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专家的鉴定力图向我们证明，被告脑子不正常并且患有躁狂症。我坚持认为，他头脑正常，但这却是最糟的：如果他不正常，他的行为也许会聪明得多。至于说他患有躁狂症，我也可以同意，但仅仅在一点上——那就是鉴定所指出的，被告始终认为三千卢布是父亲少付给他的这一点上。不过，也许可以找到比说他有疯狂倾向简单得多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一提到这笔钱，被告总是暴跳如雷。

“就我这方面而言，我完全同意瓦尔文斯基医生的意见，这位年轻的医生认为，被告的智能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正常，他只是被激怒、被惹恼了。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被告经常性的狂怒并非由三千卢布这笔钱所引起，而是另有原因把他激怒。这个原因乃是——妒忌！”

于是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不厌其详地展开一幅被告疯狂追求格露莘卡的全景。他从被告第一次去找“那个年轻女子”时说起：

“用被告自己的话说，是要去‘揍她一顿’，”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解释道，“但结果非但没揍成，反而拜倒在她脚下——这段恋情便由此开始。也就在那个时候，被告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也看上了那个女子——这是惊人而又致命的巧合。两颗心在同时一下子燃烧起来，尽管父子俩以前都知道、也见过那个女子，——而且两颗心中燃起的都是完全不可遏制的、典型的卡拉马佐夫式情欲。这里我们有她本人的自供，她说：‘我把这父子俩都当猴耍。’是的，她突然想要把这父子俩当猴耍；过去她并无此意，可后来竟忽发奇想，——结果父子俩都被征服，趴倒在她脚下。素来把金钱当上帝膜拜的老子居然立刻准备好三千卢布，只要那女的上他家去一次。但很快他被迷得晕头转向，竟然情愿把自己的姓氏和全部财产放到那女的脚下，还认为这是一种幸福，只要女的同意成为她的合法妻子。有关此事我们掌握着可靠的证据。

“至于对被告来说，他的悲剧是显而易见的，现正摆在我们面前。但年轻女子是在‘耍’他。这位迷人的女魔术师甚至没有给过不幸的年轻人一点希望，被告直至最后一刻才真正得到希望，那时被告跪在害得他落到这般地步的偶像面前，向她伸出已经杀了他那情敌父亲的一双手——他正是在那种状态下被捕的。直到他被捕之时，那个女人才真诚忏悔，自己大声叫道：‘你们把我和他一起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吧，是我把他逼到了这个分儿上，都是我的罪过，我是罪魁祸首！’

“一位颇有才华的年轻人，也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拉基津先生，在描述本案时用概括力很强的寥寥数语勾勒了这名女主人公的性格：‘早年遇人不淑，她最初的情人对她始乱之终弃之，其后该女穷愁潦倒，复遭清白家庭诅咒，总算有一富翁予以眷顾，至今她仍不忘旧恩。她那年轻的心中也许颇有些善根，却过早地积藏了怨愤，形成她工于心计、热中敛财的性格，对社会持冷嘲热讽、睚眦必报的态度。’通过这段性格概述可以理解，她把卡拉马佐夫父子当猴耍，纯粹是为了出出这口恶气。

“在这一个月内，被告的痴恋成功无望，自己一再道德败坏，对未婚妻背信弃义，把别人托他邮汇的钱据为己有，——除此以外，他还被不断发作的醋劲折磨到了近乎精神错乱的癫狂状态。吃谁的醋？吃自己老子的醋！偏偏那个做父亲的色迷心窍，他向自己馋涎欲滴的目标投放的诱饵，正是他儿子认为被父亲骗去的三千卢布，原属他母亲遗产的一部分，本应归他所有，为此一直指责老子心黑。

“是的，我同意这种痛苦是难以忍受的！这种局面确实有可能导致躁狂。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恰恰是这样一笔钱如此恬不知耻地正被用于使他心碎的目的，太让人恶心了！”

接下去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分析被告脑海中如何逐步萌生杀父的念头。公诉人通过一系列事实，画出这一构想形成的轨迹。

“最初他只是在酒店里嚷嚷——足足嚷了一个月，哦，他喜欢在人多的地方打发日子，有什么想法马上就说给这些人听，哪怕是最可怕、最危险的想法也不藏在心里。他喜欢和人们倾心交谈，而且不知为什么总是当场、立刻就要求他们完全附和他，体谅他，同情他，而不能逆他的心思。否则他发起脾气来会把整个酒店砸个稀巴烂。（这里插入了有关斯涅吉辽夫上尉的一段故事。）这一个月内见到和听到过被告撒酒疯的人终于感到事情不妙，认为这可能已经不光是向老子虚声恫吓，指不定真的会付诸行动。”

在这里检察官描述了修道院内的那次家庭成员见面会、被告与阿辽沙的几次谈话以及饭后被告闯到父亲家里去施暴的丑行。

“我不想坚持这样的观点：在这幕丑剧之前被告已经有杀死父亲的周密预谋，”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但是这个设想已不止一次在他头脑里出现，他曾认真加以考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事实，有证人，还有他本人的自供。诸位陪审员先生，”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又说，“说心里话，直到今天为止我还犹豫不决，是否应该认为被告犯罪完全是自觉的、有预谋的。我坚信他已多次在想象中审视未来的致命一刻，但仅仅作为一种可能加以想象，至于什么时候作案，怎样作案，都还没有定下来。

“但是今天维尔霍夫策娃小姐向法庭出示的那封信，终于使我不再犹豫。诸位，你们已经听到她发出惊呼：‘这是一份谋杀计划！’——这便是她对不幸的被告那封不幸的醉后书简所下的断语。的确，这封信具有计划和预谋的一切特征。信写于作案之前两昼夜，——由此我们现在确知，在实现自己可怕的构想之前两昼夜，被告曾发誓宣布，如果明天不能弄到钱的话，就杀死父亲，从他枕头底下取走装在信封里、外扎粉红色丝带的那笔钱，‘但愿伊万走了就好。’请注意：‘但愿伊万走了就好，’——可见，一切都经过思考，对情况也作了估计——结果怎样呢？后来一切都按信上所写的那样付诸实施！本案事先有预谋并经过周密策划已无疑义，作案的目的是谋财，这一点信上写得明白，落款有被告签名，被告对于那是他自己的签名这一点供认不讳。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在酒醉后写的。但这丝毫不会降低它的价值，恰恰相反：他是在酒醉后写下了清醒时想好的。清醒时没想好的事情，酒醉时写不出来。也许有人会说：他为什么要在酒店里大叫大嚷道出自己的意图？如果什么人蓄意干这种事，则会保持沉默，把预谋藏在心里。说得对，但他大叫大嚷的时候还没有计划和预谋，而只有愿望，只是在酝酿一种意向。后来他关于此事的叫嚷减少了。他在‘京都酒店’喝醉后写下这封信的那个晚上，却一反常态，很少说话，没有打台球，坐在一旁，不跟任何人交谈，只是把本地一名店员从座位上赶走，但这已经是无意识的举动，是爱吵架的习惯使然，因为他每次踏进酒店没有不跟人吵架的。

“诚然，在拿定主意的同时，被告头脑里应该产生顾虑：事先听到他满城叫嚣的人太多了，一旦他把想干的事付诸实施，他可能马上被揭露并遭到指控。但说出去的话已如泼水难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说到底，过去闯的祸没把他怎么样，兴许这回也能顶过去。诸位，反正豁出去了，听天由命吧！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幸运之星上。

“我也得承认，他确实费了好大的劲尽量不走那致命的一步，他作过非常多的努力想避免流血的结果。他在信中用他别具一格的语言写道：‘明天我找遍所有的人去弄钱，要是弄不到——只能蹭一身血。’这又是喝醉后写下的，同样又在清醒状态下按所写的干了！”

于是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着手缕述，米嘉为了避免犯罪如何千方百计去弄钱。他说了米嘉如何向萨姆索诺夫求助，如何出城远行去找里亚加维——向他们兜售产权证书。

“他东奔西走，饱受讥讽，又饿又累，为筹路费把表也卖了（可是脖子上却挂着一千五百卢布——照他自己的说法），心中还忍受着醋劲的煎熬，生怕被他撂在城里的心上人趁他离开时投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后来他总算回到城里。谢天谢地！心上人没有去过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他亲自把心上人送到恩人萨姆索诺夫家去。（真是怪事，他对萨姆索诺夫并不妒忌，这是本案中一个极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征！）接着他赶到后院的观察哨去，在那里了解到，斯乜尔加科夫羊痫风正发作，另一名仆人也病了——道路畅通无阻，暗号又在他掌握之中——诱惑不可谓不大！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力抵抗；他去找暂居本城、备受我们大家尊敬的霍赫拉科娃太太。这位女士一贯同情他的遭际，向他提了一个再明智不过的忠告：停止纵酒胡闹，斩断这极不像话的情丝，别再整天泡在酒店里无谓地浪掷青春，上西伯利亚去开发金矿：‘您有过剩的精力，那里正是用武之地；您渴求刺激的浪漫性格，到那里必定得其所哉！’”

检察官叙述了这次谈话的结果，然后说到，被告突然获悉格露莘卡根本不在萨姆索诺夫家，这个神经濒于崩溃的不幸的醋坛子，一想到格露莘卡欺骗了他而且此刻正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顿时怒不可遏。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最后着重指出，一个偶然因素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如果那个叫菲妮娅的侍女能及时告诉他，他的心上人到莫克罗耶去和往日的情人叙旧去了，——那就不会出事。但那个侍女吓昏了头，只是一个劲儿地赌神发咒，若非被告火烧火燎急于去找背叛了他的情人，不当场杀了菲妮娅才怪。

“但请注意：尽管他当时已气疯了，可临行还是带走了一根铜杵。为什么偏偏是铜杵而不是别的武器？要知道，他在想象中审视那幅景象并为之进行准备已有整整一个月，所以只要有什么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映入他的眼帘，他就会抓在手中当武器。至于这类物件中哪一件可派这个用场——他已设想了整整一个月。因此他在瞬息之间便毫不犹豫地认为它是武器！所以，他抓起这根致命的杵子并非不自觉，并非无意识。现在他来到了父亲家的花园里——道路畅通，更深夜静，没有目击者，只有一片漆黑和一团妒火。背叛他的女人在这里，和他的情敌在一起，在老头儿的怀里，也许此刻正在嘲弄他还蒙在鼓里——愈来愈重的疑心使他感到窒息。再说，这不仅仅是疑心——现在哪里还有怀疑可言，一场骗局已昭然若揭，事情明摆着：她在那里，在那个有灯光的房间里，在屏风后面老头儿身边。这个不幸的醋坛子要我们相信，他蹑手蹑脚走到窗前，规规矩矩朝窗内张望，心平气和地悬崖勒马，明哲保身地打退堂鼓，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唯恐发生什么危险和不道德的事情——被告要我们相信当时的情形便是如此！而我们明明了解被告的性格，明白他处在何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我们从不少事实中已经知道，最主要的是，他掌握着暗号，马上就可以登堂入室！”

说到暗号，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把起诉主题暂时放一放，觉得有必要详细讨论一下斯乜尔加科夫的问题，以便把怀疑斯乜尔加科夫杀人的这一由头谈透，从而一劳永逸地推翻这种假设。他在这上头花了很大的力气，谁都明白，尽管检察官表面上对这种假设不屑一顾，其实还是十分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