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开始他的公诉演说时，全身出现神经质的颤栗，前额和两侧太阳穴上直冒冷汗，只觉得一阵恶寒一阵燥热。这是事后他自己说的。他把这篇发言视为自己的杰作，视为平生得意之作，视为他的天鹅之歌。果然，九个月以后他由于肺痨迅速恶化而去世，因此他确实有资格以天鹅自喻，因为天鹅预感到自己即将死去，会唱出它最后的一支歌。他在这篇发言中倾注了他的整个心灵和全部智慧，结果意外地发现，自己身上还蕴藏着社会责任感和对若干“老大难”问题的关注——至少在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瘦弱的体内所能容纳的程度上是这样。他这篇发言的取胜之道主要在于真诚：他真诚地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他并非根据先入之见，并非因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归而指控被告；他吁请制裁确实出于“拯救社会”的崇高激情。我城的女士们说到底对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一向很反感，然而连她们也承认，这一回得到的印象不同凡响。

刚开始时检察官是用一条荒腔走调的破嗓子说话，但后来他的声音很快就趋于坚实，开始在整个大厅内回荡，如此直到发言完毕。但他刚一结束发言，就差点儿昏倒。

“诸位陪审员先生，”公诉人开始说，“本案轰动了全俄国。然而不禁要问：究竟有什么值得如此惊讶，究竟有什么特别骇人听闻的地方？尤其对我们而言！我们这些人对于这一切不是已经见惯不怪了吗？可怕就可怕在，这类阴森可怖的事情对于我们已不再是恐怖的了！这才是可怕的事情，骇人听闻的是我们的见惯不怪，而不是这一名或那一名个人的个别罪行！这类案件，这些时代特征向我们预示着未来不容乐观，而我们的态度却如此冷漠，不痛不痒，原因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玩世不恭？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还如此年轻却未老先衰的社会里，智慧和想象力过早地枯竭了？是不是我们的道德准则已在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说到底，或许我们的社会里甚至已经不存在这些道德准则？我解答不了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令人苦恼，每一个公民不仅应该、而且有责任为之感到痛苦。我们的新闻界刚刚起步，还不够大胆，却已经为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报纸不断在自己的版面上向所有的人，而不是单单向本朝代实行的新式公开法庭的旁听者报道那些无法无天和道德沦丧的案例，——没有新闻界的报道，我们对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永远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读到的是些什么新闻呢？哦，与那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罪行相比，甚至本案也会黯然失色，显得稀松平常。但最重要的是，许多具有我们俄罗斯民族特征的刑事案件，恰恰说明一个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和某种公害共处远非一日，已经很难与之斗争。

“有一篇报道说，一名上流社会出身的青年军官，自己的生活还刚刚开始，正在锦绣前程的起点上，竟用卑鄙的暗害手段丧心病狂地谋杀一名曾经有恩于他的小官吏及其女仆，然后窃取自己立下的一份借据，同时盗走死者的其余钱财。他认为：‘这些钱对于我出入社交界享受人生，对于谋取我的前程会用得着的。’他杀了主仆二人，离去前还在两具尸体脑后垫了枕头。

“另一名胸前挂满勇敢十字奖章的青年英雄，像拦路抢劫的强盗杀害自己的上司兼恩人的母亲，他在煽动同伙时曾说：‘她爱我像亲生儿子一样，所以一定会对我言听计从，毫无戒备。’

“就算这是个恶魔，但如今，在我们的时代，我不敢说这只是绝无仅有的恶魔。另一种人可能不开杀戒，但也会有和他一样的想法和感觉，骨子里和他一样丧天良、没心肝。独处僻静中，这种人也许会扪心自问：‘良心算什么？怕流血难道不是一种偏见？’

“可能有人喝我的倒彩，说我有病，歇斯底里，认为我这是血口喷人，白日梦呓，危言耸听。他们尽可以如此说，——天哪！倘若事实果真如他们所说，我第一个高兴万分！哦，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可以认为我有病，但还是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如果我的话有百分之十，哪怕只有百分之五是真实的，就够可怕的了！请看，诸位，请看我们的年轻人是怎样开枪自杀的！他们决不会向自己提哈姆雷特的问题：‘身后又将如何？’这些问题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仿佛有关我们的灵魂、有关死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这一节，在他们头脑里那本书中早已被删去，被埋葬并且用沙子覆盖起来。

“再请看看我们淫邪的世风，请看看我们那些好色之徒。比起他们中某些人来，本案的被害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简直像个天真无邪的小孩。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

“是的，将来也许会有领导潮流的智者哲人，包括本国的和欧洲的，来研究俄国人的犯罪心理学，因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这项研究将在以后的余暇中进行，那时当前我们这种可悲的一团糟状态将退到不那么突出的地位，那时可以比我这样的人所能做的更聪明、更客观地来看待这种状态。而眼下，我们要么大惊失色，要么故作大惊失色状，其实却像那些追求刺激的猎奇者在津津有味地观赏好戏，只想借此打发因玩世不恭而闲得无聊的时光；或者像小孩子那样双手乱摆赶开眼前可怕的鬼怪，把脑袋埋在枕头里等恐怖的幻象隐去，然后马上在嬉闹玩耍中把它忘掉。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也该清醒和深思熟虑地开始我们的生活了，我们也该把自己看成社会了，我们也该对我们的社会事务有所认识或者至少开始有所认识了。

“过去一个时代的一位大作家，在他最伟大的一部作品的结尾处，把整个俄国比作一辆骠肥马壮的俄罗斯三套车向着未知的目标飞奔，他慨叹道：‘啊，三套车，飞鸟一般的三套车，是谁发明了你？！’——他还满怀豪情地说，在这辆飞驰狂奔的三套车前面，各国人民都将恭敬地闪开让道。诸位，就让他们闪过一旁，恭敬也罢，不恭敬也罢，但依我愚见，这位天才的语言大师以此作为结束语，要么是天真幼稚的遐想联翩，要么只是害怕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若是把他这本书中的人物梭巴开维奇、诺兹德辽夫、乞乞科夫之流套上那辆车的话，那么无论请哪一位车把式来执鞭，也甭指望这样的马能把车拉到什么好地方！而我说的那些人物还是以前的马，跟今天的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如今的马种更纯……”

在这里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的发言被掌声所打断。有人欣赏俄罗斯三套车这一比喻的自由主义色彩。诚然，掌声非常寥落，才两三下，因而审判长甚至无需向旁听席上发出“清庭”的威吓，只是朝鼓掌者那边瞪了严厉的一眼。但是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却受到了鼓舞：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向他鼓掌！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宏论，不料今天终于有机会向全俄国畅所欲言！

“是啊，”他继续说，“这个一下子在整个俄国可悲地出了名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能我言过其实，但我觉得从这个家庭可以看到，当代我国受过教育的阶层共有的某些基本特征——哦，当然不是全貌，只是显微镜下的图像，所谓‘从一滴水看太阳’罢了，但毕竟有所反映，毕竟有所折射。

“就拿这位胡作非为、放荡不羁的‘一家之长’来说吧。这个不幸的、如此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老头儿是个世袭贵族，最初却只是作为一个穷亲戚奔走于豪门充当食客，通过一门意想不到的亲事得到一笔不大的资本——妻子的陪嫁；起先他只是小打小闹耍一些骗术，在富豪面前扮个小丑拍拍马屁，应该说，他的智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只是发育不全；他的行当主要是放高利贷。几年后，随着财产的增长，他的胆儿也越来越大。当年那名低声下气、谄媚奉承的食客不见了，余下的只是一个嘲弄人生、心术不正、玩世不恭的酒色之徒。精神生活荡然无存，可是吃喝玩乐的欲望却异常强烈。结果除了追求享乐以外，他看不到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他便是这样教自己的孩子的。在精神教育方面，他没有尽到一点点做父亲的责任。他对这种责任嗤之以鼻，他抚育孩子的方式便是长期把这些幼童撂在后院不管，巴不得有人把他们带走。他甚至完全把他们忘了。老头儿的全部道德准则可以归结为一句话——après moi le déluge[法语，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泛滥。通常认为，这句话最早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说的。有些回忆录提到，此话出自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之口。1757年，路易十五因法军在七年战争中失利而闷闷不乐，庞巴杜夫人曾对他说：“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泛滥。”]。他的所作所为无不与公民应尽的责任背道而驰，他对社会持彻头彻尾不搭界乃至敌对的态度。‘管它整个世界化成一片火海，只要我一个人活得自在。’他确实活得潇洒，十分自在，一心还想这样活它二三十年。他算计自己的儿子，不肯把母亲的遗产交给他，还想用从儿子那里揩油来的钱夺走儿子的情人。不，我不想把为被告辩护的权利拱手让给来自彼得堡的那位才华出众的辩护人。我自己也要说实话，我自己也能理解他在儿子心中积下的怨愤有多深。

“够了，关于这个不幸的老头儿就说到这里，他已得到报应。但我们不可忘记这是个做父亲的，而且是一个现代父亲。我要说，他只是当今社会许许多多做父亲的中间的一个，不知这话会不会得罪社会？可叹的是，许许多多现代父亲只是没有表现得像这一个那样肆无忌惮罢了，因为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文化程度更高，而实质上——有着几乎跟他一样的人生哲学。就算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就算如此。我们曾有言在先，你们会原谅我的。让我们先说定：我姑妄言之，你们姑妄听之，不必相信我的话。但是让我把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的话有一些你们还是不会忘记的。

“好，现在来看看身为这一家之长的老头儿的孩子吧。其中的老大就在我们面前的被告席上，他放到后面再说；我先约略谈一下另外两个。在这另外两个中间，老二是一位现代青年，有着十分耀眼的学历和相当出众的智慧，然而已经没有任何信仰，对生活中很多甚至太多的东西一概排斥，彻底否定，与他的父亲如出一辙。我们经常听到他的议论，他在本地社交界是个受欢迎的人物。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甚至相反，恰恰相反，所以我也斗胆在此比较坦率地谈谈对他的看法，当然不是对他个人，而是把他作为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成员之一来谈。昨天在本市边缘有个患病的白痴斯乜尔加科夫自杀了，他与本案有重大牵连，他原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仆人，或许还是他的非婚生儿子。在预审中，这个斯乜尔加科夫曾流着歇斯底里的眼泪向我诉说，年轻的卡拉马佐夫即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肆无忌惮的思想把他吓坏了。‘在他看来，世上任何事情无所不可，今后什么都不应该禁止，——他一直就是这样教我的。’看来，这个白痴正是被向他灌输的这种论点搅得彻底发了疯，当然，羊痫风和他们家爆发的这出恐怖惨剧对他的精神崩溃也有影响。但这个白痴却吐出一句极有意思的话，即使出自比他聪明许多的观察家之口，也称得上精辟中肯，正因为如此，我才提到此事。他告诉我：‘要说三个儿子中哪一个性格比较像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就得数他——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我就用这句话作为这段性格概述的结束语，再说下去，便不知趣了。

“哦，我不想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不愿像只乌鸦尽报不祥之兆，预言这年轻人的命运凶多吉少。今天我们在这个大厅里看到，真理的力量依然活在他年轻的心中，血缘亲情在他身上还没有因丧失信仰和道德颓废而泯灭，后两者主要是家族遗传，并非真正历经思想磨难的结果。

“下面谈谈老三，——哦，这还是个少年，他虔诚、温顺，与老二阴暗、腐朽的世界观截然相反，他在谋求靠拢‘民粹精神’或者靠拢我国思想理论界用这一玄奥的名称所概括的一切。你们也知道，他曾经靠拢修道院，自己差点儿削发为僧。我认为，他身上不自觉而又那么早就表现出一种柔弱的绝望，如今在我们可怜的社会上处于这种心态的大有人在，他们对玩世不恭和腐化堕落感到害怕，错误地把一切恶疾归咎于欧风东渐，于是纷纷扑向如他们所说的‘老娘土’，像被鬼魅魔影吓坏了的孩子投入祖国大地母亲的怀抱，依偎在衰竭的母亲干瘪的怀里，渴望睡个安稳觉，哪怕从此一睡不醒也行，但求不要看到令他们发怵的恐怖景象。

“就我这方面而言，我祝愿这位心地善良、天资聪颖的少年一切顺利，希望他的少年理想以及对民粹精神的追求，将来不致像屡见不鲜的那样误入歧途，希望他在道德上不致走向蒙昧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上不致陷入冥顽的沙文主义——这两种倾向对国家的危害甚至可能超过由于曲解和白捡了欧洲文明引起的过早颓败，后者正是老二犯的毛病。”

提到沙文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那几句又赢得两三下掌声。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无疑离题了。这些话跟本案并没有多大关系，何况听起来相当晦涩，然而这位满腔怨毒的结核病人实在太想倾吐胸中块垒，哪怕此生就这一回。过后我城有人认为，检察官对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作这样的性格概述动机不纯，因为伊万曾有一两次在争论中使检察官难堪，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现在想公报私仇。但我对于能否下这样的断语没有把握。不管怎样，以上所述只是一段引论，接下去他的发言与案情的关系比较直接和密切了。

“下面要谈这位一家之长三个儿子中的老大，”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他在被告席上，他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生活和他的所作所为：时机一到，一切都暴露了。与他两个弟弟的‘全盘欧化’和‘民粹精神’不同，他似乎体现着不加藻饰的俄罗斯——哦，不是整个俄罗斯，不是，否则那还得了！然而，我们的俄罗斯妈妈从他身上还是呼之欲出，我们如嗅其味，如闻其声。哦，他是不加藻饰的，把善与恶不可思议地糅合在一起，既爱文明和席勒，同时又在酒店里寻衅滋事，把酒友的胡子给揪下来。哦，他也有让人感到舒心怡悦的时候，那仅仅在他自己觉得舒心怡悦的时候。他甚至会被无比崇高的理想在心中激起惊涛骇浪——确实堪称惊涛骇浪——只是有一个条件，这样的理想唾手可得，会从天空中掉到他桌上，尤其重要的是不付任何代价，必须是白送的。他十分不喜欢付出，他又十分喜欢获取，在哪方面都是这样。哦，他需要稀奇古怪的享受（必须是稀奇古怪的，稍次的他可不能将就），任何事情上都容不得别人阻碍他恣意胡为，那时他将证明，他也能让人感到舒心怡悦。他不贪婪，一点也不，可是必须给他钱，很多很多的钱，多多益善，那时你们便会看到他有多么大方，看到他怎样挥金如土，能在一夜之间胡天胡帝纵情狂欢花掉多少钱！要是不给他钱，他就让你们瞧瞧：当他迫切需要钱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把钱弄到手。这事回头再说，我们不要把次序打乱。

“最初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无人照看的可怜的男孩，‘被撂在后院，脚上没有靴子’——这是刚才本城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市民说的，惜乎他来自外国！我再次重申——我决不把为被告辩护的权利让给任何人！我是公诉人，我也是辩护人。是的，我们都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能掂量童年故居留下的最初印象会给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后来小男孩变成小伙子，已经是一名青年军官，由于一些粗野的行为，由于向人提出决斗的挑战而被调往我们地大物博的俄国一座边远城市。他在那里服役时，照旧胡天胡帝，当然喽——手面大，花销也大。他需要钱，首先要的是钱，于是，经过长时间的争执，他和父亲决定以最后的六千卢布了事，钱给他寄了去。请注意，他出具了笔据，他的这封信还在，信中他几乎放弃了其余的一切，收下这六千卢布，也就结束了与父亲的遗产纠纷。

“就在那时，他遇见了一位性情高傲、颇有教养的小姐。哦，我不敢重复细节，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其中涉及名节，涉及自我牺牲，我就不说了。一个轻率、放荡的年轻人面对真正高尚的行为，面对崇高的思想倒也肃然起敬，这一形象闪现在我们眼前时曾赢得极大的好感。可是后来，也是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形象完全出人意料地转过身来，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反面。在这里我再次表示不敢妄加揣测，也不想分析为什么会这样。然而，为什么会这样——总是有原因的。这同一位小姐流着长期隐忍的眼泪愤怒地向我们诉说，不是别人，正是被告因为她这一不够慎重、也可能是无法克制的冲动而瞧不起她，但这毕竟是崇高的冲动，毕竟是慷慨的冲动。被告作为这位小姐的未婚夫，最先现出含有嘲弄意味的冷笑，而她唯独不能忍受的也恰恰是此人的嘲笑。她知道被告已经变心（被告确信，往后被告的所作所为她都得忍受，甚至包括对她的背叛）；在明知这一点的情况下，她故意向被告提供三千卢布，同时再清楚不过地让被告明白，她向被告提供的正是实现对她的背叛所需的钱。她用审视和探究的目光向被告发出无声的诘问：‘怎么样，你收下还是不收？你究竟是不是已无耻到这种程度？’被告瞧着她，完全明白她的意思（被告本人不是在这里当着你们的面承认他完全明白吗？），脸不红心不跳地把这三千卢布占为己有，并在两天之内和自己的新欢一起把这笔钱挥霍一空！

“我们该相信什么？相信第一个故事——出于高尚情操的冲动，拿出自己赖以为生的最后一点钱，向一位小姐的美德表示敬意？还是相信它的反面，如此令人作呕的反面？生活中通常是这样的：遇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折中便是不偏不倚；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行不通。实际上很可能是这样：他第一次表现的是货真价实的高尚；第二次表现的则是同样货真价实的卑鄙。为什么？因为他具有大起大落的卡拉马佐夫性格——这正是我所要讲的核心问题——这种性格能兼容千奇百怪的相反极端，能同时看到最高处和最深处，既看到直上云端的崇高理想，也看到极端堕落的万丈深渊。请回忆一下对卡拉马佐夫全家从近处作过深刻观察的一位年轻评论家拉基津先生刚才说出的精辟见解：‘这些放荡不羁、肆无忌惮的主儿需要下流堕落的感觉，同样也需要高尚脱俗的感觉，’——这话很有道理，他们经常不断地需要的正是这种反常的混合物。两种极端同时需要，诸位，否则他就不满足、不乐意，否则他的存在就是不完整的。这等人的性格博大宽广，犹如我们的俄罗斯母亲，他们什么都能包容，跟什么都能共处！

“顺便说一下，诸位陪审员先生，刚才提到了那三千卢布的事，请允许我把后话稍稍挪前一点。请诸位想象一下，当时此人得到了那笔钱，而且是以这种方式，如此含垢忍辱、蒙受最最难堪的羞辱得到的——请诸位想象一下，据他自己说，他当天就把其中的一半缝在小香袋里，在其后的整整一个月内，他不顾种种诱惑和极其迫切的需要，居然坚持让那一千五百卢布一直挂在自己脖子上！无论在酒店里狂饮买醉，还是驱车到城外天知道从什么人那里去弄他亟须凑齐的钱，以便带着他的情人远走他乡，摆脱他的情敌即自己的父亲的利诱，——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敢碰那个小香袋。按说，单是为了不让他的情人受他如此妒忌的老子的利诱，他也该拆开小香袋，寸步不离地守在情人家中，专等她开金口说一句：‘我是你的！’然后和她一起远走高飞，摆脱当时那种危机四伏的处境。

“然而，不，他居然不去碰他的护身符！那么他是用什么理由来解释的呢？第一个理由，我们已经说过，是这样的。一旦被告的情人对他说：‘我是你的，随你把我带到哪儿去都行，’——那时他有这笔钱，就走得成。但这第一个理由，据被告本人说，较之第二个理由次要多了。他说：‘只要我身上带着这笔钱，我可以是混蛋，但不是贼，因为我随时可以去见被我伤害的未婚妻，把我骗为己有的那笔钱的一半放在她面前，我随时可以对她说：瞧，我把你的钱花掉了一半，这说明我是个意志薄弱和不道德的人，说我是混蛋也可以（我用的是被告本人的语言），但尽管我是混蛋，我不是贼，因为如果我是贼，就不会把剩下的一半钱带来还给你，而会像另外一半那样据为己有。’

“如此解释实在令人惊讶！这个极端疯狂、但是意志薄弱的人挡不住诱惑，宁可忍受这般耻辱收下三千卢布，——而这同一个人竟然一下子变得如此坚忍不拔，脖子上带着一千五百卢布连碰也不敢碰！这与我们分析的此人的性格怎么合得起来？

“不，怎么也合不起来。如果他确实把一千五百卢布缝在小香袋里，那么请允许我告诉你们，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干。

“只要面对第一次诱惑——比方说，为了取悦于已经和他一起花掉那笔钱另外一半的新欢，他就会拆开那只小香袋，从中取出——就算第一次只取出一百卢布吧，因为又何必非还一半不可呢？还一千四不是照样可以说吗：‘我是混蛋，可不是贼，因为我毕竟把一千四百卢布送了回来，要是贼就全拿走，一个子儿也不还。’以后又过些时候，再把小香袋拆开，再取出第二张一百卢布的钞票；然后是第三张；然后是第四张；这样一个月还没到头就取出了最后第二张一百卢布的钞票，那时他可以认为：‘我是混蛋，可不是贼。我花了两千九百，可终究还了一百，要是贼连这一百也不还。’等到最后第二张也花掉后，他会瞅瞅最后的一张，对自己说：‘其实为了还一百卢布去走一趟还真划不来——把这一百也喝光花光拉倒！’

“我们所了解的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就会这样干！小香袋的神话与实际情况根本对不上号，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什么矛盾比这更难调和。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都可以，就是不能作这样的推测。以后我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通过法庭调查，有关卡拉马佐夫父子在财产问题上的争执以及有关家庭关系所了解到的情况，经一一排列整理，检察官一次又一次得出结论：根据现有材料，在这个遗产分割问题上，没有任何可能确定谁揩了谁的油，谁吞了谁的钱；然后，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就这三千卢布像一个固定观念钻进米嘉的头脑出不来一事谈到了医学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