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控方证人与辩方证人是否由审判长分成两组，也不知道事先是否拟定按什么顺序传讯他们。但实际上显然如此。我只知道先被传讯的是控方证人。我再说一遍，我不打算把所有的讯问依样画葫芦加以描述。何况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是多余的，因为到进行法庭辩论时，所有证词的全部内容和涵义在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发言中将分别集中到一点，从最清晰、最能说明问题的角度加以阐释。而这两篇精彩的发言至少有部分段落我都作了详尽的记录，届时我再转述，同样也要转述还在最后辩论之前突然发生的一段完全意想不到的插曲，它对此案的可怕结局无疑是有影响的。

我只想指出，从开庭的最初几分钟起，此案的一大特点便显得十分突出，人人都看得出来，那就是：起诉一方提出的指控较之辩护一方所持的论点占有强大的优势。当各种事实在这森严的法庭大厅里开始凝聚集结，其恐怖和血淋淋的实质逐渐显露出来的时候，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也许，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是一宗没有争议的案子，不存在什么疑问，实际上用不着任何辩论，将要进行的辩论无非是例行公事，反正被告有罪，明摆着有罪，铁案如山。我甚至认为，所有的女士尽管个个焦急地期盼着宣告赢得她们好感的被告无罪，但同时完全确信，他彻头彻尾有罪。非但如此，我觉得，被告有罪这一点倘若不是这样证据确凿，她们甚至会感到扫兴，因为这样到最后宣告案犯无罪时就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效果了。至于他将被宣告无罪——说来也奇怪，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女士几乎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深信不疑。“他是有罪的，但从人道精神出发将宣告他无罪，如今时兴这种新思想、新感情，”等等，等等。男士们最感兴趣的，则是检察官与名律师菲久科维奇的较量。他们人人都在纳闷，都在问自己：面对这场输定了的官司，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即便像菲久科维奇这样的奇才，又能有什么高招？因此他们都紧张地注视着他如何创造奇迹，一举一动都不忽略。

但是菲久科维奇直到最后发言之前，对于所有的人始终是个谜。有经验的人预感到他有一套设想，他已经胸有成竹，他前面有一个目标，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目标——想猜透几乎不可能。不过，他的自信之强是一望可知的。此外，大家满意地立刻注意到，他来到我市时间这样短，恐怕总共才三天工夫，却已对案情如此熟悉，“把它研究得如此透彻”，着实令人称奇。例如，后来人们津津乐道他如何把所有的控方证人及时“引入圈套”，并尽可能使之晕头转向，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道德名声蒙上阴影，从而自然而然地使他们的证词贬值。不过人们认为，他这样做无非是显显身手，也算是展示一下名律师的风采吧，表明作为辩护人的种种招数都没有被忽略。因为大家都确信，他不可能通过这类往证人脸上抹黑的手段取得什么实质性的大好处，对此想必他自己比谁都清楚，不过他自有主意，保留着暂时还掖掖藏藏的辩护武器，到时候会一下子亮出来的。而眼下，他既然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不妨先露一手聊以自娱。

例如，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原来的贴身仆人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曾提供“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这一条强有力的证词；在传讯格里果利的过程中轮到辩护人提问时，菲久科维奇就抓住他不放。应当指出，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出庭时，丝毫不因法庭的威严或旁听席上有那么多人而胆怯，而是神态从容，近乎庄重。他提供证词的语气充满信心，就像在没有旁人时和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说话一样，只是比较恭敬一些。想把他搞晕是不可能的。检察官先问了他很久有关卡拉马佐夫一家的种种细节。一幅家庭图景鲜明地呈现了出来。听得出，也看得出，这名证人至诚老实，也不偏心。尽管他极其尊重已故的老爷，他仍然认为，比方说，老爷对米嘉是不公平的，“没有尽到抚育孩子的责任。要不是我，他小时候会给虱子吃掉的，”他在追述米嘉的童年时说，“做父亲的也不应该亏待儿子，算计他母亲祖上传下的田产。”当检察官问他有什么根据认定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钱财问题上亏待了儿子时，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竟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使大家都感到惊讶；但他依旧坚持说，父亲在与儿子结算时“做了手脚”，做父亲的肯定“应该补给儿子好几千”。这里顺便提一下，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是否确实揩了儿子的油？——凡是检察官认为有可能了解此事的证人，包括阿辽沙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内，他后来都曾锲而不舍地向他们提过这个问题，但从任何一名证人那里都没有得到任何确凿的材料；人人都说有这么回事，但谁也拿不出比较明确的证据。当格里果利描述餐桌旁的那一幕时，讲到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闯进来殴打父亲，并扬言还要来杀死他——这段情节产生的阴暗印象便在法庭上弥漫开来，尤其因为老仆的叙述沉稳从容，没有多余的话，语言也有特色，效果直追雄辩。当时米嘉曾猛击格里果利的面部，把他打倒，老仆说他并不记恨，早已不放在心上。谈到死去的斯乜尔加科夫时，老仆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称他颇有些才干，然而脑袋瓜糊涂，又让病折腾得好苦，但最糟的是，他不信上帝，这是老爷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和二少爷把他教坏的。不过关于斯乜尔加科夫诚实可信这一点，老仆分外激动地加以证实，并当即讲了很久以前斯乜尔加科夫拾金不昧把钱还给老爷的故事，为此老爷“赏给他一个金币”，从此什么事情都信得过他。关于通花园的门开着一事，老仆还是一口咬定。不过，对他的讯问内容实在太多，我也记不全。

最后，轮到辩护人提问了。菲久科维奇首先从信封问起，“据说”里边藏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准备送给“某人”的三千卢布。

“您是老爷多年的贴身仆人——您是否亲眼见到过这个信封？”

格里果利回答说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听谁说起过这笔钱，“直到如今人人都说有这么回事为止”。凡是菲久科维奇认为有可能了解此事的证人，他也同样锲而不舍地向他们提这个有关信封的问题，恰如检察官反复提有关父亲侵吞儿子钱财的问题一样。同样，菲久科维奇从所有的证人那里只得到如出一辙的回答：谁也没有见到过信封，虽然许多人都听说过。辩护人在这一问题上紧追不舍的做法，大家从一开始便注意到了。

“从预审中可以知道，”菲久科维奇突然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天晚上临睡前，您用一种药汁擦您的腰，指望用这个土方治好您的腰痛病；现在，如果允许的话，我能不能向您提一个问题：那种药汁，或者说那种煎膏，里边都有哪些成分？”

格里果利木然望着提问的人，有一阵子默不作声，然后嘀咕了一句：

“里边放了鼠尾草。”

“光是鼠尾草？能不能记起来还放了什么？”

“车前子也放了。”

“或许有胡椒吧？”菲久科维奇问。

“也有胡椒。”

“还有其他等等。这些草药都浸在伏特加里？”

“浸在酒精里。”

大厅里掠过一阵吃吃的笑声。

“您瞧，还是浸在酒精里的。您擦了腰背以后，是不是把瓶里剩下的在只有您老伴一人知道内容的、虔诚的祈祷声中喝了下去，是不是这样？”

“是喝了下去。”

“喝了大概有多少？大概？一小杯？两小杯？”

“有一大杯光景。”

“甚至喝了一大杯。或许有一杯半吧？”

格里果利缄口不语。他似乎有点儿明白了。

“一杯半纯酒精——不是太棒了吗，您说呢？休说通花园的门，就连‘天堂之门洞开’也会看见的，难道不是吗？”

格里果利仍不开口。大厅里又掠过一阵笑声。审判长在座位上扭动了一下身躯。

“您能不能肯定，”菲久科维奇牢牢抓住不放，“在您看到通花园的门开着的那个时候，您没有睡着？”

“我站着。”

“这还不能证明您没有睡着，”大厅里一再响起笑声。“比方说，那时候假如有人问您什么事情——就算问您如今是什么年份吧，您是不是答得上来？”

“这我说不准。”

“那么，如今是什么年份？按我们的纪元，从基督诞生算起，如今是什么年份，您知道不？”

格里果利站在那里，眼睛盯着让他遭这份洋罪的人，完全不知所措。这好像很奇怪，然而他显然确实不知道今年是何年。

“或许，您一只手上有几个指头总该知道吧？”

“我是个下人，”格里果利忽然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大声说，“要是大人乐意拿我开心，我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

菲久科维奇一时好像有些语塞，但这时审判长干预了，他以规劝的口气提醒辩护人，这样提问不太恰当。菲久科维奇听了以后，不失尊严地鞠了一躬，说他的提问已经结束。

一个人喝下含大量酒精的草药治病，甚至有可能“看见天堂之门洞开”；此外，他连如今是耶诞纪元多少年也不知道。此人所提供的证词是否可靠？——这样一条小小的怀疑之虫当然可能留在陪审员和公众的心中；于是辩护人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在格里果利退下前还发生一段插曲。审判长问被告：对于以上的证词可有什么话要说？

“除了门以外，他说的全是实话，”米嘉大声道。“他曾经为我梳去虱子——我表示感谢；他原谅我打了他这件事——我表示感谢。这老头儿一辈子至诚老实，对父亲忠心耿耿，顶得上七百条哈巴狗。”

“被告，注意用词，”审判长严厉地指出。

“我不是哈巴狗，”格里果利嘀咕道。

“那么我是哈巴狗，我是！”米嘉喊叫起来。“既然这话伤害了他，那我自己认了，我向他道歉：我是野兽，一向对他很野蛮！我对伊索也很野蛮！”

“对哪个伊索？”审判长又厉声问。

“我指的是小丑……我父亲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

审判长一而再、再而三地严厉告诫米嘉，一定要他小心注意自己的用词。

在讯问证人拉基津时，辩护人同样干得十分巧妙。应当指出，拉基津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无疑是检察官非常看重的。事实表明，他可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跟什么人都有接触，什么事都看在眼里，与所有的人都交谈过，对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以及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底细了如指掌，知之甚详。诚然，关于装三千卢布的那个信封，他也只是听米嘉说的。然而，他详细讲述了米嘉在“京都酒店”纵酒滋事的“光荣史”，凡是能给这位英雄增光添彩的一言一行无不如数家珍，他还谈到“澡擦子”斯涅吉辽夫那件事。关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田产结算方面是否对米嘉有所亏欠这一点——连拉基津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只是用轻蔑的口吻不着边际地泛泛说几句：

“这本卡拉马佐夫混账能把任何人搅得晕头转向，试问：哪个算得清他们究竟谁亏欠了谁？哪个辨得明到底谁是谁非？”

他把正在审理的这桩惨案描绘成根深蒂固的农奴制余毒以及俄国缺乏适当体制而陷入混乱无序状态的产物。总之，他得到了发表一些见解的机会。这次讼事使拉基津先生得以第一次崭露头角，开始受人注意；检察官知道这名证人正在为杂志写一篇评论此案的文章，以后检察官还要在自己的发言中（读者将从下文中知道）引用该文的某些观点，可见他已经读过这篇文章。

证人描绘的图景阴森可怖，有力地增强了控方的地位。总的来说，拉基津的发言以其独树一帜的思想和天马行空的气势令公众倾倒。甚至可以听到两三下突然冒出来的掌声，那正好是在他谈到农奴制和俄国陷于混乱状态的几处。

但是，拉基津毕竟还年轻，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却立刻被辩护人出色地加以利用了。在回答有关格露莘卡的若干问题时，他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成功，以及刚才翱翔在九霄云外而飘飘然起来，竟以鄙夷的口吻使用“商人萨姆索诺夫宠养的姘妇”这样的语言来指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事后回想起来，若是能把这句话收回，要他付多大的代价都可以，因为恰恰在这一点上，菲久科维奇立即把他揪住。拉基津失算之处全在于，万万想不到菲久科维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居然把如此鲜为人知的细节都掌握了。

“前不久，”辩护人在轮到他提问时，面带蔼然可亲、甚至相当恭敬的微笑开始说，“我饶有兴味地读过一本由主教管区当局出版的小册子《已故长老佐西马神父生平》，里边充满了深刻的宗教思想，卷首还有虔诚地献给主教大人的精彩题词；请问，您就是写这本小册子的那位拉基津先生吧？”

“我不是为发表而写的……是后来给印了出来，”拉基津一下子慌了神，几乎感到羞耻地嗫嚅道。

“哦，这太好了！像您这样的思想家有可能、甚至应该选取极其广阔的视角来对待各种社会现象。在主教大人的关怀下，您这本极其有益的小册子流传很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希望向您了解的主要是这样的问题：您刚才称自己和斯维特洛娃女士熟得很，是不是？”

（笔者请读者注意：格露莘卡原来姓斯维特洛娃。我在那天庭审过程中才第一次听说。）

“我不能对我所有的熟人负责……。我是个年轻人……谁又能对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负责？”拉基津顿时满脸通红。

“我理解，我太理解了！”菲久科维奇仿佛自己感到不好意思似地急急忙忙为对方找台阶。“和别人一样，您也有兴趣结交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何况她乐于在自己家里接待本地青年中的精英，但是……我只想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斯维特洛娃大约两个月前，非常希望结识最年幼的一位卡拉马佐夫即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她许诺，只要您把小卡拉马佐夫带到她家，而且穿着他当时在修道院穿的修士服，那么，她就给您二十五卢布，只要您把他带到斯维特洛娃家中。据我们所知，恰恰在构成本案中心的那出惨剧发生的当天晚上，事情果然办到了。您把阿列克塞·卡拉马佐夫带到斯维特洛娃女士家中，并且——当场从斯维特洛娃那里得到那二十五卢布的酬金，我就想听听您有什么要说的？”

“这是开一个玩笑……。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对此感兴趣。我收下来也是开个玩笑……准备以后归还……”

“这就是说，钱您收下了。事实上您至今没有归还……还是已经还了？”

“这无关紧要……”拉基津支支吾吾地说，“我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当然要还的。”

审判长干预了，但辩护人宣布他向拉基津先生的提问已经结束。拉基津下场时不免蹭了些污渍。刚才他那气势如虹的发言留下的印象被破坏了，菲久科维奇目送他的表情似乎在向公众示意：

“瞧，提出指控的竟有这等品行高尚的人！”

我记得米嘉这方面也不是毫无反应。拉基津提到格露莘卡时使用的语言腔调大大激怒了米嘉，致使他突然从被告席上大声喊道：

“贝尔纳！”

对拉基津的整个讯问过程结束后，审判长问被告可有什么要说的，米嘉扯开嗓门吼道：

“我关在牢里，他还三天两头来向我借钱！这是个可鄙的贝尔纳和野心家，他不信上帝，他把主教给骗了！”

当然，米嘉因措辞过激再次受到申斥，但拉基津先生算是完了。斯涅吉辽夫上尉出庭作证也失败了。他浑身上下的衣服又破又脏，靴子上全是泥巴，尽管法庭事先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还专门作了检查，他还是醉得稀里糊涂。当被问到米嘉如何侮辱他的时候，他突然拒绝回答。

“让上帝宽恕他吧。伊柳沙不让说。将来上帝会补偿我的。”

“谁不让您说？您指的是什么人？”

“伊柳沙，我的儿子。当时他在大石头附近说：‘爸爸，爸爸，他太欺负你了！’如今孩子快死了……”

上尉骤然间呜呜咽咽哭了起来，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审判长面前。在公众的笑声中法警赶紧把他带了出去。检察官寄予希望的效果落了空。

辩护人则继续利用一切手段显示出他对案情洞悉幽微，从而越来越令人惊异。例如，客栈主人特里方·博里塞奇的证词本来给人十分强烈的印象，这对米嘉当然极为不利。他几乎是扳着手指头计算，在惨案发生前将近一个月，米嘉第一次到莫克罗耶时花的钱不可能少于三千，或者“只差那么一点点，光是在那些吉卜赛姑娘身上就扔了不知多少！对我们那些身上长满虱子的乡下人，他可不是像通常所说‘把半卢布的银币满街撒去’，他一出手至少每人二十五卢布的钞票一张，再少他可拿不出手。再说，人家偷他的钱不知多多少少！偷的人又不打收条，上哪儿去抓贼？谁让他把钱到处乱扔？我们那儿的老百姓跟强盗一个样，自己的灵魂能不能得救他们才不管呢。至于我们的乡下姑娘，你们猜捞了多少？打那时起她们一个个都发了，以前可穷得叮当响”。总之，他把所有的花销都记起来了，简直像打算盘似地把它们加在一起。这样算下来，所谓那一回只花掉一千五，余下的放在护身符袋里的说法，就显得匪夷所思了。

“我亲眼看见，三千卢布在他手里拿着是我亲眼得见，就像看见一戈比那样真切，难道我们还不识数？！”特里方·博里塞奇说得十分肯定，竭力想讨好“大人”。

但是轮到辩护人提问时，他几乎不尝试推翻店家的证词，而是出人意料地问起这么一件事来：米嘉被捕前一个月第一次在莫克罗耶狂欢时，车把式季莫菲和另一个乡民曾在过道里地上捡到米嘉喝醉后掉在那里的一百卢布，便把钱交给特里方·博里塞奇，店家为此给了他们每人一卢布。

“当时这一百卢布您还给卡拉马佐夫先生没有？”

特里方·博里塞奇尽管再三狡赖，但在传讯两名拾金者之前不得不承认，确实捡到过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只是他饶上一句：天地良心，当时他就把钱交还给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决无欺瞒，不过当时他喝得酩酊大醉，不一定记得起来有这么回事”。但由于在传讯两名拾金证人之前，他毕竟否认过捡到一百卢布这件事，那么他说把钱还给了酒醉的米嘉的证词自然被认为极其值得怀疑。所以，控方推出的最危险证人之一，又在被认为可疑和本人名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退了下去。

两个波兰人的遭遇也差不多。他们出庭时神态傲慢，有恃无恐。他们首先大声宣称，两人都曾“为皇上效命”，然后说“米嘉先生”曾企图用三千卢布收买他们的人格，当时他们目睹他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穆夏洛维奇往他的证词里塞进了许多波兰词语，发现这一招颇能拔高自己在审判长和检察官心目中的形象，胆子愈来愈大，干脆讲起波兰语来了。但菲久科维奇还是把他逮进了自己的网罟：无论再次被传讯的特里方·博里塞奇耍什么花招，还是得承认他的一副纸牌被符鲁布列夫斯基用自己的牌偷换了，而穆夏洛维奇坐庄亮牌时做了手脚。这一点在卡尔甘诺夫作证时得到了证实，因而两个波兰人可以说是出了丑，在公众的笑声中退场的。

其后几乎所有最危险的证人都落得这般下场。菲久科维奇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搞臭并且加以奚落后放走。看热闹的和吃法律饭的在欣赏的同时仍然纳闷：这一切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因为，我再说一遍：大家都觉得指控是无法驳倒的，其悲剧性也在不断增长。但是从这位“魔术大师”成竹在胸的样子人们也看得出，他并不着急，因此都在静观其变：“这样一位人物”不会平白无故从彼得堡赶来，他也不是那种甘心空手而归的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