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二位神父相关的大清历史大概得追溯到1643年，也即满人入关的前一年。后世称为清太宗文皇帝的皇太极（1592-1643），在没有留下遗诏指定继承人的情况下，这一年突然驾崩了。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方势力的争位行动。简单来说，当时有两方势力不分伯仲，一派支持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继位，另一派支持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为了避免满人内部的分裂，双方妥协达成了第三个方案：推举皇太极的第九子、当时六岁的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登位。作为附加条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一起为顺治当摄政王。虽然最后皇位问题得以妥协解决，但是争位的多尔衮和豪格叔侄双方成了仇敌。

1648年3月，也就是满人控制北京的第四年，多尔衮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豪格。逮捕前一个月，豪格刚结束四川西征，剿灭了张献忠，得胜回京。豪格在被逮捕当月就死于狱中。无论正史、野史都基本一致认为豪格是被多尔衮害死的。最让时人惊诧的是，多尔衮在豪格死后，还把豪格的夫人纳入府中。就连北京的汤若望神父也把这当成奇谈写进了他发回欧洲的信中。

1651年2月，多尔衮去世。在他死后两个月，顺治皇帝就在济尔哈朗的支持下剥夺了多尔衮家的爵位，瓦解了多尔衮在朝廷中的残余势力。同时，豪格的所有爵位得到了恢复。1651年以后，多尔衮就不是适合在朝堂上攀附的名字了。

有了这个背景，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两位神父在奏本中提到了豪格的名字，而不提多尔衮。不过，两位神父提豪格也不能算是攀附。因为二人确实和豪格有实在的联系。豪格是西征张献忠大军的最高统帅，而两位神父于1644至1647三年间在张献忠成都的朝廷中做官。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张献忠大军进入成都后，为了活命不得不听命于张献忠。他们从西医角度，认为张献忠患有精神疾病，也亲眼见证了张献忠残酷掠杀老百姓。后世各种关于张献忠暴虐的传闻，都能在二人的记录中得到印证。

两位神父是在战场上遭遇豪格大军的，两人都在战场上中箭倒地。他们的欧洲人面孔救了他们，赶上来补刀的满人士兵没有杀他们，反而把他们带到豪格的大帐中。所幸当时随军的满汉语翻译和北京的汤若望神父有私交，救了二人的命。有了随军翻译的这层关系，二人虽然是战俘，并没有被为难，还得到了特别的关照。”

从四川被俘到最后1648年落脚北京，二人在豪格部队中跟着满人士兵一起走了一年半左右。很多满人士兵也知道二人，知道豪格关照他们。有一次，豪格传令大部队，让士兵在各自俘虏中寻找两位神父的一个仆人。最初，抓住这个仆人的满人士兵并不想把他交出来，后来听说是豪格在找这个人，这个士兵亲自把仆人带到豪格帐内，当成礼物送给了豪格。”

满人传统中，士兵行军打仗都是自备武器和粮草，擒获的战俘归士兵私有，成为士兵的奴隶。对于士兵来说，获得战利品和获取奴隶都是同等重要的经济回报。在满人世界中，奴隶和牛、马、衣服这些一样，都是私有财产。奴隶最大的来源就是战场上的俘虏，所以俘获仆人的士兵一开始并不想交人；后来他把仆人交给豪格，和献给豪格一匹布是差不多的。

由于有豪格的照顾，满人士兵不久也把两个神父当成了自己人。大概在二人被俘五个月以后，部队回京路过西安。这时，两个神父已经知道满人军队内部的行事习俗。当时满人军队进入城市，按例都要临时征用寺庙等公共设施来驻扎。两位神父率先找到了当地的天主教堂，住进去后，就对后来的士兵吹嘘这里已经被部队内某某大人物征用了。士兵听他们这样说，就离开另寻他处去了。

当然，两位神父跟着满人部队，适应满人生活的过程还是很痛苦的。从他们第一天在战场遇到满人士兵，他们就知道这些士兵是“外国人”。这些人和他们熟悉的汉人不一样，不会说汉语。尽管二位神父早已精通汉语，无奈从士兵到豪格，都不通汉语，完全没办法交流，他们所有交流都需要翻译。”满人军人吃的也和汉人不一样，两位神父得跟着满人学他们在行军中吃马肉。跟着满人军队以后，两位神父的基本身份也跟以前在明朝以及在张献忠大西朝廷的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他们不算皇帝的臣民，而就是擒获他们的人的奴隶，是他们主子的私有财产。最开始的时候，两位神父各自有自己的主子。这样他们二人的生活，比如吃什么，吃多少，都由二人的主子决定。利类思运气较好，他的主子比较大方，能基本吃饱。但安文思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他的主子连基本食物都不给够，他好几次都差点饿死在路上。

在行军路上的某个时候（1647-1648），二位神父的奴籍被转到了豪格名下。主奴关系是满人八旗世界中最基本的阶层关系之一。在满人的理念中，主子给奴才提供生活所需，而奴才对主子尽忠。 满人统治者也深知奴隶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而他们推崇主奴之间以家为单位，和睦相处。用努尔哈赤的话说，就是要形成一种“奴才爱主子，主子爱奴才”的社会。由于主奴关系中蕴含着家庭关系，因而外人在对待一个奴才的时候得看主人是谁；同样，要是主人升官了，自家奴才也跟着高兴，感觉脸上有光。

满人入关以后，汉族大臣极力反对满人的主奴统治，但满人上层还是力排众议，坚持主奴关系是满人八旗制度的基础。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清初严厉执行《逃人法》，这个法令的核心就是重罚那些胆敢容留逃跑奴隶的人。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汤若望神父知道两位神父是奴隶身份，就不敢在他设在北京的教堂中收留他们了。

对于做过豪格奴才的这一身份，两位神父并没有隐瞒。因为满人社会中的奴才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奴”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奴”属于贱民阶层，地位在贵族、官吏、平民之下。简单来说，在中国社会，“奴”和其他属于贱民阶层的人社会地位低，在社会多方面受歧视，而且法律和社会习俗还对贱民阶层有很多专门的行为约束。。但在满人社会，奴才的身份不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主子的社会地位。用通俗的话来说，在满人世界，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是奴才身份，而是做的是谁家的奴才。如果是皇帝和达官贵人家的奴才，那是一种有利的身份。

两位传教士知道做过豪格奴才，表明了他们算是豪格一脉的人。这个背景对二人在顺治朝廷是有利的，因而他们在给顺治上奏本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个已经过世了七年的前主子。