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品我已经讲了太多，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我为之写作此书的人，早在写作开始之前很久就已不在人世，因而物品便成了他们合法且唯一的替代者。以花体字母刻着太姥姥姓名缩写的胸针，祖太姥爷的晨祷服，那几把奇迹般地活过了几代主人、两个世纪和两座房子的圈椅，于我而言同等亲切，一如家族相册中陌生的亲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是不无欺骗的，却像火炉一样，传递着持续不断的温暖。我立刻又想到了加利娅姑妈，还有她一辈子积攒的剪报和日记，我明白，什么都保存不下来。

托芙·扬松[托芙·扬松（1914—2001），芬兰女作家、插图画家。以《姆咪谷》系列童话风靡全球，1966年获第六届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下文中的费尼钟夫人是其中人物之一。]有一篇故事，讲费尼钟夫人预感到浩劫将至。她将祖父的银器擦得锃亮，将肖像画的画框擦得一尘不染，把很多块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壁毯清洗干净，惶恐不安地等待灾难降临，唯恐失去这些东西。飓风如期而至，一下子将整栋房子拔地而起，连同其中的银茶壶和绣花餐巾。一切过去之物皆随风而逝，只剩下一片未来的空地。而费尼钟夫人孑然一身立于浅滩，怀里抱着仅存的一方壁毯，心存庆幸，一贫如洗。

我在维也纳曾经住过的一所房子建造于1880年。在其后院，如套娃般嵌套着另一栋白窗小屋，建于1905年，当家族开枝散叶，老屋容纳不下之时。女主人约莫七八十岁，深眼窝，高颧骨，声音低沉，谈话末了告诉我，她在这儿住了一辈子，自打1948年返回以后。想要了解来龙去脉，自然应当打听一下她是哪年离开的，又是从哪儿返回的，但我们的礼节性交谈并未如此深入。屋内，电视机遥控器旁漫不经心地放着一本家谱，装帧古典而华美，制作于1918年。在将房子连同全套家具出租给我时，女主人对这些两百年的老古董丝毫没有小心在意：橱柜里的瓷器摆放得跟书架上的书一样密密麻麻，箱子早就被废旧银器压弯了，墙上满满当当地挂着肖像画、油画，大大小小的桌子上随意散落着古老的金属火柴盒，相册里有很多题赠纪念品（其中夹着一张新年贺卡，时间是1942年，使这个家族的历史略微明朗了些）。这座高窗子宽楼梯的白房子住户可以随便出入，好像那不过是一间小仓库，没什么好丢的。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里面叽里哐啷，我猜大概是女主人在往里头塞什么东西——一些多余的、妨碍她入睡的历史遗物——然后迁居到她的后院小屋里，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离我工作地不远处有座犹太公墓，是全维也纳最古老的，这是我信手翻开博物馆商店的一本旅行指南时偶然发现的。公墓好像始建于1540年，二战期间被夷为平地，战争结束后决定在原址重建。这才发现，所有墓碑都还好好地埋在地下，于是它们被挖出来，竖到宽阔的草坪上去——彼时此地已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养老院。

正值初冬，第一波寒潮突如其来。街道渐次变窄，左边耸立着伦敦式的蔚蓝色二层小楼，上面还挂着椭圆形铭牌，镌刻着曾经在此居住的伟人名讳。公墓这里却既没有铭牌，也没有人，显得愈发清冷。轩敞的大厅里，许多衣着单薄的老人在躲避风寒。他们一个个老态龙钟，假如傲慢的房东太太看上去有七十岁，那他们恐怕足有一两百岁了。他们瘦骨嶙峋，弯腰驼背，像一只只小虾一样缓缓移动，转动轮椅或迈动双腿，轻搀着彼此的胳膊。他们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孱弱微笑，走到女护工跟前，仰着脸或问或答。我也上前询问，然后被告知该怎么走。

楼房有一个长而宽的阳台，面朝圈着院墙的墓地。地上的草被强风吹得乱摆，在阳台下数米深处，宛如被挖掘出的古罗马地下遗址。其设计构思不言而喻：阳台被故意建成了这样的高度，以便过去清晰地呈现为过去——重建的，被圈起的，消逝的。没办法下到底下去——有楼梯，却被牢牢锁着。

底下好像在施工，墓地远处一角搭了一座临时工棚，长长的绿色斜顶，两个人正在工棚角落不慌不忙地鼓捣石头。墓碑们面朝我而立，不似寻常公墓的靠背椅式结构，而更像是一扇扇大门，不知通往何处的传送门。在我母亲安眠的维尔茨堡公墓，时不时便会出现一些新鲜图案，作为对生者的小小问候，诸如一团火焰、一双赐福的手、一颗六芒星。但这里没有任何此类东西，而只有字母和文本。这座公墓可以被当成一本书来阅读，零乱的书页无规则地拼接在一起，大部分书页上的字母构成向上拱起的半圆，唯有一页自左至右拼成了一匹小马，又或是一只小兔。

与此同时老人们继续向某处移动，走过了亮着灯的窗玻璃。餐厅里，穿白大褂的姑娘正用心擦拭餐桌。阳台上别无他人，无论在吸烟区的烟灰缸旁，还是在远处咕噜作响的小喷泉旁。喷泉池的黑色水面上，几只黄澄澄的小鸭子正肚皮朝上兀自嬉戏。据指南上说，当年墓碑挖出了足有两三百座，但眼前所见却远没有这么多。

墓地上的草长得很高，不像城市草坪，而像是荒地上疯长的那种野草，随风翻腾着绿浪。

那里有座很有意思的墓碑，是我在几天后才得知的。友人问我，有没有发现一条鱼。我这才反应过来，那些堆在一起的鹅卵石原来是条摇头摆尾的大鱼。这里头有个典故，说维也纳的犹太人西梅翁买了一尾鱼做晚餐，宰杀之时，这条鱼在案板厨刀之下突然开口，说了一句犹太人临死前常说的祷文（当然也可能还说了些别的什么），但为时已晚，它的头已经被一刀斩断。这桩怪事传到拉比[拉比，犹太教中的一种学位，被授予从宗教学校毕业、擅长诠释摩西五经及犹太教法典之人。]耳中，他担心灵鱼冤魂作祟，于是将其好生安葬，埋进了公墓。有时难免会觉得，自己就像这条鱼，像酉时的葡萄园工人[出自圣经典故：葡萄园主家去市场招募工人，一天的劳作结束之后，傍晚来的工人和清早来的工人得了同样的工钱。参见《马太福音》20：1—16。]，像临终悔过之人，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说出必要之话，做出必要之举。

维也纳的每一座博物馆都在做着与我所做的类似之事，而且个个别出心裁。造型博物馆有间家具展厅，陈列的不是实物，而是其幻影——长长的白色屏幕上投射着索耐特椅子的弧形阴影。屏幕上还标注着这些摇椅和圈椅的名字，酷肖人名，诸如“海因里希”或者“莫里茨”，那个“海因里希”很像我家那张祖传的、靠着三条腿支撑到今天的藤椅。旁边的黑色天鹅绒上放着一件古老的钩花织物，上面是鸟羽状的针叶林图案，看得出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窟窿和空白构成的，一如我的故事由大量的空格和留白构成。

自然史博物馆的窗玻璃仿佛蒙着层什么东西，整个维也纳都像是蒙上了厚厚一层尘埃。在复古的幽暗中，拉马克进化阶梯在反向旋转。先是来自自然实验室的标本：大大小小的熊，长斑点的大猫，头上长角的鹿和羚羊，长颈鹿等等。接下来是鸟类标本，不如兽类那么活灵活现，身子蜷缩成一团，但色彩仍旧保存完好。在鹦鹉和乌鸦中间，有一只灰色小鸟，羽毛蓬乱，尾部眉梢各有一些奇特的红色光泽，学名橙颊梅花雀。我朝它点头致意，继续朝蔓足亚纲和环节动物，朝竖直浸泡在酒精里的鱼类走去。

卡尔·克劳斯[卡尔·克劳斯（1874—1936），记者、讽刺作家、诗人、剧作家、格言作家、文化评论家，20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奥地利作家之一。]曾说“Immer paßt alles zu allem”，即“everything suits everything”，用茨维塔耶娃的话说，“всё рифмует”，一切彼此契合。城市建筑的每一个元素似乎都变成了隐喻，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我解读我的历史，这固然有趣，却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这次讲述的真正的“阿莱夫”，已经被装进了我的口袋。

那是一个相当简略的白瓷小男孩，三厘米长，光着身子，一头鬈发，若非腿上的长袜，很容易被人误认作丘比特。这是我从莫斯科的古玩市场上淘来的，在这个地方，人们会直观地感受到，“过去”是件昂贵品。但偶尔也能捡到些便宜物件。那次，我在一个专卖各种妇女饰物的摊位发现了一个盒子，里面放着成堆的白瓷娃娃。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多多少少都带着点残疾：缺胳膊断腿的，带豁口的，有疤痕的。我挑拣了老半天，终于挑出一个最漂亮的。他保存得相对完好，浑身泛亮，鬈发和酒窝清晰可见，网纹童袜也还好好的，尽管后背有一块黑斑，还没了双臂，但已经令我爱不释目。

我当然也随口问了问女摊主，还有没有更完好的，作为回答，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据她说，这些瓷娃娃出产于德国某城市，自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连续生产了半个世纪。当时它们随处可见，食品杂货铺和日用品商店都有卖。但这些造价低廉的瓷娃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作为货物运输时的减震垫，以免贵重物品在运输途中相互磨损。换言之，这些瓷娃娃生来就是为了牺牲的。二战爆发前，这家工厂停产了，堆满瓷娃娃的仓库被锁死，后来遭了轰炸。又过了很多年，货箱被打开，瓷娃娃全部变成了碎片。

听完这个故事，我当即买下了自己的那个瓷娃娃，既没有追问工厂的名字，也没留下女摊主的电话，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已经找到了这本书的结尾，如同习题集里通常附在最后几页的参考答案。这个瓷娃娃带有多重寓意：首先，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不是脚会受伤，就是脸会刮花；其次，空白和缺陷是生存的必然伴侣、隐秘发动机和加速装置；再次，只有伤痕将我们从批量产品变成独一无二的单品；最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瓷娃娃，20世纪集体灾难的批量产品，同时也是其survivor和被动受益人，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被我选中的瓷娃娃还算是幸运的，那些没有脑袋的只好继续躺在盒子里。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根据一百多年前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断言，只有新的、完整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美好的，而旧的、破碎的则被视为丑陋的。换言之，物品的完好性是其优点与体面的标志，舍此便无法获得人的青睐。

正是如此。即便当我思考一切幸存的物证的不完整性时，内心深处仍在期待它们的完整性。瓷娃娃也是一样，他的破损不能太厉害，简单地说，我希望他至少看上去是顺眼的。带着瓷娃娃离开时，我忽然想到，我之前读到过类似的东西。那是茨维塔耶娃的一篇散文，讲述了她小时候在特维尔林荫道普希金雕像旁玩耍的往事：

我跟普希金经常玩一个我自己发明的游戏：我会在诗人脚边放一个小拇指（小孩的）大小的瓷娃娃，餐具铺就有卖，20世纪末长在莫斯科的人都知道，像什么躲在蘑菇下面的土地精啦，撑着雨伞的孩子啦。我把这样一个小物件放在巨大雕塑的脚下，低下头，视线自下而上缓缓移动，直到脑袋向后仰到极限，比较他们的大小。普希金雕像在我头顶，我在瓷娃娃头顶，这构成了我关于层级的第一堂直观课。在瓷娃娃面前我是个巨人，而在普希金雕像面前，我只是我，一个小女孩，尽管我会长大。我之于瓷娃娃，一如普希金雕像之于我。那么，普希金雕像之于瓷娃娃呢？在一番艰苦的思索之后，我恍然大悟：普希金雕像对于瓷娃娃而言太大太大，它根本就看不见他，它会误以为那是一所大房子，或者一座大山。而瓷娃娃对于雕像而言同样太小太小，他也根本看不到它，他会把它当成一只跳蚤。但他能看见我，因为我很大很胖，而且很快还会变得更大。

年复一年，这个小物件每每带给我新的教益（茨维塔耶娃列举了她所学到的：关于规模、材料、数量、层级、思维）。我将瓷娃娃揣在兜里，走过大街小巷，手指摩挲着他的后背，想象着他在记忆之书封皮上的样子：由于没了胳膊，身量会显得比实际更高些，长了一头鬈发的脑袋望向前方，宛如站在船头的吉祥物，脚上穿着高尔夫球袜，浑身上下光泽灿白。孰料，一个落雨的傍晚，瓷娃娃不小心掉出口袋，掉在老屋的瓷砖地板上，碰碎了。

小男孩被摔成三瓣，一条穿袜子的腿滑进了浴缸底下，脑袋和身子分了家。原本他还好歹诠释了家族和自我历史的完整性，突然间却变成了一个讽喻：历史无法言说，任何东西都无法保存，而我，完全无法从他者过去的碎片中拼凑出自我，甚至不能将其据为己有。我将碎片从地板上捡起来，摆在书桌上，如同打碎的拼图。破镜，难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