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时的生活是这样的：母亲带着两女一儿住在别热茨克，这个小县城在斯捷潘诺夫一家人看来已经差不多是首都了，尽管街道仍圈着围墙，偶尔还会有母牛在街头闲逛；毕竟，在他们的老家扎尔基村，除了这些景象之外看不见别的，而在这里居然还有石头房子和数不过来的教堂、修道院。孩子们的父亲，格里戈里·斯捷潘诺维奇总不在家，经常往返彼得堡——他在那里的一家工厂上班，具体是什么工厂没人知道。他们过得和所有人一样，本本分分，也不怎么受穷；孩子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读书识字，大女儿纳杰日塔脑瓜灵，会说话，喜欢上学，城里刚好有女子中学，家里人很认真地做了打算。科利亚是1906年出生的，姐姐玛莎比他早一年。后来他经常回忆起姐弟二人大热天在莫洛加河畔一起读小说的往事：惊险刺激的《两个小野人》[加拿大苏格兰裔作家欧尼斯特·西顿（1860—1946）的历险童话，讲述两个小男孩到原始丛林中体验印第安土著生活的故事。]啦，托马斯·马因·里德[2.托马斯·里德（1818—1883），英国作家，以历险小说和青少年儿童文学著称。]啦，沃尔特·司各特[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历史小说家，英语历史文学一代鼻祖。]啦。

工厂传来噩耗，父亲不慎被机器咬掉了一条胳膊，而且是右胳膊，用来工作的那条。从此以后，他便永远地回到了别热茨克。工厂主付给他这位失去劳动能力的高级技工一大笔赔偿金，具体数目没人知道，只知道他们用这笔钱买了母牛佐尔卡，买了一栋石头屋顶的新房子，甚至还供纳杰日塔上了女子中学。但后来，在慢慢袭来的空虚中，格里戈里抑郁成疾，开始疯狂酗酒。又过了几年，等到他下葬时，母牛和房子都已经不再属于斯捷潘诺夫一家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据说，城里有户贵族对纳杰日塔视若己出，为她支付了一切必要的书本和校服费用。家里其他人却没有得到资助，在黑窟窿般的贫穷里越陷越深。

我还记得，科利亚爷爷总是坐在那架沉默的钢琴旁和我妈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这些没完没了的谈话中的部分内容我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还原，倒不是我当时听得有多么认真，只是那些车轱辘话重复了不下数十遍，也就只有妈妈那样的耐心才能不让讲述者觉察到，听众耳朵里已经磨出了茧子。故事颠来倒去总是同一个，随着爷爷的健忘症日益加重，他对于发生在孤苦伶仃的童年与妻子亡故之间的一切越发淡漠，而妻子的亡故让他感觉久远的被遗弃感又回来了，让他重新变得孤苦伶仃。

令他念念不忘的，同时也是我们家族衰落的谷底，是他和妈妈沦落到了要饭的田地。妈妈用粗麻布缝了一个布袋，用来接受施舍，就这样，娘俩相互搀扶着，顶着大太阳，挨家挨户去敲人家低矮的窗户。他们有时也会去教堂门口，等待日祷结束，伸出手去，任由祈祷者在掌上撒落三两小钱。这种无以复加的羞辱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接下来的讲述便混乱了，前言不搭后语了。他从家里跑出来，开始在街头流浪，夜里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机车库，废弃的空宅，甚至还在几口来历不明的大缸里睡过。后来他回来了——家里人离了他过不下去。十四岁那年他就开始做工赚钱：帮人放牛，给铁匠打下手。妈妈曾经想过回扎尔基老家去，但在那里同样无依无靠。

在我自己十二岁时，不知为何，对于流浪儿和低龄违法者的命运极其关注，我狼吞虎咽地阅读安东·马卡连柯的著作，这位苏联教育家在20世纪20年代创建了示范性的儿童劳动公社，将那些问题儿童全部改造成了优秀的共青团员。不过，我倒是更喜欢那些小主人公原来的样子，这大概源自我本人对色彩斑斓的有趣人生的憧憬。我凑到科利亚爷爷跟前问东问西，却发现爷爷根本没什么好跟我分享的，他不愿意回想起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岁月，对我的苦苦哀求始终报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郁和厌恶。唯独有一次，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终于给我唱了那首《被遗忘被抛弃》，那首当年响彻所有列车车厢和吐满瓜子壳的偏僻小站的流行歌曲。

那一幕令我毕生难忘。科利亚爷爷用出人意料的男高音突然开唱，闭着眼睛，身子微微晃动着，仿佛跌跌撞撞走在一条深不见底的漆黑隧道里。至于我，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仿佛根本不是应我的请求才唱的。爷爷唱出来的那通俗而简单的旋律我闻所未闻，那里面既没有壮烈的情怀，也没有浪漫的气息，只有簌簌的恐惧，仿佛某个异常古老的东西钻出了黑暗，四下扩散，站到了房间正中。那首歌本来就是一首哀歌，讲述一位流落异乡的小男孩和他那座孤零零的坟丘，旋律中带着柔情，仿佛那小男孩就是自己的亲人。但无论在歌词中，还是在爷爷的声音里，全无一丝生气，仿佛爷爷突然钻进了人世生活的彼岸，那里的一切已经失去意义，全无所谓了。一股死亡的寒气从里面渗透出来。

* * *

有一次，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爷爷突然决定回老城一趟，看看它的变化。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像一部苏联晚期的电影了：我的爸爸和他年届古稀的老父亲——老人的脸像要过节一样刮得精光——从餐桌旁站起身，走到院中，骑上摩托车；老人环臂抱住中年人，后者踩动油门，一路不停地沿着特维尔州坑坑洼洼的公路骑行近三百公里，天黑找地方过了一夜，翌日凌晨抵达目的地。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参观景点，而是在老人的指引下，穿街过巷，最后停在了一栋低矮的房子前，房子和周围的房子一模一样，毫无特别之处。一楼冷冷清清，没有人住，他们上到二楼。女主人应声开了门，却堵在门口不让进，质问你们是谁，来这儿干什么，我们从战争年代起就住在这儿了。但我的爷爷，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却用指挥官的严肃语气声明，他们并不打算争夺房产。女人将信将疑，却不再说话了。爷爷走进屋，在低矮的天花板下站了几分钟，四下打量了一番，对爸爸说，可以走了。他们便重新坐上摩托车，返回了莫斯科。

距离别热茨克以北20公里处，有座古城别热茨基维尔赫，曾是伊凡雷帝幼子德米特里王子的封地。后者九岁便夭折了，在1591年的一个五月天，彼时，那座角锥形的小钟楼已经建成十年。等到我们去的时候，钟楼还好好的，仿佛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座四四方方、覆满水藻的池塘就在钟楼后面。钟楼本来有一扇面向池塘的方形窗户，后来窗洞被迫封死了，因为总有人趁醉跳窗户偷东西。原先的小教堂已经没有了，被拆掉了。

“那些钻进来偷圣像的人，后来都没得好下场，”一位老太婆坐在已充做教堂的钟楼里的蜡烛箱前，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他们开着两辆车，‘砰！’，撞到了一起，一个不剩，全死了。”在曾经令小城引以为豪的二十多座教堂中间，完好如初的只剩下三四座，其余的都是半坍塌或重建过的，早就充当了仓库或车库，如今只能依稀辨别出轮廓。但教堂的自由精神却感染了周边所有的植被，它们爬满了城市的角角落落，将自己的体量膨胀到了极限：牛蒡叶跟摊开的报纸一样大，或蓝或粉的羽扁豆遍地都是，将画风变得欢快活泼。圣诞广场（那里原先有座大教堂，我爷爷就是在那里受的洗）如今已经更名为胜利广场，整个变成了一洼深水，四周围着密草。原先那座带有八个侧祭坛的宏伟教堂建于18世纪，“祭坛供桌上由十六根圆柱撑起的宝盖精美绝伦”，但在革命时期却连同圣像画惨遭破坏，教堂被改作了缝纫机厂。如今，这栋被砍去头颅、窗户张着大嘴的古建筑，同样沦为了羽扁豆和一人多高的白芷伞盖的天下。

我们沿着先后三次易名的街道向下：早先资本主义的“圣诞大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叫做“公民大街”，后来又一度以布尔什维克党人丘多夫的名字命名。这里的拐角处有一栋一成未变的建筑，20世纪20年代住过一位小男孩廖武什卡（列夫），两位诗人之子。小男孩的父亲——尼古拉·古米廖夫于1921年被枪决，当时他才七岁；小男孩的母亲——安娜·阿赫玛托娃住在圣彼得堡，小男孩住在别热茨克，由他的奶奶安娜·伊万诺夫娜·古米廖娃抚养，他的妈妈总共只来看过他两次。这栋小楼分上下两层，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围墙里面是一个小菜园，安娜·伊万诺夫娜曾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房子带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可以在里面散步。”距离这栋房子几百米远，似乎曾经住过我的族人，那些长满爬山虎的房子里的任何一栋都有可能是我们家的祖产。在那个1921年，尼古拉·斯捷潘诺夫——铁匠的学徒刚刚出师；列夫·古米廖夫上了苏联的学校，那里，据他后来说，令他饱受折磨。

除了通往绕不开的集市广场的路上的尘土和牛蒡，两个小男孩之间不会有任何共有之物——若非那座图书馆的存在。据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在晚年回忆，那里“满是托马斯·马因·里德、库柏[詹姆斯·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讽刺作家，历险小说经典作家。]、儒勒·凡尔纳、威尔斯[赫伯特·威尔斯（1866—1946），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对20世纪科幻小说影响深远。]以及众多其他有趣的作家的书籍”。图书馆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那里有各个年龄段的男孩子们喜爱的书籍——“大仲马、柯南·道尔、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在那座图书馆里，互不相识的两个小男孩也许从同一列书架上取下过同一本书，其中一个从小便被卷进了大历史的漩涡，另一个——我的爷爷也梦想如此，但幸运的是，未能如愿。

* * *

祖父的一生需要从无数碎片中拼凑出来，包括几个断断续续的故事，几本工作履历登记簿，几本军人身份证和几张照片。其中最为详尽的是1927年开具的一份工作清单，上面标注着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斯捷潘诺夫的民族——大俄罗斯族，职业——家具匠，受教育程度——别热茨克农村学校三年级（其他文件上写的是四年级），首次工作地点及工种——在别热茨克和扎尔基当牛倌儿。

1922年，刚满十六岁，他入了一家私人铁匠铺，但没待多久，也就一两个月。自同年十一月起，他便开始在机械厂当家具匠学徒，并且在那里（也是十六岁那年）加入了于1918年创立的、作为共产党员预备队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八岁那年，他便当选为机械厂下设的金属工人委员会书记，十九岁又被派去特维尔省委党校进修。

这简直令人不敢想象；时间倒退，回到那个一穷二白的原点：烈日炎炎的正午，小男孩科利亚拽着妈妈的衣角，从一家院子走到另一家院子，推开一扇又一扇木门，妈妈嘴上不住地说着“看在基督的分上”，而小男孩则窘迫地看着脚下龟裂的地面。祖父大概是家族中唯一的一个，革命之于他如同七月酷暑的一场及时雨，灌溉了干渴龟裂的大地。当他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之时，生活重启了，一切突然之间步入正轨，充满了意义。看来，不公也是可以被纠正的，如同骨折可以治愈，世界可以得到改良，变得适合尼古拉·斯捷潘诺夫这样的人居住。每个人生来便有权拥有土地和工作；无穷无尽的、期待已久的知识正等待着青年工人，一如图书馆书架上摆放整齐的书籍。

关怀备至的新生活以报纸标题和党的法令作为自己的语言，其所承诺的一切均与科利亚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如今不必脱产便可掌握最重要的男性技能——学会正确使用武器，了解军团如何指挥调动，本地的车间是为谁运转的。别热茨克机械厂被改作了兵工厂，夜以继日地为年轻的共和国生产比面包更加紧要的东西——柯尔特左轮手枪和俄式步枪、掷弹器、卡宾枪和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后来，充满火药味的生产领域逐渐拓宽，从犁到咖啡磨豆机一类的和平产品陆续增多，但自不待言，对于这里的工人来说，最重要的仍是捍卫在斗争中得到的。科利亚已经做到了工厂委员会的书记，这个机构是管理机关和工会的混合体，全权负责从工资发放到物资采购的一应事宜。在必要的情况下，委员会还有权召集熟悉野战和巷战的工人突击队拿起武器。

周围形势并不明朗。周边农村——诸如扎尔基的农民们，不愿意和新兴政权分享自己积攒的粮食，不知好歹地将粮食私藏起来，对政府的明确指令报以抵触和敌意。村庄里四处散播着关于战争即将到来、起义不可避免的传言，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引入新的税种——猫狗税，每只狗5卢布，每只猫30戈比。农民起义在整个特维尔省风起云涌，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起义民众成千上万。在小小的县城别热茨克，三年内就爆发了不下28起。政府为镇压起义派出了新的赤卫队；赤卫队召开会议，发布决议，枪杀，活埋。战争过后，对于杀人的天然恐惧已然消退，扣动扳机变得轻而易举。武器如今随处可见，每次征收都像采蘑菇一样，动辄就是几十柄。说服农民与苏维埃合作的宣传员每次下乡都如临大敌，“腰里别着左轮手枪，经常是连插两把，口袋里还揣着手雷”。

有些时代的片段，好比盲区或者黑黢黢的口袋，人们在里面挣扎，分不清彼此，为各自的正义义愤填膺。新政权与敌视其存在的、异己的农村发生了强烈对峙，后者既不听前者号召，亦不听前者命令，在自己那数百年未曾改变的世界中辗转反侧。这种对峙的结局原本尚未可知，但农村率先妥协了，由此导致了其毁灭的开端。

税收征缴由专门成立的征粮队负责，农村人对其畏若末日审判，他们会翻出所有的存粮，将家里搜个底朝天，抢走最后一粒粮食。无法接受的村社企图抵抗，千方百计将征粮队赶走：从阁楼里朝队员打黑枪，出其不意地暴起杀人，甚至还试过抢粮食收集站。农村人拿着木头橛子和斧头上街示威，要求放粮，红军战士像被放开锁链的猛犬一样朝示威者扑过去，示威人群立刻就被驱散了。

懂射击和队列行进的人手不够，尼古拉这样的人正好派上了用场，他们被新政权焐热了，在其中看到了新的公正，愿意为其献身。正是在此地附近，年仅十六岁的尼古拉（换作现在他连酒都买不到）加入了苏联别动队。家里没有留下任何能够佐证这段经历的文件或照片，但其实也并不需要，小腹和后背上子弹贯穿留下的可怕伤疤胜过一切证据。

别动队的方便之处在于，其构成类似于志愿军。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化组织，1922年拥有60万名战士，弹药配给充足，枪随时随地带在身边——火炉后面、床底下，但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员并非职业军人。别动队是必要时才临时组建的机动军团，是苏联“大军营理念”的现实体现：每一位苏联公民，无论在机床旁还是餐桌旁，都时刻准备着挺身而出，保卫社会主义政权。别动队拥有自己的制服和章程，总是作为精锐部队被派遣到热点地区，但与工农红军总有些格格不入，大概是因为他们往兵役中注入了过多不必要的激情。不过，加入别动队不像普通军队那么麻烦，只要年满十六岁，立马就能领到一支驳壳枪。

在硝烟依旧弥漫的边远郊区，别动队跟其他部队一样战斗，但在中部省城就另当别论了，那里的阶级敌人都十分擅长伪装，有时假扮成水井旁老实巴交的老汉，有时装成自己的亲娘舅，有时干脆就是自己本人。那些控诉别动队恶行——有时是在本村，有时是在邻村——的传闻，幽灵般充斥了这些地方的历史。祖父直到1922年才成为其中一员，当时反抗的浪潮已经开始消退，至1924年4月，别动队遵照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决议解散。尼古拉·斯捷潘诺夫当时还未满十八周岁，关于这两年间的所见所为，他绝口不提。每次在澡堂露出自己的伤疤，被人问起时，他总说是被人用草叉捅的，在征粮队的时候，然后便岔开话题。在他的记忆中到底有什么，我不知道。在调查表格的“社会出身”一栏，这位两代农民之后总会填写——“工人”。

* * *

爸爸小时候，每天清早醒来，总能看见在蔚蓝的、愈发耀眼的晨曦中，他的父亲正在做俯卧撑，抓举那对沉甸甸的黑色壶铃，俯在脸盆上朝脸上撩水，然后一脸肥皂泡沫地站在镜子前，皮鞋擦得锃明瓦亮，军装衬衫熨烫平整，整个人显得如此挺拔、英俊。

在我们这个相貌平平的家族，祖父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美男子，这种美，正是那种“海员式的、军人式的、最地道的、最坚韧不拔的男性英雄主义之美”，按照茨维塔耶娃笔下女主人公的说法，能让三个村庄为之神魂颠倒。尼古拉·斯捷潘诺夫小时候的照片没有留存下来，大概也从未有过。在我所知道的最早的照片上，他已经二十岁了，戴着鸭舌帽，系着领带，当时头发还没剃光，也还没穿上军装，但已经能够明显看出，他属于至20世纪40年代末已销声匿迹的那一代苏联梦想者，他们怀揣着狂热的梦想，甘愿做祖国需要他们做的一切，梦想着建成花园城市并亲自在其中漫步。我不仅能在那个年代的肖像中认出他们——头戴鸭舌帽，身穿皮夹克、军大衣，整个人如同铜浇铁铸，脸上流露出经多见广的神情——还能在后来由那些对父辈崇拜不已的子辈们拍摄的影片中。

人们愿意记住他们年轻时那种为革命而生的样子，仿佛年龄或者炽热能让人将曾经的一切视同儿戏，那些被他们杀死的人，那些将会杀死他们的人，都会从道旁的尘土中站起来，从公共坟墓中钻出来，整理好头发，回归各自的事业。军事委员会、乡级党组织和贫农会、工农红军刑侦处和指战员昂首走在焕然一新的土地上，像是土地对他们有所承诺似的，似乎一切工作都是好的。对于警察、“条子”的永恒轻蔑暂时消退了。在故纸堆里有几张照片，特维尔的女图书管理员们在镜头前跟她们亲爱的教官们——负责押解犯人的押送队员们一起摆着姿势。年轻的姑娘们面容严肃，单膝跪地，将步枪抵在肩窝，向前瞄准。其中一个正是我的祖母朵拉，她是来这座大城市读书的。

朵拉的父母，扎尔曼和索尼娅·阿克塞尔罗德，是从涅韦尔郊外某地来的。关于他们我所知道的全部，便是扎尔曼做过肥皂，还按照神奇配方做过冰激凌，并在勒热夫市大受欢迎。他们一共有六个子女，彼此间团结友爱，无一例外都是当地党支部的成员。父亲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精神上拒绝任何新事物，每晚8点准时上床睡觉，家里全部门窗一一锁好，以免子女们溜出门去。子女们在阁楼窗户旁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一个一个，像剥豌豆一样，顺着梯子爬下楼，跑去参加共青团集会。听那里的人说国家需要图书管理员，朵拉便来到了特维尔。

她又听说一所学校需要筹备图书基金，便找到学校，直接去找新上任的校长。教员休息室里没人，她就来到历史教研室，走到门口，停住了：朵拉身材娇小，大概在与她视线平齐处晃动着一双高筒皮靴，锃明瓦亮，一个高个子男人正站在课桌上换灯泡。就这样，我的祖父母相识了，从那以后，这对同龄人便再没有分开过。祖父教历史和社会学，在村里小学带四个年级，当地党校另带两个年级，直到后来“因参加红军”才辞去教职。

但即便在那里，人民权力的正中央，仍有些不大顺遂。能够被视作毕生事业、赋予生命以合理意义的东西，似乎又一次从祖父身边溜走了，根正苗红的无产者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仿佛变成了旧制度之下的“多余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无论是如饥似渴阅读的书籍，还是心爱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又或是在遥远的远东卫戍部队的军官职务本身，都无法彻底吹散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斯捷潘诺夫一家极少与人往来，跟邻居也是近而不亲，很少有人来这位部队政委家做客串门。

可要知道，我再重申一遍：他长得多么漂亮啊！他为人耿直，从不拐弯抹角，手势简洁，言简意赅，剃得精光的脸颊上嵌着一个小酒窝。他身上充满着由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灌输的骑士精神，但这种骑士精神在新近迁入一万人口的阿尔乔姆市却不大相宜。好在最初一段时间并没有闹出太大的动静，发生改变的只有军营和朵拉主管的图书馆。等到第七年，灾祸降临了。

在我们那个一向习惯于将外部世界的惊天巨变归结为凡人体量的家族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一切过错全在祖父的大姐——纳杰日塔。她早就进入了苏维埃共和国驻柏林全权代表处，还从那儿给弟弟寄来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眼下，她正沿着没有顶点的党内阶梯继续攀升，已经在西伯利亚又或是乌拉尔领导一整个边疆区。她从那儿，据说，给祖父寄来了一件极其危险的礼物——一把手枪，而祖父竟鬼使神差地收下了。这恰恰构成了1938年祖父被指控的罪证之一。他的女儿加利娅忘不了最后一个幸福的夏季，她怎样独自一人穿过一片广袤的黑麦田去取报纸，父亲的某位同志怎样不依不饶地盘问她这个一年级的小学生，问她的父亲有没有《列宁选集》第十卷。

至1938年，后来被称作“大清洗”的运动已经顶到了天花板，没法再高了；劳改营的规模已经容不下犯人数量，索性就不再以“劳改”作为伪装，而变成了赤裸裸的清除，首当其冲的便是军官们，从中揪出了成百上千名外国间谍。周围人突然之间不再跟尼古拉·斯捷潘诺夫说话了，同僚们看他的眼神仿佛隔着一条河，后来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有人公然称他为“人民公敌”。那天他回到家，吩咐妻子收拾东西，让她回勒热夫去。朵拉拒绝了：要死就死在一块儿。

但他终究没被逮捕，那些人似乎在等什么；但佩枪几乎立刻就上缴了。在那个小小的卫戍区，所有人都相互认识，抬头不见低头见，在唯一的商店里，人们一望见斯捷潘诺夫家的人，远远地便躲了开去，像是害怕被传染瘟疫似的。祖父坚信自己的清白，为审讯做着准备。但突然之间，云消雾散，人们告诉他，调查证实了他的清白，他又恢复了有用之身，叫他等待命令。等到十一月底，命令下来了。祖父被调到了乌拉尔，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这一切变故都完全无解。

疑窦重重、昙花一现的“贝利亚秘密特赦”，让一些被指控者得到了宽宥，甚至一定数量的犯人被从劳改营释放，但它违背了一切逻辑，以至于不得不去寻个究竟，哪怕是为了本家族的历史。我们家族内部认为，拯救爷爷的还是那位神秘的纳杰日塔，是她以边疆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亲弟弟递了话，而这次脱罪也成了她的最后一件礼物，从此以后姐弟二人再无任何交集。这种说法并不比任何一个更糟，但在出人意料的整体变化的背景下，暴露出了某种冗余：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受审讯的人当中，被释放的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案件被了结，被告人意外地被宣布无罪。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但斯捷潘诺夫一家无疑是幸运的：对政治案件的重审正是从军队、从军官阶层开始的。

斯捷潘诺夫一家迁到了斯维尔德罗夫斯克，那里的住宅以其不逊于首都的奢华给一家人带来了意外之喜：勒脚镶着菱形花岗岩，正门须从院子一侧进入，屋内有两间卧室，一个大厨房，亮蓝色的浴室。这次迁徙于他们而言无异于死里逃生。1939年8月，我的父亲、幸存者之子降生了。

* * *

每周一次，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都要去书店逛逛，看有没有什么新书出版。苏联的商品分配体系使得每一次购书都近乎奇遇和狩猎：各个书店的品类千差万别，书店本身也有优劣之分，好的书店进货更全。珍本被摆上柜台的机会少之又少，但机缘巧合之下还是能淘到宝的。

爷爷终其一生收集了丰富的藏书，而且丝毫不必怀疑，所有这些书他无一例外全都读过：有笔记为凭。但凡读书，爷爷总会拿一根红蓝铅笔，不仅做摘录，还做批注：赞同处画红线，不赞同处画蓝线，书架上摆放的书籍全部画满了红蓝两色。个别情形之下，爷爷还会付出堪称英雄主义的辛劳，一种早在当年就已经匪夷所思，而在任何文本均唾手可及的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更是不可理喻的举动——我想，爷爷大概是世界上最后的抄书人之一。

我还保存着几本自制的笔记本，上面爷爷用酷似印刷字体的工整笔迹，逐字逐句地抄录了克柳切夫斯基[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俄国著名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功勋教授。]多卷本《历史》中的一卷，每章起始还以大写花体字母作为装饰。为何偏偏选择了这部著作呢？这本书在当年的确不好买，尤其是爷爷坚决不肯借助于黑市渠道；但不好买的书当年多了去了，为何单挑这一本呢？大概是谁借给了他这个珍本，于是爷爷便花费了数月时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将铅字誊到了纸上，将俄国历史还原到了手稿状态。我不知道爷爷后来是否又重读了自己的作品，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但我确知的是，他对于一切与书籍及绘画相关之物的隐秘而未竟的热情，既非始于，亦非终于克柳切夫斯基。

一个褐色封皮的小本子，拿在手里很舒服，大约是战后生产的。封面上印着柯罗连科[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因参与革命活动屡遭逮捕和流放。]的名言：“不管怎样，前方仍是火光！”本子里夹着一张绘有柯罗连科肖像的日历卡，上面写着：“1946年12月18日，日出8:56，日落15:57”。大约正是从这天起，四十岁的祖父开始用这个本子做摘抄。祖父绝非什么都抄，更非为抄而抄。这个本子的一切，尤其是纸页上的工整字迹和扉页上的彩色签名都在表明：这绝非普通的学习用具，浮皮潦草的摘抄本，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书籍、选集，是为了日后反复阅读而做的。

这本小书所抄录的内容彰显出令人吃惊的折衷主义：其中既有经典作家，从歌德伏尔泰到托尔斯泰契诃夫，又有东方的笑话和民谚。自然还有共产党人必须研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但不知为何没有列宁。本子里还有当时图书馆书架上能够找到的全部苏联作家：爱伦堡[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俄国及苏联作家、诗人、政论家、记者、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其于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开创了“解冻文学”潮流。]、高尔基、费定[康斯坦丁·费定（1892—1977），俄国及苏联作家、记者，1959—1971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还有德国作家雷马克[埃里希·雷马克（1898—1970），20世纪德国作家，“迷惘一代”代表作家，代表作为《西线无战事》。]关于英勇的同志情谊的教谕。还有十年前被暗杀的基洛夫[谢尔盖·基洛夫（1886—1934），20世纪20—30年代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被敌人暗杀，由此开启了“大清洗”运动。]的讲话，自然也少不了斯大林语录（“假如无法克服……个人的自尊心，无法使自我意志服从于集体意志，集体便无从谈起。”）。

概括说来，整本小书就是一种自我教育，那位勤勉地编写并增补它的人，仿佛将自己视作一头狡猾而又懒惰的牲口，必须给它戴上笼头，训练它，逼着它干活。生命，在他和他心爱的作者们看来，就是持续不断的自我完善，英雄主义就是他呼吸的炽热空气，对于功勋、牺牲、燃烧的要求则是天经地义——你可是苏联人！但所有这些都没能派上用场，在人事处、在军营、在小小的学校和图书馆，人们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领工资、排队。世界似乎是一成不变的，好像也并不需要共产党员为之付出什么努力，党校和工厂均墨守成规，迟迟不愿做出决定性的突破。

很显然，祖父是在为建功立业做着不懈准备，可惜却是白费力气。他穿越时代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黑洞洞的大衣口袋中；他太过高大，没法不抓破衬里，他的眼睛太过明亮，无法不感到迷惘。除了要求、号召、关于不妥协和献身的论述之外，在那个褐色本子里还提到了孤独以及对温暖的渴求。接近末尾处有这样一段话：“永远不要抱怨命运。人的命运就像人本身，如果这个人很坏，那他的命运也会很坏。——蒙古民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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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娅姑妈口述，而我坐在电话机旁，在一些方块纸上记录，在远东时祖父是怎样哄年幼的她睡觉的，怎样给她唱那不勒斯民谣的，其中有一首很美的歌，唱的是海员和一袭灰裙的姑娘。我也记得祖父唱歌时的样子，只不过唱的是另外一些忧伤的歌，最经常唱的是那首由涅克拉索夫作词，关于年轻自杀者的经典民谣：“痛苦的痛苦四处闲逛，无意中将你我撞上。”

加利娅姑妈讲，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我那刚过周岁的小爸爸米沙绕着挂满糖果和蜜糖饼的新年枞树转圈，把他能够得着的东西全咬了个遍。父亲最初的记忆同样源于此：军官之家的宽阔楼梯上摆放着一尊毛烘烘的驼鹿标本，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了，年幼的米沙被人抱起来，放在高高的驼鹿脖子上。关于战争的消息是这样获知的：那是一个星期天，野餐的日子，整个部队的人都来了，军官们带着花枝招展的妻子，孩子们挎着食物篮子，走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地方，大家在草坪上铺开桌布，有人迫不及待地跳进了河里……突然，一骑信使飞马来报，要求全体军官立刻返回营地，家眷原地集合。野餐就这样结束了，游泳、采花都没顾得上。“就这样，发生了后来所发生的。”

整场战争，从头到尾，尼古拉·斯捷潘诺夫都是在乌拉尔的大后方度过的。他被视作“人民公敌”的经历将其永远置于被怀疑的地位，通往前线的道路于他而言是关闭的。可想而知，这对于毕生都在为建功立业做准备的祖父而言是何等耻辱。早在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之时，祖父就复员了，但他没有抗议，没有在狂怒之下摔门而去。或许，他在指望着决策者会回心转意，会挽留他，结果却并没有。

斯捷潘诺夫一家搬到了莫斯科，亲眼见证了克里姆林宫上空胜利的烟花和迎风飘展的巨幅斯大林画像。他们住在华沙公路后面的弗鲁克多夫卡区，在一间狭长的简易木屋里。尼古拉总是穿着军装，仿佛他的军役仍在以某种方式继续，尽管他已经被调到了联合厂人事处。关于我的小爸爸米沙的童年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一如阅读关于印第安人和海盗的书籍。关于他和玩伴如何在行驶的电车顶上打赌赛跑，关于从山区来的体育老师塔尔赞，关于男子学校，以及后来怎样开始了混合教学，班上出现了女生。棕红色头发的男生阿利克·马卡列维奇不慎掉进露天采掘场的窟窿，死掉了；夏末，米沙在街角遇见了阿利克的妈妈，她仔细地向米沙打听暑假和学校的课程，然后说：“对于阿利克来说，这一切都结束了。”

公用住宅里什么人都有；有些人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从战场上捡来的战利品，吃得又好又丰盛。装腔作势的小母狗米尔塔跟英雄气概的看家狗波比克厮混在一起，很快便不知所踪了。米沙从抽屉里翻出了父亲之前被授予的一把手枪，兴奋地大呼小叫着，拿着枪跑进了院子里。傍晚，警察来了，少不了一通解释和一顿揍。还有很多的公猫和母猫，还有一架双杠，大人们在孩子们的注视下在上面锻炼。还有可怜兮兮的编织而成的兔军士——米沙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玩具。父亲在汽车厂上班，每天上午去，“像毕巧林一样，穿着不带肩章的薄军大衣”，母亲仍和从前一样，在图书馆工作。那里有她的女孩们、她的女助手们，都是她冒着风险招来的：一个是犹太女孩，一个是被镇压者的女儿。家里充斥着父亲崇拜，一切都绕着父亲和他的规矩、他的古怪脾气以及内敛的忧郁打转。没有人来家里做客。

有一天，父亲满脸带血地回家了，头被打破了。汽车厂内部爆发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人偷了什么东西，坚守原则的父亲上前制止。寒冬一月的那个晚上，两个人冒雪撵上了他，从背后用铁管朝他打来；父亲转过身，一拳将其中一个打翻在地，那人的帽子被打飞了，滚落在雪地上，第二个人蒙着脸跑了。父亲从容地捡起那顶厚实昂贵的皮帽，戴在自己头上，走回家去了。那顶帽子后来被十岁的米沙戴了好长时间，因为家里也没有第二顶。

日子过得简简单单，如此清贫，如此透明，以至于其底部的每一块小石子都显得与众不同。尼古拉和朵拉难得去了一趟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回来时用两张报纸给孩子们包回了一些稀罕的南方植物，一枝柏树，一枝落叶松，还有别的什么，最棒的是一片硬挺的褐色叶子，状如马刀或者巨大的豆荚。朵拉将所有这些东西保存了很久，直到它们慢慢化成了干枯的残骸。

时不时地，朵拉的妈妈、米沙的姥姥、鹰钩鼻的索尼娅便会来住上一段时间；老照片上坐着一位树皮颜色的女人，因漫长的世纪而显得疲惫不堪，但家族却记得她年轻貌美的样子。她平日住在另一位女儿薇拉家，房间里停着一架由她丈夫缴获的钢琴，巨大的盖子闪闪发亮，索尼娅就睡在钢琴盖上。每次她来弗鲁克多夫卡，尼古拉都会从书架上取下厚厚一卷肖洛姆·阿莱汉姆，像摆大圆馅饼一样摊在桌上，他知道岳母喜欢读。

他们经常一起去农村，到尼古拉的姐姐、米沙的姑妈玛莎家。那里也有一把左轮手枪，是姑父的，他让米沙可劲儿地将它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甚至还允许他放了一枪，然后带他走到河边，抡圆了胳膊，使劲儿把枪扔到了河中央，默默地注视着涟漪一圈圈扩散开去。米沙记得那个夏天，他和父亲怎样肩并肩地躺在干草垛上，又暖和又慵倦，父亲烟头上的火星在黑暗中燃烧，整个人显得那么宽厚，魁梧，真实，他的存在所带来的幸福，似乎，是不可能被偷走的。

所有这一切都持续着，持续着，直至中断。多年以后，在莫斯科，朵拉没了，古稀之年的玛莎写信安慰弟弟“现在你终于能再娶个俄罗斯女人了”，接着玛莎也没了，尼古拉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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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家族的历史，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它像是一部未偿夙愿的清单：别佳·利别尔曼和她那从未开始的医生梦；他的儿子廖尼亚做过那么多职业，却似乎终究未能找到最重要的、唯一的使命；旧俄律师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四十出头便英年早逝，他那倔强的遗孀萨拉终究未能将家庭的小船拖到港湾；我的妈妈，娜塔莎·古列维奇一直在偷偷创作自己的“抽屉诗歌”，铅笔尖轻悬在稿纸上，留下淡而又淡的痕迹，专等时间将它慢慢褪色。我们斯捷潘诺夫家的人在这方面同样不甘落后：喜欢唱歌的加利娅姑妈，手抄了数不清的浪漫曲，专挑不会有人听见的时候低吟浅唱；科利亚爷爷痴迷绘画，在别热茨克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拿着画笔度过的，尝试过各种类型，画了无数草稿，一直没有放弃，“比你爸爸画的都好。”加利娅姑妈对我说——在她看来，我爸爸便是最具权威的画家。这些画作日积月累，直到1938年。加利娅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家里人为预防被捕烧毁了各种文件，所有的家庭通信和照片都被扔进了火炉，末了，科利亚爷爷将厚厚一摞画稿，他毕生的心血，投入了火中。后来他虽然没被搜捕，但画笔从此再没摸过了。

就这样，他们所有人都没能成为自己。不过，我们家倒是有个远得不能再远的远房亲戚，每当她的歌声从广播里飞出，在公共厨房和走廊里回荡时，就好像在为整个甘于寂寞的家族鸣不平，为整个沉默的家族发声。但她本人自然从未这样想过，她只是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而已。

维多利亚·伊万诺娃，在我看来，是上世纪最杰出的女歌唱家之一，她的丈夫尤拉·金兹堡正是下诺夫哥罗德金兹堡家族其中一脉的后代。她的一生，开场如同节日——蓝色晚礼裙，舒伯特和古里廖夫[亚历山大·古里廖夫（1803—1858），俄国作曲家、钢琴家、小提琴家。]的乐曲，掌声和巡演——却过早地蒙上了悲痛的阴影。在女儿患病和手术失败之后，她意识到，喀秋莎，她唯一的女儿，将永远是这个样子了：身体将一天天长大，而智力却将永远停留在十岁小女孩的状态。生活变得愈发艰难，演唱会和崇拜者日渐稀少，唯独声音依旧青春勃发，依旧令女歌手那高大的身躯包容不下。它能够超越任何音乐厅的规模，像吹气球一样将其灌满，听得观众直起鸡皮疙瘩，连枝形吊灯都窸窣作响。

长久以来，维多利亚一直是某人紧张思索、高度关注的对象，这个人正是我们斯捷潘诺夫家的——加利娅姑妈。加利娅的名字在我们家族几乎是自我意志的象征，随心所欲，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利娅完成了工程师培训，很快就被派去吉尔吉斯工作，挣工资。与之相关的传说有很多：说她用自己的第一份工资买了一台昂贵的照相机，新鲜劲一过就扔在一边；又说她从南方疗养地寄来了整箱整箱的麝香葡萄酒；又说她给自己的女伴们赠送了沙皇般奢侈的礼物，而对家里人则表现出了沙皇般的冷漠。仔细想想她生命中所缺少的，这些为自我命运添加色彩和规模的微薄尝试便情有可原了。据家族内部传言，她早年曾经爱过一位有妇之夫，被祖父坚决制止了。她喜欢穿昂贵的华服，喜欢逛展览，跟女伴们谈论她们的孩子们。

20世纪70年代初期，加利娅姑妈开始闹病。起初是癌症，肿瘤成功切除了，但姑妈一直没能彻底恢复，后来精神上又出了问题，而且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医院换了一家，又换了一家。一切看病事宜全部由父亲一力承担——祖父生平从未经历过这个，已经急傻了，完全不知所措。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治疗和转院。姑妈的心病与她歌唱的夙愿直接相关。每次病症加重，她就疯狂地往音乐会跑，直到再次入院。对她尤为重要的，便是维多利亚·伊万诺娃那天使般的，或者说，超越人类极限的歌喉。毕竟维多利亚·伊万诺娃是她的亲戚，尽管很远，所以大概会让她觉得，那是最好的、获得胜利的自我。我依稀记得，每次姑妈请求给她弄音乐会票时，父母都无比恐慌：每次听完维多利亚的音乐会，姑妈一准发病。

如今，两人都已不在了。是维多利亚先去世的，在她女儿死后不久——喀秋莎早就住到医院了，需要昼夜看护。加利娅躺在自己最后一张床上，文质彬彬地对我说，叶夫图申科[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1932—2017），俄罗斯诗人、散文家、导演、编剧、演员，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怎么好长时间没上电视了，随后快速却清晰地加了一句：“我该去找妈妈了。”但无底的网络空间里却储存着维多利亚赖以成名的全部曲目，包括20世纪50年代直白的讽刺歌和晚年演绎的舒曼[罗伯特·舒曼（1810—1856），19世纪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和马勒[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和指挥家。]。那声音依旧如此年轻，飘荡在棺椁之上，在皱巴巴的手稿和音乐会节目单之上，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一切都是不朽不灭，不死不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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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儿子只有几个月大时，我突然开启了一种意外的超能力（后来又关闭了，像抽屉一样），这种能力在坐地铁上下班途中会达到极限：只要我的目光往坐在或站在对面的人身上一落，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仿佛他们身上的套子被扯下来了，帘子被拽开了；拎着包刚从达洽回来的大妈，穿着西装七分裤的小职员，老太婆，当兵的，抱着讲义的女大学生，忽然间全部现出了他们两三岁时的样子，一个个长着肥嘟嘟的小脸。就像画家总能透过模特的皮肉看到其颅骨和内部构造一样，在那些布满岁月痕迹的面孔上显露出被遗忘已久的无助。车厢恍惚间变成了幼儿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值得去爱护。

从别热茨克出发，途经卡利亚津——这座古城曾经的市中心被伏尔加河水深深漫过，一座孤零零的钟楼如纪念碑一般矗立在小岛上——可以抵达谢尔吉耶夫波萨德，那里除了其他景点之外，还有一座古老而闻名的玩具博物馆。它从1931年起就开设了，玩偶、玩具马、小兵人，木头的、陶的、布的，堆满了那里的展厅，都是在数十年间精心搜集的。那里还有枞树挂饰，跟妈妈和奶奶挂在枞树上的那些是近亲——打雪仗的小孩儿、跳伞的兔子、滑雪者、小猫、星星；还有一套精雕细刻的三驾马车，后面拖着一节四轮车厢，上面站着一排威严的女性，酷似厄瑞克透斯神庙的女像柱。

玩具中较为普通的那些，应该都是别热茨克的孩子们曾经玩过的：哄自己的洋娃娃睡觉，吹那些从9世纪起便一成未变的哨子。让我驻足最久的一个橱窗里陈列着一段劈柴，像婴儿一样被包裹起来，甚至还戴了顶“小帽子”，木头上还隐约雕刻了人的五官，但这显然是多余的：为了让这个木头“娃娃”为自己的小女主人所疼爱，它只需要有长度和粗度，能用来拥抱就足够了。

博物馆还有两个新展厅，里面玩具的主人都是有名有姓的，重点也恰恰在这些主人身上。这些玩具都是首次展出的，没有人知道它们已经在博物馆的储藏室躺了快一百年了。这些从利瓦季亚、加特契纳、亚历山德罗夫卡等地宫殿运来的洋娃娃、印第安人独木舟、玩具鼓和带小哨兵的岗亭全部属于同一个家庭：父亲母亲和五个子女，1918年7月17日夜里在叶卡捷琳堡被枪决的那家人。四个女孩分别名叫奥莉加、塔季扬娜、玛丽亚、阿纳斯塔西娅，男孩阿列克谢是年纪最小的，当年十四岁。几个孩子大概都已经过了玩罗托[罗托：一种抽数字的游戏。参与者各自从布袋中抽出带数字的筹码，与谁纸板上的数字相同，就放在谁的纸板上，先摆满者获胜。亦可用图画代替数字。]或者洋娃娃换装游戏的年纪，大概也不会再对只会演出唯一剧目——《为沙皇献身》[亦称《伊万·苏萨宁》，由格林卡创作的四幕歌剧，1836年在圣彼得堡首演。故事讲述1613年波兰入侵俄国期间，农夫苏萨宁将波军引入荒无人迹的森林，使侵略者全军覆没，苏萨宁本人从容就义，为国捐躯。]的机械剧场感兴趣，更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随身带走。至于那匹雄壮而呆萌的巨型木马摇椅，他们应该从没骑过。它是从阿尼奇科夫宫殿来的，属于另外一个男孩子，名叫保罗，后来当上了俄罗斯帝国的皇帝，于1801年3月的一个深夜被人刺杀，只剩下驮着欢乐的大红毡鞍垫的木马至今等待着自己的主人。

所有这些老物件都是死者的私产，跟隔壁展厅那些木雕的熊和猎人一样；差别在于，在这儿我确切地知道，这些物件的主人们何时何地遭遇了什么。所以我会觉得，就连那些黄铜浇铸的大炮模型都变成了孤儿，更不用说关在金笼子里的那只机械鹦鹉了。大部分宫廷玩具在20世纪30年代初都被分发给了各地的孤儿院，这些却幸存下来了，起初被保存在储藏室里，如今又被陈列在玻璃橱窗内，勾起被遗忘的回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想，也许在想那个特别喜欢大虾酥糖的小男孩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后来正是他，据很多人认为，向叶卡捷琳堡下达了枪决末代沙皇一家的命令；也许在想战前的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刚过周岁的米沙·斯捷潘诺夫怎样踮着脚去够枞树上的蜜糖饼，还有他的兔中士。我家那个大男孩在别热茨克拒绝随我进入墓地，气哄哄地独自晒太阳，撇下我一个人在油漆的护栏中间走来走去，辨认着难以计数的古远的伊万诺夫家、斯捷潘诺夫家、库兹涅佐夫家的人名。然后他宣布，他改主意了，他虽然不喜欢墓地，但想把这里的墓碑全部拍下来。他说，我要把它们全放到Instagram上去，好让任何人永远不会忘记。

胖胖的、温柔的祖母朵拉于1980年去世，在她去后，祖父到底没能学会一个人生活。在他临终前的1985年的秋天，他搬到了澡堂胡同和我们同住，每天满怀心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巴望着娜塔莎早点下班回家，他就能抓着她的手，坐下来聊天了。他极度渴望交谈者，有太多的事情渴望被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父亲的去世，对于即将开始的成年生活的恐惧，第一次羞愧，第一次委屈，漂泊，劳作，孤独。妈妈每次都跟第一次听时一样。祖父忘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可挽回；有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他在门厅凳子上坐着，穿戴整齐，像要出远门似的：鸭舌帽，风衣，皮鞋擦得锃亮，衬衣熨得笔挺，胡子刮得精光，脚下放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本书。他要回家了，回家去找朵拉。那时离他去世只剩下两个月。

保存下来了一张便条，是他在等我爸妈下班时写下的众多便条中的一个：

十分感谢这栋可爱房子的友善的主人们。我要回家了，家里有人在等我。请勿见怪，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拥抱你们。尼古拉。今天几号我不知道。请给我打电话，我会很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