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深致哀悼。”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要坐两点的公共汽车，下午就会到。这样，我还能赶得上守灵，明晚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他不能在这样一个理由面前拒绝我。但是，他看起来不太满意。我甚至跟他说：“这不是我的错。”他没有回答。于是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的。总之，我没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但他可能后天就会这么做了，等他看到我戴孝的时候。目前就有点儿像是妈妈还没有死；反之，一旦下葬，这就是一桩已经了结了的事，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

我买了两点的车票，天气很热。和往常一样，我还是在塞莱斯特餐厅吃的饭。他们都为我难受，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匆忙，因为我还得去埃马努埃尔那儿借黑领带和黑袖纱。几个月前，他叔叔刚刚去世。

为了赶上汽车，我是跑着去的。这心急，这奔跑，加上汽车的颠簸和汽油味，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可能是这一切使我感到昏昏沉沉。我几乎睡了一路。醒来的时候，我正倚在一位军人身上，他对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为了结束这对话，我说“是的”。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是走过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他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个不停，然后，我见了院长——他是在他办公室接待我的。那是个小老头儿，佩戴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勋位勋章，以表彰对法国做出特殊贡献的军人和其他各界人士。1802年由拿破仑设立，勋章绶带为红色，分六个等级。除特别说明，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他用他浅色的眼睛看着我，随后他握紧了我的手，久久都不松开，我都不知道怎么把手抽出来。他看了看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来的这里。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觉得他在责备我什么，于是赶紧向他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您不用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微薄。总之，她在这里更快活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在这里有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她和他们有共同兴趣，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事儿。您是年轻人，她和您一块儿，会闷得慌。”他说得很对。妈妈在家的时候，总是默默看着我，也不说话。进养老院的头几天，她总是哭，但那只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后，如果让她再从养老院出来，她还是会哭的。都只是因为习惯问题。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近一年来，我就没怎么来看望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要占用我一个礼拜天——还不算上去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车所费的精力。

院长还在跟我说话，但是我几乎已经不在听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想再看看您母亲吧。”我没说话，起身，他领着我朝门外走去。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我们把您母亲抬到了小停尸间里，为了不让别的老人惊恐——每次有人死了，其他人总要两三天工夫才能平静下来，这让照料工作变得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里面有很多老人，三五成群地闲聊着。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沉默下来。而我们一走过，他们又重新说开了，简直像一群鹦鹉，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走到一座小房子的门前，院长跟我告辞：“您请自便吧，默尔索先生。有事的话尽管来找我，我就在办公室。原则上，下葬定在明天早上十点钟。我们想着，这样您可以为逝者守灵一晚。还有，您的母亲似乎常常向她的同伴们表示，她希望按照宗教的仪式来安葬。这事我也已经安排好了，但我想还是应该跟您说一声。”我向他道谢。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没怎么想过宗教。

我进去了。屋子里很亮，四壁刷着白石灰，玻璃顶棚。屋子里有几把椅子，还有几个X形的架子。中间两个架子上，放着一口棺材，盖子盖着，只看得到一些发亮的螺钉，刚拧进去一点，在褐色木工染料的木板衬托下，显得格外扎眼。棺材边上，有一位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大褂，头上包着一条颜色鲜亮的头巾。

这时候，门房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来的，说话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但我可以把棺材上的螺丝拧下来，您可以再看看她。”他靠近棺木，我叫住了他。他问我：“您不想？”我回答：“不想。”他停了下来，我有点儿尴尬，因为我觉得不该那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问道：“为什么？”但他不是以一种责备的口吻，好像只是想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于是，他捻着发白的小胡子，也不看我，只是说道：“我理解。”他的眼睛很漂亮，浅蓝色，面色有些泛红。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一点的地方。女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候，门房告诉我：“她得的是疳疮。”我没听明白，就看了看那位女护士，我看到她眼睛下面，一条绷带绕头缠着。在鼻子的地方，绷带是平的。在她脸上，我只能看到洁白的绷带。

她离开后，门房说：“我先失陪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个什么姿势，但是他没有离开，站在我身后。背后有个人，让我感觉不自在。傍晚时分，屋子依然光线充足。两只黄蜂在玻璃顶棚上嗡嗡飞着。我感到困意向我袭来。我没有转身，对门房说：“您在这里很久了吗？”他立刻回答：“五年。”——好像他一直在等我问他似的。

接着，他又滔滔不绝起来。如果有人跟他说他会一辈子在马朗戈当门房，他一定会感到惊讶的。他六十四岁，是巴黎人。这时我打断了他：“啊！您不是这里人？”接着我想起来，在领我去见院长之前，他跟我提起过妈妈。他对我说必须快点下葬，因为平原天气热，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就是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巴黎住过，并且怎么也忘不了巴黎。在巴黎，逝者能在家里待三天，有时候甚至四天。这里，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那么快就要跟着灵车去下葬，怎么都感觉不适应。这时候，他老婆对他说：“快闭嘴吧，这些事跟先生说不合适。”老头儿脸红了，连忙跟我道歉。我就赶紧说：“没事，没事。”我觉得他说得对，很有意思。

在小停尸间里，他告诉我，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因为他觉得自己挺结实，就毛遂自荐想当门房。我提醒他，无论如何，他也是养老院收留的人。他说不是。我早先就觉得惊讶，因为他说到那些养老院里的人时，总说“他们”“其他人”，有时也说“那些老人”，其实他们中有些人，并不比他年长。但是很自然，这不是一回事。他是门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有权管他们呢。

那个女护士这时候进来了。天一下子就黑了，很快，玻璃天棚之上，夜色更浓了。门房转动电灯开关，我被突如其来的光线刺得睁不开眼。他邀请我去食堂吃饭，但是我并不饿，于是他建议给我端杯牛奶咖啡来。我很喜欢牛奶咖啡，就接受了。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个托盘回来了。我喝了咖啡，然后我想抽烟。可是我犹豫了，我不确定是不是能在妈妈面前这么做。我想了想，应该没关系。我给门房递了一支烟，我们抽了起来。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您母亲的朋友们也会来守灵。这是一贯做法。我得去搬些椅子来，泡点黑咖啡。”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灯光照在白墙壁上，让我很累。他说不行。灯就是这么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于是我就没怎么再注意他了。他出去了，又回来，摆放好椅子。在一把椅子上，他围着咖啡壶放了一些咖啡杯。然后他坐下，面对着我，当中隔着妈妈的棺木。女护士也坐在他那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在干什么，但就她手臂的动作看来，我有理由相信她在织毛线。屋子里很暖和，咖啡让我发热，门开着，飘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的气味。我觉得我打了个瞌睡。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弄醒了。一下睁开眼睛，房间显得更加惨白。我眼前没有一丝阴影，每件东西、每个角落、每条弧线，都清晰到扎眼。就是这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一共十来个人，悄无声息地在这扎眼的灯光中挪动。他们坐下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一把椅子咯吱咯吱地响。我看见他们，我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看过什么人，他们面孔和衣着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我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甚至要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穿着一条围裙，腰上的束带让她们鼓起的肚子更加显眼。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上了年纪的女人竟能有这么大的肚子。男人们几乎都很瘦，拄着拐杖。令我惊讶的是，在他们脸上看不见眼睛，只有一堆皱纹之间闪烁着一点浑浊的微光。他们坐下的时候，大多数都看了看我，拘谨地点点头，嘴唇都陷进了没有牙的嘴里，我都不知道他们这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不由自主的抽搐。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这时候我才发现，他们都面对着我坐下了，摇晃着脑袋，围绕着门房。那么一瞬间，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像是他们要来审判我了。

不一会儿，一个女人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躲在一个同伴身后，我看不清她。她小声但持续地啜泣着：我感觉她像是要一直这么哭下去了。其他人好像都没有听见，他们神情沮丧，死气沉沉，默不作声。他们看着棺材，或者看着拐杖，或是随便东张西望，但是他们看来看去也只有这些东西。那个女人一直在哭，我很惊讶，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我真希望她别再哭了，但我不敢对她说。门房朝她弯下腰，对她说了些什么，但是她摇了摇头，嘟哝了句什么，继续抽抽搭搭地啜泣。于是门房朝我这边走来，在我身边坐下。过了好一阵子，他眼睛看着别的地方，对我说：“她以前和您母亲走得很近。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只剩她一个人了。”

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那个女人的叹息声和呜咽声少了，但她一直在擤鼻子。终于，她安静下来了。我已经不困了，但我很累，而且腰疼。现在，这些人的沉默使我难受。我只是时不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过了很久，我终于猜出，是他们中的一些老头儿在嘬腮帮子，发出的这种怪响。他们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并没有自觉。我甚至以为，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在他们心里并不算什么；但现在我觉得，那时我想错了。

我们都喝了门房端来的咖啡。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夜过去了。我还记得有时候我睁开眼睛，看到老头儿们一个个缩成一团睡着了，只有一位，两手拄着拐杖，下巴压在手背上，在盯着我看，好像就等着我醒来似的。接着我又睡着了。因为腰越来越痛，我又醒了。晨曦已经悄悄爬上玻璃天棚。不一会儿，一个老头儿醒了，拼命地咳嗽。他掏出一块大大的方手帕，往里面吐痰，每吐一口都像使出了全身力气。其他人都被吵醒了，门房说他们该离开了。他们站了起来，这样不舒服的一夜使他们一个个面如死灰。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出门时竟都和我握了手——好像过了这一夜，虽然互相一句话都没说，但彼此的亲密感倒是增加了。

我累了。门房把我带到他那里，这样我便能稍微洗漱一下。我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很好喝。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丘上空，天空一片红光。从山上吹过的风带来了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好天气。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乡下了，要不是因为妈妈的事情，这会儿去散散步该多惬意。

我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着。我闻到清新的泥土味，不再犯困了。我想起了办公室的同事们，在这个时候，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对我来说，这总是最难熬的时刻。我又想了一会儿这些事，然后被房子里传来的钟声打断了。窗户后面一阵忙乱声，接着又安静下来。太阳在天空又升高了一点，我的两只脚开始晒得发热。门房穿过院子，说院长要见我。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了字。我见他穿着黑衣服和带条纹的裤子。他手上抓着电话，问我：“殡仪馆的人来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让他们来盖棺。您想最后再看一眼您的母亲吗？”我说不。他压低了声音，对着电话命令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他们可以去了。”

然后他说他也要去送葬，我向他道谢。他在办公桌后坐下，两条小腿交叉着。他告诉我，送葬的只有我和他，还有值班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是不允许出席葬礼的，他们只能守灵。“这是个人道问题。”他评论说。但是这一次，他允许了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莱兹随车送葬。说到这儿，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感情有点儿孩子气。他和您的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院里，大家都拿他们开玩笑，大家对贝莱兹说‘这是您的未婚妻’，他会笑。他们都很开心。事实上默尔索夫人的去世让他十分难过。我觉得不应该拒绝他去。但是，根据探访医生的建议，我昨夜没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坐了好一会儿。然后院长站起来，往窗外看去。他看了一会儿，说：“马朗戈的神父已经到了，他来早了。”他告诉我至少要走三刻钟才能到村里的教堂。我们下了楼。神父和两个唱诗班的孩子等在房门前，其中一个孩子手拿香炉，神父朝着他弯下腰，调整香炉上银链子的长短。我们走到时，神父已经重新站直了。他叫我“我的儿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里；我跟着他。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丝钉已经旋了进去，屋子里站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同时，我听见院长对我说，车已经等在路上了，神父也开始了他的祈祷。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拿着一条被单走向棺材。神父、他的随行们、院长和我，一起走了出去。门口，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默尔索先生，”院长说，“我还不知道这位太太的姓名，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朝我低了低她那瘦骨嶙峋的长脸。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走出养老院。大门前面，停着送葬的车。车子上了漆，长方形，油光发亮，让人想起铅笔盒。车子边上，站着葬礼司仪，那是一个矮个子男人，穿着滑稽；他旁边还有一个神态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了，那是贝莱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宽边圆顶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裤脚拧巴在鞋上，大白领衬衫上缀着一个黑色领结。他的双唇在布满黑点的鼻子下不住地颤抖。一头白发相当细软，蹿出两只形状奇特、耷拉着的耳朵，耳廓胡乱卷着，血红的色泽在苍白脸色的衬托下，给我造成强烈冲击。司仪给我们安排了位置：神父走在前面，接着是车子，车子周围，是那四个男人；后面，院长、我、护士代表和贝莱兹先生收尾。

天空已经被阳光铺满。光线开始压到地面，热气迅速蹿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等了这么久才走。我穿了一身深色衣服，觉得很热。那个小老头儿本来已经重新戴好帽子，这时又摘了下来。院长和我说他时，我正稍稍扭头望着他。院长告诉我，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常常在傍晚时分，由一名女护士陪着散步，一直到村子里。我看着周围的田野。通往天际山岭的柏树成排矗立在红绿交杂的土地上，零星散布的房子错落有致。我理解妈妈的心情。在这样的地方，傍晚应该是一段忧伤的喘息。今天，热辣辣的太阳漫溢出来，这田野被晒得直打战，变得沮丧消沉、难以忍受。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现贝莱兹有点儿跛足。车子渐渐加速，老头儿落在了后面。车子边上有一个人也跟不上了，渐渐跟我走到一排。我惊异于太阳在天空上升的速度。我发现田野上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沙沙的草响。汗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人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同时，他左手拿着手帕，擦了擦额头，右手掀了掀鸭舌帽的帽檐。我问他：“怎么？”他指指天上，连声回答：“晒得要命。”我说：“是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里面躺着的，是您母亲吗？”我又回了一个：“是的。”“她年纪很大了吗？”我回答：“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多少岁。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转身，看到老贝莱兹在我们身后五十米的地方。他手里摇晃着软毡帽，急急忙忙往前赶。我也看了院长一眼，他庄严地走着，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上渗出几滴汗珠，他也不擦。

我觉得队伍走得更快了。我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让人受不了。有一阵，我们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太阳的暴晒下爆裂开来，脚一踩就陷了进去，留下一个个裂口，上面还有泥浆油光发亮。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在这黑泥浆里浸过一样。天空是蓝白相间，周围是单调的颜色——开裂的柏油是黏糊糊的黑，人们的衣着是死气沉沉的黑，车子是油光发亮的黑。我有点儿迷失在这样的天地之间。阳光、皮革味、马车的马粪味、油漆味、香炉味、一夜没睡的疲惫，这一切都让我两眼模糊、神志不清。我又一次回头看：贝莱兹已经远远落在后面，裹在一大团热气中，然后我就看不见他了。我用目光寻找着他，才看见他已经离开大马路，从田地里穿了过来；我还发现，前方，马路转了个弯。原来贝莱兹对这一带很熟悉，正抄近路来追我们呢。在转角处，他追上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把他落下了。他又穿过田野，这样好多次。而我，我感到血液直往太阳穴上涌。

之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如此迅速、准确又自然，以至于我现在什么都记不得了，除了一件事：在村子口，护士代表和我说了话。她声音很独特，和她的脸不协调，那是一个悦耳的、颤颤巍巍的声音。她对我说：“如果我们走得慢，可能会中暑；但是如果走得快，就会浑身是汗，到教堂就会感冒。”她说得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还记得这一天的几个画面：比如说，贝莱兹最后在快到村子的地方追上我们时的那张脸、他那因为不安和痛苦而流下脸颊的大滴泪水。但是因为皱纹的关系，泪水竟然流不动，它们铺展开来，又重新凝聚起来，在这张被摧毁的脸上形成一层水膜。还有教堂和路旁的村民，墓地里坟头的红色天竺葵，贝莱兹的昏厥（活像一个散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土，混杂在里头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说话声、村庄、在一个咖啡馆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轰鸣声，还有汽车开进阿尔及尔时的万家灯火，以及我想到就要上床睡上十二个钟头时心头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