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居宅并不在市中心，但也不算太偏僻。房子已经很旧，不过外表还不错：外墙刷成灰色的平房仅中部有楼，上盖红色的铁皮屋顶，没准儿还能支持很久。它的容积挺大，住在里边相当安乐。宅内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贮藏室、各种各样的秘密壁柜和意想不到的楼梯通道。宅内有不少大老鼠。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并不特别生它们的气。“晚上一个人待着至少不那么冷清。”他确实有打发仆人到偏屋去过夜的习惯，整夜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正屋内。偏屋坐落在院子里，既宽敞又牢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把厨房也设在那儿，尽管正屋内也有厨房，因为他不喜欢庖厨的气味，所以不分冬夏饭菜都得穿过院子送来。当初盖这座宅子是供大家庭住的，无论主子还是仆役，皆可容纳五倍于现今之数。在本书所叙的那个时候，住在正屋内的只有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偏屋下房内只有三名仆人：老格里果利、他的老伴玛尔法和一个名叫斯乜尔加科夫的年轻人。关于这三名仆人，有必要说得详细一点。其中老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库图佐夫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这是个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人，会固执而笔直地朝他认定的目标走去，只要这个目标由于某种原因（往往是出奇地不合逻辑的原因）被他看作颠扑不破的真理。总的说来，他为人正直，不可收买。他的妻子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虽然一辈子唯丈夫的意志是从，然而在农奴刚得到解放时，她也曾不知多少次苦劝丈夫离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到莫斯科去做点儿小买卖（他们攒了几个钱）；但格里果利当即一成不变地认定他的婆娘在胡言乱语，“因为所有的婆娘都不本分”，认为他们不该离开旧主，不管他是怎么个人，“因为这是他们现今的职责”。

“你懂得什么叫职责吗？”他问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

“职责我懂，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可是为什么留在此地就是咱们的职责，这我一点儿也不懂，”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回答也不含糊。

“不懂就别管，反正得这么办。往后少开口。”

结果便是这样：他们没有离去，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给他们定了工薪，数额不大，倒是付的。此外，格里果利知道自己对老爷拥有无可置疑的影响。他意识到这一点，这也合乎事实，因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这个狡狯而又顽固的小丑，按他自己的说法，“在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很有主见，可是在生活中另一些方面简直窝囊得要命，他自己也纳这个闷儿。他自己知道是在哪些方面，所以害怕很多事情。在生活中某些方面必须保持高度警觉，要是没有可靠的人那可够呛，而格里果利这人绝对可靠。甚至有这样的事：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生中曾经好多次可能被打，而且是痛打，却照例都是格里果利救了他，尽管每次事后都要对他说教一通。但光是挨揍还不能把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吓住。有些情况更为严重，甚至非常微妙、非常复杂，那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恐怕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他会在顷刻之间莫名其妙地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需要，需要有个可靠的、接近他的人。那是一种近乎病态的现象。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生活极其放荡，在纵欲这点上常常像毒虫一般残忍，可有时喝醉了，会一下子感到直透灵魂深处的恐惧和能使精神崩溃的震荡，这种感觉在他心中有具体的反应，几乎触摸得到。“那几回我的心就像在嗓子眼里直跳，”他不止一次这样说。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他喜欢有这样一个忠诚而有主见的人在附近，哪怕不在同一间屋子，而是在偏屋里也好，这个人跟他迥然不同，不是酒色之徒，虽然把他的荒淫生活全都看在眼里，了解他所有的秘密，但出于忠心，还是能容忍这一切，不加违抗，最重要的是不埋怨，不以今生或身后必遭恶报之类的话警告他；必要时还能卫护他，——对付谁？对付他自己也不知是谁、但是可怕而危险的某人。问题就在于一定得有另一个人，一个非常熟悉又可充分信赖的人，以便在发病的时候把他叫来，只是为了看看他的脸，或许再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如果他不介意，不生气，那么心中就好受些；如果他生气，那就更不是滋味。有时候（不过这种情况次数极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夜里会到偏屋里去把格里果利叫醒，要他到正屋里来一下。他来了，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却说些毫无意义的琐事闲话，不一会儿就把他打发走，间或还开一个小小的玩笑，然后自己啐一口唾沫，上床睡觉，这一觉就能睡得十分安稳。自从阿辽沙来到这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便曾有过类似的情形。阿辽沙“刺穿了”他的心，因为阿辽沙“住在家里，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也不责怪”。另外，从未有人像阿辽沙那样对待他，是阿辽沙带来了这种态度：对老头儿绝对不加鄙视，相反，总是对他表示亲切和极其自然、发自内心的依恋，而这个老子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值得依恋的。凡此种种，完全出乎这个不知人间有天伦之乐的老浪荡鬼意料之外，对于向来只爱“下三路”的他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在阿辽沙走后，他暗自承认，明白了若干过去一直不愿弄明白的道理。

在本书的卷首，笔者曾经提到格里果利憎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第一个妻子、他的长子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母亲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相反，却总是卫护他的第二个妻子、鬼号婆娘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并不惜为她得罪老爷，谁要是说她半句坏话或欠斟酌的只言片语，格里果利就对谁不客气。他对这个苦命女人的同情变成了一种神乎其圣的观念，以致时隔二十年之后他仍容不得任何人提到她时言语稍有侮慢，而且会当场抢白出言不逊者。从表面看，格里果利这人冷冰冰的，一本正经，寡言少语，说话却有分量，不信口开河。同样，单凭粗略的印象，也不可能判断他到底爱不爱他那百依百顺的老婆，实际上格里果利是爱她的，而玛尔法自然也明白这一点。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这个女人非但不愚蠢，或许比丈夫还聪明些，至少在一些家常事务方面比他更明智。然而，从他们一开始共同生活时起，她就无条件服从丈夫，从来没有怨言，始终毫无异议地尊重他，认为他在精神上比自己高出一筹。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口子一辈子极少交谈，除非在日常生活中遇上不开口不行的场合。严肃而自尊的格里果利有什么问题和心事总是独自思量，故而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早就习以为常，知道丈夫完全不需要跟她商量。她觉得丈夫器重她的沉默，并为此而承认她有头脑。格里果利从不打老婆，仅有一次除外，那也是很轻的。在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嫁给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第一年，有一回在乡下，当时还是农奴的村里姑娘和婆娘们给召集到主人家院子里唱唱歌跳跳舞。大伙儿唱起了《绿草地》，忽然那时还是个少妇的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蹦出来站到合唱的人群前，以独特的步法跳起了俄罗斯舞，不是像乡下婆娘那样跳法，而是按她在富有的米乌索夫家当使唤丫头时在地主宅院内私人剧团里那样跳，那时有从莫斯科请来的专业舞蹈教师教演员们跳舞。格里果利看了妻子跳的舞，一小时后在自己家的农舍里教训了她一顿——稍稍扯了几下她的头发。但是“打老婆”这回事却也就此永远结束，再没有发生过第二回，况且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此后决不再跳舞了。

上帝没有赐给他们孩子，曾经有过一个男孩，可是死了。格里果利显然很喜欢孩子，他也不掩饰这一点，也就是并不羞于说出来。当初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私奔的时候，格里果利把三岁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接过手，照管了他将近一年，自己给他梳头发，还自己给他在木盆里洗澡。后来他也照管过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和阿辽沙，并为此挨过一巴掌。不过这些我都已叙述过了。自己的孩子给他的喜悦仅仅是一个希望，那还是在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怀孕的时候。及至生了下来，悲伤和恐怖却使他心如刀绞。问题在于，那孩子生下来就是个六指头。格里果利一见此情伤心极了，非但一语不发直至施洗礼的那天，还故意到瓜果园去避开所有的人。时值春季，他在园里刨了三天瓜菜地。第三天，该为孩子施洗了；其时格里果利已经想出了什么名堂。他走进家门，教堂里的一干人等已经到齐，客人们也来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还亲自前来充当教父，这时格里果利忽然宣布孩子“压根儿用不着受洗”。他没有提高嗓门，也没有多余的话，好像是从牙缝里勉强吐出来的，只是用呆滞的眼神凝视着神父。

“为什么这样？”神父以轻松的语调惊讶地问。

“因为这是个……孽障……”格里果利嗫嚅道。

“什么孽障，什么孽障？”

格里果利半晌没吭声。

“反正是阴错阳差吧……”他嘟哝了一句，虽然声音含糊，但口气很坚决，显然，不愿再谈此事。

人们笑了一通，当然，还是给那个可怜的孩子施了洗礼。格里果利在洗礼用的圣水盘旁做了祈祷，但他对新生婴儿的看法没有改变。不过，他并不阻止别人的任何做法，只是在那病婴活着的两个星期内，格里果利几乎没看他一眼，甚至不愿理会他的存在，而且大部分时间不待在家里。然而，两星期后那男婴死于鹅口疮时，格里果利却亲自把他放进小棺材，满怀深沉的哀伤瞧着他。到了棺材放入挖得不太深的小小墓穴后往坑里填土时，格里果利双膝跪下，向那小小坟茔一躬到地。此后好多年，他一次也没有提起自己的这个孩子，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也从不在他面前忆及孩子，偶尔跟别的什么人谈到她那“娃子”时，总是把嗓门压得很低，即便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不在场也一样。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发现，从那个小小坟茔前回来以后，他一头扎进了“神学”，阅读《圣徒言行录》，多半是一个人默默地看，每次都戴上他那副银边框大圆眼镜，难得念出声来，除非是大斋期。他喜欢《圣经》中的《约伯记》，还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册“心怀上帝的叙利亚修士伊萨克神父”的箴言及布道录，孜孜不倦地读了多年，里边讲些什么他几乎一窍不通，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最看重、最喜爱这本书。最近一个时期，他偶然接触到在附近举行集会的鞭身教派[自17世纪中叶起在俄国出现的一个教派。其主要教义认为，通过剧烈的身体动作可达到宗教狂喜，使基督现形于人。该派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往往围着盛水的大木桶唱歌、跳舞、鞭打自身。]，开始倾听、琢磨他们的教义，显然，受到不小的震动，但改换另一种信仰他认为是要不得的。经年累月地钻研“神学”的结果，自然使他的面相越发显得一本正经。

或许，他有神秘主义的倾向。可是他的六指头孩子的出世与夭折，偏偏跟另一件十分奇特和出人意料的怪事碰在一起，后来有一次他自己曾说，那件事在他心上留下了“烙印”。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就在六指小孩下葬的同一天，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夜间醒来，仿佛听到新生婴儿的哭声。她吓了一跳，便叫醒丈夫。格里果利侧耳听了一阵，认为这更像是什么人在哼哼，“像是个女的”。他起身穿好衣服。那是一个相当暖和的五月之夜。他走到台阶上，听清楚哼哼之声是从花园里传来的。但园门夜间是从院子这边上锁的，除了这个口子哪儿也进不去，因为整个花园四周有高而牢固的围墙。格里果利回到家里，点了一盏灯，取了园门钥匙，虽然妻子吓得魂不附体，再三说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而且准是她的娃子在哭，在呼唤她，格里果利仍置之不理，一语不发往花园里走去。这下他可弄明白了，呻吟来自园内离门不远的澡堂，而且肯定是个女人在呻吟。他把澡堂门打开，眼前的一幅景象竟使他呆若木鸡：城里有个流浪街头的痴呆女，全城人都知道她的诨名叫黎萨维塔·斯乜尔加夏娅（浑身发臭的黎萨维塔），竟溜进了他们的澡堂，刚产下一个婴儿。那婴儿就躺在她身边，而产妇则在一旁行将咽气。她什么也没说，因为她压根儿不会说话。不过这件事必须另行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