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乒乓蓬舞的舞女？”安布罗修说道，“我从来没看过，您干吗问我这个，少爷？”

圣地亚哥回想：安娜、单项赛马赌、乒乓蓬舞女、卡利托斯和契娜之间如狼似虎的爱情、父亲的去世、头上生出的第一根白发……两年……三年……十年过去了。小萨啊，是不是《最后一点钟》的那些混蛋首先把单项赛马赌作为一条新闻加以宣扬的？不，是《新闻报》的人。单项赛马赌是一种新的赌法。起初，赌赛马的人仍然一直喜欢玩双重名单，但是某个星期天，一个排字工人在十匹得胜的马里猜中了九匹，在单项上赢了一万索尔。《新闻报》采访了这个人，登出了照片，这个人微笑着被家人围着，在堆满酒瓶的桌子前举杯祝贺，在奇迹上帝画像前下跪祈祷。第二个星期，单项赛马的赌注增加了一倍，《最后一点钟》在首要位置上登出两名伊卡商人的照片，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地高举着中奖券。第三个星期，有一个人单独赢了四万索尔，这人是卡亚俄港的一个渔民，年轻时在酒吧打架，失去了一只眼睛。赌注越下越大，各个报社开始像打猎似的寻找中奖人。阿里斯佩指定卡利托斯负责去搞消息，可是三个星期之后，《纪事报》却被别的报社抢了先。小萨，看样子得你出马了，卡利托斯一无所获。圣地亚哥回想：小萨，要不是采访单项赌马中奖者，车子也不会出事故，也许仍然是个单身汉呢。圣地亚哥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事情不多，由于这个工作的弹性很大，他可以偷几个小时的懒。每个星期六，他得去跑马俱乐部的总办公室去值班，以便调查赌注上升了多少。到了星期一的清晨，他就可以知道中奖的是一个人还是若干人，中奖券是从哪个窗口卖出去的，这样就可以开始追踪中奖的幸运儿。每个星期一、星期二，热心提供情报的人纷纷给编辑部打电话来，他得同佩利基托乘着面包车东跑西颠地去证实这些线索。

“你瞧那边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圣地亚哥说道，“她长得跟一个叫凯妲·罗莎的乒乓蓬舞女很相像。”

圣地亚哥借口追踪单项赛马中奖者，可以不到报社上班。他不是钻到某个电影院，就是到“帕提奥”或“布兰萨”去同别的报社的人喝咖啡，或是陪卡利托斯去看曼波歌舞团的排演，这个歌舞团是企业家佩德利托·阿基列组织的，契娜就在这个歌舞团跳乒乓蓬舞。圣地亚哥回想：卡利托斯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爱过，但从此以后他就像受了感染，中了魔似的爱上了契娜。为了契娜，他自发地写文章为乒乓蓬舞女作宣传，文章登在娱乐版，是文娱性的，但也富于爱国精神：我们为什么只愿意欣赏古巴和智利的曼波舞女？其实她们只是二流演员，而在我们秘鲁，有些女郎完全可以成为明星。为了契娜，他连文章招人耻笑也在所不惜：秘鲁女郎只是没有机遇，缺乏观众的支持，这是事关民族威望的问题；大家去看乒乓蓬舞吧。他俩同诺尔文、索洛萨诺、佩利基托到宏伟剧院去看排演，小萨，契娜就在那边，她的身段富有野性，臀部疯狂地扭摆，妖媚的脸蛋浓妆艳抹，生有一双调皮的眸子和一副沙哑的嗓子。剧院里空荡荡的，几个人坐在布满了灰尘和跳蚤的池座上看着契娜在同塔瓦林争论。塔瓦林是舞蹈编辑，是个搞同性恋的。舞台上许多人影在旋转，而这几个人只盯着契娜，被她跳的曼波舞、伦巴舞、哇拉恰舞和苏碧舞弄得心醉神迷。卡利托斯，所有的女郎中，契娜跳得最好，祝贺你，卡利托斯。当乒乓蓬舞在剧院、夜总会正式演出的时候，契娜的照片每星期至少在娱乐版上山现两次，加上一些有关她的传说的编排，真是把她捧上了天。演出结束后，圣地亚哥有时陪卡利托斯和契娜到“巴拉尔”去吃饭，或是去简陋的酒吧喝酒。在那段时间里，这一对儿相处得十分亲热。一天晚上，在黑黑酒吧，卡利托斯把手放在圣地亚哥的胳膊上说：小萨，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考验，三个月了，我们一句也没吵；我们终究会结婚的。又有一天晚上，他醉醺醺地说：这几个月我太幸福了，小萨。然而，歌舞团解散，契娜转而在“企鹅”演出的时候，麻烦就来了。“企鹅”是佩德利托·阿基列在市中心开的一家舞厅。每天晚上，一走出《纪事报》社，卡利托斯就拖着圣地亚哥走过圣马丁广场上的门廊，走过奥柯尼亚大街，来到那装饰极糟、闷得人浑身发黏的企鹅舞厅里。佩德利托·阿基列不向他们收取基本费用，啤酒也是折价供应，还接受支票。他们坐在酒台上看着利马的夜游神们搂着舞女饮酒，派侍者给舞女们送舞票，拉舞女坐在自己的桌旁。有几次他俩到达的时候，契娜已经走掉了，佩德利托·阿基列亲热地拍打着卡利托斯说：她不舒服。要么就说她陪凯妲·罗莎出去了。或是说：有人通知她，说她母亲上医院了。也有几次，他俩看到她在幽暗角落的桌旁倾听某个公子哥儿放肆地大笑，在暗影中依偎在某个两鬓发白、颇有风度的成年人的怀里或是紧贴在某个年轻人的胸前跳舞。卡利托斯的脸色很难看，但他说：小萨，合同规定她必须招待顾客。要么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小萨，咱们还是去逛妓院吧。或是说：我跟她好，完全是出于受虐狂者的需要。从此以后，卡利托斯和契娜的爱情又回到了以前那种好好坏坏、当众吵架、充满丑闻的节奏。同卡利托斯的爱情中断的时候，契娜就同腰缠万贯的律师、出身名门的少爷和患有肝硬化的商人一起进进出出。贝塞利达恶狠狠地说：她只会勾引有妻室的人，没有做婊子的能耐，专门搞私通。但这种风流韵事只能持续几天，到头来契娜还是要往《纪事报》打电话。卡利托斯双眼发红地接电话、吻电话，低声下气而又满怀希望地讲着话。这时编辑部的人们就讥讽地微笑着，伏在打字机上互相使眼色。契娜把他刮得濒临破产，他到处借钱，连编辑部都接待过手执他的欠条的债权人。黑黑酒吧取消了他的信用卡。圣地亚哥回想：小萨，他至少欠了你一千索尔。他回想：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过去了，一切回忆都像蒂蒂吃的泡泡糖那样破灭了，这些年来的岁月就像单项赛马赌中奖报道的字迹那样被时间抹掉了；就像每夜抛进废纸篓里的稿纸那样，成了无用之物，小萨啊。

“那女人怎么会是舞女呢？”安布罗修说道，“她叫玛尔柯特，是这儿最出名的夜蝴蝶，每天都到‘大教堂’这儿来拉客。”

凯妲正在殷勤地向一个美国佬劝酒，威士忌一杯接一杯，她自己却只饮开胃酒（其实是淡茶）。小罗贝托对她说：你把一座金矿弄到手了，你瞧，你已经得到十二张票[妓女劝客人饮酒，每饮一杯，妓女得到一张票，然后根据票数与妓院结账，得到一定的报酬。]了。美国佬又是大笑又是比画着给她讲述一个故事，可她只模模糊糊懂了只言片语，什么抢劫银行、店铺、火车，都是他亲眼所见的，可有时是发生在现实生活里，有时却是发生在电影里，有时又是在杂志上读到的。反正她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哧哧直笑。凯妲满面媚笑，用一只手搂着美国佬那生满雀斑的脖子，一面跳舞一面想道：我才得到十二张票？这时酒台后面的幔帐后露出了伊翁那浓施脂粉的面孔。伊翁向她挤挤眼，用她那爪子般苍白的手朝她点了点。凯妲把嘴凑近美国佬那生着黄色茸毛的耳朵说：亲爱的，我去去就来，等着我，可别跟别人走啊！美国佬笑吟吟地问：What did you say？（你说什么？）凯妲亲热地在他的胳臂上捏了一下：我去去就来，我马上回来。伊翁在走廊里等着她，满面喜色，仿佛是遇上什么大好事：来了一个重要人物，亲爱的凯妲。

“他在小客厅里，跟玛尔维娜在一起。”伊翁打量着凯妲的发式、妆容、衣服和鞋子，“他要你也去陪他。”

“可我正忙着，”凯妲朝酒台指了指说道，“那个……”

“他从小客厅里一看见你就喜欢上你了，”伊翁的眼睛闪闪发光，“你运气来了。”

“可那位怎么办，太太？”凯妲坚持着说道，“他花了不少钱喝酒呢……”

“你给那美国佬好好灌灌米汤，”伊翁贪婪地低声说道，“让他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离开这儿。等等，我来给你整理一下，你的头发都乱了。”

凯妲心想：太可惜了。伊翁的手指在她头发上翻弄着。后来凯妲在走廊里一面向前走一面思量着：是政府要人、军官还是外交官？小客厅的门敞着，她走了进去，只见玛尔维娜正在把内裙抛在地毯上。凯妲随手关上了门，但门马上又开了，原来是小罗贝托端着托盘进来了——他弯腰到地，移着碎步，没胡须的脸上堆着笑，道了声晚安，把托盘放在茶几上，腰也不直地就退了出去。这时凯妲听到了那人的声音：

“你也脱了吧，漂亮的小姐儿，你也脱了吧，你不热吗？”

这声音干巴巴的，没有感情，带有醉意，也有那么一点专横的意味。

“瞧你心急的，亲爱的，”凯妲说着，寻找着说话人的眼睛，但没有找到。那人坐在那三幅画下的无扶手软椅上，小客厅里的那盏象牙式落地灯照不到他所在的那个角落，他的一部分被暗影遮住了。

“一个不够，他喜欢两个女人陪他。”玛尔维娜笑了，“你太贪得无厌了，亲爱的，真是异想天开。”

“快点儿！”他强烈地，然而又是那么冷冰冰地命令道，“你也脱，快点儿，你不怕热死？”

凯妲心想：我才不热呢。她又怀念起刚才在酒台上的那个美国佬。她一面解着裙子，一面看着玛尔维娜，后者这时已经脱光，像一条晒黑的肥鱼，自言自语地伸着懒腰，试图在灯光的照射下做出挑逗性的姿态。凯妲思量着：她好像喝醉了。她发胖了，这种姿态对她可不合适，乳房一耷拉下来，伊翁老太婆就要让她到总督浴池去洗土耳其浴。

“快点儿，亲爱的凯妲，”玛尔维娜拍着手笑着说，“那怪人忍不住了。”

“你其实应该说他是个没教养的人，”凯妲一面卷着丝袜，一面喃喃说道，“你这位朋友连问好都不会。”

然而，他既不想开玩笑也不想讲话。他缄默不语，坐在椅子上执着地以均匀的节奏摆动着身体，直到凯妲全身脱光。凯妲同玛尔维娜一样，脱掉了裙子、衬衣、乳罩，但她留下了三角裤。她慢条斯理地折好衣服放在一张椅子上。

“脱掉就好了，脱掉就凉快了。”他说道，声调冷淡、倦怠，但又显得迫不及待、令人生厌，“过来喝吧，你们的酒都热了。”

两个女郎向软椅走去。玛尔维娜带着假笑，一屁股在那人的身边坐了下来。这时，凯妲才看清他瘦骨嶙峋的面孔、令人憎恶的大嘴和细小冷淡的眼睛。她心想：他有五十岁了。玛尔维娜依偎在他的怀里，造作地、像猫儿那样娇声嗲气地说：我冷极了，暖暖我的身子吧，亲亲我吧。凯妲思忖着：这个人是个充满仇恨的阳痿症患者，也是个充满仇恨的手淫者。这时他用一只手搂住了玛尔维娜的肩膀，眼神却毫不为之所动，冷淡地上下打量着凯妲。凯妲站在茶几旁等待着，最后一弯腰端起两杯酒，一杯递给他，一杯递给玛尔维娜，然后拿起自己的那杯一饮而尽，她心想：这个人大概是个议员，也许是个警察局长。

“还有你的地方，”他喝着酒命令道，“一个膝头坐一个，不要争。”

凯妲感到他在拉自己的胳膊，她一下子倒在他们二人身上，只听得玛尔维娜尖叫一声：哎呀，你的骨头硌着我了，亲爱的凯妲。三人紧紧贴在一起，软椅像钟摆一样摇晃了起来。凯妲感到一阵恶心，原来他那又瘦又小的手在出汗。玛尔维娜舒舒服服地或是装作舒舒服服的样子不停地笑着，开着玩笑，想吻那人的嘴。这时凯妲感到那汗渍渍、黏糊糊的手指迅速在自己的乳房、背部、腹部和大腿上抓弄着。她突然放声大笑，也开始对他仇恨起来。他的一只手放在玛尔维娜身上，一只手放在凯妲身上，执着地、有条不紊地抚摸着两个女郎，但脸上毫无笑意。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言不发，一副不感兴趣、沉思的样子。

“这位没教养的先生，怎么这么一本正经呀！”凯妲说道。

“咱们干脆到床上去吧，”玛尔维娜嬉笑着尖声说道，“这么光着要得肺炎的，亲爱的。”

“跟两个女人干我可不敢，这太厉害了。”他喃喃说道，把两个女郎从软椅上轻轻推开，“我们还是先乐一乐，你们先跳个舞吧。”

凯妲心想：他大概想让我们一整夜都光着身子，叫他见鬼去吧，我可要回到美国佬那儿去了。可是玛尔维娜走过去，跪在墙脚，把电唱机插上插座。凯妲感到那只冰凉瘦小的手又把自己拉向他的怀里，他一低头，在她的唇上压了下来……用嘴分开她的双唇，他那散发着刺鼻烟草味和酒味的舌头黏糊糊地伸了进来，在她的牙齿上舔了一下，又压住了她的舌头，最后才把嘴移开，在她的口中留下了一堆发苦的唾液。随后，他无情地把她从软椅上推开：看看你跳舞是不是比接吻来得熟练。凯妲觉得恼火极了，快控制不住了，但他的微笑有增无减。玛尔维娜走近他俩，抓起凯妲的手，把她拉到地毯上，两个人又跳了一支哇拉恰舞，一面打响着手指唱歌一面搔首弄姿。接着二人又紧贴着跳了一支波莱罗舞。凯妲在玛尔维娜耳根上低声说道：这个人是谁？还能是谁？亲爱的凯妲，是个狗娘养的呗。

“跳得再亲热些，”他低声说道，声音全变了，仿佛发自很远的地方，“再多带些感情。”

玛尔维娜造作地尖笑了起来，大声骂了一句：他娘的。接着就搂住凯妲的细腰，一面摇摆一面亲热地摩挲起来。软椅也随之又摇晃起来，比刚才更快了，节奏也不均匀了，弹簧发出了轻轻的响声。凯妲心想：好了，他要走了。她用嘴寻找着玛尔维娜的双唇，一面吻着，一面为了不笑出声来而紧闭上眼睛。这时窗外一阵汽车轮子刹车时发出的刺耳吱吱声盖过了音乐，两个女郎分开了，玛尔维娜捂住耳朵说：准是有人喝醉了，出事了。但没听到撞击声，吱吱闷响的刹车声之后，又传来了车门声，最后门铃响了，一个劲儿地响，仿佛门铃的弹簧压住了。

“你们怎么了？没事，”他极为恼火地说，“接着跳吧！”

但是唱片放完了，玛尔维娜走过去换了唱片，二人又抱在一起跳了起来。突然，“嘭”的一声，门开了，撞在墙上，仿佛是有人一脚踢开的。凯妲看到了来人，是个高大的黑人，肌肉结实，容光焕发，犹如他身上穿的蓝色西装；他的肤色介于鞋油和巧克力之间，头发拉得直直的。黑人伫立在门口，一只大手放在门扣上，一对大眼睛的眼白显得很突出，盯着凯妲直看，甚至当那人从椅子上跳起来大步跨过地毯时，他还一直盯着凯妲。

“他妈的，你到这儿来干什么？”那人说着，站到黑人面前，攥紧拳头仿佛要揍他，“怎么就这么闯进来，也不敲门？”

“埃斯皮纳将军在大门口等您，堂卡约，”黑人仿佛瑟缩了一下，放开门扣，胆怯地望着那人，忙不迭地说道，“他在车子里等您，请您下去，有急事。”

玛尔维娜匆忙地穿着裙子、衬衣和鞋子，凯妲也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向门口看去，目光越过那人的后背和窄小的双肩，同黑人的眼光相遇了。刹那间，黑人的眼光流露出惊慌、迷惘的神情。

“告诉他，我这就下去，”那人嘟嘟囔囔地说道，“以后不管什么地方，不能就这么闯进来，除非有一天你想吃子弹！”

“请您原谅，堂卡约。”黑人点点头，向后退去，“我没想到，他们告诉我您在这儿，我就来了。请您原谅！”

黑人消失在走廊里。那人把房门关上，向两个女郎走去。灯光从上到下照亮了他的全身，他脸上的皱纹又深又长，眼中闪烁着迷茫失望的神色。他从钱夹里抽出几张钞票放在软椅上，向凯妲命令道：明天我派人来接你，九点左右。

“那个时间点我出不去。”凯妲立即说道，望了玛尔维娜一眼。

“你出得去，”他干巴巴地说，“九点左右，懂吗？”

“你把我甩了，亲爱的？”玛尔维娜笑了，她挺直身子去看软椅上的钞票，“这么说你是叫卡约了？你姓什么？”

“姓臭，就叫我臭卡约好了。”他说着，头也不回就向门口走去，随手用力带上了门。

“小萨，你家里刚才给你来了电话，”索洛萨诺一见圣地亚哥走进办公室，就对他说道，“恐怕有急事。对，我想是你爸爸出事了。”

圣地亚哥跑到第一张写字台上拨号码，电话刺耳地响了很久。最后，一个陌生的山区人口音接了电话：先生不在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家里换了管家，这个管家听不出你是谁，小萨。

“我是圣地亚哥，先生的儿子。”他提高了声音，说了一遍又一遍，“我父亲出了什么事？他现在在哪儿？”

“您父亲生病了，”管家说道，“在医院里。我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先生。”

圣地亚哥向索洛萨诺借了一镑钱，乘上一辆出租汽车。当他走进阿美利亚医院时一眼就看见了蒂蒂。蒂蒂正在医院办公室里打电话，一个青年搂着她的双肩。这青年不是奇斯帕斯，圣地亚哥走近一看，原来是波佩耶。二人也看见了他，蒂蒂挂上电话。

“爸爸好些了，好些了，”蒂蒂眼泪汪汪地说，声音也变了。“我们还以为他要死了呢，圣地亚哥。”

“我们给你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瘦子，”波佩耶说道，“往你的公寓里打，往《纪事报》打，我正要坐车去找你呢。”

“不过不是那一次，”圣地亚哥说道，“我爸爸是第二次病发时去世的，安布罗修，是一年半之后。”

事情是在吃茶的时候发生的。那天，堂费尔民回家比往常都早。他感到不舒服，恐怕是感冒。他喝了一杯热茶、一杯白兰地，盖得暖暖的，坐在书房的软椅上看《读者文摘》。蒂蒂和波佩耶正在客厅听唱片，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圣地亚哥闭上了眼睛：爸爸那强壮的身体扑在地毯上，面孔露出痛苦、恐惧的样子，一动不动，毛毯和杂志掉在了地上。众人把他用毛毯裹好，抬上波佩耶的汽车送进了这家医院。医生说：幸亏他抵抗力强，否则让你们这一折腾，他早就死于心肌梗塞了。他需要绝对静养，倒是没什么危险。在走廊里，索伊拉太太倚在病房的门上，克洛多米罗伯父和奇斯帕斯在安慰她。索伊拉把脸凑上去让圣地亚哥吻，但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了他一眼，仿佛责备他干了什么错事。

“你爸爸已经醒过来了，”克洛多米罗伯父说道，“等护士出来，你就可以进去看他了。”

“只能待一小会儿，”奇斯帕斯说道，“医生不让他说话。”

病房很宽敞，四壁刷成柠檬绿色，前厅挂着花色窗帘。小萨，你爸爸穿着红色丝绸睡衣，床头柜上台灯的光线照射在床上，仿佛教堂里的灯光那样暗淡。他脸色苍白，两鬓的灰发乱蓬蓬的，眼中带有泪痕，仿佛受了惊的小动物。圣地亚哥弯身去吻他的时候，他露出了笑意：瘦儿子，终于把你找到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爸爸，他们放我进来，但不许我让你讲话。”

“事情过去了，真是万幸。”堂费尔民低声说道，他的手从被子中伸出来，抓住了圣地亚哥的胳膊，“你还好吗，瘦儿子？生活、工作都还好吗？”

“一切都好，爸爸。”圣地亚哥说道，“你别讲话了。”

“我要哭出来了，少爷，”安布罗修说道，“像您父亲那样的好人是不应该死的。”

圣地亚哥在病房里待了好长一会儿，坐在床沿上，看着放在他膝上的那只汗毛粗直的大手。堂费尔民闭着眼，深深地呼吸着。他的头下没有枕头，脑袋斜靠在床垫上，圣地亚哥可以看到他那青筋累累的脖子、灰斑点点的下巴。不久，脚穿白鞋的护士进来了，示意他出去。索伊拉太太、克洛多米罗伯父和奇斯帕斯正在前厅里坐着，蒂蒂和波佩耶站在门口低声私语。

“以前是搞政治，现在又忙着制药厂、办公室，”克洛多米罗伯父说道，“他的工作太多，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什么都想过问，根本不听我劝告，”奇斯帕斯说道，“我一直劝他让我来管，都讲烦了，可他就是不干。现在不得不休息了。”

“他神经有毛病，”索伊拉太太狠狠地看了圣地亚哥一眼，“不光是为了办公室的事，还有这个黄口小儿。他了解不到你的情况就心烦得要死，你却装腔作势地就是不肯回家。”

“你别发疯似的喊叫好不好，妈妈，”蒂蒂说道，“爸爸会听见的。”

“他对你很恼火，你就不能让他安安静静地活几年吗？”索伊拉太太抽泣说道，“你简直毁了他的生活！”

护士从里间走出来，走过时低声说道：别大声讲话。索伊拉太太用手帕擦着眼睛，克洛多米罗伯父难过而殷勤地俯身去安慰她。几个人一言不发地互相望着。接着，蒂蒂和波佩耶又低声讲起话来。小萨，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克洛多米罗伯父老多了，他朝伯父笑了笑，伯父也遗憾地朝他苦笑了一下。伯父显得干瘪了，脸上皱纹很多，头发几乎脱光，只有后脑勺上稀稀拉拉地还有几撮头发。奇斯帕斯一副成年人的派头，在他的动作、坐姿和声音里有一种成年人的自信，无论外形还是内心都显得落落大方，目光镇静而坚强。小萨，这就是奇斯帕斯，强壮、黝黑，穿着灰色西装、黑皮鞋、黑袜子，衬衣袖口白得耀眼，墨绿色的领带上夹着淡雅的领带夹，白色手帕折成三角形，从上衣口袋里露出来。蒂蒂在低声同波佩耶讲话，二人手拉手，眉目传情。圣地亚哥回想：她穿着粉红色连衣裙；领子上扎着一条宽带子，直垂腰际；一对乳房圆圆凸凸，胯部的曲线也开始显露出来；一双腿长长的，很苗条；双踝纤细，双手雪白。你却是另一副样子。小萨，你变成了个乔洛。圣地亚哥回想：妈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见我就发火。圣地亚哥并不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也不感到高兴，只想赶快离去。护士悄悄地走来告诉大家探视时间已过。索伊拉太太留下来陪床，奇斯帕斯去送蒂蒂。波佩耶想用自己的车送克洛多米罗伯父回家，可后者说：我还是坐私人汽车吧，私人汽车可以把我一直开到家门口，不麻烦你了，谢谢。

“你伯父总是这样，”波佩耶说道，夜幕刚刚降临，二人驱车向市中心驶去，“他从来不愿让人接送。”

“他不愿意麻烦人，也不愿求人，”圣地亚哥说道，“这个人很朴实。”

“对，是个大好人。”波佩耶说道，“全秘鲁都闻名，对不对？”

小萨，波佩耶又和你见面了，红通通的面孔上生着雀斑，鬈曲的黄发，目光总是那么友好而快活。他胖了，也高了，对自己、对世界充满了自信。圣地亚哥回想：波佩耶穿着方格衬衣、法兰绒大翻领猎装，肘部补了两块皮革，还有灯芯绒长裤和船形鞋。

“你们老头子这一折腾，把我们都吓坏了。”波佩耶一手开车一手拨弄收音机，“幸亏没倒在街上。”

“听你讲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是我们家里的人了，”圣地亚哥朝他微微一笑，打断了他的话，“没想到你和蒂蒂好上了，小雀斑。”

“蒂蒂没跟你说过？”波佩耶嚷嚷开了，“我们好了有两个月，瘦子，你还蒙在鼓里呢。”

“我好久没回家了，”圣地亚哥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为你们俩感到高兴。”

“你妹妹着实把我折磨了一番，”波佩耶笑了，“上学的时候，我就追她，你还记得吗？你瞧，有志者事竟成。”

二人在阿雷基帕路上的坦博酒店前停下来，在车上要了咖啡聊起来。二人回忆了共同的过去，互相讲述了各自的生活。圣地亚哥回想：波佩耶毕业后当了建筑师，在一家公司供职，想跟一些同事创办自己的公司。

“我的情况相当好，”圣地亚哥说道，“没什么雄心大志，只想在《纪事报》干下去。”

“你什么时候能毕业当律师？”波佩耶偷偷地笑了笑，说道，“你是当律师的材料。”

“我想我当不了律师。”圣地亚哥说道，“我不喜欢这个行当。”

“跟你说实话吧，你这样做使你爸爸很痛心，”波佩耶说道，“他一直让蒂蒂和我给你打气，鼓励你读完专业。对，他把什么都跟我讲了，我和你爸爸处得不错，瘦子，我们成了好朋友。你爸爸真是个好人。”

“我可不愿意当律师，”圣地亚哥开玩笑地说道，“秘鲁现在什么人都能当律师。”

“你总想与众不同，”波佩耶笑了，“还跟小时候一样，瘦子，一点都没变。”

二人离开坦博，在塔克纳路奶油色的《纪事报》社大楼前又谈了一会儿，圣地亚哥才下车。瘦子，我们今后应该多见面，尤其是现在，我们快成了亲戚。我以前找过你不知道多少次，可你总是去向不明，兄弟。我要把你的情况告诉区里的朋友，他们一直在打听你，瘦子，找一天我们一起吃午饭，好吗？你见到过我们的同班同学吗，瘦子？圣地亚哥回想：还提什么同班同学？人家抖起来了，小萨，当了工程师、律师，有的还结了婚，要么就是有了情妇。

“好多人我都没见过，你知道，我过的是夜猫子生活，小雀斑。报社工作就是这样，天亮才睡下，一起床就得上班。”

“这种生活最没规律，瘦子，”波佩耶说道，“工作很累人吧？尤其是对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不对？”

“您笑什么？”安布罗修说道，“我对您爸爸的看法都是我的真心话，少爷。”

“我不是笑你，”圣地亚哥说道，“我笑自己这副知识分子面孔。”第二天，圣地亚哥又去看堂费尔民，后者已经能坐起来看报了。他兴致很高，呼吸不困难了，面色也恢复过来了。堂费尔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圣地亚哥每天去看他，每次都有别人也去探望，其中有多年不见的亲戚，这些人都带着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他：这就是那个害群之马，那个离家出走、净叫索伊拉伤心的儿子吗？这就是那个在报社当小职员的人吗？那些叔伯姨婶的名字，圣地亚哥记不起来了，那些姨表兄弟姐妹的面孔也记不清了。小萨，也许你曾多次与他们交臂而过，却都没有认出来。到了十一月，天气开始热[秘鲁地处南半球，四季变化同北半球刚好相反。]起来，索伊拉太太和奇斯帕斯陪堂费尔民去纽约检查身体，十天后回到利马，然后全家又到安贡海滩去避暑。小萨，三个月来，你几乎一次也没见到家人，但你同爸爸每星期都通一次电话。三月底，他们回到观花埠，堂费尔民完全复原了，面孔晒得黝黑，显得很健康。第一个星期天，圣地亚哥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看到波佩耶吻了索伊拉太太和堂费尔民，蒂蒂也获准每星期六同波佩耶去玻利瓦尔舞厅跳舞。小萨，在你过生日的时候，蒂蒂、奇斯帕斯和波佩耶到你的公寓里唤醒你，说全家都准备了礼物等你回去。家人送给你两套西装、几件衬衣、一双皮鞋、还有一副袖扣。卡利托斯还用信封送来了一张一千索尔的支票，那是你在妓院打赌赢他的。小萨啊，还有什么要讲的呢？还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吗？

“起初我到处流浪，”安布罗修说道，“后来干过汽车司机。您可别笑话我，我甚至还做过殡仪馆的半个老板呢。”

在普卡尔帕，最初几个星期，阿玛莉娅过得很不安宁。一方面，安布罗修总是愁眉苦脸、无精打采，另一方面，她自己净做噩梦。奥登希娅太太在圣米格尔街时那美丽、年轻、雪白的肉体总是从遥远的黑暗处闪闪发光地向她靠近，她则跪在赫苏斯·玛丽娅区的那个小房间里浑身打战。那肉体在空中飘荡、膨胀、停下，周围还有一个金色的光圈，阿玛莉娅看到的却是太太脖子上那发紫的大伤口，还有她那一副控诉表情的大眼睛：是你杀了我！阿玛莉娅惊醒，向熟睡着的安布罗修偎过去，直到天亮都不能入眠。有时她梦见穿绿色制服的警察在跟踪自己，还在梦中听见警哨声和警察的大皮鞋橐橐声：是你杀了她！警察并没有抓她，但整夜都向她伸着手。她紧紧地蜷缩成一团，汗流浃背。

“别再跟我谈太太的事了，”安布罗修到达普卡尔帕的第一天就对她说，脸色像挨打的狗，“不许说了！”

此外，阿玛莉娅对这个令人沮丧的炎热城市有一种不信任感。二人先是住在尚未建成的广场附近的普卡尔帕旅馆里，房间里爬满了蜘蛛，透过窗子可以望见码头，还有混浊的河水中摇荡着的独木舟、划艇和小船，一切都是那么贫穷、丑陋。安布罗修对普卡尔帕的这副样子倒无所谓，仿佛是路过小住而已。有一天，阿玛莉娅埋怨这里热得喘不过气，他才作了评论：这里热得不过和钦恰一样，阿玛莉娅。二人在旅馆里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茅草铺顶的茅舍。医院周围有好几家殡仪馆，有一家甚至专门做用来装死孩子用的白皮棺材，叫做“净界[地狱和天国之间的净界，圣人和未受洗礼的婴儿死后的住所。]棺材殡仪馆”。

“医院里的病人真可怜，”阿玛莉娅说道，“眼看着附近这么多的殡仪馆，不想到自己要死才怪。”

“普卡尔帕有两多，”安布罗修说道，“一是教堂多，一是殡仪馆多。那儿的教派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少爷。”

毛克[法语，意为停尸房。]殡仪馆就在医院对面，离二人租的茅舍不远。第一天住进茅舍，阿玛莉娅一见那凄惨的水泥建筑物和房顶上那些鸡冠似的排列着的兀鹰就浑身颤抖起来。茅舍很宽敞，后面有一块荒草地，房东阿兰德罗·波索在他们搬进去的那天说：你们可以在这块地上种些什么，搞个菜园。茅舍的四间屋子都是泥地，四壁斑驳不堪，连张床也没有。在哪儿睡觉呢？尤其是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小虫子会咬她。安布罗修拍拍屁股：凡是需要的，我们都去买来。当天下午，二人就到市中心买了一张折叠床、一张床垫、一只摇篮、锅碗瓢盆、煤油炉和窗帘。阿玛莉娅看到安布罗修不停地挑东西，大吃一惊：别再买了，钱要花光的。可安布罗修根本不理她，仍然命令黄记百货店的店员拿东西：这个，还有那个，我还要漆布。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当夜，阿玛莉娅问他。

“那几年我一直在攒钱，”安布罗修说道，“为的就是安个家，用自己的本钱干点儿事，少爷。”

“那你应该心情愉快，”阿玛莉娅说道，“可你并不高兴。离开利马，你好像很难过。”

“我现在没有上司了，我就是自己的上司，”安布罗修说道，“我怎么会不高兴呢，傻瓜！”

他这是在骗阿玛莉娅。后来他才开始高兴起来。到普卡尔帕的头几个星期，他一直板着面孔，话语不多，愁眉苦脸。尽管如此，一开始他就对阿玛莉娅和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很体贴。到达普卡尔帕的第二天，他一个人离开旅馆，回来时带回一盒东西。这是什么？是我给大小阿玛莉娅买的衣服。阿玛莉娅得到的连衣裙太大了，她消失在长袍似的印花连衣裙里，肩部滑了下来，下摆碰到了脚跟。安布罗修看到她这个样子，并没有发笑。他一到普卡尔帕就到莫拉雷斯运输股份公司去了，但是堂伊拉留到廷哥马利亚去了，十天以后才能回来。在此期间我们怎么办呢，安布罗修？我们先找所房子吧；在流汗干活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们先玩玩吧，阿玛莉娅。虽说二人花了不少钱想乐一乐，但两个人谁也没能玩得痛快，因为阿玛莉娅总是做噩梦；他呢？总是怀念利马。他们参观了印第安人希皮博族的部落，到商业大街的几家中国饭馆吃了炒饭、软炸大虾和炸馄饨，在乌卡雅利河上泛舟游荡，到雅利纳湖做了一次远足，还在夜里看了好几场电影，都是些老掉了牙的片子。有时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在黑暗中放声大哭，引起其他观众大叫：把孩子抱出去！安布罗修说：把孩子给我吧。他接过孩子让她咬手指，孩子就不哭了。

慢慢地，阿玛莉娅习惯了。慢慢地，安布罗修的脸色开朗了。安布罗修买来了挂画，把外墙和屋内四壁刷得雪白，阿玛莉娅把地上的脏物刮去，二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茅舍整修一新。每天早晨，二人一起到市场去买菜，一路上把各个教堂的教派也搞清楚了：这是洗礼派、七月降圣派，那是天主教、福音派和降灵派。二人又开始交谈起来：一开始你真怪，有时我想，你变成另一个安布罗修了，真正的安布罗修留在了利马。为什么，阿玛莉娅？因为你愁眉苦脸、一言不发，你的神色一会儿暗淡无光，一会儿闪烁逃避，像动物似的。你疯了，阿玛莉娅，留在利马的倒真是个假安布罗修，我在这儿感觉很好，我喜欢这儿的太阳，阿玛莉娅，利马那阴沉沉的天气叫人总是无精打采的。但愿你说的是真话，安布罗修。每天晚上，二人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出来坐在街上乘凉。河上升起丝丝凉意，二人一面听着草丛里青蛙和蟋蟀的鸣叫声一面聊天。一天，安布罗修打着伞走进家门说：好了，你别再讨厌太阳了，你就差像个山区人似的戴着卷发器上街了。噩梦逐渐少了，消失了，每次见到警察时的那种恐惧感也没有了。她的办法就是整天地干活，又是做饭又是给安布罗修洗衣服，照看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安布罗修则努力把荒草地开垦成一座菜园。每天早晨，他很早起床，鞋也不穿就去除草，一除就是几个小时，他俩茅舍的对面也有一间茅舍，涂着白、蓝两种颜色，菜园里还种着果树。一天早晨，阿玛莉娅到这位邻居家去讨教，露贝太太很亲热地接待了她。露贝太太跟一个男人同居，那男人在河的上游有座小庄园，很少到这个家来。这是我们在普卡尔帕交上的第一个朋友，也是阿玛莉娅最好的朋友，少爷。露贝太太教安布罗修如何一面开垄一面下种：这儿种白薯，这儿种木薯，这儿种土豆。她还送种子给他们，教阿玛莉娅做煎香蕉拌米饭和鱼片木薯——普卡尔帕人都吃这种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