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村”比尚仁村小一半。人口少，土地少，自然就小。但据王福至说，三个村子比起来，还数“同志村”的富裕人家多。因为当年，他们那个村的党支部胆子大，中央还没下“红头文件”，他们就偷偷将土地划分了。等别的村也动起来了，“同志村”的人都开始出外打工了。等别村的农民醒过神，也紧赶慢赶地出外打工，“同志村”的农民已用打工挣的钱盖起了小楼了。正应了那句话：“所谓命运，其实只是人生关键处的几步。”——对于一个村，差不多也是那样。

大力接到了丽丽发的短信，匆匆到尚仁村找她。只王福至一人陪陶姮夫妇到“同志村”去了。

新郎家楼前的水泥平场面积很大，用竹竿做支架，搭起了遮阳的凉棚。但从一清早就开始下雨，9点多了还没停的意思。好在人们也不管下雨不下雨的，从四面八方赶来，聚在棚下，依然全都兴致勃勃。有的亲朋好友还带着孩子，男孩女孩兴奋地在棚下跑来跑去。居然从县里请了助兴的“赶婚乐队”，正式的婚礼主持人。主持人是个伶牙俐齿的姑娘，乐队是些有点儿音乐细胞的农村男女青年组成的。据王福至说他们业务很忙，临时是绝对请不到的，得提前多日才能预约上。主持人和乐队都特敬业。怕大家等得寂寞，一会儿主持人唱首歌，或说一段逗乐子的笑话；一会儿乐队奏乐，集体制造出大的响动。间杂着，东边的一个孩子摔了，哭了；西边的两个孩子打起来了，小嘴儿里骂出了脏话了。而大人们，则全都处之泰然，坐在一张张桌旁，饮茶，嗑瓜子，吸烟，在热闹得近于混乱的气氛中，习惯又从容地聊天。

沃克看得来趣，说这是他所参加过的气氛最生动活泼的婚礼。

陶姮却看出了不寻常，也可以说看出了问题，看出了不平。她见些个十八九二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都围坐在两张桌旁，一个个穿得光鲜齐整，或勾肩搭背地说着亲密的话，或独自架着二郎腿吸烟，嗑瓜子，仿佛是些身份更上等的贵客。从他们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而忙忙碌碌干这干那，淘米洗菜烧火拎水倒水的，却几乎尽是老头儿老太太。他们连身体面的衣服也没换上，他们忙得彼此顾不得说话。有时说了对方也难以听到，便扯开嗓门喊。竟有那老太婆，显然忙得晕头转向了，端着大盆或挓挲着双手自言自语：“我该干啥子来，我该干啥子来？”

陶姮将王福至招到跟前，问他：“怎么能这样？”

王福至莫名其妙地反问：“哪儿不对劲儿了？什么事使您不高兴了？”

陶姮指着说：“你看，只些个老人在忙，年轻人们反倒闲得大爷似的。”

王福至笑道：“看不惯？”

陶姮生气地说：“当然！你看得惯？”

王福至从桌上抓起一支喜烟，不慌不忙地点着，有滋有味地吸了一大口，吐出一缕幼蛇般的青烟，见怪不怪地说：“他们可不是大爷嘛！如今大多数农户也只有一个下一代了，独苗啊。城里人拿自己的独苗从小当宝贝儿，当宠物，当上帝，当小太阳什么什么的，就不许农民拿自己的独苗也那样了？”

陶姮说：“平常是平常，这会儿不正是忙的时候吗？怎么也不能干坐那儿，干看着，该干那也得帮大人干点儿什么呀！”

王福至朝青年们围坐的两桌瞥了一眼，压低声音说：“这种时候，他们又能插上手干什么？那些活那些事，他们也不懂怎么干怎么做啊！如今这一代农民的后代，不要说都不怎么下地干农活了，从小连家务活也很少帮着大人干了。都已经在外打工了，一年到头多少总能带回来一笔钱。能带回点儿钱来，就比父母辛辛苦苦在地里干一年挣得多。现在的农村，父母对他们来说太不重要了……”

陶姮指着说：“重不重要的单论，你看你看，俩老太太在贴对联，上下联贴反了不是？这种事他们总能比老人们做得好吧？”

王福至朝两位正贴对联的老妪望一眼，不以为然地说：“那未必。让他们贴，也许照样贴反了！还有呢就是，您不必替那些老人抱什么不平，这种时候，他们倒觉得自己终于又派上了用场，忙得高兴，时兴的话那叫体现了一种价值！”——尽管嘴上这么说，毕竟也还是和陶姮一样有些看不过眼去，扭头朝青年们喊：“那边儿把对联都贴反了你们没看见呀！”

而青年们，有的似乎根本没听到；有的虽然听到了，朝两个贴对联的老太太或王福至望了望，但也就是望了望而已，转眼该怎么样又怎么样了。

王福至苦笑，表现出他的无可奈何，嘴角斜叼着半截烟，自己纠正两个老太太的错误去了。

陶姮说：“真想训训他们。”

沃克说：“你完全没那个必要，我认为也许正是他说的那样。”

陶姮望着王福至将贴反的对联揭了下来，较真儿地说：“老人们自己心里怎么想的不必非搞清楚，问题是他们那些儿女或孙儿女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丈夫刚欲再说什么，忽而有个中年男人来到棚下，说由于昨天夜里一直下雨，路上出现了塌方，迎亲的车队被堵住了。

青年们皆望着那人，听着他说，却没一个往起站一下。倒是几个中年的、老年的男人，这里那里找到几把锨，相跟着报信儿的男人匆匆而去。

棚下刚安静片刻，乐队又奏起了震耳欲聋的喜乐。

陶姮冲丈夫的耳朵大声说：“咱们走吧，震得我头疼，你不走我走！”

丈夫点点头，便也站了起来。就在此时，棚下一角忽而混乱，接着有个老汉冲乐队大喊大叫，于是喜乐顿停，棚下肃静无声。然而混乱却仍继续着，看来是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因为连青年们也几乎全都站了起来，一个个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往混乱处看。

那制止住了喜乐的老汉冲青年们嚷嚷：“还都傻看着干什么啊？还不跑路上去拦车！”

于是有几个青年离开大棚，朝公路跑去。

陶姮夫妇欲上前看个究竟，有位抱孩子的妇女拦住他俩说：“别看，烫得怪吓人的，别吓着你们这样的人！”

她将“你们这样的人”几个字说出格外强调的意味。

接着陶姮听到周围有人七言八语地说，谁谁家前来帮喜的老娘，从一口大锅里捞尽了米粒，将米汤舀在一个大盆里，端着要去倒掉，不料脚下一滑，仰摔在地，一大盆米汤当胸扣在她身上……

“烫得要不要紧啊？”

“还问要不要紧！一大盆滚热滚热的米汤当胸扣在身上，只穿了件薄衫子，那能有好吗？！”

陶姮未听犹可，一听那话，双膝顿时发软，一下子坐在一条长凳上。还幸亏身后恰巧有那么一条长凳，否则坐湿地上了。

从人们围住的角落，响起了令人揪心的呻吟。

陶姮脸色刹那间苍白了，且从额角淌下两行冷汗。她是个对于别人的伤痛极为敏感的女性，一旦就近见闻，仿佛连自己身上都疼起来了。汶川地震中那些令人骇然的电视新闻画面，她是不敢看一眼的。但是却赶快往灾区寄钱，还积极踊跃地参与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总而言之，她的神经脆弱得很。她觉得周围原本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唯独自己反而坐了下去，不好。努力站了两次，竟没站得起来。她朝公路的方向望，见几个青年的身影，还木桩似的站在公路边上。分明没车辆经过。

“沃克……”

丈夫也在往公路的方向望，听到她叫他，将目光望向了她。

“快让王福至把那辆‘奔驰’开来啊！”

于是丈夫大喊：“王福至！王福至！王……”

别人告诉他，王福至扛着锨清路去了。

他就又呆望着陶姮，摊开双手，没辙地摇头。

陶姮冲他嚷了一句：“你摇什么头啊，你自己就不会开了吗？！”

丈夫其实也有点儿被突发事件搞蒙了，经她一嚷，猛醒，二话没说，拔腿便往尚义村跑。陶姮这才又往起站，总算能够站起，便一小步一小步地离开了棚下，抄近路也往尚义村走。别人还以为她心脏不好，是想回到住的地方躺下。担心她不等走到，晕在半路，于是互相问要不要让人扶她回去。有个少女听大人们互相这么问，追上她，要扶她。她说不用扶。她心脏倒没什么毛病，是心细，怕丈夫忘了带钱，即使将烫伤的老太太送到了医院，也不能使她及时得到救治……

快到中午时，婚礼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了。尽管受到突发事件影响，喜气多少打了折扣，却倒也算进行得有条不紊，圆满成功。

陶姮夫妇自然是错过了婚礼的，那时他俩已在医院里，相跟随的还有尚义村的一个青年。陶姮坐在后排座照应着一路呻吟不止的老太太，车里就再坐不下人了，所以尚义村也只能跟去那一个青年。破“奔驰”关键时刻竟特争气，居然一路没出什么毛病。那青年也充分发挥了作用，陶姮怎么吩咐他便怎么做，表现出极为服从的配合。先是送到了镇医院里，镇医院给做了番简单又必要的处理，并给伤者打了一针止疼针，便催促快往县医院送。镇医院的条件毕竟差，那么严重的烫伤，他们不敢留治。多亏破“奔驰”争气，多亏陶姮想得周到带上了钱；多亏沃克驾车的技术高超；也多亏那个跟去的青年极为服从支使——那阿婆被及时推入了抢救室，住院手续也办得顺顺利利。

等陶姮夫妇回到王福至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大力和丽丽已在王福至家等他俩。沃克没能将车开回王福至家，那破“奔驰”似乎在将老阿婆送到医院后就完成了最后的“神圣使命”，于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三人再坐入车内时，沃克怎么也不能将它发动起来了。拥有美国的汽车维修技师证的沃克忙了半天，急出了一头汗弄了两手油污，也没能使它再喘上一口气来。三人只得一块儿使劲儿，将它推到医院的停车场，之后乘出租回到了各自的村里，都没顾上吃饭。非中午非晚上的，王福至见家里没什么可吃的，他就骑上摩托去镇里买回了几个馒头。

大力责备王福至，说他小抠，不买包子偏买馒头——那才能少花几角钱？难道就不被陶姮夫妇所感动吗？人家夫妇二人可是几千元住院费都为不相干的人垫上了。

王福至瞪起眼睛反驳，龟孙子是因为小抠才偏买馒头！不许买有馅儿的面食给他俩吃，这不是你们所长叮嘱的吗？

大力又说，那你起码应该买点儿咸菜回来！哪怕买瓶腐乳回来，那也算你不小抠！只买回几个馒头算怎么回事？让人家夫妇俩干啃馒头啊？

王福至被噎得没话了，不跟大力斗嘴了，红着脸请陶姮夫妇原谅，说他委实是忘了。丽丽命他快去烧水。他转身去烧水时，陶姮夫妇已都洗了手，各自抓起一个馒头狼吞虎咽。丽丽呢，则娓娓道来地告诉他俩她与陶娟交换意见的情况。她说她将尚仁村当年做的对不起陶姮一家三口那些罪过的事如实讲了以后，陶娟虽然嘴上不再坚持起先那种狮子大张口的态度了，但心里明显还是有所不甘的。今天上午，她又对陶娟进行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晓以利害，说事情关系到中美关系的，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希望陶娟能顾全大局，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份贡献。孰料陶娟不信任地问：你又不是从“文革”那个年月过来的人，你怎么会知道那些事？我凭什么信你说的那些？

陶姮咽下一口馒头，看着丽丽也问：“是啊，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要是陶娟，我也要这么问你啊！”

丽丽笑道：“我既然对她那么讲，当然得有备而言呀！那些事，终究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那是历史。是历史就总归会留下些这样那样的证明，谁也不能把它抹得一干二净。预先我到县档案室去查阅过，复印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昨天带着了。材料中还有署着陶老师名字的批判稿呢，有一篇就是批判您父母的，编在《优秀大批判文集》中。还有一篇也是批判您父母的，编在《红色县志》中。我一份一份地都让陶娟看了……”

陶姮大为惊讶地问：“在一个县的资料馆里，那些东西还会保留至今？”

丽丽又笑道：“这就得感谢一位馆长了。”

她说80年代的时候，馆里的人请示一位新上任的馆长那些东西该怎么处理，要不要全都销毁，以便腾出地方摆放新的资料。他说那是本县历史的一部分，绝对不许销毁。既然是本县历史的一部分，就要永远在本县的资料馆占有一席之地。如果销毁了，不留痕迹了，本县的历史也就不全面了，会出现整整十年的空白。再过几十年，当事人和经历过的人全都死光了，后代人就谁也说不清了，而且能说清也没人信了。所以，那些东西居然得以保留。只不过现在被堆在一个角落，遍布灰尘，没人整理，也没人关心都是什么。说不定哪一天，真就当一堆毫无用处的东西卖了……

陶姮夫妇不禁对视一眼；她又问：“那陶娟接着又说什么了呢？”

丽丽说：“她嘴里忽然蹦出两句——中美关系和我一个农村妇女有什么关系？要我顾全的哪门子大局？”

沃克连连点头，表示很同意陶娟的话。

陶姮也说：“是啊，她那话说得不无道理，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此行要做的事，只不过是要了却一种个人心愿，真的和中美关系一点儿也没关系。”

沃克支持地说：“这一点，我们已经向你们所长当面声明过，我们特别反对将我们的私事政治化。”

丽丽又笑了，却随即表情严肃，庄庄重重地说：“逻辑上，我是同意您夫妇的话的。我们几名镇派出所的干警，一听上边指示说事关中美关系，我们头都发大。但您二位想啊，如果您俩在这个地方遭遇不测，以您夫妇美国公民的身份，能不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吗？一旦涂抹上了那种色彩，事情的性质不就多少具有国际政治的性质了吗？一名英国男子在中国贩毒，我们依据中国法律将他审判了，处决前，英国首相不是还给我们中国领导人写信替之求情吗？所以大姐，您的事，我们只能配合着您把它办好。办好了，皆大欢喜。办砸了，不就等于证明我们都太无能了吗？你们这事一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重视，一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对待，那办好的系数远比办砸了的系数大多了！我们呢，也拿尚方宝剑来说事，配合起来那也理直气壮啊！”

丽丽一番话，说得推心置腹，合情合理，陶姮夫妇的表情，渐听渐变，竟由不以为然而都变得肃然起敬了。那会儿王福至已烧开了一壶水，给每人沏上了一杯“自家茶”，之后坐下，安安静静地倾听着了。他是多么善于察言观色又多么善解人意的人！看出陶姮夫妇原本有强烈的“去政治化”意识，现在分明被他小姨子的“政治挂帅”的思想说得心悦诚服了，为使气氛更加和谐，也是为了趁热打铁，鼓掌道：“哎呀老天爷，我家丽丽几时变得这么懂政治，这么能说会道啦？”

丽丽抬起一条腿，佯踢他一脚，嗔道：“滚一边儿去，谁是你家丽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于是大家都笑了，丽丽自己也笑了。众人笑罢，大力认真地说：“丽丽就是与时俱进，而且是偷偷地进。还窝在咱们一个镇的小派出所，真的是被埋没了。”

丽丽也白大力一眼，佯装认真地说：“你就向县里举荐我呀！”

大力遗憾地说：“我不是没资格嘛！”

丽丽立刻跟进一句：“那不等于送了个空人情？这种空人情送给我的人多啦！”——接着对陶姮说，以她经常和小地方老百姓打交道，尤其经常和小地方的农民打交道的经验看，如今用一般性的顾全大局的大道理说服他们理智地对待什么事情，那种思想工作的法宝早已不灵了，他们也早已不买账了。但有时候，一把事情拔高到国际关系的高度，还是能劝通他们、蒙住他们、压服他们的。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连农民也知道非同小可，事体重大。最后，她总结式地说：“如果哪一天连这一招也不灵了，那我这儿就再没什么特殊武器了。”

陶姮终于开口道：“丽丽，大力同志和你姐夫刚才夸你的话，有几分是发自内心的，有几分是打趣你，这我不知道。但我却要完完全全发自内心地夸你两句，你还真是比较地懂政治，讲政治。以对一个小镇派出所的女警员的要求来说，你简直算得上是特别懂了。你也把我说服得没什么话好讲了，从现在起，我的事该怎么办，我全听你的。”

丽丽就红了脸，低下头说：“难得大姐这么信任我，有上级领导的重视，有全所同志的默契合作，我相信一定能将大姐这件事办得各方面都相当满意。”

陶姮又说：“但对于陶娟他们，还是要以劝通为原则，蒙他们和压服他们都是不可取的。如果那么一来，我们夫妇俩从美国来此要办的事，就的确是无事生非了。”

她的话听来像领导干部在下达指示，然而包括丈夫在内的四个人谁也没笑，都点头。倒是她自己，说完笑了，又找补了一句：“真不好意思，我像是成了你们的核心了，我怎么变得这么说话了？”

沃克说：“是你的一种愿望将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所以你本来就是核心人物嘛。”

大家就又笑了，笑罢都喝起茶来。

丽丽忽又说：“差点儿忘了汇报一个重要的情节和一个重要的细节了。今天上午，我不是接着又劝陶娟吗？正劝着呢，一下子来了不少人。你们猜他们到陶娟家干什么？也都是去劝她的。都说像你们夫妇这么好的人，如果还非狮子大张口地讹你们，那就会臭名远扬，下场肯定是没讹诈成，还把自己的名声搞得一臭到底。不管什么时候被提起，都会遭人耻笑的，也许会被耻笑一辈子！”

陶姮奇怪地问：“他们怎么夸起我们来了？”

丽丽说：“你们夫妇俩在‘同志村’的好表现，赢得了不少参加婚礼的人的称赞啊！尚仁村也有不少人去参加婚礼了，他们把看到的听到的带回了本村。要多巧有多巧，被烫伤的恰恰是陶娟的二舅奶。陶娟的二舅爷也去劝陶娟了，你们谁都猜不到他带去了什么，他带去了一册发黄的陶氏家谱，当众展开，指指点点地对陶娟说，按那家谱往上推，陶老师他们家和大姐你们家，五代以上原是尚仁村的陶姓一族。面对那卷家谱，那么多人七言八语地一劝，还真将陶娟给劝通了。她当场对我表达，为了顾全中美关系的大局，也为了使各级领导高兴，她愿收回昨天要求的赔偿钱数。只要给她一笔钱，够她将宅院翻修翻修，她也就知足了，愿意一切由我们镇派出所来做主。她还说，希望大姐您能见见她父亲陶老师。那样她面子上也好看点儿，否则，怎么说也像是她借着她父亲当年的事由讹了一笔钱似的。刚才大力和我姐夫一打岔，这么好的结果差点儿忘了向大姐汇报了……”

她的话使陶姮夫妇心头一块重石顿时化为乌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陶姮关心地问陶老师的病况怎么样了。如果他们师生二人相见，对陶老师的精神康复究竟有益无益。

大力说，都是三十几年的精神病人了，没什么彻底康复的希望了。对于精神病患者，哪有彻底康复那一说呢？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见与不见，不必太当成回事考虑，可完全由陶姮自己按照意愿来决定。

丽丽却有不同的看法，说为了给陶娟一种心理温暖，最好还是见见。光靠钱这种东西，能减轻人对人的怨恨，却不见得能使人心真的由怨恨扭转向互相的宽恕，达到温暖。

陶姮夫妇听了，都点头不已，接着都将目光望向了王福至。

王福至说，为了陶姮夫妇的事，他到医院里去探视过陶老师。他也是在尚仁村那所学校读完中学的，虽然没做过陶老师的学生，但论起来，叫陶老师为“老师”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他正是以学生的身份去探视陶老师的，依他看来，陶老师的精神面貌挺不错的。如果不是在精神病院那种地方见的，如果不是一个知情者，简直就看不大出陶老师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且医护人员们也告诉他，陶老师的精神状态超稳定，其实不住院也是没问题的。还告诉他，常有学生去探视陶老师。还有学生带着自己的儿女去探视陶老师，为的是请陶老师当面指点一下儿女们的学习疑问。给陶老师往医院里寄信的学生或学生们的儿女，那就更不少了。他有些学生的儿女经由他多次当面答疑，或网上指导，进步飞快，甚至考上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名牌大学……

沃克惊讶地问：“他有电脑？”

王福至说，不但有，还是台好电脑，儿女经他辅导考上了大学的他的学生，为了感谢他送给他的。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也有请他辅导自己儿女学习的，他们对他也都挺好的，拿他当一名特殊患者特殊照顾着。

陶姮也惊讶地问：一个三十多年的精神病患者，怎么可能保持那么良好的智商呢？

王福至说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疑惑的。但医生说，在精神病学记载中，类似的特例比比皆是。比如有的患者病前是诗人，病后还喜欢写诗，而且写出了更与众不同的好诗。又比如有的患者病前数学头脑特别强，病后显著的特点就是整天埋头解难度很高的数学题，而且病前都没解出过的，病后反而解出了……

丽丽打断他道：你就别扯那么远了，简单点儿说，依你看，大姐去探视陶老师好，还是不去探视的好？

王福至说：那当然还是去探视的好。因为他试探地问了陶老师——还记得他教过一个叫陶姮的学生吗？他说当然记得，她是他在“文革”时期教过的最聪明的一个学生，也是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名学生。说“文革”期间，许多中国中小学生的脑子都被搞坏掉了，要集体恢复到正常的智商水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他认为，陶姮是少数脑子没被搞坏掉的女中学生，所以也是那一代人中幸运的一个。王福至又问：那，如果在美国当了大学教授的陶姮专程从美国回来看你，你愿意见她吗？陶老师连说愿意愿意，我有太多的话要跟她说了！可，真能有那么一天吗？

王福至说，那时的陶老师眼中充满泪水，半天再没说话。仿佛一开口说话，会立刻哭起来……

陶姮也听得眼中充满泪水。

她低声然而果断地说：“我一定要见我的老师……”

当陶老师出现在陶姮眼中时，她觉得自己来到的地方仿佛不是精神病院，而是教廷所在地；陶老师仿佛是教宗，赐给了她被接见的荣耀。并且，她迅速地联想到了一个在中国被高度黑色幽默了的汉字，那就是“被”字本身。是的，她觉得自己由一个主动对一名精神病患者探视的人，变成了被一名精神病患者所接见的人。进一步认为，大约陶老师也有一种“被”探视的感觉。她有以上荒诞的印象，和王福至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王福至事先往医院打了一次电话，进行了通知。是丽丽吩咐他那么做的。而丽丽那么吩咐，又是所长指示的。所长在电话里对丽丽说：“要使医院了解，这不是一次寻常探视，是整个这一项政治任务中的一环，医院也有政治责任予以必须的重视。”丽丽不敢“截留”所长的话，只字不差原汁原味地转达给了王福至。王福至对于安排陶姮与陶老师的见面原本就是积极的，倘由他一手安排，会使他享受到一种成就感。他认为派出所根本没必要插一杠子。一件并不复杂的事，难道他王福至还会安排出什么差错吗？所以听了小姨子的话，他不高兴起来，有种连自己也被安排了的感觉，消极地说：“那还莫如你自己或你们所长通知好啦！”丽丽说不能那样，要最大程度保持此项政治任务的主体的非政治性、非官方色彩，也就是纯粹的民间色彩。积极也罢，消极也罢，电话还是由王福至打了。他也将丽丽转达给他的所长的话，几乎只字不差原汁原味地对院方说了。院方接电话的是一位副院长。那位副院长回答王福至说，县里有关方面的指示也及时传达到了，就不劳他一个农民操心了。王福至问县里的有关方面是哪方面，人家副院长反问：你一个农民知道那么多干什么？该你知道的必然也就使你知道了，不该你知道的你就别打听！放下电话，王福至心里很不舒坦，觉得既被支使还被轻视了。他原以为在此项政治任务的主体之中，自己是很重要的人物，没想到鞍前马后的，到头来却似乎成了个催巴儿[听人使唤当下手干杂事的人。——编者注]。但转而一想，连同样鞍前马后任劳任怨的他的小姨子、大力以及所长、副所长看来也非是什么重要角色了，心中的不满也就消解了许多。

是由两辆出租车将陶姮夫妇一行送到医院的。丽丽、大力和王福至乘一辆，陶姮夫妇乘另一辆。丽丽和大力都脱去了警服，各自一身便装。下车后沃克付车费时，司机说不用，有关方面已经付了。陶姮夫妇听了，对视一眼，都不再说什么问什么，顺其自然地默默地下了车。

精神病院在县郊，是一项惠民工程的成果，也是县人大和县政协多年呼吁的结果。是由县政府出资兴建，民政局募集各界人士所捐的善款予以管理的。对于一个县来说，那样的精神病院够高档的。自从住进了第一批精神病患者以后，它成为各级领导视察本县必到的一处地方，他们留下了不少题词；而陶姮夫妇享受到的，是各级视察领导的接待规格。一条从公路拐上小路直达医院大门前的水泥专道，在陶姮他们光临之前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偌大的院子同样干干净净，一名花工正在修剪花、树。院子里种得最多的是美人蕉、鸡冠花、蔷薇和栀子花。黄、白、红三色美人蕉开得娇态可人，赏心悦目，满院弥漫着栀子花芬芳的香气。

病房楼的台阶有十几级，陶老师伫立在楼门前，穿一身崭新的病员服——白底竖蓝道，崭新得白蓝分明，显然还熨过。他将一大束鲜花拿在胸前，前后左右都是穿白大褂的人。陶姮也手捧一大束鲜花。她上了车才想到应该带一束鲜花，埋怨丈夫没提醒她。司机却说，已经预备了，放在后备箱呢。

手捧一大束鲜花的陶姮站在离第一级台阶几步远的地方，身旁站着她的丈夫。丽丽、大力和王福至站在院门口那儿没有跟过来，远远望着他俩。而高高在上的陶老师们却似乎并没有走下来的意思。这令陶姮有几分困惑，不知自己该不该还往前走、尽管踏上台阶去。她想见的只是陶老师一人，陶老师前后左右都是人，很出乎她的意料。

她不由得扭头看了丈夫一眼，见丈夫也同样一脸困惑不解的表情。正是在那一时刻，她觉得陶老师分明“被探视”了，而自己似乎“被接见”了。高高在上的仿佛也不仅是从前那位陶老师了，似乎还代表着一段从前的历史。那段历史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她，如同教宗注视着一个朝拜者。

陶姮正感到不知如何是好，陶老师开口了，问：“是陶姮同学吗？”——三十多年过去了，陶老师的声音仍像当年一样那么宽厚，具有磁力。

陶姮毕恭毕敬地回答：“是的老师。我是您当年的学生，陶姮专程从美国来探视您。”——直至那时，她内心里还是有点儿怀疑那究竟是不是陶老师，因为他脸上似乎没有那一片紫痣了。

陶老师朝左右两边穿白大褂的人们看看，他们一齐点头，他这才踏下台阶。陶姮也迎上前去，不待她踏上台阶，陶老师已站在她对面了。

陶老师眼中闪着喜悦的光彩，激动地说：“陶姮，我经常想到你。”

“老师，我也经常想到您。”

陶姮的内心同样激动。她笑了。

陶老师也笑了，笑得像个腼腆的孩子。

这时，台阶上忽地闪出了两个没穿白大褂的人，一男一女，都是青年。女青年手拿照相机不停地拍照，男青年肩扛摄像机绕着陶姮和陶老师摄录。

男青年小声说：“别各拿着各的鲜花，互相交换。”

经他提醒，陶姮和陶老师就将鲜花交换了。

男青年又小声说：“别互相呆看着，都说一两句话。”

陶姮不由得看着他问：“说什么？”

他说：“说你俩刚才各自说过的。”

于是陶姮和陶老师互相看着，一边交换鲜花，一边将他俩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那青年听出错误来了，告诉陶老师他说的不是“曾经”而是“经常”。陶老师却似乎对“曾经”二字情有独钟，重复了几次都是“曾经”。终于有一次说出了“经常”，却又忘了与陶姮交换鲜花。表演多遍，二人才总算过了关。那些穿白大褂的人顿时围住了他俩。

男青年又提醒：“陶老师，由你来做介绍。院长，由你来说欢迎探视的话。记住，别把探视说成参观或者视察，也都不要看着镜头说……”

于是陶老师向陶姮一一介绍院长、副院长、书记、主任医生、护士长一干人等。

于是陶姮一一与他们握手。

于是院长说：“你从美国远道而来探视你的中学老师，本院成为你们师生三十多年后首次相见的地方，荣幸之至。”

男青年说：“‘荣幸之至’四个字不好。”

院长说：“不是预先确定的要这么说吗？”

男青年说：“不好就是不好。预先确定的也不好。这么来说吧——我及我的同事们，和你们一样感到激动和愉快。”

多亏院长具有演员记台词那般本事，一次就过了。

接着是照集体相。为了将横幅照完整，众人改变了几次排列次序。

贴在那横幅上的白纸大字是——“欢迎陶姮夫妇从美国前来探望恩师”。

照完相，院长请陶姮夫妇进入病房楼参观。他挽着陶姮的胳膊告诉她，青年摄影师是市电视台派来的，对任务的自我要求很高。县电视台的人缺乏那么高的自我要求，所以市电视台才将他派来。陶姮本希望由自己挽着陶老师的，但陶老师已被身后穿白大褂的一干人等挡在更后边了，她只得不情愿地由院长挽着了。

院长还说——本院第一次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来参观，所以他说“荣幸之至”其实也不为过。况且他们夫妇还不是一般的美国公民，而是美国名牌大学的两位教授。

陶姮纠正道：“我不是来参观的，是来探视的。”

院长说——对于提高本院的知名度，客观效果那都是一样的。

直至大家进入会议室，陶姮才终于有机会摆脱了院长的亲切挽行。然而夫妇二人作为特别受精神病院欢迎的探视者或曰远来贵宾，他们的义务尚未尽完。夫妇二人被要求在纪念册上留言。各自所要写或曰应写的话，别人已替他们写在纸上了。陶姮应写的是：“感念师恩是我们中华儿女的美德之一。”沃克应写的是：“我在这所精神病院感到了人性化管理的温暖。”陶姮接过笔时犹豫了一下，考虑“我们中华儿女”六个字与她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时的誓词是否冲突。院长似乎猜到了她在想什么，对她耳语：“全世界各国华侨都可以说自己是中华儿女。”她觉得院长说得对，就那么写下了留言。经院长提醒，在下边写下了自己的美国单位和教授身份。丈夫在类似的情况下一向是跟着陶姮的感觉走的。既然她没提出任何疑义，他也就以一种恭敬不如从命的心态完成了他的留言。只不过，他的留言以及署名、美国单位和身份，被要求用英文来写。这时他说了一句：“我本想用中文来写的，其实我的中国字写得更好些。”结果，他刚在留言纪念册上写完留言，桌上已展开了一大张宣纸，备好了一杆大毛笔和墨，院方众人又请他留下墨宝。他红了脸推诿一番，却哪里推诿得过去，只得硬着头皮拿起了那杆大毛笔。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他思忖片刻，无奈地也是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八个稚拙的大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他这位中国书法爱好者在美国的家里最常习写的八个中国字。尽管最常习写，水平还是只能用稚和拙来评论。待他放下笔，院长恰恰就是这么评论的。他说：“天真稚拙，这也是一体。”旁边就有人说，院长是县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在全省书法比赛中获过奖的。沃克听了，刚擦去汗的脸上又冒汗了，一边掏出手绢又擦，一边说：“快收走快收走，否则我无地自容了。”

扛摄像机的男青年再次出现，要求陶姮夫妇对镜头补说几句话，比如对于本县、本医院的印象，在这样一所医院里见到自己中学老师的心情，最想对老师说些什么话。说前两种话倒没怎么难住他俩，无非说些在场人都爱听的话而已。入乡随俗，夫妇二人已有点儿识趣了，宁愿那么说了。但第三个话题，却使陶姮面对着摄像机镜头脸上也淌下了汗。因为过会儿单独和陶老师在一起时，她的话该从何说起她还没想好。预先想好也毫无意义。陶老师毕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该说些什么话，不该说些什么话，主要还得根据陶老师过会儿的情绪状况来说。而且，作为教授，说话对于她虽然不成问题，但对着摄像机镜头说话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尽管刚才已经被摄像了，却是看着陶老师说的，不是看着镜头说的。不对着一个具体的人说话，她很难说出真心实意的话。但她终于还是将那一艰巨的说话任务也完成了。当对方做出OK的手势，周围响起了掌声，院长称赞她“讲得还不错”时，她几乎要大发脾气。然而她将恼火强压下去，笑问院长：“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和我的老师在一起了？”

院长说：“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你们夫妇的任务已全部完成，到此为止了。”

她二话不说，转身就往会议室外走。她已发现陶老师向会议室里探头看了几次了，心想陶老师肯定等得不耐烦了。

陶老师果然还在会议室外。

她问他为什么不进去。

他说医院里是绝对禁止患者进入会议室的。

她又问老师我们在哪儿能单独说说话。

陶老师说这得请示他那一个病区的值班医生。值班医生不批准，他是不可以和探视者在院子里随处走动或停留的。

陶姮说别管那么多，我刚才已经问过院长了，院长同意我们可以在一起单独说说话。

这时会议室的门开了，有人走出了。陶姮怕又被什么事纠缠住，挽住陶老师的胳膊就往前走。虽听到身后有脚步声紧随着，竟一次也没回头。

陶老师对精神病院的环境到底是熟悉的，他引领陶姮绕到了病房楼的后院。后院比前院大，有几名园林工在植树，看见陶老师和陶姮，都停止劳动，以友善的目光望着他俩，像致注目礼。陶姮被望得有点儿不自在，想放下手，不挽着陶老师了。陶老师却将胳膊夹紧，使她的手臂抽不回去放不下来，只有依旧挽着他。

一名园林工大声问：“陶老师，又是学生来看你啊？”

陶老师说：“是啊。我三十多年前教过的，专程从美国回来看我，现在已经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了！”

他的话充满自豪和荣耀，又小声对陶姮说：“跟他们打个招呼。”

不认不识的，陶姮不知该说什么，但为了使陶老师高兴，还是向园林工们举起了另一只手，也大声说：“师傅们好！”

他们便都愉快地笑了。

后院一角，有扇铁栅栏门，挂把大锁。陶老师引陶姮走到那儿，隔栅栏望着外边，掏出烟来。外边是片茶地，有几个农妇在采茶。陶老师转身大声问：“谁有火啊？”

于是一个园林工跑过来，掏出打火机替陶老师点着了烟，也小声问：“想不想让你学生陪你出去走走？我有钥匙。”

陶老师摇头道：“这会儿还真不想。”——说完，蹲了下去。陶姮略一犹豫，也蹲了下去。

陶老师吸吐一口烟后，侧着一边的脸说：“看我这边脸上，从前那片痣浅多了吧？”

陶姮不好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心情好，吃嘛嘛香。吃得好，睡得好，牙齿就好。牙齿好，从前那片痣就浅了。心中正则眸子明，对不对？”

陶老师的话说得像养生专家。

陶姮听着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分明是精神不正常的话，心情有点儿紧张，更不敢轻易开口了。

陶老师接着说：“其实，我没疯。”

陶姮一愣，想问：那是什么人非把你送进精神病院的？觉得既然陶老师说他没疯，“精神病院”四个字就应避免从自己口中说出，该说“这里”或“这个地方”……甚至，也许最好是什么都不问，先听陶老师还怎么说……正这么犹豫着，陶老师却问：“对我的话你一点儿都不惊讶？”

陶姮又一愣，随即坚决地说：“谁要是迫害您，我和谁斗到底！”

陶老师也一愣，接着笑了，望着远处采茶的农妇们，以一种沧桑感十足的语调说：“斗到底这话可是久违了呢。有时，无论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斗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就成为必要的。但也要考虑斗的方式、斗的成本，如果代价巨大，要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那斗争就可以暂缓。暂缓不是干脆放弃必要的斗争，而是审时度势，韬光养晦，避免惨重的代价，寻求更理性的斗争方式。”——说完，吸一口烟，眯起眼，陷入沉思。

陶姮又不知说什么好了，良久才小声问：“老师在这里，总是思考那些问题？”

陶老师看她一眼，微微一笑，将烟蒂插入土中，淡然地说：“勤思考的人不太容易得老年痴呆。我确实没疯，我是宁肯被认为疯了。被认为疯了我才能住进这里，而我逐渐喜欢起这里来了。”

按陶老师的说法，他住进精神病院，起先为的是躲避女儿陶娟对他永不满足的勒索。他说陶娟由于婚姻失败，心理问题严重。再加上从小被宠惯得任性无比，又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所以，虽然才四十九岁，却变成了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女人。退休前，他这一位父亲的工资基本上是给她花了。退休后，她这个女儿对他的勒索更是变本加厉，连他逢年过节给孙子买套小衣服或一样玩具几种食品，都会使她气不打一处来。按她的想法，她哥哥的生活是幸福的，那么他这位爷爷花在孙子身上的每一分钱都完全是多余的。她这个女儿才是最需要钱的可怜人。所以他这位父亲简直应该干脆将退休金全部给予她才对。至于他的基本生活费，她保证会按月支给他。他一个七十多岁的独身老男人，又生活在农村，攥着退休金不松手为的是哪般呢？

“你说她可多坏。”

陶老师淡淡地评论了一句，叹口长气。

说的毕竟是老师的女儿，陶姮不便置评，试图避开沉重的话题，问：“那老师每个月的退休金有多少？”

陶老师说，没多少，两千多元。幸亏他当年大学里的同学中出了几位县、市级的领导干部。而这所精神病院，条件又确实不错。在他们的关心下，他只需交半费就可以入住。这是具有福利性质的精神病院，半费每月才六七百元……

“县里就没有一所养老院吗？”

“有。”

“那为什么不住养老院呢？”

“我把钱花在养老院，陶娟她还不仇恨死我了？我住的是精神病院，她就没理由闹了。半费一直对她保密着，不能让她晓得的。再说这里从没住满过疯子，空闲病房不少。空着也是空着，有领导们打过了招呼，我享受的是单间待遇。若住养老院，享受单间那钱可就多了，绝对住不起。你看，事情就是这样，自己当不上官，掌不了权，有当官掌权的人关心着、爱护着，也可以活得比一般人强。这不算什么腐败现象吧？”

陶姮庄重地点头说：“不算的。”

陶老师说，他在“这里”发挥的人生余热还不少。他经常教患者们唱歌、绘画；读诗给他们听，讲历史故事给他们听。甚至还能起到心理辅导师的作用。他劝患者们比医生护士劝患者们还见效。他说他在“这里”有成就感，所以也有种优越感……

不知何时，那几名园林工走了。偌大的后院只剩师生二人了。陶老师是很有蹲功的，但陶姮的双腿却早已蹲麻了。她见一棵树下有石桌石凳，扶陶老师走过去。

师生二人面对面坐下后，陶姮鼓足勇气，提起当年那五十几元学费的事，说自己后来一直希望能有今天这样的一种机会，可以当面向老师忏悔……

不料陶老师说：“有那样的事吗？我怎么一点儿都不记得？”

陶姮说：“老师，可我想忘都忘不了。三十多年来，越往后，那事呈现得越经常，回忆起来的细节越多，越清楚。”

陶老师说：“那可不好。”

隔了一会儿，又说一句：“那可不好。”

接着，陶老师就以专家般的口吻向陶姮解释起她的困扰来。他说，那是人的一种“伪记忆”现象。越是文化程度高、智商高的人，其大脑越容易产生“伪记忆”现象。“伪记忆”完全是主观臆想出来的一种记忆，它一经在大脑之中产生，人的大脑就会陷入类似勤奋作家进行创作时的亢奋，而且对那一种“创作”的水平自我要求极高，直至在情节、细节、思想、意象等诸方面，都达到“作者”也就是“伪记忆”强迫者的高标准要求为止……

既然陶老师说当年之事是她的“伪记忆”，陶姮一点儿辙都没有了。不能也不必与一个身穿精神病病员服且经常住在精神病医院里而又自认为没疯的人争论谁可能完全失忆了、谁的大脑产生了“伪记忆”这么深奥的问题——基本的明智陶姮还是有的。

她以学生般虚心的样子和口吻问：“之后呢？”

陶老师说：“没有什么之后，因为纠缠于‘伪记忆’者对‘伪记忆’的真实性的高标准、严要求是无休止的。”

她又问：“那结果呢？”

陶老师又说：“结果当然是最后疯掉了。”

“老师……认为我在精神方面……出现问题了吗？……”

“有问题是肯定的了，所以我刚才说‘那可不好’。但我们及时发现了问题，引起自我重视，却又是好事，对不对？”

“对。”

“对”字刚一出口，陶姮觉得不对了。一个“对”字，仿佛使她承认自己确实是受到“伪记忆”的困扰了。仿佛如果她还坚持当年之事是事实，那么她离该住进这样的地方也就为时不远了。

她尴尬极了，想掩饰都掩饰不了。

陶老师拍拍她手背，安抚道：“也别太当成回事，不能有压力。教你一个解决的办法，说‘那不是真的’，说一句。”

陶姮就低声说了一句。

“再说一句。”

她又说了一句：“那不是真的。”

陶老师欣然一笑，夸奖道：“你不讳疾忌医，这就好。要经常对自己说刚才那句话。我的大脑中也曾产生过一些‘伪记忆’，靠经常对自己说那句话，‘伪记忆’一扫而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句话胜过灵丹妙药。”

陶老师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伪记忆”是足以使人疯掉的。他说，这一所精神病院曾收住过一名患者，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论起来还是县里的一位副局级干部，他和某一女子发生过一夜情，不知怎么一来，大脑被‘伪记忆’盘踞了。‘伪记忆’经常暗示他，对方为了他俩的关系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多次堕胎。他觉得太内疚了，就不断地给人家写信表达自己那份真实的内疚。后来，人家不堪他的滋扰，终于忍无可忍地跟他大吵了一架。再后来，他就疯了。再再后来，自杀了……

陶老师问：“是不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陶姮说：“是。”

陶老师又问：“太可悲了吧？”

陶姮说：“对。但我不会像他那样的。”

陶老师说：“你没到那么一种程度嘛。”

陶姮凝视着陶老师的脸，从他的表情中读到了一种优胜的意味。她恍然大悟，陶老师肯定是又进入了这里的心理辅导员的角色，而将她当成他的一名病友了……我俩究竟谁的精神不正常？

这想法一从她头脑中掠过，她不禁打了个寒战。

“我的精神没有病，我的精神很正常……”

她用陶老师教的方法，反复在心里那么说了多遍，才总算找回了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的坚定自信。

这时，她发现丈夫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后院，在离她和陶老师不远的地方，倚着一棵树望着他俩。

“在精神病院这种地方，精神正常或者不正常，是由谁穿什么来区别的。穿白大褂的无疑正常，穿我这种病员服的肯定不正常。正常也不正常。如果两种人换穿了白大褂和病员服，疯子不一定就会精神正常了，但那个穿上病员服的医护人员，不久却可能疯了。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精神病不仅能遗传，还能互相传染。一个原本精神正常的人，整天被一些疯子所包围，他心理上会渐渐生出一种宁愿被同化的放弃倾向，就是放弃做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的那一种坚持和恪守。因为坚持和恪守会很累，不容易，痛苦。一旦放弃，和大家一样了，反而会顿时活得轻松，乐在其中。”

陶姮不禁又打了一个寒战。

忽然院墙外传来哭喊声和咒骂声。陶老师猛地站起，跑向铁栅栏门那儿。陶姮犹豫一下，也走了过去。隔着铁栅栏，师生二人看到茶地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正挥镰肆砍茶秧，边砍边咒骂。而一个老妪企图阻拦，由于老汉手中的镰刀舞得疯狂，不敢接近，只有跺着脚哭喊的份儿……

师生二人不一会儿就听明白怎么回事了——那是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儿女都进城打工去了，最后一次回村已经是三年前的事，各自将儿女也带走了。那一走就再没了音讯，采茶卖茶是两位老人赖以为生的劳动，可他们都人老眼花手脚不灵活了，采不了啦……

陶老师说：“报应。”

陶姮问：“您认识他们？他们也曾对儿女不好过？”

陶老师说不认识。说再过一二十年，砍茶秧、砍果树的农民会更多。他们也就只有那么发泄。说农村荒芜的农田也将更多。说往后三十年内，中国还对土地有感情的农民，将会一批批地死，最终接近死绝。而他们的后代，十之八九不会再回到农村，住进小时候成长的家，继续像父母辈一样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侍弄土地。他们的后代们不会的。如果家和土地居然能卖掉，后代们将毫不犹豫地通通卖光，带着钱返回城市的边角褶皱，不几年将那肯定不太多的一笔钱用光花光。而那时的他们，还是成不了城里人，他们的下一代，十之七八也成不了城里人……

“陶姮，‘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教养’，这话是谁说的来着？”

“巴尔扎克。”

“那么，一户农民变成一户城里人家，怎么说也得经过三代辛辛苦苦的打拼吧？”

“也许不需要那么久，中国现在不是推行城镇化吗？”

“可我们镇上的房价都快涨到三千元了，县里的平均房价已经四千多了……”

陶姮吞吞吐吐地劝道：“老师，别想这些，这些不是让一般人来想的事，想这些多累呀。”

陶老师说：“在这里，我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就得想不一般的问题……可是陶姮，我确实累了……”

他指指自己的太阳穴，长出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儿，真累啊！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陶娟把我们那破家院给卖了，带着钱进城去了，连去哪儿都不留个口信儿。那……那我除了这里，不就再没地方可住了吗？我也不能老住这里啊！可陶娟她使我们那个家，败落得快没法儿住人了啊！我每次一进那破院子，就想立刻转身回到这里……”

陶老师伏在石桌上呜呜哭了。陶姮起身走到他背后，轻轻将一只手放在他肩上。除了这样，她不知怎么样更算对这位曾是自己老师的精神病院里的“思想者”表达怜悯。

而丈夫，举起手臂，在向她指腕上的表……

陶老师问：“那是你丈夫吧？”

陶姮点了一下头。

陶老师又问：“为什么不让他过来呢？”

陶姮窘了一下，解释道：“都把他给忘了。”

她朝丈夫招招手，丈夫就大步走了过来。不待她介绍，他向陶老师鞠一躬，彬彬有礼地说：“陶老师好。”

陶姮说：“他叫沃克。”

陶老师说：“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位美国人。不是我的学生有出息，咱俩认识不了呢。”

陶姮不由得笑了。

这时，前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

“是在催你？”——陶老师看着陶姮，这才掏出手绢擦脸上的泪。

沃克说：“有人要和我们商谈一些事，不过还可以让他们等几分钟。”

陶老师说：“那就别让他们等了。”——说罢站了起来，问陶姮：“我可以和你先生单独谈几句吗？”

陶姮看看丈夫，尽量用一种愉快的语调说：“可以啊老师。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于是陶老师挽着沃克的手臂走到一旁去了。陶姮看着他俩，忽觉脸颊湿，摸了一下，方知自己刚才也流泪了。她也掏出手绢擦脸，望着陶老师和丈夫，一边想——老师的精神肯定还是不太正常。进而又想，我陶姮这一次回国，也许真的多此一举吧？

忽然前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

陶老师挽着沃克的手走回来了，无奈地对陶姮说：“陶姮，谢谢你来看我啊。”

沃克说：“她是您学生嘛，应该的。”

在汽车喇叭声中，陶姮说：“老师，再见啦，下次回国再来探望您。”

陶老师说：“那我可盼着啦。”

于是丈夫挽着她的手臂就走。

陶姮走了几步，心里很不是滋味，站住了。

丈夫疑惑地看着她。

她觉得和陶老师的见面似乎不该就这么结束，但究竟怎么结束自己才满意，又没有具体的想法。

“陶姮……”

听到陶老师叫她，一转身又快步走到了陶老师跟前。

陶老师吞吞吐吐地说：“陶姮，我想拥抱你一下。”

她就主动拥抱那七十来岁的老人。不料陶老师又说：“陶姮，从前的事，对不起。三十多年了，老师做梦都盼着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亲口当面地对你说对不起……”

那话不能不被她认为是一句最最明白的话。

她顿时泪如泉涌，立刻说：“老师，我也和您一样……对不起，太对不起了……”

她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

她还很想说：老师，我根本没有第二次再回国的可能了，我们就此永别了！

却忍住了没说……

当她坐入车里，问丈夫：“陶老师跟你说了些什么？”

丈夫回答：“说你记忆中那些往事，都是‘伪记忆’。他说得那么确定，我都有点儿相信了。不是你的伪记忆吧？”

陶姮默默摇头而已。

“他还说，我要更加爱你，爱是擦掉‘伪记忆’的百洁布。这是句明白话还是句糊涂话？”

陶姮低声说：“我也不知道。”

“那，你和他都谈了些什么？”

她搪塞地说：“没谈什么。”

丈夫有点儿不满了：“怎么能没谈什么呢？”那意思是，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啊，和你一样被摆布来摆布去的，我是你丈夫啊，有什么可对我保密的呢？

她握握丈夫的手，耳语道：“回去再说。”

她觉得那出租汽车司机不寻常，怀疑出租车里安装了窃听器。丈夫点点头，反握一下她的手，表示领会了她的担心。

回到王福至家后，王福至也一进院门就问谈了些什么。

她说记不得了。说自己头一次单独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谈话，一直有些紧张，左耳听，右耳出，一句也没往心里去，所以记不得了。

大力说，忘了告诉你了，我和丽丽始终在二楼的一个窗口观察着你俩。我们是干什么的？那还能使你的安全出问题？

她说，陶老师的话，全是半疯不疯的话，不值得记住，更不值得再讲给别人听啊。

丽丽就理解地说，耐心地听一个疯子说了一个来小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大姐能做到太不容易了。今天的探视任务顺利圆满地完成了，大力你回所里当面向所长汇报，我呢还要去尚仁村，进一步稳定陶娟的情绪。姐夫你不许再问什么了，陶姐你上楼去休息吧！

沃克指着王福至问：“‘姐夫’指他还是指我？”

一句话将大家逗乐了……

回到房间，躺在床上了，陶姮将陶老师说的话一段段说给丈夫听了，问丈夫陶老师的话哪些肯定是疯话，哪些又是明白话。

丈夫认为，除了那句说自己没疯的话肯定是疯话，其余全是明白话。

陶姮说这么认为不符合逻辑——一个疯子怎么能在一个来小时里只说一句疯话，其余全说的是明白话？

丈夫说，疯子人疯话不疯，精神正常的人却很可能每每说听起来精神不正常的话，这两种情况在现实中都经常发生……

陶姮觉得丈夫的话是强词夺理，但一阵困意袭来，懒得再说什么，眼一闭，不一会儿就睡过去了。

她梦到了自己十四岁那一年与同学们扛着青竹走在尚仁村最宽的一条村路上的情形……

两天以后，在尚仁村的学校里，召开了隆重的捐赠大会。虽然是暑假期间，操场上仍集合了二三百名学生，都穿上了校服。也来了不少老师，还来了镇里县里的几位领导。各村也动员来了一些农民，总数也有四百多人。陶姮夫妇自然是坐在台上的。

王福至对陶姮说，在本地区的农村，五六年没开过这么大场面的会了。也自然的，一般大场面会议的程序，每一项都照搬不略——升国旗，唱国歌，校长致辞，镇、县两级领导讲话，学生代表读感谢信，陶娟代表她父亲发言……

最后，沃克代表陶姮，将一张十二万元的支票捐给了学校，又将五万元现金在台上直接交给了陶娟；都是人民币。十二万元是为学校添置电化教学设备的；交给陶娟的五万元是要求她用来为自家修家院的，怕她挪用专款，由尚仁村党支部监督使用。建材涨价了，五万元当然不够，沃克代表陶姮承诺，回到美国后，很快会再寄五千美金来……

陶姮说胃疼，会务组体恤她，就没勉强她发言。最后，有人代表尚仁村，向他们夫妇颁发了“荣誉村民”证书。

……

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陶姮说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永远是对的，此刻自己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爱。

丈夫问：“因为我们大方地捐出了对于我们来说数目不小的一笔积蓄？”

陶姮幸福地笑着说：“还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眷顾。”

她告诉丈夫，登机前接到了学校代为转达的歉意通知——医院误将一位叫“姚姮”的女士的化验结果记在她的病历上了，由于肯定给她造成了精神痛苦和思想负担，愿与她达成令她满意的经济赔偿协议……

丈夫不相信地叫起来：“美国绝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但是美国已经犯了。”

陶姮笑得像中了彩票大奖一样开心……

一个多月以后，陶姮收到了丽丽的来信。

她在信中告诉陶姮：她的所长调到县里去，当一个区的派出所所长了，不久即将走马上任。虽然是平级调动，但毕竟如愿以偿，全家可以随他迁往县城了。她的副所长升为镇派出所的所长了；大力升为副所长了。而她自己也将调往县妇联，任群工部部长，正科级。由一般科员一跃而升为科级干部，并且由镇里调到了县里；她在信中写道：“大姐，我是平步青云呀，这几天高兴得都有点儿找不着北了！据我所知，县里的几位领导也受到了表彰。连我姐夫还得了五百元奖金呢！我们都认为，多亏了您，您是我们这些人的贵人。只有我姐夫不太知足，嫌五百元奖金太少了……”

一年多以后，陶姮收到了陶老师的信，内附一张照片。陶老师在信中除了对她这名学生表示感谢，还以两页多更加具有理论逻辑水平的文字，进一步阐释了“伪记忆”是怎么回事以及“那不是真的”五个字强大的战无不胜的神圣之力。

照片上，陶老师站在新家门前自信地微笑；一种精神病患者的微笑，一种杰出思想家的微笑。他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曾有痣了。

王福至经常给沃克发短信，告诉他那条藏獒活得挺好，请他不必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