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者和城市当局之间的这种联盟，加上土地的持续私有化，塑造了一种新的性别劳动分工。或者用卡罗尔·帕特曼(Carol Pateman，1988)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性契约”——妇女被母亲、妻子、女儿、寡妇等词语定义，她们作为工人的身份被隐藏了，同时男人得以免费获得妇女的身体、劳动，以及她们孩子的身体和劳动。

根据这种新的社会－性别契约，无产阶级妇女对男性工人而言，成了男人在圈地中丧失的土地的替代品，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再生产资料，成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和使用的公共物品。“普通妇女”(Karras 1989)这一概念呼应了一种“原始占有”(primitive appropriation)。在16世纪，这个概念是指那些卖淫的人。但在新的工作组织中，每个女人（除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男性私有化的女人）都成了公共物品，因为一旦妇女的活动被定义为非工作，妇女的劳动就开始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出现——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就像呼吸空气和饮水一样。

这对妇女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挫败。随着她们被逐出手工业和再生产劳动的贬值，贫穷变得女性化了。为了使男人对妇女劳动强制进行“原始占有”，一个新的父权秩序被构建起来，使得妇女陷入了双重依赖：对雇主的和对男人的。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由于妇女可以使用公地和其他公共资产，妇女对男性的从属得以缓和。而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本身也成为公地，因为她们的劳动被定义为自然资源，并处于市场关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