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夜半。这个点的电话铃声总会令人心惊肉跳，特别是当它乍响在公用住宅黑黢黢的腹地里时。公用电话机放在墙边的搁架上，焦急而执拗地等待人们披上衣服跑过去。听筒里的声音稀奇古怪，数十年之后，父亲已经很难用言语描述它了：那声音沙哑，既像吧唧嘴，又像沟渠流水，说道：“孩子他姥爷要去了，赶紧来一趟。”父母便去了。房间里（具体哪个不记得了），睡着年仅两岁的我。仅仅四个月前，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妈妈的妈妈没了，年仅五十八岁。

那栋房子位于澡堂胡同，周围全是一模一样的二层小楼，在漆黑的夜里很不好找。门开了，一位穿衬裙的女士在暗弱昏黄的灯光下迅速闪到一旁。屋内是一个房间和一张床，床上，在一堆被褥中间，躺着魁梧的外祖父，光着身子，已经断了气。遗体上覆满了蓝色斑块，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着。

外祖父年纪也并不大，只有六十二岁。几年前，他和妻子搬进了这栋属于他们自己的合作社住宅；外祖父建设性地参与了住宅建设，在小楼前的一长条空地上种上了丁香花，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栽了一排状如鲱鱼的钻天杨。后院也如法炮制，妈妈说，这些树木会让外祖父想起南方——他是敖德萨人嘛。如今，钻天杨环绕在小楼周围，小楼内却已人去屋空，如同藏在金字塔里面的空盒子。外祖母生前采回的一束不知名的野花蒙上了灰尘。存放着外祖父存折的那个抽屉空空如也，存折到哪儿去了，妈妈也不知道。给警察局打了几次电话询问案子进展，警方承诺调查清楚并回电，最后终于等到了唯一的一次答复：他们建议我的父母不要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免事情变得更糟。真是奇怪，怎么可能还会更糟？

那是我们家族的转折之年，家族从此失去了长者。随着外祖父母相继故去，我的母亲扮演起了牧羊人的角色，开始率领这一小群构成奇特的羊群：除了少不更事的我，还有两个九十岁的老太婆——太姥姥别佳和太姥姥萨拉，两人总是相互报以礼貌的冷漠。如今她们必须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个独子，一个独女，原本是某种保温材料，柔软可感的衬垫，放置在她们与刮着莫名其妙的穿堂风的新生活之间——却突如其来地相继去世。有人说，随着父母去世，将我们与死亡隔开的最后一道屏障便破碎了。而子女的去世对两位太姥姥的损失更甚，死亡如今从四面八方朝两位耄耋老人围堵而来。

父母心知肚明，外祖父是被人谋杀的。但没有人知道，杀人者是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在那栋不详的住宅里究竟包藏着怎样的阴谋，外祖父这样一位平和良善之人又是如何卷入其中的。不过，其实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外祖母的葬礼——公墓的家族片区近半个世纪以来头一次张开又闭合了自己的大嘴，接纳了新的住户——刚一结束，外祖父便向妈妈坦白了一桩秘密。原来，他有过另外一个女人。他请妈妈对这件事冷静看待，心平气和地讨论将来的打算。事情可以得到圆满解决：妈妈可以搬到澡堂胡同的房子里去，那里供孩子玩耍的空间比波克罗夫斯卡的公用住宅大；而外祖父和他的女友刚好可以搬到公用住宅里去。外祖父谈论这些事情的语气完全是就事论事的，连同其余的好处：他的女友现下没有工作，完全可以照顾年幼的我——她非常喜欢孩子。

这些事我是很多年后才支离破碎地听说的。而在此前，我所得到的关于外祖父母死因的回答总是和世界秩序一样一成不变，其忧郁的对称曾一度令我深感迷惑：外祖父死于肺炎，外祖母死于心衰。这两种病听上去都令人似懂非懂，因而更显得异常可怕，肺和心脏由此成了我幼小意识中最为重要的人体器官，非但足以决定生死，而且动辄便要背信弃义地发炎或衰竭。我至今仍记得那种猝不及防的惊天逆转带来的惶惑与可怖，当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听到父母向我透露事情真相时。这个故事本身便是可怕而疑窦重重的，无法提供任何答案，但最艰难的还是讲述过程本身，我的父母显然极不情愿推开那扇锈在滑轨上的铁门，露出那个向外喷吐着非人寒气的黢黑窟窿。他们无法回答我的问题，甚至于最简单的那个：那个女人是谁？他们同样一无所知。在当年的1974年8月，妈妈愤然拒绝与她见面，不愿意接纳这个挤占廖尼亚对廖利娅思念的不速之客。三个月后，廖尼亚本人也沉入了黑夜，连同他的规划，他那鞋刷毛似的胡子茬和那些忧郁、好笑的幽默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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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利娅和廖尼亚，在我脑海中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和他们的名字一样，如此完美而又平等地相互补充着。他们那不无孩子气、充斥着感叹号和省略号的通信是于1934年写下的，那时的生活还显得十分笨重而耐久，每去一趟达洽都要大动干戈，运送家具、手提饭盒、衣服箱子、煤油炉和茶炊的马车队在凌晨的莫斯科鱼贯而行，但没有一个人会觉得麻烦，仿佛理应如此。曾祖辈郑重其事的生活方式还多多少少站得住脚，尽管也出现了一些新风尚和露水鸳鸯式的偷欢。廖尼亚向廖利娅提出求婚并得到了应允，但也有一些附加条件。他们遵守了承诺，没有急于要孩子；正是青春燃烧的岁月，穿插着旅行、疗养、海滨度假；在山区拍摄的照片上，旅行者在镜头前摆着姿势，一辆黑色的甲壳虫轿车，一袭蝶舞碎花裙。廖利娅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廖尼亚也以优异的成绩从建筑学院毕了业，开始工作。两位年轻的苏联专家，和所有人一样，不止一次地填报过各种表格，每次遇到必不可少的“社会出身”一栏时都会习惯性地回避或者篡改事实，好让自己的出身看上去合乎规矩。“旧俄律师”先是被隐去了“旧俄”二字，后来又变成了更为稳妥的“公职人员”。一等商人则变成了小铺老板或者小市民。至于要求提供国外亲戚信息的栏目，则最好一律空白。列昂尼德·古列维奇在那一栏填的是：“已故姑妈的丈夫因职务调动迁居伦敦。已失去联系。”

1938年的表格要求列昂尼德·古列维奇交待自己是否在旧俄军队服过兵役，是否曾在白军服役或者在白军政府机关任职，所任何职；是否参加过国内战争，何时何地以何种身份；是否因在十月革命以前从事革命行径遭受过惩罚。还需指明最后一次党内清洗的结果。1954年的表格在以上问题之外又新增了一些：是否做过俘虏，是否当过游击队员，是否在沦陷区居住过。在每一个方框内都用蓝色墨水填了一个大大的“否”。

娜塔莎，他的女儿，最终也没能彻底原谅他，不光是因为在母亲死后，他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还因为即便在母亲生前他似乎也并非无可指摘。在浏览照片、回忆往事的家庭聚会期间对此从未提及，但在后来，当我开始独自翻检那些深不见底的抽屉和搁架时，时不时便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与家族氛围格格不入的东西：一些明信片、便函、小玩意，它们明显属于另外一种富于魅惑的生活，不是我们的，甚至不是苏联的。比如，其中有一幅彩色图画，以细腻的笔触画了一颗心，碎成了两半，锯齿状的裂痕被涂成红色，下面用大写字母写着“一心两伤”，字迹上隐隐有大颗的泪痕。还有装在自制信封里的新年问候，信封口用一枚苏联的一戈比硬币封住，信封上写着“12月31日晚10点亲启”——写下并寄出这封信的女人显然明白，收信人在午夜时分会和家人围坐桌边，无暇他顾。信封里面是一首诗和一封信，落款是“您的小友”。这位“小友”的童心未泯和未谙世事被一再强调：“我给您写信，画了这棵新年枞树，像个孩子一样翘首以盼，等待时钟的指针在数字12上团圆。新年快乐！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诗歌当中同样对此着重渲染：“我像您的女儿一样/在枞树下安坐”，所有这些，包括那幅画、那封信、那首诗，甚至于那枚硬币，不知为何都被保留了下来，留存至今。

后来，父母移民了，房子空了下来，但偶尔仍会有各种宝贝砸到我头上：从存放钉子、溶剂罐和枞树挂饰的天棚下的二层隔板上，竟然掉下来很多把银勺子；房间的秘密终于也显露出来。在故纸堆中间发现了形形色色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此前提到的皮沙发上的裸女照片，此外还有一张，就是眼下摆在我面前的这张。

这张照片令人触动之处不在于场景本身的魅惑，而在于时代的标记。浅黄色头发的女人，身穿黑色内裤和胸罩，蜷腿坐在一张铺满报纸的圆桌上，眼睛望向一旁，正准备点烟。这很像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家庭录像，是为了唯一的观众和参与者而拍摄的。这显然是对美国pin-up—手绘美女招贴画的模仿之作，试图将见过或臆想出的形象移植到完全不相符的俄国环境中来。就一切标准而言，这幅画都相当保守，所有关键的点都没露，但这并不妨碍照片显得开放甚至有失体面。

最重要的是，可以明显看到桌子上铺的乃是一份《真理报》，这令照片充满了危险气息——单是将党的机关报坐在屁股底下就够坐好几年牢的了；左手拿的香烟是“白海运河”牌——这条运河是靠囚犯劳役建成的。国家最重要的报纸和最廉价、最浓烈的烟卷在此相遇，被女性的身体汇聚在一起。女人对于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表现出绝对的冷漠；房间像是某个未知机关的临时设施和辅助用房，黑色高跟鞋则像是歌舞表演的道具，一如过于奢华的、显然非苏联生产的内衣。当时正值20世纪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剧院门口停放的全是斯大林汽车厂和莫洛托夫汽车厂生产的汽车，国内第二波恐怖浪潮正风起云涌：“列宁格勒案”[1949—1950年间苏联发生的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大批负责干部及众多苏共领导人受到牵连。]>“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1948—1952年间针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一次清洗活动，13位委员会领导人被枪决。]“医生案”。照片角落的白灰墙面上胡乱贴着一张讽刺漫画，好像是一位资本家正在脱帽。

在生命的晚年，国内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本就兴趣广泛的廖尼亚突然迷上了新的消遣：他开始写作并发表各种幽默文字。其中以搞笑段子居多，短小的戏谑对话或者插科打诨的俏皮话，偶尔也会有说教性的散文，以及不伦不类的诗体报告。他的确精于韵律，随随便便就能把任意文字摆弄得合辙押韵，但这并没有让这些文本变得更好；不过那些段子却着实搞笑，有时甚至会被刊登在大名鼎鼎的《鳄鱼》杂志上，这些豆腐块总会被郑重其事地剪下来，粘贴到专门的本子上去。其中有些我从小就记住了：比如，建议“永远不要空腹吃饭”！不过，他最热衷的还是编造异族习俗题材的故事，即描写假想的、不同于我们的异域生活。在那些虚构的、充满资产阶级荒淫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皮埃罗夫、安图阿诺夫、路易吉身上，在辛辣嘲讽之余又带着点儿古怪的味道，仿佛其所讲述的是某种未实现的梦想，对此别无他法，只好付之一笑。

每个笑话，众所周知，都是被极限浓缩的长篇小说，其中任何一个都能铺展为大象规模的现实。或许也有相反的情形，当你所说的那个过于庞大，大到无法赋予其位置时。外祖父的笑话（在报纸上刊登时并未署名）所依靠的似乎是对于另一个世界之存在的无意识信念，这个世界充斥着气泡般的有趣的可能性，在那里，色情的狂热是供人呼吸的空气；在那里，人们自己生活，同时也允许别人生活。那里的人们有着某种难以遏止的旧时尚，似乎所有人都戴着礼帽、系着领扣；在自己妻子的葬礼上，斯迈尔斯先生安慰悲恸号啕的妻子的情人说：“您用不着这么伤心，我很快就又要结婚了。”

此处不得不说的是，较之于生平从未出过国的好几代同胞，列昂尼德·古列维奇是个幸福的例外，他去过外国，这我从小就知道。他生于1912年，带有严重的先天性内翻足（在老照片上，躺在肚皮上的婴儿眼睛闪闪发亮，两只小脚照我看并没有什么异常）。每年夏季，妈妈都会带小廖尼亚去同一家瑞士疗养院，那里有翠绿的山峦，小廖尼亚在山路上走得越来越稳，直到准备好投身新生活——而国外旅行也就随之结束了。但对于自己的瑞士他毕生难忘；每当有人当着他的面进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经典讨论时——你会选择哪个城市和国家，假如有机会的话？罗马，巴黎，还是东京？——他总是沉默不语。但假如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他总会回答得十分干脆，好像早就决定好了一样：“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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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自己生平第一篇论文廖尼亚是在医院的窗台上写成的，他本该在那里卧床静养，可他却根本躺不住。他在某一时期总会对什么东西保持兴趣，其所从事行业的多种多样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家里的日子一直很富裕。

文章，著作，在三所学院同时授课，但这些于他而言仍非终极目标，他似乎觉得，自己是为了某种更大的或者别的什么使命而生的，因此他不断地改行换业，在一张看不见的调查表上逐渐填满了所有的小方格。我想，与小女友们的暧昧大概也是出于同一目的——不是为了填充，而是为了遮掩某个深坑，某种旁人看不见的缺失。他这辈子可谓丰富充盈：他设计过立交桥，下过象棋，搞过发明创造，拿过一项又一项的专利，其中有一样东西令我永远着迷，不仅让小时候的我大吹牛皮，及至现在仍然引以为豪。那是一个测定西瓜成熟度的复杂仪表，无意义本身使这一仪表显得冠冕堂皇——原本简简单单扣指一弹便可搞定的事情，内中竟如此大有乾坤。

这种聊以自娱的爱好中间还包括笔耕不辍的打油诗。廖尼亚明显的天分同样显露于此，诗行仿佛是自动铺展开来的，当戏谑的时机成熟时。在战争爆发之前，他还曾一度博得了“笑王”的名声。但在我询问的人中间，没有一人知晓此事；妈妈的女友们对我描述的都是一个异常忙碌且相当忧郁的人，每次只打个招呼便钻进自己房间。廖利娅才是家族的灵魂，大家都爱她，她也爱大家，她烘焙了一个又一个蛋糕，绣了一块又一块桌布，知道所有人，记得所有事，将整整一大家子的人，包括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都拥在怀里，贴在心窝子上。医生案事发之后，她没了工作，直到萨拉的一位熟人打电话请她——一位拥有医学文凭的犹太女人——到自己的卫生防疫站上班。此种善举在当时非但是惹祸上身，简直是引火自焚。廖利娅在那儿一直工作到生命结束，也许是为了感恩，也许是不想换地方。

廖利娅死后，妈妈很久很久没对我提起过她，有天却突然问我，是否记得姥姥。我说记得。她怎么样？“她非常疼我。”我确定地回答。这大概就是我对她的全部印象，她对所有人都如此疼爱，无分远近，那种集体性的温柔之光至今仍光灿夺目，令人无从辨认细节。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希玛阿姨，我的老奶妈，记得所有人年轻时的模样，漫不经心地回答我说：“她快活得很，喷香水，抹嘴唇，总是跑去看戏、约会。”约会？约什么会？和谁约会？妈妈的女友来到我家，讲了一些关于廖利娅的往事，我追问细节，她说：“她……她是个正面的女主人公。”然后就不说话了。

她想要说的，无法用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的新词汇来表达。“正面女主人公”意味着“活古董”，另一个时代之人，其优点和美德都是过时的，需要同样过时的字眼来表达，以彰显其相对于早已取缔的准则的正确性。这些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看上去也难免落伍，全靠廖利娅无微不至的热心肠才令其存在方式为周围人所接受。我所听闻的那些——柔和与强硬、毫不妥协与逆来顺受的交替更迭，无论如何无法被纳入到当今世界观的框架与标尺中去。我记得，小时候每次听到妈妈说那句话都会不寒而栗：“我小时候，说这些话是要被妈妈打嘴的。”即便现在想起来，也会忍不住哆嗦一下。“打嘴”——这个词汇和行为属于死掉的语言，如今已经再无人用它来和你交谈了，无论你愿意与否。

在充斥家族生活的传统与习俗中间，还有这样一条：每逢新年，廖尼亚都会写些拜年诗，分别赠送给女儿、妻子、母亲、岳母，以及约好来家里的男宾女客。这些免不了要说吉祥话的打油诗，在不断重复中营造出一种温馨，沉淀在家中四壁，如同茶杯内壁附着的黄色茶垢。但在这些短诗中有个匪夷所思的常量，总令我莫名惊讶，我想象不出，廖利娅读到它们时会作何感想。在送给十二岁的女儿娜塔莎的短诗中，廖尼亚建议女儿学自己，而不要学她妈妈。

但不管怎样，外祖父母相处得还算融洽，在外人眼中甚至是幸福的：领口戴着雕花胸饰的美人廖利娅，手里捧着狄更斯，遇到喜欢的词句便用指甲划出痕迹，做着毛线活；她的丈夫不苟言笑，却精明能干。萨尔特科夫卡的庭院茉莉盛开，波克罗夫卡的家里饭菜飘香，大宴宾客；夫妻俩像从前一样去旅游度假，永远是二人世界——娜塔莎会和奶妈一起被送到斯维托格尔斯克“养膘”。她在那儿想爸妈想得厉害，辫子长起来了，又黑又粗，垂到了腰际。等辫梢长到膝盖时，小女孩便长大了。和父亲一样，她摆弄韵脚也跟玩似的，梦想长大以后当一位诗人，当普希金，用她小时候的话说。

诗人在那个时代是批量生产的，在专门为此设立的教学机构——高尔基文学院，其占据着特维尔林荫道的一栋古老建筑，铸铁围栅，树木环绕。这栋楼房大有来头，特别擅长招徕有缘之人。在苏联时期，这里曾经住过——短暂而不幸地——普拉东诺夫和曼德尔施塔姆，后者曾痛恶地回忆过“特维尔林荫道上那十二扇明亮的犹大的窗子”。20世纪50年代末，那里很有趣（或者被认为如此），娜塔莎梦想着考进去，却未能如愿。原本对宝贝女儿有求必应的父亲，这次却强硬得如钢筋混凝土一般，不由分说地杜绝了这种可能性，说：“我不同意。”那句古老的“我们是犹太人”再次响起：你必须得有个正当职业。听话的娜塔莎终于选择了实用的建筑系，并且以她一贯的做事风格，以全优的成绩毕了业，获得了“红色毕业证”以及作为奖励的土壤测试工程师资格。后来她也正是在“地底”工作的——在一家小研究院的地下室，像珀耳塞福涅一样，在那里度过一半白昼。一群妇女身穿黑色长袍，坐在显微镜前，切换着一张张装着疏松土壤颗粒的载玻片；巨大的天平旁放着一堆大大小小的砝码，闪闪发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舒服，我曾经无数次忍不住想从里面偷拿一个。

家里一直讳莫如深的一件事，想来也是廖利娅名声在外的执拗的体现之一，是她与廖尼亚的母亲之间冷冰冰的、处在决裂边缘的婆媳关系。二者间的不满是相互且直白的，两人都不大擅长掩饰，却又都好面子，言行举止务求完美。每次逢年过节家族聚会，当庞大的家族热热闹闹地欢聚一堂时，二人总会留神对方的一举一动，互不示弱地做出礼让。日渐长大的娜塔莎慢慢地被卷入其中，真诚地想去爱所有人，却并不总能做到。妈妈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她的形式与内容，是她烂熟于心的核心情节。因此，即便在多年以后，她在自己的讲述中，对于祖母别佳虽从未指摘过，却很疏远，将其推到一旁，推到共同历史的视域。

别尔塔·利别尔曼，在嫁给古列维奇之后，照旧不大与人往来，但儿子和孙女的每一行字迹、每一张儿时的照片、每一首短诗、每一封电报她却都悉心珍藏着。她做了五十年的会计，先后所在的两家单位名字都很拗口——“纳尔科姆扎克”（采购人民委员会）和“列索斯特洛伊”（林业建材部），也许是职业使然，她在工作之外也很精打细算，什么都不肯浪费，尤其不肯“费话”。书信、日记她统统没有留下，这在我们家族来说相当罕见——我们家族的人都喜欢记录、写东西、没完没了地互寄明信片。让人看不透的别佳不喜欢讲述自己，沉默如一顶风帽将其笼罩。我想，大概也并没有人对她好奇追问过，以至于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小时候吸入的不赞成的空气。我记得，小时候每当有人说我长得像太姥姥别佳时，妈妈都很愠怒，虽然并不明说，却能感觉得到。我还记得太姥姥别佳送给妈妈，妈妈却从未戴过的那枚戒指：厚重的戒框，一大颗有点混浊的宝石，不很漂亮。大体说来，对于别佳——家族传说中的 bête noire [法语：黑色野兽，喻指最厌恶或最惧怕的人或事。]，家族史几乎没有为其腾出任何位置。

有一张中学时期的照片，在一群仰着头的姑娘们中间可以找到一头鬈发的别佳。另有几张她少女时期的照片，屈指可数。她的童年在贫困边缘度过，家中兄弟姊妹八人，想获得良好教育是没指望的，医生的职业梦也只得作罢。不过，两个姐妹——别佳和薇拉都是美人坯子：浅黄色头发，黑色眸子，纤细苗条，眉宇间一抹淡淡的忧伤（这在当时还颇以为美）。据说，别佳很早就嫁了个好人家，公公在赫尔松有家农业机械制造厂，日子过得很富裕（父母的故纸堆中至今仍保存着一份豪宅的平面图），定期带小儿子去瑞士治病，后来才到了莫斯科——每个人迟早的归宿。我以前大体就是这样设想的，有些竟然被我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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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过，外祖父是敖德萨人，单是这个简短的句子，解释起来就颇费唇舌。在二战时期拍摄的影片《两名战士》中，姑娘问一位战士：“您是演员吗？”战士回答：“不，我是敖德萨人。”不言而喻，敖德萨人是天生的演员，这几乎是某种逃不掉的宿命。战士说罢便坐到钢琴旁，演奏了一首普通的、完全不带有任何党性的歌曲：小驳船，板栗，水手和渔家女的爱情。很难说清楚这首歌的魅力究竟何在，但它至今仍对我产生着无法言喻的影响。

1925年前后，敖德萨终于当之无愧地博得了“特殊之地”的名声，一个构造奇特，不大像苏联，甚至不大像俄罗斯的地方，因而受到了苏联这一广袤国度上的全体国民的热爱。自从“敖德萨”被构想和实现以来，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敖德萨不是俄罗斯。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伊万·阿克萨科夫（1823—1886），俄国政论家，后期斯拉夫主义代表人物。]指出了它的独特性，无论在灵魂和土地上都不与帝国庞大身躯的其余部分相连。的确，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境内实行的法律和秩序在敖德萨全部形同虚设。曾于19世纪中叶造访敖德萨的一位德国旅行家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政治，甚至对俄国大加品评，仿佛此地为异邦”。这里的货币汇率用希腊语标注，街道名称用俄意双语，上层社会讲法语，剧院上演五个语种的剧目。在繁华的街道上，摩尔达维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德国人、英国人、亚美尼亚人、卡拉伊姆人摩肩接踵；如另一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所说，“假如按照各民族人数多少悬挂旗帜，敖德萨大概应该属于犹太族或者塞浦路斯希腊族”。

其实，正统犹太人在这里同样不大自在，正如民谚所说：“敖德萨七俄里以外便是地狱之火。”对于一切官方之物的鄙弃在敖德萨是不分民族的：教堂和犹太教会总是门庭冷落，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正式缔结婚约。但歌剧是极好的，诗人巴秋什科夫[康斯坦丁·巴秋什科夫（1787—1855），俄国诗人。]甚至称其胜过莫斯科。所有市民都爱来剧院，包括鬓发垂肩、头戴礼帽的犹太教虔诚信徒，其过分的热情往往遭到池座观众的哂笑。街上的马车夫一边赶车一边高唱“美人儿红杏欲出墙”，颇有威尼斯船夫的风采。当地社会对于多元性抱有罕见的宽容，不是敦促市民悦纳同化，而是要求他们能够在多种语言与意义之间自如切换。

这很像古地中海区域那些不属于某一特定国家或文化的城市。法律在此失去了效力，黑帮获得不死之躯，烹饪艺术无与伦比。只是不同于那不勒斯，敖德萨是从大约两百年前的泡沫和海沙中泡发起来的，就像复活节烤的圆柱形面包一样，起初并无暇为自己构建什么起源神话。

那些神话色彩都是后来才一点一滴被人添加进去的，但彼此之间却毫不违和。一位俄国军官写道：“在敖德萨，所有人都似乎变得更快乐、更年轻了。犹太人走在街头不再畏畏缩缩、紧张兮兮，外国人会热烈地直视你的眼睛……人们在林荫道上闲逛，嬉笑，吃冰激凌，扎堆抽烟。”来自立陶宛的一位不知其名的犹太人也发表了类似观点，被史蒂文·季波斯坦[史蒂文·季波斯坦（1950— ），斯坦福大学犹太文化与历史学教授。]引用到了自己的著作《敖德萨的犹太人》中。他盛赞当地社区的体面与安定，街头巷尾的散步，咖啡厅里的高谈阔论，意大利歌剧的美妙音乐和宗教礼拜的秩序井然。一切都在表明，犹太人在此地的生活十分安逸。

特殊的规矩，特别的语言；至20世纪初，敖德萨已经变成了公认的怪诞之城，特色笑话的原产地，那些笑话里像撒胡椒粉一样掺杂着意第绪语词汇。这里是南方，南方；这里的一切都是戏剧性的，浮夸的，街道和房屋不着痕迹地彼此衔接，大海和港口是理想的舞台布景，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服从于统一的法则——戏台是为台词而存在的。轻松随意，并不完全植根于土地之上（像气球一样）是此地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敖德萨心甘情愿培植的犯罪势力便是由此而来：这里有狂热的头脑，有沸腾的血液，这是特殊类型的野蛮西部，在这里暴力似乎是与生俱来、天经地义的。四处流淌的“柠檬水音乐”和黑帮的柠檬色手套源自同一词根；敖德萨黑帮，经由巴别尔的歌颂，圈粉了好几代读者：这是一群不阅读的人在其栖居的自然环境中，如同欢乐的动物园里异域风情的野兽。

轻松而缤纷的生活偶尔也会运转不畅，暴露出粗糙的内里；这种情形后来愈发频繁，直至最终成为冒着气泡的日常生活的正常部分。暴力撼动了城市，像面部痉挛一样不由自主、不可抑止。这个海港城市彻底被枪械淹没，起初甚至无需持枪许可。街头的枪声噼噼啪啪响个不停，如同过年的花炮；罢工者和爆炸犯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仅1905年2月至1906年5月期间，敖德萨便有1273人死于恐怖袭击，其中包括官员、警察、工厂主和银行家。冠冕堂皇的没收充公和明火执仗的入室抢劫基本无异，在这场司空见惯的运动中，所有人——从刑事犯到无政府主义者再到黑衬衫的犹太自卫队——都不甘人后。自杀也成为一种时尚；在新世纪初，自杀率在全国范围内本就高得吓人，而小小的敖德萨一点也不比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低，而且还带有独特的戏剧色彩。这里通常是饮弹自尽，要么在面朝大海的阳台，要么在风景如画的市中心大道。当然也有其他方式：“一位小剧场的女演员，在顶级理发师那里做好头发，喷好香水，抱着提前准备好的一大捧鲜花，穿着华贵的晚礼裙，踩着洁白的高跟鞋，躺进灌满热水的浴缸里，优雅地划开自己的手腕。”

所有这些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在一个世界主义的大都市专门为表演开辟的空间。在接近炽热核心之处，城市突然开始区分亲疏。在扎博京斯基[弗拉基米尔·扎博京斯基（1880—1940），作家、诗人，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长篇小说《五个》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真奇怪，”讲述者说，“在自己家里，我们所有人几乎从来不跟异族人接触，迎来送往都仅限于波兰人跟波兰人、俄国人跟俄国人、犹太人跟犹太人之间，极少有例外。但我们从未仔细思考过为何如此，潜意识里仅仅将此视为暂时的疏忽，而共同集会上的各民族融合才是美好明天的象征。”同样是这个扎博京斯基回忆道，尽管自己从小受的是世俗教育，但他儿时几乎连一个非犹太族的伙伴都没有。自1882年起，虐犹暴行和相关传言成了家常便饭，平素不是风雨欲来的窃窃私语，便是风暴过后的平淡讲述。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05年，连敖德萨自己都害了怕，发誓绝不让悲剧再度重演。

关于虐犹暴行的消息像病毒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俄国南部，或随着铁路职工乘火车行驶，或在雇佣市场上挤来挤去，或乘船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引发了新一轮的无意义的残暴：“我们也得像基辅那样大干一场！”与我那命途多舛的家族有过瓜葛的所有城市都曾这样干过。在卡霍夫卡——外祖父廖尼亚1912年出生的那个地方，1915年发生了一场虐犹行动，是由溃退的哥萨克军队发动的。在赫尔松——太姥爷家那栋豪宅所在的地方，1905年发生过一场。死亡毫无尊严与体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伴随着恐惧与耻辱。我的任何一位亲戚对这些事都绝口不提，对于虐犹暴行也是讳莫如深，就像我们当年不愿提及“癌症”这个字眼一样。在我们家族当中，有没有人在1905年10月的敖德萨暴行中丧生，横尸街头，被人胡乱用一块破布裹住？那些幸免于难的人又藏身何处——顶楼？地窖？狗窝？好心的基督徒熟人家里？对此我永远无从知晓。

不过，我现在却知道了另外一件事。廖吉克·吉姆梅尔法尔布在一封前线书信中提过一句：“你大概知道，姥爷留在了敖德萨。我很为他担心。”廖吉克的爷爷和姥爷都在敖德萨，而且都是犹太人。伊斯雷尔·吉姆梅尔法尔布——廖吉克的爷爷，1941年10月罗马尼亚军队刚一入城便在郊外被枪杀。廖吉克的姥爷、别佳和薇拉的父亲名叫列昂季——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其他祖太爷和祖太姥爷去世的年份、日期甚至是具体时辰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唯独关于此人却一无所知——他失踪了，蒸发了，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我只见过一张19世纪70年代的照片，上面的青年人俊美得不可思议。至于成年之后的照片，他的女儿们手上连一张也没有。

廖吉克的那封信，也许是这个人的生命最后一次浮出水面的地方。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资料库中，在“利别尔曼，敖德萨”检索项下出现的结果共计81人，其中有名字的只有几个人。有些人在被疏散者名单中出现过，其余的都被杀害了。有些是以首字母或绰号代替的，比如布夏、巴夏、别夏。在十月份的公然围猎中被枪杀或被绞死的，被烧死在柳斯特多尔夫弹药库的，横尸在斯洛博德卡犹太聚居区的，在多玛涅夫卡、阿克梅切特卡、波格达诺夫卡遇害的……及至战争结束，在这个曾经拥有波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犹太人街区的敖德萨，犹太人只剩下600人，但其中已经再没有一个我的族人了。

* * *

小时候，我非常失望于家族成员的庸常职业：工程师啦，图书管理员啦，医生啦，会计啦，无一例外，全部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任何快活或者冒险的气息都无从期待。倒是有一位祖太爷在涅韦尔郊外的一个小地方卖过几年冰激凌。相比之下，那位赫尔松的祖太姥爷的工作——生产农用机械——则要枯燥得多了。电视（那时还是黑白的）上每晚雷打不动地要播放新闻，里面时不时便会出现联合收割机从麦田驶过的画面，但那些田野里是注定不会发生任何有趣之事的。

20世纪90年代初，家里曾一度青黄不接，父亲便随友人去了趟乌克兰南部，指望能在那儿变卖些什么东西，换点吃的回来。他从赫尔松带回来很多照片，跟妈妈一起研究了许久，随后从顶棚下的二层隔板上取下了一张陈旧的楼层平面图。原来，太姥爷（外祖父的父亲）名下的那栋豪宅至今仍完好无损，它有一个宽敞的、波浪形的阳台，两位光身穿着围腰的大胡子力士从下面托举着。设想所有这些房间和窗户全部属于一户人家，于我们而言是不敢，却又乐于相信的；这与我们那为粮票和香烟券所充斥的日常简直天上地下。真是有钱人，妈妈重复着某人很久以前说过的话，这让我觉得比务农还乏味。

有这样一类劝谕性的桥段：头戴睡帽、身穿睡袍、其貌不扬的女士闹了半天原来是母仪天下的俄国女皇；而呆头呆脑的四眼仔总也不肯承认自己就是蜘蛛侠。当我心血来潮地踏上没头没脑的寻访之旅，试图触摸到一百年来隐藏在家族历史背后的秘密时，曾经令我觉得显而易见、引人入胜又有据可查的一切，都像陈腐的布匹一样化成了灰，猜测未能得到证实，证据迟迟不肯现身。例外的情形倒也有过一次。有一回，我漫不经心地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古列维奇，赫尔松”——哗，像游戏机吐出游戏币一样，无数答案一股脑儿砸到了我的头上。

我祖太姥爷的名字“伊萨克·古列维奇”，竟然成了赫尔松一条街道的名称，便是从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鲍曼”的名字命名的那条——如今的乌克兰已经丢弃了共产主义遗产。古列维奇家族拥有好几家工厂，带来了很多位数的巨额利润；苏联时期的宣传册曾深恶痛绝地指出，1913年古列维奇家族获得了超过400万卢布的总利润。我专门查了一下，按照购买力折算，约合今天的5000万美元。如此一来，大胡子力士的来路就明了了。在某家历史网站上能找到一种蓝白相间的债券，是1911年12月于法国发行的，上面用法语写着“伊·古列维奇机械制造厂股份公司招募新股东”。在炮眼一样的椭圆形框中可以看见两家模范工厂，厂区周围栽种的似乎是白杨；高高的烟囱往外冒着烟，几条小径通往大门口。

我们家族的这位古列维奇名望如此显赫，以至于拍给他的电报上只需写上“赫尔松古列维奇”即可。他于19世纪80年代初来到此地，起先在卡霍夫卡开了一间马车修理铺，后来又在赫尔松开了家铸铁作坊，二十五年间陆续涉足了众多行业。在这座使用煤油灯，拥有无数花园、5家药铺、6座图书馆、227驾出租马车的南方城市，坐落着好几家大型工厂，祖太姥爷的工厂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有500名工人。甚至能找到当年计件工资的准确数额：正式工人每天9.5卢布，学徒工每天40戈比。

令我隐约有些不安的是，在如此详尽的档案材料中，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任何鲜活的、不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直接相关的东西。网上对伊萨克·古列维奇的收入和开支津津乐道，却没有展示哪怕一张他的照片。古列维奇家的产品目录刊印得异常精美，镶着花纹边框以及犁和播种机的精美图片。后者长得很像田里的巨大昆虫，名字也很洋气，让人联想起名种赛马：“乌尼威尔斯”“达克吉利”“富力耐”，甚至是“丹吉斯特”。

“永远可以找到足够湿润的土层来孕育种子。”这个宣传册的主题词说。但关于伊萨克·古列维奇本人及其子嗣的任何信息我都未能查到，仿佛他本人连同包括我在内的他的所有后人们，都从不曾有过似的。不过，一家犹太公墓的网站却承诺展示“农业机械生产厂的创建者与所有者伊萨克·泽尔曼诺维奇·古列维奇全部家庭成员的墓碑”；但伊萨克·泽尔曼诺维奇本人的，那上面却没有。

这种信息泛滥与缺失的极度不对称令我越发惶惑不安，仿佛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时不时就会拽我一把，一会儿是袖子，一会儿是领口。更奇怪的是，在一贯敝帚自珍的我们家，连老古董的男式衬衣和钩花领边都数十年如一日地躺在旧箱子里，却不知为何没有一件来自赫尔松豪宅的纪念品。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从小生活在索耐特椅子和古董瓷器中间的我，在脑海中慢慢检索家中的器物，最后确定，我是对的。我们家的所有那些器具都源自相对较近的时代，是在萨拉和米沙结婚、工作、买房、装修的过程中慢慢积攒下来的。古列维奇家的遗产在我们家似乎连一件都没有，除了一枚妈妈从来不戴的戒指。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问自己，关于太姥爷——廖尼亚之父、伊萨克之子——我都知道些什么。

相关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厚厚的、拿在手里很舒服的照片（另有一张小照片用蝴蝶结和它绑在一起），邀请我见证了小廖尼亚的割礼。另一张是死亡证明，上面写着，弗拉基米尔（后面加了一个括号，说明即莫伊谢伊-武尔夫）·伊萨科维奇·古列维奇因脑炎于敖德萨去世，得年三十三岁。此事发生在1920年6月25日。同年2月初，敖德萨码头送走了最后一批难民船。一位亲历者回忆起码头上的人群：一位妇女推着空的婴儿车，徒劳无功地寻找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另一位妇女背着一面镀金边框的大镜子。随后红军入城，大名鼎鼎的“契卡”接管了敖德萨。但关于太姥爷的死亡通知，家里人不知为何，直到两年后的1922年才收到。

沉默寡言的太姥姥别佳只会讲述一件往事，那是她最喜欢的。客人们来家里看小廖尼亚，开玩笑地问他：“你是谁？”小廖尼亚认生，吭哧半天不说话，最后红着小脸低声说：“我是儿童房来的廖尼奇卡。”那是1922年，也是在同一年，别佳和她的小儿子，不知为何与如何，突然来到了举目无亲的莫斯科，如同普希金笔下坐着一只木桶漂洋过海的王后和格维东王子[典出普希金童话诗《关于萨尔坦王、勇士格维东公爵和天鹅公主的故事》：王子格维东出生时，国王萨尔坦出征在外，王后遭奸人谗言陷害，母子二人被装入一只用树脂密封的木桶，沉入大海。木桶漂到一座无人小岛，格维东在此长大成人，结识了美丽的天鹅公主，在后者的帮助下重返故乡，与父团聚。]。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任何人。他们随身未携带任何与以往生活有关的东西，除了几张照片：女人们穿着白色连衣裙，男人们穿着条纹西装上衣，快活的、胡须茂盛的弗拉基米尔和朋友们一起坐在长凳上。填表时提及他的职业，通常会写“公职人员”。别佳在家里工作，用“二指禅”敲打字机——一台键盘可拆卸的笨重的“梅赛德斯”。后来才慢慢地找了份正式工作。廖尼亚入了学，生活渐渐步入正轨。

另外一样东西也是我无意中发现的。那是外祖父廖尼亚的一个褐色钱包，这么多年来一直躺在抽屉角落里。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我妈妈小时候的照片，上面沾了些水彩颜料；另有一张黑色的方形底片，年轻的廖利娅正灿然微笑；再就是一张明信片，边沿不知何故被裁掉了。它是从卡霍夫卡寄往哈里克夫的，在遥远的1916年。“亲爱的廖尼奇卡！”上面写道，“爸爸非常想你，盼你早点回家！托玛奇卡自你走后就再没来过咱家，等你回来她才会来。热烈地吻你。爸爸。”

* * *

在赫尔松的头一晚，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入睡，而这不无原因。黑暗稀释得越来越快，矗立远方的小湖泊般的昏黄灯光逐渐褪色，但群狗一直没消停，浑厚低沉的狗吠在周围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狗吠方罢，又接鸡鸣。透过钩花窗帘，稀疏寂寥的屋脊和篱笆木板一直绵延到天边。

祖太姥爷的工厂从前就坐落在火车站旁。那座黄色火车站于1907年建在草原边上，一个世纪未曾改变。铁路的出现在当年堪称一大盛事，乐队吹吹打打，欢天喜地。如今从此地至尼古拉耶夫市只消两个小时便可抵达，到敖德萨的三等车票7个多卢布，一等车票18卢布50戈比。网上可以找到一张照片，很模糊，而且怎么都调不了清晰度，是举办铁路开通典礼时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中间一人正是伊萨克·泽尔曼诺维奇：“那位身穿黑色燕尾服的先生，站在全赫尔松省绝无仅有的一台英国‘Vauxhall’轿车旁”，正向火车司机递去黄金烟盒，请他吸烟。

我们从敖德萨的列车上下来时正值中午，人造革坐垫已经开始变得黏唧唧的，白晃晃的草原在窗外疲惫地奔跑着。整个城市空荡荡的，有点瘆人。原因恐怕是七月酷暑，但似乎早在1919年，这个城市就被丢弃在了它倒下去的地方，直到被混凝土建筑遮盖住，如同伤疤遮住了烧伤。在市中心，苏沃洛夫大街和波将金大街交汇处，便是祖太姥爷的故居所在——“那栋大胡子力士豪宅”，旅行指南上就是这么叫的，却只字未提伊萨克及其继承人弗拉基米尔。某处还有一条胡同，与我们家族毫无瓜葛，如今却也以“古列维奇”命名。我从市档案局开始找起，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十分热情，资料也应有尽有。

祖太姥爷古列维奇，据资料显示，来自乌拉尔地区——那里自古没有犹太人，不知道他是打哪儿冒出来的——直至1910年在赫尔松市的文件中都被登记为“车里雅宾斯克商人”。与其丰富多彩的事业相关的文件多如牛毛。铸钢厂、铸铁厂、机械制造厂均由他一手操持，车间里的设备总价值近10万卢布，而生产才刚刚加速运转。他跟某人为市郊的一块地皮打起了官司，后来在这块地皮上又建起了一座工厂。工作人员帮我取来了一份图纸，雨青色的纸张，白色线条。若将其全部铺展开，整个桌面都放不下，建筑师斯潘涅尔所构想的附属建筑物因而不得不耷拉在桌沿下方。档案中还保留着古列维奇的几页往来信函，大概率是由某位秘书笔录的，但我并未从中找到任何口授的痕迹：“鉴于本人眼下急需用钱，恳请您尽量为我汇来指定数目的款项。”落款倒像是亲笔签名，趁着没人注意，我忍不住伸出手去，用手指肚摩挲了一会儿。

我希望至少弄清楚一点：他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在从不同网站搜集到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在晚年，原工厂主古列维奇晒着太阳，微笑着说，战争、革命他都还记得，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把自己的工厂送给共产党员彼得罗夫斯基的。我试图勾勒出那轮太阳，那条坐满退休老人的长凳以及鸽群，但我想象不出；这篇文章没有引用任何文献，我写信给作者也没有得到回应。1917—1920年间，赫尔松先后易主二十来次，布尔什维克之后是奥地利人，希腊人，格里戈里耶夫起义军，后来红军卷土重来，立刻就绑了富人的票，索要赎金。所有人的钱早就被盘剥干净，报纸上便开始刊登枪决名单。关于祖太姥爷的命运我所获知的最后一丝消息，是1918年2月28日留下的工厂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会议听取了：一、《关于将工厂移交工人的报告》。决定：即刻将工厂连同其全部财产和附属建筑物、设备、原料及成品没收充公，从古列维奇私人所有移交至工厂工人所有，关于工厂国有化、公有化或市有化的问题暂时搁置，等待中央政府部门最终裁决。

* * *

在没收工厂之前，1918年2月，工厂委员会通告工厂主：革命之后工厂的停工全是他的过错，尽管当时一无资金，二无原料。

联合会议明确：一、对于原料短缺，工人完全不负有责任，过错全在公民古列维奇身上。二、原料古列维奇会想办法搞到，即便不是当下，也是尽快。三、古列维奇之所以开除员工，无疑是企图在自己工厂内部清除异己分子。联合会议要求：一、未经工厂委员会同意，不得辞退任何人。二、所有工人在正常生产恢复之前应获得全额工资。

接下来的事情进展就很难还原了。城里一片混乱，新历法被仓促引入，工厂陷入停滞。至2月23日，地主、房产主、房屋出租者、自由职业者需募集2300万卢布用于支援红军。拒不缴纳者将被逮捕。不过，钢琴家莫吉列夫斯基的音乐会仍旧大获成功，他演奏了斯克里亚宾[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国作曲家、钢琴家、教育家，象征主义乐派代表人物。]的作品，打算将作曲家“最新的杰作奉献给观众”。楼下街道上，无政府主义者正和警察激烈枪战，城市花园的树木全被砍掉做了劈柴。

奥地利军队入城之后，建立了脆弱的秩序。市政府的公文处理转而使用乌克兰文，天气越来越暖，体育俱乐部开始踢足球、打草地网球。邓尼金的军队开始公开招募“军官、士官生、大学生、中学生”。著名外科医生鲍里斯·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被推举做了城市首脑，但1920年便死于斑疹伤寒病。整个草原上，农民暴动接连不断，暴动者杀死地主，攻击犹太居民点。而赫尔松却正在搞“白色洋甘菊”主题日，以便为救治结核病人筹集善款；世界语专家联盟仍在正常运转。七月，《故乡报》终于报道：“古列维奇机械制造厂在工厂所有者古列维奇与市领导及奥匈指挥部达成交易之后，重新恢复了生产。”

仅此而已。逮捕、抢劫和死亡的消息，与足球赛和慈善集市的报道交替出现，如同生活中所真实发生的那样。一时间，赫尔松仿佛变成了被太阳晒热的浅滩，形形色色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居民被无形的洋流推动着，鱼贯而来。韦尔京斯基和薇拉·霍罗德娜娅[薇拉·霍罗德娜娅（1893—1919），俄国无声电影女影星，20世纪初俄国影坛王后。]在此举行粉丝见面会，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1879—1953），法籍俄裔导演、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戏剧艺术史学家、哲学家、演员、音乐家、画家和心理学家。]在此举办讲座，题目极具迫切意义——《戏剧与断头台》。西班牙流感刚刚过去，斑疹伤寒又来了。12月11日，奥匈帝国军队撤离赫尔松。后来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了志愿军、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格里戈里耶夫起义军、希腊法国联军，再后来又是红军，白军，红军。被枪决者的遗体偶尔允许亲属领回，最初一段时间家属甚至会哭天喊地地举办葬礼。

我的祖太姥爷的名字逐渐被人遗忘。档案中还有几页纸，好像是纳税通知单，1919年由市管理局发出的。1920年3月，赫尔松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开始盘算，该从谁那儿领取“工资”，收缴每年一度的地皮税和财产税。古列维奇工厂军事革命委员会就此发来一份声明：“鉴于古列维奇工厂已经转为国有，工厂委员会不再从公民古列维奇那里领取任何工资。”但古列维奇本人，似乎完全蒸发了，无论是三月，还是四月，无论是工厂财产被陆续变卖一空，还是车间后来又恢复生产，他都再没有露过面。整个城市再没有留下这位“车里雅宾斯克商人”的任何痕迹、身影、照片，没有任何能让我牢牢抓住、仔细凝视，感受到家族气息的东西，除了几个花体签名以及——一个大铁家伙。

它几乎占据了赫尔松市博物馆（那里双耳罐、绣花衬衫、铁器无所不有）的整整一个展厅。它体型庞大，生铁铸造的巨爪叉得很开，长长的脖颈向前伸出，车轮立在两侧，是一台用于浅耕的犁具，车身赫然印着一排色彩鲜明的基里尔大写字母：ЗАВОДЪ ГУРЕВИЧА КАХОВКА（古列维奇卡霍夫卡工厂）。那是它的胎记，标志着和我一样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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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古列维奇胡同”是几个月前才更名的，大概连胡同自己也没料到。整条胡同两侧都竖着围墙，看上去十分逼仄，也基本上没有人来。拐角处还能看见先前的铭牌——“鲍曼胡同”。这条胡同与我的祖太姥爷毫无瓜葛，但我仍然感激赫尔松市政府对于城市记忆的珍视。苏沃洛夫大街上的那栋“大胡子力士豪宅”如今已被刷成了浓重的枣红色，周围建起了地下室和贩卖纪念品的小商店，已经无法引起我任何特殊的亲切之感了——即便当我走进院子，踩着吱呀作响的楼梯，上到镶着彩色玻璃、窗户正对草坪的阁楼时。

走廊通往深处，我不由自主地跟在后面，来到尽头处的一个明亮方框前：南方从不插门。那里晾着衣服，一只猫噌地一下子蹿开，刹那间现出了炫目的日光、阳台的内里和头顶的天空。这一切都是别人的——它们属于一个女人，她在我身后大喊大叫，叫我不要到处乱转——但这并没有什么好惋惜的。

我们古列维奇家的人再没有回到这栋豪宅，无论是年轻的脸庞上长着酷肖父亲当年的滑稽胡须的廖尼亚，还是他那生性倔强的母亲。外祖父晚年时似乎回过一趟敖德萨，还寻访了某人。但赫尔松和卡霍夫卡却逐渐冷却，沉淀到了记忆的最底部，既无法触及，也无物可寻。但为了善始善终，我还得再去一个地方。

此地建于19世纪最末期，曾经被称作“新犹太公墓”。出发之前，我跟当地一位帅气的方志学家在咖啡馆聊天，告诉他我想来这儿，他礼貌地回答说公墓保存得并不是很好。这也情有可原，毕竟这里的犹太人已经所剩无几。还不到正午，酷暑已经像蒸笼一样，裙子被汗水黏在大腿上。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城市的景致很快便穷尽了，眼前铺展开另一幅景象，众多盖到半截的房屋建筑像是被什么东西胡乱咬了几口，零零落落地丢在旷阔的空地上。再往前便是天蓝色和稻草黄。我们驶过一片被铁丝网圈住的野地，司机说地址就是这儿，至于从哪儿进他也不知道。前面远处似乎有几间仓库或者车库，我们下了车，沿着围墙走了许久，终于找到一扇关闭的小门，门锁已经朽坏。门后面是间简陋狭小的窝棚，接下来便是墓碑。围墙并不高，实在不行可以翻墙进去。但门很轻易地就弄开了，我走了进去，丈夫留在外面等。

我起初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打算找什么。祖太姥爷的那些不知名的亲戚们的坟墓谁知道会在哪儿呢。再说，这座公墓明显已经自暴自弃，任由野地将其吞没，而且很多年前便已如此了。石块、方尖碑、酷似土木堡垒的墓室，一个个茫然无措，东倒西歪，而在它们中间，一丛丛灌木正野蛮生长。到那儿去还要走很长的路，而面前已经荆棘丛立，寸步难行。我突然被一股汹涌的愤怒攫住：我气丈夫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气脚下难缠的荆棘将我的裙摆勾住，气徒劳的寻觅一次也未曾将我带到目的地——这愤怒让我变身成一台轧路机，横冲直撞地向前推进了三百米之后，我停下来撩起裙子，发现两腿已经划痕累累，写满了楔形文字，这才龇牙咧嘴地觉出疼来。

周围不管往哪儿钻都是一个样，我仿佛站在一堆擀毡的兽毛中间。远望去本是一蓬高草，走近了全是带刺植物，尖刺被太阳晒到透明，涂满了蜗牛的黏液。我已经齐腰陷入，被紧紧困住。墓碑丛已经不远了，却无法靠近，碑座四周似乎有很深的陷坑。一些古老的墓志铭上镶嵌着姓名牌，制作年代应不早于19世纪50—60年代。墓穴周围圈着金属围栅，其中一个至今散发着蔚蓝色的幽光。在草原野花之下，在刺实植物之下，躺着塌陷的墓石，表面如同被灼伤的皮肤。再往前已经无路可走，而掉头再像来时那样一路轧过去我已经办不到了。我很清楚，这里肯定安息着古列维奇家的先人，但我找不到他们，也不想再找下去了。过往试探性地咬了我一口，但咬得并不深，已经准备撒嘴了。慢慢地，一步一挪地，吱呀乱叫着，我总算挨到了门口，曾经的公墓小径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