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鉴定也帮不了被告多少忙。再说，事后表明菲久科维奇自己对之并不寄予厚望。这件事纯粹是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再三坚持下做的，她特地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名医。当然，辩方什么也损失不了，若此举得法，也许还能弄到一些好处。不过，事情的结果多少有些滑稽，原因在于医生们意见不一。鉴定人共有三位：远道而来的名医、本地的赫尔岑什图贝大夫以及年轻的瓦尔文斯基大夫。后两位还作为检察官传讯的证人到庭。

第一位以鉴定人身份接受讯问的是赫尔岑什图贝大夫。这是一位七旬老人，头发非白即秃，中等个儿，身体结实。在我们城里大家都很看重并尊敬他。他是一名尽心尽力的医生，也是一位虔信上帝的老好人，属赫伦胡特派或“摩拉维亚兄弟会”[“摩拉维亚兄弟会”是基督教在捷克的一个教派，1722年成立于德国东部萨克森的赫伦胡特，故又称“赫伦胡特派”。赫尔岑什图贝的姓氏表明，他有日耳曼血统，而捷克在独立前长期处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赫尔岑什图贝祖上可能来自该教派势力较大的地区。]——确切的名称，我也说不准。他在我市已居住很久，可谓德高望重。他心地善良，仁爱为本，经常免费为穷人和农民治病，亲自到他们的陋居或农舍中去，还留下买药的钱，然而他的犟劲也不下于一头骡子。一旦他头脑里形成某种主见，就甭想使他动摇。附带提一下，城里几乎谁都知道，那位远方的名医才来了两三天，便已经好几次对赫尔岑什图贝大夫的医道作出非常不敬的评价。

事情是这样的：尽管莫斯科名医的诊例每次至少二十五卢布，我们城里有些人还是对他远道而来这次机会十分欢迎，不惜重金请教高明。不用说，这些病人在这以前都由赫尔岑什图贝大夫治过，这位外地来的名医每到一处，就对原来的治疗方法提出极其尖刻的批评。到后来，名医一见病人干脆就问：“原先是谁把您瞎折腾来着？赫尔岑什图贝？嘿嘿！”这一切当然都传到赫尔岑什图贝耳朵里。

现在三位大夫都到庭逐一接受讯问。赫尔岑什图贝大夫直截了当地认为“被告的头脑不正常是显而易见的”。他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我在这里就略而不提了。然后他补充说，这种不正常不仅从被告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而且此时此刻也看得出来。当法庭请他解释此时此刻如何看得出来时，老医生本着忠厚老实的直性子指出，被告走进大厅时“神色异常，与周围环境不相契合，他像一个士兵迈步向前，两眼直视正前方；按说他应该朝左边女士们的座位方向看去才对，因为他特别喜爱女性，对于女士们会怎样说他肯定想得很多”，老医生用他颇有特色的语言结束自己的话。

应当补充说明一下，他在很多场合都说俄语，也乐意说俄语，但不知怎的，他的每一句话总像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不过这丝毫没有令他气馁，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使用的俄语堪称典范，“甚至比俄国人说得更棒”，这习惯已积重难返；他还非常喜欢引用俄罗斯谚语，每次都称俄罗斯谚语是世界上最精彩、表现力最丰富的谚语。我还要指出，不知是不是心不在焉，他在交谈中常常忘记一些极普通的词语，这些他明明知道的词语会莫名其妙地突然从他的记忆中跳出去。他说德语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情形，那时他总是把一只手在自己面前摆动，仿佛想捕捉那个丢失的词语，而在重新找回来之前，任何人都休想迫使他继续已经开始的谈话。他说被告进来时本应把目光投向女士们这句话，在旁听席上引起了一阵觉得挺有趣的窃窃私议。我市的女士十分喜欢我们这位老医生，她们也知道，这个终身未娶的虔诚单身汉向来把女人看作崇高和理想的生命体。因此大家都觉得他这句话实在太离奇，简直不可思议。

莫斯科名医在轮到自己接受讯问时，以激烈的语气坚决重申，他认为被告的精神状态不正常，而且“极不正常”。他以详尽的材料和渊博的知识阐释“迷乱”和“躁狂”，从收集到的种种材料得出结论，被告在被捕前数日即已处在不容置疑的精神迷乱状态，如果说他犯下罪行，那么他虽然意识到这是犯罪，却几乎身不由己，因为一旦为病态的冲动所控制，他完全没有力量进行抵抗。

但除了精神迷乱，这位名医还认为被告有躁狂症，用他的话说，这预示着被告将直接走向彻底的疯狂。（笔者按：名医阐释他的见解时，使用的是学术性很强的专业语言，笔者是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转述的。）“他的一切行动都违反常识和逻辑，”他继续指出。“且不说我所没有看到的即罪行本身以及整个这桩惨案，但就在前天与我谈话时，他的眼神也是莫名其妙地呆滞。在根本不该笑的时候，他会突然笑起来。经常发无名之火，说驴唇不对马嘴的怪话，如贝尔纳、伦理，等等。”但莫斯科名医认为，这种躁狂突出地表现为：被告认为别人用欺骗手段侵吞了他三千卢布，所以只要一提起这笔钱，总是恼怒异常，而谈及和回忆起他遭到的其他一切挫折和亏待时，却相当想得开。后来了解到，他过去也是这样，每次提及那三千卢布，就会暴跳如雷，而人们都说他不是一个私心很重或贪财吝啬的人。

“至于我的那位饱学的同行认为，”莫斯科名医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用讽刺的口吻作了些补充，“被告走进大厅时应当朝女士们那边瞧，而不是直视自己的正前方，我只想说，这样的结论除了引人发笑外，还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我虽然完全同意被告走进将决定他命运的法庭大厅时不该这样用呆滞的眼神直视自己的前方，这在目前这一时刻，的确可能被看作他精神失常的迹象，但我同时认为，他也不应该向左朝女士们那边瞧，恰恰相反，应该向右用目光去寻找他的辩护人，这正是他的全部希望所在，他的命运现在完全系于辩护能否成功。”莫斯科名医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得明确而且坚决。

但是，最后接受讯问的瓦尔文斯基医生得出了意想不到的结论，从而使前面两位博学的鉴定人的分歧显得格外滑稽。在他看来，被告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完全正常，虽然被捕前他想必处在神经紧张和精神亢奋的状态，但这可能是由多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所引起：妒忌、愤怒、不断酗酒，等等。但这种神经质的状态决不可能包含刚才谈到的“迷乱”。至于被告走进大厅时应该向左看还是向右看，照他“仅供参考的意见”，被告走进法庭时恰恰应当直视自己的正前方，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因为他正前方坐着审判长等三位法官，他们现在将左右他的整个命运，“所以，他看着自己正前方这一点，恰恰证明此刻他的头脑完全正常”，年轻的医生多少有些激昂地结束了自己“仅供参考的”证词。

“太棒了，医生！”米嘉从被告席上喊道。“正是这样！”

米嘉大声喧哗当然又被制止，但年轻医生的意见对法官和公众却产生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因为事后表明，大家都同意他的见解。不过，赫尔岑什图贝大夫在作为证人接受讯问时，完全出人意料地为米嘉说了话。作为很久以前便认识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本城“老土地”，他提供了一些控方认为颇有价值的证词；接着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忽然把话锋一转：

“不过，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的命运本来可以好得多，跟现在无法相比，因为他在童年时代以及后来心地都很好，这一点我知道。但俄国有句谚语：‘如果某人有一个聪明的头脑，这很好；但如果又有一个聪明人来做客，那就更好，因为那时就有两个聪明的头脑，而不是只有一个……’”

“一人聪明，两人更好，”检察官不耐烦地提示道，他素知老医生说话惯于慢慢腾腾，拖拖沓沓，不在乎别人着急，相反，还十分看重他那份并不高明却总是自得其乐的日耳曼式幽默感，老医生挺喜欢说俏皮话。

“哦，是的，我说的也是这个，”他固执地附和道，“一人聪明，两人好得多。但是没有另一个聪明人去帮他，于是他把自己的聪明也放出去……。该怎么说来着，他把自己的聪明放出去干什么了？……这个词儿——他把自己的聪明放出去干什么，我忘了，”他说着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眼前转个不停，“啊，对了，放出去spazieren[德语，游荡、闲逛、玩儿。]了。”

“玩儿？”

“对，玩儿，我说的也是这个。于是他的聪明智慧便在外面游荡、闲逛，结果走到那么深的深渊里，把自己走丢了。事实上，他曾是一个知恩图报和感情丰富的少年，哦，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才这么点儿大，给父亲撂在后院里跑来跑去，脚上没有靴子，小裤子光靠一个扣子吊着……”

这位忠厚长者的语声中忽然出现一种动情的音调。菲久科维奇竟打了个颤，仿佛预感到什么似的马上抓住不放。

“是啊，那时我自己也还年轻……。我……唔，那时我四十五岁，我刚来到此地。那时我觉得这孩子怪可怜的，我问自己：我何不给他买一斤……。一斤什么来着？我忘了这东西叫什么……一斤孩子很爱吃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老医生又开始摆动双手，“那种长在树上的，采收后送给大家的……”

“苹果？”

“哦，不——不——不！一斤，一斤，苹果十个一卖，不论斤……不，那东西多得很，很小很小的，放到嘴里一嗑，喀吧！……”

“榛子？”

“对，榛子，我说的也是这个，”老医生满不在乎地接过话茬，好像压根儿没有半天找不到词儿这回事，“我就给他带去一斤榛子，因为还从来没有人给这孩子带去一斤榛子，我竖起一个手指头，对他说：‘小孩儿！Gott der Vater，’他笑了起来，跟着我说：‘Gott der Vater.[德语，圣父。]’我说：‘Gott der Sohn，’他又笑了，学着说：‘Gott der Sohn.[德语，圣子。]’我说：‘Gott der heilige Geist，’他又笑起来，尽可能照着样儿说：‘Gott der heilige Geist.[德语，圣灵。]’我就走了。第三天我打他那儿经过，他主动叫我：‘伯伯，Gott der Vater，Gott der Sohn，’只是忘了Gott der heilige Geist，我帮他想了起来，我再次觉得他怪可怜的。后来他给送到别处去了，我就不再看到他。过了二十三年，一天早上我坐在自己书房里，已是满头白发，忽然走进来一位容光焕发的年轻人，我怎么也认不出是谁，但他举起一个手指头笑着说：‘Gott der Vater，Gott der Sohn und Gott der heilige Geist！我刚到此地，特地来为一斤榛子向您道谢，因为那时候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一斤榛子，只有您为我买过一斤榛子。’于是我想起自己年轻时多么幸福，也想起了脚上没有靴子、满院跑的可怜小男孩，我的心整个儿翻了过来，我说：‘你是个知恩图报的年轻人，因为你始终记着你小时候我带给你的那一斤榛子。’我和他拥抱，为他祝福。当时我哭了。他笑了，但他也哭……因为俄国人常常在该哭的时候笑。当时他哭了，我看见的。可现在，唉！……”

“现在我也在哭，德国人，现在我也在哭，你是个好人！”米嘉忽然从被告席上大声叫喊。

不管怎样，这个小故事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比较有利的印象。但造成对米嘉有利的效果，主要应归功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证词，下面我就要谈及。总的说来，当开始传讯辩方证人时，命运似乎一下子向米嘉咧嘴笑了，而且连辩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点是最引人注意的。但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之前，阿辽沙先接受讯问，他猛想起一件事实，表面上看来这件事像是有力的证据，足以驳倒控方提出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