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情况下，家庭内部发生的变化尤为显著。这一时期，家庭开始从公共领域分离出来，并具备了作为劳动力再生产中枢的现代意涵。

家庭是市场的对应物，社会关系私有化的工具，也是传播资本主义规训和父权统治的工具。在原始积累时期，家庭也成为占有和掩盖妇女劳动的最重要机构。

在研究工人阶级的家庭时，我们尤其能看到这一点。然而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是不充分的。以前的讨论更多关注了有产者的家庭，这可能是因为在我们提到的那个时代，它是父母和婚姻关系的主导形式和模式。人们对作为政治机构的家庭比作为工作场所的家庭更感兴趣。于是，人们强调在新的资产阶级家庭中，丈夫代表国家，负责约束和监督“从属阶级”。16世纪和17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例如让·博丹）认为从属阶级包括男人的妻子和他的孩子(Schochet 1975)。于是，家庭被确立为一个微型国家或微型教会，当局则要求单身工人生活在主人的屋檐和统治之下。还有人指出，妇女在资产阶级家庭中丧失了很多权力，她们通常被排除在家族生意之外，其职能被限制在监督家务事上。

在上层阶级中，正是财产赋予了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权力。但是，这幅图景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男性通过将妇女排除在工资之外的方式，也得到了类似的权力。

这种趋势的典型是包出制中的家庭工人(cottage worker)。男性家庭工人非但没有逃避婚姻和组建家庭，反而依赖婚姻，因为妻子可以“帮助”他们为商人工作，同时照顾他们的身体需要，并为他们生孩子。这些孩子从小就可以在织布机上工作或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因此，即使在人口减少的时候，家庭工人显然也在继续繁殖；他们的家庭规模十分庞大。一位17世纪的奥地利人看到村里的人时，描述他们挤在家里像麻雀挤在椽子上。这种安排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妻子与丈夫并肩工作，她也为市场生产，但现在丈夫领走了她的工资。其他女工结婚后也是如此。在英格兰，“已婚男子……在法律上有权获得他妻子的收入”，即便她的工作是看护或哺乳。因此，当堂区雇佣妇女做这些工作时，记录“经常隐藏（她们）作为工人的存在”，显示以男子的名义收款。“付给丈夫还是妻子全凭书记员的心情。”(Mendelson and Crawford 1998：287)

这一政策使得妇女不可能有自己的钱，为她们屈从于男性和男性工人占有她们的劳动创造了物质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谈到了工资的父权制。我们还必须重新思考“工资奴隶制”(wage slavery)的概念。如果在新的雇佣劳动制度下，男性工人确实只是在形式上获得了自由，那么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最接近奴隶处境的工人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妇女。

同时，鉴于雇佣工人恶劣的生活条件，妇女为繁衍家庭所做的家务必然是有限的。无论是否结婚，无产阶级妇女都需要从事多份工作来赚一些外快。此外，家务劳动还需要一些再生产资本：家具、器皿、衣服、买食物的钱。但雇佣工人的生活很差，“夜以继日地苦干”（正如1524年纽伦堡的一位工匠所谴责的那样），只是为了养家糊口(Brauner 1995：96)。大多数人勉强有片瓦遮风。人和牲口一起住在小屋里，没有任何卫生可言（即使条件较好的人也很难讲卫生）；他们衣衫褴褛，最多只能以面包、奶酪和蔬菜果腹。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看不到全职家庭主妇的典型形象。只是到了19世纪，为了应对第一波反对工业劳动的激烈斗争，工人阶级中才普及了以全职家庭主妇的无偿再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现代家庭”。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英国，而后在美国。

它的发展（在《工厂法》限制妇女和儿童就业之后）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第一次长期投资，而不仅仅是追求其数量上的扩张。这是在叛乱威胁下的一种妥协，即给予工人更高的工资（能够养活“不工作”的妻子）和更密集的剥削率。马克思将其称为从“绝对剩余”到“相对剩余”的转变。也就是说，剥削从基于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时长并降低工资，转变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速度来弥补高工资和短工时。站在资本家的角度出发，这是一场推翻了长期“低工资”制度的社会革命。它源自工人和雇主之间达成的新的协议，同时这场变革再次建立在从工资制度中排除妇女的基础上——她们在工业革命早期获得的雇佣也走向了终结。这也标志着新的资本主义财富——它是两个世纪以来剥削奴隶劳动的产物，很快又被新阶段的殖民扩张所推动。

相比之下，在16世纪和17世纪，人们尽管十分关注人口规模和“有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的数量，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实际投资却极低。因此，无产阶级妇女从事的大部分再生产劳动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她们雇主的家庭或市场。在英格兰、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平均有1/3的女性人口做女佣。因此，在无产阶级中，延迟婚姻和家庭解体是大势所趋（16世纪的英格兰村庄每年有50%的人员流动）。经常的情况是穷人甚至被禁止结婚，当时人们担心他们的孩子会沦落到依赖公共救济金。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孩子就会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出租给堂区充当劳动力。据估计，欧洲农村有1/3或更多的人口保持单身；在城镇，这一比例甚至更高，特别是在德意志的妇女中，有80%是“老处女”或寡妇(Ozment 1983：41—42)。

尽管无产阶级妇女所做的家务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她们必须始终为市场工作，但在过渡时期的工人阶级群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性别分工的出现，它将成为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典型。它的核心是男性和女性劳动之间的日益分化，女性和男性执行的任务变得更加多样化，并将成为不同社会关系的载体。

男性工人可能既没钱也没权，但他们仍然可以从妻子的劳动和工资中获益，或者他们可以购买妓女的服务。在整个无产阶级化的第一阶段，妓女经常为男工履行妻子的职能，除了为他们提供性服务外，还为他们做饭、洗衣。此外，卖淫入罪化惩罚了妇女，却几乎没有触及男性顾客，反而加强了男性权力。现在，一个男人想要摧毁一个女人，只需宣布她是一个妓女，或者到处说她已屈服于他的性欲。妇女不得不恳求男人“不要夺走她们的名誉”（名誉是社会留给她们的唯一财产）(Cavallao and Cerutti 1980：346ff.)。她们假定自己的命运如今掌握在男人手中，他们（像封建领主一样）可以对自己行使生杀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