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5日晚，刘文飞老师发来微信，说中信出版社请他推荐可靠译者，翻译一部名叫“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的作品，说此书实验性较强，翻译富有挑战性，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当即欣然允诺：一则我对此书已有耳闻，知道它刚得了大书奖；二则刘老师是我最为钦敬的俄语文学研究家与翻译家，他推荐的作品是绝不会错的；三则中信做书在出版界也是有口皆碑的。一周后，我将试译的第一章七千余字发给中信，翌日便得到确认，签订了出版合同。从此便踏上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时空记忆之旅。

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据我后来所了解到的，堪称当代俄罗斯文坛近年来一部现象级重磅作品，一经问世便引发轰动，一举包揽了2018年度俄罗斯文坛三项大奖——大书奖（头奖）和“鼻子”新文学奖（主奖）以及以托尔斯泰庄园命名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下设的专门奖项——“读者之选”。这三个奖项在俄罗斯文坛都是重量级的，而在遴选标准上则各异其趣。大书奖主要针对长篇小说，头奖奖金高达300万卢布，为俄罗斯文学奖项之最，地位大致相当于国内的茅盾文学奖，推崇厚重、经典；“鼻子”新文学奖则旨在“发掘并支持当代俄语文学的新趋势”，重在创新、前景——而《记忆记忆》竟能兼而得之，足见此书经典内蕴与创新意义兼备。如果说以上两个奖项代表了不同倾向的专家评委的一致认可，那么“读者之选”奖项则代表了普通读者的广泛青睐，由此可见，本书的确是既叫好又叫座的一部文学佳作。

而此书的翻译，诚如刘文飞老师所言，的确极富挑战性——单是一个书名便令我连日踟蹰。

俄文书名“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是一个富于诗意与哲思的表达，一个匠心独运的设计，一个耐人寻味的书名。从俄语语法来分析，“память”属阴性名词，对应汉语中的“记忆”“记忆力”“回忆”“纪念”等诸多语义。该词只有单数形式，书名中的两个памяти，前者为特殊用法，其后需接二格—памяти кого-чего，意同в память кого-чего，即“纪念某人或某事”；后者则是前者要求的二格形式，是被纪念的客体。因此，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的语义是很明确的——“纪念记忆”。当然，这个表达也是令俄罗斯读者耳目一新的，因为通常会说“памяти кого-то великого”（纪念某位伟人）或者“памяти какого-т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события”（纪念某一历史事件），似乎还从来没有人说过“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纪念记忆）。而事实上，对于已故宗亲、自我家族、犹太民族、世界文化之“记忆”正是本书艺术描写与哲学思辨的核心客体，而纪念“记忆”、凭吊“记忆”、为“记忆”树碑立传则正是本书创作主旨所在。

那么，该如何翻译呢？

不妨参考一下英文译法。我所知道的英译名有两个，一个是“Post-memory”，意为“后记忆”，与“后现代”“后哲学”“后历史”等表达同属一个序列，但作为本书译名似乎并不妥切，更何况书中单有一章是专门论述“后记忆”的；另一个是“Memory in memory”，即“记忆中的记忆”，语义不确。当然，此处的“in memory”或许还可视作“in memory of somebody-something”的缩略形式，即“纪念某人或某事”，Memory in memory则可解释为“以记忆作为纪念”。但从语义上来讲，与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对等的英文表达应为In memory of memory，之所以说成Memory in memory，或许是为了从形式上更加贴近原文设计。

那么，该如何译成汉语？

我先后转换了几种思路：《记忆中的记忆》《记忆的记忆》《忆中忆》《记忆平方》等译案，语义上是不准确的；《纪念记忆》或《记忆的纪念》，语义明确，却丢失了设计感。沉吟数日之后，我才最终敲定《记忆记忆》这一译名，理由如下。

首先，从形式、发音及设计感来讲，这一表达最贴近原文——两个词形完全相同的词汇相叠加，而且，正如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会令俄国读者略感新奇一样，“记忆记忆”也多少会令中国读者颇费思量。其次，从汉语语法来看，“记忆记忆”这一动宾结构的表达并非生搬硬造，对汉语的不够尊重。“记忆”一词在汉语中虽通常用作名词，鲜以动词出现，但构成该词的两个单字——“记”和“忆”却均有动词属性，因此，将“记忆”作为动词使用亦未尝不可，而且也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有一本书就叫做《记忆青春》的。最后，从本书内容来看，“记忆”恰恰是纪念“记忆”的最佳方式：一方面是“记”，即记忆的物质载体，比如日记（如已故姑妈每日不断的时光流水账）、已故宗亲的往来书信、家族相册里的老照片、各种遗物、各类文物古迹、博物馆的各类展品等等；另一方面是“忆”，即由记忆引发的思绪，对于记忆的回忆与追忆，亦即作家在溯源家族记忆时的心路历程、哲学思辨与文学抒情。

诚然，《记忆记忆》这个译名仍无法完全再现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的全部意蕴与美感。这大概是文学翻译绕不开的缺憾，翻译诗歌时尤其如此，而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恰恰是一个诗意表达，本书恰恰是一部诗人之书。

本书作者玛丽亚·斯捷潘诺娃，1972年生于莫斯科，1995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由此完成了其母因外祖父阻拦而未能得偿的夙愿），俄罗斯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已出版诗集十余部，包括《北方的南方人》《双生子》《这里有光》《幸福》《抒情诗，声音》，散文集《不是我》等。其作品被译成英语、伊夫里特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芬兰语、法语等十多种语言，多次荣膺国内外各种文学奖项，包括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奖（2005）、安德烈·别雷文学奖（2005）、东欧最佳青年抒情诗人奖（德国，2006）、俄意国际文学奖项Lerici Pea Mosca（2011）等等。

关于本书体裁，评论界通常将其定性为哲学纪实散文，而作家本人给出的定义则是“романс”。该词对应英文中的“romance”，但比后者更加值得玩味：它比俄语中的“роман”（长篇小说）只多了一个发音同“丝”的尾音，由此取缔了长篇小说的虚构成分，而平添了一份如丝的诗意与愁绪。该词在汉语中对应两个表达——“浪漫曲”及“罗曼司”，前者专指特定的音乐体裁，后者则指“富于浪漫色彩的恋爱故事或惊险故事”。而在俄语中，所谓“романс”通常指“篇幅不大的音乐诗歌作品，以抒情诗写成，带有音乐伴奏”，这一定义似乎更加贴近作家本意，一如夏洛特·萨洛蒙将自己的画作定性为“轻歌剧”，以突出其与音乐及戏剧的勾连。斯捷潘诺娃在书中盛赞《人生？如戏？》“拥有史诗的架构与气度”，在我看来，《记忆记忆》同样如此。

这是一场家族记忆的寻根之旅。一个家族，五代人，一个半世纪，整个欧亚大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本档案到另一本档案，从一条街巷到另一条街巷，我一路追踪着族人的足迹，怀揣着渺茫的希望，试图回忆起什么。”作家只身探访家族隐城波钦基，像搜寻遗落林间的一枚硬币那样搜寻祖先留下的蛛丝马迹；她专程造访太姥姥萨拉一个世纪以前住过的巴黎旅馆，希冀着能够做一场穿越之梦，与年轻的萨拉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度一晚；她在赫尔松久已遗弃、荆棘遍地的犹太公墓倔强而徒劳地寻觅已故宗亲的墓碑；她在浩如烟海的卷宗中漫无头绪地检索着普通无奇的家族姓氏……本书的写作跨越了三十五年，作家穷尽半生心力，只为耙梳家族史脉络，还原家族迁徙版图，为寂寂无闻的每一位族人竖起一座纪念碑，或者至少写出一篇像样的墓志铭。与此同时，透过一个普通家族的折射，整个俄罗斯20世纪风云诡谲的大历史的重要节点被串联起来：太姥姥萨拉积极投身1905年俄国革命；祖父尼古拉先后参加了苏联别动队、苏联红军，后来险遭党内清洗；外祖父年仅二十岁的姨弟廖吉克在旷日持久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丢掉性命；太姥姥和姥姥差点被卷进“犹太医生案”；父亲曾参与1965年拜科努尔秘密航天器的研发；而作家本人则亲历了苏联解体。家族史与大历史在此间相互交织，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卑微命运得到审视与反思。

这还是一首犹太民族记忆的安魂曲。作家的外祖母是百分之百的犹太血统，外祖父百分之五十，祖母也是百分之百，如此算来，作家身上至少也有一半以上的犹太血统。犹太民族不独精通商道，亦极具文学艺术天赋，文化名人辈出，但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异类，饱受鄙夷、污蔑、折磨、驱逐、迫害，及至20世纪其不幸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种种权利与自由的限制将其存在压缩至生物学最小值，使其“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空气或烟尘”；20世纪初世界各地相继爆发虐犹运动，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更是对其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死亡毫无尊严与体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伴随着恐惧与耻辱”，“与我那命途多舛的家族有过瓜葛的所有城市都曾这样干过”。因为屡遭迫害，所以擅长忍耐；因为久被孤立，只得抱团取暖。作家将每一位犹太人视为同宗同血的族人，不仅缅怀了整个民族在20世纪全球范围内遭受的种种厄运，更凭吊了众多世界级同族文化名人的悲剧性命运：被蔑称为“犹太崽子”的曼德尔施塔姆，对自我犹太血统深感痛苦的帕斯捷尔纳克，惨遭纳粹迫害的夏洛特·萨洛蒙、安妮·弗兰克等等。

这又是一部关于记忆本质的哲思录。作家从追溯家族记忆着笔，由此陷入了对于记忆本质的无尽探究。记忆是人类思维的生命之水，是联系生界与死界的纽带，是无神性不朽的虚幻愿望，是人类生就背负的宇宙负担。在本书中，作家以哲学的深度探讨了记忆之载体、记忆之构造、记忆之诉求，进而论证了记忆与历史、记忆与后记忆、记忆与过往、记忆与当下的相互关系，最后归结为记忆之不可靠与不可能。斯捷潘诺娃自号“书籍饕餮客”，每日都要读上数百页，“如人之饮水，丝毫不惊讶于自己的不餍足”。由其担任主编的网站Colta.ru是一家颇负盛名的当代世界艺术与文化资讯平台，月浏览量高达90万。本书充斥着与朗西埃、塞巴尔德、克拉考尔、赫希、托多罗夫、萨洛蒙、伍德曼、戈德切恩、康奈尔、罗兰·巴特、曼德尔施塔姆等诸多哲学家、理论家、艺术家、文学家围绕记忆展开的对话、商榷与论争，在翻译过程中，我时时为作家涉猎之广泛、思维之敏锐、洞见之深刻而折服。为方便读者，我不得不做了两百余条译注，而书中所提及的人物与作品实则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忧伤，是本书的基调。这忧伤源自家族命运的卑微——整个家族史犹如“一部未偿夙愿的清单”；源自犹太民族的命途多舛——世界各地的屠犹遇难者纪念馆、犹太公墓是作家拜谒悼念的必然场所；源自对于死亡的持续性思考——且看作家眼中的地铁：“有人背着一人多高的低音提琴，提琴装在酷似棺材的黑色套子里，还有人带着小狗，小狗安静得仿佛刚刚拍完遗照”；源自以记忆拯救过往的痴妄：“我仿佛乘坐一条不大牢靠的小船航行在混浊的黑色湖水中，每当我俯身靠近水面，立刻便有众多黯然失色的脑袋从湖底钻出。他们越来越多，像煮熟的饺子一样在沸锅里翻滚。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只得用笨重的长杆将其一一钩到船边，仔细辨认，却仍然认不出。在这些无声地翕动着嘴唇的脑袋中间，没有我的亲人；我的小船上也几乎没有空位，船尾堆满了装着未知货物的口袋。就像梦中每每发生的那样，这一切没有尽头，只有无声的、无出路的航行，谁也无法带走，甚至无法用手电筒照亮那些半张的嘴巴，猜测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但，这种忧伤是明亮的。这明亮源自对族人、对家人乃至对其遗物的温情：在赫尔松市档案馆，“趁着没人注意，我忍不住伸出手去，用手指肚摩挲了一会儿”祖太姥爷一个世纪以前留下的亲笔签名，那是关于他唯一残存的有温度的记忆；这明亮还源自对全体死者的人性关怀：作家反对一种基础性的不公，即“有趣”与“无趣”、“重要”与“非重要”的古老两分法，而将全体死者视为弱势群体，为其自由与人权鼓与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波兰媒体才将本书誉为“死者人权宣言书”；这明亮还源自一种超越情感的哲思态度：作家始于“记忆所有人”的愿望，迷惘于记忆的徒劳与虚妄，最后终于与记忆达成了妥协——“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他们于我便越亲近”。阅读本书，仿佛在一个暴风雪肆虐的冬夜，和作家一道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翻看一本本泛黄的家族老相册，聆听每一张老照片背后的遥远故事，及至一切氤氲开去，空余一片辽阔。

沐浴着这种明亮的忧伤，我完成了书稿的翻译；而在校对译稿时，我突然发现了原文的一处纰漏——关于太姥姥萨拉的年龄。在第一部第三章《若干照片》中描述了一张名为“街垒中的外祖母”的照片，拍摄于1905年12月，说“排在左一的是太姥姥萨拉，时年十七岁，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第三部第一章《命运难逃》在提及1905年10月17日的革命游行时又说：“就在这个队伍里，被夹在无数散发传单的男女学生中间，跟某人手挽着手，走着十七岁的萨拉·金兹堡。”两处文字共同指明：1905年萨拉十七岁。然而，同在第三部第一章的后面几页却明明白白地写着：“在萨拉·金兹堡1924年办理的身份证明中，出生地标注为萨拉托夫，而在她后来的自传中却说是波钦基。出生日期倒并无出入，都是1885年1月10日（按如今的新历是1月22日）。”据此推算，1905年萨拉当为二十岁，何来十七岁？

这一发现令我困惑不已，不知作家何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后来我想到：如此明显的疏漏作家是不可能意识不到的，想来是有意为之。首先，对于家族记忆的追溯、对于已故宗亲的认知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自然过程，很多之前深信不疑的事实，到头来其实是讹传，正如书中所说，“在母亲的讲述中还掺杂着众多的虚虚实实，那是世代相传、添油加醋的结果”。其次，这似乎恰恰构成了关于记忆之不可靠的一种隐秘启示。本书虽是纪实性的，其间却引用了大量真实的档案资料与手稿，但作家所致力于完成的，并非一部准确无误的家族史，而是在自我头脑中复现主观的家族记忆，连同其全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文件、档案，即令是至亲的手稿有时也不足为凭，一如廖吉克从列宁格勒前线发来的“一切照旧”，抑或父亲写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虚假繁荣”。

我向玛丽亚去信提出这一疑问，她在回信中说：“关于太姥姥萨拉·金兹堡的年龄，我所掌握的信息的确是互相矛盾的，且未能求证。按照家族的说法，1905年萨拉正上中学（约摸十六七岁的年纪），而这是比较符合实情的，中学毕业之后她本该接着考大学，但逮捕和流放打乱了这一计划，她只好改去蒙彼利埃和巴黎留学。但她在后来的自传中说自己是1885年生人，据此推算，1905年风潮时她的确应为20岁，也的确不是中学生的年纪……我怀疑，她可能是擅自给自己添了几岁（这在革命年代屡见不鲜，况且当时的档案管理并无统一部门负责）。总之，这是很复杂的情形，也正如你所说的，又一次证明了记忆的不可靠和矛盾性。”

这场明亮而忧伤的时空记忆之旅整整持续了十六个月。在这段漫长而倏忽的岁月里，作家的家族史，连同其谱系、传奇、变故、龃龉，从书页和电脑屏幕移植到我的脑海；每一位家族成员，连同其相貌、性格、爱情、生死，都在我心里刻下深深的印记，仿佛也变成了我的亲人。曾经煊赫一时、后从人间蒸发的祖太姥爷古列维奇，其漫长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太姥姥萨拉，外祖父母看似琴瑟和谐、实则暗藏背叛的婚姻，外祖母与外曾祖母冰炭不投的婆媳关系，祖父建功立业的执念与报国无门的落寞，姑妈我行我素的执拗与压抑自我的痛苦……所有这一切不时便浮现眼前，与我自己的家族记忆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处。

三月末，译稿接近尾声时，母亲于十年前查出的冠心病——跟书中的外祖母廖利娅和母亲娜塔莎同一种病——突然加重，到市第一医院做完造影，医生说三支心血管均有严重病变，已经没法安放支架，要么心脏搭桥，但风险极高（一来母亲年纪大了，二来基础疾病较多）；要么保守治疗，说白了就是“等”。我嘴笨，不会安慰人，妈妈反倒劝我，说老天爷要想摁脑袋，谁也没法不低头，人这辈子总要有这么一回的。临近清明，天阴雨湿，我拿着刻录好的造影光盘，辗转找到了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的急诊科主任王斌医生，他看过光盘，笃定地说：来吧，可以放支架。那一瞬，我生平头一回有了劫后余生之感。节后第二天，妈妈第二次被推进了手术室。记忆中，手术室门外那条廊道从头到尾一片亮白（可照片上明明是被一道道黄色木板门隔开的），漫长的近三个小时，两万七千余步之后，我被唤进去，母亲被推了出来。手术很成功，但只成功了一半，三个月后再去做另一半。

终于交稿后的那个周末，我们一家人——妈妈，女儿，妻子和我开车来到椰风寨，享受很久没有共度的假日时光。太阳很大，我们坐在树荫下，吹着海风，大为畅快。数十米外的海滩上矗立着几块巨型礁石，其中一块状如一颗巨大的花生，花生肚目测有五六米高。我一时来了兴致，顾不得日头毒辣，跑到石边，沿坡度较缓的一面爬了上去，坐在离海面最近的最高处，极目远眺。从遥远的海天之交，海浪裹挟着海水，向着岸边长途跋涉而来，有的轻吻一口海沙后便悄然退去；有的则一头撞在礁石上，粉身碎骨。我忽然觉得，这不正像是众生在命运之海的无尽轮回吗？——海水还是那些海水，浪头却永远不再是那个浪头了。

---李春雨

---2020年6月29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