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生了如上所述一连串事件的次日上午十点钟，专区法院开庭对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进行审讯。

笔者预先声明，而且要强调指出：我认为自己远远不能胜任转述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这项使命，非但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可能条理不清。我总觉得，如果力求面面俱到而且把什么都解释清楚，那就需要写上整整一本书，恐怕还是厚厚的一大本。因此我只转述我个人印象最深、记得特别清楚的事情，望读者海涵。我可能把次要的当作最主要的，甚至可能忽略一些极其显著和十分关键的细节……。不过，我看还是别再道歉为好。我一定尽力而为，读者自己会理解我确实尽力而为了。

首先，在进入法庭之前，我要提一下这天特别令我惊异的一点。其实，不光是我一个人，后来发现人人都感到意外。具体说，就是这么回事：大家知道，此案引起了太多的人关注，人人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开庭那一天；知道当地社会上已经整整两个月不断在议论、猜测、惊叹乃至臆想。大家也知道，此案已是全俄有名的大案，但仍然没有想到，它对所有的人造成的震动竟达到如此白热、如此猛烈的程度，而且不单本城如此，全国到处都一样——这是在开庭当天才发现的。

那天光临本地的客人不但有我们省城来的，也有来自俄国其他城市，包括来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来宾中有法学界人士，甚至有几位显要，还有女士。入场券早已被一抢而空。为特别尊贵的男宾甚至在法官席后面划出极不寻常的席位：那里出现了整整一排被各种大人物占坐的扶手椅——这在我们那里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到场的女士尤其众多，有当地的，也有远道而来的——我估计不少于公众人数的一半。单是各地的司法界人士就来了许多，简直没有办法安置他们，因为所有的入场券都已被分发、索取、死乞白赖地要走了。我亲眼看到，在法庭一端的台后临时匆匆隔出一块地方，把那些外来的司法界人士都放进去，而他们都为至少能站在那里额手称庆，因为所有的椅子都已从那里搬出去，好多腾出些面积来。集中在那里的人便摩肩接踵挤成密匝匝的一堆，在庭审过程中从开始一直站到结束。

某些女士，尤其是外地来的，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到大厅敞廊上，但大多数女士简直忘了穿戴打扮。从她们脸上可以看到歇斯底里的急切表情，近乎病态的好奇心。聚集在法庭大厅的各色人等有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特点必须指出，那便是：几乎所有的女士，至少其中的绝大多数站在米嘉一边，认为他无罪。这一特点后经多方观察、证实，的确如此。原因也许主要在于，对米嘉已形成他是一个征服女人心的情场老手这样一种观念。她们知道今天将有互为情敌的两位女性到庭。其中之一即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格外引起大家的注意；关于她有非常之多的奇谈怪论，关于她对米嘉犯案后仍痴情不改流传着令人惊讶的轶闻故事。议论得最多的是她的傲慢（她几乎不上本城任何人家做客）和“贵人靠山”。据说，她打算请求政府准许她随罪犯共赴流放地，到某处地下矿井去和他举行婚礼。期待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情敌格露莘卡到庭的心情也同样激动。人们怀着近乎受罪的好奇心等着瞧这一对情敌——一位高傲的贵族小姐与一名“由别人养着的女子”——在开庭前狭路相逢的好戏。不过，本城女士对格露莘卡比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更了解。本地的女士以前也看到过格露莘卡，这个女人“既送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命，又把他不幸的儿子给毁了”，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大惑不解，父子俩竟会如此没命地爱上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简直说不上漂亮的俄罗斯小市民”。

总之一句话，议论纷纷。笔者确实知道，在我们城里为了米嘉甚至发生过数起严重的家庭纠纷。好多位女士因为与她们的先生对这一惨案的看法有分歧而大吵大闹，由此不难想见，这些女士的先生们来到法庭旁听，对被告不仅没有好感，简直是怀恨在心。而且总的说来，我也敢肯定，与女士们恰恰相反，全体男同胞对被告都抱有敌对情绪。可以看到，一些面孔表情严肃，眉头皱紧，另一些简直是恶狠狠的，而且要占大多数。米嘉在我们城里居住的那段时间内曾得罪过其中许多人，这也是事实。当然，前来旁听的人中间有一些甚至挺开心的样子，他们对米嘉的命运漠不关心，却并非对此案本身不感兴趣。大家都关心此案的结果，大部分男士肯定希望严惩罪犯，只有那些吃法律饭的不在此例，他们看重的不是案件的道德方面，而仅仅是它对现代法学的意义。

大名鼎鼎的菲久科维奇的来临，使所有的人都很激动。他的才华名扬四方，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本省来为广为人知的刑事案件的被告辩护。经他辩护之后，这些案件照例会在全俄国家喻户晓，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关于我们的检察官和法院院长也流传着若干趣闻。据传，我们的检察官对于将跟菲久科维奇在法庭上较量怯阵得厉害，说他们二人在彼得堡刚踏进司法界时起就是冤家对头，说爱面子的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还在彼得堡时便郁郁不得志，这次在卡拉马佐夫一案上大有扬眉吐气之势，指望借此案之力重振已见式微的声望，但他怕的就是菲久科维奇。不过，有关他在菲久科维奇面前怯阵的说法是不太公正的。我们的检察官可不是那种面对强敌就泄气的主儿，相反，他的好胜心恰恰会随着危险的增长而增长，并且受到鼓舞。倒是有必要指出，我们的检察官火气太大，而且病态地敏感。他会全身心地投入某一桩案子，仿佛他的身家性命全部系于此案的成败。司法界对此觉得有些可笑，因为我们的检察官正是凭着这种品质赢得相当的知名度，虽说远非遐迩闻名，却大大超过他在我城担任的并不显要的职位。他对心理学的癖好尤其遭人嘲笑。在我看来，大家的看法并不正确：我认为检察官的人品和性格比很多人所想象的深沉得多。但这个疾病缠身的人实在没有迈好踏上仕途的最初几步，其后一辈子也始终未能出人头地。

至于我们那位法院院长，只能说他颇有教养，不乏人情味，懂行而且思想非常新潮。此人相当爱面子，但对自己的官运却不十分关心。他一生的主要目标是做一个先进分子。与此同时，他既有靠山，又有财产。根据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他对卡拉马佐夫一案的看法相当激烈，但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他注重的是这一社会现象，此案作为我国社会基础的产物，作为俄罗斯民族性的典型事例属何种类别，应如何看待，等等，等等。至于对案件涉及个人的方面，对它的悲剧性质，以及对案中人（从被告开始）的个性，院长的态度相当淡漠，投入程度有限，不过也许应该如此。

在审判官到场之前很久，大厅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法庭的大厅是我城最好的厅堂，宽广、轩敞、回音洪亮。设在一定高度的法官席右侧，摆着一张桌子和供陪审员坐的两排扶手椅，左边是被告及其辩护人的席位。大厅中央靠近法官席的地方有一张物证桌。桌上放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白色丝绸睡袍，上面沾满血迹；被认为用作杀人凶器的那根致命的铜杵；米嘉的衬衫，袖子上蹭有血污；他的常礼服的口袋上血迹斑斑，因为当时他曾把一块被鲜血湿透的手帕塞进兜里；那块手帕本身也在，上面的血已凝结，如今成了黄色；米嘉在别尔霍津家装上弹药准备自杀，后来在莫克罗耶被特里方·博里塞奇悄悄取走的一支手枪；为格露莘卡准备着三千卢布的那个上有题辞的信封，以及扎信封的一条粉红色丝带；其他还有许多东西就不一一列举了。相隔一定距离，在稍远的大厅深处便是公众的旁听席，但在栏杆前面有几把椅子是为作证后仍被要求留在庭上的证人准备的。

十点钟，由院长、一位名誉调解法官和另一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到场。不言而喻，检察官也随即到庭。院长的个儿低于中等水平，矮而结实，五十岁上下，从脸色看可能患有痔疮，剪短的黑发略有些斑白，他佩戴的红绶带我不记得是什么勋章的。检察官在我看来——不只我一人，而是大家都觉得——毫无血色，简直是面有菜色，不知什么缘故一夜之间骤然瘦成这样，因为前天我见到他时明明还是老样子。

法院院长即审判长先问法警：陪审员是否都已到庭？……

不过，我认为不能继续这样铺叙下去，因为许多话我没有听清；另一些虽然听到，却无暇仔细品味；还有一些则忘记提及。前面已经谈到，若要把法庭上所有说过的话和发生的事情照录下来，我的时间和篇幅都不够。我只知道控方或辩方，即检察官或辩护人认为不适宜当陪审员的人并不多。组成陪审团的十二个人我记住了：四名是本地公务员，商人两名，农民和本市平民共六名。记得还在开庭以前很久，就有人——尤其是女士们——多少有点莫名其妙地问：“如此细致、复杂的心理案件难道去交给一些公务员乃至乡巴佬作出性命攸关的决定？像某某这样的公务员在这方面懂得什么？更何况乡巴佬！”的确，进入陪审团的四名公务员都无足轻重，官阶又低，而且白发萧萧——其中只有一人略微年轻些——在社会上鲜为人知，靠菲薄的薪俸勉强度日，想必家有不登大雅之堂的老妻，以及一大群或许没有鞋穿的孩子，他们自己空闲时顶多只能在什么地方玩玩纸牌，可想而知，从来没读过一本书。两名商人虽然外表挺神气，却沉默少动得出奇：其中一人胡子刮光，衣着是西式的；另一人蓄着花白胡须，套在脖子上的红绶带挂着一枚不知什么奖章。关于市民和农民更不必说了。我们牛栏市的市民阶层其实跟农民差不多，甚至还种地。其中两人也是西式装束，也许因此看上去比其余四人更邋遢、更不起眼。所以难怪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些人如何能理解这样的案件？”我刚看清这是些何等样人，同样也产生这样的想法。尽管如此，他们的面容仍然给人一种怪神气的、近乎威风凛凛的印象，一个个都表情严肃，眉头皱紧。

审判长终于宣布开庭审理退职九等文官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被杀一案——我记不得当时审判长如何称呼他的身份。法警奉命把被告带上法庭，于是米嘉出场。大厅里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飞过都能听见。我不知别人作何感想，但米嘉给我的印象极其糟糕。主要的问题在于，他打扮得太花里胡哨，穿着簇新的常礼服。事后我听说他特意为这个日子向莫斯科他过去的裁缝定制了一件常礼服，他那里保留着米嘉的尺寸。米嘉戴着全新的羔羊皮黑手套，身穿过分时髦的衬衫。他迈着大步走过去，眼睛凝滞地注视着正前方，在被告席上坐下时面不改色心不跳。

紧接着，辩护人即大名鼎鼎的菲久科维奇也告到庭，只听得大厅里似乎掠过一阵压低嗓门的啰唣。这是一位身材瘦长的中年人，两腿又细又长，苍白的手指也特别细长，脸刮得光光的，相当短的头发梳得很朴素，薄薄的嘴唇间或略略为一丝笑意所扭曲，不知是嘲笑还是微笑。看上去，他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的相貌按说并不差，可惜两只本来就缺乏表情的小眼睛眶距之近堪称罕见，它们之间只隔着一条细长的鼻梁。总之，这张脸一看就会联想起禽类，委实令人吃惊。他穿燕尾服，系白领结。

我记得审判长向米嘉所作的最初提问，即姓名、称号等等。米嘉的回答很生硬，嗓门之大出乎意料之外，致使院长甚至晃了一下脑袋，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接着宣读了被传到庭的证人和鉴定人名单。名单很长，证人中有四名没有到庭：米乌索夫目前在巴黎，不过预审阶段已有他的证词；霍赫拉科娃太太与地主马克西莫夫因病缺席；斯乜尔加科夫则已突然死亡，同时读了警方出具的证明。斯乜尔加科夫的死讯引起了大厅里一阵骚动和窃窃私议。当然，许多公众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自杀插曲还浑然不知。但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米嘉作出了强烈反应。关于斯乜尔加科夫不能到庭的消息刚一宣布，他立即从自己的席位上冲着整个大厅高喊：

“他是一条狗，活该死得像条狗！”

我记得他的辩护人赶紧上前阻止他，审判长则向他发出警告，如果类似的举动再出现一次，就要采取严厉措施。米嘉频频点头，但丝毫不像行礼致歉，同时没好气地向他的辩护人低声重复了几遍：

“以后不了，以后不了！那是冲口说的！以后再也不了！”

当然，这一短小的插曲在陪审员和公众心目中产生的影响于他不利。这是一次性格的展现，也可以说是自我介绍。在这种印象造成的气氛中，由法庭书记员宣读了公诉状。

公诉状相当简短，却很翔实。其中只列举几条最主要的理由说明为何要逮捕某人，为何要把他交付法庭审讯，等等。尽管如此，它给我的印象仍然很深。书记员吐字清晰，声音洪亮，顿挫有致。这出悲剧仿佛又在大家眼前从头至尾重演一遍，在森严无情的光照下显得越发凸出、集中。我记得公诉状刚一读完，审判长便郑重其事地大声问米嘉：

“被告，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米嘉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答道：

“我承认自己有酗酒和放荡的罪过，”他的语气又出人意料之外，几乎像在撒野，“有好逸恶劳、惹是生非的罪过。我本想弃邪归正，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命运把我砍翻了！但是在老头儿的死，在我的仇敌和父亲的死这件事情上——我是无罪的！在他被盗这件事情上——我也是无罪的，而且不可能有罪，不可能，不可能！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个混蛋，但不是窃贼！”

他大声说完后，在被告席上坐下，显然在浑身发抖。审判长再次向他提出简短的告诫：要正面回答问题，不得扯到旁的事情上去，不得大喊大叫。然后审判长命令开始法庭调查。所有的证人都被带去宣誓。这时我一下子看到了他们所有的人。不过，被告的两个弟弟未经宣誓，就被准许作证。在听了神甫和审判长的告诫后，证人被带到一旁，尽可能分散就座。然后开始对他们逐一传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