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的猎巫是否对欧洲的事件产生了影响，还是说这两次迫害只是学习了欧洲统治阶级自中世纪以来通过迫害异端分子而形成的镇压策略？

我提出这些问题时，考虑到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卢西亚诺·帕里内托提出的论点，他认为新世界的猎巫对欧洲的巫术意识形态的阐述以及欧洲猎巫的时间线产生了重大影响。

简言之，帕里内托的论点是，正是在美洲经验的影响下，欧洲的猎巫活动在16世纪下半叶成为一种大规模现象。因为在美洲，当局和教士确认了他们对魔鬼崇拜的观点，开始相信有整个女巫群体的存在。这种信念随后被他们应用于国内的基督教化运动。因此，欧洲国家从被传教士描述为“魔鬼之地”的新世界引进了灭绝这样一种政治策略，这大概是16世纪最后几十年对胡格诺派的屠杀和大规模猎杀女巫的灵感来源(Parinetto 1998：417—435)。

在帕里内托看来，这两场迫害之间存在重要联系的证据是欧洲的恶魔学家对来自印第安地区的报告的利用。帕里内托把重点放在了让·博丹身上，但他也提到了弗朗切斯科·马里亚·瓜佐。同时，他指出审判官皮埃尔·朗克尔的案例产生了“回旋效应”(boomerang effect)。在（巴斯克）拉布德地区为期几个月的迫害中，朗克尔把那里所有的人口都谴责为女巫。最后，帕里内托引用了一系列主题作为其论点的证据，这些主题在16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巫术剧目中变得非常突出：食人、将儿童献给魔鬼、提及药膏和药物，以及将同性恋（鸡奸）与妖术相提并论——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以新世界为基础的。

如何看待这一理论，以及如何在什么是可解释的和什么是推测性的之间划清界限？这是未来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在此，我只谈几点看法。

帕里内托的论点很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消除了欧洲中心主义（这种中心主义一直是猎巫研究的特点），并有可能回答欧洲女巫被迫害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但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扩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特征的认识，并使我们意识到在16世纪时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它全方位参与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从实践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并在阐述其统治模式时不断地利用在国际上收集的知识。

至于它的主张，我们可以观察到，征服美洲之前的欧洲历史足以证明欧洲人不必跨越大洋就能找到消灭挡在他们面前的人的意愿。我们也有可能在不求助于新世界影响假设的情况下解释欧洲猎巫的时间线，因为在16世纪60年代和17世纪20年代之间的几十年里，整个西欧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普遍的贫困化和社会混乱。

更具暗示性的是，在从美洲猎巫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欧洲的猎巫行为时两者在主题和图像上的对应关系。给自己涂圣油的主题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对阿兹特克人或印加人的祭司献祭活人的描述，让人想起在那些恶魔学中描述的女巫在巫魔会的准备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在阿科斯塔发现的以下段落中，它将美洲人的实践解读为歪曲了基督教的习惯——通过涂抹圣油让牧师就圣职：

欧洲的女巫为了获得飞向巫魔会的力量，可能在身上涂抹了同样的毒药（根据指控者的说法）。但我们不能假设这个主题是在新世界产生的，因为15世纪的审判和恶魔学记载了妇女用蟾蜍的血或儿童的骨头制作药膏。相反，有可能来自美洲的报告确实使这些指控重新焕发了活力，增加了新的细节，赋予了它们更多的权威性。

同样的考虑也可以用来解释巫魔会的图片和16世纪后期开始在欧洲出现的各种表现食人族的作品之间的图标对应关系。它还可以解释许多其他的“巧合”，例如欧洲和美洲的女巫都被指控将儿童献给魔鬼（见第324—325页的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