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房的门一打开，罗杰·凯斯门特就看见典狱长那矮胖的身影站在门槛旁。他想，有人来探监了，是格，也许是爱丽丝。但是典狱长并没叫他站起来去探视室，而是一言不发，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申请被拒绝了。”他想，感到很困惑，要是站起来，肯定会双腿打战，倒在地上。

“你不是总说要洗澡吗？”典狱长冷冷地曼声问道。

“这是满足我最后的要求？”他想道，“洗完澡，刽子手就来了。”

“这可是违反狱规的，”典狱长带有某种感情地低声说道，“不过，今天是我儿子一周年祭日，我想以怜悯他人的行动纪念他。”

“谢谢您。”罗杰说着站了起来。典狱长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对他这么客气过？

看到典狱长出现在牢房门口时，他感到血液停止了流动；此时血液又在体内流动起来。

他走进发黑的走廊，跟随矮胖的典狱长来到了浴室。那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一面墙上镶有一排便器，对面墙上有一排淋浴头和水泥尚未被磨净的洗脸盆，发锈的水龙头在滴水。罗杰脱去衣服，和帽子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接着钻进了喷头下。典狱长就站在门口等着。水流一冲，罗杰从头到脚打了个寒战，同时产生了一种愉快感和感激之情。他闭上眼睛，感受着滑过全身的冷水。他从挂在墙上的胶木盒中拿出一块肥皂，在胳臂和腿上擦起来。他很高兴，也很激动，水流不仅冲去了多日来积在身体上的肮脏，也荡涤了他的担忧、苦恼和悔恨。他又是擦肥皂，又是用水冲，洗了很久。典狱长站在远处，不得不拍手让他快点儿。罗杰用衣服擦干了身子，没有梳子，就用手指把头发抹抹光。

“您让我洗澡，真不知怎样感谢您，典狱长。”回牢房的途中，他说道，“您把生命和健康还给了我。”

典狱长咕哝了几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罗杰回到牢房，躺在床上，又拿起了托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但读不进去，便把书放在了地上。

他想起了罗伯特·蒙泰特上尉，那是他在德国最后六个月里的助手和朋友，是个很出色的人，忠诚、能干、英勇，是他在德国U-19潜艇中的旅伴和难友。此外还有军士丹尼尔·朱利安·拜莱（也叫朱利安·贝伟利），当时他们乘潜艇到达爱尔兰的特拉利海湾，快到岸边时，三个人由于不会划船，差点溺水而亡。不会划船？！事情就是这样：小小的蠢事掺杂在大事里，就会把大事毁掉。他回想起了1916年4月21日圣周星期五那个浓雾笼罩的早晨，天灰蒙蒙的，下着毛毛雨，大海波涛汹涌。德国潜艇把他们仨送上不断摇晃的三桨小船后便消失在浓雾中。“祝你们好运！”潜艇船长雷蒙德·威斯巴赫喊了一声，表示告别。他又感到那种软弱无力的可怕感觉，于是试图抓牢被海浪打得颠簸不已的小船。三个生手根本无法把船拨到朝向岸边的方向，谁也不知道当时处在什么方位。小船忽上忽下，颠簸着打转，画出半径变来变去的圆圈。谁都无力应付这种海浪。海浪拍打着船侧，把船撞来撞去，随时可能把船撞翻。实际上，确实翻船了。有几分钟的工夫，三个人差点儿淹没在水中。他们在水中啪啪地划着双臂，咽着发苦的海水，最后才把船拨直，互相帮助着爬上小船。罗杰想起了勇敢的蒙泰特，他在德国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一只手受伤发炎，但是在黑尔格兰岛[欧洲北海东南部的德国岛屿]上仍努力学习驾驶摩托艇。他们在该岛靠岸，换乘U-19潜艇，因为U-2潜艇在威廉港[位于德国西北部亚德湾内]出了故障。从黑尔格兰岛到特拉利海湾的这趟行程中，蒙泰特的伤口折磨了他整整一个星期。罗杰在那次航行中也因眩晕呕吐得厉害，几乎一口东西没吃，在狭窄的舱房里站不起来。他想着蒙泰特对待红肿伤口的那种禁欲式的忍耐。U-19潜艇上德国船员给他用的消炎药根本不管用，伤口仍在化脓。指挥U-19的威斯巴赫船长预言，登陆后如不立即治疗，伤口将患上坏疽。

他最后一次见到罗伯特·蒙泰特上尉是在麦肯纳要塞的废墟上，正是4月21日的早晨，当时，两个旅伴决定让罗杰先藏起来，由他们去向特拉利的志愿者求援。这样决定是因为罗杰有着被英国士兵认出来的危险，他是守卫英帝国的走狗们觊觎的猎物啊。

此外，罗杰也扛不住了，病歪歪的，身体极为虚弱，疲惫不堪，曾两次摔倒在地上，第二次昏迷不醒，持续了好几分钟。两个朋友给了他一只左轮手枪和一袋衣服，把他藏在麦肯纳要塞的废墟上，握了握手就走了。罗杰回忆他看到燕子在周围盘旋，听到燕子的叫声，发现自己四周的特拉利海湾沙地上绽放着野紫罗兰时，心想他终于抵达爱尔兰，双眼充满了泪水。蒙泰特上尉临行时向他行了个军礼。上尉个子不高，强壮、灵活、不知疲倦，是对爱尔兰爱到骨髓里的爱国者。他在林堡营地被战俘们抵制（不是公开仇视），战俘们拒绝登记参加罗杰为了爱尔兰独立而与德国共同（不是在德国的命令下）组建的爱尔兰纵队。尽管如此，罗杰在德国与他共事的六个月里，从没听到他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从没发现他在助手面前流露过萎靡不振的迹象。

蒙泰特从头到脚全身湿透，那只红肿、淌血的手上的布裹得很马虎，早已松开。他的样子疲惫不堪。军士丹尼尔·拜莱也一瘸一拐的，二人朝着特拉利方向走去，消失在浓雾中。罗伯特·蒙泰特是不是已经到达那里而没被皇家爱尔兰警察捉住？会不会已经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或志愿军的人接上头？军士丹尼尔·拜莱被捕一事，他一无所知。罗杰先是在海军司令部受到英国情报局头头们的审问，后在伦敦警察局受审。在长期的审问中，军士的名字从未被提到，却在总检察官指控罗杰叛国的审理法庭上作为证人突然出现了，这让罗杰感到很难过。丹尼尔·拜莱的证词中谎话连篇，但一次没提及蒙泰特。蒙泰特没有被捕？或许被杀害了？罗杰祈求上帝保佑他此时安全无事，躲藏在爱尔兰的某个角落里。也许他参加了圣周起义，为那次英勇但不明智的冒险而斗争时与许多无名的爱尔兰人一起牺牲了？最有可能的是，他在都柏林的邮政局里同他所敬仰的汤姆·克拉克在一起射击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结束了堪称楷模的生命。

他那次的冒险其实是不明智的。他个人以实用主义和理性的理由认为，只要他从德国回到爱尔兰，就可以阻止由爱尔兰志愿军军事委员会的汤姆·克拉克、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其他人秘密策划而爱尔兰志愿军统帅约恩·麦克尼尔一无所知的圣周起义，那不是白日做梦吗？“理性说服不了虔诚的信徒和殉道者。”罗杰思忖道。他曾亲自参加过爱尔兰志愿军内部那场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他的观点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帝国的武装行动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与德国的军事进攻同时进行，因为德军可以牵制英国强大军队的主力。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年轻的普伦凯特在柏林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也没取得一致意见。

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因此策划起义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直到最后仍把计划瞒着他，令他在柏林最后得到消息？但同时他得知德国海军司令部排除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可能。当德国人同意向起义者运送武器时，他坚持亲自把武器运到爱尔兰，盘算着去说服那些领导人，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德国军事进攻的配合，就会酿成无谓的牺牲。在这一点上，他没有错。根据他作出此判断后的那几天里从各方面搜集的消息来看，起义确实是一次英雄行为，但结果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志愿军最英勇的领导人被屠杀，几百名志愿者被监禁。

镇压还在持续。爱尔兰独立事业又一次倒退。悲哀啊，悲哀的历史！

他尝到了苦果。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对德国抱有太多的幻想。他记起了在巴黎最后一次见到赫伯特·沃德时的争论。自从在非洲相识，沃德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二人都很年轻，都渴望冒险，对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都持怀疑态度。在非洲那片土地上，他是少数几个有教养、感觉敏锐的欧洲人，罗杰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经常交换书籍，交流阅读心得，互相交谈，讨论音乐、绘画、诗歌和政治。赫伯特一心梦想成为艺术家，工作之余，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以木头和泥土塑造各种类型的非洲人。他们都对殖民主义的暴行和罪行加以严厉批判。罗杰成了公众人物以后，《关于刚果的报告》就成了被攻击的靶子。赫伯特和妻子萨莉塔移居巴黎，丈夫成了出名的雕塑家，主要制作铜像，灵感仍来自非洲。夫妇俩是他的热情辩护者。《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面世，揭露了普图马约橡胶商对土著人所犯下的罪行后，围绕凯斯门特的形象又激起了另一个丑闻。赫伯特夫妇仍热情地为他辩护。起初，赫伯特甚至对罗杰转变为民族主义者表示同情，虽然仍不时地在信里开玩笑地对他说“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是很危险的，并用约翰逊医生的话“爱国主义是无赖们最后的避风港”来提醒他。他们在德国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赫伯特一直坚决反对罗杰的乐观看法，反对罗杰美化德国各州的统一者、普鲁士精神的统一者俾斯麦首相。他认为俾斯麦强硬、专制、粗暴，毫无想象力和同情心，倾向于建立兵营式生活和军事专制，对民主和艺术不屑一顾。当他通过英国报纸的揭露得知罗杰·凯斯门特在大战正酣之际去柏林与敌人密谋时，就通过罗杰的姐姐妮娜给他写了一封绝交信，还在信中告诉罗杰，他和萨莉塔的长子，一名十九岁的青年，刚刚在前线阵亡。

他失去了多少朋友啊，像赫伯特·沃德夫妇那样的人曾多么看重他、敬佩他，现在却把他看成了叛徒；连他的导师和朋友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也曾反对他去德国，只不过自他被捕以来再也不提那次分歧而已；又有多少人因英国报刊往他身上泼的脏水而对他感到恶心。胃部一阵痉挛，疼得他在床上蜷曲起来。过了很长时间，那种内脏受到捶打的感觉才慢慢消失。

逗留德国的那十八个月里，他多次问自己：是不是错了？不，他没错。事实也验证了他的看法，德国政府发表宣言——其中大部分是由他起草的——表示支持爱尔兰的主权意愿并助力爱尔兰人收回被英帝国攫取的独立地位。但是后来在菩提树大街等待柏林当局接待的漫长日子里，由于德方的承诺没有兑现，加上生病、组建爱尔兰纵队失败，他才开始怀疑起来。

他感到心脏怦怦地跳动着，就像每次回忆那些风暴卷着雪花的冰冷日子那样。几经交涉，他终于得以同林堡营地那二千二百名爱尔兰战俘说上话。他小心翼翼地重复着几个月来一直排练的腹稿，解释说那并不是“向敌方投降”，根本不是。爱尔兰纵队并不是德军的一部分，它将是一支独立兵团，有自己的指挥官；它将为反对殖民者和压迫者、争取爱尔兰独立而战斗；它将与德国武装力量并肩作战，而不是加入德国军队里面去作战。但是，让他感到痛苦、酸楚的并不是那二千二百名战俘中只有五十几人报名加入，而是对他的建议表现出的敌意。在他们的喊声和叽叽咕咕声中，他清楚地听出了“叛徒”“卑鄙”“出卖自己人”“投机者”等字眼，许多战俘对他表示出极端蔑视。他第三次想开口（每次他刚讲话就被口哨声和辱骂声打断）时，成了吐口水和殴打的目标。德国卫兵把他抢出、逃离营地时，他感到了极大的屈辱。那场可能发生的殴打也许会演变成一场私刑拷打。

他以为爱尔兰战俘会报名参加由德国军队装备、穿德国制服（其实是罗杰·凯斯门特亲自设计的）、吃德国食物、以德国军队为顾问的纵队，这简直是幻想，是天真的想法。

因为他们刚刚与德军打过仗，在比利时的战壕里受过德军毒气的毒害，众多战友被德国军队杀害、肢解、击伤，而此时他们则被关在铁丝网里。因此若要他们理解当时的情况，需要有点儿灵活性，要记住这些爱尔兰战俘所受的苦和所失去的一切而不应该仇视他们。但是罗杰·凯斯门特没想到那次与现实的激烈冲撞对他来说如此难以忍受，并在肉体和精神上同时反映出来：他立即发起烧，卧床不起，且持续很久。他几乎失去了希望。

在那几个月里，罗伯特·蒙泰特上尉对他忠诚而亲切的照顾是一种慰藉，否则他很可能活不下去。随时随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失败并未对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产生任何（可见的）影响，他仍然坚信罗杰·凯斯门特策划的爱尔兰纵队最终会成为现实，会把大多数爱尔兰俘虏招募来。德国政府在柏林附近的措森[二战时德军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此处也建有德军狙击手学校。]给了他们一小块地方，罗伯特·蒙泰特立即热情地投入到对那五十多名志愿者进行训练的领导工作中。后来又招募了一些人，所有的队员，包括蒙泰特，都穿着罗杰设计的制服住在野营帐篷里，进行演练，练习行军，用步枪和手枪射击，使用的是训练用子弹。纪律是严格的，除了练习、实地演练和体育锻炼，蒙泰特还坚持让罗杰·凯斯门特经常给队员们作报告，讲述爱尔兰的历史、文化、民族气质以及爱尔兰独立的前景。

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若在审判中看到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指控那一小队爱尔兰战俘（经过战俘交换才获得自由），而证人中就有丹尼尔·拜莱军士，他会说些什么？所有证人回答总检察长的提问时都发誓说罗杰·凯斯门特在德国军官的簇拥下向他们显示获得自由之后的前景：获得工资和农场。并以此为钓饵要求他们向敌方投降。所有人又进一步推动那明目张胆的谎言：爱尔兰战俘在罗杰的紧逼下不得不报名参加纵队，并立即得到了更好的食物、更多的被子和灵活的请假制度。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不会责怪那些人，他可能会不止一次地说那都是盲目的爱国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帝国在爱尔兰的卑鄙教育、愚民政策和散布的混乱思想蒙住了他们的眼睛，把他们变成了瞎子，让他们看不见三百年来被占领、被压迫的人民的真实状况。不要丧失信心，一切正在发生变化。他后来为了给罗杰鼓气，在林堡和柏林多次说，当时以爱德华·卡森爵士为首的厄尔斯特统一派大搞军事化，公开威胁称如果英国议会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他们是不会遵守的。作为对这一情况的回应，1913年11月25日，在都柏林的中央大厅成立了爱尔兰志愿军。那时爱尔兰的青年们——农民、工人、渔民、手工业者和学生——报名参加该组织时是多么热情、多么踊跃啊。前英国军官罗伯特·蒙泰特上尉曾在南非对布尔人[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的两次战役中受过伤，此次成第一批志愿军成员，并被委托对入伍者进行军事训练。罗杰也参加了中央大厅里那次激动人心的集会，并被选为基金会的司库，负责购买武器。这一职位只有爱尔兰志愿军领导极为信任的人才会当选。他不记得当时是否认识蒙泰特，而蒙泰特肯定地说，罗杰还握了他的手，称作为一名向世界揭露了刚果和亚马孙地区罪行的爱尔兰人而感到骄傲。

他想起了同蒙泰特在林堡周边或在柏林大街上长时间的散步，有时是在苍白冰冷的清晨，有时是在夜幕刚刚降临的黄昏。二人像着了魔似的谈论着爱尔兰，产生了友谊。但他没有办法让蒙泰特像对待朋友那样对他随便些，上尉总是像在机关或军队里对上级那样跟他说话，走路时让他走在右边，为他开门，给他把椅子挪近，握手前后总要脚跟一碰，把手举到贝雷帽的帽沿旁行个军礼。

关于罗杰·凯斯门特意欲组建爱尔兰纵队一事，蒙泰特上尉是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的秘密统帅汤姆·克拉克那儿第一次听说的，他当即就提出要为纵队工作。蒙泰特因被发现对志愿军秘密进行军事训练，被英国军队放逐到利默里克[位于爱尔兰中西部，爱尔兰第三大城市]。汤姆·克拉克跟其他领导商量后同意了蒙泰特的建议。在德国与罗杰一见面，蒙泰特就详详细细地讲述了险象丛生的经历，简直是一部冒险小说。1915年，为了掩盖其旅行的政治意图，他由妻子陪同，于年底从利物浦到了纽约。在纽约，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把他介绍给挪威人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一想起这个人，罗杰就感到胃部一阵痉挛）。在霍博肯港，这个人把他秘密地藏进了开往挪威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的一艘船里，他的妻子则留在纽约。克里斯滕森像巡警一样帮他不断地换船舱，长时间地藏在肮脏的底舱，由那挪威人给他送吃送喝。航行中，被皇家海军截获了，一队英国水兵强行登船，检查船员和乘客的证件，寻找间谍。英国水兵在船上一连搜寻了五天，蒙泰特东躲西藏，有时极不舒服地蹲在堆满衣服的衣柜里，有时潜伏在柏油桶里，结果未被发现，终于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秘密地上了岸。穿越瑞（典）丹（麦）边界前往德国时，又经历不少新鲜事。挪威人逼他戴上各式各样的假面具，其中有女人的面具。最后到达柏林时，他发现自己即将为之服务的领导罗杰·凯斯门特在拜恩[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旧称]生病了。他既不傻也不懒，马上乘火车赶到了巴伐利亚州罗杰养病的旅馆，脚跟一碰，举手敬礼，自我介绍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刻，罗杰爵士。”

凯斯门特还记得与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产生分歧的那个下午。在措森军营，凯斯门特给爱尔兰纵队成员做完讲座，二人在小卖部里喝茶。不记得为什么罗杰提到了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上尉的脸色变了，显露出不快。

“看得出，您对克里斯滕森的印象不太好，”罗杰开玩笑地说道，“他逼得您像巡警那样从纽约到了挪威，您记仇呢？”

蒙泰特没笑，而是严肃起来。

“不是，先生，”他咬着牙咕哝道，“不是为了那件事。”

“那又是为了什么？”

蒙泰特犹豫了，显得很不自在。

“我总觉得那个挪威人是英国情报局的一名间谍。”

罗杰记得那句话像是朝自己胸口打了一拳。

“您有证据吗？”

“没有，先生，完全是直觉。”

凯斯门特责备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没有根据的猜测。上尉结结巴巴地道了歉。此时，罗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见蒙泰特一面，哪怕一小会儿，请求他原谅自己对他的斥责：“亲爱的朋友，您完全有道理。您的直觉很准确。艾文德比间谍还坏，他是真正的魔鬼。而我，竟然天真地相信了他，简直是个白痴。”

艾文德是他后半生犯的又一个大错误。正像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和赫伯特·沃德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人只要不像他这样“孩子气”，都会怀疑那个魔鬼的化身进入了他的生活。罗杰没怀疑。他相信了那次偶然的时机、偶然的相遇。

事情发生在1914年。那一年的七月，他到达纽约，目的是在纽约的爱尔兰社团中发展爱尔兰志愿军，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美国分部即盖尔集团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经验丰富的斗士约翰·德沃伊和约瑟夫·麦克加里蒂那里获得支持和武器，并争取与之会见。到达的当天，他经不住美国夏天旅馆里的湿热，走到曼哈顿去散步。这时，一个仿佛北欧神祇那样英俊的金发青年走近他，此人和蔼可亲，魅力十足，讲话坦然，立即吸引了他。这个名叫艾文德的青年个头很高，有运动员的身材，走路轻盈如猫，碧眼深邃，笑起来既像天使又像无赖。他带着滑稽的表情把空空如也的口袋翻过来，告诉罗杰他身无分文。罗杰请他去喝啤酒，吃点儿东西，并相信了这个挪威人的话：现年二十四岁的他，十二岁时就从挪威的家里逃出来，像巡警一样千方百计地到了格拉斯哥，从此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船上当了一名锅炉工，游遍了全世界的海洋。现在轮船在纽约搁浅，他只能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

罗杰竟然相信了他！胃部又是一阵痉挛，痛得他暂停呼吸，躺在狭窄的木床上把身子蜷曲起来。精神一紧张，病就发作。想哭出来，但抑制住了。每当他感到需要怜悯自己或感到极度羞愧的时候，眼里就会充满了泪水，接着意志消沉，厌恶自己。他从不是一个易动感情、外露情绪的人，他一直善于在非常镇静的外表下掩饰沸腾的激情。但是自从那年十月底在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的陪伴下到了柏林，他的性格起了变化。是不是与生病、身体虚弱、精神崩溃有关？尤其是在德国的最后几个月里，尽管罗伯特·蒙泰特上尉竭力想激发他的热情，但当他知道爱尔兰纵队计划已然失败，觉察德国政府并不信任他（也许认为他是英国间谍），得知他揭发英国驻挪威领事芬德雷密谋杀害他一事并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反响，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发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的伙伴一直瞒着他，计划在爱尔兰举行圣周起义（“为了安全，必须慎重行事。”罗伯特·蒙泰特这样安慰他）时，他更是觉得像背后被人踢了一脚。不，他们并不担心他的健康，他们怀疑他，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与德军进攻相配合，他就反对武装行动。

他和蒙泰特登上德国潜艇是违反民族主义领袖的命令的。

不过，在所有的失败中，最大的失败是他盲目而愚蠢地相信了魔鬼艾文德。他到费城去见约瑟夫·麦克加里蒂，是由艾文德陪同；在纽约，他在约翰·奎因组织的集会上向爱尔兰古老教团的听众发表演说时，艾文德就在他身边；1914年8月2日，在费城爱尔兰志愿军的千人游行中，他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发表鼓动性演讲时，艾文德也在他身边。

从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克里斯滕森在美国的民族主义领袖中引起了怀疑。但是他很坚决地向他们保证，应该像相信他那样，相信艾文德的谨慎与忠诚。最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盖尔集团的领袖们同意让那挪威人在罗杰于美国的所有公开活动（除了秘密的政治会议）中在场，也同意让艾文德作为他的助手陪他去柏林。

最不可思议的是，克里斯滕森怪异的举动竟没引起罗杰的怀疑。去德国的途中需经挪威首都，就在到达的当天，艾文德单独出去散步——据他本人后来讲——被两个陌生人截住，于是被强行劫持到德拉门路79号的英国领事馆。领事本人，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先生审问了他，给他钱让他说出同行者的身份以及来挪威的目的。艾文德向罗杰发誓说他什么也没透露，他答应领事，关于那位先生，领事需要知道什么，他就去调查一下，尽管他对那位先生一无所知；他只不过是陪伴他在陌生城市、陌生国家旅游的一名向导。

罗杰居然相信了这个离奇的谎言，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陷阱的受害者！就这样，他像个弱智的小孩，掉了进去！

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那时是不是已经为英国情报局工作了？英国海军情报部部长雷金纳德·霍尔和伦敦警察局刑事调查科科长巴兹尔·汤姆森自从把被捕的罗杰调到伦敦，就跟他进行了数次诚恳的长谈，但是在挪威人的问题上，说法各不相同。罗杰对此并不抱幻想。现在他完全相信了艾文德在克里斯蒂安尼亚街上被劫持并被强行带到具有显赫姓氏[在姓名中加有“德”字，表示是贵族出身]的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面前一事绝对是虚构的。那两位审问者（罗杰证实这二人都是细心的心理学家）向他指出，英国驻挪威首都领事在给其外事办上司的报告里写道，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是突然来到德拉门路79号的领事馆主动要求领事本人亲自跟他谈话的。这无疑是为了让罗杰丧失勇气和信心。英国领事同意接见他，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是陪一个拿着假护照、使用詹姆斯·兰迪这个假名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到德国去的。他要用这个情报换点钱。领事当场就给了他二十五克朗。艾文德提出，只要英国政府的酬金高，他将继续提供有关这个无名氏的私人秘密材料。

另一方面，雷金纳德·霍尔和巴兹尔·汤姆森告诉罗杰，他在德国的一切行动，包括在威廉斯特拉斯的外交部同德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军官及部长们的会谈，以及在林堡同爱尔兰战俘的见面，都被英国情报部门详细而准确地记录在案。就这样，艾文德一面伪装成罗杰的同谋，一面继续向英国政府报告罗杰在德国期间所言、所行、所写的一切，包括会见了何人、拜访了何人，以此来帮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设下陷阱。“我真是一个白痴，也是命该如此。”罗杰不止一次地说。

这时，牢房的门打开了，午饭送来了。已经是中午了？罗杰沉浸在回忆里，整个上午过去了，他都没意识到。要是每天都这样该多好啊。午饭有无味肉汤、炒卷心菜加几块鱼，他没吃几口。狱卒来收盘子时，他请求出去清理马桶。每天一次，他可以去厕所倒马桶、洗马桶。回到牢房，便又倒在了木床上。魔鬼艾文德那调皮孩子般笑眯眯的漂亮脸蛋又在他的回忆中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沮丧和伤痛。他仿佛听到艾文德在他耳边说“我爱你”；他似乎抱住了他，紧紧地搂着他，听到了他的喘气声。

他走过许多地方，有着丰富的阅历，结识过各色人物，在两个大洲调查过对当地原始居民与土著村社施行的各种残暴罪行，怎么竟被斯堪的纳维亚魔鬼那样的一个人厚颜无耻的两面手法搞得愚蠢起来？这个人满嘴谎言，有条不紊地欺骗了他，同时殷勤体贴，总是笑眯眯地像一条忠犬陪伴着他，为他服务，关心他的健康，为他买药、请医生、量体温，却想方设法地从他口袋里捞钱。这个人后来又谎称要到挪威去看望母亲和妹妹，实际上是去领事馆报告关于其上级兼情人的政治军事密谋活动，以取得报酬。而他，却还以为掌握了敌人的阴谋呢！据挪威人讲，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曾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要把罗杰干掉。罗杰便指示艾文德顺着领事说话，以便取得证据，证明英国官员有加害他的罪恶企图。这件事，艾文德也向领事作了报告，为此他得到了多少克朗或英镑？罗杰还以为拿到了证据就能发动对英国政府的一次毁灭性宣传战呢，也就是说，可以公开指控英国政府侵犯第三国的主权，密谋杀害自己的政敌！但他的指控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他致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公开信以及向各国驻德代表处发去的副本，没有收到一家使馆给他的回执。

罗杰又感到胃部痉挛在发作。更糟的事接踵而至：伦敦警察局对他的问讯完毕，他以为魔鬼艾文德再也不会出现在谈话中了，然而最后的打击突然而至：罗杰·凯斯门特的名字出现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报纸上，说被王室授予爵位和勋章的英国外交官将被判定犯有叛国罪，到处都在流传着诉讼程序即将启动的消息。这时，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出现在英国驻费城领事馆，向领事提出只要英国政府支付差旅费并付给他可以接受的报酬，他愿意去英国证明凯斯门特有罪。雷金纳德·霍尔和巴兹尔·汤姆森给他看英国驻费城领事的报告时，他再也不怀疑：那是不是真的？幸亏在那四天的诉讼中，斯堪的纳维亚魔鬼那红润的脸庞最终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否则罗杰看到他，岂能克制住愤怒？非把他的脖子拧下来不可！

难道这就是原罪的面孔、思想、毒蛇般扭曲的人性？在与埃德蒙·D.莫列尔的一次谈话中，二人都解释不了：那些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有文化的文明人怎么能干尽坏事，成为他俩在刚果记录下来的骇人听闻罪行的同谋？罗杰说：“斗牛犬啊，当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解释都已用尽，剩下的黑暗空间是很大的，足以探究人类的劣根性。想了解这一点，只有一条路：不要进行理性思考，要向宗教求援。这才是原罪。”“你的这个解释不说明任何问题，老虎。”二人争论了许久也没得出任何结论。莫列尔认为：“如果干坏事的最终动机是原罪，那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恶，灵魂里浸满了恶，为什么还要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寻解决之道而斗争？”

斗牛犬说得对，不要陷入悲观主义，不是所有人都是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另外一些人，他们品格高尚，乐善好施，有理想主义。罗伯特·蒙泰特上尉和莫列尔本人就是这样的人。令罗杰伤心的是，斗牛犬没有在对自己从宽发落的申请书上签字，以为自己的朋友（现在应该跟赫伯特·沃德一样，称为前朋友）站在了德国一边。尽管罗杰曾因反对战争、参加和平运动而被调查，但莫列尔无疑是因他站在德国皇帝一边而不肯原谅他的，也许像康拉德那样把他看作叛徒了。

罗杰叹了一口气。他失去了许多跟那两个人一样可亲、可敬的朋友，有多少朋友对他别过脸去。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不，他没搞错。他仍然认为，如果在这场冲突中，德国战胜了，距离爱尔兰独立就更近了；而如果英国取得了胜利，距离爱尔兰独立就更远了。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德国，而是为了爱尔兰。约瑟夫·康拉德和莫列尔这样明智聪慧的人为何不理解他？

爱国主义蒙蔽了清醒的头脑。罗杰永远怀念在格罗夫纳路爱丽丝家举行的那些聚会，其中有一次，爱丽丝在热烈的争论中说过这样的话——那位女历史学家确切的原话是怎样说的？“我们不应该让爱国主义冲动夺去清醒的头脑、理性和才智。”大概如此。不过，他记得当时乔治·萧伯纳对在场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说过刺耳的讥讽话：“这二者是不相容的，爱丽丝，您别自欺欺人了。爱国主义是一种宗教，与清醒的头脑互不相容，纯粹是愚昧主义，是宗教行为。”他的讥讽口气往往让对方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直觉这位剧作家看似宽厚的话语后面往往包含着毁灭性的意图。“宗教行为”在这位什么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者嘴里意味着“迷信、弄虚作假”或更坏的东西。尽管如此，这位什么都不相信又出言不逊的人却是伟大的作家，在爱尔兰文坛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有威望。但是，一个不是爱国者的人，对祖先的土地感觉不到深沉的血缘关系，不热爱其肩负的古老世系，也不为之感动，又怎么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因此，若在两个伟大的作家中进行选择，罗杰私下里宁愿选择叶芝，而不是萧伯纳。叶芝是爱国者，他用改写、革新的爱尔兰、凯尔特传说丰富了诗歌与剧作，赋予这些传说新的生命，从而丰富了现代文学。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此想法感到后悔了，怎么能对乔治·萧伯纳忘恩负义呢？尽管他怀疑一切，写过反对民族主义的时评，但在伦敦知识界的大人物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位剧作家更明确而勇敢地为罗杰·凯斯门特进行了辩护。他曾劝告律师在辩护词上加上这一条，但不幸的是，那贪婪的废物、可怜的瑟詹特·A.M.沙利文没有接受。判决后，乔治·萧伯纳又写文章请求改判，并在请求改判的声明上签字。并不一定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才能如此慷慨、勇敢。

只要一想起瑟詹特·A.M.沙利文，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他就感到沮丧。1916年，在那一年的四月末那黑暗的四天里，被判叛国罪的庭审情形浮现在他眼前。聘到一位同意为他在高等法院进行辩护的诉讼律师并不那么容易，乔治·卡万·达夫及其家人、朋友在都柏林，在伦敦联系的所有律师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了，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在战争期间背叛祖国的人进行辩护。最后，爱尔兰人瑟詹特·A.M.沙利文同意了，那是因为他从未在伦敦法庭上为人辩护过。不过他索要一大笔酬金。罗杰的姨妹和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不得不在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同情者中进行募捐。罗杰只愿作为起义者和斗士承担责任，想利用审判作为讲坛，来宣讲爱尔兰拥有争取主权的权利。但沙利文律师硬要进行常规的法律辩护，避免涉及政治，并强调据以审讯凯斯门特的爱德华三世法规只许涉及在本土而不涉及在国外所犯的叛国行为，归咎于被告的那些行为发生在德国，因此凯斯门特不应被看作背叛帝国。罗杰从不认为这一辩护策略会成功。更有甚者，在提交辩护词的当天，瑟詹特·沙利文上演了一幅可怜的场面：开始辩护不久，他就显得坐立不安，全身抽搐，面色灰白，高喊：“法官先生们，我不行了！”说着便倒在了法庭上，昏过去，由他的一名助手念完辩护词。所幸在助手念辩护词时，罗杰还能进行自我辩护。他宣称自己是起义者，为争取祖国独立的圣周起义进行辩护，为服务于祖国的独立运动感到骄傲。此刻，他仍为自己的这一辩护词感到骄傲。他想，在后代面前，这是一篇具有说服力的辩护词。

几点了？他还是不习惯不知道时间的生活。本顿维尔监狱的墙壁太厚了，再怎么努力也听不见街上的声音：钟声、摩托声、叫喊声、口哨声、艾斯林唐商场的嘈杂声，他是真听见的还是想象出来的？他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一种奇怪的安静，坟墓般的安静。此时此刻的安静好像时间停滞，生活也停止。唯一能渗进牢房的杂音来自监狱内部：隔壁走廊里轻轻的脚步声、铁门开开关关的声音、典狱长向狱卒带有鼻音的下令声。现在，就连本顿维尔监狱内部的杂音也没有了。这种安静使他痛苦，让他不能思考。他想重新拿起托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读，但仍然读不进去，便把书放回了地上。他想祈祷，但祈祷太机械，继续不下去。很长时间，他僵硬着，一动不动，心中充满忧虑，脑子里一片空白，眼睛盯着屋顶上的一个湿点，仿佛等着水滴落下来。他慢慢地睡着了。

他睡得很安宁，被梦境带进了亚马孙的原始森林。那是一个明亮的早晨，阳光直射，微风吹拂着船上的指挥台，降低了热度。没有蚊虫，他感到很适意。本来眼睛发炎，任何滴眼液和眼科清洗术都不管用，可最近折磨他的眼病不那么疼了；关节炎引起的肌肉疼痛、仿佛炙热的铁棒插入造成的火烧般的痔疮痛都消失了；双脚也消肿了。所有不舒服、病痛、小毛小病，二十年来在非洲患病的后遗症都没有了。他又感到年轻起来，很想在这里，在宽阔的、望不到对岸的亚马孙河上，像若干次在非洲那样再发一次疯：脱下衣服，从船栏处跳进漂满羊草和泡沫的绿色河水。他会感觉到全身都被那温和浓稠的河水冲击着，在钻出水面、露出头开始划动双臂、带着幸福感以海豚般的优美姿势游向船舷的同时，感到一种被净化了的舒适。船长与几名乘客站在甲板上向他做着夸张的手势，叫他游回来上船，否则会淹死，要么会被亚古妈妈吞掉。亚古妈妈是一种水蛇，有的长达十米，能把整个人囫囵吞下。

快到马瑙斯了吗？塔巴廷加近了吗？普图马约呢？快到伊基托斯了吗？沿河而上还是沿河而下？这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感到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轮船在发绿的河面上慢慢地行驶，马达的隆隆声陪伴着他的思绪。他已经放弃了外交生涯，获得了完全自由，此时又一次思忖起将来怎么办。也许把伦敦埃伯里街的寓所售出，住到爱尔兰去，分别在都柏林和厄尔斯特两地住，不再全身心地搞政治。要每天一小时、每周一天、每月一周用于学习。要重新拾起爱尔兰语的学习，某天用流利的盖尔语讲起话来，会让爱丽丝大吃一惊。用于政治上的每小时、每天、每周要集中在大问题上、与优先考虑的中心目的——争取爱尔兰独立、反对殖民主义——有关的大问题上。不要把时间浪费于搞阴谋、搞竞争、争高低，这些都是贪婪的政客们在党内、支部内、小队里争权夺利干的事，为此忘记了甚至破坏了首要任务也在所不惜。要在爱尔兰多走走，多看看，要去多尼格尔郡的安特莱姆峡谷、厄尔斯特、戈尔韦，也要去康内玛拉、托里岛那些遥远偏僻的地方，那里的渔民不懂英语，只讲盖尔语。要与农民、手工业者、渔民交朋友，他们朴素、勤劳、有毅力，抵制住了蜂拥而至的殖民者，保持住了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信仰。要倾听他们，向他们学习。要写出文章和诗歌，歌颂这些卑微的人几个世纪以来默默创造的英雄业绩。多亏了他们，爱尔兰才没有消亡，保持住自身仍是一个国家。

铁门的响声把他从美梦中惊醒。他睁开眼睛，狱卒进来递给他一碗面糊和一块面包，那是他每天的晚饭。他想问一下时间，但知道对方不会回答，便克制住了。他把面包掰成小块，掺在面糊里，一勺一勺地喝起来。又一天过去了，也许明天是决定性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