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自由号前往普图马约的前一天，罗杰·凯斯门特决定坦率地和斯泰尔斯先生谈一谈。在伊基托斯逗留的十三天里，他与英国领事有过多次谈话，但从不敢涉及这个话题。他很清楚他这次的任务招来了许多敌人，不仅在伊基托斯，还在整个亚马孙地区。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同橡胶商打交道陷入了困境而不能跟这位能帮大忙的同事沟通，岂不荒唐？这种棘手的事不谈也罢。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在斯泰尔斯先生的小客厅里，他与领事一面听雨点落在锌皮房顶和瓢泼雨水打在阳台玻璃与栏杆上发出的声音，一面跟往常一样喝着葡萄酒。罗杰顾不得谨慎不谨慎了。

“斯泰尔斯先生，您对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有什么看法？”

“您指的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吗？我很少跟他打交道，总的来说是个好人。这几天您常见他？”

领事是不是看出了二人正在进入地震地区？他那突出的眼睛闪烁出一丝不安的光芒，光秃秃的脑袋在房间中央桌上噼啪作响的油灯照射下闪闪发亮，右手摇动着的扇子也停了下来。

“是这样的，乌鲁蒂亚神父来到这里不到一年，从来没离开过伊基托斯，”凯斯门特说道，“所以普图马约橡胶种植地发生的事，他也知道得不多。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另一种人间悲剧。”

领事尝了一口葡萄酒，又摇起了扇子。罗杰感觉他的圆脸有些发红。外面的暴雨伴随着长长的、震耳欲聋的雷声，怒吼般地下着，闪电不时地照亮黑暗的树林。

“我指的是从部落抢小孩的事，”罗杰接着说道，“小孩被带到这里，以二三十索尔的价钱卖给家庭。”

斯泰尔斯先生沉默着，拼命摇着扇子。

“据乌鲁蒂亚神父说，伊基托斯几乎所有的仆人都是被抢来卖到这里的。”凯斯门特盯着领事的眼睛问，“是这样吗？”

斯泰尔斯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在摇椅里摇动起来。他并没有掩饰自己苦恼的表情，那表情似乎在说：“您明天就要去普图马约了，您不知我对此有多么高兴。但愿以后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凯斯门特先生。”

“在刚果就没有这种事吗？”领事答道，想避开这个话题。

“有，不过不像这里这么普遍。请原谅我的不礼貌，请问您的四个仆人是雇来还是买来的？”

“是我继承下来的。”英国领事干巴巴地答道，“我的前任凯奇斯领事回国前连同房子一起留给我的。不能说是雇的，在伊基托斯不时兴这个。这四个仆人都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在合同上签名。在我家，他们有吃、有穿、有地方睡。此外，我还给他们零花钱。我敢说，在这种地方是不常见的。这四个人想走就可以走。您可以跟他们谈谈，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到别处去找工作。您会看到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凯斯门特先生。”

罗杰点了点头，喝了一口葡萄酒。

“我并不想冒犯您，”罗杰道歉道，“我只想弄懂我所处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伊基托斯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是怎样的。我一点儿也不愿意让您把我看作审判官。”

此时，领事流露出了敌视的表情，摇扇的手慢下来，眼光中除了敌意，又多了些疑惧不安。

“不是审判官，而是主持正义者。”领事露出不快的样子，纠正道，“要不就是，您如果愿意，一位英雄。我跟您说过，我不喜欢英雄。请不要把我的坦率当作恶意。再说了，您也不要抱什么幻想，这里发生的事是您改变不了的，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也改变不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的事，我指的是伺候人，是他们的运气。相比起来，在部落里成长要糟糕千倍。在部落里，他们吃的是虱子，不满十岁就死于间日热[因间日疟原虫侵袭人体而导致的疟疾]或任何一种传染病，或在橡胶公司里像牲口那样劳作。可在这儿，他们生活得很好。我知道，对我的这种实用主义，您很反感。”

罗杰没说话，也不知道需要知道什么。也许从现在起，英国领事可能会成为他要小心对付的另一个敌人。

“我来到这里是执行领事任务，为我的国家服务。”斯泰尔斯先生看着地上的棕榈席，接着说道，“我向您保证，我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里的英国公民并不多，我都认识。我要保护他们，他们有任何需要，我都要为他们服务。我要尽力促进亚马孙地区与英帝国之间的贸易，向我的政府通报这里的贸易活动、来往船只的情况及边境发生的意外事件。在我应尽的责任中并没有反对奴隶制度、反对白人和梅斯蒂索人[指白人或印欧混血儿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对亚马孙印第安人干的不法行为这一项。”

“对不起，我惹您生气了，斯泰尔斯先生。我们不谈这事了。”

罗杰站起来，向房子的主人道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间。暴雨雨势减弱，但仍然下着。与卧室邻近的阳台已被淋湿，植物散发出的气味和湿泥土味很浓。夜色很黑，昆虫的嗡嗡声密集了起来，仿佛不光是从树林里发出来的，房间里也有。跟随暴雨而来的是另一种雨点：一种叫做吸血猎蜻的黑色甲虫。第二天，这些甲虫的尸体就会铺满了阳台，像地毯一样；要是踩一下，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地上就会出现黑色的血迹。罗杰脱下衣服，换上睡衣，躺倒在蚊帐里的床上。

他太不慎重了，怎么能冒犯领事呢？那是一个可怜的好人，他也许只是不想卷入麻烦地熬到退休，回到英国，隐姓埋名地在自己靠积蓄分期付款在萨里郡[位于英格兰东南部、伦敦附近的郡，邻近泰晤士河。]买下的小屋的花园里种种花，养养草。这才是他应该做的，心不烦，也没病。

罗杰又记起了在秘鲁与巴西交界处从塔巴廷加到伊基托斯的瓜伊娜号上同橡胶商维克多·以色列的激烈争论。维克多·以色列是马耳他的犹太人，在亚马孙地区居住多年，罗杰与他在甲板上有过很有意思的长谈。此人喜穿奇装异服，总像戴着假面具，讲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他喜欢喝白兰地，一面喝酒玩牌一面讲述自己的冒险生活，讲得很生动，仿佛是从流浪汉小说里抄下来的。他有着一个很不好的习惯：用老式手枪朝轮船上空盘旋的红羽苍鹭射击，幸亏很少击中。直到有一天，罗杰记不清几月几号了，维克多·以色列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大加赞扬，说他把亚马孙从野蛮的原始时代拯救了出来，使之融入了现代世界。他还为“打猎”行径辩解，说正是由于这种做法，才有了割胶的劳动力，因为森林里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劳动力去割取这种造物主赐予该地区、造福秘鲁人的贵重物质。由于野蛮人懒惰、愚蠢，不肯劳动，这种“天赐之物”正在被浪费掉，橡胶商们才不得不到部落里强行拉夫。其实这一做法对企业来说也有时间和钱财上的损失。

“哼，您这话不过是一种看法，”罗杰·凯斯门特不紧不慢地打断他，“还有另一种看法。”

维克多·以色列是瘦高个儿，长长的披肩直发已有一缕白发，瘦脸庞上的胡子几天未刮，一双小小的、靡菲斯特[歌德作品《浮士德》中的魔鬼。下文中的红背心也是魔鬼的标志物。]式的三角眼困惑不解地望着罗杰·凯斯门特。他穿着红背心，这还不算，肩上还挂着五颜六色的领巾似的背带。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关于您所谓的野蛮人的观点。”凯斯门特用平静的语调解释道，仿佛在谈论天气或蚊子，“请您换位思考一下：他们在那里，在他们的部落里，生活了若干年、若干世纪。有一天，来了几个白人或梅斯蒂索人，带着长枪和左轮手枪，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耕地、房子，到几十、几百公里外的地方，为了外来人的利益去收割橡胶，而这些外来人唯一的道理就是手中的武力。那么，您会高高兴兴地去收割那著名的橡胶吗，维克多先生？”

“可我并不是那种赤身裸体的野蛮人，也不会把自己天生兔唇的子女扔到河里去喂亚古妈妈。”橡胶商爆发出一阵带有讥讽意味的大笑，很不满地反驳道，“您是不是把那些食人的野蛮人跟我们这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来把森林地区改造成为文明土地的先驱者、企业家和商人放在同一个平面上看待了？”

“也许您和我对所谓文明有着不同的概念，我的朋友。”罗杰凯斯门特一直用淡定的声调讲话，使得维克多·以色列很恼火。

在那扑克牌桌上还有沃尔特·福尔克和亨利·费尔加尔，另外几名委员会成员都躺在自己的吊床上休息了。那是一个平静、温暖的夜晚，圆圆的月亮照在亚马孙河上，闪着粼粼的银光。

“我倒想知道您对文明是什么看法。”维克多·以色列说道，声音和眼睛都在冒火。那暴躁的反应让罗杰以为他会从枪套里掏出老掉牙的左轮朝自己开枪呢。

“我对文明的看法，总的来说是一句话，尊重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罗杰很镇静地解释道，却全神贯注地警惕着维克多·以色列会否对他动手，“譬如，英国法律禁止殖民者占据各殖民地土著人的土地，也禁止对拒绝在矿山和田里干活的当地土著人使用武力。您不认为这就是文明吗？还是我错了？”

维克多·以色列那瘦小的胸部一上一下地掀动着身上的衬衣和五颜六色的背心，那衬衣很奇特，装着灯笼袖，扣子一直扣到脖颈。他把双手的大拇指插在背带里，一双三角眼布满血丝，一张嘴就露出了一排被尼古丁熏得参差不齐的黑牙。

“照您这么说，”他语带讽刺地说道，“秘鲁人就应该让亚马孙世世代代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为了不惹恼那些异教的野蛮人，不应该去占据那些好逸恶劳的人不知如何利用的土地，浪费能够提高秘鲁人的生活水平、使秘鲁成为现代国家的资源。难道英国王室想让秘鲁成为这样的国家吗，凯斯门特先生？”

“亚马孙地区无疑是宝库，”凯斯门特不动声色地同意，“秘鲁要加以利用是对的。但不要虐待当地土著人，不要像猎取动物那样猎取他们，也不要迫使他们像奴隶那样干活，最好通过办学、开设医院、建立教堂等方式来使他们融入文明社会。”

维克多·以色列哈哈大笑，像上了发条的玩具娃娃不停地抖动。

“您活在哪个世界，领事先生？”他演戏般地把一双骷髅长手高高举起，大声说道，“看得出，您从没见过一个吃人的生番。您知道这里有多少人被吃掉吗？知道有多少白人和乔洛被他们的毒矛毒镖射死吗？知道他们像沙普拉人那样给多少人施行过缩头术[印第安土著风俗，人死后缠头，使之缩小，以利保存。]吗？我看还是等您对他们的野蛮行为有一点儿体验时，咱们再谈吧。”

“我在非洲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这种事多少知道些，以色列先生。”凯斯门特肯定地说道，“顺便说一下，我在非洲认识了许多跟您一样想法的白种人。”

为了避免争论越来越激烈，沃尔特·福尔克和亨利·费尔加尔引入了不那么棘手的话题。

在伊基托斯的十天里，罗杰访问了各种身份的人，记录下从各处的官员、法官、军人、餐馆老板、渔民、皮条客、流浪汉、妓女、妓院与酒吧侍者口中搜集到的各种意见。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罗杰·凯斯门特思索着，伊基托斯的绝大多数白人和梅斯蒂索人，秘鲁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跟维克多·以色列的想法一样。在他们的眼里，亚马孙地区的土著人根本不是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微不足道、比起人更接近动物的低等存在，因此剥削他们、鞭打他们、把他们劫持到橡胶公司去都是合法的。如有反抗，就像杀掉患狂犬病的狗一样杀掉。这就是对印第安土著人的普遍看法。正如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所说，伊基托斯的仆人都是被抢来后以相当于一两个英镑的价钱卖到洛雷托省各个家庭的儿童，因而对此也就没有人会感到惊奇了。这种忧虑使得他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还没出城，就看到并了解到这些事，那么在普图马约又会有什么看不到呢？

1910年9月14日，不到中午，委员会的成员们就从伊基托斯出发了。罗杰雇了一个叫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的人当翻译，那是他曾见过的巴巴多斯人中的一个。此人会讲西班牙语，也能使用在橡胶公司中通用的两种土著语言——波拉语和乌伊托托语——进行沟通。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十五艘船中最大的自由号保养得很好，拥有若干双人间小客舱，船头和船尾都装有吊床，供愿意露宿的客人睡觉。拜肖普害怕回到普图马约，所以要求罗杰·凯斯门特以书面形式保证他在旅行期间受到委员会的保护，事后要由英国政府把他遣返回巴巴多斯。

纳坡河与卡克塔河之间那片广阔土地的省会叫做乔雷拉，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就设在那里。从伊基托斯到乔雷拉的航行持续了八天，那是燥热难耐、蚊虫如云、乏味无聊、景色一律、噪声单调的八天。轮船沿亚马孙河下行，从伊基托斯开始，河面越来越宽，直至两岸互相望不到。在塔巴廷加穿过巴西边界，继续沿雅瓦里河下行，接着沿伊加拉巴拉那河回到了秘鲁。这段河道的两岸略微接近，有时，两岸的攀藤植物和高大树木的枝叶笼罩在甲板之上，能听到、看到成群的鹦鹉在树木之间叽叽喳喳地盘旋飞舞，慢条斯理的红羽苍鹭耍平衡似的用一条腿站在小岛上晒太阳，灰色的龟壳从苍白的水面中露出；有时还能看到在岸边泥泞中打瞌睡的鳄鱼那带刺的脊背，这时从船上就会发出猎枪或左轮枪的射击声。

行程中，罗杰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整理在伊基托斯记下的笔记，为即将在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领地度过的几个月安排工作计划。根据外事办的指示，他只能跟在收购站工作的巴巴多斯人谈话，因为他们是英国公民；为了不让秘鲁政府多心，不能打扰秘鲁和其他国家的雇员。但罗杰不想被这项指示限制，如果不同时搜集各收购站站长及其手下的“小伙子”或“理性人”的情况，他的调查就会缺胳膊少腿，还瞎了眼。只有全面搜集，才能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其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中如何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早在伊基托斯时，巴勃罗·苏马埃塔就通知委员会的成员，说根据阿拉纳的指示，为了接待委员们、安排好他们的交通和工作，公司事先已向普图马约派了一位主要负责人，胡安·蒂松。委员们猜想蒂松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掩盖不法行径的痕迹，向他们展示遮盖现实情况的假象。

委员们于1910年9月22日到达乔雷拉。这个地方的得名[乔雷拉，西班牙文意为河水的湍急处。]是因为河道突然变窄而激发的湍流和瀑布。水花泡沫、水流哗哗声、湿滑的岩石和深深的旋涡构成一幅雄伟的景象，打破了其支流伊加拉巴拉那河单调的水文。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此地设立了总部。从码头到达乔雷拉站的办公处和住所，必须爬上一片荆棘丛生、陡峭泥泞的斜坡。客船在泥地里搁浅时，乘客们有时必须由印第安装卸工搀扶着保持平衡才不致摔倒。罗杰与前来接他们的人寒暄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看到岸上或扛着货包、或好奇地盯着他们看的半裸土著人为了轰走蚊虫，正张着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臂膀，这些人里每三个或四个就有一个的背部、臀部和大腿上有着结痂，那只能是鞭笞留下的痕迹。刚果，对，到处都是刚果！

胡安·蒂松个子很高，穿一身白色衣服，举止彬彬有礼，像个贵族，一口英语足以和罗杰沟通。他大概五十岁，从他那刮得精光的脸庞、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细长的双手和穿着打扮来看，他显然不适合这里的森林生活，而是坐办公室、参加沙龙聚会的城市人。他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表示了欢迎，并把他的陪同人员向大家作了介绍。一听这个人的名字，罗杰就感到厌恶：维克多·马塞多，乔雷拉站的站长，此人至少还没有逃掉。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在伦敦的《真理》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把他称作阿拉纳在普图马约最嗜血成性的代理人之一。

罗杰一面爬坡，一面观察着维克多·马塞多。他看不出年纪，很强壮，个头不很高，是个肤色较白的乔洛，但仍保持着印第安人的特点；扁鼻，厚唇，一张嘴就露出三四颗金牙；表情僵硬，那是长期风吹日晒的结果。他与罗杰不同，爬陡坡显得很轻松。他还有些斜视，仿佛在躲避阳光的照射而看往别处，也许是因为害怕与人直视。蒂松没带武器，维克多·马塞多的裤带上却露出了左轮手枪。

在宽敞的空地上，有几栋建在桩子（很粗的树干或混凝土浇铸的柱子）上的房子，第二层都装有栏杆。其中较大房子的房顶铺的是锌皮，较小的铺的是编织好的棕榈叶。蒂松指指点点地作着说明：“那里是办公室。”“这里是橡胶仓库。”“诸位就住在这栋房子里。”但罗杰几乎没听，只是观察着那一群群或淡漠地看着他们、或移开目光的半裸、全裸的印第安人：瘦弱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有的脸上和胸上画着图案。他们的双腿瘦得像芦苇秆，肤色黄里透着苍白，嘴唇和耳朵上都有切口，吊着挂件。这使他想起了非洲的土著人，只是这里没有黑人。他从远处看到几个穆拉托[指黑白混血儿]和褐色皮肤的人，这些人都穿着长裤和靴子，无疑是一队巴巴多斯人。他数了数，只有四个。至于“小伙子”或“理性人”，他一眼就认出这些人虽然也是印第安人，也光着脚，却剪了头发，留着和基督徒一样的发式，穿着长裤和衬衫，腰间挂着木棒和皮鞭。

在住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两人住一间。罗杰·凯斯门特则享有住单间的特权。那是一个小房间，没有床，只有吊床，一件家具既作为箱子又作为桌子，一张小桌上放着一只洗脸盆、一只水罐和一面镜子；房门口有一口腐水井和一个淋浴喷头。罗杰放下行李，刚安顿好就对胡安·蒂松说，当晚要开始跟乔雷拉站的巴巴多斯人见面、谈话。

当时，他闻到一股类似腐烂植物枝叶的刺鼻油腻味儿钻进鼻子。这股味道充斥了乔雷拉的各个角落。早晨、午间和晚上，在普图马约三个月的行程中一直跟随着他。这种不适的气味使他呕吐、反胃。这种气味仿佛来自空气、土地、各种器物，甚至人体。亚马孙地区的树木流出的橡胶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加剧着一方的劣行和另一方的苦难，从此，对罗杰而言，这气味就成了劣行与苦难的象征。“很奇怪，”到达的那天，他对胡安·蒂松说道，“在刚果，我多次到过橡胶公司和橡胶仓库，但我不记得刚果的橡胶有这么浓烈的难闻味道。”“品种不一样。”蒂松解释道，“这里的气味难闻，但是比非洲的耐用。为了减轻臭味，在每个运往欧洲的橡胶包里都撒了滑石粉。”

整个普图马约地区，巴巴多斯人的数目是一百九十六人，在乔雷拉却只有六人。尽管罗杰通过拜肖普向他们保证，他们的证词是保密的，无论怎样也不会因所说的话而被起诉；如果他们不愿意继续为阿拉纳的公司工作，罗杰本人将负责把他们遣返巴巴多斯。但其中仍有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拒绝跟罗杰谈话。

同意提供证词的那四个人在普图马约工作了近六年，曾在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几个收购站里作为工头服务过，那是介乎站长和“小伙子”或“理性人”之间的职务。第一个跟他谈话的叫唐纳尔·弗朗西斯，是个又高又壮的黑人，有点儿瘸，眼睛患有白翳症。当时他很紧张，对罗杰不很信任，罗杰立即感到从此人嘴里不会得到什么。他只用单个词回答问题，并拒绝控诉。据他讲，在乔雷拉，站长、雇员，甚至野蛮人都相处甚笃，从没发生过问题，更不用说使用暴力了。在委员会面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是经过训练的。

罗杰大汗淋漓，不断地喝水。之后与普图马约的巴巴多斯人的谈话会不会跟这个人同样无用？不是的。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和斯坦利·西利战胜了起初的疑惧，接受了罗杰代表英国政府作出的帮他们回到巴巴多斯的承诺，并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把一切都说了出来，还激烈地，有时发疯似的进行自责，迫不及待地想卸下良心上的负担。斯坦利·西利的证词讲得有声有色，很详尽，例子很多。尽管对人类的残暴见识了很多，但罗杰听了有时还是感到眩晕，难过得喘不过气来。那巴巴多斯人讲完，已到了晚上。夜间昆虫的嗡嗡声震耳欲聋，仿佛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他们的周围飞来飞去。他们坐在连接罗杰卧室的阳台上的一张木凳上，吸完了一包香烟。在越来越阴暗的夜色中，罗杰看不清斯坦利·西利这个矮小的穆拉托有什么特征，只看得清他的头部轮廓和肌肉发达的臂膀。他在乔雷拉的时间不长，在阿比西尼亚收购站工作过两年，是阿维拉多·阿圭罗和奥古斯托·希门尼斯两位站长的左右手。在那以前曾在马坦萨斯站的阿曼多·诺尔曼德手下干过。他们都不说话了，罗杰感到蚊子在叮咬他的面孔、脖子和胳膊，但他没心思轰走蚊子。

他忽然发觉西利在哭。西利用手捂着脸在轻轻地抽泣，胸部一鼓一鼓地叹着气。罗杰看见了他眼睛里晶莹的泪水。

“你信上帝吗？”他问道，“你有信仰吗？”

“我想我小时候信过上帝。”那个穆拉托嘶哑着嗓子抽泣道，“在我老家圣帕特里克[圣帕特里克（St.Patrick）是5世纪时爱尔兰天主教传教士。据说他生于罗马，死后出现许多神迹，使他成为爱尔兰守护神。传说他曾用一片三叶草向爱尔兰人解释何为“三位一体”，后来衍变为在圣帕特里克节这天佩戴三叶草的习俗。]镇，我的教母每星期天都带我去教堂。现在我不知道信不信了。”

“我这样问你，是因为跟上帝谈谈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我指的不是向上帝祈祷，而是跟上帝谈话。你可以努力试试，要以跟我谈话时的坦率态度跟上帝谈谈。向上帝谈谈你的感受，谈谈你为什么哭。不管怎样，上帝比我更能帮助你。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你一样茫然，西利。”

跟菲利普·伯特·劳伦斯与西弗德·格伦威治一样，只要凯斯门特同他们一起经伊基托斯回到巴巴多斯，斯坦利·西利也准备在委员会全体成员面前，甚至在胡安·蒂松先生面前，把自己的证词重复一次。

罗杰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上油灯，脱下衬衫，用脸盆里的水洗了洗前胸、两肋和面孔。他很想洗个淋浴，但那必须下楼在露天里洗，那样一来，整个身子就会被蚊虫吃掉。夜间的蚊虫成倍增加，咬起人来更凶狠。

他来到底层，去一间也是用油灯照明的饭厅里用餐。胡安·蒂松先生和委员们在喝温吞水般无味的威士忌，正站在那儿谈话。半裸的印第安仆人一道一道地上着煎鱼、烤鱼、煮木薯、白薯和撒在食物上的玉米粉——巴西人也是用这种玉米粉撒在食物上。另外几个印第安人在用麦秸编的扇子轰蚊子。

“您和巴巴多斯人谈得怎么样？”胡安·蒂松递给他一杯威士忌，问道。“比预期的要好，蒂松先生，我本来担心他们不肯谈，但刚好相反，其中三个人谈得非常坦率。”

“我希望诸位听到的抱怨跟我听到的一样。”蒂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如有需要，公司是愿意纠正、加以改善的。这一直是阿拉纳先生的政策。好了，我想诸位饿了，请入席吧，先生们！”

大家坐了下来，开始盛盘子里的菜肴。委员会的成员们整个下午都在巡视乔雷拉的各种设施，在拜肖普的帮助下同管理部门和仓库的职员们谈话，显得很疲乏，懒得说话——罗杰的第一天谈话会不会跟他们一样令人沮丧？

胡安·蒂松为大家倒上葡萄酒，事先告诉大家，由于运输和气候原因，法国葡萄酒到了这里有点儿发酸。于是大家宁愿喝威士忌。

吃到一半，罗杰看了服侍大家的印第安人一眼，评论道：

“我看到许多男女印第安人的背上、臀部和腿上都有疤痕，譬如这个女孩。当他们挨打时，一般打多少下鞭子？”

一阵沉默。油灯的噼啪声和小虫子的嗡嗡声显得更响了，大家严肃地看着胡安·蒂松。

“这些疤痕大多数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胡安·蒂松很不自在地答道，“诸位知道，他们的部落里有一种野蛮的启蒙仪式，譬如在脸上、嘴上、耳朵上、鼻子上钻孔，为了装进环、牙齿和各种挂件。我不否认有些工头违反公司的规定，鞭打这些人，从而结出疤痕，但我们的章程严格禁止体罚。”

“我的问题跟这没有关系，蒂松先生，”凯斯门特说道，“我是说，在这么多的疤痕中，怎么没看到一个印第安人的身上烙有公司的印记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蒂松放下叉子。

凯斯门特说道：“那些巴巴多斯人告诉我，说许多印第安人的身上都烙有公司名称首字母的印记“CA”，即“阿拉纳记”，就像猪、牛、马那样，为了不让他们逃跑，也不让哥伦比亚的橡胶商把他们抢走。那些巴巴多斯人给许多人打过印记，有时用火烙，有时用刀刻。但是我没看到过一个人有这种记号。他们到哪儿去了，先生？”

胡安丢开了端庄的外表和优雅的举止，突然满面通红，气得发抖。

“我不允许您用这种口气对我讲话，”他夹杂着英语和西班牙语喊道，“我是来为你们的工作提供方便，不是来听你们的讽刺！”

罗杰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我向您道歉，我并不想冒犯您，”他镇静地说道，“虽然我曾在刚果见识过各种难以启齿的残暴行径，但还没见过用火或刀在人的身上烙刻下印记这种事。我相信您不是这种暴行的责任人。”

“我当然不对任何暴行负责。”蒂松鼻眼乱动地又喊起来，眼珠乱转，愤怒至极，“如果有这种事，那也不能怪公司。您没见这是什么地方吗，凯斯门特先生？这里没有任何行政机关，没有警察，没有法官，什么人都没有。在这儿工作的站长、工头、助手都不是有教养的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些文盲、冒险家、粗人——被原始森林磨炼出的硬汉。有时他们会干出一些不法行为，这就吓坏了文明人。我都知道，请相信我，我们尽了力。阿拉纳先生跟诸位的看法一样，凡是干坏事的都将被辞退。我并不是非法行径的同谋，凯斯门特先生。在这个国家里，我的姓氏是很受尊敬的，我的家族也是举足轻重的。我是个遵守教规的基督徒。”

罗杰心想，胡安·蒂松也许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他是个好人。在伊基托斯、马瑙斯、利马或伦敦，他并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里发生的事。他应该诅咒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异想天开地在这个时候派他到这个世界以外的角落来执行这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应付各种麻烦事，过着难熬的日子。

“我们应该一起工作，互相合作，”蒂松平复了些，挥动着双手说道，“有不对的地方就纠正，干了坏事的雇员将受到制裁，我说话算话！我对诸位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看作朋友，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人。”

过了一会儿，胡安·蒂松说有点儿不舒服，想退席。他道过晚安就走了。

饭桌边只有委员会的成员了。

“像给牲口那样给人烙印记？”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半信半疑，低声问道，“这是真的吗？”

“我今天询问的四个巴巴多斯人中有三个都这么肯定地对我说过。”凯斯门特点头道，“斯坦利·西利说他本人在阿比西尼亚站站长阿维拉多·阿圭罗的命令下这么干过。不过，我觉得印记的事还不是最糟的，今天下午我还听到更可怕的事。”

几个人这么谈着，没吃东西，只把桌上的威士忌喝光。给委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土著人背上的疤痕，还有在乔雷拉存放橡胶的仓库里发现的颈手枷和刑椅。当着刚刚度过不愉快时光的蒂松先生的面，拜肖普向他们解释了那个用木条和绳索制作的架子的用法：把蜷缩身子跪着的印第安人装进去，让他手脚都动弹不得，然后勒紧木条上刑或是把他吊在半空。拜肖普还说，颈手枷本来一直放在站里的空地上。委员们问仓库里的一个“理性人”是什么时候把刑具藏到仓库去的，那人回答说是在委员们到达的前一天。

大家决定第二天听取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和斯坦利·西利的证词。塞莫·贝尔建议胡安·蒂松也在场，但有人持不同意见，特别是沃尔特·福尔克，他担心在头头面前，巴巴多斯人会收回证言。

那晚，罗杰·凯斯门特彻夜未眠，一直在把与巴巴多斯人的谈话记下来，直到耗完灯油、灯熄为止；倒在吊床上也不能合眼，全身的骨头、肌肉都在疼痛，睡了一会儿，马上又醒了，无法摆脱支配着他的不安情绪。

秘鲁亚马孙公司确实是一家英国公司！有诸如约翰·莱斯特凯爵士、索萨·迪罗男爵、约翰·罗素·久宾斯和亨利·M.里德等在商界和全城备受尊敬的人物。呈给政府的报告里说，以他们的名字和资金注册的企业正在实行奴隶制度：利用带枪的流氓，以“打猎”的手段把印第安男女与儿童捉到橡胶公司里进行残酷剥削，还把他们用刑架吊起来，用火烙刀刻留下印记；如果他们没交足三个月三十公斤橡胶的最低份额，就用皮鞭抽打他们直到出血。当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这些合伙人看到以上内容时会说些什么？罗杰·凯斯门特曾去过位于伦敦金融中心索尔斯伯里大楼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办公室，那是一个壮观的地方，墙上挂着庚斯博罗[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英国画家。]的画作，有身穿制服的女秘书、铺着地毯的办公室、客人专用的皮沙发，办事员都穿着条纹长裤、大礼服、雪白的硬领衬衣，系着别有饰品的领带，手拿账本，来来往往收发电报，拿着发货单与欧洲的工业城市交易那撒有滑石粉、散发气味的橡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在普图马约，乌伊托托人、奥凯玛人、穆伊南人、诺努亚人、安道克人、列希加洛人和波拉人正在逐渐灭绝，没有人肯动一动手指去改变那里的状况。

“这些印第安人为什么不试图反抗？”晚饭中间，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问道。随后又说：“他们确实没有火器，但他们人很多呀，完全可以起身反抗。虽然可能会死一些人，但相对那些刽子手而言，他们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

罗杰回答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没有反抗，跟在非洲一样。刚果人也没有反抗，只有个别例外的自发事件：个别人或个别集体的自杀事件。当剥削制度发展到了极端，它首先摧毁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肉体。害死人的暴行会毁掉人的反抗意志。偷生的本能把因困惑和恐惧而麻木不仁的印第安人变成了木头人。许多印第安人都不懂得他们的不幸是特殊的、具体的人的劣根性造成的，还以为是神秘的灾害、神的诅咒、上天惩罚的后果——是根本逃脱不掉的。

罗杰在参考文件中发现，普图马约的阿比西尼亚收购站的波拉人曾试图暴动，但是这个话题谁也不愿意提，巴巴多斯人也避谈。当地一位叫做卡特内雷的波拉人的年轻酋长，一天晚上在其部落几个人的帮助下偷走了站长和“理性人”的来复枪，杀死了巴托洛梅·苏马埃塔（巴勃罗·苏马埃塔的亲戚），因为这个人喝醉酒强奸了卡特内雷的妻子。事后，卡特内雷便消失在森林里。公司悬赏要他的人头，还出动几支分队去找他，但两年过去了，也没捉住他。后来，一帮猎人在印第安告密者的带领下，包围了卡特内雷及其妻子藏身的茅屋。酋长逃掉了，他的妻子却被捉了去。站长巴斯克斯当众强奸了她，把她绑在木架上，不给吃不给喝，绑了好几天，还不时地鞭打她。最后，酋长出现了，他无疑是躲在密林中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受刑。他穿过空地，扔下枪，在木架前温顺地跪下来。此时他的妻子已经奄奄一息，也许已死掉。巴斯克斯叫喊着命令“理性人”不要开枪，他要亲自用粗铁丝挖下酋长的眼珠，在围成一圈的印第安妇女面前，连同酋长的妻子一道活活烧死。事件的结局是浪漫的，罗杰想，也许是经过窜改的，好让这个事件更符合盛行在这片火热土地上爱好恐怖的胃口。事情真的发生过吗？起码留下了一种象征、一个范例：一个起而反抗、惩罚施暴者并像英雄那样死去的土著人。

天刚破晓，罗杰就离开住所，下坡到了河边，在能挡住水流的深水处裸身洗了个澡，冷水使他有一种被按摩的感觉。穿好衣服，他感到很凉爽，恢复了体力。回到乔雷拉时，他拐了个弯，想去乌伊托托人居住的茅屋区走一走。茅屋分散搭建在木薯、玉米和香蕉种植地中间，呈圆形，屋壁用桃榈木围成，外面用藤条捆好，屋顶垂及地面，铺着编织好的雅里纳树叶。他只看见几个骨瘦如柴、背着婴儿的妇女，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问候；一个男人也没见到。他从茅屋区回来时，看见一个印第安妇女正在把他到达那天换洗的衣服放在他的卧室里。他问要付多少钱，但那妇女（很年轻，脸上画着蓝绿色条纹）不懂地看了他一眼。于是他让弗雷德里克·拜肖普问她应付多少钱。拜肖普用乌伊托托语问了，但那女人好像还不懂。

“不用付钱，”拜肖普说道，“这里不流通货币。再说了，她是乔雷拉站长维克多·马塞多的几个女人中的一个。”

“站长有几个女人？”

“现在有五个。”巴巴多斯人答道，“我刚来工作时起码有七个，她们都被换掉了。这里所有人都这么干。”

拜肖普笑了，还开了个玩笑：“在这种气候下，女人都老得很快，要经常换新的，像换衣服那样。”但罗杰·凯斯门特没笑。

罗杰·凯斯门特后来回想，委员会的成员们去西方站之前，在乔雷拉站逗留的这两个星期是行程中最忙、最紧张的日子。他的休闲方式只是在河里、浅水塘或瀑布不太湍急的地方洗澡，在树林里长时间地散步，拍大量的照片，或者在夜里跟同伴们玩玩桥牌。实际上，他白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调查、记笔记、向当地人咨询或者跟同伴们交换所得的印象。

与委员们所担心的相反，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与斯坦利·西利在有胡安·蒂松在场的全体委员会面前全无怯意，不仅确认了对罗杰·凯斯门特所说的话，还揭发了新的血腥暴行，从而扩充了证词。在询问的过程中，罗杰几次看到好几位委员脸色发白，像是要昏倒。

胡安·蒂松坐在委员们的后面，闭着嘴一言不发，只是在小本子上做着笔记。询问完毕，头几天，他还试图淡化并质疑关于酷刑、杀害和肢解的证词，但三四天后，他身上出现了变化：吃饭时间不说话也不吃东西；人们跟他讲话，他只用单音词低声回答问题。第五天晚上，饭前饮酒时，他爆发了——眼睛通红地对大家说：“这一切太出乎我的想象了。我以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的灵魂发誓，我对这一切绝对感到惊讶。我和诸位一样感到莫大的震惊。听到这一切，我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讨好诸位，这些巴巴多斯人的揭发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即便如此，此处确实发生过不可容忍、骇人听闻的罪行，应该揭发、惩处。我向诸位发誓……”

他哽住了，只得找把椅子坐下来，手握酒杯，垂着头低声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与他在伊基托斯、马瑙斯或伦敦的合伙人不可能对发生在这里的事生疑。他要做第一个要求对这一切加以纠正的人。罗杰对他说的前半部分大为感动，心想此时的蒂松不像以前那样无意识地天真了，他也是人，也会考虑自己的处境、家族和前途。不管怎样，从那天起，他似乎不再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官员，而变成委员会的新成员了。他热情而勤快地与委员会合作，送给他们新的材料，随时提醒他们要小心防范。他警惕着，以怀疑的眼光监视着四周。他清楚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大家都可能有性命之虞，尤其是那位总领事。他处在恐惧之中，担心那些巴巴多斯人会向维克多·马塞多透露已承认的事——如果他们透露了，那家伙不等被送上法庭或交给警察就会给委员们设下陷阱再除掉，事后声称委员们是死在野蛮人的手里。不可排除这个可能。

一天早晨，情况急转直下。那天一大早，罗杰·凯斯门特听到有人轻轻地敲门。天还黑着，他去开门，从门缝里看到一个黑影，但并不是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而是唐纳尔·弗朗西斯，那个曾坚称这里一切正常的巴巴多斯人。他胆战心惊地低声说考虑好了，现在愿意把真相说出来。罗杰让他进了房间。二人坐在地上谈了起来，因为唐纳尔担心在阳台上谈话会被人听见。

他对罗杰说，之所以说谎，是因为害怕维克多·马塞多。马塞多曾威胁他说，如果对英国人说出这里发生的事，他就别想回到巴巴多斯。等英国人一走，就先割下他的睾丸，然后把他脱光绑在树上让毒蚂蚁吃掉。罗杰安慰他，说他一定能同另外几个巴巴多斯人一样回到布里奇敦[布里奇敦，巴巴多斯的首都。]。但他不想私下听他的证词，唐纳尔·弗朗西斯应该在所有委员和蒂松的面前讲出。

当天，他就在开过几次工作会议的饭厅里作了证，一副害怕的样子，眼珠乱转，咬着肥厚的嘴唇，有时说不出话来。他讲了三个小时，证词里最富悲剧色彩的是下面的话：两个月前，两个乌伊托托人因为生病，只能收割到极少量的橡胶，维克多·马塞多便命令他和一个叫华金·彼得拉的“小伙子”把那二人的手脚绑起来，扔在河里死死按住，直至二人被淹死。然后又命几个“理性人”把尸体拖到树林里让野兽吃掉。唐纳尔还提出，可以带委员们到尚能找到那两个乌伊托托人的四肢和骨头的地方去看看。

9月28日，凯斯门特和委员会的成员乘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快艇快速号离开乔雷拉站，向西方站驶去。沿伊加拉巴拉那河上行几个小时，途中在维多利亚和奈美内斯两个橡胶集散地停泊，吃了些东西，晚上睡在快艇里。第二天又航行了三个小时，才在西方站靠岸。站长菲德尔·贝拉尔德带着助手曼努埃尔·托里柯与罗德里格斯·阿科斯塔到码头迎接他们。“都是一副暴徒和逃犯的面孔。”罗杰·凯斯门特想道。这些人都带着手枪和温切斯特步枪。肯定因为收到指示，所以对来客显得很殷勤。可胡安·蒂松仍提醒大家要谨慎，千万不要让贝拉尔德及其“小伙子”知晓已经调查出的情况。

西方站的地盘比乔雷拉站的小，用尖如长矛的木桩围起来，“理性人”带着卡宾枪在入口处站岗。

“怎么看守得这么严？”罗杰向胡安·蒂松问道，“是不是提防印第安人进攻？”

“谁知道某天会不会出现下一个卡特内雷？但这并不是提防印第安人，绝对不是，而是提防哥伦比亚人，他们一直觊觎这片土地。”

菲德尔·贝拉尔德在西方站里有五百三十个印第安人，其中大部分此时正在树林里收割橡胶。他们每十五天送来一次收割物，然后回到树林里再干两个星期。他们的妻子儿女就留在围栏外岸边的居民点。贝拉尔德说，今晚，印第安人要为“来访的朋友们”开欢迎会。

他把大家带到了住处，那是建在木架上的两层方形房子，门窗都装有防蚊纱布。跟乔雷拉站一样，西方站的空气中也充斥着从仓库里散发出的橡胶气味。罗杰看到这里给他准备的是床而不是吊床，不觉高兴起来。其实是一张简陋的床，铺上充填着谷物壳的床垫，但起码躺上去可以伸展开来。睡吊床使他浑身肌肉痛，又睡不着。

天刚擦黑，欢迎会就在乌伊托托居民点旁的空地上开始了。一群印第安人为来客搬来了桌椅、盛食物的大锅，还有饮料。他们围成一圈，很严肃地等着客人。晴空万里，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但晴好的天气、贯穿生长着茂密森林的平原及其四周的蜿蜒流淌的伊加拉巴拉那河所展现的景色，都未能让罗杰·凯斯门特高兴起来。他知道，即将看到的景象将是悲惨的、令人沮丧的。三四十个印第安男女——男人都是老人和小孩，女人一般说来倒是相当年轻——有的裸体，有的套着罗杰在伊基托斯看见的许多土著人喜穿的无袖衬衫或长袍，围成一圈，随着曼瓜列的节拍跳起舞来。曼瓜列是用挖空的树干做的鼓，乌伊托托人用顶端包有橡胶的木棒敲击出又闷又长的声音，据说这声音可以传递信息，远距离地互相沟通。舞者的脚踝和手臂上都戴着植物种子做的串铃，随着音乐节奏而跳动时发出响声。与此同时，舞者也哼出单调的、带有痛苦意味的歌声，配合他们那严肃、憎恶、胆怯、漠然的面部表情。

后来，凯斯门特问同伴们有没有注意到大多数印第安人的背上、臀部和腿上都有疤痕，于是大家就跳舞的乌伊托托人中百分之多少有鞭笞痕迹的问题讨论起来。罗杰说百分之八十，费尔加尔和福尔克说不到百分之七十。不过，大家一致认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浑身及脸上都有烧痕的皮包骨小孩，要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去调查一下那些痕迹是事故造成的还是惩罚和酷刑造成的。

大家早就计划好在这个收购站要详详细细地调查剥削是怎样进行的，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就开始了。在菲德尔·贝拉尔德的亲自陪同下先看橡胶仓库，无意间发现称橡胶的磅秤大有问题——塞莫·贝尔想站上去称一称，因为他总怀疑自己的体重可能减轻了。结果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竟减轻了近十公斤！可自己并没有感觉呀，裤腰没显得松，衬衫也没显得宽。凯斯门特也称了称，并鼓励同伴们和胡安·蒂松也去称一下，结果所有人都比平时的体重轻了好几公斤。午饭时，罗杰问蒂松是否认为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普图马约的所有磅秤都跟西方站一样造假，好让印第安人以为他们的收割量很少。蒂松早已失去了掩饰的能力，只是耸耸肩：“我不知道，先生们，我只知道在这里什么事都干得出。”

乔雷拉站的颈手枷藏在仓库里，西方站则不同，就放在周围全是住处和仓库的空地上。罗杰让菲德尔·贝拉尔德的助手把自己关进刑具，想体验一下关在这狭窄的笼子里是什么滋味。罗德里格斯·阿科斯塔还在犹豫，但胡安·蒂松表示准许，并让凯斯门特缩起身子，用手一推，把他关进了颈手枷，但没法勒紧夹住他手脚的木条，因为他的四肢太粗壮了。但是仅仅扣好颈上的抓柄，不用紧勒，就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浑身生疼，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地忍受这样的姿势以及背、腹、胸、腿、脖颈和双臂所承受的压力。罗杰出来后，不能活动，不得不扶着路易斯·巴恩斯的肩膀很久。

“印第安人犯了什么错才被关进颈手枷？”到了晚上，罗杰向西方站的站长问道。

菲德尔·贝拉尔德是梅斯蒂索人，很壮实，留着海豹式的胡子，有一对鼓出的大眼睛。他头戴宽边帽，脚蹬长筒靴，腰间系着子弹带。

“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人一说话就露出牙齿，“如杀死自己的孩子、酒醉后把妻子毁容、偷盗、隐瞒赃物等。这种颈手枷并不常用，只用过几次。一般说来，这里的印第安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他语带讥笑地说这番话时，还轻蔑地逐一把委员们打量了一番，仿佛在告诉他们：“我是不得不这样说，你们不一定要相信。”他的这种态度充分表明他对别人的蔑视。罗杰·凯斯门特想象得出这个腰别手枪、肩挎卡宾枪、腰系子弹带的恃强凌弱者在印第安人中间造成何等令人腿软的恐惧。不久，西方站那五个巴巴多斯人中的一个在委员会上作证说，一天晚上，他看见菲德尔·贝拉尔德和当时的乌尔蒂莫·列蒂洛站的站长阿尔弗雷德·蒙特喝醉了酒，打赌看谁能把关在颈手枷里的一个乌伊托托人的耳朵快速而利落地割下来。贝拉尔德用砍刀只一下，就割下了印第安人的耳朵；而蒙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双手直抖，不但没能割下另一只耳朵，砍刀还砍进了那人的脑壳。听完那次的证词，塞莫·贝尔产生了心理问题，承认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话都说不出来了，红肿的眼睛泪水汪汪：看的、听的够多了，足以证明这里存在着最残酷的野蛮行径。在这个连残暴都变态化的非人世界里继续调查下去已经毫无意义。

他建议结束这次旅行，立刻回英国。

罗杰说他不反对其他人回去，但他本人要按原计划留在普图马约，多访问几个收购站。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他要把报告写得详尽，使之更具有文献性。他提醒大家，所有这些罪行都是一家英国公司犯下的，其领导机构中有着备受尊敬的英国大人物，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也靠这里发了财。这种怪事应该结束了，责任者应该受到制裁。为此，他的报告应该是详尽的、无可辩驳的。他的这番道理说服了大家，包括意志消沉的塞莫·贝尔。

为了摆脱菲德尔·贝拉尔德和阿尔弗雷德·蒙特打赌一事产生的恶劣印象，大家决定休息一天。第二天早晨，大家没有进行访谈和调查，而是去河里洗了个澡，又长时间地用小网捕蝴蝶。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在树林里寻找兰科植物。在这个地区，蝴蝶和兰花跟蚊子和蝙蝠一样多，只不过蚊子和蝙蝠是晚间出来，无声地飞来飞去，叮咬站里的鸡、狗和马，有时还传染狂犬病。人们不得不杀死并烧掉这些动物，以防传染病蔓延。

河边飞舞着的蝴蝶种类多、个头大、颜色美，令凯斯门特及其同伴眼花缭乱。各式各样的蝴蝶五彩斑斓，翅膀扇动起来极为优美。当它们落在枝叶上，连空气都轻柔起来，发出光亮的斑点似乎抚慰了这个充斥着无尽卑劣、贪婪、痛苦，每走一步都会遇见道德丑恶的地方。

沃尔特·福尔克见到挂在大树上那么多散发着奇香、使得四周光艳无比的优美兰花，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摘下来，也不让同伴们摘，用放大镜观赏了很长时间，一面拍照片，一面记笔记。

在西方站，罗杰·凯斯门特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运作方式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起初，橡胶商与部落之间或许有某种协定，但那已经是历史了。现在印第安人都不愿进森林去割橡胶了，于是站长和“小伙子”就干起了“打猎”的勾当，不付工资。印第安人一分钱也看不到，他们只从仓库里领取收割的工具：给橡胶树割口子的刀子、接汁液的罐头盒、存放橡胶球的篮子等。此外，还有种子、衣服、油灯和食物等日常用品，价格由公司定，所以印第安人总是负债，不得不劳作一生来抵债。站长们没有薪水，是根据每个收购站收到的橡胶量拿佣金，所以他们要求收割大量的橡胶，不得少交。每个割胶者要进入森林十五天，把妻子儿女留下作为人质，站长和“理性人”随意支配他们干家务活或满足性欲。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许多女孩尚未成年就被交换来交换去，有时出于嫉妒还会动刀动枪。每十五天，收割者都回到站里来交纳橡胶，在做了手脚的磅秤上称重量。没交足三个月三十公斤的橡胶，就要受到惩罚：鞭笞、关颈手枷、割耳、割鼻。在极端的情况下，酷刑包括杀掉其妻子儿女甚至收割者本人。尸体不是埋掉，而是拖进树林里让野兽吃掉。每三个月，公司派小船和汽艇来收橡胶，就在当地用烟熏、用水洗、撒滑石粉。有时小船和汽艇会把货物运到普图马约和伊基托斯，有时直接运到马瑙斯，从马瑙斯出口到欧洲和美国。

罗杰·凯斯门特还看出大部分“理性人”都不参加生产劳动，对印第安人而言，他们纯粹是狱卒、行刑者和剥削者。他们整天躺着，吸烟喝酒，消遣方式是踢球、讲笑话或下命令。所有的活计都落在印第安人的身上：建造房屋、修理被雨水冲坏的房顶、修补通向码头的小路、洗洗刷刷、扛货、做饭、运东西，等等，只在那么一小会儿空当才去照顾自己的庄稼，否则就没有吃的。

罗杰完全理解同伴的情绪。他在非洲度过了二十年，自以为什么都见识过了，但这里发生的事仍然使他感到不安、紧张、焦躁，有时还感到沮丧，那么另外一些人会怎么样呢？那些人都在文明世界度过大部分时光，以为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文明，是法制社会，有教会和警察，有禁止把人当牲口使唤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

罗杰愿意留在普图马约，确实是为了使写出的报告尽量完整，但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打算：他对一个人感到很好奇，想认识一下。所有的证词都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此人是施暴的典范。他就是马坦萨斯站站长阿曼多·诺尔曼德。自从来到伊基托斯，他就听到关于这个人的传说和评论，凡提到此人的名字总是同邪恶与卑劣联系在一起，其所作所为一直纠缠着他，甚至连从噩梦中惊醒时，他都浑身是汗、心跳不止。他知道那些巴巴多斯人关于诺尔曼德的说法有些夸张，在这片土地上，炽热的想象往往能煽起夸张的词语。即便如此，那家伙既然能引起如此神话般的传说，可见是个在野蛮行径上能超过阿维拉多·阿圭罗、阿尔弗雷德·蒙特、菲德尔·贝拉尔德、埃里亚斯·马丁内基等一帮人的厉害货色。

没人知道他确切的国籍，说他是秘鲁人、玻利维亚人、英国人，说什么的都有，但他不到三十岁且在英国学习过这一点倒是一致的。胡安·蒂松曾听说他获得过伦敦专科学院的会计证书。

看起来他个子不高，又瘦又丑。据巴巴多斯人乔舒亚·戴亚尔说，人小，不起眼、但散发着“恶魔般的力量”，一靠近他，就会发抖。他的眼光冷漠刺人，犹如毒蛇。戴亚尔说，不仅是印第安人，就连“小伙子”，甚至工头，都觉得在他身边没有安全感，因为阿曼多·诺尔曼德在冷漠、蔑视一切的表情下，能随时不动声色地下令或亲自搞出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行为。戴亚尔向罗杰和委员会承认，在马坦萨斯站，有一天，诺尔曼德命令他杀掉五个安道克人，只因为他们没交足橡胶定额。戴亚尔先是用子弹击毙了两个人，但站长命他用磨木薯的石盘把接下来两个人的睾丸砸碎，再用棒子击毙。最后一个则用手掐死。在整个过程中，他坐在树干上，吸着烟，就这么看着，红润的面孔上，懒洋洋的神色丝毫不为所动。

另一个曾跟阿曼多·诺尔曼德在马坦萨斯站工作过几个月的巴巴多斯人西弗德·格伦威治说，收购站的“理性人”之间谈论的一个话题是，站长有把捣烂或带皮的蒜头塞进侍妾们生殖器的习惯，以听见她们因炽热感而发出叫声来取乐。据格伦威治说，只有这样，站长才能激动起来，才能睡她们。那巴巴多斯人还说，有一段时间，诺尔曼德不把受罚者关进颈手枷，而是用链子把他们吊在高高的树上，然后手一松，受害人就会摔落在地上，头破血流、粉身碎骨、齿崩舌断。还有一个曾在诺尔曼德手下服务过的工头对委员会说，安道克族的印第安人最害怕的是他那条狗。那是一只獒犬，被他训练得能用牙齿咬住印第安人撕下他们的肉来，直至撕光。

所有这些残暴、丑恶的行为真的发生过吗？罗杰·凯斯门特这样想道。他检查自己的备忘录。在刚果了解到的众多残暴行为都写在里面了，被权力和不受制裁的为所欲为变成魔鬼的人之中还没有谁能与那家伙并驾齐驱。他对了解一下这个人、听听他的谈话、看看他的作为、调查他的出身有一种异常的好奇。要对附在他身上的罪恶行径有个说法嘛。

罗杰·凯斯门特和委员们乘快速号从西方站到达乌尔蒂莫·列洛蒂站。这个站要比前几个小些，但也有着碉堡的外表，围着木栏，不多的住所四周有武装站岗的人。这里的印第安人比乌伊托托人更加原始，性格更加孤僻，半裸着，遮羞布几乎遮不住生殖器。在这里，罗杰第一次见到两个土著人的臀部有公司的印记：CA。这两个人比大多数人要衰老。罗杰想跟他们谈话，但他们不懂西班牙语，不懂葡萄牙语，也不懂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说的乌伊托托语。后来巡视乌尔蒂莫·列洛蒂站的时候，他又发现了几个烙有印记的印第安人。从站里的职员口中得知住在这里的土著人起码有三分之一身上都有CA的印记。这种做法在秘鲁亚马孙公司同意委员会去普图马约视察后，即几个星期前，才停止。

从岸边到乌尔蒂莫·列洛蒂站要爬一段泥泞的斜坡，雨水淋成的泥泞深及膝盖。罗杰脱下鞋子倒在木床上时，浑身的骨头都在痛。结膜炎又犯了，一只泪水汪汪的眼睛火烧般地疼。上了眼药水包扎好，用湿手巾蒙着一只眼，像海盗一样，就这样忍受了好几天。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消炎，也不能制止流泪。所以从那时起直到旅行结束，只要没有工作（这种情况很少），他就连白天也跑回去躺在吊床或木床上，把手巾蘸上温水敷在眼睛上来减轻痛苦。在这种时候，还有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为写给外事办的报告打腹稿。大致的思路是清楚的：先描述二十多年前第一批拓荒者来到此地定居、侵占当地部落土地时普图马约的状况。当时，苦于没有劳动力，开始了“打猎”。当时并不担心受到惩处，因为那些地方没有法官也没有警察，他们就是唯一的行政当局。有火器撑腰，什么投石器、长矛、吹箭筒根本不起作用。

还应该清楚地写出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站长们根据收购到的橡胶量取得佣金。在贪婪的驱使下，为了增加收割量，便动用体罚虐待土著人，从割手割脚直至杀害。这种不受惩治的绝对权力在这些人身上演变成为一种施虐狂的倾向，在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土著人身上，这种倾向得到了最自由的渲泄。

报告能起作用吗？毫无疑问，秘鲁亚马孙公司起码会受到惩处，英国政府会要求秘鲁政府把罪行责任人送上法庭。秘鲁总统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敢这样做吗？胡安·蒂松说，敢，因为同伦敦一样，如果利马知道了这里的事，就会闹得满城风雨，公众舆论会要求惩罚责任人。但是罗杰表示怀疑，秘鲁政府在普图马约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它能做些什么？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却能无耻地吹嘘是它和它的杀人团伙为秘鲁保住了这块土地的主权。

从乌尔蒂莫·列洛蒂站到恩特雷·里奥斯站要走水路，也要走陆路。从陆地上走，要在灌木丛中走上一整天。这一想法吸引了罗杰·凯斯门特：亲身接触桀骜不驯的大自然能唤醒他的年轻岁月，回忆起年轻时在非洲大陆上那长长的征途。在原始森林里跋涉的十二个小时里，不时地陷进齐腰深的泥沼中，滑倒在藏有斜坡的荆棘丛中；有些路要乘土著人用长竿撑行的独木舟，在足以遮住阳光的茂密枝叶下的极细“水道”中划行。有时他仍感到往昔的那份激动和快乐，特别是这次的经历让他感到岁月的流逝、身体的衰弱，不仅胳膊、背部和双腿疼痛，还有那不可战胜的疲惫感。他要竭力加以克服，不让同伴们发觉。路易斯·巴恩斯和塞莫·贝尔已经精疲力尽，走了一半，就要从随行的二十个印第安人里挑出四个人来分别用吊床抬着他们走。罗杰注意到那些印第安人双腿很细，骨瘦如柴，背负着行李和食物几个小时不吃不喝，行走却很轻快。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蒂松同意了凯斯门特的请求，给了印第安人几个沙丁鱼罐头。

行程中，大家看到了成群的鹦鹉和眼睛明亮的顽皮小猴子，这种猴子也被叫做“凤头麦鸡”。还有种类繁多的鸟类和眼边总有眼屎的大蜥蜴，这种蜥蜴的粗糙皮肤往往同枝叶和树干难以分辨。此外，王莲那硕大的圆形叶片，犹如漂浮在湖面上的木筏。

大家到达恩特雷·里奥斯站时已是黄昏时分，只见收购站里乱成一团，原来一个印第安妇女按照当地的习惯单独离开营地到河边去生产，结果被一只美洲豹吃掉了。站长带领一队猎人出发寻找那美洲豹，夜里才回来，也没找到美洲豹。恩特雷·里奥斯站的站长名叫安德列斯·奥当纳尔，年轻英俊。他说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很可能是真的。奥当纳尔的祖父或曾祖父是第一个带家人踏上秘鲁土地的爱尔兰人。一个爱尔兰人的后裔竟然在普图马约给阿拉纳当管家，他感到很羞愧，尽管据证词讲，他不像其他站长那样残忍。虽然有人看到过他鞭打印第安人、劫持他们的妻女以充实他的后宫（他跟七个女人和一大群儿女住在一起），但是在罗杰的笔记里没有他亲手杀人或下令杀人的记录。在恩特雷·里奥斯站，很显眼的地方倒是放着一台颈手枷，他所有的“小伙子”和巴巴多斯人也确实腰缠皮鞭（有的把皮鞭当腰带），很多印第安男女的背上、腿上和臀部都有疤痕。

官方的任命要求罗杰只能向在阿拉纳公司里工作的英国公民即巴巴多斯人询问，但是从西方站开始，他也与愿意回答问题的“理性人”谈话了。到了恩特雷·里奥斯站，这一做法扩展到了整个委员会。在恩特雷·里奥斯站逗留的那些天，除了在安德列斯·奥当纳尔手下当工头的三个巴巴多斯人，站长本人和许多“小伙子”也提供了证词。

和往常一样，一开始，所有人都很勉强，闪烁其词，睁着眼睛说瞎话。但只要无意间一不小心说走了嘴，暴露出隐瞒的真相，他们就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比要求于他们的还要多——作为真实性的证据，他们把自己也招了进去。不过，尽管罗杰作了几次努力，还是未能从印第安人嘴里搜集到直接证词。

1910年10月16日，罗杰及其委员会的同事在胡安·蒂松、三个巴巴多斯人及酋长率领下的二十几个负重的印第安穆伊南人的陪同下穿过森林，沿着一条小径，从恩特雷·里奥斯站朝马坦萨斯站行进。罗杰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自从登上伊基托斯码头就日益具体化的一个想法：“我绝对相信，普图马约的印第安人摆脱被迫所处的悲惨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武装反抗他们的主子。像胡安·蒂松那样认为只有当秘鲁的国家机器来到了这里、建立起行政机构，只有执行1854年秘鲁通过的废除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法律的法官、警察来到之后，情况才能有所改变，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在伊基托斯，一个家庭出二三十索尔就能从人贩子手里买到被抢来的男孩和女孩，在这样的地方，谁能执行法律？由于秘鲁政府没有钱，或因无耻之徒和官僚截留，那些行政机构、法官和警察只得从阿拉纳的公司领取薪水，他们能执行法律吗？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机器实际上就是剥削机器，是灭绝种族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第安人不应对这样的制度有所期待。要想自由，就得像卡特内雷酋长那样用自己的双臂和勇气去争取自由，但是不应像他那样以情感人，不应白白牺牲，必须斗争到底。”罗杰就这样一面在小道上用砍刀在藤蔓、灌木、树桩和枝叶中开路，一面有节奏地走着，心中仍在执著地想着在日记里写下的这些话。一个黄昏，他想道：“我们爱尔兰人和普图马约的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安道克人、穆伊南人一样，如果把获得自由继续寄望于法律、制度和历届英国政府，那就注定永远被殖民化、被剥削。自由，他们是不会拱手相让的。如果没有被不可抵御的压力强迫，把我们殖民化的英帝国为什么要把自由还给我们？这种压力只有来自武器。”爱尔兰人就和普图马约的印第安人一样，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用斗争去争取。在未来的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里逐渐完善、强化的这一想法，在整个行程的八个小时里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甚至使他忘了不久就要见到马坦萨斯站的站长阿曼多·诺尔曼德本人。

马坦萨斯站位于卡克塔河支流卡维纳里河岸边，为了到达该站，要爬上一片陡峭的斜坡。在他们来到之前，一场大雨把那斜坡变成了泥河，只有穆伊南人能够爬坡而不致滑倒，别人总是滑倒滚下坡，再爬起来，浑身是泥，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到了用茅草秆围起来的空地上，来了几个印第安人，用水桶给大家冲淋着洗掉了身上的泥巴。

站长不在，带领一支“打猎”队捉拿逃跑的土著人去了，看样子逃跑者已经越过了距此最近的哥伦比亚边境线。马坦萨斯站有五个巴巴多斯人，这五人对领事先生非常尊敬，对他的到来和使命也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把大家带到了住处，为罗杰·凯斯门特、路易斯·巴恩斯和胡安·蒂松安排了一间很大的木板房，房顶铺着雅里纳树叶，窗子装有栏杆。据他们说，诺尔曼德和他的女人如果来了，这就是他们的家，但他们经常住在拉契纳，那是上游两公里处的一个小小营地，禁止印第安人靠近。站长就住在那里，有自己的武装“理性人”保卫着，因为他担心自己会成为哥伦比亚人暗杀企图的牺牲品。哥伦比亚人一直指责他不遵守边界规定，经常越境去“打猎”，猎取装卸工，捉拿逃跑者。巴巴多斯人说阿曼多·诺尔曼德总把他的女人带在身边，这个人嫉妒心很重。

马坦萨斯站里有波拉人、安道克人和穆伊南人，但是没有乌伊托托人。几乎所有土著人身上都有鞭痕，其中至少十二人的臀部烙有阿拉纳公司的印记。颈手枷就放在空地中央的鲁普那树下，这种树的树身结满树疖，缠满寄生藤，当地所有部落对它既崇敬又惧怕。

在那无疑原本是诺尔曼德本人的房间里，罗杰看见了几张发黄的照片，有生着娃娃脸的诺尔曼德，也有1903年伦敦会计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还有一张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可见他确实在英国学习过，有着会计师头衔。

天黑时，阿曼多·诺尔曼德回到了马坦萨斯站。透过装有栏杆的窗子，罗杰看到他在提灯的照射下经过。个子不高，瘦小，几乎跟印第安人一样瘦弱。他的身后跟着几个面目凶恶、携带着温切斯特步枪和左轮手枪的“小伙子”，还有八个或十个裹在亚马孙式长袍里的妇女；接着就进入隔壁房间去了。

晚上，罗杰醒了好几次，想到爱尔兰，心里就难过。他怀念祖国。他在祖国居住的时间太少了。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与她的命运和苦难越来越贴近了。自从他得以在近处看到其他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爱尔兰的情况就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苦。他心急如焚地想赶快结束这里的一切，把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赶快写完交给外事办就立即回到爱尔兰，不受干扰地和投身于爱尔兰解放事业、理想主义的同胞一起工作。他要夺回失去的时光，把全部精力投在爱尔兰身上。他要学习，要行动，要写作，要力所能及地说服爱尔兰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去争取。

第二天早晨，罗杰下楼去吃早点。阿曼多·诺尔曼德也在，坐在桌旁，桌上放着水果、代替面包的木薯块，还有咖啡。这人确实又小又瘦，娃娃脸已显老，冷酷的蓝眼睛总盯着人看，还一闪一闪地眨着眼。他足蹬长筒靴，身着工装裤、白衬衣，外罩皮马甲，口袋里露出了圆珠笔和记事本，腰里别着一把左轮手枪。

他的英语讲得很地道，只是有些怪口音，罗杰听不出那口音是哪儿的。他一言未发地向罗杰微微点头致意，轻得几乎看不出来。他不太爱讲话，关于他在伦敦的生活情况也哼哈地用单音节词回答。谈到他的国籍，只说“就算是秘鲁人吧”。

罗杰对他说，他和委员会的成员们看到在英国公司的辖地以非人方式虐待土著人时，都感到很震惊。他带有某种高傲的情绪答道：

“如果你们也生活在这里，就会是另外一种想法。”他干巴巴地评论道，一点也没有心虚，“对待牲口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一条亚古妈妈、一头美洲豹、一只美洲狮，它们不通人性，野蛮人也是如此。我知道，总而言之，我们说服不了路过此地的外来人。”

“我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年，没变成魔鬼，”凯斯门特说道，“就像您现在这副样子，诺尔曼德先生。在这次旅行中，您的恶名不绝于耳，您在普图马约的残暴行径超乎了想象，您自己知道吗？”

阿曼多·诺尔曼德完全不为所动，毫无表情地用眼白看着他，只是耸了耸肩，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请问，您连男带女一共杀害了多少人？”罗杰出其不意地迸出了一句话。

“凡是犯错误的，我都杀掉。”马坦萨斯站的站长站起来，不动声色地答道，“对不起，我还有工作。”

罗杰对这个瘦小的人感到很不快，决定不亲自跟他谈话，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委员们。这个杀人犯只会对他撒谎，他只专门听取同意作证的巴巴多斯人和“理性人”的陈述。他一天到晚地听取，余下的时间就用来精心整理在谈话中记下的笔记。清晨，他钻到河里洗澡、拍照片，接着不停地工作，直到夜里才精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他的睡眠是断断续续、焦躁的。他注意到自己一天天地消瘦。

他感到很疲乏，也很厌倦。在刚果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他担心每天都在发现的一桩桩令人发疯的、各式各样的罪行、暴力事件和残暴行径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平衡。他精神上的健康情况能够抵抗每日都在发现的暴行吗？一想到在文明的英国，很少有人相信普图马约的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会干出如此极端的野蛮行径，他就有些心灰意冷。他也许会被再次指责仗着偏见夸大其词，把不法行为夸张，以使报告更具戏剧性。他的这种情绪不完全是因为看到印第安人被残酷地虐待，还因为，他知道，看到、听到这里发生的事并为之作证后，就再也看不到自己青年时代对生活所憧憬的那乐观的远景了。

一队装卸工带着最近三个月收集来的橡胶从马坦萨斯站出发，前往恩特雷·里奥斯站，然后运到秘鲁港装船出口到外国。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便通知要跟这队人一起走的同事，委员会可以在这里待到巡视、谈话完毕。朋友们跟他一样，都已疲惫不堪、无精打采。他们告诉罗杰，他们对阿曼多·诺尔曼德说：领事先生是受英帝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本人的委托，前来调查普图马约的残暴事件，因杀人者和施刑者都在英国公司工作，尤其是这些人有着英国国籍或像他那样力图取得英国国籍，所以很可能被送上英国法庭或交给秘鲁或哥伦比亚政府在这里接受审判。这时，那个人的傲慢才一下子变了。自从听了这话，诺尔曼德对待委员会的态度变得温顺起来，甚至有些奴才相。他否认自己犯了罪，并向委员们保证，从现在起，不再犯以前那样的错误：要让土著人吃饱吃好，生病给治，按劳付酬，以人待之。他还命人在空地中央挂了一块牌子，把上述各项都写在上面。真可笑，土著人都是文盲，不识字，大多数的“理性人”也是如此。这实际上是给委员们看的。

从马坦萨斯站到恩特雷·里奥斯站，在八十个扛着阿曼多·诺尔曼德的手下收割来的橡胶的土著人（波拉人、安道克人和穆伊南人）的陪同下徒步在森林中穿行，这一路是罗杰·凯斯门特在秘鲁旅行中最可怕的回忆。领队的不是诺尔曼德，而是他的管家之一，内格雷迪。那是一个长得像东方人的梅斯蒂索人，镶着金牙，总是用牙签剔着。他那大声的喊叫使得那生着烂疮、烙着印记、带有疤痕、骨瘦如柴的队伍（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有的年龄还很小）浑身发抖，因恐惧而扭曲了面孔，跳了起来，加速了步伐。内格雷迪肩挎长枪，腰缠皮鞭，子弹带里插着左轮手枪。出发的那天，罗杰要求允许给他拍张照片，内格雷迪笑着同意了。但那笑意立刻消失了，因为罗杰指着皮鞭提醒他：“如果看到您用它抽打土著人，我就亲自把您交给伊基托斯警察。”

内格雷迪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低声问道：“您在公司里是什么职位？”

“我受英国政府委托来调查发生在普图马约的不法行为。您所工作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属于英国，您不会不知道吧？”那人不知所措地躲开了。从此，凯斯门特再也没见他鞭打搬运工，只是催他们快走。当他们不堪重负、走路磕磕绊绊、扛着或顶着的橡胶滑落在地上时，他才大骂几句。

罗杰随身带了三个巴巴多斯人：拜肖普、西利和莱恩，另外九个留给了委员会。凯斯门特嘱咐委员们一步也不要离开这几个证人，他们很可能会被诺尔曼德及其同伙恐吓或收买，让他们翻供；甚至会被杀害。

这次行程中最困苦的还不是那嗡嗡叫的、硕大的绿色牛蝇日日夜夜的叮咬，不是把人淋得精湿，把地面变成布满泥泞、树叶和朽木，一走就滑的小河的不期而至的倾盆大雨，也不是晚上吃完沙丁鱼和肉汤罐头、喝过几口威士忌或茶水后在搭起的不舒服的帐篷里将就地睡一觉。最可怕的是，看到那些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被橡胶棒压得弯腰驼背，在内格雷迪及“小伙子”的吆喝声下被催着快走，中间既很少休息，又吃不上一口东西。这一切都使他受到自责和内疚的折磨。他问内格雷迪为什么不把吃的分给印第安人。那工头看了他一眼，好像听不懂他的话。拜肖普给他解释了一遍，他才厚着脸皮说道：“他们不喜欢我们人吃的饭，他们有自己的食物。”

但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偶尔送进嘴里的一小把木薯粉和必须卷得紧紧的才能吞下的植物茎叶根本不能算是食物。令罗杰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怎么能几小时、几小时地扛着至少二十公斤、三十公斤或更重（他曾扛起来试了试）的橡胶筐呢？出发的第一天，一个波拉人男孩突然被重负压趴下了，低声地呻吟着。罗杰想给他一罐汤喝，安慰他一下，男孩却露出动物般的恐惧目光。他两三次想爬起来，但爬不起来。拜肖普向罗杰解释道：“他太害怕了。您要是不在这儿，内格雷迪就会一枪结果了他。这是杀一儆百，告诉其他人别想昏过去。”那男孩实在站不起来了，人们只得把他留在山里。罗杰给了他两罐头食物和一把雨伞。为什么那些骨瘦如柴的人能够扛这么重的东西？他现在理解了：因为如果他们敢昏倒，就会被杀掉。

第二天，一位老妪扛着三十公斤重的橡胶爬坡的时候突然跌倒，一下子死了。内格雷迪确认她没气了，就很不高兴地嘶哑着嗓子匆忙命其他印第安人去扛死者留下的两筐橡胶。

到了恩特雷·里奥斯站，罗杰洗了个澡，休息了一会儿，赶快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所思记在了本子上。一个想法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以后的日日夜夜、岁岁年年里一直萦绕着他，并开始化作他的行为：“我们不应允许殖民主义像在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中所做的那样，把我们爱尔兰人的精神阉割掉。要有所行动，现在，立即。晚了，我们也会变成木头人。”

在等待委员会期间，他没有浪费时间，找了几个人谈话，但主要还是检查商店里的结算清单、账本及行政记录，他想看看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预支给印第安人、工头和“小伙子”食物、药品、衣服、武器和用具时多加了多少价钱。每种东西加价的比例都不一样，不过所有的卖品经常是两倍、三倍，有时甚至五倍地加价。他买了两件衬衫、一条裤子、一顶帽子和一双短统靴。在伦敦，所有这些东西只需这里价钱的三分之一。挨宰的不光是印第安人，就连在普图马约执行站长们命令的那些不走运的倒霉蛋、流氓、打手也都挨了宰。因此有的人一直欠着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债，一生被束缚在公司上，直到死去或被认为不中用，就不足为奇了。

1893年，首批橡胶商来到普图马约并开始“打猎”时，该地区有多少印第安人？到了1910年还剩下多少人？罗杰对此很难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没有严肃的统计数字，这方面留下来的记录也含混不清，各不相同。做出可信估计的，看样子只是那位不幸的法国探险家兼人类学家尤金·罗比雄（1905年在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辖地绘制地图时，在普图马约地区神秘失踪了）。据他的估计，在橡胶把“文明人”吸引到普图马约之前，该地区七个部落（乌伊托托、奥凯玛、穆伊南、诺努亚、安道克、列希加洛和波拉）应该共有十万人左右。胡安·蒂松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他据各方面的分析核对，坚持认为四万这个数字更接近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剩下的幸存者还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橡胶商们强加给该地区的管理制度已经消灭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印第安人。当然，许多人是死于天花、疟疾、脚气病与其他疫病，但是，大多数确实死于剥削、饥饿、肢解、颈手枷和杀害。照这样下去，所有这些部落都将步伊瓜拉西族的后尘：全族灭绝。

两天后，委员会的同事到达了恩特雷·里奥斯站，看到阿曼多·诺尔曼德带着他的女人也一起来了，罗杰感到很奇怪。福尔克和巴恩斯说，这位马坦萨斯站的站长一起来的理由是，他要在秘鲁港亲自监督橡胶装船，但实际上他是担心自己的前途。得知巴巴多斯人对他的指控，他就大肆进行贿赂和威胁，企图让他们翻供。在利维等人的身上也确实得逞了，他们给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肯定是诺尔曼德本人替他们起草的），否认了所有证词，说委员会“用欺骗的手法”进行诱供，因此他们要以书面说清楚，秘鲁亚马孙公司从未虐待过印第安人，职工们和谐相处，共同为秘鲁的繁荣昌盛而工作。福尔克和巴恩斯设想，诺尔曼德还要贿赂和威胁拜肖普、西利和莱恩，没准还有凯斯门特本人。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阿曼多·诺尔曼德就来敲门了，建议要与罗杰进行一次“坦率而友好的谈话”。这位马坦萨斯站站长已经不像上次对罗杰那样自信而高傲了，看得出他很紧张，讲话时搓着双手，咬着下唇。二人来到了存放橡胶的棚子，那是一块荆棘丛生的空地，昨晚的大雨给空地添了几处满是蛤蟆的水洼，空气中飘散着橡胶的臭味。罗杰脑子里想，那臭味不是来自放在棚子里的橡胶，而是来自那比起他来简直是侏儒的红发矮人。

诺尔曼德的讲话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在原始森林里度过七年，对一个在伦敦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他不愿意他的生活因误解和嫉妒导致的污蔑被卷进法律纠纷之中而中断，从而不能实现他回到英国的愿望。他以人格担保，他的双手没有染上鲜血。他问心无愧。他的确严厉，但公平。为了改善企业的运营，他愿意采纳委员会和领事先生建议的一切措施。

“停止‘打猎’，不要捕捉土著人；”罗杰数着手指，一项一项地慢慢说着，“不许使用颈手枷和皮鞭；不许强迫印第安人进行无偿劳动；站长、工头和“小伙子”不许强奸和抢走土著人的妻女；停止体罚；对被杀害者、被烧死者、被割掉耳鼻手脚者的家属给予赔偿；不许用做了手脚的磅秤对土著人进行掠夺；不许在商店中以抬价的方式使土著人终身负债；等等。当然，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才能使秘鲁亚马孙公司称得上是一家英国公司。”

阿曼多·诺尔曼德脸色发青，不懂地看着他。

“您是不是想让秘鲁亚马孙公司消失，凯斯门特先生？”

“正是，所有的杀人者与施刑者，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到您，都要因你们的罪行而受到审判，终身监禁。”

罗杰向前走了一步，马坦萨斯站的站长面部扭曲地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罗杰立刻悔不该对这个他看不起的人有所松懈，他遇到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此人当时可能就有要消灭他的念头。他早就预料到了。诺尔曼德既不傻也不懒，他会为此有所行动。罗杰犯了严重的错误。

不久，胡安·蒂松告诉大家，马坦萨斯站的站长已经要求公司跟他结账，要现金，不是秘鲁索尔，而是英镑。他将乘自由号同委员会一起回伊基托斯，其企图很明显：在朋友和同伙的帮助下淡化对他的责备和指控，并保证他外逃成功——他无疑想逃到巴西去——在国外，他有一大笔积蓄，坐牢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了。胡安·蒂松还告诉大家，五年来他一直收取马坦萨斯站所搜集的橡胶的百分之二十；如果当年的产量超过前一年，还有每年二十英镑的奖金。

之后的日子里，罗杰干的都是些令人窒息的例行公事，与巴巴多斯人和“理性人”谈话，继续揭露一系列的暴行。他感到浑身无力，晚上又发起烧来。他担心疟疾又发作了，于是在上床前加大了奎宁的剂量。由于担心阿曼多·诺尔曼德或其他站长会毁掉写有证词的本子，所以在每个收购站——恩特雷·里奥斯站、雅典站、南方站和乔雷拉站，他都把文件带在身边，不让任何人碰。晚上，他就把文件塞到他睡的木床或吊床下，手边放着上了膛的左轮手枪。

在乔雷拉站，一天，整理箱子准备回伊基托斯时，罗杰看到二十几个来自奈门村的印第安人拉着橡胶来到营地。装卸工中有年纪轻的，也有成年人，还有一个九岁左右的男孩，很瘦弱，头上顶着一个比他本人还大的橡胶筐。于是罗杰随着他们去到了磅秤前，维克多·马塞多正在接收。男孩的那筐重二十四公斤，而这个叫做奥马里诺的男孩的体重只有二十五公斤。头上顶着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能在森林里走这么长的路到达这里呢？男孩的背上也有鞭打留下的疤痕，但眼光中流露出活泼愉快的神情，常带笑容。罗杰在商店里买了一个肉汤罐头和一个沙丁鱼罐头给他吃，从此奥马里诺就留在他身边，不离左右，罗杰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维克多·马塞多指着男孩对他说道：

“我看他跟您很亲热，凯斯门特先生，您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呢？他没有父母，我把他送给您了。”

后来，罗杰思忖着，维克多·马塞多的“我把他送给您了”这句话固然是想讨好自己，却也说出了比其他任何证词更多的内容：这位站长可以把他辖地里任何一个印第安人送给别人，也就是说，那些装卸工和收割工跟树木、房屋、枪支和橡胶筐一样都是属于他的。罗杰问蒂松，把奥马里诺带回伦敦合适不合适？反奴隶制协会会不会保护他，负责让他受到教育？后者并不表示反对。

几天后，安道克部落一个叫做阿雷道米的少年也来了，跟奥马里诺在一起，他是从南方站来到乔雷拉站的。第二天，罗杰在河里洗澡的时候，看到那少年同另外几个土著人在戏水。少年很漂亮，匀称的身材很优美，动作灵敏、自然。罗杰心想，赫伯特·沃德完全可以为这个少年创作一座美丽的雕像，作为被橡胶商剥夺了土地、人身和美感的亚马孙男性的象征。他把食物罐头分给在洗澡的安道克人。作为感谢，阿雷道米吻了他的手。他很厌恶，也很感动。少年跟着他回到了住处，一面讲话，一面做着激烈的手势。但他一点儿也听不懂，便把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叫了来，后者翻译道：

“他让您把他也带走，到哪儿都行。他会好好地服侍您的。”

“你告诉他，我不能带他走。我已经答应奥马里诺了。”

但阿雷道米不甘心，不是在罗杰睡觉的茅屋旁站立不动就是在罗杰身后几步远处跟着他，罗杰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眼光中流露出无声的恳求。罗杰只得去跟委员会和胡安·蒂松商量，问他们除了奥马里诺，把阿雷道米也带回伦敦合适不合适。两个男孩也许会使他的报告更有份量：两个人身上都有鞭打的疤痕，也都相当年轻，适于接受教育并加入到非奴隶制度的生活中。

乘自由号出发的前夕，南方站的站长卡洛斯·米兰达带着近百名印第安人来到了乔雷拉，后者都扛着最近三个月收来的橡胶。卡洛斯·米兰达是个胖子，四十岁的样子，皮肤很白。从言谈举止来看，他比其他站长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无疑出身于中产阶级；但从他的个人资历来看，此人在嗜血方面并不比其同事们差到哪儿去。罗杰·凯斯门特和委员会的成员曾收到关于某个波拉老妪事件的几项证词。几个月前，在南方站，一位老妪因绝望或发疯，一时冲动，高喊着要求波拉人起来进行斗争，不要再受屈辱，不要再受奴役。她这一声喊叫吓得周围的土著人愣住了。卡洛斯·米兰达暴跳如雷，抢过一个“小伙子”的砍刀，扑上去就把老妪的头砍了下来。然后拿起那血淋淋的人头，挥舞着警告印第安人，谁若学老妪的样子，不好好干活，谁就是这样的下场。而这个随时砍下人头的人却显得是个脾气随和、常带微笑、爱说话、不拘小节的人，对待罗杰及其同事和蔼可亲，常给他们讲一些关于他在普图马约认识的荒唐人物的故事和笑话。

1910年11月16日，星期三，在乔雷拉码头登上自由号返回伊基托斯时，罗杰·凯斯门特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离开那个地方，他觉得身心都洗去了某种哪怕在刚果最困难时期都未有过的压抑感。除了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在自由号上，他还带了十八个巴巴多斯人及其五个土著人妻子以及约翰·布朗、艾伦·戴维斯、詹姆斯·麦波、乔舒亚·戴亚尔与菲利普·伯特·劳伦斯等人的孩子。

把巴巴多斯人带上船是经过与胡安·蒂松、维克多·马塞多、委员会成员及巴巴多斯人本人艰苦谈判的结果，谈判充满了让步与修正的复杂过程。所有这些巴巴多斯人在提供证词前都要求保障人身安全，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的证词能把站长们关进监狱，他们将会遭到报复。凯斯门特答应亲自把他们活着带出普图马约。

但是，早在自由号到达乔雷拉的前几天，公司就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阻止巴巴多斯籍工头走掉。为了留住他们，公司保证他们不会遭到报复，答应给他们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维克多·马塞多还宣布，不管他们的决定如何，秘鲁亚马孙公司已决定扣除他们因在商店购买药物、衣服、家庭用具与食物而欠下的债务的百分之二十。众人都接受了这个提议，不到二十四小时，巴巴多斯人就通知凯斯门特说不跟他走了，愿意留在站里干活。罗杰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施压和行贿使得这些人没等出发就要收回证词，还要指控是罗杰编造了这些证词，并威胁着强加给他们。罗杰去跟胡安·蒂松谈。蒂松说，对所发生的事，他跟罗杰一样感到难过，也想加以纠正，但他毕竟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高层，他不能也不应该对巴巴多斯人施加影响，让想留下的人走掉。另一位委员亨利·费尔加尔，以同样的理由支持蒂松的说法：他在伦敦也是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工作的，他愿意对亚马孙地区的工作方式进行深刻改革，但不能做对他所服务的企业不利的事。凯斯门特感到天要塌下来了。

但是，在这充满法国传奇剧般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月12日下午，自由号到达了乔雷拉，带来了伊基托斯和利马的信件与报纸。秘鲁首都的《商报》在两个月前登了一篇长文，宣称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的政府就普图马约橡胶商所犯暴行一事，应英国和美国的请求，已经把秘鲁法律界的明星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以特命全权法官的身份派来亚马孙地区，其任务就是进行调查并立即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如有必要，还要派去警察和军人，使罪行责任人难逃法网。

这一报道在阿拉纳公司的雇员中间像爆炸一颗炸弹。胡安·蒂松告诉罗杰，维克多·马塞多很紧张，他召集了各个站的站长，包括最边远地区的站长，来乔雷拉开会。蒂松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被重重矛盾撕裂了人格的人物，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正义感——秘鲁政府终于决定有所行动了，他为自己国家的尊严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这一丑闻意味着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倒台，因而也会导致他本人的倒运。一天晚上，蒂松喝着温暾的威士忌酒向罗杰坦白，他的全部财产，除了在利马的一所房子，都买了公司的股票。

利马来的消息衍生出的谣言、流言蜚语和恐惧让巴巴多斯人又一次改变主意，这回他们愿意走了。他们还担心当秘鲁籍的站长们大举报复、对土著人施加酷刑或加以杀害后，就会把责任推到他们这些“外国黑鬼”身上，所以他们愿意赶快离开秘鲁，回到巴巴多斯。这种不安全感把他们吓得要死。

罗杰·凯斯门特心想，这十八个巴巴多斯人如果跟他去伊基托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譬如公司把所有罪行的责任都推在他们的身上并把他们关进监狱；要么贿赂他们，让他们收回证词，诬蔑凯斯门特强迫他们作伪证。解决的办法是让巴巴多斯人在到达伊基托斯之前在巴西领土的某个停泊地下船，在那里等着罗杰转乘阿塔瓦尔帕号去接他们，然后乘阿塔瓦尔帕号从伊基托斯向欧洲行驶，在巴巴多斯停靠。罗杰这么想着，但谁也没告诉，只对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说了。后者表示同意他的计划，并提醒罗杰，此计划不到最后时刻，最好对巴巴多斯人也不要讲。

自由号出发时，码头上有一种奇异的气氛，站长们一个也没来送行。据说他们中有几个人决定去巴西或哥伦比亚。胡安·蒂松还要在普图马约待上一个月，他拥抱了罗杰，祝他一路平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要在普图马约再待几个星期，主要进行科学和管理方面的研究。他们也去码头送行，双方约好在伦敦见面，好在罗杰把报告呈给外事办之前再修改一下。

在河上行驶的第一个晚上，月亮圆圆的，发红的月光照亮了天空，也反射在阴暗的河水中，迸出银鱼般的点点星辰。一切都是那么温暖、美好、安谧，只是还能闻到橡胶的气味，好像那气味钻到鼻子里就永远不出来。罗杰在船尾甲板上倚栏观赏着那景色，很久之后才发现自己脸上的泪水。上帝啊，安谧是多么美好！

航行的头几天又累又烦，不能检查所做的卡片和本子上的记录，更无法起草报告。他睡得很少，还做噩梦，经常在夜里起来。如果是晴天，就到甲板上去观赏月亮和星星。

船上有一名巴西海关处的管理人员，罗杰问他，那些巴巴多斯人能不能在某个巴西港口下船，转船到马瑙斯去等他，之后继续同行到巴巴多斯？那位官员说毫无困难。尽管如此，罗杰还是有些不安，担心会出事，使得秘鲁亚马孙公司得以逃脱制裁。自从他亲眼看到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命运之后，让世界了解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命运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另一个使他不安的原因是爱尔兰。他相信只有果断的行动——一次暴动——才能把祖国从像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及普图马约所有不幸的人那样因被殖民化而形成的“灵魂的缺失”中摆脱出来。自从得出这个结论，他就急不可待地想组织一场暴动，来结束几个世纪以来英帝国对自己国家的奴役。

自由号越过秘鲁边界（此时已经航行在雅瓦里河上）进入巴西的那天，一直困扰着他的疑惧和担忧心情消失了。但是接着又会进入亚马孙河，上行到秘鲁领土，他肯定，在秘鲁领土上，他还会感到揪心，某个意想不到的灾难将让他的使命失败，在普图马约几个月的努力会付诸东流。

1910年11月21日，在雅瓦里河巴西埃斯佩兰萨港，罗杰让十四个巴巴多斯人、四位妻子和四个小孩下了船。此前，头天晚上，他就把这些人叫到一起，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们跟他一起去伊基托斯，就会有危险；公司买通了法官和警察，会拘捕他们，把一切罪行都推到他们身上，甚至以威胁和敲诈，让他们收回控告阿拉纳公司的证词。

那十四个巴巴多斯人同意了他的计划，在埃斯佩兰萨港下船，转乘另一艘船去马瑙斯。在马瑙斯，他们会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等着罗杰把他们接上布斯航运公司的阿塔瓦尔帕号，这条航线将从伊基托斯经马瑙斯到帕拉。到了帕拉再转乘另一艘船，就可以回家了。罗杰告别时为他们买来大量的食物，并给他们开了一张证明，说明他们去马瑙斯的船票将由英国政府支付；还给他们开了张介绍信，介绍他们去英国驻当地领事馆。

跟随他继续航行到伊基托斯的除了阿雷道米和奥马里诺，还有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约翰·布朗及其妻儿、拉里·克拉克和带着两个小孩子的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这几个巴巴多斯人要在伊基托斯拿些东西，并取出公司给他们开的支票。

航行的最后四天，罗杰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整理文件，为秘鲁当局准备一份备忘录。11月25日，大家在伊基托斯下船，英国领事斯泰尔斯先生再次邀请罗杰住在他家，并陪罗杰到附近一家小旅馆为巴巴多斯人、阿雷道米和奥马里诺安排住处。斯泰尔斯先生显得很不安。有消息说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很快就要到来，就英国和美国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的指控进行调查，整个伊基托斯都紧张起来。为此担心的不仅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雇员，还有普通的伊基托斯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城市的生活全靠阿拉纳的公司。

晚饭后喝例行咖啡的时候，罗杰简单地讲了他在普图马约的所闻所见。斯泰尔斯先生一言不发，严肃地听着，有时提个问题：

“这样说来，难道跟利奥波尔多二世治下的刚果一样可怕吗？”

“恐怕是的，也许更糟。”罗杰答道，“只有鬼迷了心窍的人才会为罪行划分等级。”

罗杰离开期间，伊基托斯换了新的行政长官，是来自利马的一位先生，叫做埃斯特万·萨帕塔。与其前任不一样，此人并不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雇员，上任以来，他一直与巴勃罗·苏马埃塔及公司领导层保持着某种距离。得知罗杰就要回来，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着。

罗杰与行政长官的会见是在抵达的第二天，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埃斯特万·萨帕塔很年轻，褐色皮肤，举止很有教养。天气很热，他不停地出汗，用一条紫色大手巾擦着脸上的汗水，尽管如此，也不肯脱下呢料上衣。他专注地听罗杰谈话，不时地表示惊奇，有时打断罗杰，请他说得详细些，还经常惊呼着表示愤怒（“太可怕了！太恐怖了！”）。一面听，一面不时地递给罗杰一小杯凉水。罗杰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对他说了，人名、数字、地点，只说事实，不加评论，只在最后作为结束语说了几句：

“总而言之，行政长官先生，记者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先生的指控并没有夸大，相反，伦敦《真理》周报上发表的事实虽说看起来不可信，却远没有说尽真相。”

萨帕塔的声调中带有从心底发出的不安，他说为秘鲁感到羞愧，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是因为国家机构没有到达这些远离法治、缺乏各种制度的地区。为此，他才来到这里；为此，很快就要派来巴尔卡塞尔博士这样廉正的法官，莱吉亚总统本人也愿意结束这种应受到谴责的不法行为，把秘鲁的名声洗刷干净。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原话。从现在开始，陛下政府会证明，罪犯将受到制裁，土著居民将受到保护。他还问罗杰·凯斯门特，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会不会发表。罗杰回答说，原则上，是给英国政府内部使用的，但无疑会寄给秘鲁政府一份副本；至于发表不发表，要由秘鲁政府自行决定。行政长官听了，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大声道，“要是闹出去，对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将是一个莫大的损坏。”

罗杰差点儿说出来：损坏秘鲁形象的不是那份报告，而是在秘鲁土地上发生的、写入报告的那些事。另外，行政长官想知道来到伊基托斯的那几个巴巴多斯人（拜肖普、布朗和劳伦斯）是否同意再次确认一下他们关于普图马约的证词。罗杰保证道，明天一早就把他们派到行政长官的官邸去。

斯泰尔斯先生在谈话中充当翻译，离开时低头不语。罗杰早就注意到领事在用英语说的话里加进去许多内容（有的完全是评论），他插入的话总是倾向于弱化关于对土著居民的剥削及其所受苦难的严酷。这一切都加剧了罗杰对这位领事的不信任。这位领事在此供职多年，很清楚这里发生的事，但从未向外事办报告过。原因很简单：胡安·蒂松向他透露，斯泰尔斯先生在伊基托斯有生意，因而必须依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公司。毫无疑问，目前他所关心的是这桩丑闻会给他的生意造成多少损失。这位领事先生的灵魂是很卑微的，他的价值观已被贪婪征服。

之后的几天里，罗杰想去见乌鲁蒂亚神父。但是修道院所告诉他，这位奥古斯丁教派长老去了印第安雅瓜族居住的佩瓦斯（罗杰所乘的自由号曾在该处停靠，当地土著人以植物纤维编织用来遮体的长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准备在那里开办一所学校。

阿塔瓦尔帕号还在伊基托斯卸货，于是在等待上船的那几天里，罗杰专心写报告，到了黄昏时分就出去散步。有两次，他进了位于伊基托斯中心广场的阿尔罕布拉电影院看电影，几个月以来，该电影院一直在乐队走调的伴奏下放映默片。对罗杰来说，真正的表演不是银幕上的黑白人物，而是观众们心醉神迷的样子。观众都是一些从部落来的印第安人与当地驻军中从山区来的士兵，电影里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惊奇、愕然。

还有一天，他沿着一条土路徒步走到蓬恰纳，回来时，一场大雨把土路变成了泥塘，不过景色倒是很美。一天黄昏，他带着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徒步向基斯托克恰走去，途中遇到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雨，不得不躲进灌木丛。暴雨停歇，小路上到处是水洼和泥塘，三个人只得很快回来。

1910年12月6日，阿塔瓦尔帕号起锚向马瑙斯和帕拉驶去。罗杰乘头等舱，奥马里诺、阿雷道米和巴巴多斯人乘普通舱。在一个明亮温暖的早晨，轮船驶离伊基托斯，岸上的人群和房屋逐渐变小。此时，罗杰又一次觉得危险在消失，胸中有一种解放了的感受。但那危险不是指身体上的，而是指道德上的。他有一种感觉：如果在那可怕的地方（那里的人遭受如此残忍的不公平待遇）再待下去，仅仅由于是个白人、是个欧洲人这一点，他就有可能被传染，变成堕落的卑鄙小人。他庆幸自己将永远不再踏上这块土地。这个想法鼓舞了他，把他从不能像当年在非洲那样全心全意、精力充沛地工作时感到的沮丧、困倦的情绪中拉了出来。

12月10日下午，阿塔瓦尔帕号在马瑙斯港靠岸，此时罗杰已经摆脱了沮丧情绪，恢复了精力和工作热情。那十四个巴巴多斯人也到了城里，其中大部分人决定不回巴巴多斯，而接受了马代拉—马莫雷铁路线上的劳动合同，因为那里提供的条件很好。其他人则跟随罗杰继续航行，12月14日在帕拉靠岸。在帕拉，罗杰找到了一艘去巴巴多斯的船，把巴巴多斯人及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送上船，并把这些人委托给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请他到布里奇敦把他们带到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大主教处，替他们在耶稣会学校注册，以便在去伦敦前接受起码的教育，能应付英帝国首都的生活。

接着，他又找到一艘去欧洲的船，那是布斯航运公司的SS安布罗斯号，但此船12月17日才起航，于是他利用这几天去看看他以前在帕拉当领事时经常去的地方：酒吧、餐馆、植物园、港口各处五光十色、混杂的大商场。他并不想念帕拉，因为他在这里并不感到幸福，但是他承认，这里的人都显得那么欢快，无所事事地在堤岸上散步的女人一个个搔首弄姿。他不止一次地想到巴西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健康的幸福感，跟秘鲁人不一样。秘鲁人跟英国人一样，好像总感到身体不舒服。而在这里，什么都无所谓，特别是那些自我感觉年轻有魅力的人。

12月17日，SS安布罗斯号起航了。这艘船于月底在法国港口瑟堡停靠，所以罗杰决定在那里上岸，然后乘火车去巴黎，跟赫伯特·沃德及其妻子萨莉塔共度新年。过了年，在车票生效第一天就回伦敦。同这对有文化的朋友共度两天，在他们那摆满雕像、充满非洲回忆的漂亮工作室里谈论美好高尚的事物——艺术、书籍、戏剧、音乐以及这位或许能干出像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普图马约干的那种坏事、浑身矛盾的艺术家所创作的最好作品——那将是净化灵魂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