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的猎巫运动一波接一波，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这时人口持续减少，殖民主义权力结构的政治和经济安全性得到加强，从而结束了这种迫害。因此，在见证了16世纪和17世纪众多反神明崇拜运动的同一地区，到了18世纪，宗教裁判所放弃了影响民众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任何尝试，显然是估计它们不再能对殖民统治构成威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家长式的观点，即将神明崇拜和魔法实践视为无知者的缺点，不值得“理性的人”(la gente de razon，Behar 1987)考虑。从那时起，对魔鬼崇拜的关注将转移到巴西、加勒比海和北美发展中的奴隶种植园。在那里（从菲利普国王战争开始），英格兰殖民者为自己对美洲本土印第安人的屠杀辩护，把他们称为魔鬼的奴仆(Williams and Williams Adelman 1978：143)。

地方当局也以这个理由解释塞勒姆审判，理由是新英格兰人在魔鬼的土地上定居。正如科顿·马瑟多年后在回忆塞勒姆事件时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塞勒姆审判是由一个西印度奴隶即提图巴的占卜引发的。她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之一。而在英语地区，最后一个被处决的女巫是一个黑人奴隶萨拉·巴西特(Sarah Bassett)，她于1730年在百慕大被杀(Daly 1978：179)。事实上，到了18世纪，女巫已经变成了奥比巫术的非洲实践者。种植园主害怕这种仪式，并将其妖魔化为煽动叛乱的行为。

猎巫并没有随着奴隶制的废除从资产阶级的所有剧目中消失。相反，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化和基督教化的全球扩张，确保了这种迫害将被植入殖民社会的体内，并及时由被征服的社区以自己的名义和针对自己的成员执行。

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印度西部发生了一波烧死女巫的事件。在这一时期，被当作女巫烧死的妇女比按照习俗殉夫自焚(practice of sati)的妇女还要多(Skaria 1997：110)。这些杀戮发生的背景是，殖民当局对生活在森林中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妇女拥有权力的程度远远高于居住在平原的种姓社会）的攻击以及殖民者对女性权力的贬低，导致对女性神的崇拜下降，从而引起了社会危机（同上：139—140）。

猎巫在非洲也很流行，在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曾经卷入奴隶贸易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南非），猎巫作为一种重要的分裂手段至今仍在继续。在那里，猎巫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带来的妇女地位下降，以及近年来因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强化而加剧的资源争夺战。人们拼死竞争着那些正在消失的资源，结果20世纪90年代在北德兰士瓦省，数十名妇女被猎杀，大部分是老人和穷人，仅在1994年前4个月就有70人被烧死。肯尼亚、尼日利亚、喀麦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猎巫的报道。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了结构调整政策，导致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并在人民中间造成了空前的贫困化。[关于“如何将对（非洲）巫术的重新关注明确概念化为与现代变化有关”，见1998年12月的《非洲研究评论》(African Studies Review)，这一期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特别参见Diane Ciekawy and Peter Geschiere's“Containing Witchcraft: Conflicting Scenarios in Postcolonial Africa” (ibid: 1–14)。也见Adam Ashforth, Witchcraft, Violence and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Chicago：Univ. of Chicago Press, 2005)和艾利森·伯格(Allison Berg)制作与导演的纪录片《流亡的女巫》(Witches in Exile)(California Newsreel，2005)。]

20世纪80年代前，尼日利亚的无辜女孩们承认杀害了几十个人。而在其他非洲国家，人们向政府请愿，乞求政府更有力地控诉女巫。同时在南非和巴西，老年妇女被邻居和亲戚以巫术的罪名杀害。同时，一种新的巫术信仰正在发展。这类似于迈克尔·陶西格在玻利维亚的记录，穷人怀疑新贵通过非法的超自然手段获得财富，并指责他们想把受害者变成僵尸，以便为其工作(Geschiere and Nyamnjoh 1998：73—74)。

目前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发生的猎巫事件在欧洲和美国很少被报道。这就像16世纪和17世纪的猎巫事件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对其兴趣不大。即使有报道，它们的意义也通常被忽略，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现象属于一个遥远的时代，与“我们”无关。

但是，如果我们把过去的教训应用到现在，我们就会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世界许多地方重新出现的猎巫现象是“原始积累”过程的明显标志。这意味着土地和其他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大规模贫困化、掠夺以及在曾经团结的社区中播下分裂的种子再次被提上世界议程。“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一个塞内加尔村庄的长者对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说道，他们对未来感到担忧，“我们的孩子会吃掉彼此”。事实上，这就是猎巫的结果，无论是自上而下作为给抵抗掠夺的行为定罪的手段，还是自下而上作为占据日益减少的资源的手段，就如今天非洲的一些地方似乎发生的那样。

在一些国家，这一过程仍然需要调动女巫、幽灵和魔鬼。但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正如阿瑟·米勒在他对塞勒姆审判的解释中已经看到的，只要我们把对女巫的迫害从其玄学的外衣中剥离出来，我们就会在其中发现非常接近当下社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