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杀女巫的性政治是透过女巫和魔鬼之间的关系而展现的，这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审判所带来的新事物之一。与圣徒的中世纪传记或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师书籍中的魔鬼形象相比，大猎巫标志着魔鬼形象的改变。在前者那里，魔鬼被描绘成一个邪恶的存在，但他的力量很小——泼洒圣水和几句圣言通常就足以打败他的阴谋。他的形象是一个不成功的坏人，不仅没有让人感到恐惧，反而被认为具有一些美德。中世纪的魔鬼是一位逻辑学家，有能力处理法律事务，有时表现为在法庭前为自己的案件辩护(Seligman 1948：151—158)。他也是一位熟练的工人，可以挖矿或建造城墙，尽管收取报酬的时候经常被骗。另外，文艺复兴时期对魔鬼和女巫之间关系的看法，总是把魔鬼描绘成被召唤的下属，不管愿不愿意，就像一个奴仆一样，让他按照主人的意愿来执行任务。

猎巫颠覆了魔鬼和女巫之间的权力关系。现在妇女是奴仆，是奴隶，是肉体和灵魂的女淫妖，魔鬼则同时是她的所有者和主人、皮条客和丈夫。例如，是魔鬼“接近那个预定的女巫。她很少把他召唤出来”(Larner 1983：148)。在向她透露自己的身份后，他要求她成为他的奴仆，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将是一个主/奴、夫/妻关系的典型例子。他在她身上盖上他的印记，与她发生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改变了她的名字(Larner 1983：148)。此外，在对妇女婚姻命运的明确预示中，猎巫行动引入了一个单一的魔鬼，以取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众多魔鬼，而且是一个阳刚的魔鬼，与女性形象［狄安娜、赫拉、“游戏女士”(la Signora del zogo)］形成对比，后者的崇拜在中世纪的地中海和日耳曼地区的妇女中传播。

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猎巫人是多么专注于肯定男性至上主义：即便在反抗人类和神的法律时，妇女也必须被描绘成对男人服从，而她们反抗的高潮——与魔鬼的著名契约——必须被描绘成变态的婚姻契约。婚姻的类比被发挥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女巫承认她们“不敢违抗魔鬼”，或者更奇怪的是她们在与魔鬼的交合中找不到任何快感——这与猎杀女巫的意识形态相矛盾，后者认为巫术是由妇女贪得无厌的情欲引出的。

猎巫不仅使男性至上的观念神圣化，还唆使男人害怕女人，甚至把她们看成男性的破坏者。《女巫之锤》的作者们宣扬说，女人看起来很可爱，摸起来却很脏；她们吸引男人，只是为了损害他们；她们向男人大献殷勤，但给予的快乐比死亡更痛苦，因为她们的恶习害男人失去了灵魂——也许还有他们的性器官(Kors and Peters 1972：114—115)。人们推测女巫可以冻结男人的生殖能力或让他们的阴茎按照她的意愿伸缩，从而阉割男人或令他们阳痿。有些女巫偷了男性的阴茎，把它们大量地藏在鸟巢或箱子里，直到受到胁迫才把它们还给主人。

但这些阉割男人或使男人阳痿的女巫是谁呢？可能是每一个女人。在猎巫的高峰期，一个只有几千人的村庄或小镇上，有几十个妇女在几年甚至几周的时间里被烧死。没有一个男人感到安全，并能肯定自己没有和女巫住在一起。许多人一定吓坏了，当他们听说晚上有些妇女离开婚床前往巫魔会，并在丈夫身边放一根棍子来愚弄熟睡的丈夫时；或是听说女人有能力让男人的阴茎消失时，就像《女巫之锤》中提到的在一棵树上藏了几十条阴茎的女巫。

这种宣传成功将女性与男性分割开来，以下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个别儿子、丈夫或父亲试图从火刑柱上拯救自己的女性亲属，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男性组织反对迫害的记录，除了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巴斯克地区的渔民。法国审判官皮埃尔·朗克尔在那里进行了大规模审判，并导致可能多达600名妇女被烧死。马克·库兰斯基报告说，参与每年鳕鱼季捕捞的渔民一直缺席。但是，

巴斯克渔民干预了对其女性亲属的迫害是一个特例。没有其他团体或组织站出来为女巫辩护。我们知道，一些男人以谴责妇女为业，任命自己为“女巫发现者”，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威胁不给钱就揭发妇女是女巫。其他男人则利用围绕着妇女的怀疑气氛，以便摆脱不想要的妻子和情人，或减弱被他们强奸或勾引的妇女的报复。毋庸置疑，男人没有对妇女遭受的暴行采取行动往往是因为害怕被牵连到指控中。因该罪名而受审的男人大多是被怀疑或被定罪的女巫的亲属。但毫无疑问的是，多年的宣传和恐怖在男人中深埋了心理上与妇女疏远的种子，这不仅打破了阶级团结，也破坏了他们自己的集体力量。我们可以同意马文·哈里斯的说法，

猎巫……分散和打破了所有潜在的抗议能量。（它）使每个人都感到无能为力，并依附于主导的社会群体，它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地方去发泄不满的情绪。这样一来，穷人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更加无法对抗教会权威和世俗秩序，也无法在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化中提出自己的要求。(Harris 1974：239—240)

就像今天，通过压制妇女，统治阶级更有效地压制了整个无产阶级。他们唆使那些被掠夺、被贫困化和被定罪的男人把自己个人的不幸归咎于阉割男人的女巫，并把妇女赢得的对抗当局的权力视为妇女会用来对付他们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对女性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主要是因为教会的厌女宣传）都被调动起来。妇女不仅被指责为使男人阳痿；甚至她们的性欲也被变成了恐惧的对象，是一种危险的恶魔般的力量。因为男人被教导说，女巫可以奴役他们，将他们锁在她的意志之下(Kors and Peters 1972：130—132)。

在女巫审判中经常出现的一项指控是，女巫从事堕落的性行为，其核心是与魔鬼交媾和参与可能在巫魔会发生的群交。但是，女巫也被指控让男人产生了过度的性欲。因此，对于那些陷入不正当关系的男人来说，声称自己被施了魔法是很容易的事。或者，有的家族不认可某个女性，希望终止他们的儿子与该女子的关系，便会指控此女子为女巫。《女巫之锤》写道：

（女巫）有……七种方法来影响……性行为和子宫受孕。第一，使男人的思想倾向于过度的激情；第二，阻碍他们的生殖力；第三，除掉适应该行为的成员；第四，通过她们的法术将男人变成野兽；第五，破坏妇女的生殖力；第六，引发堕胎；第七，将孩子献给魔鬼……(1971：47)

女巫同时被指控使男人阳痿和激起他们过度的性欲，这只是表面上的矛盾。在与猎巫同时发展的新父权法典中，身体上的阳痿是道德上阳痿的对应物；它是男性面对女性时权威受到侵蚀的生理表现。因为“在功能上”，一个被阉割的男人和一个为爱所困的男人没有区别。恶魔学家对这两种状态都持怀疑态度。他们深信，如果女人用她们的魅力和爱情过滤器便能行使如此大的权力，使男人成为他们欲望的淫棍，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同时代资产阶级智慧所要求的家庭类型——以国家为模型，丈夫是国王，妻子服从于他的意志，全心全意地无私管理家庭(Schochet 1975)。

性爱的激情不仅破坏了男性对女性的权威——正如蒙田所感叹的那样，除了性行为，男人可以在一切方面保持他的伪装(Easlea 1980：243)——它还破坏了男人的自治能力，使他失去了宝贵的头脑，而笛卡尔哲学正是在头脑中找到了理性的来源。因此，一个性活跃的女人是一种公共危害，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因为她颠覆了男人的责任感以及他的工作能力和自制力。要避免妇女在道德上——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毁掉男人，就必须痛斥女性的性欲。这是通过酷刑、火刑以及对女巫进行细致的审讯来实现的，这也是性驱魔(sexual exorcism)和心理强奸的混合体。

对妇女来说，16世纪和17世纪确实开启了一个性压抑的时代。审查和禁令确实开始定义她们与性的关系。考虑到福柯的批判，我们也必须坚持认为，最能说明“权力”在现代的开端如何使人们不得不谈论性的，并非天主教的牧歌或者忏悔(Foucault 1978：116)。福柯在这个时代发现的关于性的“话语爆炸”(discursive explosion)，在猎巫的刑场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但它与福柯想象中的妇女和告解神父之间流淌着的相互挑逗毫无共同之处。审问者（的提问）远超任何一个乡村牧师。他们强迫女巫说出自己性冒险的每一个细节，毫不顾忌她们往往是老妇人，以及她们的性经历要追溯到几十年前。他们以一种近乎仪式的方式，强迫所谓的女巫解释她们在年轻时是如何被魔鬼带走的，她们在被插入时的感受，以及她们所怀有的不洁想法。但是，这种关于性的奇特论述所展开的舞台是刑讯室。这些问题在吊坠刑(strappado)的间隙抛向已经被痛苦逼疯的妇女。我们不用费力想象就可以认为，受尽折磨的妇女被迫说出的乱交的话语是激起了她们的快感还是通过语言的升华重新定位(re-oriented)了她们的欲望。在猎巫的情形下——福柯在他的《性经验史》(Vol. Ⅰ，1978)中出人意料地忽略了这一点——“无休止的性话语”并非替代了镇压、审查、否认，而恰恰是为这些服务的。当然，我们可以说猎巫的语言将妇女“制造”成一个不同的物种，一个自成一体(suis generis)的存在，在本质上更具肉欲和败坏。我们也可以说，“女性变态者”的产生是将女性的情欲转化为工作(female vis erotica into vis lavorativa)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是将女性的性活动转化为工作的第一步。但我们应该理解这个过程的破坏性，这也显示了福柯提出的那种一般“性史”的局限性，它从一个没有内部差异、性别中立的主体的角度来对待性，并将性视为一种对男人和女人来说也许拥有同样后果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