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

陶瓷的男女娃娃，有大有小，贵的是彩色的——鲜红的嘴唇，黑色或黄色的发套，便宜的则通体素白。其在德国的生产始自19世纪40年代，持续了数十年。在橡树林立的图林根，有个叫科博尔多夫的小城，那里有很多专门生产瓷娃娃的工厂。产品以贵的大号瓷娃娃为主，真人头发，上等羊皮服饰，白里透红的脸蛋。另一个叫霍伊巴赫的小城则专门批量烧制便宜的小号瓷娃娃，一两个铜板一个，跟棒棒糖或肥皂一样到处都有卖。它们本身看上去也很像肥皂头，直挺挺的手臂微向前伸，踩着短袜的小短腿儿没法活动。为了节约成本，这些裸体的瓷娃娃只正面上釉，孩子们洗澡时可以把它们放在浴盆里当玩具，不会沉底，而会后背朝天浮在水面上。

关于这些小号陶瓷娃娃在人世间的境遇有各种说法：通常是被攥在手里，揣在兜里，放在玩具屋里当摆设；有些特别小的还会被裹进馅饼里，以试验谁会有好运气；甚至还有一种匪夷所思的说法——被放在茶杯里代替冰块；至于它们在运输货物时充当减震垫的古老说法，我既没能证实，也没能推翻。但不管怎样，它们充其量只是玩具世界无足轻重的小步卒，寿命短暂，用途广泛。

陶瓷娃娃大军的很大一部分远销德国境外。其中最小的只有一英寸长，售价仅为一便士或几美分。最大的能有30—40厘米高，为卖家或拥有者所珍视，至今仍可在网上淘到保存完好的：脚上穿着袜子，做工精细的手指，大理石雕塑般的恬淡面孔。一战爆发后，与敌对国的贸易变得不合时宜，巨大的出口量这才被迫中断。精明的日本人乘虚而入，他们的陶瓷娃娃仿照德国样式，但所用材料要廉价得多，焙烧也偷减了一道工序，因而也更加易碎。它们同样不值一文，在时间的重压下纷纷碎裂，变得缺胳膊断腿，满是黑洞洞的窟窿。在eBay网店里，这些瓷娃娃被打包出售，6个、10个、20个一组。其组合想必是经过权衡的，每组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基本完好无损的——除了背部略微熏黑或者断了一只手掌，但脑袋依旧向后仰起，圆滚滚的脸蛋依旧闪烁着光泽。其余的则残缺不全，甚至只剩下一些碎片了。所有这些幸存下来的瓷娃娃，在英语世界拥有一个统一的称谓—frozen Charlottes（冰人夏绿蒂，或译冰人夏洛特）。

背面

Lotte（绿蒂，或译洛特）是德语世界比Margret（Gretchen）[歌德名著《浮士德》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和昵称，通译玛甘泪（葛丽卿），又译玛格丽特（格雷琴）。]更为常见的传统名字。那个咬着苹果，吃着三明治，一袭白裙上绑着粉红色蝴蝶结，令少年维特为之殉情的少女绿蒂，眨眼间又变成了托马斯·曼的缪斯、歌德的夏绿蒂——在1939年，旧世界在新世界的皮靴之下呻吟的年份[指托马斯·曼于193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讲述了歌德与其青年时代恋人夏绿蒂·布甫阔别四十四年后在魏玛重逢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Charlotte原为法语人名，18世纪传入德国。Lotte则为德国传统名字，故此歌德在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时将真实原型的名字Charlotte换成了女主人公的名字Lotte。]。不过，德国的瓷娃娃只是在到了美国之后才被称为“夏绿蒂”的。

1840年2月8日，New York Observer 报道：“1840年1月1日，一位年轻女性（……）为前往舞会赶了20英里路，途中被活活冻死。”一位以热衷于曝光黑暗面而著称的波特兰记者斯密特，由这件事演绎了一首叙事诗——《夏绿蒂之歌》，后来家喻户晓。几年后，盲人演唱者威廉姆·洛伦佐·卡特为这首诗谱了曲。由此，整个40年代仿佛走进了冰天雪地的世界。1843年12月21日，安徒生发表《冰雪女王》：“她是如此迷人，如此温柔，整个由炫目的透明冰块雕成，却又如此鲜活灵动！一双大眼睛像星星一样扑闪着，却既没有温度，也没有柔情。她冲小男孩点了点头，招了招手。小男孩害怕了，从凳子上跳下来；有什么东西在窗外一闪而过，像是一只大鸟。”也是在同一年，斯密特又写下了另一首残酷的抒情曲，关于雪床，关于被冻僵的母亲和得救的孩子，但知名度远不及《夏绿蒂之歌》。

《夏绿蒂之歌》几年之内便传遍了全美数十州，这个故事与安徒生的另一个故事既像又不像，在第二个故事里，一个小女孩为了不弄脏自己崭新的红皮鞋而将面包垫在脚底下。与安徒生不同，夏绿蒂的故事里既没有道德教训，也没有歇斯底里，整个文本充满着古希腊式的平衡。一位美女，在寒冷的冬夜与自己的未婚夫一道前往舞会，渴望受到众人瞩目，他们驾着雪橇在雪原上疾驰，耳畔传来清脆的铃声，而她身上只穿着一身漂亮的加绒风衣和一件单薄的披肩。歌曲越到后来，雪橇速度就越快，夏绿蒂冻得牙齿直打战，嘴上却说：“我的身子暖和起来了！”星辉愈发寒彻，舞厅越来越近，女主人公的身子却冻僵了。未婚夫悲痛而亡，与爱妻合葬一穴。

这些自欧洲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瓷娃娃之所以被叫做“冰人夏绿蒂”，主要是因为，它们完全不能活动。拜这个妇孺皆知的绰号所赐，这些瓷娃娃变成了恐怖故事和噩梦中的常客。而无声的它们却无从申辩。这些瓷娃娃中的男娃娃很快被相应地称为“冰人查尔斯”，它们对此同样保持缄默。这些瓷娃娃的鬈发和童袜，及其来自彼世的黯淡惨白将其变得像万神庙中的小号神明。只是，与那些古希腊罗马神像不同，前者的色彩是连同神力一起丧失的，而后者则从一开始就压根没有色彩。

正面

阿尔蒂尔·兰波对于新事物和当代事物极其热衷，经常给家人寄来长长的所需物品清单，包括字典、手册、仪器、工具，家人需要大费周章地把这些东西给他寄到阿比西尼亚。邮包寄到时总会有所损坏，但照相机却完好地送达了。兰波拍摄的照片留存下来了七张。1883年5月6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三张肖像照，其中一张“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在香蕉园”。在另一张照片上，他站在低矮的篱笆旁，篱笆后面是一片无遮无拦的空旷，填满了整个空间，灰蒙蒙的大地和天空连成一片，完全分不出地平线所在。据兰波自己讲，他穿着白裤子的这些照片是在“咖啡厅花园”和“屋子凉台”照的，但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像花园的地方了。不过，关于照片内容还有一半是要靠猜的：冲洗或打印时似乎出了什么差错。渐渐地，兰波拍摄的所有照片——大棚市场，带棱面的教堂圆顶，带着盆盆罐罐坐在圆柱阴凉里的摊贩——都褪色成了苍白，这个过程既不可逆，又无法阻止。照片在眼皮子底下消失，缓慢而持续地，一如水杯底留在桌面的水痕逐渐干掉。

背面

谷歌地图致力于尽量频繁地更新自己的卫星照片，但无法做到随时随地。很多拥有林荫道、旅行社和雕像的城市，几个月甚至几年得不到更新。在飘雪的黄昏去看莫斯科的卫星地图，映入眼帘的却是夏日屋顶和郁郁葱葱。在靠近世界中心，即被谷歌地图认定为热闹的世界客厅的地方，更新会更及时些，但速度仍然不够：女人和情人分了手，情人将停在家门口的私家车砸个稀巴烂，送到废品站，离开城市，女人将他从脸书好友中删除，可你再去看地图，标志着汽车的那个三角形依旧停在女人家门口。

正面

在关于奥尔罕·帕慕克的纪录片中描述了一种独特的土耳其式忧郁，与公认的欧式melancholy并不等同：假如欧式忧郁的持久与深刻源自对忧郁者本人非永恒性的认识，那么土耳其式忧郁则并非指向未来的——未来也终将过去，而是指向已经过去却仍在发光、并透过今天浮现而出的事物。令他们忧郁的，是对于过去之伟大与现在之贫瘠与庸俗的认识。对于帕慕克而言，“之前与之后”“从前与现在”的经典对比是其世界观的基础，他的双光镜片能够帮助他看见事物的现状、毁灭、废墟与曾经的面貌。他回想起约翰·拉斯金[约翰·拉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说过的一段话，关于绘画的偶然本质，说我们的眼睛会在城市建筑者预期之外的衰败与荒废中、在无人的院落里、在长满荒草的大理石地板上找到愉悦。新的建筑只有“在历史赋予其意料之外的美丽之后”才会成为绘画的客体，换言之，在历史将其咀嚼到面目全非之后。

帕慕克还引用过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指出一个城市的异国情调和美丽风景所吸引的主要是游客。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一切历史外形。不仅仅是城市的石头外壳——那些容易老化的塔楼和阳台，还包括其余一切供人钻进钻出的盒子与套子——房子、床、衣服、鞋子、帽子，其样式很快便为当代人所厌弃，但还不及腐烂，便又重新被灌注了新的、来世的鲜艳。所谓“复古”带来的愉悦似乎恰恰在于：我们并非完全退回到过去的生活，而是溜进去，就像小女孩溜进母亲的衣柜那样，我们很清楚，我们在偷拿别人的。

当下向既往岁月中渗入得越多，既往岁月与我们就越隔膜，沉入水底就越深，最后变得完全不可辨识。无法准确了解——这是保护过去不受蓄意侵害的生理溶液，避免与我们混合的卫生需求。但这对我们同样有利可图，好比房子的主人不是临时出门，而是彻底移居了，谁也不会发现我们正在瓜分他们为数不多的财产。想要占有故居，必须得等到故主故世，届时方可对故主加以缅怀，充当他们的合法继承人。大量积攒的证据只会加剧我们的饥饿，可以逐个翻阅图片，放大细节，将它们贴到眼皮子底下，可以没完没了地对着唯一的圣像画凝视。但终究是徒劳无益，所有这些终将被一勺一勺地舀尽。进入过去而不深入，一如钻进凭空出现在七月黄昏的冰柱。

正面

……此后，我要求自己区分三类记忆：

——关于失去的记忆，忧郁，悲哀，明知失去，却无法挽回。

——关于得到的记忆，犹如午饭后的小憩，对得到的心满意足。

——关于非在的记忆，在所见之处看见幻影，就像俄国民间童话中，将魔法梳子扔出去，落地之处立刻长出一片森林，帮助主人公躲避追杀。幻想的记忆对很多群体做出类似之事，帮助他们逃避赤裸的现实及其穿堂风。

不过，这三种记忆的客体却可以是同一样东西——甚至应该说，它永远是同一个。

背面

我害怕忘却，害怕放手哪怕一小部分尚未冷却的过去，这种恐惧早在旧约中就得到了首肯与颂扬。不仅如此，在旧约中，记忆被认定为民族义务，拒不履行将招致必然灭亡。《申命记》[《申命记》，《圣经·旧约》中的一卷，记载了以色列子孙的前景、其在约旦河对岸即将遭遇的困难以及摩西对百姓的最后训示。]中一次又一次地恳请记住：“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参见《申命记》8：11。]在约瑟夫·哈依姆·耶鲁沙米[约瑟夫·耶鲁沙米（1932—200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犹太文化、社会和历史学教授。]的著作《记住》中，阐释了这种强制性记忆在千百年来的驱逐与离散中是如何得以保存的。正是记忆要求严守诫命，达成并维护完美，这一要求不是针对个体或家庭的，而是针对整个民族的。纯粹而神圣的生活变成了自我保全的保障。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可被丢弃或者放过。

对于忘却的担忧源自非凡的、空前的历史事件，犹太人的禁令与义务似乎是这些事件的结果。但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犹太传统从未尝试过对天选民族的后续命运进行历史描述，仿佛在摩西五经之后，讲述已经再无必要继续了。据说，韦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韦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1885—1922），俄国诗人、小说家，俄国先锋派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很快就对朗诵自己的诗歌失去了兴趣，时常中途自我打断：“等等，等等……”耶鲁沙米用另外的话描述了同样的感受：“或许，关于历史他们已经知道了需要的一切。或许，他们甚至还在提防历史。”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到新时代的犹太人从未意识到历史科学的存在；在流传于中世纪欧洲的文本与书信中可以找到一些例证，说明未竟历史的大事件仍处于犹太学界视野之中。它们虽被提及，但若想变成传说的有机构成，新闻还不够规模。具有首要意义的一切都远远地被留在了后面，在初始典范的时代。在一个大先例的世界，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的毁灭被视为同一事件，巴比伦和罗马的差别在绵延不绝的灾难面前不值一提，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发生的一切屠杀与迫害也是同一事件的延续。这种历史观同样有典可查；犹太教典籍 Megillat Taanit 标出了日历上所有的“红日子”，在这些天无需斋戒、服丧，可以尽情欢乐。这些日子都是历史上的功勋与庆典之日，上自麦加时代，下至第二圣殿被毁，这些历史事件以特殊的顺序排列——并非按照历史先后，而是按照日历前后。 Megillat Taanit 也并不觊觎成为历史，它有另外的任务。它以季节交替为序，指出月份和日期，却不提年份；在后来的基督教传统中，这被称为“教会年”。遥远过去与新近过去并无差异，一如过去与现在亦无差别。

换言之，犹太人的记忆无需铭记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自由选择有意义的和必需的，砍掉不重要的。其约束属于另一种类型，“勿忘记”的要求与“勿分心”的义务相吻合，包括不能分心于本民族历史，即在冗余的细节中迷失最主要的。就这一意义而言，犹太族历史（启蒙时代之前几乎不存在，在同化的背景下却一下子达到繁荣，与此同时违背了传统——因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传统，甚至连首部犹太族正史都并非本族人所撰）其实是有些冗余了；所需知道的一切，都摆放在另一书架上。耶鲁沙米在著作中引用了弗朗茨·罗森茨维格[弗朗茨·罗森茨维格（1886—1929），20世纪著名犹太思想家、哲学家。]的《救赎之星》，后者坚称，犹太族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置身于历史之外，得益于对不变法则的坚守，这个民族跳出了普遍的时间之流，达到了理想的恒定状态。罗森茨维格的这部著作出版于1921年，二十年后，时间之流再次冲垮堤岸，历史重新占据了主导。

但纳粹分子的想象似乎同样在犹太世界的逻辑内部运作，好像他们极力想要确认或者驳斥什么，以检验这些人与其上帝之间契约的牢固程度。惩治措施按照他者日历进行筹划，但并不区分节日和斋日。基辅娘子谷的屠犹事件被安排在审判日前夕，明斯克犹太居民区的焚毁适逢西赫托拉节，华沙犹太居民区的清洗则始于逾越节。无怪乎，《记住》——这部将记忆推崇为最高美德的书，却以某种忘却的祈祷作为结束，祈求忘却不再被视为罪恶，允许间隙和窟窿保持自我，不受侵扰。

正面

“狄卜克”是犹太民间传说中的恶灵，意为“附身者”；在描述它的时候，经常以嫁接为喻，就像聪明的园艺家将苹果苗嫁接到梨树上，或者将玫瑰嫁接到野生树苗上一样。这种无法安息的亡魂无论如何也不肯告别这个世界，它们要么是被沉重的罪孽压在大地上，要么就是在路上耽搁了，对某个生命体着了迷，迷失了归路。那些经历了可怕或者可耻死亡的魂灵，那些对尘世欢乐贪恋不舍的魂灵，在门槛与门槛之间游荡，寻找着栖身之地。它们会选择某个人，附身其上，将其作为打扫干净的屋子。被选定为寄主的，可能是久病虚弱、无力捍卫自我身体边界的老人，也可能是望眼欲穿等待什么的女人，又或者那些自我灵魂不安其位，如摆锤般来回游荡之人。一旦附身其上，扎根其内，恶灵便再也不肯离开这温暖湿润的活体。身着丧服、吹奏羊角号、念咒驱邪的十一位神父并不总是能够驱走狡诈的恶灵。它会可怜兮兮地哭泣，用各种声音乞求驱邪者，呼唤他们的名字，点数他们不为人知的隐秘罪行，说出他们的胎记和乳名。过去同样如此，当它不想离去时，便会附身于现在，植入皮肤之下，留下自己的芽孢，喋喋不休，乱摇铃铛。也正因如此，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聆听并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为素昧平生者哭泣，呼唤从未谋面者的名字。

背面

有一本很不错的书介绍了某个土著部落是如何处理与死者的关系的。其规矩细致入微，和外交礼节一样，基于合约与妥协的复杂体系。其中还描述了一些纯属意外的情形，比如走夜路时不小心撞到了死者身上，感觉像撞到了冰冷的空气柱子。还有一本关于鸟幽灵的书，我原想从中摘录一段引文，可惜那本书是我在国外一家书店里翻阅的，我担心自己会记得不准。大体上类似于我和过去的谈判，同样基于确凿的事实，只是想要还原它们却只能凭借记忆，不确之处在所难免，好比凭借一只鸟爪或一根羽毛还原鸟儿的全貌。

然而，过去之人轻易便可转变为某种完全陌生之物，这一点并非秘密。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1938— ），俄罗斯当代女作家。]的一部短篇小说中，死去的飞行员从驾驶舱里拽出一根焚毁的原木，说：“我的领航员原来在这儿。”这个虚构杜撰的故事有一个真实的孪生兄弟——另一位小说家、苏联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1895—1963），苏联小说家、剧作家、战地记者。]临死前做的一个梦。在梦中，他和安娜·阿赫玛托娃一起参加了世界文学家大会，不知为何是在希腊召开的；在那个年代，出一趟国不比下一趟阴曹地府简单多少，因此，伊万诺夫于1963年夏在医院梦到的这次奇异旅行带有鲜明的彼岸色彩。“早晨我下楼，看见阿赫玛托娃正坐在桌边哭泣。我就问她：‘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这是怎么了？’她回答说，她在这个桌子里看见了她的儿子，只不过他是粉红色的，而桌子却是黑色大理石的。”

梦的记录并非有意的含混不清：精神恍惚的阿赫玛托娃是否在抛光的大理石桌面见到了自己儿子的脸庞？——他被外人抚养成人，远离自己长大，被捕，再次被捕，被无数的劳改营折磨得面目全非；抑或和化身领航员的烧焦的原木一样，梦中的桌子便是她的儿子——四条腿的大理石孩子，黑色代替粉红色，是她在不可能的希腊天国里找到的小男孩列夫？石桌-儿子，人们在其上停放准备下葬的尸身，就像使徒用来清洗耶稣尸身并涂抹香膏的那块石板。在《安魂曲》中，阿赫玛托娃将尚在人世的儿子比喻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将自己的痛苦比喻成圣母的痛苦；多年以后，儿子回来了，紧接着再次被捕，仿佛跨越死亡的边界并再次返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

另一个同样在战争头几年就落得孤苦无依的人是哲学家雅科夫·德鲁斯金，他是真实艺术协会（列宁格勒的青年诗人团体，在20世纪30年代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圈子，其在苏联现实中的存在空间被日益压缩）的朋友和同路人。他们未被纳入官方的作家机构——既是出于个人意愿，也是由于其作品的激进主义完全不符合当局对于同路人（即虽与苏共官方路线并不吻合，但努力跟上不掉队的作家）的期待——而是在一段时期内暗自开放着：在儿童文学杂志工作或兼职，创作讲述奇遇和变形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玩纸牌，跳舞，在彼得保罗要塞狭长的沙滩上晒太阳。慢慢地，他们所聚居的那个昏暗僻静的小房子越来越拥挤，而他们本人也越来越惹眼。有的被逮捕并流放到了别的城市，有的丢掉了工作，但他们终究又回归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已经纤薄到了何种地步。丹尼尔·哈尔姆斯——大概是真实艺术协会中最著名的一位——的日记中混杂了形而上学的陈列，祈祷，对于女性衣褶与香气的思恋，以及蛛丝马迹的信息——没钱，没处借钱，忍饥挨饿。哈尔姆斯最后正是死于饥饿，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里，在1942年可怕的围困之冬。被逮捕的亚历山大·韦坚斯基于1941年12月被强制疏散时死在货运列车上。1941年9月，列昂尼德·利帕夫斯基在前线失踪。尼古拉·奥列伊尼科夫比其他人走得都早，还在1937年就被枪决了。

德鲁斯金是唯一尚在人世者，连他自己也不确知，自己因何、为何会被从死亡名单中剔除。他与逝去者的交谈须臾未曾中断。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对于梦的记述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篇幅，他在梦中看见被杀害的同伴，试图证实那确是他们，他们终于回来了。但实验毫无效果，他什么也没能验证出来。他和同伴们一起剖开了一个被当成利帕夫斯基的人的胸膛，“以便验证这究竟是不是梦”，但随即就忘了自己在干什么。有些亡灵不愿意与他相认，有些变成了苏联作家（就像有人变成了烧焦的原木、大理石桌子、衣柜那样）。1942年4月11日，德鲁斯金在日记本中记下了与已故友人的又一次会面。他们经常走进他的梦里，比生者要频繁得多：

我们又一次全体聚在了一块儿，我准备了一些苏打水作为招待。我们看着彼此，开怀大笑。我们变成谁了呢？这是Л.（Липавский—利帕夫斯基）。我俩变得比其他人更厉害。这儿还有另外一个Л.，几乎已经完全认不出了。又来了第三个Л.，我大概永远不会相信，他就是Л.。哈尔姆斯呢？我也许根本认不出他，也许这并不是他，但应该是他。还有另外一些人，其中一个是舒拉（韦坚斯基），但哪一个是呢？还有个“普尔卡诺夫”，连姓氏都换了。

“普尔卡诺夫”是个罕见的姓氏，在德鲁斯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这么个人，它就像一身伪装服，被梦披在了某个不明身份的人身上。这次他的确隐藏得很好，我们不知道他究竟何许人也。也许，他便是沉睡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