排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没有目的。这个荒谬的理论与造物主的智慧相抵触，也违背了上帝塑造大自然的和谐与简洁的法则”[“它违背了大自然的睿智设计……”，Farley，1972：120。]——就连绦虫也受这些法则的管辖。

屈兴迈斯特有个更符合信仰的解释：囊尾蚴就是绦虫的自然生命周期[绦虫的自然生命周期，Grove，1990，and Foster，1965。]中的一个早期阶段。囊尾蚴往往出现在被食者的体内——例如老鼠、猪和牛之类的动物，而绦虫则出现在掠食者的体内：猫、狗、人。有可能当掠食者吃下猎物之后，囊尾蚴就会从包囊中钻出来，逐渐长成完整的绦虫。屈兴迈斯特从1851年开始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准备将囊尾蚴从死胡同中解救出来。他从兔肉中取出40个包囊，将它们喂给狐狸吃。过了几周，他在狐狸体内发现了35只绦虫。他在老鼠和猫体内用另一种绦虫和囊尾蚴做了相同的实验。1853年，他把一头病羊体内的囊尾蚴喂给一只狗，狗的粪便中很快就出现了成年绦虫的节片。他把这些节片再喂给一头健康的羊，在16天后羊开始步履蹒跚。这头羊被杀死后，屈兴迈斯特打开它的颅骨，发现囊尾蚴附着在大脑顶端。

屈兴迈斯特报告了他的成果，震惊了那些毕生研究寄生虫的大学教授。这是一名喜欢单打独斗的业余爱好者，居然妄图解决专家们几十年都没能解开的谜团。他们想在屈兴迈斯特的研究中找到漏洞，想要维护囊尾蚴的死胡同。屈兴迈斯特的研究里有个问题，他有时候会把囊尾蚴喂给错误的宿主物种，这些寄生虫会全部死亡。举例来说，他知道猪肉携带着一种囊尾蚴，他也知道德累斯顿有很多屠夫和其家人遭受猪带绦虫（Taenia solium）的折磨。他怀疑这两种寄生虫实际上是同一个物种。他把猪带绦虫的虫卵喂给猪，得到了囊尾蚴，他把囊尾蚴喂给狗，却无法得到成年的猪带绦虫。想要证明该寄生虫生命周期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剖它唯一的真正宿主：人类。

屈兴迈斯特决心要证明上帝的仁慈与和谐，于是设计了一个可怕的实验。他得到许可，让一名即将被处决的囚犯吃下囊尾蚴。1854年，他收到通知，有一名杀人犯将在数日后被斩首。他妻子凑巧注意到他们家晚餐里的烤猪肉里有几只囊尾蚴。屈兴迈斯特立刻冲进他们买猪肉的那家餐馆。他求店主给他一磅生肉，尽管两天前宰杀的猪已经开始变质。店主给了他一些生肉，第二天，屈兴迈斯特挑出肉里的囊尾蚴，放进冷却到体温的面汤里。

囚犯不知道他在吃什么，觉得味道不错，于是要求再添一点儿。屈兴迈斯特又给他盛了一碗，还给他吃了加入囊尾蚴的血肠。3天后，杀人犯被处决，屈兴迈斯特在他的肠道内搜寻证据。他找到了猪带绦虫的幼小个体。它们还只有四分之一英寸（约6毫米）长，但已经长出了特有的双排顶突和22个小钩。

5年后，屈兴迈斯特重复了这个实验，这次他在罪犯被处决前4个月给其喂下了囊尾蚴。事后他在罪犯的肠道内发现了长达5英尺（约1.5米）的绦虫。他得意扬扬，同时代的科学家却感到厌恶。有人评论道，这些实验“有悖于我们共同的天性”。还有评论者将他和当时疯狂的医生相提并论，那些家伙从刚被处决的囚犯体内掏出还在跳动的心脏，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有一名评论者引用了华兹华斯的诗：“谁会在他母亲的坟墓上/四处张望和研究植物？”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寄生虫是最奇异的生命体之一。寄生虫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来自其他宿主。屈兴迈斯特还帮助发现了寄生虫的另一个重要特性，这是斯滕斯特鲁普未能注意到的：寄生虫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的过程中，并不总要在外部世界中活动一段时间。它们可以在一种动物的身体内成长，然后等待这种动物被另一种动物吃掉。

自发产生论还残存一丝希望，那就是微生物。然而没过多久，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就掐灭了最后的火苗。在他的经典实验中，他把肉汤放在烧瓶里。只要时间足够长，肉汤终究会变质，里面还充斥着微生物。有些科学家声称微生物是在肉汤中自发产生的，但巴斯德实验证明实际上是空气中的微生物进入烧瓶并在其中繁衍生息。他进而证明微生物不只是疾病的症状，还是疾病的成因，细菌导致感染的理论因此诞生。从这一认识出发，西方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巴斯德和其他科学家分离出了引起炭疽、肺结核和霍乱等疾病的特定细菌，为其中一些细菌制作出了疫苗。他们证明医生被污染的手和手术刀会传染疾病，但用肥皂和热水就能阻断传染。

随着巴斯德的研究深入人心，寄生生物的概念也发生了特殊的转变。到1900年，人们几乎不再将细菌称为寄生虫[到1900年，人们几乎不再将细菌称为寄生虫，Worboys，1996。]，尽管细菌和绦虫一样也生活在另一个生物体的内部并消耗另一个生物体的资源。对医生来说，细菌是不是生物体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有能力导致疾病，现在已经能够通过疫苗、药物和良好的卫生习惯消灭细菌了。医学院把学习的重点放在传染性疾病上，而且通常是由细菌（后来还有比细菌小得多的病毒）导致的传染病。这种偏见有一部分原因来自科学家对疾病原因的鉴定。他们往往遵循由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提出的一套规则。首先，必须证明病原体与特定疾病之间的关联；其次，病原体必须被分离出来，在纯粹培养的环境下生长，培养出来的生命体还必须被接种到宿主体内，诱发相同的疾病；最后，还必须证明后一个宿主体内的生命体与接种的生命体相同。细菌符合这些规则，不费吹灰之力。但许多其他的寄生生物就很难做到了。

在水体、土壤和生物体内生活的除了细菌，还有一类尺寸更大（但依然是微观级别）的单细胞生物：原生动物。列文虎克在观察自己的粪便时[列文虎克在观察自己的粪便时，Roberts and Janovy，2000。]，他见到了一种现在被称为蓝氏贾第鞭毛虫（Giardia lamblia）的原生动物，它正是导致他腹泻的原因。比起细菌，原生动物更接近于构成我们身体、植物和真菌的细胞。细菌大体而言就像个装着松散的DNA和散乱的蛋白质的袋子。但原生动物不一样，它们和我们的细胞一样把DNA小心翼翼地盘卷在分子构成的轴线上，然后藏在名叫细胞核的腔体内。和我们的细胞一样，原生动物也有用来产生能量的其他区室，而整个内容物被类似于骨骼的骨架包围着。这些只是生物学家发现的诸多线索中的几条，它们能够证明原生动物与多细胞生命的亲缘关系更近，而不是和细菌更近。生物学家甚至据此将生命划分为两大类：原核生物（包括细菌）和真核生物（包括原生生物、动物、植物和真菌）。

许多原生动物，例如在森林地面上啃食植物的变形虫（amoebae）和把海洋变成绿色的浮游藻类对人类都是无害的。然而也存在其他几千种寄生的原生动物，其中包括了一些最凶残的寄生虫。到了世纪之交，科学家已经发现，造成疟疾这种恶性热病的并不是糟糕空气，而是数种名为疟原虫（Plasmodium）的原生动物，这种寄生虫生活在按蚊体内，会在按蚊刺穿人类皮肤吸血时进入我们体内。采采蝇携带的锥虫会导致昏睡病。尽管原生动物拥有导致疾病的能力，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不符合科赫的鉴定规则。这些生物符合斯滕斯特鲁普的猜想，它们通过世代交替完成传播。

举例来说，疟原虫通过按蚊叮咬进入人体时呈现出西葫芦状的形态，它被称为子孢子（sporozoite）。子孢子随血流来到肝脏后入侵一个肝细胞，然后增殖成4万个后代，它们被称为裂殖子（merozoite），外形类似葡萄。裂殖子涌出肝脏后搜寻红细胞寄生，制造出更多的裂殖子。新一代的裂殖子涨破红细胞，搜寻其他的血细胞寄生。过了一段时间，部分裂殖子会产生另一个形态，这种形态拥有性别，被称为配子体（macrogamont）。假如按蚊吸了一口宿主的血，刚好吞下含有配子体的血细胞，那么配子体就会在按蚊体内成熟。雄配子体使雌配子体受孕，然后产下小小的圆形后代，它称为动合子（ookinete）。动合子在按蚊的肠道内分裂为几千个子孢子，子孢子上行进入按蚊的唾液腺，随后被注入下一个人类宿主的身体。

疟原虫的繁殖会经过如此之多的世代和形态，想要培养疟原虫，你不能只是把它们扔进培养皿，然后希望它们乖乖开始增殖。你必须让雄性和雌性配子体相信它们生活在按蚊的肠道中，然后等配子繁育出后代，你必须让动合子相信它们已经通过按蚊的口器被注射入人类血液。这并不是做不到的，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科赫制定规则的一个世纪之后，科学家才研究出在实验室环境下培育疟原虫的方法。

地理环境进一步区隔开了寄生性的真核生物和寄生性的细菌。在欧洲，细菌和病毒导致了最严重的疾病，例如结核病和小儿麻痹症。然而在热带地区，原生动物和寄生虫的问题同样严重。研究它们的科学家以殖民地的医生为主，他们的专业后来被称为热带医学。欧洲人逐渐将寄生虫视为抢夺当地劳动力的元凶，认为寄生虫拖慢了运河和水坝的建造进度，不让白种人在赤道地区快乐地生活。拿破仑率领军队远征埃及的时候[拿破仑率领军队远征埃及的时候，Nelson，1990。]，士兵抱怨称他们像女人一样来月经。事实上，他们感染了血吸虫。他们感染的血吸虫类似于斯滕斯特鲁普研究的吸虫，从螺类的身上脱落，在水中游动，寻找人类皮肤。它们最终进入士兵腹部的静脉，将虫卵排入宿主的膀胱。从非洲西海岸到日本的河流地带，血吸虫都在侵袭人类；奴隶贸易将血吸虫带往新大陆，它们在巴西和加勒比群岛大肆泛滥。它们导致的疾病名叫血吸虫病（bilharzia或schistosomiasis），耗尽了本应为建立欧洲帝国奉献力量的数亿人的精力。

随着细菌和病毒占据了医学的中心，寄生虫（事实上是除了细菌和病毒之外的一切）被日益边缘化。热带医学的专家继续与他们的寄生虫做斗争，但往往收效甚微。针对寄生虫的疫苗以惨败告终。还剩下几种古老的治疗手段，例如治疗疟疾的奎宁、治疗血吸虫的锑剂，但效果都不理想。有时，它们的毒性过于强烈，造成的伤害不亚于疾病本身。另一方面，兽医也在研究生活在牛、狗和其他家畜体内的生物。昆虫学家在研究钻进树木的昆虫，在树根上吸食树液的线虫。这些互不相同的学科逐渐被统称为寄生虫学，它与其说是一门实在的科学，不如说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假如说存在什么因素将它的各个分支联合在一起，那就是寄生虫学家都敏锐地认识到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生物，而不仅是致病的病原体，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拥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当时的一名科学家称之为“医学动物学”[当时的一名科学家称之为“医学动物学”，Worboys，1983。]。

确实有一些真正的动物学家在研究这门医学动物学。就在细菌致病理论改变医学界的同时，他们也在酝酿属于自己的革命。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了对于生命的全新解释。他认为，自从地球诞生以来，生命的存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不同形态之间的演变。演变的驱动力是他称之为自然选择的力量。每个物种的每一代都由不同的变种组成，有些变种比其他变种表现得更好，它们能捕获更多的食物，更能避免成为其他物种的食物。它们的后代会继承其特性，经过几千代的代际传递，这种没有蓝图的繁育产生了现今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命形式。在达尔文看来，生命不是通往天国的梯子，也不是塞满了贝壳或毛绒玩具的展柜。生命是一棵向上生长分支的树，从一个共同的祖先，演化出了地球现在和曾经存在的所有物种。

寄生生物在演化革命中的遭遇和在医学革命中的一样糟糕。达尔文只会偶尔思考一下寄生虫，通常是在他试图证明大自然难以证明上帝的仁慈设计的时候。他曾经写道：“若说创造了无数星球系统的造物主会在每一个星球上都造出无数蠕行的寄生虫，那就实在是一种不敬。[“若说创造了无数星球系统的造物主……”，Desmond and Moore，1991：293。]”他认为对有关上帝的感性认知来说，寄生蜂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解毒剂。幼虫从内部吞吃宿主的过程过于恐怖，使得达尔文写下了如此的文字：“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一个仁慈和无所不能的上帝会在设计姬蜂科（一类寄生蜂）时，明确表达出要让它们在活生生的毛虫体内进食的意图。”[“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Desmond and Moore，1991：479。]

然而，比起继承他事业的几代生物学家，达尔文对寄生虫已经算是宽厚亲切了。后来那些人的态度不是善意的忽视或轻微的厌恶，而是彻头彻尾的蔑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这些科学家被演化论的一种特别形式所吸引，这种形式现已被推翻。他们愿意接受生命演化的概念，但认为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完成代际过滤的理论过于随机，无法说明他们在过去数百万年的化石记录中观察到的趋势。他们认为生命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使得生命朝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在他们看来，这种力量给演化带来了目标[在他们看来，这种力量给演化带来了目标，Bowler，1983。]：从较低等的生物中产生更高等的生物——像人类这样的脊椎动物。

这些理念的捍卫者中有影响力巨大的英国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这些理念的捍卫者中有影响力巨大的……，Lester，1995。]。兰克斯特在演化论的伴随下长大。他小时候，达尔文来他家做客，向他讲述在太平洋小岛骑海龟玩乐的故事。他成年后有着庞大的身躯和略似查尔斯·劳顿[英国著名演员，曾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被称为有着臃肿又稚气却说变就变的娃娃脸，“千面人”。]的肥胖面庞。兰克斯特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和大英博物馆的馆长，推广达尔文的理论时偶尔会让你觉得他纯粹是在用身体力量慑服他人。他让周围的人觉得自己无论在体形还是在心灵上都分外渺小，和他打过交道的一个人将他比作亚述人的有翅怪兽。有一次他去谒见国王爱德华七世，国王随口说了点科学逸闻，兰克斯特毫不客气地说：“阁下，事实并非如此，您受到了误导。”

在兰克斯特看来，达尔文的理论统一了生物学，高度的统一性在其他的任何一种科学中都意义深远。他对将他研究的科学视为趣味爱好的颟顸贵族毫无耐心。他宣称：“我们不再满足于坐视生物学被嘲笑不够严谨，或与博物学一样受到轻易贬低，或因为它与医学的关系而得到称颂。恰恰相反，生物学的发展是属于时代的。”理解生物学将有利于帮助后代摆脱各种各样愚蠢的正统观念，不管它们来自“自命不凡的小官僚、言语浮夸的公务员、任性狂妄的指挥官还是愚昧无知的教育家”[自命不凡的小官僚、言语浮夸的公务员……，Lester，1995：59。]。理解生物学将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向上发展，正如生命本身千百万年以来的卓绝奋斗。1879年，他撰写的论文《退化：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篇章》就阐述了他对生物学和政治秩序的如此看法。

这篇论文描述的生命之树可不是达尔文心目中的野生丛林。它看上去就像一棵塑料圣诞树，枝杈从主干两侧向外伸展，而主干朝着天空越升越高，直到抵达最顶点的人类。在生命崛起的每一个阶段中，都有一些物种放弃了奋斗，满足于自己所达到的复杂程度——卑微的变形虫、海绵或蠕虫——而其他物种则继续向上拼搏。

然而，兰克斯特的这棵树上还有一些下垂的枝杈。有些物种不但停止了上升，事实上还放弃了已经取得的部分成就。它们退化了，它们放任自己适应更轻松的生活，身体逐渐变得简单。对兰克斯特时代的生物学家来说[对兰克斯特时代的生物学家来说，Cox，1994。]，寄生就是退化的必要条件，无论所寄生生物是动物还是单细胞的原生动物，总之它们都放弃了自生生活。在兰克斯特看来，最典型的寄生生物是一种名叫蟹奴虫（Sacculina carcini）的可悲藤壶。它刚从卵里孵化出来的时候，有头部、嘴部、尾部、腿部和分节的身体，完全符合你对藤壶或任何一种甲壳类动物的期待。然而它没有成长为一种会自行觅食和为食物厮杀的动物，而是会去寻找一只螃蟹，然后钻进螃蟹的外壳。一旦进入壳内，蟹奴虫会迅速退化，甩掉体节、腿部、尾部甚至嘴部。它会长出一整套树根般的触须，扩散到螃蟹的整个身体里。它会用这样的触须从螃蟹体内吸收营养，退化到了纯粹的植物状态。兰克斯特警告道：“寄生的生命一旦获得了牢固的地位，腿脚、上下颚、眼睛和耳朵都会消失，而活跃、具有天赋能力的螃蟹就会变成一个卑微的囊袋，只会吸收营养和产卵。”[“寄生的生命一旦获得了牢固的地位……”，Lankester，1890：27。]

生命的跃升和文明的历史之间不存在区隔，因此兰克斯特在寄生虫身上看到了针对人类的沉重警示。寄生生物的退化“正如一个活跃而健康的人在突然得到一笔财富后时而有之的退化，或者正如罗马人在拥有了古代世界的财富之后的退化。寄生的习性无疑会以这种方式影响动物的机体组织”。在兰克斯特看来，玛雅人已经退化，因为他们生活在先祖废弃神庙的阴影之中，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人只是辉煌的古希腊文明的暗淡仿品。他忧心忡忡地说：“很可能我们都在随波逐流，在智性上日益趋近那种藤壶。”

从自然到文明就如一条不间断的河流，这意味着生物学和道德可以彼此互换。兰克斯特时代的人们开始抨击自然，然后反过来以自然为权威来抨击他人。兰克斯特的论文启发了一名名叫亨利·德拉蒙的作家，他在1883年出版了一部畅销的醒世著作——《精神世界中的自然法则》。德拉蒙宣称寄生“是自然界最严重的罪恶之一。它违背了演化的法则。你应当进化，应当将你所有的能力发展到极致，你应当达到你所属物种可想象的最完美的至高状态——从而使得你所属的物种变得完美——这是大自然首要也是最高的戒律。但寄生生物不为它所属的物种着想，也不考虑其外形或形态的完美。它只想要两样东西——食物和住所。如何获得这两者则并不重要。它们的每一个成员都过着自己的生活，那是一种孤立、懒惰、自私和倒退的生活形式”[德拉蒙宣称寄生“是自然界最严重的罪恶之一……”，Drummond，1883：319。]。人类也没有区别：“靠投机暴富的个人，有钱人的后代，继承权的牺牲品，依附于他人生活的人，贵族的扈从，集市上的所有乞丐——他们全都是活生生的、不会撒谎的见证者，向我们证明了寄生法则不可更改的惩罚。”[“靠投机暴富的个人……”，Drummond，1883：350。]

早在19世纪末之前，就经常有人会被斥为寄生虫，但兰克斯特和其他科学家赋予这个比喻前所未有的精确性和明晰度。从德拉蒙的滔滔雄文到种族灭绝言论只有一步之遥。你不妨看看他关于一个物种可想象的最完美的至高状态与以下言论是多么接近。“在为每日口粮争斗的过程中，虚弱有病和意志薄弱者都会屈服；而在雄性为雌性争斗的过程中，只有最健康的个体才有权利和有机会繁殖。斗争永远是促进一个物种的健康和抵抗力的手段，因此也是促使其向着更高处发展的动因。[“在为每日口粮争斗的过程中……”，Hitler，1971：285。]”写下这些话的人并不是进化生物学家，而是一个卑鄙的奥地利政客，他后来杀害了600万犹太人。

阿道夫·希特勒的理论基础是某种混乱的三流进化论。他将犹太人和其他“退化”种族想象为寄生虫，进一步将他们视为对其宿主（雅利安种族）的健康的威胁。维护种族的健康进化是一个国家的职责，因此必须消灭宿主身上的寄生虫。希特勒采纳了寄生虫比喻的每一个隐秘转折。他描绘犹太人的“感染”过程，声称犹太人扩散到了工会组织、股票市场、经济运行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宣称，犹太人“仅仅是也永远是其他民族体内的寄生虫。他们时而离开先前的生活空间，但那与他们的自身目标无关，只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所剥削的宿主国家驱逐出境。犹太人的扩散是一切寄生过程的典型现象；他们永远在为自己的种族寻找新的进食地点”[“仅仅是也永远是其他民族体内的寄生虫……”，Hitler，1971：304。]。

在马克思和列宁看来，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同样是社会必须根除的寄生虫[在马克思和列宁看来，Brennan，1995。]。1898年，社会主义得到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生物学阐述，一个名叫约翰·布朗[约翰·布朗领导了美国南北战争前夕的反奴隶制的起义——约翰·布朗起义。此次起义惨遭镇压，连布朗在内有七人被俘。约翰·布朗在临赴绞刑架之前，挥笔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清洗这个有罪国土的罪恶。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的宣传家写了一本书，名叫《论寄生财富或货币革命：致合众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的宣言》。他控诉全国四分之三的财富集中在百分之三的国民手中，富人吸走了全国的财富，他们所保护的产业以全国人民为代价而兴盛发达。他在自然界找到了敌人的忠实写照：寄生蜂在毛虫体内的生活方式。他写道：“这些寄生虫以其与生俱来的精致而残忍的方式，蚕食不情愿但无能为力的宿主的活生生的身体，它们会避开所有的关键部位，延长宿主在死亡前受到的痛苦折磨。”[“这些寄生虫以其与生俱来的精致而残忍地方式……”，Brown，1898：162–163。]

寄生虫学家有时也会在污名化人类寄生虫的事业中助一臂之力。至1955年，知名的美国寄生虫学家贺瑞斯·斯顿卡德在发表于《科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中继承了兰克斯特的遗志，论文题为《自由、束缚和福利国家》[《自由、束缚和福利国家》，Stunkard，1955。]。他写道：“由于动物性习性和行为模式的研究对象是动物，因此通过研究其他动物得到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所有动物都被对食物、栖身之处和繁殖机会的需要所驱使。在许多情况下，恐惧会驱使动物放弃自由，换取某些安全措施，结果导致其陷入了永久性的依赖。在寻求安全的动物之中，最明显的范例无疑是蛤蜊、珊瑚和海鞘之类的动物，它们会把自己固定在海床上，过滤流过的海水并获取食物。然而没有任何生命形式能与寄生虫相提并论。在生命的发展史上，时常有本来能自生生活的生物体放弃自由成为寄生虫，以逃离生活中的种种危险。于是演化带领它们走上了退化的道路。“假如其他的食物来源不够充足，还有什么比以宿主的身体组织为食更轻松的呢？众所周知，习惯于依赖的动物总会寻找最轻松的出路。”

在说到寄生生物的这条法则如何适用于人类时，斯顿卡德的表达有点含糊其辞。“它或许适用于任何生物群体，笔者指的并不仅是政治实体，尽管可能会有某些暗示。”寄生虫在彻底放弃自由的同时，进入了斯顿卡德所谓的“福利国家”——在这个比喻意义上来说，绦虫和罗斯福新政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寄生虫一旦放弃了自由，就极少会努力重新获得自由；相对地，它们会投入全部精力制造新一代的寄生虫。它们的创造力只会体现在五花八门的繁殖方式上。吸虫会在代与代之间轮换形态，在人类体内有性生殖，在螺类体内无性繁殖。绦虫每天能产下100万颗卵。除了疯狂繁殖的吃福利的家庭，斯顿卡德的脑子里还能想到什么呢？他写道：“这么一个福利国家只为那些幸运的个体存在，他们是受上天宠爱的少数，能够哄骗或迫使其他人提供福利。妄图什么都不付出就得到一切，这种不劳而获的陈旧念头，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持续存在，它是引诱和误导无知者的诸多幻象之一。”

文章写于1955年，斯顿卡德代表的是演化论陈旧诠释的垂死挣扎。在他抨击领取免费食品券的穷困者是寄生虫的时候，其他的生物学家正毫不留恋地抛弃他这种科学观的整体基础。他们发现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在细胞内以DNA的方式携带遗传信息，DNA是一种双螺旋的化学分子。基因（DNA的特定片段）携带着制造蛋白质的指令，而这些蛋白质能够构成眼睛、消化食物、调节其他蛋白质的制造和完成数以千计的其他任务。每一代生物都会把DNA传给下一代，在过程中基因被打乱，形成全新的组合。有时候基因会出现突变，创造出前所未见的遗传密码。这些生物学家意识到，演化的基础不是某种神秘的内在力量，而是基因和基因随时间流逝的崛起或衰落。基因提供了丰富的变化，自然选择保留了特定的种类。随着基因的起起落落，新的物种被创造出来，新的身体被改造出来。由于演化基于自然选择的短期效应，生物学家不再需要演化的内在驱动力，不再将生命视为一棵塑料圣诞树了。

寄生虫本该从科学理念的转变中受益，它们不再是生物学的落后贱民了。然而，直到20世纪中后期，寄生虫依然无法逃脱兰克斯特所给予的污名。这种蔑视态度在科学界内外都持续存在。希特勒的种族神话已经崩溃，还相信要根除社会性寄生虫的人为数极少，而且都是边缘团体，例如雅利安光头党和小国独裁者。寄生虫这个词语也依然带着同样的侮辱语气。同样地，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生物学家认为寄生虫只是不重要的退化生物，尽管也是有趣的，但比起生命的盛会来说微不足道。生态学家研究太阳能如何通过植物流向动物时，寄生虫仅仅是个畸形的注脚。寄生虫所经历的那一丁点儿演化，无非是被宿主裹挟着向前发展的结果。

即便到了1989年，动物行为学的伟大先驱康拉德·洛伦兹也还在书写寄生虫的“逆向演化”。他不想称之为退化，因为退化已经惨遭纳粹滥用，于是创造出了“蟹奴化（sacculinasation）”一词，词源是兰克斯特描述过的那种堕落藤壶。他写道：“我们在谈到生物和文化时会使用‘高等和低等’的说法，我们的判断依据是这些生物体系生来蕴含的信息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知识。[“我们在谈到生物和文化时会使用‘高等和低等’的说法……”，Lorenz，1989：41。]”根据这个衡量标准，洛伦兹贬斥寄生虫道：“假如我们根据退损的信息量来判断寄生虫的适应形态，就会发现损失的信息不但符合而且更加坚定了我们对它们的蔑视态度和内心感受。成熟的蟹奴虫没有携带任何与其栖息地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有关的信息，它所了解的一切就是它的宿主。”和110年前的兰克斯特一样，洛伦兹认为寄生虫唯一的用处就是警示人类。“人类的特定特征和能力的退化，让我产生了令人恐惧的低于人类甚至非人类的怪异想象。”[“人类的特定特征和能力的退化……”，Lorenz，1989：45。]

从兰克斯特到洛伦兹，这些科学家都搞错了。寄生生物是高度适应环境的复杂生物，它们处于生命叙事的核心位置。假如高墙没有将研究不同生命形式的科学家隔开——动物学家、免疫学家、数学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寄生生物也许会被更早发现它们并不是什么恶心的事物，至少不仅是恶心的事物。假如寄生虫真的那么软弱和懒惰，它们怎么可能生活在每一个自生生活的物种体内，感染数十亿的人类？它们怎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使得原本能够治疗它们的药物变得无效？它们又怎么可能打败疫苗，而疫苗已经征服了像天花和小儿麻痹症这样的残酷杀手？

归根结底，问题源于一个事实：20世纪初的科学家以为他们已经搞清楚了一切。他们知道疾病如何被引发，也知道如何治疗一些疾病，他们还知道生命如何演化。但他们不尊重他们不了解的事物的广度。他们应该牢牢记住斯滕斯特鲁普的话，这名生物学家首先展示了寄生虫如何不同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斯滕斯特鲁普在1845年写下的话现在依然正确：“我相信，在这片辽阔的未知土地上，我仅仅大致勾勒出了一个小区域的轮廓，我们还没有探索过这片未知土地，对它的探索将带来我们现在还几乎无法理解的回报。”[“我相信，在这片辽阔的未知土地上……”，Steenstrup，18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