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是普卡尔帕，过错是那个叫做伊拉留·莫拉雷斯的人。也就是说，你知道自己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倒霉的人。”圣地亚哥说道，“我要是能知道自己是在何时倒霉的，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她还记得吗？会不会把书带来？夏季正在过去，看起来像五点钟了，可实际上才两点。圣地亚哥回想：她把书带来了，她还记得。他迫不及待地走进花砖铺地、破柱支顶、布满灰尘的门厅，心情十分愉快。他回想：那时我希望考上圣马可大学，她也想入圣马可。我很乐观，我确实考上了，她也考上了。啊，小萨，你感到很幸福。

“您还年轻，身体也健康，又有工作，还有妻子，”安布罗修说道，“怎么能说倒霉了呢，少爷？”

考生们有的单个，有的成堆，都在埋头复习笔记。这些人中有多少能考上呢？阿伊达在哪儿？考生们有的仿佛参加宗教游行似的在庭院里漫步转着圈子，有的坐在破长椅上复习，有的则靠在肮脏的墙上低声互相提问。男女乔洛们啊，有钱人家的子弟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圣地亚哥回想：妈妈，你说得对。

“在我离开家以前，也就是说，当我考上圣马可的时候，我还是个单纯的小伙子。”圣地亚哥说道。

他认出几个一起参加过笔试的人，互相微笑一下，打个招呼，但是阿伊达还没来，他走到门口去等。他听到一堆人在谈地理，一个男青年一动不动，低着头仿佛祈祷似的在背诵秘鲁各届总督[指西班牙殖民统治时的总督。]的名字。

“您就好像富翁们一边看斗牛一边吸的那个东西[西班牙文中“单纯”和“雪茄”谐音。]，是吗？”安布罗修笑了。

圣地亚哥看到阿伊达走过来，她仍然穿着笔试那天穿的枣红色直筒连衣裙和平底鞋。她在拥挤的门厅里走着，一副用功的中学生派头。她左顾右盼，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面庞像个大小孩，不施脂粉，既无光彩，也无风度，一双成年人的眼睛射出僵硬的目光。她的双唇张开了，一张男性的嘴张开了，他看到她笑了，皮肤粗糙的面孔变得柔和了，放出了光彩。他看到她向自己走来：你好，阿伊达！

“我那时视金钱如粪土，自以为了不起。”圣地亚哥说道，“在这种意义上讲，我还是很单纯的。”

“在我们格罗修·普拉多村里，有一个叫梅尔乔丽达的虔诚女教徒，自己有什么就施舍什么，成天到晚地做祈祷。”安布罗修说道，“您是不是从小就想当个圣徒，像她那样的圣徒？”

“我把《黑夜留在后面》[后文中德国作家瓦尔丹（Jan Valtin，1905—1951）所著传记，原书名为La noche quedó atrás（Out of the night）。]给你带来了，”圣地亚哥说道，“希望你喜欢。”

“你总是跟我谈起这本书，所以我特别想看看。”阿伊达说道，“我也给你带来了那本法国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小说。”

“考场就在普诺路上赫罗尼莫神父大街那一段上？”安布罗修说道，“在那座房子里，经常向我们这样的穷人施舍钱财呢，是那儿吧？”

“我入圣马可那年就是在那儿参加考试的。”圣地亚哥说道，“我以前爱过观花埠的姑娘，可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恋爱是在赫罗尼莫神父大街那儿。”

“不太像小说，倒像是一部历史书。”阿伊达说道。

“啊，后来怎么样了？”安布罗修说道，“她也爱上您了？”

“我这本虽说是自传，读起来却像本小说。”圣地亚哥说道，“你可以看看‘长刀之夜’那一章，是讲德国革命的，写得太棒了，你看看吧。”

“是讲革命的？”阿伊达把书翻了翻，声调和目光中充满了怀疑，“这位瓦尔丹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反共分子？”

“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晓得我爱她。”圣地亚哥说道，“有时我以为她是爱我的，可有时候又觉得她并不爱我。”

“您不知道，她不晓得，真复杂。难道这种事永远是不可知的，少爷？”安布罗修说道，“那位姑娘是什么人？”

“我可警告你，如果瓦尔丹是个反共分子，我就把书还给你。”阿伊达的柔声曼语变成了挑战口气，“我可是个共产党。”

“你是共产党？”圣地亚哥惊愕地看了她一眼，“你真是共产党？”

圣地亚哥回想着，她那时想成为共产党，但还不是。他感到心跳得厉害，感到吃惊。在圣马可什么也学不到，瘦子，那儿光搞政治，是阿普拉分子和共产党分子的窝点，秘鲁的不满分子都集中在那儿了。他回想着，可怜的爸爸啊！小萨，你还没进圣马可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了吧，你瞧！

“实际上我既是，又不是。”阿伊达承认道，“因为我不知道这儿的共产党在什么地方。”

连秘鲁有没有共产党都不知道，怎么能是共产党员呢？也许奥德里亚把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关起来、流放了或杀害了。阿伊达：要是口试通过了，我就可以进圣马可，到那时我就进行调查，同幸存者建立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然后加入共产党。圣地亚哥回忆着，她那时用挑战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说：来吧，跟我辩论吧。她的声音是轻柔的，目光却很放肆。你说他们是无神论者，是狂热的无神论者，来吧，聪明的人，否定我吧。他回想着：我那时吃惊地听她说道：小萨，共产党是存在的。他回想，我是不是就在那儿爱上她的？

“是圣马可的一个同学，”圣地亚哥说道，“喜欢谈论政治，相信革命。”

“好家伙，您别是爱上了个阿普拉分子了吧，少爷？”

“阿普拉分子已经不相信革命了，”圣地亚哥说道，“她是个共产党。”

“好家伙，”安布罗修说道，“您真有两下子，少爷。”

又有一些考生来到了赫罗尼莫神父大街，他们拥进门厅、庭院，有的则跑去看钉在黑板上的名字，有的在死啃笔记。整座庭院忙忙碌碌，充满了嘈杂的人声。

“你这样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个怪物。”阿伊达说道。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尊重各种思想，再说，我也是……说了你也不相信……”圣地亚哥沉默了片刻，脑子里在找词儿，最后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的思想也很激进。”

“啊哈，我为你高兴。”阿伊达说道，“我们今天是口试？拖得太久了，学过的东西我都混起来，一点都记不清了。”

“你要是愿意，我们就一起复习复习。”圣地亚哥说道，“你最怕哪门课？”

“世界历史。”阿伊达说道，“我们来互相提问吧，一边散步，一边提问，这样比坐着学习效率高，你觉得呢？”

二人穿过两旁是教室、地铺红色瓷砖的门厅。建筑物的尽头有一座小庭院，那里人比较少。她住在什么地方？圣地亚哥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一间窄小却干净的房子，家具少而精，又仿佛看到房子周围的街道和行人的面孔，是粗暴、安详、严峻的还是高傲的呢？他们身穿工装或灰色外衣，碰碰撞撞地走在人行道上。他也仿佛听到了行人的谈话：是表示互相关心？是隐晦的秘密谈话？他想这些人全是工人，全是共产党人。他决定了：我不亲布斯塔曼特，也不亲阿普拉，我要成为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何在呢？我又不能问她，她会以为我是个傻瓜呢，要慢慢地向她试探，没准整个夏天她也在这样思考呢。一双野性的小眼睛盯在思考题上，在窄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家可能光线不足，她要记笔记就得坐在桌前，用一只没罩的油灯或是蜡烛照明，嘴唇慢慢地翕动着，眼睛一睁一闭的。有时她可能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口里背诵着人名、日期。她昼夜不分，意志坚强。她爸爸大概是个工人吧？妈妈大概是个用人吧？圣地亚哥回想着，啊，小萨啊！二人一面慢慢地踱着步，一面低声互相提问。法老诸王朝、巴比伦、尼尼微。她在家中听说过共产主义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她要是知道了我老子是亲奥德里亚的，她会怎么想？马恩河[法国塞纳河支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两次在此受挫。]的战役。也许她再也不愿意跟我来往了。唉！小萨！唉，爸爸，我恨你。圣地亚哥回想道：我们在互相提问，然而又没有互相提问，我们正在成为朋友。你是不是在国立中学读的书？是的，在一所中心学校读的，你呢？我是在圣马丽亚读的。那是一所有钱人家子弟读书的学校，里面各种设备一应俱全，但是很糟糕。但这不是我的过错，是我父母把我送进去的，我倒是很想上瓜达鲁贝中学。阿伊达放声大笑；你别脸红，我是没有阶级偏见的。在魏顿[法国城市，1916年法军在此大败德军。]发生了什么事件？圣地亚哥回想道：我们都曾对大学生活寄予很大的希望，二人都入了党，一起去印刷厂，一起躲藏在工会里，一起被关进监狱，一起被流放。傻瓜，在凡尔登发生了一场战役，不是签订条约。圣地亚哥：对，瞧我多笨，现在你来回答：克伦威尔是谁？我们对自己也曾寄予过很大希望，他回想。

“您那时考进了圣马可，还剃了光头，蒂蒂小姐和奇斯帕斯少爷还笑您，叫您南瓜头呢。”安布罗修说道，“您考上了，您爸爸可高兴呢，少爷。”

穿裙子的谈论书本；不是男人，可都很懂政治，小萨啊。玛斯柯达、雏鸡、松鼠这些高级酒吧和俱乐部失去了光彩，观花埠的那些漂亮小妞儿模糊了，消失了。圣地亚哥回想道：我发现了一个女人，她可以干更多的事，不光是为了跟人睡觉，不光是为了让人想念，让人追逐，是的，她可以干更多的事，她要学法律和教育。我要学法律和文科。

“你是电影明星，还是小丑，还是……”圣地亚哥说道，“瞧你这副打扮，涂脂抹粉的。”

“你要学什么文科专业？”阿伊达说道，“学哲学？”

“我愿意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你管得着吗？”蒂蒂说道，“谁问你了，你有什么权力管我？”

“我想学文学，”圣地亚哥说道，“可现在还没决定。”

“学文学的人都想当诗人，”阿伊达说道，“你也一样？”

“别吵了！”索伊拉太太说道，“像狗和猫似的，总是吵个没完，够了！”

“我偷偷地在本子上写过几首诗。”圣地亚哥说道，“我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瞧，我那时还是很单纯的。”

“你别因为我问你是不是想当诗人就脸红。”阿伊达笑了，“别那么资产阶级气。”

“他们叫您超级学者，您就生气。”安布罗修说道，“你们仨那时总是吵啊吵的，少爷。”

“你赶快去换身衣服，把脸洗洗，”圣地亚哥说道，“你今天哪儿也别去，蒂蒂。”

“蒂蒂去看电影又有什么不好？”索伊拉太太说道，“从什么时候起你对妹妹这么严厉了？可你自己倒是个自由派，无神论者！”

“她不是去看电影，是跟贝贝·雅涅斯那家伙去‘松榭’跳舞。”圣地亚哥说道，“他们今天早晨打电话约会，让我听见了。”

“跟贝贝·雅涅斯去‘松榭’？”奇斯帕斯说道，“跟那个装模作样的家伙？”

“我不是想当诗人，只是喜欢文学而已。”圣地亚哥说道。

“你疯了，蒂蒂！”堂费尔民说道，“这是真的吗，蒂蒂？”

“他说谎，他说谎！”蒂蒂气得直哆嗦，用眼睛直瞪着圣地亚哥，“坏蛋，白痴，我恨你，该死的！”

“我也很喜欢文学。”阿伊达说道，“在学教育的同时，我也要选修文学和西班牙文。”

“你以为这样就能骗过父母吗？我把你这……”索伊拉太太说道，“你疯了，怎么能骂哥哥坏蛋呢！”

“你这岁数还不能上舞厅，小鬼。”堂费尔民说道，“你今天不能出去。明天，星期六也不要出去。”

“我非把那个贝贝·雅涅斯揍扁不可。”奇斯帕斯说道，“爸爸，我去把他干掉算了。”

蒂蒂又哭又叫：坏蛋。把茶杯也打翻了：你怎么不死！索伊拉太太：你疯了，你疯了。就你好，个子这么大，一副女人腔。索伊拉太太：你把台布弄脏了。去写你那女人腔的歪诗吧，别在这儿像女人似的说长道短了。蒂蒂从桌旁站起来，冲出餐厅，还一边喊着：歪诗、造谣、女人腔、该死的、坏蛋。她噔噔地上了楼，嘭地关上了门。圣地亚哥用小匙在杯子里搅着，好像刚刚才放了糖似的。

“蒂蒂说的是真的吗？”堂费尔民微笑着说道，“你在写诗，瘦儿子？”

“他把本子藏在百科全书后面，那些诗我和蒂蒂都读过了。”奇斯帕斯说道，“都是些情诗，也有写印加王的。别害臊，超级学者。你瞧，爸爸，他脸都红了。”

“连字都不识，你根本看不懂。”圣地亚哥说道。

“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你才识字，”索伊拉太太说道，“别这么自高自大。”

“去写你那女人腔的诗吧，超级学者。”奇斯帕斯说道。

“你们学的都是些什么呀。送你们进利马最好的中学，就是为了这个？”索伊拉太太叹气道，“总在大人面前像粗人一样互相辱骂。”

“你在写诗怎么不告诉我？”堂费尔民说道，“拿来给我看看，瘦儿子。”

“都是奇斯帕斯和蒂蒂胡说。”圣地亚哥期期艾艾地说道，“你别理他们，爸爸。”

三个主考官到了，给整个学校带来一片吓人的沉寂。男女青年们看到三个主考官在管理人员的引导下穿过门厅，走进一间教室。等着唤我进去吧，她也要进去的。嗡嗡的人声又响了起来，比刚才更为杂乱。阿伊达和圣地亚哥又回到了小庭院。

“你肯定能通过，而且能得高分数。”圣地亚哥说道，“每个考签你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你别这样说，有许多东西我还不会呢。”阿伊达说道，“你也肯定能考上。”

“我啃了一个夏天。”圣地亚哥说道，“要是考不上，我就开枪自杀。”

“我是反对自杀行为的。”阿伊达说道，“自杀代表懦弱。”

“这都是神父们的胡说。”圣地亚哥说道，“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自杀呢。”

“我才不管什么神父不神父的呢，”阿伊达说道。圣地亚哥回想道：那对小眼睛仿佛在说：你敢辩论吗？“我不信神，我是无神论者。”

“那当然。”圣地亚哥立即接上说，“我也是无神论者。”

二人又散起步来，互相提问，有时也走了题，忘掉了思考题，聊起天来，争论不休，意见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也有时开开玩笑。时间飞快地过去了，突然他听到：圣地亚哥·萨瓦拉！赶快去，阿伊达向他微微一笑，祝你抓上个容易的题目。圣地亚哥穿过人墙，走进了考场。你不记得了，小萨？那时你抓的是什么题？三个主考官是什么样子的？你怎么回答的？我都不记得了，反正我是高高兴兴地走出考场的。

“您只记得您喜欢的那位姑娘，别的都忘了。”安布罗修说道，“这也是很自然的，少爷。”

那天，我看到什么都喜欢，圣地亚哥回想道，包括那年久失修的建筑物，考生们那鞋油色、土色或是像患了瘟疫似的面孔，充满不安的气氛，还有阿伊达的话。你那时感觉如何？我当时就像第一次领圣餐一样高兴，他回想道。

“你也来参加了，圣地亚哥领圣餐你就参加，”蒂蒂要哭，“可我领圣餐那次你就没参加，我再也不爱你了。”

“来，吻我一下，别发傻了，”堂费尔民说道，“我来参加是因为瘦子考了第一名。你要是得了好分数，我不也就参加了吗？你们三个我都疼爱，一样疼爱。”

“你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奇斯帕斯说道，“我的圣餐礼你也没参加。”

“你们这种嫉妒劲儿会叫瘦子扫兴的。”堂费尔民说道，“别净惹我发笑了，大家都来，上车吧。”

“到铁掌俱乐部去吃冰激凌牛奶和热狗吧，爸爸。”圣地亚哥说道。

“到战神广场去玩转马，爸爸。”奇斯帕斯说道。

“我们还是到铁掌俱乐部吧。”堂费尔民说道，“今天是瘦子领圣餐，应该依着他。”

圣地亚哥跑出教室，但是在到达阿伊达跟前之前，他不得不忍受考生们的一连串问题：是当场给分吗？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阿伊达微笑着迎接他：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你考得很好。太好了，你用不着开枪自杀了。

“在抽签之前，我想，我宁愿用灵魂换取一个容易的题目。”圣地亚哥说道，“要是真的有魔鬼存在，我就得进地狱。不过，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不管是灵魂还是魔鬼，都不存在。”她又来了，又来了，“如果你认为目的就是一切，可以不顾手段，那你就是纳粹。”

“她什么都反对，对什么都发表意见，像吵架似的争论不休。”圣地亚哥说道。

“倒是个爱争论的姑娘。别人说白，她非说黑；别人说黑，她非说白。”安布罗修说道，“这是逗引男人的伎俩，不过，也的确有效。”

“我当然等着你，”圣地亚哥说道，“我再帮你复习一会儿，好不好？”

波斯历史、查理曼大帝、阿斯特卡[墨西哥的土著居民。]、夏洛蒂·科黛[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de Corday，1769—1793），法国大革命中刺杀马拉的女人。]、奥匈帝国消亡的外因、丹东的诞生和死亡。祝你抽个容易的考题，祝你通过考试。二人来到外面的庭院，坐在一张长椅上。一个报童走进来叫卖晚报。他们身旁的一个青年买了一份《商报》，读了一会儿之后说道：可耻，太不像话了。二人转脸去看他，这个青年指着一条标题和一幅留着小胡子男人的照片给他俩看。这人被捕、被流放还是被杀害了？这人是谁呀？啊，小萨，这人是哈柯沃。哈柯沃生着黄发，细高个子，明亮的眼睛放射着怒火，他把弯曲的手指放在报纸的照片上，用拖长的声调发着牢骚：秘鲁的情况越来越糟了。哈柯沃生着奶油色的面孔，讲话却是山区人的怪异口音：正如冈萨雷斯·普拉达[冈萨雷斯·普拉达（González Prada，1848—1918），秘鲁思想家，作家，著有《自由之页》《斗争的时刻》等。]所说，手指一摁到处出脓。在观花埠的街上，圣地亚哥从远处匆匆地看到过这张面孔。

“也是个共产党？”安布罗修说道，“唉，圣马可简直成了颠覆分子的老巢了，少爷。”

圣地亚哥回想：哈柯沃也是个单纯的人，也是个起来背叛自己的肤色和阶级的人，也是个起来背叛自己和秘鲁的人。他又回想：不知他现在是不是还那么单纯？生活是不是幸福？

“没那么多的颠覆分子，安布罗修。我们三个第一次凑到一起，而且是偶然的。”

“您从来不把圣马可的朋友往家里带，”安布罗修说道，“可您总是在家同波佩耶少爷和中学同学喝茶。”

圣地亚哥回想：小萨，让哈柯沃、埃克托尔、索洛萨诺看到你住在什么地方，同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让他们认识一下你的老娘，让他们听你老子讲话，让阿伊达听到蒂蒂净说些漂亮的蠢话，你是不是感到羞耻？他回想：也许让我爹娘知道我同什么人在一起，让奇斯帕斯和蒂蒂看到马丁内斯那张出土陶器般的乔洛人面孔，我才会感到羞耻呢。他回想：入学第一天，你心中就没有了爹娘、波佩耶和观花埠了，小萨，你在决裂，你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是被关在另一个世界吗？他回想着，可我在同谁决裂呢？进入一种什么样的世界呢？

“那些人一听我议论奥德里亚就都躲开了。”哈柯沃指着一些正在散开的考生说道，并用一种毫无嘲讽之意的好奇眼光看了他们一眼，“你们是不是也害怕了？”

“害怕？”阿伊达在长椅上把身子一挺，“我敢说奥德里亚是个独裁者、杀人犯，我敢在这儿讲，在大街上讲，在任何地方我都敢讲！”

她跟《你往何处去》[波兰作家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的长篇历史小说。]里的姑娘一样单纯，甚至当走向坟墓、到了竞技场、投身于凶狮的爪牙之中，都表现得那么迫不及待。哈柯沃不知所措地听着她讲，她也忘掉了考试：奥德里亚是个靠刺刀的支撑上了台的独裁者。她的声音越来越高，还不停地挥舞双手，哈柯沃点头表示同意，同情地望着她。奥德里亚解散了政党，取消了新闻自由，现在他的气焰更嚣张了，还命令军队屠杀阿雷基帕人；眼下，他更是鬼迷心窍，监禁、放逐、刑讯了许多人，数也数不清。圣地亚哥观察着阿伊达和哈柯沃，突然，他回想道：小萨，你当时感到自己受折磨、遭放逐和被背叛了。他打断了阿伊达：奥德里亚是秘鲁历史上最坏的独裁者。

“他是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我不知道，”阿伊达说道，“但起码是最坏的之一。”

“时间会作出判断的，你等着瞧吧。”圣地亚哥说道，“他肯定是历史上最坏的。”

“历史地看问题，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其他一切专政都是一丘之貉。”哈柯沃说道。

“阿普拉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圣地亚哥说道。

“不能给他时间，要让他来不及成为历史上最坏的独裁者。”阿伊达说道，“要在他成为最坏的独裁者之前就把他打倒。”

“阿普拉人多，共产党人少，”安布罗修说道，“此外还会有什么区别？”

“我想那几个人不是因为你议论奥德里亚被吓走的，他们在复习功课。”圣地亚哥说道，“圣马可的人都应该是进步分子。”

圣地亚哥回想道：哈柯沃睃了我一眼，好像我背上生有天使身上的翅膀，好像我是个好心的傻孩子。圣可马跟以前不一样了，小萨。有些词儿你不晓得，也不懂，你应该学习学习，弄懂什么是阿普拉主义，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弄懂为什么圣马可大学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是因为自从奥德里亚政变后，这些党派的领导人受到了迫害，各系的联合中心被解散，各班级充满了特务学生。圣地亚哥轻狂地打断了他：哈柯沃，你住在观花埠吧，我好像在那儿见到过你。哈柯沃脸红了，勉强地点点头。阿伊达放声大笑：原来你们两个都是观花埠人，原来你们两个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圣地亚哥回想：哈柯沃并不喜欢开玩笑，他那双蓝眼睛教训人似的盯着阿伊达，以一种耐心的、山区人的口音，坦然地向她解释道：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主要要看他的思想、行为。阿伊达：对，但我这话不是认真说的，只是像少爷们那样开开玩笑而已。圣地亚哥：我要多看书，多学习，像他那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唉，小萨啊。看门人又喊了一个人的名字，哈柯沃站了起来：是叫我。他自信而镇静地缓步向教室走去。圣地亚哥向阿伊达投去一个眼光：他很聪明吧？他聪明极了，而且很懂政治。圣地亚哥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比他懂得更多。

“学生里真的有密探吗？”阿伊达说道。

“要是在我们班级发现了，我们就把他们踢死，揍他们。”

“你讲这话就好像你已经考上了似的，谁像你这样呀！”阿伊达说道，“我们再复习一会儿吧。”

但是，还没等二人重新开始散步、互相提问，哈柯沃就慢腾腾地从教室出来了。他穿的是一身窄小的、褪了色的蓝色西装。他面带笑意，却又有点儿扫兴：这考试，简直是开玩笑。阿伊达，你放心，主考团主席是个化学家，他的文科知识比你、我还不如，你回答问题要沉着，谁一犹豫，他就给谁打低分。圣地亚哥回想：这个人不怎么样。可是当叫到阿伊达时，他还是同哈柯沃一起把阿伊达送到教室门口，又一起回到长椅上单独地聊了起来。圣地亚哥回想：看样子，他还不错嘛。小萨，那只是因为你的嫉妒心消失了。他回想：我开始佩服他了。他两年前就中学毕业了，去年因为患伤寒没能考上圣马可。他讲话像斧砍一样干脆，他的话使我头昏眼晕，什么帝国主义、唯心主义，我仿佛野人看到了摩天大楼似的；什么唯物主义，社会意识，我感到思想很乱，也感到刚才那样看他是不道德的。他病好了以后，每天到文科系来散步，到国立图书馆去看书。他知识渊博，有问必答，什么话题都能谈，但是对自己的事讳莫如深。你在哪个中学读的书？我是犹太人出身，兄弟姐妹好几个。你家住在哪条街？你别急着向我提问题。他解释问题既冗长又缺乏个性：阿普拉主义是改良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是革命。圣地亚哥回想：他后来有时很敬重我，也有时恨我，但会不会像我嫉妒他那样地嫉妒我呢？他想学法律和历史。我入神地听着他说。小萨，你们将要在一起学习，一起去地下印刷厂，一起图谋起义，一起入党，一起为革命做准备工作了。可是他那时对我是怎么想的呢？现在又是怎样看我呢？圣地亚哥回想。阿伊达回到了长椅前，两眼发光：我抽了第一号考题，一口气说下去，都说累了。圣地亚哥和哈柯沃向她表示祝贺，二人吸了一支烟，同阿伊达一起来到了街上。许多汽车亮着灯行驶在赫罗尼莫神父大街上，清风拂面，令人感到凉爽。三人走在阿桑加罗大街上，兴奋地、滔滔不绝地交谈着。到了大学公园，阿伊达渴了，哈柯沃也感到饿了。我们干吗不去吃点儿什么呢？圣地亚哥建议道。好主意！阿伊达和哈柯沃同声说道。圣地亚哥：我请客。阿伊达：呜呵，这儿太资产阶级化了。圣地亚哥回想：那次我们到哥尔梅纳路上那家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去，不是为了吃面包烤肉，而是为了谈谈个人的计划，交交朋友。我们当时也有争论，嗓子都喊哑了。以后那种兴奋、激动，那种慷慨大方，那种友谊，就全都消失了。

“中午和晚上这个地方人就满了。”哈柯沃说道，“学生们课后都到这儿来。”

“我想干脆告诉你们一下，”圣地亚哥在桌下的手攥得紧紧的，直咽唾沫，“我父亲是亲政府的。”

一阵沉默，哈柯沃和阿伊达长时间地交换着眼色。圣地亚哥听到手表在一秒一秒地走动。他咬紧牙关：爸爸，我恨你。

“我早就料到你和那个萨瓦拉沾亲带故，”阿伊达终于说话了，仿佛吊唁似的苦笑着，“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你和你爸爸是两回事。”

“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资产阶级出身。”哈柯沃鼓舞他说，但未动感情，“他们同自己的阶级决裂，变成了具有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人。”

他举了几个例子。圣地亚哥回想：我当时很感动，也很感谢他。接着圣地亚哥告诉他们，他曾和学校的神父就宗教问题争论过，也同自己的父亲和住区里的朋友进行过政治辩论。哈柯沃这时开始翻阅着桌上的几本书：《人的状况》[原文为La condición humana，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的作品，是讲中国革命的。]是本很有意思的书，虽说有点浪漫色彩。《黑夜留在后面》这本书不值一看，作者是反共的。

“只是在结尾处有点反共，”圣地亚哥表示反对，“那也是因为共产党不愿意帮助他从纳粹手中赎回妻子。”

“这更糟。”哈柯沃解释说，“作者是个变节分子，而且太重感情。”

“难道重感情的人就不能革命吗？”阿伊达说道，有点儿不高兴。

哈柯沃思考了片刻，耸了耸肩：在有些情况下也许能革命。

“但是，叛徒总归是最卑鄙的人，你们看看阿普拉就明白了。”他补充说，“要么革命到底，要么干脆别革命。”

“你是共产党吗？”阿伊达说道，仿佛是在问几点钟。哈柯沃震动了一下，他的面颊泛红了，向周围望了一眼，干咳着磨时间。

“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慎重地说道，“共产党处在非法状态之中，很难同他们进行接触；再说，要成为共产党员，还得多多学习。”

“我也是同情者。”阿伊达高兴地说道，“幸会，幸会。”

“我也是。”圣地亚哥说道，“我对共产主义所知甚少，但我愿意多多了解，只是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解，怎么去了解。”

哈柯沃缓慢而深沉地挨个看了看他们的眼睛，仿佛在估计他们是不是真心的，是不是郑重的，然后又向周围看了一眼，接着凑近他们：有一个旧书店，就在市中心。有一天，哈柯沃发现了这家书店，他起初只是进去看看，在翻阅一些书的时候，他发现有一期叫做《苏维埃文化》的旧杂志，很有趣。都是些被禁的书刊。后来圣地亚哥去看了，在书架上积压着一些一般书店不卖的书和警察局曾经从图书馆撤下来的书。在被潮气腐蚀了的墙壁暗影下，在蛛网和烟垢中，三人翻阅着富有爆炸性的书籍，进行讨论，摘录笔记。在那狼嘴般漆黑的夜里，在临时准备的油灯下，三人做摘要，交换想法，阅读，接受教育，同资产阶级决裂，用工人阶级思想武装自己。

“在那家书店里会不会有更多的杂志？”圣地亚哥问道。

“也许有。”哈柯沃说道，“你们要是愿意，我们一块去看看。明天，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去看展览，参观博物馆。”阿伊达说道。

“当然，利马的博物馆我一个都没去过呢。”哈柯沃说道。

“我也没有。”圣地亚哥说道，“我们可以利用开学前的这几天把所有的博物馆都参观一遍。”

“我们上午参观博物馆，下午跑旧书店。”哈柯沃说道，“我认识很多旧书店，有时能碰到好书。”

“革命、书籍、博物馆。”圣地亚哥说道，“你瞧，这些就是头脑单纯的人干的事。”

“我还以为单纯的人就是那些没跟女人睡过觉的人呢，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我们还可以找个下午去看电影，看场好电影。”阿伊达说道，“圣地亚哥这个资产阶级要是愿意，我们就让他请客。”

“我连一杯白水也不再请你了。”圣地亚哥说道，“我们明天哪儿见面？几点？”

“是瘦儿子吗？”堂费尔民说道，“口试难吗？你自己觉得能考上吗，瘦儿子？”

“十点钟在圣马丁广场见，”哈柯沃说道，“在汽车站那儿。”

“我想能考上，爸爸，”圣地亚哥说道，“你可以不必期待我有朝一日去考天主教大学了。”

“瞧你，这么爱记仇，应该揪你的耳朵。”堂费尔民说道，“这么说，你通过了，成了大学生了。过来，瘦儿子，拥抱我一下。”

圣地亚哥回想：那一夜，我没睡着觉，我敢肯定阿伊达也没睡着，哈柯沃也没睡着。他回想：我觉得所有的大门都为我敞着，但是后来不知何时又都对我关上了。

“考上了圣马可，你算是如愿以偿了。”索伊拉太太说道，“我想你一定很高兴。”

“高兴极了，妈妈。”圣地亚哥说道，“尤其是因为我永远不必同阔佬们打交道了，你想象不出我有多么高兴。”

“既然你的意图是想成为个乔洛，那你为什么不给人当仆人去？那不更好吗，超级学者！”奇斯帕斯说道，“光脚走路，不洗澡，浑身虱子，多好呀。”

“最主要的是，他考上了大学，”堂费尔民说道，“天主教大学固然很好，但是愿意学习的人在哪儿都能学习。”

“天主教大学并不比圣马可好，爸爸，”圣地亚哥说道，“那是培养神父的学校，而我根本不愿跟什么神父打交道。我恨神父。”

“你要进地狱了，傻瓜。”蒂蒂说道，“爸爸，你竟容忍他跟你顶嘴？”

“你有这种偏见，我很难过，爸爸。”圣地亚哥说道。

“这不是偏见，我不在乎你的同学是白人、黑人还是黄人，”堂费尔民说道，“我只是希望你能学到东西，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像奇斯帕斯那样连个专业都没有。”

“超级学者跟你吵，你就拿我杀气。”奇斯帕斯说道，“这太不公平了，爸爸！”

“搞政治不能说是浪费时间。”圣地亚哥说道，“在秘鲁难道只有军人才能搞政治吗？”

“先是反对神父，这会儿又反对军人了，你总是反对个没完。”奇斯帕斯说道，“换个话题好不好，超级学者，你简直像走了纹的唱片。”

“你到得真准时。”阿伊达说道，“你走路时还自言自语的，真有意思。”

“跟你在一起总是不痛快，”堂费尔民说道，“大家对你那么亲热，可你总是叫人扫兴。”

“因为我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圣地亚哥说道，“跟我在一起，你不害怕吗？”

“好，好，别哭了，别下跪，我相信你，你是为了我好才那么干的。”堂费尔民说道，“可你想到没有，这么干不仅不能帮我的忙，反而会毁了我。上帝给你脑袋是干什么用的？你这无赖！”

“真的吗？我就喜欢疯子。”阿伊达说道，“我在犹豫是学法律还是学心理学呢。”

“问题是我太宠你了，你就目中无人了，瘦儿子，”堂费尔民说道，“快回房间睡觉去吧。”

“你惩罚我就不给我零用钱，而惩罚瘦子只是叫他去睡觉。”蒂蒂说道，“这太不公平了，爸爸！”

“问题是，没有人能知足常乐。”安布罗修说道，“就说您吧，什么都有了还不满意，就更不用说我了，您说对吧？”

“爸爸，停发他的零用钱。”奇斯帕斯说道，“干吗要偏爱他？”

“你要是决定学法律，那我就很高兴。”圣地亚哥说道，“你瞧，哈柯沃来了。”

“我跟瘦子谈话，你们别捣乱。”堂费尔民说道，“不听话，就不给你们零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