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提醒诸位，陪审员先生们，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我听公诉人自己承认，直到最后一天，直到今天开庭之日，他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指控被告杀人完全是有预谋的，一直动摇到读了今天有人向法庭交出的那封‘醉后书简’为止。‘干的和写的一模一样！’

“但我还是要重申：被告是跑去找那个女人的，唯一的目的是弄清楚她在哪里。这是驳不倒的事实。当时她如果在家，被告就哪儿也不会去了，就会待在她身边，就不会去干信上扬言要干的事。他是突然间拔腿就跑到那里去的，当时对于自己醉后所写的信或许完全记不得了。‘他抓起一根杵子就跑，’——诸位应该还记得控方如何在这根杵子上大做文章，向我们开课讲心理学：为什么他必然会把这根杵子看成武器，当作武器带走，等等，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有一个极其寻常的想法：要是那根杵子当时不在显眼的地方，没有摆在被告从那里取走的搁板上，而是收拾起来放回到柜子里去，——它就不会进入被告的视野，被告就会不带武器空手跑去，那么也许就不会杀死任何人。要是这样的话，我怎么能认定那根杵子是预谋杀人的凶器？

“是的，但被告多次在酒店里叫嚷要杀父亲，而在这以前两天他写那封醉后书简的晚上，他比较安生，只跟一名店员吵了一架，据说‘因为卡拉马佐夫不吵架就没法过’。可我对此的回答是：既然他有了谋杀的念头，而且还是按照写下的计划进行，那么即使跟那名店员也肯定不会吵架，或许根本不会踏进酒店，因为存心干这等勾当的人总要寻找僻静冷落的去处，寻找销声匿迹的办法：‘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我忘了，’——这并非精明所致，而是出于本能。

“陪审员先生们，心理学是一把双刃刀，我也会用。要说在这整整一个月内被告不断从酒店里发出叫嚷这件事，不妨想一想，孩子们或从酒店里出来的醉汉们互相吵架时叫嚷‘我要杀了你’根本不足为奇，谁都知道他们并不会杀人。其实，这封致命的信又何尝不是醉后的气话？这跟从酒店里出来的人叫嚷‘我要杀人，我要把你们统统杀光！’有什么两样？

“可是为什么确实不一样？为什么不可能一样看待呢？为什么说那封信是致命的，为什么觉得它不可笑呢？正因为发现了他的父亲被人杀害的尸体，因为有证人看见被告到花园去过，当时正手持武器仓皇逃走，证人自己还被他击倒，所以说干的和写的一模一样，所以说那封信并不可笑，而是致命的。

“感谢上帝，我们总算说到了点子上：‘既然他到花园里去过，人就是他杀的。’这两个分别由两个字构成的词儿——既然去过，一定就是——把什么都包括进去了。控方的全部论据可概括为：‘去过，就是’。会不会虽然去过，却并不就是？

“哦，我承认许多事实凑在一起给人的印象确实相当深刻，不过，也不妨把所有这些事实分开来看，不受其综合影响，比方说：控方为何拒不认可被告说他从窗前逃跑的供词是真话？请回想一下，控方刚才在这里谈到凶手心中骤然涌动恭恭敬敬、诚惶诚恐的感情时，可谓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可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有类似的感情？即便不算恭敬孝顺，难道就不能诚惶诚恐？‘想必这一时刻母亲在为我祈祷，’——被告在预审中曾如此供称，所以当他刚一确定斯维特洛娃不在父亲屋里时，马上就跑开了。‘但他隔着窗子不可能确定，’——控方会提出异议。可是为什么不能？要知道在被告发出暗号后窗户已经打开。当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可能说了一句什么话，可能发出一声叫唤——被告一下子便可断定斯维特洛娃不在里边。为什么非得按我们的想象来推测？为什么非得在我们定下的想象框框内进行推测？现实生活中有无数事物可能为观察最精细的小说家所忽略。

“‘不错，可是格里果利看到门是开着的，可见被告肯定进过正屋，可见人是他杀的。’

“那就来谈谈这扇门吧，陪审员先生们……。事情是这样的：证明这扇门是开着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自己当时所处的状态……。好，就算如此，就算门是开着的，就算被告死不认账，出于自卫的本能撒了谎，这在他那种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就算他进了正屋，到正屋里去过——那又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说‘既然去过，人就是他杀的’？他可能闯进去，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可能把父亲推开，甚至可能打了父亲，但在确信斯维特洛娃不在父亲屋里之后就跑了，为她没来而高兴，也为自己没杀父亲而高兴。一分钟后，他之所以会跳下围墙去看被他一时性起击倒的格里果利，或许正是因为逃脱了杀父的诱惑，因为问心无愧，并为没有杀死父亲而高兴，他才可能产生纯真的感情，才可能萌动恻隐之心。

“公诉人以惊人的浓墨重彩为我们描绘了被告在莫克罗耶镇的可怕心态，那时爱情重又向他张开怀抱，召唤他走向新的生活，可是他已无福消受，因为他在城里留下一具他父亲血淋淋的尸体，而尸体将带来的后果是惩罚。不过，公诉人还是容忍了被告的爱情，并用他的心理学理论如此解释这种爱情：被告处于酒醉状态，好比死囚被押赴刑场途中觉得路还长着呢，等等，等等。但是，我要再次请问公诉人先生：您创作出来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如果被告果真身负他父亲的命案，难道他就如此麻木，如此没心肝，居然在这样的时候还情意绵绵，甚至考虑如何向执法人员耍花招？

“不，不，不！当时被告刚刚弄明白，他的心上人是爱他的，并把他叫到自己身边，向他许诺幸福的新生活，——哦，我敢发誓，如果被告身负他父亲的一条命案，当时他一定加倍、三倍地想要自杀！不，倘若果真如此，他也不会忘了手枪放在什么地方！我了解被告：控方派给他的麻木不仁、丧心病狂的特点与他的性格是不相容的。他本来会自杀，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没有自杀，正是因为母亲为他作了祈祷，他的心在父亲被杀这件事上没有负罪感。那天夜里在莫克罗耶，他只为倒地的老仆格里果利而苦恼，而伤心，暗暗祈求上帝保佑老头儿能苏醒后站起来，但愿他刚才那一下不是致命的一击，他就不至于为此而受到惩罚。

“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一连串事件的这种说法？我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在撒谎？

“对了，他父亲的尸体！马上又会有人向我们指出：‘你说他没杀父亲就跑了出去，那么是谁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呢？’

“我再说一遍，控方的全部逻辑可归结为：如果不是他，又是谁杀了人？没有人替代他。

“陪审员先生们，真的是这样吗？难道确实没有任何人可怀疑吗？我们曾听到控方扳着手指数过，那天夜里在这座宅院或到过这座宅院里的人共有五个。我同意，其中三人完全可以排除，那就是死者本人、老仆格里果利和他的妻子。剩下的便是被告和斯乜尔加科夫，公诉人充满激情地声称，被告之所以嫁祸于斯乜尔加科夫，实在没有别人可诬赖了，要是有第六个人，即使是第六个人的幻影，被告马上会满面羞惭地放弃指控斯乜尔加科夫，而把矛头指向那第六个人。但是，陪审员先生们，难道我就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吗？对象只有两人：被告和斯乜尔加科夫。为什么我不可以说：您指控我的当事人仅仅因为没有别人可指控了？而没有人可指控只是因为您完全先入为主地已经把斯乜尔加科夫排除在怀疑范围以外。

“诚然，指控斯乜尔加科夫的只有被告本人、他的两个弟弟、斯维特洛娃，就这几个人。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人持这种看法：社会上隐隐约约地在酝酿一个疑问、一团疑云；可以听到一些模模糊糊的流言；可以感到存在着某种等着瞧的气氛。最后，某些事实的相互印证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我承认这不是定论：首先，羊痫风正好在惨案发生那天发作，而不知什么缘故公诉人认为自己有义务如此卖力地为这次发作的真实性辩解。然后斯乜尔加科夫又在开庭前夕突然自杀。接着，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提供了同样突然的证词，在这以前他一直认为兄长有罪，可是今天却带来了被盗的钱，并且再次宣称斯乜尔加科夫是凶手！哦，我和法官、检察官一样完全相信伊万·卡拉马佐夫患有谵妄症，他的作证确实可能是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中构想的奋力一搏，为救兄长而把事情推到死人身上。然而，斯乜尔加科夫的名字毕竟被说了出来，与此同时又让人感到几分神秘。陪审员先生们，好像有什么话没有说透，没有说完。也许还会有说透的时候。但这事我们先搁一搁，以后再说。

“刚才法官们决定继续开庭。现在我可以就公诉人所作有关已故的斯乜尔加科夫的性格概述发表一点看法。尽管我叹服公诉人刻画入微的功力，对这段性格概述的实质却不敢苟同。我去找过斯乜尔加科夫，看到了他，跟他交谈过，他给我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印象。他身体虚弱，这是事实，但就其性格、心智而言——哦，不，他完全不像控方得出的结论中所说的那样脆弱。我尤其不认为他胆小怕事，而公诉人向我们描述的却是个典型的胆小鬼。他丝毫没有头脑简单的迹象，相反，我认为他貌似天真，实际上极其多疑，而且他的头脑想得很多，也懂得很多。哦！控方认为他弱智低能倒是太天真了。他给我的印象一点也不含糊：我离开他的时候确信，此人积有很深的怨毒，而且睚眦必报，虚荣心、忌妒心重得要命。我收集了关于他的一些材料：他痛恨自己的出身，视之为奇耻大辱，一想到自己是‘臭黎萨维塔所生’，便咬牙切齿。老仆格里果利夫妇是他小时候的恩人，但他对他们并无敬意。他诅咒俄国，嘲笑俄国。他梦想去法国，目的是想成为法国人。过去他常说，实现这个梦想缺乏资金。我觉得，他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爱，并且出奇地妄自尊大。在他眼里讲究衣着、戴洁白的胸衬、穿锃亮的靴子便是有教养。他认为自己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私生子（这也有事实可以佐证），可能痛恨自己的地位与主人的合法儿子不能相比：他们拥有一切，而他一无所有；他们有种种权利，可以继承遗产，而他只是一名厨子。他告诉我，是他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起把钱装在信封里的。如果他有了这笔钱，也就有了自己的前程，但现在他当然痛恨这笔钱的用途。何况他亲眼见到了这三千卢布簇新的闪色钞票（我特意向他问过此事）。哦，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一个忌妒心和虚荣心重的人一下子看到许多钱，而他却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拿着这么一大笔钱。这一沓闪色的钞票可能在他想象中激起病态的反应，尽管乍看起来并没有造成任何后果。

“才华出众的公诉人异常细致地从正反两方面向我们阐述了指控斯乜尔加科夫杀人的可能性，特别提出他为什么要假装癫痫发作这个问题。其实他根本无须假装。此病说发作就可能发作，十分自然；但是说过去或许也就过去了，同样十分自然，那时病人就会醒过来。

“控方问：斯乜尔加科夫有没有作案时间？要指出作案时间易如反掌。当老仆格里果利抓住爬上围墙正欲逃跑的被告一只脚，大叫‘杀父的逆子’时，斯乜尔加科夫可能恰恰在这一刹那从昏睡中苏醒并且从床上起来（因为他只是睡着了：癫痫发作后总是昏睡沉沉）。这一声叫喊不同寻常，在寂静的黑夜中周围都能听到，可能把斯乜尔加科夫惊醒，因为到彼时他可能睡得不那么熟了，甚至一小时前已开始悠悠苏醒也不奇怪。

“从床上起来后，他几乎在无意识状态中没有任何意图地寻声走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的头脑里残留着发病时的一片混沌，思考的能力还似醒非醒，他来到花园里，走到有灯光的窗前，听老爷告诉他一个可怕的消息，因为老爷见到了他当然很高兴。思考的能力在他头脑里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他从惊恐的老爷那里了解到所有的细节后，他那紊乱的头脑中逐渐构筑起一个主意——一个可怕的、但是很有诱惑力而又完全合乎逻辑的主意：杀死老爷，取走三千卢布，然后把一切都推到大少爷身上。谁都会想到是大少爷干的，不指控大少爷，还能指控谁？因为对大少爷不利的证据太多了，何况他还来过。渴望得到金钱的强烈欲望加上可以逍遥法外的想法，使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喔，像这类一分钟前还没有杀人念头的凶手，一旦遇到机会往往会突然产生不可遏制的冲动！斯乜尔加科夫可能走进老爷屋里去实现他的计划，至于用什么作凶器，——可以从花园里随便捡一块石头。那么为什么？有什么目的呢？三千卢布意味着他的前程。哦！我并没有自相矛盾，钱还是有可能存在的。甚至可能只有斯乜尔加科夫一个人知道老爷把钱藏在哪儿。‘可是撕破的信封怎么会扔在地板上呢？’

“刚才公诉人谈到这个信封时阐述了他的一种极其精辟的见解，认为只有像卡拉马佐夫这样一个并非惯窃的人，才会把信封遗留在地上，要是斯乜尔加科夫，就决不会留下这样的罪证，——诸位陪审员先生，刚才我听到这里，突然有一种何其相似乃尔的感觉。你们也许很难想象，关于卡拉马佐夫会怎样处理信封的问题，两天前我从斯乜尔加科夫那里听到的竟是完全相同的见解，完全相同的推理。这且不说，他还有一点令我吃惊：我觉得他在装蒜，好像急于把这个想法塞给我，好像是我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他在给我提示。那么，是不是他也把这个想法向预审官员作了提示呢？是不是他也把这种推理的方法塞给了明察秋毫的检察官呢？

“有人会说：‘格里果利的老伴不是整夜都听到病人在附近呻吟吗？’不错，她是听到过，但这条理由是非常靠不住的。我认识一位女士，她抱怨院子里的一条狗整夜叫个不停，吵得她没法入睡。可是经了解，那条可怜的狗整整一个夜晚总共只叫过两三次。这很自然：一个人睡着时倘若突然听到呻吟，会因自己被吵醒而不快，但不久又睡着了。过两个小时又被呻吟吵醒，然后又睡着；最后，再过两个小时呻吟再起，一夜之间总共三次。到早晨他起床后，就抱怨有人哼哼了一宿，不断把他吵醒。他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每次两小时入睡的时间他不记得，记得的仅仅是被吵醒的几分钟，于是他以为整整一宿老是被吵醒。

“公诉人振振有词地问：为什么斯乜尔加科夫在绝命书中没有承认？‘难道说良心只给了他上吊的勇气，别的就不够了？’可是，请原谅，说到良心——那已经有忏悔的意思了；但自杀者也可能并没有忏悔的意思，有的只是绝望罢了。绝望和忏悔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绝望可能充满怨毒、誓不两立，自杀者在绝命的一刻可能加倍仇恨他忌妒了一辈子的那些人。

“陪审员先生们，请千万小心，不要造成错案！刚才我向诸位假设和描述的一切有什么不情不实之处？如果我的推理有什么错误，有什么不可能或荒唐的地方，请指出来。但只要我的假设有一丝可能的影子，有一丝可信之处——就请你们不要轻易定谳。而刚才那些意见难道仅仅只有一丝影子吗？我可以凭着一切神圣的事物起誓，我完全相信刚才向你们提供的有关这一命案的解释。最使我不能理解、也最使我无法容忍的还是这一情况：控方胪列了一大堆事实指控被告有罪，其中却没有一件说得上千真万确、无可辩驳，而一个不幸的人纯粹由于这些事实凑在一起却要一生被毁。不错，这些事实凑在一起是够可怕的：从被告手上淌下来的血，沾满血迹的衬衫，黑夜里响起的‘杀父的逆子’这一声惊呼，发出惊呼后被砸破了脑袋倒下去的老仆，以后又是大量的言语、证词、动作、叫喊——哦，这一切的影响力确实不小，确实能误导人们的判断。但是，陪审员先生们，你们的判断难道能加以误导吗？请记住，交给你们的权力大得了不得，生杀予夺均由你们决定。不过，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吓人！

“我坚持自己刚才申述的观点，半步也不后退，但就算我暂且同意控方的主张，即我不幸的当事人双手沾满了自己父亲的血。我再说一遍，这仅仅是一种假设，我相信他是无辜的，一分一秒也不怀疑，但不妨假设我的当事人犯了杀父罪。即便如此，也请你们听我一句话。我心中还有话要对你们说，因为我预感到在你们心中和你们的头脑里将会有激烈的斗争……。请原谅我提到了你们的心和你们的头脑，陪审员先生们。但我要做到彻底真诚，不掺半点儿假。让我们大家以诚相见……”

说到这里，辩护人的发言被相当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的确，临了那几句话他说得诚心可鉴，大家都感觉到他确实有话要说，而且他马上要说的话正是最重要的。但审判长听到掌声后，大声警告如果再发生“类似情形”就要“清庭”。于是一切都沉寂下来，菲久科维奇以后的发言换上了一种动情的语调，和在这以前的语调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