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陷入爱尔兰问题的人生阶段是从1913年年初去加那利群岛旅行时开始的。随着轮船驶入大西洋，他慢慢地放下了肩上的重担，也慢慢地摆脱了伊基托斯、普图马约、橡胶种植园、马瑙斯、巴巴多斯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外事办公室的阴谋等形象。他想，现在可以完全投入到自己国家的事情中来了。为了亚马孙地区的土著人，他尽力了。阿拉纳，最残忍的刽子手之一，再也抬不起头了，已经是个信誉扫地、破了产的人，在牢狱里终其一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他应该关注另一些土著人了，那就是爱尔兰的土著人，他们也需要摆脱剥削他们的“阿拉纳”，尽管比起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的橡胶商，这些“阿拉纳”的武器更精良，表现得更虚伪。

随着远离伦敦，在旅行中，包括在拉斯帕尔马斯的那一个月里，他都有着一种解脱感。尽管如此，病情的加重却一直使他感到扫兴。白天、晚上，随时都感到关节炎引起的头疼和背疼，止痛药也不像以前那样管用，他只能出着冷汗，几小时地躺在旅馆的床上或阳台的大椅子上，要么拄着拐杖艰难地走走——因担心在路上瘫倒，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田野或山脚长时间地散步了。他对1913年初那几个星期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因阅读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作品《爱尔兰的古老世界》而沉浸于爱尔兰的过去之中。在那本书里，爱尔兰的历史、神话、传说和传统交织成一幅富于冒险与幻想、冲突与创造力的社会图景；在那本书里，一个英勇而高尚的民族在严峻的大自然面前逐渐成长，以自己的歌曲、舞蹈、冒险游戏、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炫示着大无畏精神与创造精神。这些都是英国占领者企图斩断、消灭而未能得逞的祖先遗产。

在拉斯帕尔马斯待了三天之后，吃完晚饭，他出门到港口附近去散步。那是一个满是酒馆、酒吧、卖淫旅店的港口区。在拉斯坎特拉斯海滩旁的圣卡塔利娜公园，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便走向两个水手模样的年轻人，向他们借火，同他们谈了一会儿。他那夹杂着葡萄牙语的西班牙语讲得很好，但还是引得两个小伙子直发笑。他建议去喝一杯，但其中一人有约会，于是他同另外一个叫米格尔的去了。此人更年轻，刚刚走出少年时期，拳曲的头发，黝黑的皮肤。两个人走进一家叫做“海军上将哥伦布”的狭小酒吧，酒吧内烟雾缭绕，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歌手正在吉他伴奏下演唱。酒过二巡，罗杰在半明半暗的角落里把手放在了米格尔的大腿上，后者微微一笑，表示同意。罗杰鼓起勇气，迅速把手伸进年轻人的前裆，一股欲望从脚到头涌透了他的全身。几个月来——“几个？”他想，“三个还是六个？”——他成了无性人，既无性欲也无性幻想。兴奋之余，他觉得青春与对生活的热爱又回到了他的血管里。“我们去找家旅店，好吗？”他问。米格尔笑了笑，既没同意，也没拒绝。他没有站起来的意思，而是又要了一杯刚才那种很辣的烈酒。女歌手唱完，罗杰要来账单，付了账，二人走出了酒吧。“去找家旅店，好吗？”走在街上，罗杰急切地再次问道。小伙子好像在犹豫不决，或许是故意拿糖，迟迟不回答，好抬高他服务的价码。正在这时，罗杰感到胯部一阵刀刺般的疼痛，疼弯了腰，不得不扶住橱窗的栏杆。这次疼痛不是一点一点地来，而是一下子就来了，比以前更剧烈，是的，刀刺般的疼痛。他只得弯腰坐在地上。米格尔吓坏了，也不问一声怎么了就不辞而别地快步离去。罗杰弓着身子，闭着眼睛，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等待着吞噬他背部的火烫疼痛有所减轻；后来能够站立起来了，便拖着脚步慢慢地走过几个街区，直到遇见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回了旅馆。直到天亮，疼痛轻了些，他才睡着。在睡梦中，他焦躁不安，噩梦不断，在差点儿滚下去的悬崖边时而感到痛苦，时而感到欢欣。

第二天早晨，他一面吃早点，一面打开日记本，用小字慢慢地写下与米格尔做爱，做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在圣卡塔利娜公园的暗处，听着大海的低语声；随后又在简陋旅店气味难闻的房间里，听着轮船汽笛的吱吱声，那黝黑的小伙子骑在他身上，嘲笑他：“你是个老头，老头就是你，老掉牙的老头。”还一面拍打他的屁股。他呻吟着，也许是由于疼痛，也许是由于欢欣。

在加纳利群岛度过的那个月的余下几天里、在去南非的旅行中、在开普敦和德班[南非东部港口城市。]以及在与哥哥汤姆和嫂子凯茜度过的那几个星期里，他都没去猎艳，因为担心再次出现在拉斯帕尔马斯圣卡塔利娜公园里那般可笑的局面而导致与那个加纳利水手的艳遇类似的失败。就像多次在非洲和在巴西干的那样，他不时地以在日记本上乱写的方式进行自慰。字迹潦草，显得很神经质；句式简短，有时还很粗野、淫秽，就像最后等着拿钱的那些几分钟或几小时的情人经常说的那样。这种模拟做爱搞得他十分虚弱，总是昏昏欲睡，于是尽量做到每隔一段时间才进行这种模拟，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处于孤独的、偷偷摸摸的状态之中。他也清楚，这一状态将陪伴他到死。

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关于古爱尔兰的书引发了他的热情，他便要求她提供更多的关于这个话题的阅读材料。1913年2月6日，他正乘格兰特利堡号去南非的时候，爱丽丝给他寄的书和小册子到了。在行程中，他日以继夜地读着，到了南非还在读。因此，尽管相距遥远，但是那几个星期，他又觉得自己离爱尔兰更近了——现在的爱尔兰、昨天的爱尔兰和遥远的爱尔兰——爱丽丝为他挑选的这些文本让他觉得爱尔兰的过去是属于自己的。在这次旅行的过程中，他觉得背部和胯部的疼痛有所减轻。

与哥哥汤姆多年之后的重逢是令人痛心的。在他决定去看望哥哥的时候，他本以为这次旅行会把他与哥哥的距离拉近，建立起从来未曾真正有过的感情纽带，却证明了二人实为陌路人，除了血缘关系，毫无共同之处。这几年，通常还有信件来往，那时汤姆与其澳大利亚籍的首任妻子布兰奇·巴哈利在经济上有困难，希望罗杰能帮助他们。他也一直在帮助他们，除非兄嫂借得太多，超出了他的预算。后来汤姆娶了南非籍的第二任妻子凯西·阿克曼，夫妇俩在德班做起了旅游生意，但也不是很顺利。哥哥看样子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而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南非人，一副乡下人的样子：露天生活，晒得出油，举止随便，甚至有些粗野，以致连讲英语的样子也像南非人而不是爱尔兰人。他对发生在爱尔兰、大不列颠和欧洲的事并不关心。他热衷的话题是他与凯茜在德班开的那家小旅馆所面临的财务问题。他们本以为那个地方很美，会吸引很多旅游者和打猎者，结果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维持旅馆的费用也比预计的多。他们本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现在这个行情，卖掉小旅馆又怕卖不出好价钱。嫂子比哥哥的情绪好，也很有趣，爱好艺术，有幽默感。但如此长途跋涉来看兄嫂，罗杰真的感到后悔了。

四月中旬，他回到伦敦，那时他觉得有了精神。南非的气候宜人，他的关节痛大为减轻，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他不能再迟迟不作决定了，再休假就没有薪水了。要么按上司的要求到里约热内卢去做领事，要么放弃外交生涯。他从未喜欢过里约这个城市，尽管它周围的风景很美，他却总感到那里对他有些敌意，因此，回到里约对他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不仅如此，主要是他不愿再去过那种双重生活：为自己在感情上和原则上都进行谴责的帝国去做外交工作。在返回英国的行程中，他估计了一下：存款不多，但俭朴的生活还是能对付的；再加上这几年作为公务员积累的补助金，生活还是能安排好的。到了伦敦，他的决心已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外交部递交辞呈，并解释说请辞是出于健康的原因。

他在伦敦逗留的日子不多，主要是办理离开外事办的手续和去爱尔兰的准备事项。做这些事时，他很愉快，但也预感到有些怀念，好像此去就不会重返英国了。他去看望了爱丽丝两次，也去看望了姐姐妮娜，为了不让她担心，就把汤姆在南非经济拮据的情况隐瞒了。他还想去看望埃德蒙·D.莫列尔，但奇怪的是，三个月里他写了数封信，莫列尔一封也没有回。后来这位外号叫斗牛犬的老朋友说不能见他是因为在外旅行，有别的事。显然，这都是借口。他所崇敬、热爱的战友怎么了？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听到了什么闲话或污蔑而与他有了隔阂？不久，赫伯特·沃德在巴黎告诉他，莫列尔知道了罗杰在爱尔兰问题上严厉地批评了英国，所以避免同他见面，以免让他知道自己对此持反对态度。

“问题是，”赫伯特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对他说，“你自己还没发觉你已经变成极端主义者了。”

在都柏林，罗杰在劳威·巴格特大街55号租了一所陈旧的小房子，房子带有一座种着天竺葵和绣球花的小花园，他每天一大早就出来剪枝、浇水。那是一个住着店主、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街区，每到星期天，各家都去做弥撒，太太们精心打扮得像是去参加晚会，男人们西装革履，戴上帽子。在一位女店主开的、角落里布满蜘蛛网的小酒馆里，罗杰经常跟街区里的菜贩、裁缝和鞋匠一起喝黑啤酒，讨论局势，唱古老的歌谣。由于在英国发起了反对发生在刚果和亚马孙的罪行的运动，他的名声已经传遍爱尔兰。尽管他希望过一种不为人知的俭朴生活，但是自从到了都柏林，他就收到了各色人等——政治家、知识分子、记者、各种俱乐部和文化团体——的请求，去做报告、写文章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甚至还为一位著名的女画家萨拉·普赛尔摆姿势。在她创作的画里，罗杰显得很年轻，一副胜利者的自信派头，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他重新学习起了古爱尔兰语。他的老师坦普尔太太拄着拐杖，戴着眼镜，头上顶着带面纱的小帽，每周上三次课，教他盖尔语；还给他留作业，用红笔批改，打的分数一般很低。他想，自己是凯尔特人中的一员，但为什么学习凯尔特人的语言这么困难呢？他学习语言还是有天赋的，学过法语、葡萄牙语和起码三种非洲语言，说起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人家也能听懂，但为什么总是抓不住与自己休戚相关的本国语言？每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到了一点儿东西，几天之后，有时几个小时之后，就忘掉了。于是他开始问自己，像大学教授约恩·麦克尼尔、诗人兼教育家帕特里克·皮尔斯这些人的梦想是现实的吗？会不会是空想？他们总以为能够把因殖民者迫害而转入地下、成为小众而日渐消失的语言恢复，重新成为爱尔兰人的母语。但是这一疑问，他没对任何人讲；在政治性争论中、在原则性问题上持反对意见时，他更不会讲出来。在未来的爱尔兰，英语有可能退出吗？在学校里、在牧师们讲道时、在政治家们的演说中会不会被凯尔特人的语言取而代之？在公开场合，罗杰说会的，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爱尔兰才能恢复自己真正的特性。那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当盖尔语重新成为国语，爱尔兰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爱尔兰。然而，当他独自坐在劳威·巴格特大街住所里的书桌前，面对坦普尔太太留下的、用盖尔语写作文的作业时，他又说这是一种无益的努力。现实走得太远了，不可能再改变方向。英语已经成为大多数爱尔兰人交流、谈话的工具和生活、感知的方式。想要抛弃它，是政治上的奇思妙想，只能导致语言上的混乱，是把亲爱的爱尔兰变成与世隔绝的、考古意义上的文化古玩，那值得吗？

1913年年中，他平静的学习、生活由于与《爱尔兰独立报》记者的一次谈话而突然中断了。那位记者向他谈起了康内玛拉渔民贫困与原始的生活。他一时冲动，便决定到戈尔韦郡以西的那个地方去一趟。据说在那里，最传统的爱尔兰原封未动地保留着，居民仍然是古爱尔兰人的样子。在康内玛拉，他并没看到多少历史遗风，而是看到一种强烈的对比：一面是仿佛雕刻出来的美丽群山、沐浴在云端的山坡、岸边转悠着的当地特有的矮脚马和尚未开垦的沼泽地，另一面则是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的人，没有学校，没有医院，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更有甚者，刚刚还出现了斑疹伤寒病例，这种传染病很可能蔓延成一场浩劫。勇于行动的人可以偃旗息鼓，但绝不会死心，这就是罗杰·凯斯门特。他立刻行动起来，在《爱尔兰独立报》发表了题为《爱尔兰的普图马约》的文章，并成立了救助基金会。他第一个签字支持并捐了钱。他还坚持让圣公会、长老会和天主教会及各种慈善机构也参与到公众行动中来，鼓励医生、护士作为志愿者到康内玛拉各个村庄去支援那少得可怜的官方医疗机构。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获得了成功，许多捐赠来自爱尔兰和英国。罗杰也去当地进行了三次旅行，把医药、衣服和食品给受灾的家庭送去。此外，他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康内玛拉配备医疗所、建小学。为了发起这场运动，两个月里，他同牧师、政治家、当局人士、知识分子和记者多次开会，搞得筋疲力竭。人们都对他很尊敬，包括反对他的民族主义立场的人。他为此感到惊奇。

七月，他回到了伦敦，为了请医生证明他是真的因健康问题而请辞外交工作。虽然为康内玛拉传染病的事奔波劳累，但他的身体还不错，所以他以为身体检查算是白做了。然而医生的报告却出乎他意料地写得很严重：脊柱、髂骨和膝盖关节都有炎症，而且已经很严重了，要经过严格的治疗，才能有所减轻，但无法治愈；如果再加重，不排除瘫痪的可能。外交部接受了他的辞呈，鉴于他的情况，还给了他一份高昂的补贴金。

回爱尔兰之前，他接受了赫伯特·沃德和萨莉塔·沃德的邀请，决定先去巴黎一趟。他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们，与他们一起享受他们巴黎住所里那非洲一角的亲切气氛。整个住所满溢着工作室的氛围，赫伯特把自己积累的非洲男女雕像和一些动物雕像拿出来给他看。这些是他最近三年的得意之作，有青铜的，也有木头的，准备参加巴黎秋季展览。赫伯特一面指给他看，一面就作品草图和微型样品讲一些轶事给他听。此时，罗杰记起了他与赫伯特一起在亨利·莫顿·斯坦利探险队和亨利·谢尔登·桑福德公司工作时的种种印象，那时听赫伯特讲述走遍半个世界的冒险、在澳大利亚游荡时认识的各色有趣人物及阅读的大量书籍，令他学到了不少东西。赫伯特的头脑既聪明又敏锐，永远朝气蓬勃，一副乐天派。他的妻子萨莉塔是美国人，富有家庭的继承人。他们的性情相近，同样爱好冒险，爱好四处游荡，相互理解，配合默契，曾相伴着在法国和意大利徒步旅游。他们以世界主义精神、进取心和求知欲教育他们的子女。现在，两个男孩在英国寄宿学校学习，女孩小蟋蟀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沃德夫妇请他到埃菲尔铁塔上的一家餐厅去吃饭，在餐厅里可以看到塞纳河上的桥梁和巴黎街区；还请他去法国大剧院观看莫里哀的《无病呻吟》。

过去同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有友谊、理解和亲切，虽然在许多事情上有分歧，但并未使友谊冷淡下来，相反，分歧反而加深了友谊。但这次不一样了，某天晚上，二人争论得很激烈，以致萨莉塔不得不加以干涉，强迫他们改变话题。

赫伯特对待罗杰的民族主义一贯采取宽容的态度，一笑置之。但是那天晚上，他指责他的朋友在民族主义上持有的激烈态度不太理性，近乎狂热。

“如果大多数爱尔兰人都愿意从大不列颠分裂出去，那才要谢天谢地呢！”赫伯特对他说，“我并不认为爱尔兰如果拥有自己的国旗、国徽和一位共和国总统会好多少，更不会因此而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我觉得爱尔兰最好采取约翰·雷蒙德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那种自治体制，他们不也是爱尔兰人吗？在你们这些主张分裂的人面前，他们才是大多数。说来说去，我对这一切都不担心，真的。但看到你这副容不得他人的样子，我倒是很担心。以前，你还能讲讲道理，罗杰，可现在只是怀着对一个国家、也是你自己的国家、你父母兄弟的国家的仇恨大喊大叫。这几年你不是还卓有成效地为这个国家服务过吗？这个国家不是很感谢你吗？封你为贵族，把最重要的勋章赐给你。你一点都不在乎吗？”

“为了表示感谢，我难道应该成为一个殖民主义者吗？”凯斯门特打断他，“他们在刚果的所作所为，你我都反对过，而在爱尔兰就应该同意吗？”

“我认为刚果与爱尔兰不可一概而论。在康内玛拉半岛，英国人难道也用割手、鞭笞等手段对付当地人吗？”

“欧洲殖民主义的手段更狡猾，也更残忍，赫伯特。”

在巴黎的最后几天，罗杰避免谈论有关爱尔兰的话题，不愿伤害与赫伯特的友谊。他很痛苦。他想，将来，他卷入政治斗争越来越深，和赫伯特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甚至损及二人间的友谊，这可是他一生中最亲密的友人啊。“我真的变成狂热分子了吗？”从那时起，他经常警惕地问自己。

夏末，他回到了都柏林，但已经不能再学习盖尔语了。政局动荡不安，他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由约翰·雷蒙德的爱尔兰议会党支持的、规定在爱尔兰成立议会、给予爱尔兰广泛的行政和经济自由的《爱尔兰自治法案》于1912年年底在下议院通过，但两个月后被上议院否决了。1913年年初，在厄尔斯特，由当地拥护统一的亲英派和新教徒控制的要塞，也就是以爱德华·亨利·卡森为首的自治派的敌人，发动了恶毒攻势，建立了一支由四万人参加的厄尔斯特志愿军。那是一个政治组织，也是一支军事力量，如果法案得以通过，他们就准备武装进攻爱尔兰自治派。这时，约翰·雷蒙德的爱尔兰议会党仍在为争取自治而斗争着。《爱尔兰自治法案》在下议院再次通过，而在上议院再次被否决。1913年9月23日，统一派的委员会自立为厄尔斯特临时政府。也就是说，如果自治法案获得通过，他们就从爱尔兰分裂出去。

这时，罗杰开始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在民族主义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厄尔斯特统一派。他揭露厄尔斯特占多数的新教徒对少数天主教徒横行霸道，工人中的天主教徒常被工厂辞退，信仰天主教的区政府在预算和赋税上被歧视。“看到发生在厄尔斯特的这一切，”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就觉得自己不是新教徒。”在各个方面，极端分子的态度都是要把爱尔兰分裂成敌对的两派，他对此感到痛心，这将导致悲剧性的后果。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他斥责了英国圣公会的神父，因为他们在针对天主教团体的不公行为方面保持沉默。

在政治性的谈话中，他对爱尔兰自治是否有助于爱尔兰的解放表示怀疑。尽管如此，在文章里，他还是流露出了一线希望：如果法案不作实质性修改而得以通过，爱尔兰有自己的议会，能够选举自己的权力机构，管理自己的财政收入，也就等于跨入了拥有主权的门槛。如果这样做能够带来和平，那么即使爱尔兰的国防和外交仍掌握在英国王室手中，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那些日子里，他与两位爱尔兰人加深了友谊，那就是毕生致力于保护、研究和普及凯尔特人语言的约恩·麦克尼尔教授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罗杰对皮尔斯这位捍卫盖尔语和爱尔兰独立的激进、不妥协的保卫者产生了极大的好感。皮尔斯在少年时代就参加了盖尔同盟，后来又致力于文学、报业和教育，还创办并领导了两所双语学校：圣恩达男子学校和圣伊塔女子学校。这两所学校都优先把盖尔语列入国语教学。他写诗，写剧本，也写文章和小册子，宣传自己的理论：如果不把凯尔特语恢复为国语，独立就没有用处，在文化上仍然是殖民地。在这方面，他是绝对偏执的。他在年轻时，甚至因威廉·巴特勒·叶芝用英文写作而称之为“叛徒”，当然后来又毫无保留地成为他的崇拜者。皮尔斯是个腼腆的单身汉，高大强壮，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眼睛有些小毛病，演说起来情绪激昂，很有魅力。在不涉及盖尔语和爱尔兰解放事业的时候，在知己朋友之间，帕特里克·皮尔斯是个充满幽默感、和蔼可亲的人，性格外向，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有时还假扮乞丐老太婆在都柏林市中心乞讨，要么打扮成泼辣的妓女，厚颜无耻地在小酒馆门前游逛——这都让朋友们大为吃惊。同时，他的生活像僧侣般俭朴，同母亲、兄弟们住在一起，烟酒不沾，也不谈情说爱。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兄弟，圣恩达学校的老师、雕塑家威利。学校周围都是绿意葱葱的拉斯法恩汉小山丘。在入口的门楣上，皮尔斯刻上了据爱尔兰传说是传奇英雄库丘林的一句话：“只要我的业绩永垂不朽，何惧只活一日一夜？”据说英雄的生活很纯朴，像军人遵守纪律那样信仰着天主教，以致经常斋戒，身穿苦行者的粗布衣裳。当时处于奔波忙碌、激烈争论、对付阴谋诡计的政治生活中的罗杰曾多次对自己说，他对帕特里克·皮尔斯坚定不移地崇敬，是由于皮尔斯是他所认识的极少数几位未被政治夺去幽默感的政治家之一，是由于皮尔斯在日常行动中是无私的、原则性极强的，看重思想而鄙视权力。不过皮尔斯热衷于把爱尔兰的爱国者培育成原始殉道者的现代翻版，这使得罗杰很不安。“殉道者的血是基督教的种子。同样，爱国者的血也应该成为我们自由的种子。”皮尔斯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罗杰想，这是一句很美的话，但会不会包含着不祥的预兆？

政治引起了罗杰的矛盾感受，一方面使他的生活极度紧张，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爱尔兰的事业之中，但他感到恼火的是把时间浪费在无穷无尽的事前争论上，有时意见无法达成一致，行动无法协同。阴谋诡计、虚荣浮夸、鼠肚鸡肠与理想混在一起，而理想又同日常杂事混在一起。他曾经听说过，也阅读过，说政治有时能展现人类光明的一面，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慷慨豪爽；也会展现其阴暗的一面，如残忍、嫉妒、怨恨、专横。他见证了确实如此。他在政治上并没有野心，也不受权力的诱惑，也许正因为如此，作为反对在非洲和亚马孙地区对土著居民暴行的国际战士，他获得了极大的威望，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没有任何敌人。他是这样认为的，至少有些人对他是表示尊敬的。1913年秋，他初次登上了政治演说家的讲台。

八月底，他来到了童年与青年时期待过的厄尔斯特，意图把爱尔兰反对极端亲英派的新教徒聚集起来。爱德华·卡森及其追随者等极端亲英派在反对爱尔兰自治的同时，在当局的明显支持下，正在训练军事力量。在罗杰的帮助下组织起来、名为巴利马尼的委员会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召集了一次大会，有人记得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此外还有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杰克·怀特上尉、亚历克斯·威尔逊及一名姓丁斯莫尔的青年积极分子。他生平第一次的政治性演说于1913年10月24日一个雨天的下午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对着五百名听众发表。当时他很紧张。前一天晚上，他把演说内容写下来，而且背了下来。登上讲台时，他感到已经无法回头了；从现在起，在已经踏上的征途上就不能后退了。他将把余生献给一个任务。鉴于当前的形势，这个任务也许与他在非洲和南美曾面临的任务同样危险。

他整个的演说论述的是：爱尔兰人不应在宗教和政治上（自治派的天主教徒与统一派的新教徒）分裂，号召一切爱尔兰人不分信仰、不分理想地团结起来。这次演说受到了极大欢迎。会后，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一面拥抱他一面在他耳边低声道：“让我预言：你将来肯定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在罗杰的印象中，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只是在跟讲台打交道，上上下下地发表演说，起初还照本宣科，后来只有简单的提纲就即兴发挥了。他走遍了爱尔兰的各个角落参加会议，与人会见，进行讨论，举行圆桌会议；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秘密的。持续几小时地争论、说理、提建议、驳斥，为此还经常放弃吃饭和睡觉。他完全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有时热情高涨，有时却深深地感到心灰意冷。每到颓唐的时候，胯部和背部的疼痛就来打扰他。

在1913年年底到191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爱尔兰政治局势的紧张程度与日俱增。厄尔斯特统一派与自治派同独立派的分裂日益加剧，简直到了即将爆发内战的程度。1913年年底，为了与爱德华·卡森成立的厄尔斯特志愿军对抗，爱尔兰人民军成立了，主要发起者是工会领导人、工人领袖詹姆斯·康诺利。那是一个军事组织，成立的公开动机是保卫工人不受老板和当局的侵犯。第一任司令杰克·怀特上尉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之前，曾在英国陆军卓有成效地服役过。在成立仪式上宣读了罗杰加入该组织的声明。那几天，他政治上的朋友正好派他到伦敦去为民族主义运动募捐。

几乎就在爱尔兰人民军成立的同时，出现了爱尔兰志愿军，那是在罗杰·凯斯门特所拥护的约恩·麦克尼尔教授的倡议下成立的。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秘密状态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支持，这个兄弟会是主张爱尔兰独立的，由民族主义者中的传奇人物汤姆·克拉克以一家小小的烟草专卖店作为掩护而领导着。汤姆·克拉克曾被指控以爆破手段进行恐怖活动，在英国监狱里蹲了十五年，后来流亡到美国，从美国被盖尔集团（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美国分支）派到都柏林，运用其组织才能去建立地下工作网。他已径五十二岁，但身体健康，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严于律己，真正的身份也未被英国间谍发觉。尽管不太容易，但两个组织合作得还是很密切，许多拥护者同时参加了两个组织。盖尔同盟的成员、在亚瑟·格里菲斯领导下走出了第一步的新芬党人、爱尔兰古老教团的成员及成千上万的独立派人士都参加了爱尔兰志愿军。

罗杰·凯斯门特同麦克尼尔教授和帕特里克·皮尔斯共同起草了志愿军成立宣言。1913年11月20日，在都柏林圆形大厅举行的该组织第一次公开集会上，罗杰在与会群众中激动得浑身发抖。一开始，根据麦克尼尔和罗杰的建议，志愿军是个军事活动组织，成员在爱尔兰全境以班、连、团组织武装行动。鉴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局势，武装行动看起来已迫在眉睫。

罗杰全身心地投入志愿军的工作之中。就这样，他接触到了志愿军的主要领导人并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其中很多是诗人和作家，如托马斯·麦克唐纳，既写剧本又在大学里任教；又如青年约瑟夫·普伦凯特，有肺病，有残疾，尽管有着身体上的缺陷，但精力过人，和皮尔斯一样是天主教徒、虔诚的读经师，也是大教堂剧院的创建者之一。罗杰为了志愿军而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都在诸如都柏林、贝尔法斯特、科克、伦敦、德里、戈尔韦和利默里克等大城市或小镇、村庄的集会上讲话，听众有时几百人，有时几个人。他在演说中，一开始还很平静（如“我是来自厄尔斯特郡为捍卫爱尔兰主权、为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桎梏而奋斗的一名新教徒……”），但是后来越讲越激动，到最后竟如醉如痴地像英雄一般激烈起来，几乎总能赢得听众暴风雨般的掌声。

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志愿军战略计划的制订。他是领导人中最坚定地坚持独立运动要以武力作为后盾的，他确信这样才能把争取主权的斗争从政治计划最终有效地转变为军事行动。武装起来需要钱，这就必须说服热爱自由的爱尔兰人慷慨地资助志愿军。

于是就有了派罗杰·凯斯门特去美国的想法。美国的爱尔兰社团具有经济能力，可以通过公众舆论增加援助资金，还有谁能比这位世界闻名的爱尔兰人更能推动一场公众舆论运动呢？志愿军决定先把这一想法同盖尔集团在美国的领袖约翰·德沃伊商量一下。盖尔集团在北美团结了众多民族主义的爱尔兰人社团。德沃伊生于基尔代尔郡的基尔乡，年轻时就是地下工作积极分子，曾被指控为恐怖分子而被判十五年徒刑，不过只坐了五年的牢；到了阿尔及利亚又参加了外国军团；1903年在美国创办了报纸《美国的盖尔人》，与各种机构中的美国人建立了紧密联系，因此很有政治影响力。

在约翰·德沃伊研究那项建议的同时，罗杰继续推进爱尔兰志愿军武装化。他成了志愿军的总督察莫里斯·摩尔上校的好朋友，曾陪上校巡视全岛，检查训练成果、武器藏得是否安全。应摩尔上校的请求，他参加了志愿军参谋部的工作。

他多次被派往伦敦，那里有由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主持的一个地下委员会，该委员会除了募集资金，还在英国和欧洲若干国家秘密购买步枪、手枪、手榴弹、机关枪和弹药并秘密运入爱尔兰。在伦敦同爱丽丝及其朋友们开会时，罗杰发觉，一场欧洲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是即将成为事实：所有参加爱丽丝在格罗夫纳路家中茶会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认为，德国已经下定决心，不要问战争是否会发生，只要问何时会发生。

罗杰已经搬到都柏林北岸的马拉黑德镇去住了，由于政治性的来来往往，他很少在住所过夜。搬过去不久，志愿军就通知他，爱尔兰皇家警察局已经为他立案，并秘密跟踪他。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让他到美国去：在美国总比留在爱尔兰等着坐牢对民族主义运动更有用吧？约翰·德沃伊已经通知说盖尔集团欢迎他的到来。大家都认为他去美国会加速资金的募集。

他同意了去美国，但迟迟不肯出发。他希望能制订一个计划，在1914年4月23日庆祝克朗塔夫战役[1014年发生在都柏林附近的战役，爱尔兰人击败了北欧人，但爱尔兰国王布莱恩·博鲁（Brian Boru，941—1014）本人遇害。]九百周年，在那场战役中，爱尔兰人在布莱恩·博鲁的指挥下打败了英国人。麦克尼尔和皮尔斯支持他，但其他领导人认为这个计划浪费时间，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考古上？目前最重要的是实际行动，没有时间分散精力。罗杰的计划没有实现。他还有一个倡议没有实现，即派一队运动员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罗杰一面为去美国作准备，一面几乎总是同麦克尼尔与皮尔斯一起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有时同托马斯·麦克唐纳一起去。他去演说的地方有科克、戈尔韦、基尔肯尼等地。在圣帕特里西奥日[圣帕特里西奥是爱尔兰的守护神，以他为名的节日在3月17日。]那天，他还登上了利默里克的讲台，那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伟大的集会。局势日益严峻，武装到牙齿的厄尔斯特统一派肆无忌惮地举行游行示威，进行军事演习，以致英国政府不得不摆摆样子，向北爱尔兰派去更多的士兵。那时在卡勒发生了兵变，这一事件深深地影响了罗杰的政治思想。当英国政府充分动员英国士兵去制止厄尔斯特极端派可能发动的武装行动时，驻爱尔兰总司令亚瑟·佩吉特爵士告知英国政府，说驻卡勒的军队里为数众多的英国军官对他说，如果他下令攻打爱德华·卡森领导的厄尔斯特志愿军，他们就要求他辞职。英国政府在此讹诈面前做了让步，那些军官没有一位受到惩处。

这一事件支持了罗杰的信念：爱尔兰自治永远无法实现，因为英国政府的保守党主政也好，自由党主政也好，不管做了多少承诺，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约翰·雷蒙德和相信自治的爱尔兰人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对于爱尔兰，自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只有独立才能解决问题，而独立又不是能够轻易取得的，应该像皮尔斯和普伦凯特所说的那样，通过政治与军事行动，付出重大的牺牲与英雄主义的代价去夺取。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是这样争取到解放的。

1914年，德国记者奥斯卡·施威林想写一篇关于康内玛拉穷人的新闻报道而来到了爱尔兰。罗杰在斑疹伤寒流行时曾积极地帮助过当地居民，那位德国记者便找到了他。他们一起去了当地，走访了渔村和刚开始运转的学校和诊疗所。后来罗杰把施威林的文章翻译过来，刊登在《爱尔兰独立报》上。这位德国记者是赞成民族主义理论的，在与他的谈话中，罗杰坚定了去德国旅行时产生的想法：在德国与大不列颠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把爱尔兰的解放斗争同德国联系在一起，同这个强大的国家结盟，爱尔兰更有可能从英国手中获得以自身劣势——矮子与巨人对抗——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志愿军欣然接受了他的这个想法。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是新的，而是被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重新唤醒。

在这种情况下，据说爱德华·卡森的志愿军已经把二百一十六吨武器通过拉尔尼港秘密地运进了厄尔斯特，加上原有的，统一派的军事力量大大地超过了民族主义志愿军。这样一来，罗杰就得赶快到美国去。

但是去美国之前，他还得陪约恩·麦克尼尔到伦敦去与爱尔兰议会党领袖约翰·雷蒙德会谈。尽管历经挫折，约翰·雷蒙德仍然相信爱尔兰的自治法案最终会得以通过。他还在罗杰与麦克尼尔的面前为英国自由党政府的善意进行辩解。那是一个粗壮、好动的人，讲起话来跟机关枪一样快，那种绝对自信的样子增加了罗杰·凯斯门特对他的反感。但他在爱尔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他那关于爱尔兰自治必须在英国的合作与支持下才能获得的理论得到了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拥护。不过，罗杰确信，群众对爱尔兰议会党领袖的这种信任将随着公众舆论日益看清爱尔兰自治不过是海市蜃楼——英国政府用来欺骗、分裂和离间爱尔兰人的手段——而渐渐消失。

会谈中，最让罗杰感到恼火的是雷蒙德坚持说，如果与德国爆发了战争，爱尔兰人应该与英国共同作战，这既是原则问题，也是战略问题：如此便可以赢得英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信任，爱尔兰未来的自治也从而有了保证。雷蒙德还要求，在志愿军执行委员会中，他的党派要占二十五名代表。为了维持团结，爱尔兰志愿军不得不表示同意。即便做了这样的让步，也没能改变雷蒙德对罗杰·凯斯门特的看法，不时地斥责罗杰是“激进的革命者”。尽管如此，在爱尔兰逗留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罗杰还是给雷蒙德写了两封信，客客气气地要求他舍弃偶尔的分歧，多做有利于爱尔兰人团结的事，并向他保证，如果爱尔兰自治成为事实，他将是第一个支持自治的人；但是如果英国政府迫于厄尔斯特极端派的压力而未能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民族主义者就应该有另外一种战略选择。

1914年6月28日，罗杰正在卡申登的志愿军集会上讲话，传来了在萨拉热窝的一名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了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消息。当时谁也没当回事，但不到几个星期，成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借口。罗杰在爱尔兰的最后一次演说是6月30日在卡恩角，嗓子都说哑了。

七天后，罗杰乘卡珊德拉号——这个名字是将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的象征[卡珊德拉，特洛伊国王之女。阿波罗向她求婚，赋予她预言能力；后因所求不遂，乃下令不准众人相信其预言。]——秘密地从格拉斯哥港向蒙特利尔出发。他用假名乘二等舱，并改变了装束。一般说来他还是衣冠楚楚的，现在却很时髦。从面孔上看，他改变了发式，剃去了胡须。很长时间以来，这次航行算是让他过上了几天平静的日子。在行程中，他惊奇地发现，最近几个月动荡不安的日子使他的关节炎忽然不痛了，而且几乎没有再犯过；即使有时再犯，也不像前几年那样无法忍受。在从蒙特利尔开往纽约的火车上，他准备了给约翰·德沃伊及盖尔集团其他领导人的一份关于爱尔兰当前局势的报告，其中论述道，由于政局的发展，战争随时有可能发生，因此爱尔兰志愿军急需经济援助，以购买武器。当然，战争也很可能为爱尔兰独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到了纽约，他在中等档次的、爱尔兰人常去的贝尔蒙旅馆住下来。当天，在炎热夏日的纽约曼哈顿大街上散步时，他遇到了挪威人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

那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吗？当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怀疑过那是英国间谍部门策划的、几个月来一直在跟踪他的行动。他确信自己秘密地从格拉斯哥出走时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是足够安全的。他也没有怀疑过自己一生中遭遇的一连串灾难是那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造成的。那年轻人的外表根本不像是一个无依无靠、快要饿死的流浪汉，尽管穿得破破烂烂，罗杰却觉得他是自己一生中遇到的最漂亮、最具魅力的男子汉。他请客，看着那年轻人吃三明治、小口小口地喝饮料的样子，他感到茫然、羞愧、心跳加快、热血沸腾，是一段时间以来没有过的。他举止庄重，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但是那天下午和晚上，他差一点儿失态，经不住诱惑地去抚摸艾文德那长满金色汗毛的有力臂膀，抱起他的细腰。

当他知道那年轻人无处睡觉，便把他请到了自己的旅馆里，在同一个楼层为他开了一个小房间。尽管旅途劳顿，他还是一夜没合眼。他想象着这位新朋友困得一动不动的健壮身体、乱蓬蓬的金发和生着一对明亮碧眼、线条柔和的面孔，想象着他张着嘴、露出整齐的皓齿偎依在自己臂弯中沉睡的样子，感到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折磨。

认识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对他产生强烈印象，以致第二天同约翰·德沃伊第一次见面讨论重要事项的时候，那人的面孔、身影仍不时地出现在罗杰的脑海里，使他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一会——他们就是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顶着酷暑谈话的。

约翰·德沃伊是经验丰富的革命老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冒险小说，如今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仍然精力充沛，表情、动作和说话的样子极富感染力。他一边倾听罗杰关于爱尔兰志愿军情况的报告，一边用铅笔在小本子上做笔记，还不时地舔着铅笔，不打断。罗杰讲完，他才开始没完没了地提问题，要求他再讲得精确些。令罗杰敬佩的是，他对发生在爱尔兰的事了如指掌，包括据说最为秘密的事。

约翰·德沃伊并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坐牢、地下工作和斗争岁月使他变得冷酷，但给人一种坦率、诚实、有着坚定信仰的感觉，是可以信任的人。在那次谈话以及在美国期间跟他的其他谈话中，罗杰注意到自己和德沃伊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约翰也认为，给予爱尔兰自治已经太迟了，爱尔兰爱国者目前唯一的目标是解放。一切谈判，必须以武装行动为后盾。只有当军事行动给英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局面让它觉得只有让爱尔兰独立才是最小的损失时，英国才会同意进行谈判。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与德国联手是至关重要的：其后勤支援和政治支持能够提高独立派的效率。约翰·德沃伊向他透露，在美爱尔兰社团在这方面并不一致，约翰·雷蒙德的理论在这里还是有追随者的。不过，盖尔集团的领导层与德沃伊和凯斯门特的意见一致。

接下来的几天里，约翰·德沃伊把他介绍给盖尔集团纽约组织的领导，约翰·奎因、威廉·博埃尔克·柯克兰等人以及两位帮助爱尔兰事业的、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律师，这二人在美国政府和议会中都有关系。

在约翰·德沃伊的要求下，罗杰开始在群众集会和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以募集基金。他注意到，这样做在各个爱尔兰社团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因在非洲和亚马孙地区发动为当地土著人伸张正义的运动而闻名，他那充满理性与激情的演说打动了所有听众。在纽约、费城及东海岸其他城市，在他讲过话的群众大会之后，募捐得来的款项大增。盖尔集团的领导们跟他开玩笑地说，照此下去，他快变成资本家了。爱尔兰长老会也邀请他在群众大会上做主要演说，那是罗杰在美国参加的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

在费城，他认识了另外一位流亡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约翰·德沃伊在盖尔集团的亲密合作者约瑟夫·麦克加里蒂。正当罗杰住在他家里的时候，传来了支援爱尔兰志愿军的一千五百支步枪和一万发弹药已经秘密地在豪斯成功登陆的消息，引起了爆炸式的欢乐，大家用白兰地庆贺起来。不久，罗杰得知，在那次登陆之后，在学士小道上，爱尔兰人和隶属王室的苏格兰边民团队的士兵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死十三人，伤四十多人。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吗？

在美国来来往往期间，在盖尔集团开会时，在公众集会上，罗杰总是把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带在身边，向人介绍说是他的助手、亲信。他为克里斯滕森买了一身穿得出去的衣服，还向他介绍了有关爱尔兰的问题。对此，那挪威青年表示一无所知。此人没什么文化，但并不傻，学得很快。罗杰与约翰·德沃伊及该组织的成员开会时，他表现得很谨慎，从不多嘴。约翰·德沃伊等人即使对挪威青年的在场心存疑虑，但都放在心里，不因这个陪同人向罗杰提出不适宜的问题。

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就在这时，德沃伊、约瑟夫·麦克加里蒂、约翰·基丁等代表的盖尔集团领导层决定让罗杰到德国去，让他代表独立派去建立战略同盟。同盟的一方，德国皇帝政府，将向爱尔兰志愿军提供政治和军事帮助，而爱尔兰志愿军将发动一次运动，反对把爱尔兰人拉进厄尔斯特统一派和约翰·雷蒙德的追随者所拥护的英国军队。这一计划曾与志愿军的少数领导如帕特里克·皮尔斯、约恩·麦克尼尔等人商量过，他们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同盖尔集团保持联系的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也促成了此计划。德国武官弗朗茨·冯·帕本上尉来到了纽约，与罗杰会谈了两次，对盖尔集团、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表现出极大热情，他同柏林商量后，表示欢迎罗杰·凯斯门特到德国去。

罗杰和所有人一样，一直等待着战争爆发。战争威胁一旦变成现实，他就立即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行动中去。他的这种倾向德意志帝国的立场包含着反英的毒招，使得盖尔集团的同伴大为震惊，尽管其中许多人也把赌注下在德国赢。他曾应邀去约翰·奎因的豪宅里住了几天，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他肯定地说，这场战争是一个像英国这样衰落的国家面对一个工业和经济正蓬勃发展、人口激增、冲劲十足的强国，为挽救自身的衰败，出于嫉妒而制定的谋略。德国代表未来，因为它没有殖民前科。而英国代表着一个衰落的帝国，注定会被消灭。

1914年，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里，罗杰像在他最好的时期里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写文章、写信、参加座谈会、发表演说，固执而狂热地指控英国是导致欧洲灾难的罪魁祸首，劝说爱尔兰人不要听信约翰·雷蒙德意图把他们卷进灾难的花言巧语。英国自由党政府让议会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却限定等战争结束后才能生效。志愿军的分裂不可避免，组织扩大得非常快。雷蒙德和爱尔兰议会党长期处于多数派地位，拥有十五万追随者，而约恩·麦克尼尔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的拥护者仅有一万一千人。但这一情况丝毫没有降低罗杰·凯斯门特的亲德热情，他在美国的所有集会上继续把德国说成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西方文明的保卫者。“你这样说，不是出于对德国的热爱，而是出于对英国的憎恨。”争论时，约翰·奎因对他说。

九月，罗杰·凯斯门特的小册子《爱尔兰、德国与海洋的自由：1914年战争可能的结果》于费城出版。小册子里收录了他赞同德国的散文和论文，后来改名为《针对欧洲的罪行》于柏林再版。

罗杰倾向德国的声明，给在美国工作的帝国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约翰·冯·伯恩斯托尔夫伯爵来到纽约，与盖尔集团的三位领导人——约翰·德沃伊、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和约翰·基丁——及罗杰·凯斯门特进行了私下会谈，在场的还有弗朗茨·冯·帕本上尉。据同伴们回忆，要求德国外交家向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提供五万支步枪及弹药的是罗杰。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从爱尔兰的不同港口把武器秘密运进去是可能的，这些武器能够阻止英军的行动，从而有助于反殖民主义的军事起义；德国海军还可以趁此机会进攻英国海岸的守军。为了加深爱尔兰公众舆论对德国的好感，德国政府应发表一项声明，保证在战胜后必定支持爱尔兰摆脱殖民桎梏的热望。此外，德国政府还应承诺给予爱尔兰被俘士兵以特殊待遇，把他们与英国战俘区分，让他们有机会参加一支纵队，与德国军队并肩（而不是加入其中）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罗杰将负责组建那支纵队。

冯·伯恩斯托尔夫伯爵体魄强健，戴着单目眼镜，浆得笔挺的胸衣上挂满勋章。他专注地听罗杰讲话，冯·帕本上尉做记录。大使当然需要与柏林方面商量一下，不过他可以预先说一句：这些建议是合理的。果然，不久，第二次会面时，大使告知，德国政府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凯斯门特就这件事在柏林举行会谈。大使还交给罗杰一封信，信中要求各机关为罗杰爵士前往德国期间提供一切便利。

罗杰立即开始作旅行准备。令德沃伊、麦克加里蒂和基丁感到惊奇的是，他说这次去德国要带上助手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正如计划的那样，出于安全考虑，他应在纽约先乘船去克里斯蒂安尼亚，那挪威青年在自己的国家里作为翻译对他会有所帮助；在柏林也是如此，因为艾文德也会德语。罗杰没有为助手要求额外补贴，盖尔集团给他的差旅费高达三千美元，足够两个人的开销。

他坚持要带上那名在各次会议上一直沉默不语的北欧青年去柏林这一点，使得他在纽约的朋友已经看出有点儿异样，不过他们什么都没说，未加评论地同意了。要是没有艾文德，罗杰不可能做那次旅行。跟他在一起，他感到有一种生命的青春、幻想的青春在涌动，还有——说出来让他脸红——爱情在涌动。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在以前偶然的街头艳遇中，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是真名而不是绰号的话）他几乎立刻忘掉了，要么只是以想象力、欲望和孤独制造的幻影留在日记中的纸页上。然而，和那“漂亮的北欧人”（他私下里就是这样叫他的）在一起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远胜欢娱，是天长地久的感情，能使他摆脱因性倾向而注定的孤独感。这件事他没有对艾文德谈起，他并不是傻瓜。他多次对自己讲，挪威人跟他在一起，很可能，他甚至确信，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因为同罗杰在一起，每日有两餐、有衣穿、有床睡，不用露宿。艾文德自己也承认，很久没感到这么安全。但他与那青年日常交往时还是排除了一切戒心。该青年对罗杰既殷勤又亲切，仿佛天生就是来照料罗杰的，连穿的衣服都给他递过来。他举止稳重，办事稳妥，随叫随到，在私下里也总保持着距离，从不放肆地胡说八道。

他们买了从纽约到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奥斯卡二世号二等舱船票，出发日期是十月中旬。罗杰在各种文件上使用詹姆斯·兰迪的假名，剃了光头，把古铜色的脸用雪花膏涂白。轮船在公海被英国海军拦截下来，押到了赫布里底群岛的斯托诺韦港。在那里，英国人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搜查，但并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两个人于1914年10月28日晚平安无恙地抵达了克里斯蒂安尼亚。罗杰从来没感到身体像现在这样好过。如果有人问他，他会回答说，他是个幸福的人，虽然有很多问题。

尽管如此，在那几个小时、几分钟，他觉得鬼火——他自以为是幸福感——缠身的时候，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也开始了。他后来觉得，那样的失败使得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高尚的好事都被抵消了。在抵达挪威首都的当天，艾文德告诉他，自己被几个陌生人劫持到英国领事馆，在那里被审了几个小时，对方询问他那神秘的旅伴是什么人。罗杰太天真了，相信了他，还认为这件事是一次天赐良机，使他有机会揭露英国外交部的笨拙手段（企图暗杀他）。实际上，后来经过调查，是艾文德自己出现在英国领事馆，主动出卖了他。这件事一直困扰着罗杰。他到处奔波，进行无益的交涉和准备，结果浪费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不但没为爱尔兰的事业带来任何好处，反倒成为英国外事办公室和情报机关的笑料——把他看作一个学习谋反的可悲学徒。

也许是出于对英国的否定，罗杰对德国敬佩起来，把德国看作效率高、守纪律、有文化、现代化的典范。但他什么时候又开始对德国感到失望了呢？不是在到达柏林的头几个星期。在负责他与德国外交部联系的理查德·迈耶的陪同下从克里斯蒂安尼亚到德国首都的旅途中，他还满怀幻想，确信德国会赢得战争，而德国的胜利又对爱尔兰的解放有着决定性意义。秋天的柏林，雾雨交加，阴冷异常，但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很好。负责对外关系的副国务秘书亚瑟·齐墨尔曼与外交部英国司司长乔治·冯·韦代尔都亲切地接待了他，对他关于把爱尔兰战俘组建成纵队的计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双方都主张由德国政府发表宣言，支持爱尔兰独立。果然，1914年11月20日，德意志帝国发表了这样的宣言，宣言的内容也许不像罗杰所期望的那样明确，但是对于证明主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与德国联盟的人的合理性立场还是足够清楚的。不过，尽管那天的宣言让他热情高涨，那无疑是他的一个成就；尽管负责对外关系的国务秘书通知他，最高军事当局已经命令把爱尔兰战俘集中在同一个营地里，他可以去看他们；但是罗杰开始预感，现实不会如他所愿。相反，他很可能会失败。

事情逆转的第一个兆头是罗杰收到唯一一封来自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信（这封信绕了一个弯子，越过大西洋，先到了纽约，在纽约换了信封、姓名和地址，才到了他的手里），得知英国报纸已经报道了他出现在柏林的消息。这一消息在赞成支持德国的决定和反对这一决定的两派民族主义者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爱丽丝是持反对意见的，而且断然地讲了出来。她说许多坚定拥护独立的人都跟她的意见一致。她还说，对于欧洲战争，最多只能接受中立的立场，而绝不能与德国一起搞什么共同事业。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正在为大不列颠而战斗着，如果这些爱国者知道爱尔兰民族主义阵营的杰出人物正同炮击他们、向守在比利时战壕里的他们喷射瓦斯的敌人站在一起，会有什么感觉？

爱丽丝的来信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他最敬仰的人、在政治上跟他比跟任何其他人都更为一致的人却谴责起了他正在做的事，并用这样的语气对他说出来，这让他不知所措。从伦敦的角度看事情会不一样，缺乏长远的眼光。但是，不管他多么有理由，思想里总是有一种困惑着他的东西：他政治上的良师益友竟然表示不赞成。他认为她这样做对爱尔兰的事业有害无益。从此，一个疑问一直在他的脑海里不祥地回响：“如果爱丽丝是正确的，难道是我错了？”

就在十一月，德国当局让他到查尔维尔前线去，同那里的军事领导商谈建立纵队事宜。罗杰心想，如果取得成功，建成了一支军事力量并为了爱尔兰独立而与德国军队共同作战，也许就能够打消许多像爱丽丝那样的朋友的疑虑，就会使他们承认政治上的感情用事会成为一种障碍，从而同意爱尔兰的敌人是英国，而敌人的敌人就是爱尔兰的朋友。那次短暂的旅行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比利时作战的德国高级军官都对胜利抱有信心并欢迎建立爱尔兰纵队的想法。关于战争本身，他并没有看到什么，只有正在行军的部队、小镇上的医院、武装士兵押送的战俘以及远方的炮声。回到柏林时，等着他的是一个好消息：梵蒂冈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给爱尔兰俘虏集中的营地派来两位神父：一位是奥古斯丁派的奥格尔曼修士，一位是多明我会的托马斯·克罗蒂修士。奥格尔曼只能待两个月，而克罗蒂只要被需要就会待下去。

如果罗杰没认识托马斯·克罗蒂神父，他会怎样？1914—1915年那个可怕的冬天，他很可能熬不过去。那年，整个德国，尤其是柏林，遭到了暴风雪的袭击。大街堵塞，道路不通，狂风把树木连根拔起，吹跑遮雨棚，吹碎大玻璃窗，气温达到了零下20至零下15℃。再加上战争，他好几次都得忍受无照明、无暖气的苦楚。身体的不适更加剧烈起来，胯骨和髂骨的疼痛使得他站不起来，只能蜷缩在座位上。多日来，他以为自己会永远瘫痪在德国。痔疮也来折磨他，上厕所好像去受刑。他感到身体日渐虚弱、疲乏，仿佛一下子老了二十岁。

在此期间，他唯一的救生圈是托马斯·克罗蒂神父。“圣人是存在的，并不是神话。”他对自己说道。克罗蒂神父如果不是圣人，那他又是什么？他从不抱怨，总是微笑着去适应不尽如人意的环境。这说明他脾气好，说明他生来乐观，说明他从心底相信生活中有着相当多的好事物，值得为此而活。

神父个头不高，头发灰白、稀疏，圆圆的脸庞，面色红润，一双眼睛明亮地闪闪发光。他出生于戈尔韦贫穷的农民家庭，在高兴的时候，他会用盖尔语唱小时候听母亲唱过的摇篮曲。当他得知罗杰曾在非洲度过了二十年，在亚马孙地区也度过了将近一年，就对罗杰说，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梦想到遥远的国度去传教，但多明我会替他决定了另一种命运。在军营里，他成了所有战俘的朋友，因为他不分思想、不分信仰地同等尊重所有人。一开始，只有极少数人信服罗杰的理念，但神父严格地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从不表示支持或反对爱尔兰纵队。“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经受着苦难，都是上帝的子民，因而都是我们的兄弟，不是吗？”他对罗杰这样说道。罗杰在与克罗蒂神父的多次长谈中很少涉及政治，关于爱尔兰却谈得很多。是的，他谈爱尔兰的过去、爱尔兰的英雄、爱尔兰的圣徒和爱尔兰的殉教者。但是在克罗蒂神父口中出现最多的爱尔兰人是那些为了赚得几块硬面包而一天到晚地劳作、受苦受难的无名农夫和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移民到美洲、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

反倒是罗杰引着克罗蒂神父谈论宗教问题。这位多明我会的神父在这方面很谨慎，无疑是因为他想到罗杰是英国圣公会成员，所以宁愿避免冲突。但是后来罗杰对他说出了精神上的困惑，并承认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受到母亲所信仰的天主教的吸引，克罗蒂神父才高兴地同意涉及这个话题，耐心地对他的好奇、疑虑和问题进行解惑。有一次，罗杰斗胆地脱口而出：“您认为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克罗蒂神父？”神父严肃起来：“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说谎。很简单，我不知道。”

1914年年底，罗杰在两位德国将军——德·格拉夫与埃克斯内尔——的陪同下到林堡营地转了一圈以后，向数百名爱尔兰战俘发表讲话。到此时，罗杰还不知道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当他以对爱尔兰火一般的热情向战俘们解释为什么要成立爱尔兰纵队、爱尔兰纵队要执行什么样的使命、祖国会感激爱尔兰纵队为此而作出的牺牲等等时，他看到他们突然扭曲的大嘴和困惑、疑惧、敌视的表情。想到这里，他对自己说：“我太天真、太傻了。”他也想起了那些偶尔发出的、对约翰·雷蒙德的欢呼声，那些嘁嘁喳喳的谴责声，甚至是威胁声，以及他讲话之后的沉默。最让他感到屈辱的是，他刚讲完，德国看守就把他围了起来，护送着走出了营地。虽然德国人没听懂他们说些什么，但从大多数俘虏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那股情绪会演变成对演说者的一场殴打。

1915年1月5日，他再次回到林堡，第二次跟他们讲话时，发生了完全相同的情况。这一次，战俘们已不限于给他眼色看、用表情和动作表示不满，而且朝他吹口哨、谩骂：“德国人给你多少钱？”这是听到最多的喊声。喊声震天，他不得不停了下来。接着，石子、唾沫、杂物等雨点般地落在了他身上。德国兵赶快把他拖了出来。

他一直没能从那件事中平静下来，回忆就像癌细胞，不停地啃噬他的内心。

“鉴于出现这样普遍的对抗，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件事，克罗蒂神父？”

“您应该去做自己认为对爱尔兰有利的一切事情。您的理想是纯洁的，不被接受并不永远意味着一项事业的正确与否。”

从此，他将过着令人心碎的两面生活：在德国当局面前要谎称爱尔兰纵队正在组建，加入纵队者确实还很少，但是当俘虏们克服了初期的不信任感并理解了同德国友好合作将对爱尔兰有利之后，情况就会不一样；但从内心来讲，他很清楚自己的话并不确实，永远不会有大批人加入纵队，纵队最多不过是象征性的一小群人。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为什么不向后转？因为这样一来，无疑等于自杀，而罗杰·凯斯门特不愿自杀，不，决不，不管怎样决不自杀。为此，1915年年初，怀着一颗冰冷的心，在为“芬德雷[原文Findlay，源自盖尔语，指金发的小士兵，也有“独立、公平、伟大”之意。此处可能指艾文德，也可能指民族主义者的内部分歧。]那件事”而浪费时间的同时，他仍然同德意志帝国当局谈判签订关于爱尔兰纵队的协议。他提出了某些条件，对方的亚瑟·齐墨尔曼、乔治·冯·韦代尔伯爵和鲁道夫·纳多尔尼伯爵三个人很严肃地听着，在本子上记着。下次会谈时，他们通知说，德国政府同意他的要求：纵队可以穿自己的制服，有爱尔兰籍军官，自主选择进入的战场；纵队的费用将由将来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偿还给德国政府。罗杰同对方一样，都很清楚所有这一切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到了1915年，爱尔兰纵队连一个连的志愿者都没招到，当时只招募到了四十多个人，还不能保证他们都遵守诺言。他曾多次问自己：“这场闹剧能持续到何时？”他在写给约恩·麦克尼尔和约翰·德沃伊的信里还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虽然慢了些，但成立爱尔兰纵队是可以实现的。志愿者的人数正在慢慢地增加，因此必须给他们派来爱尔兰籍军官进行训练，带领未来的班、排和连。他们答应了，但未能完全兑现，唯一到达的只是那位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说真的，坚强的蒙泰特一个人能值一个营。

严冬过去了，菩提树大街上的树木开始露出新芽。对即将发生的事，罗杰也看出了端倪。一天，负责对外事务的国务秘书在一次例会上突然告知罗杰，德国军事最高司令部并不信任他的助手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有迹象表明，他可能正在为英国情报部门通风报信，所以罗杰应该马上让他离开。这个警告让他大吃一惊。他立即排除这个可能，要求对方出示证据。他们回答说，德国情报部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是不会作出这样的结论的。那几天，艾文德正好想去挪威待几天，看望亲戚。罗杰鼓励他去，给了他一些钱，还到车站为他送行。这样一来，真是雪上加霜，这个北欧美男子难道真是间谍？他思索着，想从二人在一起的最近几个月里找出能够暴露他的某件事、某个态度、某种矛盾或某句话。没有，什么都没找出来。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认为这种谎言是那些有偏见的条顿贵族和怀疑他与挪威人关系不正常、想把他们分开的清教徒利用包括污蔑在内的各种手段而策划的阴谋。然而，他仍疑心不退，夜不成寐。当他得知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决定不回德国而是从挪威直接回美国的时候，才高兴起来。

1915年4月20日，年轻的约瑟夫·普伦凯特作为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代表，为了躲避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网，像跳摇滚舞般地周游半个欧洲之后，来到了柏林。以他那样的身体状况，怎么能作出这样的努力呢？他大概还不到二十七岁，骨瘦如柴，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处于半瘫痪状态，肺结核也在啃噬着他，使他的面庞有时看起来就像个骷髅。他出身望族，父亲乔治·诺布尔·普伦凯特伯爵是都柏林国家博物馆馆长。约瑟夫说起英语带有贵族腔。他的衣着很随便：长裤像个大口袋，礼服也大得很，大礼帽压到眉毛处。然而一听他讲话，跟他谈上一会儿，在他那副小丑外表、垮掉了的身体状况和滑稽可笑的服装后面有一种超级的智慧、少见的洞察力、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为了爱尔兰的事业而勇于斗争、勇于牺牲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都柏林，每次同他谈话或在志愿军的会议上，这一切都给罗杰·凯斯门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写诗，写神秘主义的诗。跟帕特里克·皮尔斯一样，他是虔诚的信徒，很熟悉西班牙神秘主义作家，尤其是圣特雷莎·德·赫苏斯[圣特雷莎·德·赫苏斯（Santa Teresa de Jesús，1515—1582），西班牙修女，神秘主义作家，作品有《生平》《完美之路》等。]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圣胡安·德拉·克鲁斯（San Juan de la Cruz，1542—1591），西班牙修士，抒情诗歌重要作家，作品有《心灵之歌》等。]，后者的诗句，他能用西班牙语背出来。和帕特里克·皮尔斯一样，在志愿军里，他总是和激进派人士站在一边，因此也就跟罗杰接近起来。听着他们的谈话，罗杰多次对自己说，看样子，皮尔斯和普伦凯特所寻求的是殉道，他们确信只有像彪炳史册的巨人英雄如库丘林、芬恩[芬恩（Fionn），凯尔特神话中的传奇英雄之一，盖尔语史诗《芬尼亚传奇》中的重要人物。]、欧文·罗伊[欧文·罗伊（Owen Roe），爱尔兰17世纪传奇英雄、将军，他制作的爱尔兰竖琴旗一度成为爱尔兰的象征。]及至近代的沃勒福·托恩[沃勒福·托恩（Wolfe Tone，1763—1798），爱尔兰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之一，主张用“爱尔兰人”一词取代“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促成爱尔兰的独立与统一。]、罗伯特·埃米特[罗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1778—1803），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曾领导了1803年反抗英国统治的都柏林暴动。]那样大力弘扬英雄主义而藐视死亡，像史前时代的殉道者基督那样勇于自我牺牲，才能把“争取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拿起武器去战斗”这一思想传播给大众。只有靠爱尔兰儿女的牺牲，才能开创一个没有殖民者、没有剥削者、奉行法制、信奉基督教义和正义、自由的爱尔兰国家。在爱尔兰，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帕特里克·皮尔斯这种疯狂的浪漫主义曾让罗杰感到吃惊。而在柏林的这几个星期，春天为花园带来了花团锦簇，为公园的树木带来了绿意葱葱，在这令人愉悦的日子里听年轻的诗人兼革命者普伦凯特讲话，罗杰很受感动，对这位刚刚到来的朋友的话坚信不疑。

普伦凯特从爱尔兰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由于欧战爆发，爱尔兰各个志愿军出现了分化，据他说，这大大有助于事态的明朗化。的确，多数派仍支持约翰·雷蒙德关于与帝国合作、加入英国军队的主张，但是那些忠于志愿军的少数派则拥有决心战斗到底的数万人支持，那才是一支紧密团结、目标明确、决心为爱尔兰战死疆场、真正意义上的军队。现在可以说，爱尔兰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爱尔兰人民军紧密团结起来了。人民军的组成有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斯·拉金、工团主义者如詹姆斯·康诺利等及新芬党人亚瑟·格里菲斯，甚至连激烈抨击过志愿军是“资产阶级爹妈的孩子”的肖恩·奥凯西都表示了对这种合作的支持。由汤姆·克拉克、帕特里克·皮尔斯和托马斯·麦克唐纳等人领导的临时委员会正夜以继日地准备起义事宜。事不宜迟，欧战提供了唯一的机会。所以，德国必须提供五万支步枪，爱尔兰军队必须进攻由皇家海军装备起来的爱尔兰港口，这样的联合行动或许将决定德国能否取胜。而最后，爱尔兰将获得独立与自由。

罗杰表示完全同意，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主张的，他正是为此才来到了德国。他坚持主张，临时委员会要确认，德国海军和陆军的进攻行动是起义必不可少的前提。没有德军的入侵，起义肯定会失败，因为后勤力量悬殊太大。

“但是，罗杰爵士，”普伦凯特打断他，“您忽略了一个超越武器和士兵人数的因素，那就是神秘主义。我们有，而英国人没有。”

他们是在一家顾客不多的酒馆里谈话的。二人吸着烟，罗杰喝的是啤酒，普伦凯特则要了冷饮。普伦凯特告诉他，他在都柏林金麦吉区拉科菲尔德大街上的家变成了锻造车间和弹药库，能制造手榴弹、炸弹、刺刀、长枪，还能缝制旗帜。他讲这些事的时候情绪激动，像神鬼附体。他还说临时委员会决定向约恩·麦克尼尔隐瞒关于起义所达成的一致。罗杰听了，大吃一惊，如此重要的决定，怎么能向爱尔兰志愿军的创始人、现任的领导人加以隐瞒？

“我们都很尊敬他，没人怀疑麦克尼尔教授的爱国主义和忠诚，”普伦凯特解释道，“但是他太软弱了，只相信以理服人，相信和平方式。等他即使想阻止起义也为时已晚的时候再告诉他。到时候，相信他一定会同我们一起站在战壕里。”

罗杰同普伦凯特夜以继日地草写了一份长达三十二页、关于起义的详细计划书，并向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作了介绍。计划书说明，驻爱尔兰的英国军队只是分散在少数几个据点里，很容易使之屈服。德国的外交家、官员和军方听了，很受感动。这个衣着像小丑的半瘫痪年轻人讲起话来简直判若两人，以数学般的精准，条分缕析地解释了一次配合德国入侵的民族主义革命将会取得很大的优势。懂英语的人听着他讲话，尤其被他那流利、澎湃、鼓舞人心的口才吸引，就连不懂英语的人在等待把他的话翻译过来的时候也惊奇地盯着这位爱尔兰民族主义密使充满激情、近乎疯狂的表情。

他们一面听，一面把约瑟夫和罗杰提出的要求记下来。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承诺，既没承诺入侵，也没承诺提供五万支步枪及相应的弹药，只说一切都纳入战争的全局战略中加以研究；德意志帝国对爱尔兰人民的愿望表示赞许，秉持支持爱尔兰人民合法意愿的原则。仅此而已。

约瑟夫·普伦凯特在德国待了差不多两个月，过着和罗杰一样俭朴的生活，直到1915年6月20日才离开德国，到达瑞士边境，再经意大利和西班牙回爱尔兰。这位年轻的诗人对爱尔兰纵队的士兵如此之少并未注意，也未对纵队表示出好感，这是什么原因？

“为了加入纵队，战俘们将违背忠于英国军队的誓言，”他对罗杰说道，“我一贯反对我们的人加入占领者的队伍里去。一旦这样做了，就违背了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就是犯罪，就是丧失信誉。”

克罗蒂神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保持沉默。整个下午，三个人在一起时，他都像斯芬克斯那样一言不发，只是听着诗人讲话。后来，这位多明我会的神父对罗杰评论道：

“毫无疑问，这个青年不一般，我是从他的智力和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中看出来的。有些基督徒为了信仰，可以到罗马竞技场去把自己投喂野兽，他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也有可能以同样的虔诚、同样的对流血和战争的赞美，像征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那样去杀掉遇到的所有不信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包括女人和小孩。罗杰啊，这样的人虽说能彪炳史册，但我对他们感到的是恐惧而不是敬佩。”

那几天，罗杰与约瑟夫谈论最多的是在德国军队没有同时入侵英国或炮轰爱尔兰领土上皇家海军据点的情况下有无可能举行起义。普伦凯特主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执行起义计划，既然欧战为我们创造了机会，就不要浪费。罗杰则认为那是一种自杀行为，那样一来，革命者不管多么英勇、无畏，还是会被英帝国的机器碾碎；英帝国正好利用这次机会进行一场无情的清洗，爱尔兰的解放将会再推迟五十年。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在没有德国配合的情况下发动起义，您是不会跟我们站在一起的，罗杰爵士？”

“我当然要跟你们站在一起，尽管明知道那是无谓的牺牲。”

年轻的普伦凯特盯着罗杰的眼睛，看了很长时间。罗杰好像从他的眼光中看出了一丝惋惜的表情。

“请允许我坦率地跟您讲，罗杰爵士，”最后，他终于以一种绝对真理的拥有者的严肃语气低声说道，“我觉得有些东西，您还没有弄懂。问题不在于是否胜利。很清楚，我们将会失败。问题在于要坚持，经受住失败，日日夜夜、年年月月地坚持，让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流血百倍地激发爱尔兰人的爱国主义，直到获得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问题在于要让我们每死一个人就会诞生一百个革命者。基督教不就是这样传承的吗？”

罗杰不知该如何回答。普伦凯特走后的几个星期对罗杰来讲是紧张的日子：鉴于健康状况、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级和表现情况，他不断地要求德国释放爱尔兰战俘。这一行动在爱尔兰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德国当局本来坚决不同意，但后来作了让步。大家拟了一份名单，对名单进行了讨论。最后，德国最高司令部同意释放了一百名职员、教师、大学生和有信誉的商人。讨论几小时、几天地持续进行，时而激烈，时而松动，搞得罗杰筋疲力竭。另一方面，令他不安的是，爱尔兰志愿军追随着皮尔斯和普伦凯特的理论，在德国尚未决定是否进攻英国的情况下就要发动起义。于是他向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施压，要他们回复是否提供五万支步枪，但得到的回答还是模棱两可。直到有一天，他正在与外交部开会时，布里希尔伯爵说了一些令他沮丧的话：

“罗杰爵士，您对轻重缓急没有正确的概念。您客观地看一看地图吧，就会看到爱尔兰在地缘政治上是多么没有价值。不管帝国多么同情爱尔兰的事业，但以德国的利益而言，还有更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呢。”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得到武器吗，伯爵先生？德国断然排除了入侵英国的可能？”

“这两件事正在研究。换作是我，会把入侵排除。不过这要由专家们决定。您早晚会接到最终的答复。”

罗杰给约翰·德沃伊与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写了一封长信，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在没有德国军事行动的配合下举行起义。他请求二位利用其在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中的影响，劝说大家不要鲁莽行动。同时，他保证继续竭尽一切努力，争取获得武器。他的结论却是戏剧性的：“我失败了，在这里已毫无用处。请允许我回美国去。”

那几天，他的病痛加重了，任何办法对他的关节痛都没有用。不断地感冒、高烧迫使他不得不经常卧床不起。人消瘦了，还患了失眠症。雪上加霜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得知《纽约世界报》登出了一则消息，那无疑是英国反间谍机构透露出来的，声称罗杰·凯斯门特爵士正在柏林接受德意志帝国的一大笔钱，让他在爱尔兰鼓动一次暴动。他发出了一封抗议信，题为《我为爱尔兰工作，不是为德国工作》，但是没被刊出。他在纽约的朋友让他放弃起诉，他会败诉的。再说，盖尔同盟不准备把钱浪费在打官司上。

这一年，德国当局同意了罗杰坚持要求的一件事：把参加爱尔兰纵队的志愿者从林堡的战俘中区分开来。1915年5月20日，五十多名纵队队员因受同伴敌视，被转移到柏林附近措森的较小营地去了。大家庆祝了这次转移，由克罗蒂神父做了一次弥撒，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喝了酒，还唱了爱尔兰歌曲。这种气氛鼓舞了罗杰，他向纵队队员宣布，几天后，他们就会拿到由他亲自设计的制服，很快就会有几位爱尔兰军官到来，领导纵队的训练工作。他们将是爱尔兰纵队第一连的成员，将作为英雄事业的先驱而载入史册。

这次会议之后，他立即又给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写了一封信，向他讲了措森营地的情况，并对上一封信中流露出的极端悲观情绪表示道歉——那封信是他在意志消沉时写的，但现在他不那么悲观了。约瑟夫·普伦凯特的到来和措森营地的建立对他都是鼓舞。他将继续为爱尔兰纵队工作。纵队虽小，但在欧战的战略框架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1915年夏初，罗杰到达慕尼黑，住在巴斯莱尔·霍夫旅店。那是一家俭朴但令人愉快的旅店。巴伐利亚州的首府不像柏林那么令人沮丧，虽然生活上要比在首都更加孤独。他的健康状况也继续恶化，关节痛和感冒迫使他不得不一直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但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使得他的脑筋动得更加紧张起来。他大量地喝咖啡，不停地吸烟，黑色烟草把房间里弄得烟雾腾腾。他不断地给在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的联络员写信，每天都同克罗蒂神父保持着精神和宗教上的联系。神父的来信他读了又读，并把它们像宝贝一样地珍藏起来。一天，他想起来要祈祷。很久没祈祷了，起码没有聚精会神地试图向上帝敞开心扉，诉说自己的疑虑、不安、担心犯错误，请求上帝怜悯、指引他将来如何行动。同时，他也写短文，指出独立后的爱尔兰应该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以避免犯错误，防止产生贪腐、剥削、贫富分化、弱肉强食等现象。他有时也感到沮丧，写下这些短文派什么用呢？爱尔兰的朋友们正在全力应对困难局势之际，用关于未来的短文使他们分心是没有意义的。

夏天过去了，他感到好了些，便去了措森营地。纵队队员穿上了他设计的制服，所有人的帽檐上都闪烁着爱尔兰徽记。营地运转得井井有条，但是没有行动、总是关在营地里，不免使得这五十多个人士气不高，尽管克罗蒂神父努力地为他们打气，组织体育活动和各种比赛，给他们上课，进行各种问题的辩论。罗杰认为这正是在队员们面前展示行动前景的时刻。

他让队员们围成一圈，向他们解释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能够使他们走出措森，还给他们自由。在这种时候，如果无法在爱尔兰参加战斗，那么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在建立纵队的地方开展同样的战斗？世界大战已经蔓延到了中东，德国和土耳其正在为把英国从其埃及殖民地赶出去而战斗，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埃及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呢？由于纵队还太弱小，所以必须加入到别的军队中去，但这种加入一定要保持爱尔兰纵队的独立身份。

罗杰把这个建议拿去同德国当局进行讨论。德国接受了，约翰·德沃伊和麦克加里蒂也同意了。土耳其将同意按照罗杰的条件让纵队加入到他们的军队里去，于是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有三十七名纵队队员宣布准备去埃及参加战斗，其他队员还需要考虑。此时让所有纵队队员担心的一件紧迫事却是，仍关在林堡的俘虏曾经威胁说要向英国当局告发他们，从而导致他们在爱尔兰的家人无法再收到英国军方发放的士兵抚恤金。这样一来，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就会饿死。在这方面，罗杰有什么办法呢？

很明显，英国政府会进行这样的报复，而罗杰却没有想到这一点。看到队员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只能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家人不会没人管，如果抚恤金不发了，那么各个爱国组织会帮助他们。当天，他就给盖尔同盟写了一封信，要求成立一个基金会，以补偿遭报复的纵队队员的家属。但罗杰对此并不抱幻想，事情是这样的：款项一旦汇给了爱尔兰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盖尔集团的金库，就只能用来购买武器，这才是头等大事。他很不安，五十个穷困的爱尔兰家庭将会因他的过错而挨饿，也许到了下一个冬天会因患上肺结核而消亡。克罗蒂神父想安慰他，但这次，他的道理未能让他平静下来。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思想上的——就跟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遭遇的最困难时刻一样，他觉得思想上好像失去了平衡，有时像一座正在爆发的火山。他会不会丧失理智？

他回到了慕尼黑，继续往美国和爱尔兰写信，要求在经济上帮助纵队队员的家庭。为了转移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信件要辗转经过几个国家，中间要换几次信封和地址，所以回信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到。他的苦恼达到了顶点。这时，罗伯特·蒙泰特到了，他将肩负起纵队的军事工作。这位军官不仅带来了强烈的乐观主义、得体的举止和冒险精神，还带来了关于纵队队员的家庭一旦遭报复就会立即得到爱尔兰革命者帮助的正式承诺。

蒙泰特上尉一到德国就来到慕尼黑与罗杰见面。看到罗杰那病歪歪的样子，他简直不知所措了。他很敬仰罗杰，对他极为尊敬。他说在爱尔兰革命运动中，无人知悉他的身体竟如此虚弱。凯斯门特不许他把自己的健康情况报告上去。他们一起回到了柏林。

他把蒙泰特介绍给了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年轻的军官急切地要马上工作，他对纵队的未来表现出罗杰早就流失了的、钢铁般的乐观精神。罗伯特·蒙泰特在德国逗留的六个月，跟克罗蒂神父一样，对罗杰来说是一个福音，阻止了他的消沉意志将他推向发疯的深渊。神父与军人是不同的，但罗杰多次对自己说，他们代表了爱尔兰人的两个典型：圣徒与斗士。在不同的时间跟两个人谈话时，罗杰记起了跟帕特里克·皮尔斯的几次谈话。皮尔斯谈到祭坛与武器的时候说，殉道者、神秘主义者、英雄与斗士的结合，会产生足以打碎束缚爱尔兰枷锁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力量。

二者的确不同，但是都有着天然的、纯洁慷慨的、献身理想的精神。许多次，罗杰看到克罗蒂神父和蒙泰特上尉并不像他那样谈论什么心情变化、沮丧之类的来浪费时间。他对自己的犹豫和摇摆感到无地自容。那两个人给自己设计了一条道路，然后不惧任何障碍、不偏离方向地走下去，因为他们确信，最后等待他们的将是胜利：上帝一定会战胜恶魔，爱尔兰一定会战胜压迫者。“向他们学习吧，罗杰，像他们那样做人吧。”他像念祷词般地重复着。

罗伯特·蒙泰特是一个非常亲近汤姆·克拉克的人，对他简直有一种宗教式的崇拜，提起汤姆·克拉克开在大不列颠路和萨克维尔大街转角处的烟草店——实际上是他的地下大本营——就像提到一个“神圣之地”。据上尉讲，这位老人蹲过英国的多所监狱，像狐狸一样活了下来，正是他在地下制定了革命的一切战略，这还不配受到敬佩吗？这位年迈、体弱、一生多难、生活俭朴的瘦小老人把一生都献给了为爱尔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为此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五年，后来在都柏林市中心一条贫穷街道上开的烟草店里得以建立秘密的军事政治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这个组织扩展到全国的各个角落而未被英国警察捕获。罗杰问他，那个组织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成功吗？上尉热情洋溢地答道：

“我们有连、排、小队，有自己的军官、自己的武器库、自己的通信员、自己的暗号和自己的口号，”他一边做手势一边兴奋地说，“我怀疑在欧洲哪里还有比我们这支队伍更有效率的军队，罗杰爵士，我一点儿也不夸张。”

据上尉讲，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举行起义只缺德国武器。

蒙泰特上尉马上工作了起来，组织训练措森营地的那五十多个应征者，还常常到林堡营地去说服其他的战俘不要抵制纵队。有一两个人被说服了，但大多数仍然表现出敌视的态度。但上尉从不气馁，他在给罗杰（此时已回慕尼黑）的信里仍然是那么热情洋溢，关于那支小小的纵队，他报告的消息也总是令人鼓舞。

几个星期后，他们在柏林见面了，最近一次是在夏洛登堡大街挤满罗马尼亚难民的小饭馆里。上尉为了不让他生气，字斟句酌地鼓起勇气，突然对他说：

“罗杰爵士，请不要认为我是多管闲事、不知好歹，但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您对爱尔兰、对我们的事业太重要了。您已经为理想做了很多，我以理想的名义央求您，去看医生吧。您的神经有问题了，这并不奇怪，都是责任心和过于操心造成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您需要帮助。”

罗杰含含糊糊说了几句话，不得要领，改变了话题。不过上尉的建议让他大吃一惊：难道他精神上的不平衡那么明显，以致这位恭敬有礼、为人谨慎的军官敢于对他提这种事？他听从了蒙泰特上尉的建议，经过几番咨询，去拜访了奥本海姆医生。医生住在市郊有树木、有溪水的格鲁内瓦尔德镇，是一位让人信任的老人，看样子很有经验，也很有把握。罗杰去了两次，跟他谈了自己的病史、问题、失眠情况及所担心的事。他必须做记忆试验，接受详细的询问。最后，奥本海姆医生说，他需要住进疗养院接受治疗，如果不去，他的脑子就会继续混乱下去。医生亲自往慕尼黑打了一个电话，为他约了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

罗杰并没有住进冯·霍埃斯林医生的诊疗所，只是每星期看两次门诊，治了几个月。治疗很有效。

“您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看到的事情，还有您正在做的事情，使得您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心理学家对他说道，“幸好您还没有发狂，也没有自杀。”

医生很年轻，爱好音乐，是素食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反对这次战争，也反对所有的战争，梦想有一天会实现世界大同，即“康德式的和平”。他说，没有国界，四海之内皆兄弟。每次从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的门诊回来，罗杰都感到心情平静许多，情绪也好多了，但他不敢肯定病是不是好了。每次遇到一个健康的、理想主义的好人，他都有这种心情舒畅的感觉。

他去了措森几次。正如他所预计的那样，罗伯特·蒙泰特赢得了纵队所有队员的好感。由于他巨大的努力，纵队又增加了十名志愿者。行军及其他训练也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德国士兵和军官仍然像对待俘虏那样对待纵队队员，有时还侮辱他们。蒙泰特上尉去与海军司令部交涉，要他们兑现对罗杰的承诺，给纵队队员一些自由空间，让他们可以不时地到镇上酒馆去喝杯啤酒。他们不是同盟者吗？为什么还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他们？但交涉至今没见任何效果。

罗杰提出了一项抗议，同措森守备司令施耐德将军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对方说不能再让不守纪律的人更自由了，他们总想打架斗殴，甚至在营地里行窃、搞诈骗。据蒙泰特讲，这些指责都是虚构的。只出过一次事件，那是由德国卫兵辱骂纵队队员引起的。

罗杰·凯斯门特在德国逗留的最后几个月里不断地跟当局争论。离开柏林前，受骗的感觉与日俱增。德意志帝国对爱尔兰的解放并不感兴趣，从来没想过要与爱尔兰的革命者搞什么联合行动，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利用了他的天真和善良，让他相信了他们并不想做的事。爱尔兰纵队与土耳其军队联合起来在埃及与英国作战的计划，细节都研究好了，似乎就要实施了，却没有任何解释地搁浅了。齐墨尔曼、乔治·冯·韦代尔伯爵、纳多尔尼上尉及所有制订计划的军官都耍起滑头，说话躲躲闪闪，用不重要的借口拒绝接见他；即使谈上了话，他们也说很忙，只能给他几分钟，说什么埃及的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罗杰对此无可奈何，他把纵队训练成爱尔兰反对殖民主义的一支小小的、象征性的力量的期望已经化为乌有。

于是，他一改过去对德国的强烈敬佩，开始对这个国家感到不满，并逐渐变成了与对英国一样甚至更大的仇恨。他在给纽约的约翰·奎因律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就这样，我恨死了德国人。与其死在这里，我宁可死在英国的绞刑架下。”

愤恨的心情加上身体的不适，迫使他回到了慕尼黑。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劝他住进巴伐利亚的一家疗养院，理由是无可辩驳的：“您的病情已经到了危急的边缘，如果不去休息、不忘掉别的一切，是永远也痊愈不了的；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会失去理智，心理崩溃，您余生就成了废人。”

罗杰听从了他的劝告。几天之内，他的生活进入了宁静，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摆脱世俗的人。催眠术让他能睡上十到十二个小时，然后在附近山上的枫树林和白蜡树林中长时间地散步。冬天不肯离去，山上仍然冷飕飕的。医生要他禁烟禁酒、节制饮食并吃素。他既不想看书，也没心思写东西，大脑数小时地处于空白状态中，觉得自己像一个幽灵。

1916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的早晨，蒙泰特突然把他从懒散的状态里拽了出来。

由于事态严重，上尉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特地来看他。这时上尉仍然惊意未退，心急火燎地说：

“一支卫队把我从措森营地带到了柏林海军司令部。一群军官，其中有两个将军，在等着我。他们通知我：‘爱尔兰临时委员会已经决定于4月23日举行起义。’也就是说，只剩一个半月了！”

罗杰从床上跳起来，倦意一下子消失了，心脏像打鼓一样怦怦地猛烈跳动起来，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们要求赶快把步枪、枪手、炮手、机关枪和弹药运去，”蒙泰特激动异常、昏头昏脑地说道，“他们还要求运武器的船必须由潜艇护航，武器必须运到凯里郡特拉利海湾的菲尼特，要在复活节星期天的半夜。”

“也就是说，他们不想等德国的武装行动了。”罗杰终于说出话来，想到了一场浩劫，满脑子都是利菲河被血染红了的河水。

“消息还带来了给您的指示，罗杰爵士，您应该作为新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大使继续留在德国。”

罗杰一下子跌倒在床上，茫然不知所措。他的同伴在通知德国政府之前并没有把计划事先告知他，还命令他留在德国，而他们却在帕特里克·皮尔斯和约瑟夫·普伦凯特喜欢的疯狂行动中去自杀。难道他们不信任他？没有别的解释。他们很清楚，罗杰反对在没有德国入侵的配合下举行起义，如果他在爱尔兰，会成为一个障碍，所以宁可让他留在这里，作为这次起义、这次浴血奋战之后只能推迟成立甚至不可能成立的共和国的荒唐大使，留在德国袖手旁观。

蒙泰特等在那里，一言不发。

“我们马上去柏林，上尉，”罗杰坐起来说道，“我去穿衣服，整理箱子。我们乘第一趟火车走。”

二人就这样出发了，罗杰只来得及匆匆地给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留下表示感谢的便条。在长途旅行中，他的脑子不停地活动着，只有时与蒙泰特交换一下意见。到了柏林，要如何行动，他已做到胸有成竹了。个人意见已退居次要地位，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用智慧倾全力去争取到同伴们所要求的一切：步枪、弹药以及能够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的军官。其次，他要亲自押送载有武器的货船去爱尔兰，到了爱尔兰，他就可以说服朋友们再等一等，一段时间之后，欧战就会出现有利于起义的局面。第三，他要阻止那五十三名纵队应征者去爱尔兰，如果被皇家海军捉到，英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当作“叛徒”处死。至于蒙泰特愿意怎么做，完全由他本人自由地自行决定。他很了解蒙泰特，会为了自己所献身的事业与同伴们死在一起。

在柏林，跟往常一样，他下榻在亚当旅馆。第二天，与当局的谈判开始了，开会地点就在海军司令部那又大又旧的建筑物里。纳多尔尼上尉在门口接待了他们，并把他们带进了一间大厅。在那里，总是有那么几个外交部的人与若干军人，其中有熟人，也有新面孔。谈判一开始，他们就通知说，德国政府断然拒绝派军官去爱尔兰为革命者做顾问。

不过，他们同意提供武器和弹药。他们用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工夫进行评估、研究，以期能够在指定的时间把武器和弹药安全地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最后决定，货物由被扣押的英国轮船奥德号改装后涂上挪威印记来运送。但罗杰、蒙泰特、纵队队员，一个也不能同行。这就引起了争论，但德国政府绝不让步：如果有爱尔兰人在船上，就会被发现那不是一艘挪威船，谎言一旦被揭穿，德意志帝国在国际舆论面前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于是罗杰和蒙泰特要求他们提供人与武器同时到达但分开走的途径。这样一来，又反反复复地提出了各种建议。其间，罗杰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去爱尔兰，就能说服朋友们等到战争对德国有利之际再行动，因为到那时再起义就可以得到德国海军陆战队的配合。最后，海军司令部同意让凯斯门特和蒙泰特也去爱尔兰，但要乘潜艇去，还可以带上一名纵队代表。

可是罗杰拒绝让爱尔兰纵队掺合到起义里来，这一决定又激发了与德国人的冲突。他不想让纵队队员不经审判地被处死。他不想负这样的责任。

4月7日，最高司令部通知罗杰，他们乘的潜艇已经准备好了。蒙泰特挑选了丹尼尔·朱利安·拜莱军士作为纵队代表，并给他提供了假证件，上面写的名字是朱利安·贝韦利。最高司令部又说，尽管革命者要求五万支步枪，但只能给他们两万支来复枪，另加十挺机关枪和五百万发弹药。货物将于指定日期的晚上十点到达特拉利海湾的因尼斯图斯科特岛，应有一名引水员乘小船或舢板等在那里，以两下绿光为暗号。

从4月7日到出发的那天，罗杰一直没合眼。他写了一份简短的遗嘱，要求如果他死了，就把他的信件和其他文件交给埃德蒙·D.莫列尔，那是“一位不可多得、富于正义感、高尚的人”，请他用这些文件编成一本“在我升天之后能够挽救我名誉的回忆录”。蒙泰特跟罗杰一样，虽然直觉起义会被英国军队镇压，但仍然急切地盼望早日出发。博埃赫姆上尉把他们索要的以备万一被捕时所需的毒药交给他们时解释说，那是印第安人浸制毒箭用的马钱子，立竿见影。“马钱子是我的老相识了，”罗杰微笑着说道，“在普图马约河，我就看到过印第安人用浸过这种毒药的弩箭使飞鸟在空中中了毒。”那天，罗杰和蒙泰特上尉去附近的小酒馆喝啤酒，在那里倾谈了两个小时。

“我想，您跟我一样，对没能跟纵队队员们告别而感到难过。”罗杰说道。

“我会一直记在心里，”蒙泰特同意，“不过，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起义的事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冒这个险，偷偷地进去。”

“您认为我有可能阻止起义吗？”

上尉摇了摇头。

“我不这样认为，罗杰爵士，但您在那边是受尊重的，也许您的主张会占上风。不管怎么说，您必须了解一下在爱尔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为此准备了好几年——岂止好几年？更确切地说，是好几个世纪。我们这个被俘的民族还要被束缚到何时？整个二十世纪吗？另外，毫无疑问，由于战争，此时正是英国势力在爱尔兰衰弱的时刻。”

“您不怕死？”

蒙泰特耸了耸肩。

“我好几次离死亡不远。在南非对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战争中，我离死亡就很近。我想，每个人都害怕死亡，罗杰爵士，但为祖国而战死与为家人而战死、为信仰而战死是同样崇高的。”

“是的，是崇高的，”凯斯门特同意道，“我希望到时候我们是战死而不是服毒而死。这种亚马孙毒药可不好消化呢。”

出发前，罗杰花了几个小时到措森去看望克罗蒂神父。他没有进入营地，而是托人把神父叫了出来。二人在树林里散步了很长时间，树林中的枞树和白桦树已经抽芽发绿。克罗蒂神父听了罗杰的私密话，变了脸色，但一次也没打断他。等罗杰讲完，神父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但仍然不发一言，就这样沉默了好久。

“认为起义注定会失败，是自杀行为，于是您要去爱尔兰。”神父说道，仿佛在用高声思索。

“我是去阻止他们的，神父。我要去同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帕特里克·皮尔斯，去同所有的领导人谈谈。我要让他们明白，作无谓的牺牲是没道理的，不仅不能促成独立，反而会推迟独立。而且……”

他感到自己在哽咽，便停了下来。

“您怎么了，罗杰？我们是朋友，我会帮助您，您可以信任我。”

“我有一种幻觉，怎么都无法从脑海里驱散，克罗蒂神父。那些理想主义者、爱国者不但自己将粉身碎骨，还将使家庭破裂、陷入贫困并遭到可怕的报复，而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结果。可是您知道我一直在想念谁吗？”

他向神父讲了一件事：1910年，他到都柏林郊区拉什法恩汉的修道院里帕特里克·皮尔斯办的圣恩达双语学校去做讲座。讲完，他赠给学生们一件礼物，从亚马孙地区带回来的乌伊托托人的吹箭筒，作为最后一学年盖尔语作文比赛第一名的奖品。那几十个青年关于爱尔兰的想法和他们回忆起爱尔兰历史及其英雄、圣徒、文化时那战斗般的热爱，还有他们唱古老的凯尔特歌曲时那宗教般陶醉的样子，都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外，还有那同火热的爱国热情一起笼罩在学校里的、深切的天主教精神：皮尔斯做到了使二者融合在一起并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出来。他和弟弟威利及妹妹玛格丽特，乃至圣恩达学校的老师，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这些青年会拿起他们还不会使用的步枪和手枪去送死，去当炮灰，克罗蒂神父。像他们那样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要去对付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大炮、机枪、军官和士兵却什么也得不到，这不是太可怕了吗？”

“当然可怕，罗杰，”神父同意道，“但不一定什么也得不到。”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神父慢慢地、痛苦而激动地讲了起来：

“爱尔兰是一个深信基督教教义的国家，这您是知道的。也许正由于是被占领国家这一特殊情况，爱尔兰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基督传递的信息；或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传教士和圣帕特里克这样极具说服力的使徒，所以对基督的信仰比其他地方要深切得多。我们信仰的首先是造福受苦受难者的宗教，是造福卑贱者、食不果腹者、被打败者的宗教，正是这一信仰使得我们面对压迫我们的势力时，国家没有四分五裂。殉道、牺牲、献身是我们这个宗教的中心思想，基督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降世为人，受到最残酷的对待：背叛、刑罚、十字架上的死亡。难道他什么也没得到吗，罗杰？”

罗杰想起了皮尔斯，想起了普伦凯特，也想起了那些年轻人，他们确信为自由而斗争不仅是为了信仰，也是公民应尽的责任。

“我懂得您想说什么，克罗蒂神父，我明白皮尔斯、普伦凯特，包括汤姆·克拉克这样的人，虽然都是出了名的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但他们知道起义其实就是一场牺牲，他们确信牺牲会成为一个象征，用来动员爱尔兰人的一切力量。我了解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他们有权把那些同他们有着不同经历且没有同样清醒头脑的人、那些并不知道去屠宰场只是为了当楷模的年轻人都卷进去吗？”

“我跟您说过了，罗杰，我并不钦佩他们的所作所为。”克罗蒂神父低声说道，“殉道是基督徒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并不是他们寻求的目标。然而，历史不正是用这样的行为和牺牲使人类得以进步的吗？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担心的是您。您要是被捕了，就没机会再战斗了。您会被判以最高级别的叛国罪。”

“我已经卷进去了，克罗蒂神父。我的责任就是一以贯之，走到底。我欠您的太多，真不知如何感谢您。我能请您为我祝福吗？”

罗杰跪下来，克罗蒂神父为他祝福。二人拥抱了一下就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