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现后紧跟着出现了日益壮大的无地无产阶级，正是他们成了千禧年运动（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的主角。在这些运动中，除了有贫农，还有所有封建社会的可怜人：妓女、被革职的牧师、城市和农村的日结工(N. Cohn 1970)。千禧年信徒在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留下的痕迹不多。他们向我们讲述了短暂的起义事迹，以及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发动，农民如何在贫困和教士的煽动下也变得残暴起来。然而，农民叛乱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一种新的斗争类型，这类斗争超越了庄园的范围，并被彻底变革的志向鼓舞。毫不奇怪，千禧年说的兴起伴随着世界末日预言的广为流传。他们宣布世界末日和最终的审判即将来临，“不是作为一个静待遥远未来实现的愿景，而是当下许多活着的人能够积极地参与进去的即将发生的事件”(Hilton 1973：223)。

1224年至1225年在佛兰德斯由伪鲍德温(Pseudo Baldwin)引发的运动是千禧年说的典型。这人是一个隐士，声称自己是深受人民爱戴的鲍德温九世，后者于1205年在君士坦丁堡被杀。我们无法证明这是真是假，但他对带来一个新世界的许诺引发了一场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佛兰德斯的纺织工人成了他最狂热的支持者(Nicholas 1992：155)。这些穷人（纺织工、缩绒工）簇拥着他，相信他会带来金银以及全面的社会改革(Volpe 1922：298—299)。与这一运动类似的还有牧羊人(Pastoreaux)运动。1251年左右，农民和城市工人席卷了法国北部，他们打砸抢烧富人的房屋，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还有从意大利翁布里亚开始的鞭笞者(Flagellants)运动。这场运动在1260年蔓延到几个国家。根据修道院院长弗洛拉的约阿希姆预言，这个时间世界末日会到来(Russell 1972a：137)。

然而，相比于千禧年运动，流行的异端邪说(popular heresy)才更能表达中世纪的无产阶级如何寻求封建关系的具体替代方案，以及他们如何抵制日益增长的货币经济。

异端邪说和千禧年运动经常被视为同一个主题，但是这两种运动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分，尽管无法精确区分。

千禧年运动是自发的，并没有一个组织架构或计划。通常，一个特定的事件或卡里斯马型的人激发了他们，但一旦遭遇武力，他们就会溃败。相比之下，异端运动则是有意识地试图创造一个新社会。主要的异端教派都有一个同时重新解释宗教传统的社会纲领。不论从观点复制、思想传播，甚至是自我辩护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有组织的。因此，尽管受到极端的迫害，它们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且在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人们对许多异端教派（清洁派、瓦勒度派、里昂穷人派、属灵派、使徒会）所知甚少。这些教派在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和德意志的“下层阶级”中盛行了3个多世纪，无疑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反抗运动(Werner 1974；Lambert 1977)。人们不了解它们主要是由于它们受到了教会的凶残迫害，教会不遗余力地抹去了它们的一切痕迹。十字军东征——就像针对阿尔比派的那一次——就是铲除异端的。他们被要求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圣地。数以千计的异端分子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了清除他们存在的痕迹，教皇建立了国家镇压史上最乖谬的机构之一：宗教裁判所(Vauchez 1990：162—170)。

然而，正如查尔斯·H. 李还有其他人在关于迫害异端的浩瀚历史书写中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有限记录，我们也可将他们的活动、信条以及异端抵抗在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拼凑成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画(Lea 1888)。

尽管商人和十字军将东方宗教带到欧洲，影响了流行的异端邪说，但与其说异端是对正统教义的偏离，不如说它是一种抗议运动，激发着人们对于社会彻底民主化的渴望。对于中世纪的无产阶级来说，“异端”与“解放神学”无异。它提供了一个框架，整合人们对精神重生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并通过激发对更高层次真理的追求来挑战教会和世俗权威。它谴责社会等级制度、私有财产和财富积累，并在人们中间传播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在中世纪第一次重新定义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作、财产、性生殖和妇女的地位)，提出了真正普世的解放问题。

异端运动里产生了另一种具有国际性的社区结构，使各教派成员能够过上更加自主的生活并受益于由人脉、经院和安全屋组成的广泛的支持网络。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靠这个网络获得帮助和鼓舞。毫不夸张地说，异端运动事实上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各教派（特别是清洁派和瓦勒度派）借助商业集市、朝圣和因迫害而不断穿越国境的难民，建立了广泛的影响力和联系。

异端邪说流行的根源是人们相信上帝不再通过神职人员言说，因为神职人员充斥着贪婪、腐败和丑恶的行径。因此，两大教派把自己说成是“真正的教会”。然而，异端分子的挑战主要是政治性的，因为挑战教会意味着直面封建势力的意识形态支柱，挑战这个欧洲最大的地主以及对农民日常受剥削负有最大责任的机构。到了11世纪，教会已经成为一股专制的势力，利用其所谓的神授权力铁腕统治，并通过无休止的勒索来充实自己的金库。上自教皇下至乡村牧师都在出售赦罪权、赎罪券和宗教职位。他们召集信徒到教堂只是为了宣讲什一税的神圣性，并使所有圣礼成了市场买卖。这些现象如此盛行，以至于神职人员的腐败在整个基督教中都成了话柄。他们堕落到只有收到报酬才会埋葬死者、洗礼或赦免罪行的地步。圣餐甚至也成了讨价还价的时机。“如果有人抵制了教会不公平的要求，教会就会把那些顽固不化的人逐出去，然后人们在原本金额之上必须再支付和解的费用。”(Lea 1961：11)

在这种情况下，异端邪说的传播不仅顺势引导人们蔑视神职人员，而且使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并煽动他们抵抗神职人员的剥削。异端分子从《新约》中汲取灵感，教导群众说，基督没有财产，教会如果想恢复它的精神力量，就应该放弃它的一切财产。他们还教导说，圣礼在由有罪的牧师主持时是无效的。人们应该抛弃崇拜的外部形式——建筑、图像、符号。因为只有内在的信仰才是重要的。他们还劝告人们不要缴纳什一税，并否认炼狱的存在，认为发明炼狱是为了神职人员通过付费的弥撒和卖赎罪券获得利润。

反过来，教会用异端罪来攻击各种形式的社会和政治不服从行为。1377年，当佛兰德斯地区伊普尔的布工拿起武器反抗雇主时，他们不仅被当作叛乱者绞死，而且被宗教裁判所作为异端分子烧死(N. Cohn 1970：105)。还有一些记录表明，女织工因没有及时将工作成果交付给商人或没有正确完成工作而受到驱逐的威胁(Volpe 1971：31)。1234年，为了惩罚拒绝缴纳什一税的农民佃户，不来梅主教号召讨伐他们，“好像他们是异端者一样”(Lambert 1992：98)。除此之外，异端分子也受到世俗掌权者的迫害。从皇帝到城市贵族，他们意识到异端分子呼吁建立“真正的宗教”是具有颠覆意义的，削弱了他们统治权力的基础。

异端既是对社会等级制度和经济剥削的批判，也是对教士腐败的谴责。正如焦阿基诺·沃尔佩(Gioacchino Volpe)所指出的，拒绝一切形式的权威和强烈的反商业情绪是这些教派的共同要素。许多异端分子都有使徒贫困(apostolic poverty)的理想，并希望回归原始教会的简单集体生活。有些教派，如里昂穷人派和自由灵弟兄会，靠捐赠的施舍生活。还有一些人尝试了“共产主义”，比如波希米亚的早期塔博尔派。对他们来说，建立平等和公有制与宗教改革同样重要[Holmes 1975: 202; N. Cohn 1970: 215–217; Hilton 1973: 124.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反对波希米亚地区德意志贵族的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中，塔博尔派是其中的革命民主派。在他们之中，恩格斯告诉我们，“他们的要求反映了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对结束一切封建压迫的愿望”(Engels 1977：44n)。H. C. 李的《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 Ages，Lea 1961：523—540)更完整地叙述了他们的非凡故事。我们在书中读到，他们是农民和贫民，具有共和主义倾向，不希望自己的队伍中出现贵族或绅士。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塔博尔派，是因为在1419年当布拉格的胡斯派第一次受到攻击时，他们就搬到了塔博尔山。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城镇，它既成为抵抗德意志贵族的中心，又成为共产主义的实验中心。据说，他们从布拉格抵达塔博尔山后，摆出了一个个敞开的大箱子，每个人都要把他/她的财产放在里面，这样所有的东西都是共享的。这种集体的安排可能是短暂的，但它的精神长久流传了下来(Demetz 1997：152—157)。]。关于瓦勒度派，一位审讯官也报告说，“为了避免撒谎、欺诈和宣誓，他们规避了一切形式的商业活动”，他还描述他们赤脚行走，毛衣蔽体，身无长物，像使徒一样共享所有的东西(Lambert 1992: 64)。然而，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知识分子领袖约翰·鲍尔(John Ball)的话最能表达异端的社会思想。他谴责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却被当作野兽。”他还说：“在英格兰……只要有绅士和农奴，就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Dobson 1983：371)

清洁派是异端教派中影响力最大的。他们憎恶战争（包括十字军东征），谴责死刑（这促使教会第一次明确宣布支持死刑），对其他宗教十分宽容。因此，这一派在欧洲社会运动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法国南部是他们在教皇对阿尔比派发动十字军东征前的据点，“在欧洲反犹太主义抬头的时候，这里是犹太人的安全避难所；（在这里）恺撒和犹太思想的融合产生了犹太神秘主义的传统——喀巴拉”(Spencer 1995b：171)。清洁派还拒绝婚姻和生育，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既是因为他们拒绝杀戮动物，也是因为他们希望不吃任何由性产生的食物，如鸡蛋和肉类。

这种对生育的消极态度被归结为东方二元论教派对清洁派的影响。如保罗派，他们是一群反对崇拜圣像的教徒(iconoclasts)，拒绝以生殖的形式让灵魂困在物质世界中(Erbstosser 1984：13—14)；以及最重要的鲍格米勒派，10世纪时他们在巴尔干的农民中实行改教。这场流行运动“诞生在农民中间，身体的痛苦使他们意识到事物的邪恶”(Spencer 1995b：15)，鲍格米勒派宣扬可见的世界是魔鬼的产物（因为在上帝的世界里，善者为先），他们拒绝生孩子，以免把新的奴隶带入这个“苦难之地”——他们的一篇小册子如此描述尘世的生活(Wakefield and Evans 1991：457)。

鲍格米勒派对清洁派的影响是公认的。清洁派回避婚姻和生育，这很可能源自他们对于生命“退化为仅仅为了生存”的拒绝(Vaneigem 1998：72)，而并非“希望死”或蔑视生命。这一点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清洁派的反生育主义并不与贬低妇女和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而轻视生命和身体的哲学往往是这样。妇女在教派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清洁派对性的态度，虽然“完美信徒”会禁绝性交，但其他成员则不会被要求这么做。有些人还蔑视教会对贞操的重视，认为这意味着过分重视身体。一些异端将性行为归结为一种神秘的价值，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圣礼，并宣扬实践性行为而非禁欲是达到纯洁状态的最佳手段。因此，讽刺的是，异端分子既被当作极端禁欲主义者，又被当作淫荡者受到迫害。

清洁派的性观念显然是通过与东方异端宗教的接触而发展并复杂化的，但其所受到的欢迎和对其他异端宗教的影响也反映了一些更广泛的经验现实。这些现实植根于中世纪婚姻和再生产的状况。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社会，由于土地有限以及行会对进入手工业施加的保护主义限制，无论是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不可能或不愿意生很多孩子。事实上，农民和手工业者社区都在努力控制他们的孩子数量。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常用的方法是推迟结婚，甚至在东正教徒中间，结婚都来得很晚（如果有的话）。当时的规矩说“没有土地就没法结婚”(Homans 1960：37—39)。因此，大量的年轻人不得不实行性禁欲，或者违抗教会关于婚外性行为的禁令。我们可以想象，拒绝生育的宗教异端者肯定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某种共鸣。换句话说，可以想见，在异端分子的性规范和生育规范中，实际看得到中世纪生育控制的痕迹。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14世纪末人口危机和劳动力短缺严重，人口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时，宗教异端就会被与生殖犯罪，特别是“鸡奸”（即肛交）、杀婴和堕胎联系在一起了。这并不是说宗教异端的生育观念对人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是说至少在两个世纪里，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形成了一种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任何形式的避孕（包括“鸡奸”）都与宗教异端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在教会控制婚姻和性行为的背景下看待宗教异端的性学说对正统教义的威胁。这种控制使教会能够将所有人——从皇帝到最贫穷的农民——置于其监督和惩戒性的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