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玛丽·康德伦在《蛇与女神》(The Serpent and Goddess，1989)中指出的，教会对性行为的管控在欧洲历史悠久。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在基督教于4世纪成为国教后），神职人员就认识到性欲赋予了女性对男性的权力，并坚持试图通过将规避女性与性爱视为圣洁的来消除这种权力。他们将妇女从所有的礼拜时刻和圣礼的管理中驱逐出去：试图通过采用女性化的服装来篡夺妇女赋予生命的、魔法般的力量；并将性行为作为羞辱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父权等级制试图打破妇女的力量和情欲吸引力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性行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成为忏悔的主题，一个人最私密的身体机能中最微小的细节之处成为讨论的话题”，“性的不同方面被分割成思想、语言、意图、非自愿的冲动和实际的性行为，并由此形成一门性科学”(Condren 1989: 86—87)。重建教会性准则的一个秘密场所是忏悔手册(Penitentials)。从7世纪开始，这些手册作为忏悔者的实用指南而发行。在《性经验史》(1978)第一卷中，福柯强调了这些手册在17世纪将性作为一种话语以及在关于性的更多形式的认知的产生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但早在中世纪，忏悔手册对新的性话语的产生就已经起到了作用。这些作品表明，教会试图强加一种真正的性教义，详细规定了性交时允许的姿势（实际上只允许一种），可以进行性生活的日子，允许与谁性交，禁止与谁性交。

这种性监督在12世纪变本加厉。1123年和1139年的拉特兰会议对教士普遍结婚和纳妾的做法发起了新一轮的讨伐，并宣布婚姻是一种神圣的仪式，世界上的任何权力都不能解除它的誓言。此时，忏悔手册重申了对性行为的限制。40年后，随着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会议的召开，教会加大了对“鸡奸”的打击力度，这既针对同性恋者，也针对非生殖的性行为(Boswell 1981：277—286)。教会首次谴责了同性恋（“违背自然的无节制行为”）(Spencer 1995a：114)。

随着这一强制性立法的通过，性完全被政治化了。这时，天主教会对待性问题还没有后来那种病态的痴迷。但到了12世纪，我们已经看到教会不仅窥视其信众的卧室，而且把性行为变成了国家事务。那么，我们必须将异端分子离经叛道的性选择看作一种反权威的立场。异端者试图将自己的身体从神职人员的控制下挣脱出来。这种反叛教廷的典型就是13世纪兴起的新泛神教派。如阿马里克派(Amalricians)和自由灵弟兄会，他们反对教会控制性行为，宣扬上帝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因此我们不可能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