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没有认识到，猎巫行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现代无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对妇女发动的恐怖运动是任何其他迫害都无法比拟的，它削弱了欧洲农民对来自乡绅和国家的攻击的抵抗，而此时农民群体已经在土地私有化、增税和国家控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下瓦解了。猎巫加深了男女之间的对立，教导男人害怕妇女的力量，并摧毁了一个由与资本主义工作规训不相容的实践、信仰和社会主体组成的世界，从而重新定义了社会再生产的主要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当代攻击“流行文化”，以及在工作场所和教养院“大禁闭”贫民和流浪者一样，猎巫是原始积累和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基本面向。

稍后，我们将看到猎巫消除了欧洲统治阶级的哪些恐惧，以及它对欧洲妇女的地位产生了哪些影响。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与启蒙运动所宣传的观点相反，猎巫并不是垂死的封建世界的最后火花。众所周知，“迷信”的中世纪并没有迫害任何女巫；“巫术”这一概念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形成，而且在“黑暗时代”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审判和处决，尽管魔法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并且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统治阶级一直担心奴隶用它来进行反抗。

在7世纪和8世纪，新日耳曼王国的法典中引入了魔法犯罪，就像先前罗马法典一样。这是阿拉伯人征服的时代，自由的前景显然令欧洲的奴隶心潮澎湃，激励他们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主人。因此，这一法律创新可能是对精英恐惧“萨拉森人”——据说是魔法专家——到来做出的反应(Chejne 198：115—132)。但此时在魔法犯罪的名义下，只有对人和物造成损害的魔法行为才会受到惩罚，教会则会批评那些相信魔法的人。

到15世纪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个人民起义、流行病和封建危机初现的时代，我们有了第一批女巫审判（在法国南部、德意志、瑞士、意大利），对巫魔会的首次描述，以及巫术学说的发展。巫术被宣布为一种异端，是对上帝、自然和国家犯下的最高罪行(Monter 1976：11—17)。在1435年至1487年间，关于巫术的论著就有28部(Monter 1976：19)，并在哥伦布航行前夕随着1486年臭名昭著的《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的出版而达到了顶峰。随后，英诺森八世就该问题颁布了新的教宗诏书《最高的希望》(Summis Desiderantes，1484)，这表明教会认为巫术是新的威胁。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意大利的知识氛围仍然是怀疑任何与超自然有关的事物。意大利知识分子，从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到乔尔丹诺·布鲁诺和尼科罗·马基雅维利都以讽刺的眼光看待有关恶魔行径的教士故事。与这些教士故事相比，他们（尤其是布鲁诺）强调黄金和金钱的邪恶力量。“不是魔法而是金钱”(Non incanti ma contanti)是布鲁诺一部喜剧中一个人物的座右铭，它概括了当时知识精英和贵族圈子的观点(Parinetto 1998：29—99)。

16世纪中叶以后，在西班牙侵略者征服美洲人口的那几十年里，被当作女巫审判的妇女人数不断增加，迫害的主动权也从宗教裁判所转移到了世俗法庭(Monter 1976：26)。猎巫在1580年至1630年间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的封建关系已经让位于商业资本主义典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正是在这个漫长的“黑铁时代”里，那些经常相互交战的国家以近乎默契的方式成倍增加了火刑，国家开始谴责女巫的存在并主动迫害她们。

正是《加洛林纳刑法典》，即天主教信徒查理五世于1532年颁布的帝国法典，规定行巫术者应被处以死刑。在新教英格兰，1542年、1563年和1604年通过的三项议会法案使迫害合法化，最后一项法案规定，即使巫术没有对人和物造成任何损害，也要判处死刑。1550年后，苏格兰、瑞士、法国和西属尼德兰也通过了法律和条例判定巫术为死罪，并煽动民众告发疑似女巫者。这些法律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重新颁布，以扩大可被处决的人的数量，并再次将巫术本身而非其可能引起的损害作为主要罪行。

迫害的机制证实，猎巫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是一场来自下层的统治和行政阶级必须对此做出反应的运动”(Larner 1983：1)。正如克里斯蒂娜·拉纳在苏格兰的案例中所表明的那样，猎巫需要大量的官方组织和管理[女巫审判的费用很高，因为它们可能持续数月，而且它们成为许多人的就业来源(Robbins 1959：111)。除了处决的费用和把女巫关在监狱里的费用之外，为“服务”和相关人员——法官、外科医生、施刑者、抄写员、看守——所支付的费用（包括这些人的饭菜和酒）也都无耻地列入了审判记录。]。在邻居指责邻居或整个社区被“恐慌”攫取之前，国家会稳定地向人们灌输与女巫有关的观念。当局公开表示对女巫的弥漫感到焦虑，并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教人们辨认女巫。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携带了写有疑似女巫者姓名的名单，威胁要惩罚那些藏匿女巫或援助她们的人(Larner 1983：2)。

在苏格兰，随着1603年阿伯丁宗教会议(Synod of Aberdeen)的召开，长老会牧师被命令在宣誓后询问他们的教民，是否怀疑有人是女巫。教堂里放置了箱子，以便告密者保持匿名；然后当一名妇女受到怀疑后，牧师在讲坛上劝说信徒指证她，并禁止任何人向她提供帮助(Black 1971：13)。其他国家同样征求公众对女巫的告发。在德意志，这是路德教会在德意志贵族同意下任命的“巡查员”的任务(Strauss 1975：54)。在意大利北部，牧师和当局为人们的怀疑火上浇油，确保这些怀疑最终演变成告发。此外，他们还确保被告者被完全隔离，强迫她们在衣服上挂上标志，以便人们远离她们(Mazzali 1988：112)。

猎巫也是欧洲第一次利用多媒介手段进行宣传，让民众精神紧张。印刷业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用小册子来宣传最著名的审判及其残暴行为的细节，以提醒公众警惕女巫所带来的危害(Mandrou 1968：136)。艺术家被招募来完成这项任务，其中包括德意志人汉斯·巴尔东，正是他给女巫画出了最引人咒骂的画像。但是，对迫害贡献最大的是法学家、法官和恶魔学家，这些不同的角色往往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他们将论述系统化，回答批评者的问题，并完善了法律机器。到16世纪末，这台机器为审判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几乎是官僚化的样式，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供词是如此相似。在他们的工作中，法律工作者可以依靠与当时最著名知识分子的合作，包括那些至今仍被赞誉为现代理性主义之父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其中包括英国政治理论家霍布斯——尽管对巫术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他还是赞同将迫害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法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让·博丹是女巫的劲敌，他对女巫的憎恨和对杀戮的呼吁都很执着。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称他为16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博丹被认为是首篇关于通货膨胀的论文的作者。他参加了许多审判，写了一卷《证明》(Demomania，1580)。在其中他坚持认为女巫应该被活活烧死，而不是在被扔进火焰之前被“仁慈地”勒死，以及她们应该被烧灼，让她们的肉在死前腐烂，并且她们的孩子也该被烧死。

博丹并不是个例。在这个“天才的世纪”（培根、开普勒、伽利略、莎士比亚、帕斯卡尔、笛卡尔），一个见证了哥白尼革命的胜利、现代科学的诞生以及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发展的世纪，巫术成了欧洲知识精英最喜欢的辩论主题之一。法官、律师、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都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们撰写许多小册子和恶魔学论文，一致认为巫术是最邪恶的罪行，并呼吁对其进行惩罚。

毫无疑问，猎巫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行动(political initiative)。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贬低教会在这场迫害中所扮演的角色。罗马天主教会为猎巫提供了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的脚手架，并煽动迫害女巫，就像它从前煽动迫害异端分子一样。如果没有宗教裁判所，没有那么多教皇诏书敦促世俗当局寻找和惩罚“女巫”，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对妇女的厌女运动，猎巫是不可能的。但是，与人们的刻板印象相反，猎巫不仅仅是教皇的狂热或罗马宗教裁判所的阴谋的产物。在其高峰期，世俗法庭进行了大部分审判，而在宗教裁判所起作用的地区（意大利和西班牙），被处决的人数仍然相对较少。新教改革削弱了天主教会的权力，之后宗教裁判所甚至开始克制当局对女巫的热情，同时加强了对犹太人的迫害(Milano 1963：287—289)。此外，宗教裁判所始终依赖与国家的合作来执行死刑，因为神职人员希望免于落入流血的窘境。在宗教改革地区，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在那里国家成为教会（如英格兰）或者教会成为国家（如日内瓦和苏格兰，后者程度较轻）。在这里权力的一个分支得以立法和执行，宗教意识形态公开显示其政治内涵。

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在其他各方面都处于战争状态，却联合起来共同迫害女巫，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猎巫的政治性。因此，毫不夸张地说，猎巫是欧洲新民族国家的政治中首个团结一致的领域，是宗教改革带来分裂之后欧洲统一的第一个例子。因为猎巫跨越了所有国界，从法国和意大利蔓延到德意志、瑞士、英格兰、苏格兰和瑞典。

是怎样的恐惧煽动了如此一致的种族灭绝政策？为什么会发动这么多的暴力？以及为什么暴力的主要目标是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