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655年4月3日），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给顺治皇帝呈上六件礼物外加一份中文写的奏本，感谢顺治皇帝以及清朝长期以来对他们的优容和恩养。在奏本中，他们简要介绍了他们一路走来的经历。奏本是这样写的：

大西洋耶稣会神父远臣利类思、安文思谨奏：

微臣感恩无地，敬进西国方物，以表臣忱事。臣等产于西洋，从幼弃家修道。明季东来至蜀，居堂传教有年，不幸遭寇掳待戮。于顺治三年，幸逢大兵西剿，恭遇肃王恩释，依随来京。仰荷皇上隆恩，特送礼部，光禄寺，图赖固山家豢养，朝夕焚烛万寿，今经五载。感激无涯，兹有方物六种，躬献阙廷，伏祈皇上，俯赐勒收。

两位神父明朝末年就到了中国。利类思是西西里人（现属于意大利），1636年（崇祯九年）来华；安文思是葡萄牙人，1640年到成都，和利类思一起在那里传教。后来二人一直一起在中国传教，直到安文思1677年去世。

当1655年二人上这份奏本的时候，他们已在中国待了快二十年，早已不是来华的新人了。奏本中的遣词造句也可以看出，二人对于清初官场政治很了解。奏本感谢了肃王豪格和佟图赖固山（固山是八旗内的官职，是一旗的统帅，后改为都统）两个人，然后还提到了两个机构：礼部和光禄寺。为什么会感谢人的同时，又感谢机构，而不是感谢负责这个机构的人呢？这恰恰显示出了二人的圆滑老练，因为他们要隐藏和一个人的关系。

这个人就是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当二人在1648年跟着豪格的征西大军班师归来抵京时，他们的身份有两个：一是叛贼张献忠朝廷的逆臣；二是战地俘虏，已归为奴籍。所以二人到京之时，是戴罪之身。当时在京做官的同为耶稣会神父的德国人汤若望，既不敢和他们联系也不敢把他们收留在他的教堂中。但当时实际掌控北京的多尔衮，并没有为难二人，反而把二人交给专管接待外交使节的礼部来照顾，并且还给予了他们在北京城中活动的自由。“对于在成都张献忠的大西朝当过官的人来说，这二人最初能在北京没有被追究，并平稳地安顿下来，不得不说多尔衮对二人是有恩的。但是，二人上奏本的时候，多尔衮已经去世五年，早已不是一个可以在朝堂上提及的人。多尔衮的爵位在他死后几个月，就因为朝堂政治斗争被剥夺了。两个神父很清楚当时的政治气氛，知道哪些名字可以提，哪些不能提。

当然，他们提到的两个人，豪格和佟图赖，都是当时政治气氛中对于他们有利的人。那两个神父又到底跟这两位满人权贵有什么联系？这其实就涉及两位神父是如何从张献忠朝廷的罪臣身份一步步和满人权贵搭上线的问题。从二人1648年进京算起，到1677年安文思去世、1682年利类思去世，他们在满人统治下在北京待了超过三十年，历经了两位清朝皇帝。要了解二人怎么慢慢进入满人朝廷的故事，就得从他们与两位满人权贵的关系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