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巫很少出现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中。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欧洲历史上被研究得最少的现象之一，或者可以扩展到世界史上——如果我们考虑到传教士和征服者把崇拜魔鬼的指控带到“新世界”，作为征服当地居民的工具。

在欧洲，受害者大多是农妇，这可能是历史学家过去不关心这类群体灭绝的原因。这种漠不关心近乎同谋，因为将女巫从历史的书页中删除有助于淡化她们在火刑柱上被消灭的事实，暗示这是一个意义不大的现象，甚至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即使是那些研究猎巫的人（在过去几乎全是男性），也往往是16世纪恶魔学家的优秀继承人。在对消灭女巫表示遗憾的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坚持把女巫描绘成受幻觉折磨的可怜的傻瓜，这样对她们的迫害就可以被解释为“社会疗法”的过程，有助于增强邻里之间的凝聚力(Midelfort 1972：3)。或者，可以用医学术语将其描述为“恐慌”“狂热”“流行病”，所有这些描述都为猎巫者开脱，使其罪行去政治化。

激发了“猎巫”学术研究的厌女的例子不断涌现。正如玛丽·戴利早在1978年指出的那样，关于这个话题的许多文献都是从“一个女人发起行动的观点”写出来的，通过把她们描绘成社会的失败者（“不光彩”或在爱情中受挫的女人），甚至是喜欢用性幻想来挑逗男性审讯者的变态者，来诋毁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戴利引用了F. G.亚历山大(F. G. Alexander)和S. T. 塞勒斯尼克(S. T. Selesnick)《精神病学史》(The History of Psychiatry)中的例子，在那里我们读到：

……被指控的女巫经常落入迫害者的手中。一个女巫通过在公开法庭上承认她的性幻想来减轻她的罪恶感；同时，她在男性指控者面前详细陈述所有的细节来获得一些情欲上的满足。这些情绪严重紊乱的妇女特别容易被暗示自己身上藏有恶魔和魔鬼，并会承认与邪灵同居。她们就像今天受报纸头条影响的不安之人，把自己幻想成受追捧的杀人犯。(Daly 1978：213)

这种指责受害者的倾向也有例外，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猎巫学者中都有。在后者中，我们应该记得艾伦·麦克法兰(1970)、E. W. 蒙特(E. W. Monter，1969，1976，1977)和阿尔弗雷德·索曼(Alfred Soman，1992)。但只有在女权运动之后，由于女权主义者对女巫的认同，猎巫才从层层的掩盖中显现出来，而女巫也很快被当作女性反抗的象征(Bovenschen 1978：83ff.)。女权主义者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不是因为对权力结构提出挑战，成千上万的妇女就不会被屠杀和遭受最残酷的折磨。他们还意识到，这样一场至少持续了两个世纪的针对妇女的战争，是欧洲妇女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妇女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而遭受的社会地位降格过程中的“原罪”，因此，如果要理解在今天仍然作为制度实践和男女关系的特点的厌女症，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回到这一现象。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即使在研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也将猎巫行动抛之脑后（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似乎它与阶级斗争的历史毫不相干。然而，屠杀的规模之大应该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妇女被烧死、绞死和受到折磨。看起来同样重要的是，猎巫事件与新世界的殖民化和人口灭绝、英国的圈地运动、奴隶贸易的开始、针对流浪者和乞丐的“血腥法律”的颁布同时发生，并且在封建主义结束和资本主义“腾飞”之间的那段时期达到了高潮。资本主义腾飞时，欧洲的农民阶级达到了其力量的顶峰，但也最终遭受了其历史性的挫败。然而，到目前为止，原始积累的这一面向确实仍然是一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